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

作者：廖恩信

惊闻浙江省内出现地方官员要求在基督教堂内安装摄像头的事件，这事件已引起国内各教会基督徒的关注热议。据说执行这种强装摄像头的要求皆源自某领导的口头命令？领导的口头命令能代表法律法规？政府部门行政执法凭某领导心血来潮的命令就可以执行？。。。。。。。。。

因此我们不仅想问问浙江省内的官员：在各教堂安装摄像头是根据哪条法律法规？在教堂安装摄像头的政府行为是否有法律依据？是否征求了各教会基督徒的意见？岂不知政府部门的行政权力是民众赐予的吗？作为政府机构岂能胡作非为？浙江省内出现在教堂安装摄像头事件，已经引起各届人士的关注热议。作为中国公民，我们享有对中国各地方政府机构的知情权，监督权，举报权，问责权！

由于本事件的执行缺乏透明度，让许多公民充满疑惑，因此我们想透过网络问问浙江省有关部门五个问题，希望浙江省有关部门尊重民权，尊重民意，本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办时事，办好事，办实事的精神及时透过政府新闻发言机构或政府机构网站或新闻媒体回答中国各地公民网民心中的五大疑问：

1，向各教堂安装摄像头有法律法规的依据么？

根据目前国内的所有法律法规，我们尚没有找到可以在教堂安装摄像头的依据。那么请浙江有关部门尽快出示公布有关文件的法律法规是根据哪一条呢？在没有法律依据的行政执法是属于非法行为么？有关领导愿意亲自出面承担这种若是非法行政的严重后果么？作为中国公民我们有权向有关领导执行问责并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吗？

2，这件事是属于严重干涉隐私吗？
信仰是属于公民的隐私，也是一种隐私生活方式，我们可以公开自己的信仰也有保留自己隐私信仰的权利。在教堂礼拜祈祷是所有基督徒的共同隐私权，我们不希望也绝不允许外界任何机构监视我们在上帝面前的屈膝祈祷！因为礼拜时间是十分神圣的时刻，这种监视严重违背宪法！这种监视是严重干涉公民信仰自由！【圣经】以爱情来形容我们与上帝的关系，这种监视是对上帝的羞辱也是对我们基督徒的羞辱！这就如监视童女洗澡或监视夫妻同居一样可耻！而浙江有关部门的领导知道这是干涉基督徒的隐私权利吗？？？

起初中国的立法先辈出于对信仰的尊重，出于对信徒敬拜上帝的尊重，他们起初拟定中国各法律法规时就没有赐予任何单位机构把摄像头装入教堂，庙宇，清真寺的权力。出于对信仰隐私的保护也没有把教堂，庙宇，清真寺列为公共场所。。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公共场所管理条例》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创造良好的公共场所卫生条件，预防疾病，保障人体健康，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下列公共场所： （一）宾馆、饭馆、旅店、招待所、车马店、咖啡馆、酒吧、茶座； （二）公共浴室、理发店、美容店； （三）影剧院、录像厅（室）、游艺厅（室）、舞厅、音乐厅； （四）体育场（馆）、游泳场（馆）、公园； （五）展览馆、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 （六）商场（店）、书店； （七）候诊室、候车（机、船）室，公共交通工具。

若是没经过教会牧师同工信徒同意而强行在教堂安装摄影头是否存在违宪违法？

新中国建立后，政府单位机构把摄像头装入教堂在浙江省内这是首次出现！在国内也是首次出现！我们很想看看这红头文件到底是中央发布的还是浙江发布的？若是有新的法律法规文件是否要经过人大代表审议通过？
为什么浙江省前任领导没有叫省内各教堂安装摄像头，而现任领导却标新立异的动机目的是什么？

3，基督徒需要的信仰安全难道也是奢望么？

原创 2017-03-29 鉴真 基督徒学生联会

艾未未的雕塑作品《监控器》

某小区物业近日的“出奇”做法引起网友的广泛关注！众所周知，小区物业的职责是维护居住小区的管理，保护居民的安全，让大家能安居乐业。然而，近日小区物业以安全为由，要求在居民家里安装监控设备，这些监控设备不仅安装在住户门口，还要安装在室内，以防有小偷强盗进入行凶。

如果你是小区的住户，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面对物业的“出奇”做法会是怎样的感受呢？这种时刻在监控下的生活，又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相信有基本尊严的业主都会反对这种做法并加以抵制。而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这些抵制的业主竟然被冠以“扰乱小区治安”的罪名被限制维护其合法权益的机会。

很遗憾，这样的事情正发生在浙江地区，而被要求安装监控的正是基督徒敬拜上帝的教堂。
浙江省政府近期以“反恐”为名，要求省内多个教堂在限期内安装监控装置。自今年3月起，先后在杭州、宁波以及温州等地的教堂，安装监控。3月20日，浙江宁波奉化区基督教两会下达文件，通知奉化区各基督教堂安装监控，望各堂配合工作。3月22日，温州平阳钱仓耶稣堂、温州瓯海沙门教堂遭地方部门翻窗撬门强行安装监控；3月23日，温州永嘉花岙教堂、前牌教堂、白水教堂、平阳南丰教堂、高沙圣爱堂、熬江垂杨堂、龙湾三甲堂、中厂教堂；瓯海茶山教堂；鹿城区西门教堂均遭强装监控。为抵制信徒的反抗，安装期间有政府人员拉起警戒线，阻止信徒进入阻挠。
根据一份官方文件，安装监控装置是根据上级会议精神，“为安全起见”。

乐清基督教长林教会教堂被强行安装摄像头

对华援助协会特约评论员 郭宝胜

中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今年“两会”期间宣告“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宗教教义”的话音刚落，作为中国基督教标志性城市的温州众多教堂，就开始了强行安装监控器的行动。这次强行安装不仅覆盖多个教堂，而且在教堂里的讲台、奉献箱、内部会议室、大门口等处都安装了监控器，如此行径，与2014年以来强拆2000多个十字架的暴行一样，都是人类宗教史上绝无仅有、空前绝后，让人匪夷所思的。

根据对华援助协会和众多网络媒体报道，3月初开始，宁波、温州等地教堂陆续被强行安装了监控装置。3月20日，浙江宁波奉化区基督教两会奉化区下达文件，通知奉化区各基督教堂安装监控，望各堂配合工作。3月22日，温州平阳钱仓耶稣堂、温州瓯海沙门教堂遭地方部门翻窗撬门强行安装监控；3月23日，温州永嘉花岙教堂、前牌教堂、白水教堂、平阳南丰教堂、高沙圣爱堂、熬江垂杨堂、龙湾三甲堂、中厂教堂；瓯海茶山教堂；鹿城区西门教堂均遭强装监控。根据温州当地信徒消息，当局准备在今年要在所有教堂安装监控装置，而且浙江杭州地区教堂在2016年已经全部遭强装监控器。

当局粗暴安装监控器的做法导致信徒强烈抗议，3月23日，温州平阳县麻步镇江景村圣爱堂（高沙教会）执事会发布《关于反对有关单位在教堂安装监控的声明》，声明中指出，当局强行在教堂里及讲台、奉献箱、大门口等处安装监控器的做法完全是侵犯隐私权、干涉宗教内部事务的违法行径。此违反行径不仅毫无法律依据，而且显然在故意破坏宗教自由。

众多温州教会表示，当局在教堂内部多处安装监控的做法违背了当局自己制定的《关于加强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工作的若干意见》发改高技[2015]996号），这个行政法规中规定只能在公共场所安装类似监控，但教会内部的奉献箱、内部会议室、敬拜礼仪场所实际上不是公共场所。所以就是按照当局自己的法律法规，在教堂内部安装监控装置也是非法的。

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当局要在每一个浙江教堂安装监控装置呢？当局的理由据传是“加强反恐力度”，而在宁波基督教两会发送给下属教会的通知里理由仅仅5个字：“为安全起见”。其实这个举动跟拆十字架运动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打压基督教的发展、彻底操控基督教会尤其是官方教会，让官方教会彻底成为当局砧板上的鱼肉——“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根据消息分析，安装监控装置的主要是三个单位，公安局、宗教局或统战部、官方基督教两会，显然，这些监控装置会直接连接到公安、宗教及两会，官方教会的一举一动，都要被当地的公安部门、宗教管理部门和官方教会总部所掌控。可见，至少浙江的每一个官方教堂，都要受到至少三个部门的严密监控。一切都说明当局对自己体制内的教会也是何等的不放心、不信任、不宽容，完全当做盗贼来防范。所以监控教堂的举动对信徒而言的确是极大的羞辱，对每个教堂而言是极大的不尊重。

我们发现，当局在教堂多处安置监控器，特别在教堂的讲台、奉献箱、内部会议室、大门口等处。在讲台安装，是为了监控讲道信息，看讲道中是否有不符合当局政治正确的信息，是否用所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统领教义，甚至是否利用讲道进行煽动颠覆政府，当局对讲道内容看来是异乎寻常的重视，这也是它基督教中国化、神学教义中国化的政策要求；在奉献箱前设立监控，目的是掌握教会财务状况，在拆十字架期间，温州众多教堂的奉献款及财务报告都被强制要求上缴给当地政府，实现当地政府对教会管理及财务的绝对控制；在内部会议室设置监控设备，目的在于掌握教会牧师、管理层的教会事务动态，对教会的现状和发展有个全面了解，在教会大门口等处安装监控，目的在于掌握每周来教会信徒人数及个人信息。

由此我们看到，当局在各教堂安装监控装置，是它推行基督教中国化、基督教国家化、社会主义化的重要步骤，当局对基督教尤其是官方教会的彻底全面控制，要落实到底。在监控教堂的同时，温州市民宗局推出了所谓的“三个强化”宗教政策——强化文化融合、强化社会融入、强化思想认同，这个政策就是要彻底改造基督教为党所用，不容丝毫的不同质事物在基督教当中，归附于中共体制的三自会各教堂更要被彻底改造和操控。总之，对于这些被安装监控装置的当局两会下属的教堂和教会，有一条路还是可以走，那就是彻底地脱离三自会体系，不在三自教堂聚会敬拜，而是走入家庭、走入非教堂的其他建筑中，成为中国家庭教会的一员，自由无畏地敬拜上帝、实践信仰。

陈进学律师收到长沙市公安局于2017年3月21日作出的《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答复》（长公政开[2017]62号），该答复称：“您申请公开的‘关于长沙市公安局安排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江天勇的法律依据’信息，实际上属于主动公开范畴的信息，且制定机关已经公开，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

《警察法》的八章五十三条， 最有可能是长沙公安所指的依据是：

第六章执法监督之第四十四条　人民警察执行职务，必须自觉地接受社会和公民的监督。人民警察机关作出的与公众利益直接有关的规定，应当向公众公布。

对华援助新闻网讯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

张宪

宗教的世俗化（secularization）是一个历史范畴。韦伯（Max Weber）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所作的考察表明，“世俗性”（secularity）是了解近代欧洲基督宗教生活的基本概念。②虽然如此，但事实上，宗教的世俗化并非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开始于耶稣基督的宗教革命。因此，所谓近代以来基督宗教的世俗化，实际上并非祛基督宗教化（de-christianization），而是使基督宗教本身更加丰富充实——从相信个人精神灵性的重生到追求人类的现实解放。［1］(P15)正是这种基督宗教的世俗化进程，使得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解放神学——基督宗教与马克思主义在特定历史境况中的一种联姻。③无疑，双方都共同认为：人类的解放首先是要摆脱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奴役，其次是在历史中了解真正自由的涵义，由此确立人的主体性。但也有不同点：马克思主义者相信人类从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的过渡中，无产阶级专政是历史的必然；而解放神学则强调人类的获救完全是出自上帝的礼物，人不过是响应上帝救赎的呼召，因而，人类在灵性上对自己罪性的认识，用爱来创造新的存在，这才是人类解放历史的最终结局。［2］(PP?36-137)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基督宗教，这样一种基于历史性的看法都受到美籍日裔政治学理论家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挑战。［3］(P205)本文将探讨从耶稣基督开始就处于世俗化中的基督宗教，分析它自20世纪与马克思主义历史性会遇以来的进展情况，尝试从基督宗教解放神学的角度回应福山“历史终结”的观点，并对中国基督宗教以接纳解放神学为契机的“处境化”和“本土化”作些初步的评议。

 一、基督宗教的革命性

众所周知，基督宗教源自于希伯莱民族信仰的犹太教。在世界历史中，希伯莱民族可算是一个独特的民族，因为它在自己的整个历史发展中始终保留着宗教的意味。因此，犹太人的历史就成了历史上一个未解决的问题，同时也变成历史内在意义上的线索。基督宗教在犹太教基础上形成，耶稣在开始传道时就经过约翰的洗礼，表明他保留了以色列人的宗教生活。耶稣很清楚，自己和那些忠于希伯莱民族宗教发展并希望完成各种应许的人是站在一起的。他出去传道正如约翰所说：“上帝的国快实现了，你们应当悔改！”（马可福音第一章14）这是要劝人在完成社会发展的过程时应当有一种精神上的革命。

耶稣的教训从一开始时就集中在天国观念方面，其着重点首先在于揭明上帝国的真正意义，其次还在于表明上帝国在尘世建立的条件。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可以实现人类宗教冲动的意义，并且构成一种实践纲领，以促进人类社会历史自觉的发展。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犹太教经由耶稣裂变出另一基督宗教，这表明了宗教获得了自身生命的自觉，就是能知道它的本质和它的使命。

我们要了解耶稣在自身和这世界所完成的宗教革命，就必须认识现实的宗教与幻想的宗教之间的区别。显然，耶稣的教训具有一种现实主义色彩，因为他没有把信仰问题简单化约为一个纯属心灵的理想问题。同时，耶稣使他的民族宗教变为普遍化，却没有失去它的具体性。天国仍然是他前辈所说的地上的国度，包括人类日常普遍的生活要素。宗教的普遍化是根据它对人类社会的真正的把握，我们通过圣经了解耶稣所说的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从中可以看出他对于天国观念的革命作了最明白的表示。这个故事本来答复“谁是我的邻舍？”这一问题。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是要确定我们可以实行“爱邻如己”这条诫命的某种界限，但耶稣的答复──它绝对否认那些依据任何特殊关系而联结人类的自然结合，断定人类的社会结合仅基于共同的人性——却说明社会的性质超出任何界限。（参见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十章第26-37节。）这就是基督宗教之所以普遍化的根本依据。耶稣以为，人类社会的组成，既不根据自然结合的血统关系，亦不根据政治上或宗教上的组织关系，却根据任何两个人中间凭着他们共同人性而得以共享的生活。因此，我们就可以使一切人结合而成社会，不论他们的种族、国籍、性别或宗教如何。天国也就变成了人与人之间根据团结精神而组成的大同社会，在这社会里的成员都可以分享人类生活上的各种需要。

这种大同社会的观念实在是人类思想上一次极大的革命，因为大同世界的创造就是人类宗教冲动的真正含义。它是人类一切真切努力的目标，同时也是上帝对人生的旨意。因此，在耶稣思想中，上帝与人是有密切关系的——上帝成了共同的天父，人生就是神意的启示。这样一来，宗教的使命就完全可以看明白了。当然，天国虽然是人生的理想实体，但还是要人去创造实现的。所以，主要的问题是在于实现那些创立人世天国的条件。

耶稣在最初选择门徒时就清楚意识到这一点。他毫不犹豫地从他自身所属的平民阶级中挑选门徒，以帮助他做实现天国来临的工作。这点特别得到解放神学家们的重视和赞扬。耶稣清楚，通向天国之路是现存制度的毁灭，所以，他坚决放弃有产阶级和统治阶级。这种平常人的发见就是耶稣对世界社会史的一大贡献，它也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基础。确实，耶稣对于统治阶级的态度充满冷漠仇视，这是他生活中不容易为人所发觉的一个特点。我们在四福音书中不时看到，他和统治阶级成员直接谈话时，几乎总是抱着批评与反抗的态度。事实上，耶稣一生历史的大部分经历，着眼点都在于改造犹太社会：一方面通过正面的道德宣讲要求犹太人悔改；另一方面是直接与统治阶级进行斗争的对抗。

从社会历史学家的眼光来看，耶稣生平的独特性在于他对人生有远大的眼光，对完成使命的条件也有深刻的见解。耶稣的教训是和他的生活紧密相联的、而且是从生活中体验出来的言论。耶稣的言与行是完全一致的，二者的有机结合就使耶稣的生活成为卓越的宗教生活。基督宗教从而也就实现了宗教的世俗化，成为真正参与改造社会的精神力量。

二、基督宗教在世俗化历史中与马克思主义的会遇──解放神学

这种精神力量向基督徒表明，上帝的爱通过历史、通过旧约的契约和新约的“道成肉身”成为基督徒团结一致的力量源泉。当他们面对社会罪恶时，上帝的意旨在爱的表征下来证明上帝的革新态度，同时也呼召跟随他的人加入这个革新社会的行列。这是基督徒世俗性生活中一个重要的信仰基础，由此才能确定基督宗教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阿根廷解放神学家伯尼诺（Jose Miguez-Bonino）1976年发表《基督徒与马克思主义者》，处理两者在世俗化社会中的互动关系。伯氏是一激进的解放神学家，完全赞同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没有可供自身进行调整的资源，要由人民起来用急进解放方式取而代之的看法。于是，基督徒可以和马克思主义者一起工作，共同改变现存的社会制度。

在伯氏看来，基督徒与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知识并非一种理论上对抽象真理的沉思，而是一种对现实反应的具体行动，两者都是“行动者”。同时，基督徒和马克思主义者分享一种人类团结一致的伦理价值，尽管本质上有所不同，想达成正义社会的目标却是一致的。因此，基督徒可以同意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性论倾向，即由社会分析、具体政治—社会纲领和人的实践解放斗争来达到历史和解的需要。［4］(P7)

这里，我们感兴趣的是要确定基督宗教的世俗化意义，使它和马克思主义可以互相比较。我准备从实践、阶级关系、人的本质这么三个方面来作一个初步的分析。

首先是关于实践的问题。实践是将理论（theory）和现实（reality）联系起来的一种建构。事实上，马克思本人并没有很彻底地对这个概念加以定义，尽管这样，实践观点仍然是马克思思想体系的重要基础。实践（praxis）在希腊语言中指实际现实活动，与表示理论或思想活动的字眼“poesis”相对。同时，实践（Praxis）与应用（practice）也有不同涵义，一般学者认为实践强调“有意识的活动”，而应用则多指“一般的活动”。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里所说的“实践”，主要是一种精神生活或活动，也就是自我意识中的活动。马克思承继这个思想但给予新的发挥，指出“实践”主要是人在社会生活或物质生活中有意识的活动，它包括了劳动、创造、理解、美和革命等等有意义的生活。实践对马克思来说，是改变历史过程的手段和评价历史的标准。另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也把实践问题应用到人的异化状况的理论分析中。他在《手稿》中一直强调人是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的统一体，而且只有通过有意识的活动才能实践生命。然而，异化理论却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无法成为真实的人；因此，人必须起来推翻造成异化的私有财产制，才能消除异化而实现真正自由。

对于解放神学家来说，神学是基督徒在圣经光照下对神人关系的理论反思和批判响应，而基督徒的实践显然与他们所生存的经济、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有关。［5］(P86)因此，解放神学是从牧养关顾行动开始，尝试去重建一个正义的社会——“只有在福音宣告下的一种对解放的使命感，具体有效地与被压迫阶级团结一致来促成；只有参与到人民的挣扎，才能了解福音的内涵，让它在历史中造成影响。”［5］(P269)

拉美解放神学家认为人类历史是开放的，直到终末来临。在此过程中，人类正义的活动是向着上帝国的进展来展开。这样，历史中的解放与上帝的拯救有了关连。虽然，上帝国不能与任何政治纲领等量齐观，却也并非与人类尝试建立的正义社会完全无关。因为，终末的应许必定在历史中才能完全实现。［5］(P168)这里，解放神学家十分强调的是，人类的本质是参与上帝救赎的呼召，以行动来改变社会，建立人性环境，即上帝拣选所有人来共同完成其世界的创造，这也就是创造论和拯救论的相互关联。

其次是关于阶级关系的分析。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商品社会条件下，由于生产工具、生产数据和劳动力的使用都属于资本家，所以资本家决定了生产和分配的方式。这种资本主义占有制造成了劳动的异化，主要表现为：

1.劳动产品的异化。工人与其所生产的劳动“疏离”，产品本来是为了工人需要，现在却变成掌管工人的生活，这点可以从现代消费主义来证明。

2.劳动本身的异化。因为资本家控制了工人的生产活动和工具，以致劳动不是一种自我创造的本质，而是单调的苦工。

3.劳动者人性的异化。这种异化使劳动的人性功能成为只为个人存在，使一个人与其外在社会生活、人类生活脱离，从而造成类的异化。

4.类的异化，也就是人人相互“疏离”。而经济性竞争的特性，更使人人疏离的结果在私有财产制下造成阶级。［6］(PP?54-57)

其实，马克思即使在《资本论》第三卷的最后一章（第五十二章）讨论过阶级，却从来没有给阶级下过定义。但无论如何，根据马克思的理解，阶级的形成与生产手段的关系有关，即以出卖劳力来赚取工资维生的是劳动阶级，而具有生产手段，且不须直接参加劳动即可获得利润的是资产阶级。［7］(PP?1000-1001)当社会财富被少数资本家控制时，阶级之间的冲突必然出现，阶级斗争因而无法避免。马克思自谦说阶级斗争并非他的发明，以往资产阶级思想家都有论述；他说自己的贡献在于进一步指出，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是人类从阶级社会走向无阶级社会的过渡性历史阶段。受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只是考察了“巴黎公社”的经验。

解放神学家也接受马克思关于异化的看法，但把它称为“罪”。基督宗教肯定罪恶是反人本的价值，同样背叛上帝对人类救恩的计划；人被人压迫剥削，而人被异化的根源就在于罪的问题。它已经深植于一个不公义的剥削的社会体制里。［5］(P175)于是，赎罪的问题就成了一个在现实社会中获得解放的问题。当然，解放神学并非把解放的涵义限制在政治行动范畴，宣称唯有参与人性和罪性历史过程的解放，异化的根源才能彻底消除。这里需要思考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解放不只是社会关系政治层面的解放，也是通过历史有责任地回应其人性的解放；第二，从罪的解放到与上帝的复和，后者从上帝来的解放，可以作为政治解放和历史上人性解放的必要基础。［5］(P177)无论如何，对于解放神学来说，人类的终末是上帝的礼物和恩赐，而非仅凭人力所能达到。正如德国新教神学家莫特曼所说，“终末论首先影响到个人的信仰。然后得出在世界中的新生命。最后，从这个新生命中产生了身体得赎的盼望和全世界改变成上帝国的期盼”。［8］(P7)基督新教的意义正在于此，它是对人类权力的误用、人的根本焦虑、害怕和毁坏的一种严正的抗议。

最后是关于人的本质问题。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以《经济学哲学手稿》来说，可分为两种不同但相关的模式：一种是经济学模式，“劳动性”被视为人的本质的基本要素；另一种是历史学模式，“社会性”被看成人的本质的另一基本要素。马克思认为作为一个真实的人，就是能从异化状态解放出来，而且能在他自己个人和社会的生活中，有自动自发的创新活动，并且与别人建立一种非剥削的平等互助关系。具体来说，首先，在我的生产过程中，我使我个人和我的特殊性具体化，也就是我享受生产过程中所获得的个人性生活。其次，在他人使用我的产品的满足中，我有了自己良知上的满足，即知道我的产品能满足人类的需要。再次，我将成为他人和其它物品的媒介者，而他人也将经验我如同一个能使他的本质复原的媒介和他生命必须的一部分，我将在他人的思想和爱的意志方面成为肯定的因素。最后，在我个人生活中，我将直接创新我与他人连结的生活，而我个人的活动也使我立即肯定和认识，我是一个真实的人并且具有社会的本质。这正是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区别，前者执着个体生存境况的当下体验，后者则追求社会性的解放。

自我创新是了解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看法的一个要点，尽管马克思早期作品和晚期作品对此在论述上有所不同。一般而言，马克思认为人创新的劳动是形成历史的因素，而历史本来具有一种连续性，即人创新的劳动也受着先前历史结构的制约。因此，人除了自我创新之外，还要有自我决定：一是对先前历史形成是否加以维持进行自我决定，一是进入自我创新历史新阶段的自我决定。［9］(P116)基于劳动性和社会性来理解马克思提出的自我决定，首先就得注意到，历史由人们在劳动中或生产过程中形成，所以，真正的自我决定需要一个没有被异化的劳动过程来加以保证。另外，如果人民必须去推翻现存体制来建立一个没有被异化的劳动环境，那么他们需要某种知识，这个知识可以在革命的形成中来证实。［9］(P118)

解放神学家相信，人的本质虽然来自上帝的形象，却更因为社会性而非个人性的罪，使人性产生扭曲。由此，基督宗教的“新人”和“上帝国新社会”，成了当今时代救赎和盼望的象征。新人和正义社会是终极上帝国的先决条件，除了基督的解放恩典，没有人能提供这个条件。当然，所有如马克思所说的对异化和剥削的斗争，也是向着一个解放的正义社会前进。［5］(PP?176-177)不过，这里基督宗教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的宗教性。

从关于人的基督宗教观点和人的构成的关联性，可以说各种内在于历史的救世论形式都为解放神学家所摒弃。由于人与上帝的构成的关联，人不可能完全成为自己的主人。因而，上帝国的新社会是一种来自上帝的礼物，非人类社会所能达成。“新人”的再生，无疑也是信仰的问题，不仅仅是消除劳动异化就能进达“新人”。人不可能完全独自地从自己的历史中解放出来，彻底地重新开始。甚至革命者也会被自己造成的历史所缠绕，他们也需要宽恕、救赎和获得新生的恩典。不错，革命——充其量如此——可以给后代提供一个希望。

但是，对于过去和现在的受苦人，被压迫者和失败者又将如何呢？他们仅仅是别人幸福的手段吗？如果希望和正义对所有人、甚至死者都是可能的，那么，只有当上帝是生与死的主宰，并且是起死回生的上帝时这一切才有可能。毫无疑问，存在着一些在来世寻求安慰的错误做法，但是，当任何形式的来世的安慰都被作为空洞的应许而遭摒弃时，这个世界也就被剥夺了一切安慰。［10］(P57)

三、历史终结了？

当人们还需要用各种形式来为自己的不幸遭遇给予安慰，当人类历史还在苦难中延续，匆匆宣布历史已经终结，这不是蜗居“象牙塔”学府的学者的天真，便是现存罪恶社会制度的卫道士的愚昧。福山在1989年发表了一篇题为“历史的终结？”的论文，主要证明两点：首先，在过去几年里，取代诸如专制寡头、法西斯主义以及最近的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国出现了这样一种政府体系，它引人注目地一致关心自由民主的合法性；其次，自由民主可能构成“人类意识形态进化的终结点”和“人类政府的最后形式”以及由此构成“历史终结”。在他看来，“历史终结”的到来，意味着经济的和政治的自由主义在世界历史舞台上取得公然的胜利，意味着崇尚商业消费的西方文化的胜利，意味着选择西方自由主义是最后惟一可行的道路。

数年后，福山在此基础上发表了一本专著《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集中批评基督宗教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他说，“基督宗教与共产主义都是奴隶意识形态（后者为黑格尔所未及预料），两者仅获部分之真理。但是，两者的非理性东西和自我矛盾皆随时间流逝得以看清：尤其是共产主义社会，尽管承诺自由平等之原则，却十足是奴隶主原则之现代变种。其中，最大多数人的尊严得不到承认。80年代末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崩溃，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生活在这样社会中的那些人的理性更高程度的成果。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理性的普遍认识只有在一个自由社会秩序中才可能”。［3］(P205)在福山看来，历史曾不可避免地朝着“victory of VCR”(视听媒介社会的胜利)方向发展。就是说，朝向由自由民主所表征的普遍同质状态──它既体现在容易切入VCR的政治领域，也体现在经济领域的高保真──发展。柏林墙的倒塌，表明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是人类社会的范形，是最好地“满足人类最基本欲望”的政体。［11］(P241)

许多基督徒也从内心深处对这种发展表示满足，相信资本主义非常适合基督宗教。所以，他们以极大的喜悦宣布“我们现在全是资本主义者”。同时，他们还幸福地加入庆祝“资本主义革命”的大合唱。【参见Michael Novak《天主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The Catholic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3），页101；Peter Berger《资本主义革命》（The Capitalist Revolu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6）。】但是，更多的人，特别是那些生活在亚、非、拉的贫穷基督徒，则悲叹这种发展，认为资本主义既远离基督宗教，也不标志历史发展达到顶点，实际上是与信仰相对立，并且防碍历史走到自己真正的终结。

从人类社会目前的状况来看，欧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并没有拉近历史的终结，而且，人的渴望也没有在资本主义市场中找到自己的满足。毋宁说，历史发现自己远没有在资本主义政党游戏和市场竞争中得以终结。相反，在那个呼叫“宽恕他们吧！”而被钉十字架的耶稣身上，或许可以窥见谈论历史终结的意义。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认为，只有神人结合的耶稣基督，才把人的感觉意识和上帝意识统一了起来，把人性和无罪性统一了起来，所以“基督的发展必须被视为完全免除我们不得不认为是冲突的东西”。参见他的《基督教信仰》（Christian Faith, 2d ed., ed. H.R.Mackintosh and J.S.Steward,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28）节93，页382。进一步可以这样明确地说，资本主义与基督宗教之间的当代斗争将支配历史的终结，赎回失落的人性。现在的问题是，资本主义穷尽了人类解放的所有可能性吗？我们所有人必须屈从于VCR和华尔街的势力吗？或者说，基督宗教有助于抵抗资本主义吗？基督宗教能够使人的渴望从资本主义中解放出来吗？换一个问法，历史终结之后将出现什么？

按照基督宗教的传统说法，尽管在那些于耶路撒冷城门外被迫害死的基督徒身上已经看到历史的终结，历史并没有因耶稣受难而结束。作为一个在历史空间中发生的事件，那个在十字架上受难的人再次复活。因此，“历史终结之后将出现什么？”基督宗教的回答将回到具有象征意义的今天城门外发生的事情，回到当代的历史空间。我们尤其要分析拉美解放神学家，以及他们对“穷人的教会”的说明。无疑，“穷人的教会”在最近几十年的出现，可以检验资本主义社会的优劣。这些解放神学家执着地在拉美穷人中间工作，提出“优先拣选穷人”的主张。结果，他们用震撼心灵的语言，合乎逻辑地提出基督徒反抗资本主义的问题。所以，拉美解放神学家为贫穷基督徒团体的工作是非常值得注意和钦佩的。

但最近以来，拉美解放神学家已经意识到自己革命的努力正陷入混乱。桑地诺民族阵线选举的失败、古巴革命强化的影响、东欧社会主义的崩溃、以及全球性革命潮流的消退，拉美解放神学家普遍感到危机，因为那些力量本来希望预示一个“穷人加入”革命浪潮的新时代。可以说，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形下，福山的历史终结带着对革命期盼的抑制，唤出这样的幽灵，资本主义的胜利不仅标志历史发展达到顶点，而且同样表明基督宗教作为抵抗那种秩序的有效源泉也达到了顶点。用肯特（John Kent）的话来说，现时代很可能被回忆为“一条生长线的终端，一个马克思主义和基督宗教都不能阻止，甚至当它们在'解放神学'中结合时也无法阻止的终结。”［12］(P8)资本主义有可能在两千年前社会权力和最高统治者做不到的地方取得成功吗？西西弗斯使劲推升的石头又带着永无尽头的折磨劫难滚落回原处吗？在这种情形下，肯特提出建议说，一种求生的神学（theology of survival）也许比解放神学更能切中要点。因此，与其寻找不知所终的解放，倒不如用生存的勇气来拒绝终止痛苦。当然，拒绝终止痛苦充满困难；也没有直接唤起生存的想象。我个人认为，基督宗教抵抗资本主义秩序之所以可能，因为有那些称为“被钉十字架的人”，因为他们接受了上帝赠予的宽恕。

我们可以断定，资本主义与基督宗教之间的冲突，不是别的，正是渴望反对技术的碰撞。一直以来，基督宗教设想人都是有愿望追求的。奥古斯丁有名言，“我的心如不在你的怀里则得不到安宁”，很可以表达这种情感。人怀有渴望，对上帝的渴望。但是，基督宗教的传统也声称，渴望被腐化了。人的罪扭曲了自己的愿望追求，用非自然的手段拽住并歪曲了愿望，训练并且奴役愿望。只要不带偏见，我们可以看到，资本主义就是这样一种对愿望的训练。它是罪的一种形式（例如，Michael Novak写道，“资本主义并非一套没有道德倾向的中性的经济技术和效率。它在实践上一定带有道德和文化的态度、需要和要求。”同样，在谈到资本主义道德状况时，他说，“资本主义本身甚至没有接近上帝之国……。各种用来理顺民主机构和资本主义机构的预定、风俗、道德习惯和生活方式，并没有充分表达出基督宗教的或者犹太教的信仰。而且，它们的确部分地与基督宗教的和犹太教的信仰的完全超越的要求发生冲突。”参见他的《天主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页227－228。），一种抓住并扭曲人的欲求，以适应市场生产金规则的生活方式。（资本主义的特点基于向外扩张的市场生产过程的技术欲求，换言之，造成资本主义与众不同的是这样一种方式，其中所有欲求都服从市场生产的需要。所以，我们可以说，资本主义主体观点的多元性分有一种“家族相似”（维特根斯坦为人熟知的概念）：它们全都服从市场生产的公理。因此，我们探讨的焦点既不是那种主体的资本主义生产，亦不是那种需要来抵抗资本主义的主体。毋宁说，这里所关心的是那种也许能够把欲求从资本主义训练中释放出来的技术。换言之，分析焦点首要地是抵抗，因为只有抵抗才无疑将滋养丰富多样的主体性。）假如对于主要人性来说这种训练具有令人可怕的后果，那么，很可以把资本主义视为一种疯狂的形式。另一方面，基督宗教是关于人罪性治疗的宗教，或者说，使欲求得以从罪中解放出来的宗教。正是这样一种心理治疗，一种生活方式，使欲求从其负担中得以释放。它医治资本主义带来的疯狂，人的理性欲求由此才有可能像它曾经创造过善那样再次流溢出来。

当了解了基督宗教在现时代世俗化生活中的全部性质时，我们也可以立即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在积极方面与基督宗教其实并非水火不兼容。如果马克思主义正是伪基督宗教的对立者，那么它就是真基督宗教内必须重新建立的否定的因素。我们只有否认了基督宗教保守传统之肯定因素并确认它里面的否定因素，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基督宗教的立场通合起来。共产主义应为基督宗教留有空间，而它的否认基督宗教不过使它脱离自己发展的条件。基督宗教也包含共产主义，而它的否认共产主义不过使自己脱离了真实性。所以，我们的问题是要使两者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综合起来。

为此，一定要认真对待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各种批评。长期以来，共产主义理论的批评者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使人丧失自由。这种批评当然不是空穴来风、无的放矢，值得共产党人深思。不错，一种限于经济而反对宗教的共产主义，的确比一种容纳宗教的共产主义更限制了人个性的自由发展；一种基督宗教的共产主义（或者基督宗教的马克思主义），比一种反基督宗教的共产主义当然要更为重视个人自由。但是，这绝对不可以说，一种有名无实的资本主义的民主主义，一种只执著市场经济的自由主义，比一种反基督宗教的共产主义更可以令人接受。后者在理论上对自由的理解当然有某种合理的成分，但在事实上都不能在任何社会里实现出来。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牺牲最多的假自由而换取最少的真自由，还算是划得来的社会交易行为。真的自由——尽管目前还是那样的少——毕竟和社会里全体成员间的平等是成正比例的，因为一个人要使自己得到自由，只有在别人也得到自由时才能成功。所以，宗教信仰自由，就是相信别人是自由的。一个人只信仰自己的自由，不能算是一种真正的德行。如果一个社会里全体成员都能享受同等的自由，那么这个社会就算达到最大程度的自由了。

当财富的追求与积聚成为生产和市场交换之目的，私有产权的概念成为它合理化的依据，财富对人就产生负面影响。贫富悬殊现象一旦形成并且拉大，社群便出现一个鸿沟。同时，少数富人势必因其财势成为决定社会发展优先次序的人，相反穷人便趋于边缘化。早期教父如拉唐修司（Lactantus）清楚，贫富可以将本来在上帝面前平等的人分成等级。他指出：“罗马人和希腊人都没能够掌握公义，因为他们将人不平等地分成很多等级，从贫穷到富有，从卑微到权贵……。人一旦分成等级，社会便没有平等可言，不平等本身是排斥公义的，只有那些一同生于平等境况中的人，才有机会达成平等。”［14］(P603)显然，财富的创造及运用，假如只谋求私利，就会对社会其它成员造成不公。例如，现代资本主义工业发展，财富积累的背后有极大的社会代价——工业制造所产生的污染，影响了大自然的空气、流水和土质。不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跨国公司在某个地方赚取大量利益直至无利可图时便撤走，留下来的是环境污染和社区破落之种种问题。在他们的财富里面，有着别人所要承受的损失。所以，财产私有的绝对性便值得人们深思。

市场经济的另一个支柱——个人自由，也需要批判反省。市场经济背后的社会观以社会纯粹为一个契约的结合，基于此结合的人基本上是一个个独立存在的原子自我。每个原子自我完全自足，个人存在最大的目的在于自决地追求一己之成全。换言之，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存在，只须为一己利益及权利的保障而努力。这种人观及社会观与基督宗教信仰殊不兼容。圣经将人带入生命相互成全、彼此承托的关系中；人绝非独立而存的个体，乃生命相连的立约伙伴；立约不是功能、手段，而是生命展开以至最终实现的目标。人生命的成全乃在人与神、人与人互相契合的境界中才能达到。因此，为自我成全也辩证地蕴含着自我限制、自我舍弃以至自我否定的情操。个体价值当然要肯定，但不能加以绝对化。由此，基督宗教对自由的理解也很不同。追求自由不仅是追求免受限制，更是追求一种超越自我进而达到承担、委身的自由，即是爱的自由。因此，基督宗教传统所肯定的社会是一个立约的互爱群体。这群体不希望人为一己私利而努力，而是为爱的最终实现而努力。无疑，每个人生存的发展都是一种召唤，为超越自我私利目标作出响应。由此，个人自由并非绝对，社群的福祉同样甚至更为重要。因为，个人的幸福只能实现在群体的幸福之中。当个人自由在对他人承担中才显出真实，自由与承担便成为相辅相承的生命动力。这样，才可以创造出既肯定个人生命空间亦充满人情与公义的社会。［15］(P37)

诚然，我们离这样的社会还相当遥远。但是，这不妨碍我们把它作为理想来追求。历史的终结如果只是我们赋予自己历史的意义的一种解释，一定与某种当下的新的开始相联。诚如布尔特曼援引福克斯（Ernst Fuchs）的话所说，“历史的意义总是存在于当下，在这个当下由基督宗教信仰设想为终末论的当下时，历史的意义便实现了”。［16］(P155)　

［参考文献］

［1］参见FR Barry《世俗的和超自然的》（Secular and Supernatural, SCM Press LTD, London, 1969）。

［2］参见Andre Neher《摩西和犹太民族的神召》（Moses and the Vocation of the Jewish People, New York, Harper & Row, 1959）。

［3］参见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London: Hamish Hamilton, 1992）。

王志勇

这本书是为应对中国教会与社会的转型危机而写。上帝施恩，使我少年以来就“有志于学”，最喜欢的话题就是人生的意义、心灵的觉悟、社会的公义和世界的发展。经历了人生的诸多空虚混沌，转眼已经是孔夫子所说的“五十而不惑”之年，但心中仍有诸多迷惑！感谢上帝，当初求学问道的心志仍然还在，“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辽阔立多时”！ 本书就是笔者站立在天地之间的一些间际性的观赏和前瞻性思考。

当然，本书绝非为应时应景、甚至救亡图存而作，而是立足于人心中始终存在的对于上帝和文明的渴慕这一永恒性的主题。二十一世纪基督教神学必须站在文明论的高度，自觉地认识上帝对于文明的旨意和计划，自觉地参与到建立、捍卫基督教文明的神圣事业中来，这就是耶稣基督所强调的先求上帝的国度和公义的精义（太6:33）。从创世之初，上帝赐给我们的治理全地的文化使命就是文明使命，核心就是建立敬天爱人的真正文明。在当今世界各种所谓的“文明的冲突”中，基督徒必须自觉而明确地捍卫、建立基督教文明。1993年，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出版《文明的冲突》一书，他认为二十一世纪世纪国际政治角力的核心单位不再是国家，而是文明。国际间的冲突将主要在各大文明之间展开，这种异质文明的集团之间的社会暴力冲突不但持久，而且难以调和。我们忽略文明的冲突，一味地强调爱心和宽容，就从根本上偏离了圣经启示和社会现实。自从人类堕落之后，毒蛇的种类和女人的后裔就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地发动攻击，甚至把耶稣基督都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明确的圣经启示和厚重的历史教训。“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创3:15）。当然，在真善美与假恶丑的争战过程中，最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自身的建造。如果我们忽略了对基督教文明的领受与建造，就从根本上背离了上帝赐给我们的呼召和使命，使得我们自身和世界都处于绝望、荒谬和黑暗之中。中国大陆高级将领刘亚洲先生明确断言：“决定民族命运的绝不仅仅是军事和经济力量，主要取决于文明形式本身。民族的生存决定我们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外邦的仁人志士尚且在苦苦思考文明与改革的问题，基督徒更当先知先觉先行。因此，我们对于文明形式的思考不是可有可无的问题，而是直接涉及到个人家国存亡的大事，更是涉及到我们在上帝面前是否忠心、有见识的问题。

本书把基督教神学、世界观和文明论结合在一起，以三一上帝为根基，以圣经启示为标准，以上帝在圣经中启示的国度和圣约框架为基本范式，明确地把加尔文所提倡的“基督徒敬虔学”上升为“基督徒文明学”的境地， 使基督徒的敬虔彻底摆脱各种极端的个人主义、神秘主义的倾向，转向耶稣基督所强调的先求上帝的国度和公义。雅和博经学所首倡的这种基于圣经启示和教会正传的基督教文明论，确实具有承先启后的开启作用。笔者在本书中特别融汇了大量的对于英美保守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目的就在于把清教徒神学、英美保守主义和中国文化连接起来，使得基督教在全球化和多元化的时代，不再画地为牢，仅仅局限在“传福音，信耶稣，升天堂”这种民间宗教式的范式的桎梏之下，也不再局限于以希腊思辨哲学和罗马帝国行政为傍依的西方基督教思想，而是自觉地立足圣经启示和教会正传，开放地接受来自其他文化和宗教的一切亮光，勇敢地承担起长子的责任，在二十一世纪剧烈的社会变革和文明冲突中洞烛先机，未雨绸缪，发挥中流砥柱、存亡继绝、再造文明的作用。我们在本书中呈现的乃是圣经中所启示的出埃及、经旷野、进迦南的模式。当初上帝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法老的暴政，在旷野中领受来自上帝赐给的自由的律法，然后吩咐他们跨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建立敬畏上帝、彼此相爱、守约守法的圣约共和国，今日我们中国基督徒在基督里的使命也是如此。要以感恩和谦卑之心领受上帝赐给我们的神圣约法，在中国这片广阔的神州大地上建立“敬畏上帝，信靠基督；爱主爱人，守约守法”为特征的基督教文明。这就是今日中国基督徒所面对的“建国大业”！

张彦

中国正定——1982年，这个尘土飞杨的小县城迎来两个男人。一个是僧人释有明，当时接手了正定一所传奇寺庙留下的断壁残垣。另一个是中共高官之子习近平，29岁，被派到地方挂职。后来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当时还只是个小官员。

两人结成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联盟，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在习近平的支持下，有明法师重建了城里的临济寺，它是佛教一个知名流派的发源地。即便在调离之后，习近平也曾时不时地来正定探望有明，并让一些官员到这里学习党和宗教的合作之道。

透过他与宗教打交道的最初经历，我们可以深入认识治国手腕比毛泽东之后其他任何中国领导人都更强硬的习近平。在海外，他之所以闻名，是因其拓展疆域控制至南海的努力，或是他那引人注目的反腐运动，但在国内，这位主席正在谋划共产党的重大路线转变：通过支持某些宗教来恢复中国精神生活的活力。

作为一个一直试图压制宗教的党派，习近平领导下的共产党眼下正为宗教提供支持，其行事方式会让人联想起一些借助信仰增强自身统治合法性的强人领袖，譬如俄罗斯的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V. Putin)。面对社会矛盾加剧，经济增长放缓，中国政府正求助于宗教，借以巩固自身权力。

习近平想要把中国塑造成佛教这样的主流宗教的捍卫者，还因为他希望借此在一个仍由美国主导的世界上提高中国地位。他暂定于下月初访美，与特朗普总统会晤。

事实上，习近平的一句名言便是：“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

中国共产党并非一向抵触宗教。在于1949年打赢内战之前，共产党在中国西北地区建立了根据地。由于其人员因罹患疾病和遭受攻击而减少，共产党需要当地的盟友，比如藏传佛教徒和回族穆斯林，还有虔诚的中国农民。因此共产党采取了实用主义路线，在宗教不对其统治构成挑战的情况下，基本不会插手相关事务。

到1950年代末，情况变了。当时，毛泽东开始进入他一生中的最后一个阶段，历时20年的妄自尊大时期。他下令捣毁了数以十万计的寺观教堂。但党内其他一些人的态度更为审慎，而这些人最终掌了权。

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是这个务实派的关键人物。习仲勋从1980年开始掌管共产党的宗教工作。两年后，仍然是在他的督导下，中共中央印发了迄今为止关于宗教政策的最重要文件——19号文件。这份1.1万字的文件警告党员不要禁止宗教活动，说这样做会疏远太多人。文件还要求恢复寺观教堂，并妥善“安置”宗教职业人员。

同一年，他儿子习近平来到了正定。习近平对待有明法师以及这个古老县城中的寺庙的态度，可能受到了多种因素的驱使。正定是一个孤立而又贫穷的地方，但其文化财富可被用来开发旅游业。习近平利用家里的关系让正定成为了一部大型古装剧的拍摄地——他大概把宗教视为经济发展战略的一部分。像父亲一样，习近平或许也把宗教视为开发和治理中国境内宗教传统根深蒂固的地方的工具。

但我在过去五年间数度探访正定后，发现了一幅关于这位中国领导人的更为复杂的图景。习近平是实用主义者，但也有证据表明，他内心潜藏着对中国传统宗教，比如佛教、道教和民间信仰的真正尊重。他曾是临济寺的常客，在有明法师募集寺院重建资金之际帮清除政府手续方面的障碍。据当地的记录，1983年，习近平同意将临济寺重新向公众开放，尽管它当时仍是破败不堪；最终，有明法师在他的支持下当上了住持。

如今，正定是地域辽阔的河北省会石家庄下辖的一个郊县。临济寺也已经大变模样，从一座残破的古塔扩建为一个大得多的建筑群，包括殿堂、经楼和僧人的宿舍。有明法师于2010年去世，他住过的地方已经变成了一个小型纪念场所，装点着书法作品和一个佛龛，墙边放着陈列柜。

一次探访期间，我遇到了有明法师的继任者释慧常。他于1989年来到临济寺，当时习近平被调至中国沿海地区、出任更高职务已经很久了，但习近平后来到访时，他是见证者之一。

“习主席为佛教做出了重大贡献，”当我们参观装着有明法师的衣服、书籍和照片的陈列柜时，慧常法师说道。“他表现出了尊重。我不确定他是不是信徒，但他尊重佛教。他比大多数人更了解佛教。”

我们在一个玻璃橱窗前停下脚步，那里摆着习近平和有明法师在1980年代的一张合影。他们的组合颇为古怪：习近平是他那一代中国人里的大高个儿，身高足有一米八，梳着韩国电影明星那样的后掠式发型，发丝浓密。他身边的有明法师则是身穿藏红色僧袍的小个子，头发剃得干干净净，脸上带着禅宗大师的那种笑容，似乎在说，和我走在一起的人代表的是一个曾试图摧毁我的信仰的党派，有什么能比我当前的处境更荒唐？

在习近平的政治生涯中，正定并非特例。于2005年到访正定和临济寺期间，习近平要求佛教界领袖好好研究临济寺是如何重建的——这显然意味着，政府与宗教界的合作方式应该以他在正定任职期间的工作为范例。他还呼吁佛教徒团结一心，促进中国最大宗教的发展——由一名共产党官员发出这一倡议，这有些不寻常。

这能证明习近平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吗？作为共产党员，中国的领导人必须是无神论者。不过熟悉习近平的一些中国人认为，他至少对佛教以及其他传统宗教持赞许态度。

他童年时代的一个朋友——同时也是他在1980年代的邻居——和一名美国外交官交谈时，对这一观点表示支持。由维基解密(WikiLeaks)发布的录音文本显示，在外交电文中被称为“教授”的习近平故友说，自己在习近平离开正定后不久到福建拜访过他。教授称，习近平“展示出了对佛家武术、气功和据说有益健康的其他神秘力量，以及佛教圣地的浓厚兴趣。”

教授说自己不知道习近平是否真的信教，但“深深震惊于习近平竟然如此了解这一领域，而且似乎相信超自然的力量”。

习近平也许对佛教有好感，但他对基督教似乎有点看法。从2002年至2007年，他在浙江省担任省委书记，其间，他领导下的政府和当地基督徒有所对抗，被搞得灰头土脸。一群信众在杭州市萧山区一个镇上建了一座教堂，政府却于2006年宣布那座教堂是违章建筑，并试图将其拆毁。数百名信众赶到现场，把警方挡了回去。

政府最终还是拆毁了教堂，但此事却成了习近平主政浙江期间最为尴尬的插曲之一。

习近平上台以来的五年间，中国基督徒的处境很糟糕，这不足为奇。最臭名昭著的是，同样是在浙江，超过1500个十字架被人从教堂尖顶上拆除。或许并非巧合，督导此项行动的那名浙江省领导人，在前述插曲发生的2006年是习近平手下的最高执法官员。几乎可以肯定，实施十字架拆除行动必须得到习近平的首肯，而这再一次表明，比起被视为外来宗教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类，他很可能对人们心目中中国传统色彩相对浓厚的宗教更有好感，比如佛教、道教、儒教和民间信仰。

习近平上台以来的言行为这种观点提供了支撑。2013年，他在到访孔子出生地山东曲阜期间进行了拜祭。第二年，他在到访巴黎期间对佛教表示了赞赏。

过去五年里，宗教还成了用以提高共产党官员道德水平的工具，一些地方的官员被要求阅读经典，以提升思想境界。

这对中国的未来意味着什么？从经济方面看，可以说，改革较为容易的阶段已经过去了。如果北京想要继续推进经济改革，就必须要求民众做出更加痛苦的改变。如果它不改革，增长就会陷入停滞。不管怎样，政府都面对着潜在的社会动荡。

我发现，习近平拥抱宗教之举受到了大多数中国人的热烈欢迎。基督徒或许不喜欢他的观点，但其他很多人都以积极的眼光看待他对传统宗教的支持——这重现了中国皇权对特定宗教和信仰体系的支持。习近平在正定的任职经历，绝非他崛起过程中的特例，倒极有可能是别的什么东西：是一种宗教和政治相融共生的样本——是对曾经统治中国的政教政权的一种重构。

张彦(Ian Johnson)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也是《中国的灵魂：毛之后的宗教回归》(“The Souls of China: The Return of Religion After Mao”)一书的作者。本文根据书中内容改写。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陈宗清

大体而言，基督信仰是神的启示，而中国文化则是华夏民族思想和活动的呈现，两者之间存在本质上的差异。然而，神既是希伯来民族的神，也是中国人的神，故在祂的普遍性恩典及一般性的启示裡，我们不难发现神在中国文化工作的痕迹。换言之，在过去四千多年的中国历史，这位慈爱的主宰曾不断藉着史实、人性的良知、和宇宙穹苍的奥祕对华夏民族「说话」，召唤我们同胞归回祂的怀抱。

本文试图在中国文化中找出一些观念，作为与基督信仰衔接的桥樑，倘若我们要向传统的知识份子传福音，这些观念必然会成为不错的媒介，引导他们来探究神永恆的救恩。

一、儒家的天与基督教的上帝──以超越观作媒介

中国知识份子对儒家的超越说不满意，因为它只停留在临在性的超越。中国大陆着名的学者汤一介指出：「人不能只倚赖天生的善来达到自我认识；大部份的人很难充份体会他们本身临在性的超越」（ 1991, 181 ）。他强烈盼望，中国人能吸收「一种外在的超越基础」，以使中国的政治－法律系统以及逻辑能建立得更完美。刘述先也承认，中国逻辑过份强调天的临在性，使得儒家过于内向，因此削弱了「超越光照」的途径（ 1991, 73 ）。甚至杜维明也同意，若能承认一位超越的神，便能防止中国人将相对的事或人当作偶像来崇拜（ 1995, 6-16 ）。中国学术界菁英份子对儒家超越观的此种批判性评价，自然带来了一个很好的机会，让基督徒可以介绍圣经的神，因为祂透过对人的眷顾显示祂的临在性，同时又超越受造的万有。

新儒家对天模稜两可的说法，也需要对其超越观有新的界说。临在性之超越的主要本质，只能带来人与人的结合，却泯除了天人合一的真正质素。就形上学而言，儒家对于天与人的合一抱持着乐观，但是就实际层面而言，由于对自我和人性临在化的专注，中国人逐渐失去对「超越的天」真实的感受与追求的动力。目前中国知识界迫切渴求一种外在超越之绝对，希望能注入现代文化中，这可以为他们铺路，使他们终能发现，终极的答桉便是圣经所启示那位又真又活的神。

二、人类道德方面的脆弱作诉求

中国的世界观是以生机性与相关性来理解实体（ reality ），因此，存在论、价值论、宇宙论、本体论、实际论、和知识论都紧密相关（程 1991e, 184 ）。为了要辨别中国哲学本体论证的瑕疵，可以从其他层面着手。若能找出中国哲学内所假定之道德与伦理问题的破绽，最后便会迫使新儒家重新思考他们对终极实体（或原初本体）的观点。

一位着名的儒学学者张灏，对中国文化提出如下一针见血的分析（ 1982, 191-208 ）。他坚称，儒家对世界人类抱持乐观，因为它强调人类本性是可以提升的。然而，与基督教的原罪观和印度佛教的 Avija 思想比较起来，它对人性的理解与体会比较不足。更重要的是，它对人性的瞭解，决定了政治发展理念的走向。虽然儒家承认实际上人正于道德危机之中，但它仍旧宣称，会有少数人可以克服困难，而成为圣者。一但出现圣者，权力就会交付于他，他便可登基作王。这种「圣王」的观念成为解决政治僵局的基本途径。可是此一原本充满道德理想主义色彩的路径，并没有真正深入探讨这个问题。即使有人成为圣者，谁能保证当他拥有权力之后，会不会被权力腐化？由此可见，儒家对人性黑暗面的理解与看法是不足的，因为他们显然没有注意到这一方面。

上一段曾提到罪恶的问题与天的模煳性。这种道德与伦理的死结与儒家对终极实体的看法，实有密切的关係。杜维明和刘述先都承认，基督教的原罪观可以帮助中国人，使他们对人性能有更成熟、更深刻的解（庄 1998, 203-206 ）。因此，透过检视一般人所经验的道德脆弱性，新儒家或许愿意重新评估他们「天赋本性」的观点，结果便会更容易接受基督教的神。

三、西方的本体与中国的 道 取得调和

前面分析中国哲学对 道 的看法时，曾指出，《易经》的「化」与《道德经》的「无」，都会遇到形上学的困难。同样，以希腊哲学的前提为基础基督教神学，倾向于使神「完全不可沟通」、「不能改变」、「没有感情」，特性为僵硬与无反应。这种哲学难题当如何解决？以下希望提出一些良性的建议，对这个问题能有所助益。

周铁楼

2014年初台湾学生发起的「太阳花运动」，和后来由香港学生领导的「雨伞运动」，促使我作了一点探讨，发现基督教对自由、民主、法治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

观察这两次学运，我认为香港学生较令人钦佩，他们的政治诉求和对理想的执着已经清楚表达，且能让执政当局理解。可是台北的学生冲破行政院，又佔领立法院24天，显示比较缺乏民主素养，尤其是法治（ rule of law ）的观念。

法治与中西文化

一个现代国家必须具有自由﹑民主﹑法治的三大基本要素。自由是法律限定内不妨碍他人的自由；民主是一人一票，在自由意志下少数服从多数的决议；法治是人民在法律公平治理下，遵守法律，以守法为荣。

中国人谈论民主与自由已经多年，至少可以追溯到五四运动时代，但却很少谈法治。中国人为什么缺乏法治观念呢？这与传统文化有关。中国传统文化是由儒﹑释﹑道三大思想汇集而成，其中儒家思想是主流。中国人接受孟子的性善说，“性本善，习相远”，认为可以从教育来教导变坏的人走上为善之道，因此儒家不太注意法治观念。道家崇向自然，当然不要外力（法治）的约束。佛家注重个人修行和“西天淨土”，自然也没有法治的观念。数千年来，中国一直实行人治，尊权而没有法治观念，所以也没有建立法治制度（法治， rule by law ）。

西方文化则是由希伯来、希腊、罗马文化汇合而成。希伯来文化提供了宗教思想，希腊文化提供了民主思想，罗马文化提供了法治观念。西方的观点简言之为：人是神按照衪自己的形像样式造的，人性原本是善的；但始祖受了引诱吃了禁果因而犯罪，后代子孙都生而带有原罪；人性变恶了，所以要有律法约束人的行为，维持社会秩序。西方因而建立了法治社会，法律之下人人平等，人人都要受法律的约束。

法治与民主、自由

民主是法治的前提和实质内涵之一。法律一定要透过民主机制制定，它对政府和人民同样有约束力，要求政府和人民共同尊重和遵守。

谈法治与民主，离不开自由，因为只有全体人民都有自由表达自己意志的权力时，民主才是可能的。所以有人说，法治是自由之父与民主之母结合的结果。

经由民主机制而制定的法律，是民主与人权的保障。亦即是说：民主与人权的保障是通过实质法治体现的。民主与法治不能相离。若只有民主而没有法治，可能流于变相的专制或暴民政治，如1789-1799年的法国大革命，那是一段没有法治的时期，社会和政治动盪而恐怖。

美国1776年独立革命却是由尊重法律和有信仰的人所提倡；中国推翻满清王朝的革命，也是由尊重法律和有信仰的孙中山先生所发起，使革命运动和民主、法治融合为一。

如果法律是由一个专制的政党所制定，那么它与民主、法治就没有多大关係。

基督教与法治的建立

中国知识界一般认为，西方民主政治的起源来自古希腊的城邦政治，但实际上从民主政治的发展史来看，希腊的贡献远不及基督教的影响。

从康士坦丁大帝把基督教定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开始，基督教的观念就影响政治。圣经经文的一部分被用来为统治者服务，如“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罗马书13：1-2）但基督教教义的某些内容，如：神看人人平等、彼此相爱和爱人如己等等，对于近代自由、民主、法治观念的发展和形成都产生影响。

1. 基督教与自由平等

首先，我们看基督教与自由平等观念。申命记说：神“不以貌取人”（10:17），罗马书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3:23）。从这两节经文来看，世人在神的眼中都是平等的，且都同样是堕落有罪的人。

约翰福音说：“神爱世人，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祂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3:16）。加拉太书说：“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3:28）。因此，堕落有罪的人若悔改，信靠神的儿子基督耶稣，就获得永生，且真正平等，甚至奴隶也同样能得救，可以与自由人一起参加教会的崇拜﹑圣餐，和其他活动。

早期基督徒的平等观念虽然局限于教会内，但由于基督徒与不信的人接触交往，平等待人也慢慢成为社会人际的正常关係。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

活石教会举行婚礼，仰华（左一）参加活动

2017年3月20日，辩护人在南明区看守所依法会见李国志（仰华牧师）时，李国志由三名壮年在押人员架空抬到会见室。李国志几近瘫痪的痛苦表情，让人顿生不适之感。经了解，在辩护人会见李国志的前三日，他的腿部突然发炎溃烂，且溃烂面积迅速扩大，灼疼难忍夜不能寐。因看守所的医疗条件有限，值班医生只是按“脓包疮”给李国志止痛片服用或简单输液治疗，故治疗效果一直不好而呈越发严重之势。鉴于此，李国志特别请托辩护人向有关部门反映其面临的问题，以求及时对其进行有效的对症治疗。

当日会见结束后辩护人与值班警察沟通李国志病情，但未引起充分重视。根据看守所宣传栏所告示的联系电话，辩护人于2017年3月21日向贵州省检察院刑事执行检查处反映该情况，贵州省检察院刑事执行检查处随后与南明区检察院刑事执行检查科进行了联系。南明区检察院刑事执行检查科检察官向辩护人了解情况，随后即督促南明区看守所处理。南明区看守所带李国志到指定医院予以医治，医院初步诊断其患有严重血管炎，目前办案机关指定的医院均无治疗条件，根本无法对其病症进行对症医治。针对此情况，南明区检察院沈姓检察官于3月23日下午电话联系辩护人，在向辩护人通报前述病情的同时，建议辩护人及时提出变更强制措施申请，以便尽早将李国志转到具备治疗条件的其他医院接受治疗，以免出现严重后果。

2017年3月24日清晨，辩护人搭乘高铁从昆明赶往贵阳，于当日上午向贵阳市检察院提出对李国志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要求对李国志依法变更强制措施。贵阳市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部门两位检察官接待了辩护人，在接收书面申请的同时当面听取了辩护人的意见，并当即给南明区检察院的沈姓检察官打电话了解李国志的患病情况。但表示由于案件比较敏感，还得听取承办法官和政法委的意见后才能作出决定。辩护人表示，李国志的病情紧急，务必尽快变更强制措施或立即将李国志送到有条件的医院治疗。否则，因延误治疗时机引发严重后果须由有关部门承担责任。从贵阳市检察院出来后，辩护人再次致电贵州省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处，通报前往贵阳市检察院的情况，希望督促尽快办理强制措施的变更事宜，以免造成严重后果。

2017年3月24日下午2点，辩护人赶到南明区看守所会见李国志，在南明区看守所门口见到李国志从警车上被带回来，随后数名壮年在押人员直接将李国志架抬到会见室与律师见面。会见过程中得知，李国志上午被带到贵州省人民医院进行了检查。并向辩护人详细讲述了患病至今的情况：“2017年3月17日，我的腿部出现溃烂，我向看守所汇报，但是工作人员称这种情况见得多了，问题不大，应该只是‘脓包疮’。3月18日看守所医务室给我开了点药。到了3月19日，由于溃烂面积扩大，我再次向看守所申请打针治疗，看守所值班医生在3月20、21日两天各给我打了一次吊针。但是，由于晚上腿部灼疼加剧，我连续几晚无法入睡，在22日凌晨三点半到四点，我实在是疼痛难忍，于是按铃向值班干部报告，但是当晚值班的罗姓警官非常不耐烦，对我破口大骂，骂得特别难听，整个监室其他人员也都无法入睡，最终看守所值班医生丢两颗止痛药给我。在此期间，我生活不能自理，走路、上厕所等均需其他人服侍。3月22日上午看守所带我到贵阳市第六人民医院皮肤科检查，医生诊断为变异性血管炎，医生告知如果病情无法抑制可能面临高位截肢，建议使用大剂量青霉素注射半个月，但看守所诊所没有青霉素。3月22日下午2点30分，我在看守所抽血检查是否患有艾滋病。3月23日，我又被带到办案部门指定的368武警医院检查，五个医生同时会诊仍无法确诊，但医生建议带我到正规大医院接受治疗。而且，听医生的说法医疗费可能会非常高。当日我向看守所提交要求住院治疗的书面申请，希望对我及时进行治疗。3月24日上午我被带到贵州省人民医院抽血、验尿检查，上午便得出检查结论，但是管教民警拒绝告知检查结果。但告知我之前对我进行的艾滋病检测结果呈阴性。”

在3月24日下午辩护人会见进行中，看守所管教要求停止会见，需要马上带李国志入院治疗。因李国志妻子王洪雾恰好在看守所外面等候，警察便说因主任医生要和家属谈话，要她一起陪同到了368医院。随后王洪雾告诉辩护人，其按照医院要求签署了关于李国志的病重通知书，主任医师向她通报了病情，告诉她省医（贵州省人民医院）已就李国志所患疾病确诊为“过敏性紫癜”，同时还告诉她接下来可能出现的并发症：如败血症、消化道出血、肾脏受损等一系列情况。

随后，辩护人专门打电话给贵阳中院承办法官，向其说明李国志患病情况，以及已依法向贵阳市检察院提出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要求变更强制措施的情况，法官要求将《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书》也向法院提交一份。

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书

申请人：杨名跨，北京盈科（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联系电话：1303339╳╳╳╳。系上诉人李国志的二审辩护人。

申请人：王欣欣，北京盈科（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联系电话：1591213╳╳╳╳。系上诉人李国志的二审辩护人。

当事人：李国志，男，汉族，生于1977年3月28日，身份证号：52242619770328╳╳╳╳，因涉嫌故意涉嫌泄露国家秘密罪，现羁押于贵阳市南明区看守所。

申请事项：对当事人李国志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并依法对其变更强制措施。

事实与理由：

李国志被控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一案，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31日做出一审判决，李国志在法定期限内提出上诉。该案现在正由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二审，目前二审判决尚未下达，被告人现羁押于南明区看守所。现根据李国志的要求并按照法律规定，向负有法定职责的人民检察院申请对其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请依法对其予以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理由如下：

申请人于2017年3月21日依法向贵州省检察院刑事执行检查处反映该情况，贵州省检察院刑事执行检查处及时与南明区检察院刑事执行检查科取得联系。南明区检察院刑事执行检查科了解情况后督促看守所处理。南明区看守所专门带李国志到指定医院予以医治，经确诊其患有严重血管炎，目前办案机关指定的医院均无治疗条件，根本没有能力对其病症进行对症医治，故检察官专门为此电话通知辩护人，在负责任地向辩护人通报前述病情的同时，建议辩护人及时提出变更强制措施申请，以便尽早将李国志转到具备治疗条件的其他医院接受治疗，以避免出现严重后果。因此，申请人特根据《人民检察院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规定(试行)》第八条“羁押必要性审查的申请由办案机关对应的同级人民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部门统一受理”之规定，向贵院提出本申请。

二、对李国志变更强制措施不存在社会危险。

对于各种社会危险性的具体情形，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于2015年10月9日联合下发的《关于逮捕社会危险性条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至第九条中，已经予以明确列举，李国志并不存在上述规定中具有社会危险性的情形。对其变更强制措施既不可能导致其暴力侵害他人，也不可能出现妨害作证或串供等不当情形。

三、涉案事实已经查清,证据早已收集并固定在案。

本案已经进入二审程序，所有涉案证据均早已收集并固定在案。根据最高检察院颁发的《人民检察院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规定(试行)》第十七条（四）：“经羁押必要性审查，发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向办案机关提出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建议：案件事实基本查清，证据已经收集固定，符合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条件的”。

综上，作为司法一线理应最接地气、最能感受人性冷暖的法律人，咱们当以自己积极并契合人性人伦的善心善行，回应最高司法当局对于“司法人性化”的国家改革之要求。请负有法定职责的贵阳市人民检察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以及《人民检察院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规定(试行)》的相关要求，及时对本申请作出审查决定，尽速对李国志变更强制措施，以免延误治疗时机而引发严重后果。

谢谢！

此 呈 贵阳市人民检察院

申请人： 杨名跨 王欣欣

北京盈科（昆明）律师事务所 律师

2017年3月24日

請大家同心緊急代禱。主啊，救救妳的衷心僕人仰华牧師！在患難中安慰妳的百姓，在死蔭的幽谷中給他信心。聖靈保惠師賜給仰华師母王洪霧姊妹頂天立地的沈穩勇氣，知道上帝的慈愛永遠長存，在患難中仍有滿足的指望。正如師母代禱信所說: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

对华援助协会通讯员

近日，浙江省温州多间教堂本月被安装监控器材。安装期间，有执勤人员在场戒备。不同意安装的教堂被强行安装。

3月23日，温州平阳县麻步镇江景村圣爱堂（高沙教会）执事会发布《关于反对有关单位在教堂安装监控的声明》，声明中指出，当局强行在教堂里及讲台、奉献箱、大门口等处安装监控器的做法完全是侵犯隐私权、干涉宗教内部事务的违法行径。

声明中指出强行安装监控器毫无法律依据，就是有所谓文件，也需要会众的同意。监控表面上是为了公开安全，但的确会造成权力滥用、侵犯隐私和肆意破坏宗教自由。

对华援助协会对近期发生的在浙江多个教堂强行安装监控器的做法表示强烈谴责，这是明显的侵犯信徒信仰权利、践踏宗教自由的行径，希望当局悬崖勒马、立即停止非法行径。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

对华援助协会通讯员

根据网上流传的一份文件显示，浙江宁波基督教两会命令下属教会为安全起见在各教堂安装监控装置。这是官方教会主动配合当局公安机关的措施，表面当局公安、宗教及基督教官方体系，共同联手来监控信徒及教牧的言论及活动。为进一步打压信仰权利与宗教自由作准备。

对华援助协会通讯员

近日，一份署名温州众基层教会的声明中写到，由于浙江官方基督教协会及三自爱国会支持强拆十字架，助纣为虐，故强拆十字架后到官方神学院读书的神学生，毕业之后温州各教会皆不接纳，而官方教会按立和册封的牧师、长老等，温州各教会也不承认和接纳。

这一声明表达了温州众多坚持圣经真理的教会的无畏立场，也是对当局践踏信仰权利和宗教自由的恶行的抵制和谴责。

廖斌洲

美国国务院于2015年8月10日发布《2015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指出了世界许多以国家法律或组织暴力限制或剥夺该国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状况。针对中国的状况，该报告指出，中国政府于2013年开始于浙江省以教堂建筑「非法」为由，强制拆除1500多座教堂，许多为此奔走的宗教领袖和维权律师都遭到国家的抓捕。

1949年建政以来，中国政府对于宗教就一直採取控制和打压的姿态。以其对于基督教和天主教採取的控制手法而言，从建政之初，中国政府就以「三自爱国运动」的方式，将基督新教和天主教纳入共产中国的民族主义动员当中，试图以「自治、自养、自传」的方式，让中国的教会在组织、经济和人事方面，全然独立于普世的基督新教和天主教组织。

一言以蔽之，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中国境内的宗教组织受到境外势力的操控，进而达到颠覆国家政权的目的」。当前，中国管理基督新教和天主教，是由一条鞭的层级化「三位一体」组织所构成：在民间为「三自爱国教会组织」，在政府层级为「国家宗教事务局」（国务院直属的副部级），在党的层级则为「统战部」（中国为以党领政）。在党国严密控制下的三自爱国教会体系，完全服膺于官方意识型态。

因此，其信徒也完全称不上拥有信仰自由。儘管在三自爱国教会体系之外，有家庭教会（地下教会），在各个地方不同程度地被允许存在。然而，这些家庭教会都属于非法的组织。因此，中国宪法第36条所赋予的信仰自由形同具文。

宗教控制背后的政治逻辑

近年来官方对国内基督教和天主教会的态度有再度紧缩的倾向。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基督徒和天主教徒人口这些年正以惊人的速度成长。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于2011年的估计，中国基督徒和天主教徒人口总数大约6700万人。对于以维繫政权稳定为首要任务的统治阶层而言，一个非官方组织的人口居然可以近逼其党员总数（约8000万人），这必然是政权稳定的重大威胁。

这个发展趋势近年来受到中共中央的重视，中国国家宗教局局长王作安8月9日在中共党媒《学习时报》发表的文章指出：「过去信教的是『五多』，即老人、妇女、农村人口、低收入者、文化层次低者多，现在是中青年、城镇人口、高收入者、高学历者越来越多。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和人口流动，信教人口的地域分佈正在发生改变。」

王作安在结论指出，针对信仰宗教人口结构的这种改变，政府必须做出的因应措施是：「引导宗教界在政治上形成正向共识，支持他们在促进社会和谐进步中发挥积极作用，同时防范和治理非法违法活动，防止对党的执政基础和社会稳定造成不利影响。」

王作安上述两个重点，即是要指出背后的两个政治逻辑。首先，是中产阶级作为民主化前提的逻辑，是中国政府所警惕的。历史上的大部分例子指出，经济发展产生的中产阶级，必将成为一国迈向民主的重要前提。

在当前中国，以中产阶级为主的信仰人口结构，意味着这些较以往信众具有经济能力、知识背景和个人权利意识的「白骨精」（白领阶级、骨干人士、精英份子），必将成为未来向政府争取公民权利的潜在人口（至少会先争取宗教信仰自由，再由此扩充到其他面向的公民权利）。

近年中国维权运动的参与者当中，有极高比例的维权律师都是基督徒（高智晟、唐荆陵、范亚峰、张凯等），且这些基督徒维权律师所参与的维权运动当中，并不仅限于基督教的宗教维权，而是涉及普世公民和政治权利、经济和社会权利的公民维权运动。中国政府面对来自社会的庞大压力，再加上这些维权运动参与者当中，基督徒参与者佔了极高的比例，自然将这个趋势视为隐患。

其次，是切断这些宗教的政治性，以要求这些宗教组织在政治上承认中共一党专制的正当性，来换取给予其宗教上的自由。这个论调从中共建政以来都没有太大的变化，中共的一党领导必须高于一切宗教原则。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掌权后，不断强调中国国内的所有宗教都必须「中国化」。

稍微对于世界各宗教发展历史有点理解的人都了解，任何的宗教在进入一个社会之后，一定会与该地方的文化产生冲突，随之在教义上採取融合。也就是说，「宗教的本土化」是必然的现象。然而，中国政府所强调的宗教「中国化」，其实就是透过党的统战部门及国家宗教局，对宗教活动进行严格限制，是高度政治化的措施。

从中国政权的角度来看，东欧政权垮台的殷鑑不远，尤其在这些国家裡，不少国家的基督教或天主教会都曾在支持公民运动推翻政权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为了防患未然，一个拥有高度宗教自由的公民社会势必不容许存在。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维权人士的核心价值

「祢若不压橄榄成渣，它就不能成油；祢若不投葡萄入醡，它就不能变成酒。」这首倪柝声所写的经典诗歌，总是激励着不少基督徒的心志。正如同这歌词的意境所写的，在愈是专制压迫的环境下，往往愈能够产生为了理想和信念而牺牲奉献的美好灵魂。

当代中国基督徒面对的专制压迫环境，绝非历史上的唯一，因为有太多的先例：初代教会的使徒们、基督教未被罗马帝国承认合法时的信徒们、欧洲宗教战争中受迫害而流亡的新教徒们、逃往美洲新大陆的清教徒们。

然而，当代中国基督徒所面对的专制政权，却是最聪明的政权，可以在「依法治国」的名义下，用法律的罪名使维权人士入狱。儘管如此，具有信仰良知的基督徒维权律师们，却是怀抱着以牺牲生命为代价的态度而投入维权运动。

2009年，几个维权组织共同发佈了《中国公民维权宣言》，即明白揭示了维权人士的立场和态度。宣言一方面提醒掌权者：「更不能借社会和谐稳定之名，肆意践踏中国宪法与法律，走与人民为敌、与人类为敌、与人权为敌的邪路！」另一方面，也表明维权人士以生命捍卫公民权利的决心：「已经觉醒的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的中国公民，愿意以维权保障人权，用抗争赢得自由！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不畏死，多么不容易啊！因为这样的人，往往有着与常人不同的乡愁：「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希伯来书11章15～16节）许多维权人士（例如：高智晟），在其参与维权运动之前，即已知道自己的下场如何，但他们依然充满勇气地站出来。或许，在他们在狱中受到常人所不能承受的肉体和精神摧残之际，始终有这么一个声音伴随着他们：「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马太福音5章10节）

廖斌洲

台湾大学政治所博士候选人，主要关注的议题为近代民主思想、当代中国民权运动；额外的兴趣为政教关係。

转自传扬论坛
http://weproclaimhim.com/?p=4472

临风

关键词： 基督教 美国 政教关系

事实是顽固的，历史呢？

独立战争前，约翰•亚当斯是位律师。1770年发生了“波士顿大屠杀”，因着一名暴徒的挑衅，英军士兵开火，结果造成五名民众死亡，六人受伤的惨剧。这批军人被告上法庭，殖民地群情激愤，大有不拿士兵赏命不罢休的趋势。亚当斯在了解案情之后，勇敢地替这批军人辩护。因为他的努力，大多数被告被判无罪开释。

在法庭上亚当斯说了一句令人难忘的名言：“事实是顽固的，无论是否符合我们的期望，我们的意愿，或是我们的激情，没有人可以改变事实和证据。”

虽然有压力，忠于事实或许还比较容易，但忠于历史却是困难的。你可以对事实有看法，可是你不能改变它。历史却更像是座大森林，画家可以选取几株树来作画，但那幅画并不一定能代表森林的实貌。基督教在美国历史上的影响就是这样。我们听到、读到各种的说法，让人们不知道哪个说法是林，哪个说法是树，甚或哪个是超现实的绘画！

殖民初期的清教徒

第一批来到北美洲的英国移民是1607年在切萨皮克湾登陆的商人（后来的维吉尼亚州的詹姆斯镇）。人们所熟悉的移民是1620年来到新西兰（普利茅斯湾）的清教徒。在上岸之前，他们在威廉•布莱德福的领导下于1620年11月11日（Julian日历）签定了一份《五月花号公约》。

这份社会契约是人类历史上的首次，声明政府是经过由被管理者的同意而成立的：他们是在上帝的名下作为英国的臣民。这个公民政治体是为众人的福祉设立，将根据实际需要，订立公正的法律规章，并且全体遵行。这个政府是由多数（成年男）人的投票表决做决定，没有其它权威。签字的是41位男性乘客。

清教徒是站在政治上的主导地位。以新西兰为例，如果一位男性不是公理会教会的会员，你不但不能担任公职，连投票权都没有。在一个同质社会，这是很能了解的。可是，到了移民的第二代、第三代以后，他们逐渐失去信仰。州政府只好修改条文，许多“挂名”的会友因着“世袭”保持了投票权。到了19世纪，爱德华兹就因为批评这种虚假，被迫解除牧师职位。

在宗教上，这批人虽然是为了逃避宗教迫害来到美洲大陆，但并不表示他们就会尊重他人的宗教自由。拿北美殖民地13个州来说，虽然各州都是以新教为主，但是各州教派不同，彼此压迫的例子层出不穷，只有宾夕法尼亚州例外。

以新西兰的麻州为例，它是公理会的地盘，其它教会的会友没有投票权。他们大肆逼迫贵格会，有四次贵格会友因为信仰而被处死。这说明了，人们的信仰再虔诚也免不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盲点，有些人甚至越虔诚对异己的迫害越大。发生在17世纪末的“塞勒姆女巫案“又是另一个显著的例子。种种事件刺激了后来宪法上对“宗教自由”的保护。

在对待“邻舍”上，有些清教徒热心地把福音传给原住民（北美印第安人），保护他们的权益。但是有更多人用武力的方式侵占原住民的土地，谋杀原住民。况且，他们常常是藉着宗教信仰的名义在掠夺、杀戮。

清教徒罗杰•威廉斯对此就曾提出过严厉的指责。他正义的声音，以及他对“政教分离”理念的贡献，虽然在当时不被重视，但他那个先知性的声音最终得到胜利。

独立战争前后

美国独立（1776）正好是北美殖民地的第150年，美国刚刚经历过第一次大觉醒（1730-1755）。这也是美国第一次的福音运动。

在新大陆殖民地的十三个州当中，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区（包括马萨诸塞州、康涅狄格州、新罕布什尔州、罗德岛州）主要是公理会的势力。纽约州主要是荷兰改革宗。新泽西州有荷兰改革宗、路德宗、贵格会和长老会。马里兰州是长老会和天主教。宾夕法尼亚州比较复杂，几乎各教派都有，因为主要教派贵格会比较能够容忍其它派别。德拉瓦州有荷兰改革宗、长老会、路德会、安立甘宗（圣公会）。弗吉尼亚州与北卡罗来纳州是长老会和安立甘宗。南卡罗来纳州是安立甘宗和雨格诺教派（法国新教徒）。乔治亚州是安立甘宗和摩拉维亚弟兄会。

这些主流教会注重世袭传承，宗派森严，加上枯燥乏味的学院式讲坛。在这种灵性饥渴的景况下大觉醒应运而生。它是旅行布道家发动的平信徒福音运动，主流教会对之抱持怀疑的态度。由于教会不接纳，他们只好在支搭的帐篷里聚会宣讲。因着圣灵动工，这个复兴运动带来极大灵性上的复兴。

大觉醒运动打破了教会间的藩篱，新兴的教会开始出现。这批新兴的浸信会、循道会和卫理公会充满了活力，增长很快。人们消除了宗派间的隔阂彼此沟通。这次大觉醒使得宗教信仰民主化，也给殖民地13个州带来共同的身份认同，为独立运动铺垫了基础。

纵然经过了大觉醒的洗礼，独立战争时期是新大陆宗教信仰上的一个低点。根据基督徒社会学家Rodney Stark和Roger Finke的研究，只有总人口17%的人们属于教会的会友。周六晚上波士顿酒馆的人群远超过周日教堂的人群。他们的研究发现，有三分之一的头胞胎在婚后不满九个月出生。换句话说，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头胞胎是未婚怀孕。（注1）

他们还发现，虽然在独立时期的教会人口只有17%，到南北战争时期上升到37%，一次大战时达到53%，1952年是59%，1980年已经达到62%！虽然有人质疑他们的结论，不过乐马可（Mark Noll）2002年的巨著《美国的上帝》里也有类似的结论。

当时主导建国理念的精英们，包括亚当斯、杰佛逊、麦迪逊、富兰克林、潘恩等，都不是基督徒。在革命期间，就连汉密尔顿也抛弃了他幼年的信仰，仅是位“有神论者”。作为“造神运动”对象的华盛顿，连他的宗教信仰也受到历史学家的质疑。

不过，这批奠基者都有很浓厚的宗教心，受到基督教价值的影响。因着他们的高瞻远瞩，没有把美国建立成像欧洲一样的宗教国家。

至于美国建国的理念，到底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是基督教，还是启蒙运动？这是个热门话题，说法很多。笔者曾根据基督教历史学家的研究，在《美国独立宣言背后不为人知的秘密》和《美国强大的秘密不是民主而是共和，可你知道共和思想的源头吗？》这两篇文章里有详细的解说：《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是基督教与苏格兰启蒙两者的融合。

公民的美德则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华盛顿在《告别演说》中说：“宗教和道德乃是人类与公民职责的最坚强支柱”。共和思想在美国的成功，除了政治理念和制度的完善，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也就是约翰•亚当斯总统所说的：“我们的宪法是仅仅为那有道德和宗教心的人设立的。” 换句话说，公民的道德素质和敬虔的生活态度是共和制度能够顺利推行的一个先决条件。

美国的联邦制限制了中央政府的权力，使国家不至于走向极权。三权分立减少了总统权力的无限膨胀。同时，新大陆的移民学习尊重他人的权利，特别是良心的自由，乐意服务桑梓。他们的宗教心相对地约束了自由被滥用的可能，也减少了多数暴政的可能。这些因素都是美国民主和共和能够顺利施行的基础。

不过，鉴诸近年来美国政坛所发生的种种怪现象，这个基础似乎开始受到了挑战！

南北战争前后

25岁的法国贵族和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于1831年访问美国，那正是“硬汉”总统杰克逊当政的时期。以一年时间，托克维尔在24州中走访了17个州和三个开荒领土，广泛接触了美国各个阶层。1832年回去后，他专心写了两本《论美国的民主》，分别于1835年和1840年出版。他对美国入微的观察写作，直到今天还受到重视。

他认为，在法国宗教的精神和自由的理念是背道而驰。但是在美国，他发现宗教与自由完美地结合，宗教信仰和民主共和在这里融合成为一体。这是美国的一大特色。

他心目中的“宗教”有三层意义。第一、基督教认为“人类都是受造的”，这是把人放在民主的基础上。第二、新教文化与民主理念中的自我管理这两者在美国相融合，连美国的天主教都受到影响。第三、为了民主的未来，托克维尔用“宗教”这个字眼，而不用新教，或是基督教。他淡化神学和教派，因他看重的是宗教对社会集体的人心和道德的影响力。

也就是在这个框架下，他把宗教称作是“首要的政治措施”。

他对美国充满信心，他说：“美国所以伟大，因为美国是善的。当美国不再善良，他就不再伟大。”这个“善”就是美国力量的源头，它来自于宗教信仰。

与此同时，他也看出宗教与政治间的张力，宗教上的良心自由一方面支持了政治自由，但是新教过度的个人主义和教义争端对民主会是种危害。所以他只关心与公共事务有关的宗教领域，而不是个人的信仰领域。他坚决拥护美国政教分离的做法，也就是教会和政府在制度上和运转上脱钩。

托克维尔认为，如果宗教与政治结合在一起，那将使宗教陷人危境，抹去了彼岸世界的神圣性，失去了宗教与社会间的弹性张力。“宗教一旦依附于现世的利益，就同世上所有的权力一样，它变得脆弱无力”。宗教依附于政治就必然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无法维系人心，造成撕裂。

他指出，“ 欧洲不信教的人士，主要是把基督徒当作政治敌人，而不是把他们当作宗教敌人加以攻击。他们仇恨宗教信仰，多半是把宗教视为一个政党的意见，而很少把它视为一种错误信仰。他们排斥教士，主要是因为教士是政府的朋友，而不是因为教士是上帝的代表。”西欧宗教信仰衰微的重要原因是因为宗教参与到政治斗争之中。

其实托克维尔的看法非常符合圣经。从神学的视界来看，上帝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他统管万有，当然包括政权和教权。并且在基督再临以后，新天新地降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

不过在今世，不论是从制度、权力和运作来看，就如耶稣对属该撒和属上帝之物的切割一样，这两者应当是隔离的。

另一方面他注意到，美国人一般爱行动但不太执着于信条，宗教信仰不会搅扰人们心灵的平静，也不妨碍与邻居的交往。教会里面听到的多半是些道德与生活的教训。他发现，美国人对赚钱的兴趣特高。人们不安于生活现状，非常实用主义，渴望新奇和变革。他们努力工作，期望出人头地。

他预言，美国将成为地球上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他也深入了解美国原住民的文化，非常同情印第安人悲惨的遭遇。对一个这么强调平等的国家，却又同时如此歧视黑人，贩奴蓄奴，让他感觉非常矛盾。他准确预言了美国即将发生可怕的内战。

历史学家乐马可说，从1830年到1860年，整个美国的注意力都在奴隶问题上。要解决这个问题，美国花了一百多年的时间，到了21世纪的今天，还是问题重重。历史学家威肯斯（Roger Wilkins）曾经（1995年？）说过一句话：“黑人在这片土地上有了375年的历史，其中245年受到奴役，100年受到歧视，他们总共只不过享受了30年的新生活。”其实，他或许还言之过早！若是忽视这个现实，我们就很难了解美国的社会。

从独立革命的低谷到南北战争，基督教（特别是福音派）在美国的传播达到一个高峰。但是基督徒、包括神学家，在此期间却分成两个对立的阵营，一个坚决反对蓄奴，一个坚决支持蓄奴。南北战争所以那样惨烈，就是因为双方都是为了信仰而战。南方的代表李将军，和北方的代表林肯总统，都是抱着这种信念开战的。

奴隶问题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它反映出一个现实：人类集体的罪恶是很难被当事人察觉的。宗教信仰有时反而成了人类为自己辩解的工具，甚或是原动力！这场战争证明了托克维尔的先见之明，当宗教和政治走得太近（政教不分）的时候，被利用的总是宗教！被牺牲的往往是公义。

英国的废奴运动所以能够和平解决（1833年），至少有部分原因是宗教没有被政治利用的结果。

今天一个小例子

美国国会1954年通过《约翰逊法案》，由艾森豪总统签署成法。这是参议员约翰逊（后来总统）提出的修正案。这项法案规定，包括教会在内的免税团体，如果进行若干活动将丧失其免税地位。这些活动包括：直接或间接参与或干预任何政治运动，支持（或反对）竞选公职的任何候选人，提供政治竞选经费或对其立场发表公开声明。

自从川普总统上台以后，他点名要废除这条修正案，在基督教界引起很大的风波。川普要废除的理由是：

“自由并非政府的礼物而是来自上帝。……我们有权力按照自己的信仰敬拜上帝。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废除并彻底摧毁约翰逊修正案。我要使信仰的代表们能够自由地发声，并且不会恐惧有任何的惩罚。”

支持废除的人们认为，该法案威胁了神职人员谈论政治的自由。事实上，该法案并不阻止神职人员以私人身份支持候选人。以达拉斯第一浸信会的主任牧师Robert Jeffress为例，他以个人身份多次为总统候选人川普站台，这并不违法。此外，神职人员基于宗教理由，对任何政策提出批评，这完全是合法的。该法案唯一禁止的是：神职人员利用教会的名义公开支持或反对某候选人，或组织类似活动。

根据LifeWay去年的民调，美国人反对废除这个法案的占绝大多数（80%左右），福音派略少，也有75%，天主教徒反对废除的是87%。

如果废除了约翰逊法案，直接的后果有四：1）政治是高情绪化的领域，教会内部会为政治立场不同而引起纷争，甚至分裂；2）为了争取支持，政客的献金将流入教会；3）教会投钱在政客身上，钱权交易；4）教会犹如耶稣当年贩卖牛羊鸽子的圣殿，圣俗不分。

说白了，废除约翰逊法案以后，宗教与政治就会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如果托克维尔生在今日，他肯定会坚决反对废除约翰逊法案，用政教分离来保护教会。我担心，就如哲学家乔治•桑塔亚那所说的：“那些不从历史汲取教训的人将会尝到重蹈覆辙的苦果。”

历史教训的再思

历史是一出不断重新上演的戏剧。宗教与政治间的互动就是这样，从开拓北美殖民地到独立运动，到南北战争，到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基督教信仰所带来的灵感正是其中一股主要的动力。

美国自称为基督徒的人口比例虽然逐年下降，但还保持在70%左右（皮尤2014年调查）。可是，2009年巴拿研究的民调发现，美国具有基督教世界观的人口不到10%。就是在自称“重生”的人中间，具有基督教世界观的也不到20%。对大多数自认为基督徒的人来说，他的世界观很可能是世俗的，他参与社会活动的态度和做法并不符合耶稣基督的教导。

这个世界观的落差令我警惕。基督徒们应当严肃思考，我们参与社会公益的武器到底是属灵的，还是属世的？是政治为公义服务，还是宗教为政治服务？

我们的答案就决定了，到底是基督教影响社会，还是文化或政治在影响基督教？

更重要地，宗教的用意并非为了影响或改变世界而已。教会的目的也不是在统治世界，或是辅助“君士坦丁”。就如改革宗神学家霍顿（Michael Horton）所描述的，如果这样，“教会就成了基督的摄政王”，而不是彰显基督的群体。如此，基督教就会在“夸胜中”失去了基督，基督徒也就失去他“作光、作盐”的使命。

基督徒如果仅仅遵循实用主义和权力操控的本能，不把教会最主要的身份当作是一群罪得赦免的罪人，去领受上帝的恩典，去荣神益人，反而像是一支道德大军，要夺取话语权和政治权力，那么，基督教就被整个误导了。这或许才是最大的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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