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华牧师狱中病重送医 双下肢出疹大面积溃烂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

被贵阳法院判刑2年6个月的贵州活石教会牧师仰华(本名:李志国),近期因病情严重,3月24日被送往贵阳368医院住院治疗。仰华的妻子王洪雾说,医院已下病重通知,仰华双下出现“散在性疹子”,穷骨头处有较大面积的溃烂坏死,已经无法独立行走。

今年1月,活石教会牧师仰华被贵阳南明区法院以“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判刑2年6个月。3月24日,仰华首次见到妻子王洪雾。不过,王洪雾却没有料到一年三个半月未见的丈夫,目前病情严重。她说和律师到南明区守所见仰华时,正在大门口见到押送仰华的警车从外面驶入:“昨天我陪律师去见仰华,在看守所门外看到有一辆警车开过来,我一看车上是仰华,我就喊。有一个犯人扶着他慢慢的从车里出来,我看他走路很慢。他的腰本来就弯着,因为他的脊柱本来就有问题,双手抱在胸前缩成一团。可能是脚疼的原因”。

王洪雾说,他见仰华的整个过程不足两分钟:“他把他的脚给我看,他的双下肢到处是疹子。管教干事一看时间差不多了,就把他带进看守所。我就在门外等着。律师会见仰华没多长时间就出来,律师跟我说,他(仰华)要转到368医院,你要不要过来再看一眼。我就赶紧冲过去,当时他们正要把他送上警车,带到368医院”。

仰华被送到医院后,医生立即向王洪雾下达“病重通知”。王洪雾说:“我们在368医院,主任医师就跟我说,仰华的病情。省医院诊断是过敏性紫癜(又称出血性毛细血管中毒症),现在医生说,因为他发病太快了,只有七、八天左右,来势很猛,我就看到他整个下肢长了很多的疹子。特别在膝盖以下的位置,有一大片坏死的地方,还有液体渗出,他也感觉很痛。医生就说会采用大量的激素治疗。医生说这种情况要下病重通知,也让我家属签了字”。

官方指控仰华犯罪的起诉书称,仰华将一份标注“机密”的文件发到网上,内容是贵阳市维稳工作领导小组于2015年12月上旬发出,标题是“贵阳市依法处置贵阳‘活石教会’指挥部”。内文称,“根据有关部门调查掌握的情况,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经市依法处置贵阳‘活石教会’指挥部研究决定,下发‘活石教会’信教人员名单,依法处置活石教会是一项政治任务”。去年12月26日,仰华案在贵阳南明区法院闭门审理,公诉人以案件涉及国家秘密为由,不准被告亲属及外人旁听。直到今年宣判。

王洪雾说,她丈夫病情严重,希望他能得到妥善治疗:“我问医生,他在里面能住多长时间,回答不知道,反正住到康复。我希望仰华的病能得到有效的治疗,现在虽然说他是过敏性紫癜,但是我不知道究竟是不是该病。用医生所说的方法治疗怎么样,我希望他能得到及时治疗,能控制病情。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王洪雾还说,她目前要肩负起独立照顾孩子的责任,她希望仰华早日康复、出狱。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报道

活石教会举行婚礼,仰华(左一)参加活动

贵阳牧师泄密案 当事人李国志突发重病紧急送医


2017-03-25 杨名跨 铁男辣笔

2017年3月20日,辩护人在南明区看守所依法会见李国志(仰华牧师)时,李国志由三名壮年在押人员架空抬到会见室。李国志几近瘫痪的痛苦表情,让人顿生不适之感。经了解,在辩护人会见李国志的前三日,他的腿部突然发炎溃烂,且溃烂面积迅速扩大,灼疼难忍夜不能寐。因看守所的医疗条件有限,值班医生只是按“脓包疮”给李国志止痛片服用或简单输液治疗,故治疗效果一直不好而呈越发严重之势。鉴于此,李国志特别请托辩护人向有关部门反映其面临的问题,以求及时对其进行有效的对症治疗。

当日会见结束后辩护人与值班警察沟通李国志病情,但未引起充分重视。根据看守所宣传栏所告示的联系电话,辩护人于2017年3月21日向贵州省检察院刑事执行检查处反映该情况,贵州省检察院刑事执行检查处随后与南明区检察院刑事执行检查科进行了联系。南明区检察院刑事执行检查科检察官向辩护人了解情况,随后即督促南明区看守所处理。南明区看守所带李国志到指定医院予以医治,医院初步诊断其患有严重血管炎,目前办案机关指定的医院均无治疗条件,根本无法对其病症进行对症医治。针对此情况,南明区检察院沈姓检察官于3月23日下午电话联系辩护人,在向辩护人通报前述病情的同时,建议辩护人及时提出变更强制措施申请,以便尽早将李国志转到具备治疗条件的其他医院接受治疗,以免出现严重后果。

2017年3月24日清晨,辩护人搭乘高铁从昆明赶往贵阳,于当日上午向贵阳市检察院提出对李国志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要求对李国志依法变更强制措施。贵阳市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部门两位检察官接待了辩护人,在接收书面申请的同时当面听取了辩护人的意见,并当即给南明区检察院的沈姓检察官打电话了解李国志的患病情况。但表示由于案件比较敏感,还得听取承办法官和政法委的意见后才能作出决定。辩护人表示,李国志的病情紧急,务必尽快变更强制措施或立即将李国志送到有条件的医院治疗。否则,因延误治疗时机引发严重后果须由有关部门承担责任。从贵阳市检察院出来后,辩护人再次致电贵州省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处,通报前往贵阳市检察院的情况,希望督促尽快办理强制措施的变更事宜,以免造成严重后果。

2017年3月24日下午2点,辩护人赶到南明区看守所会见李国志,在南明区看守所门口见到李国志从警车上被带回来,随后数名壮年在押人员直接将李国志架抬到会见室与律师见面。会见过程中得知,李国志上午被带到贵州省人民医院进行了检查。并向辩护人详细讲述了患病至今的情况:“2017年3月17日,我的腿部出现溃烂,我向看守所汇报,但是工作人员称这种情况见得多了,问题不大,应该只是‘脓包疮’。3月18日看守所医务室给我开了点药。到了3月19日,由于溃烂面积扩大,我再次向看守所申请打针治疗,看守所值班医生在3月20、21日两天各给我打了一次吊针。但是,由于晚上腿部灼疼加剧,我连续几晚无法入睡,在22日凌晨三点半到四点,我实在是疼痛难忍,于是按铃向值班干部报告,但是当晚值班的罗姓警官非常不耐烦,对我破口大骂,骂得特别难听,整个监室其他人员也都无法入睡,最终看守所值班医生丢两颗止痛药给我。在此期间,我生活不能自理,走路、上厕所等均需其他人服侍。3月22日上午看守所带我到贵阳市第六人民医院皮肤科检查,医生诊断为变异性血管炎,医生告知如果病情无法抑制可能面临高位截肢,建议使用大剂量青霉素注射半个月,但看守所诊所没有青霉素。3月22日下午2点30分,我在看守所抽血检查是否患有艾滋病。3月23日,我又被带到办案部门指定的368武警医院检查,五个医生同时会诊仍无法确诊,但医生建议带我到正规大医院接受治疗。而且,听医生的说法医疗费可能会非常高。当日我向看守所提交要求住院治疗的书面申请,希望对我及时进行治疗。3月24日上午我被带到贵州省人民医院抽血、验尿检查,上午便得出检查结论,但是管教民警拒绝告知检查结果。但告知我之前对我进行的艾滋病检测结果呈阴性。”

在3月24日下午辩护人会见进行中,看守所管教要求停止会见,需要马上带李国志入院治疗。因李国志妻子王洪雾恰好在看守所外面等候,警察便说因主任医生要和家属谈话,要她一起陪同到了368医院。随后王洪雾告诉辩护人,其按照医院要求签署了关于李国志的病重通知书,主任医师向她通报了病情,告诉她省医(贵州省人民医院)已就李国志所患疾病确诊为“过敏性紫癜”,同时还告诉她接下来可能出现的并发症:如败血症、消化道出血、肾脏受损等一系列情况。

随后,辩护人专门打电话给贵阳中院承办法官,向其说明李国志患病情况,以及已依法向贵阳市检察院提出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要求变更强制措施的情况,法官要求将《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书》也向法院提交一份。

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书

申请人:杨名跨,北京盈科(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联系电话:1303339╳╳╳╳。系上诉人李国志的二审辩护人。

申请人:王欣欣,北京盈科(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联系电话:1591213╳╳╳╳。系上诉人李国志的二审辩护人。

当事人:李国志,男,汉族,生于1977年3月28日,身份证号:52242619770328╳╳╳╳,因涉嫌故意涉嫌泄露国家秘密罪,现羁押于贵阳市南明区看守所。

申请事项:对当事人李国志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并依法对其变更强制措施。

事实与理由:

李国志被控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一案,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31日做出一审判决,李国志在法定期限内提出上诉。该案现在正由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二审,目前二审判决尚未下达,被告人现羁押于南明区看守所。现根据李国志的要求并按照法律规定,向负有法定职责的人民检察院申请对其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请依法对其予以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理由如下:

申请人于2017年3月21日依法向贵州省检察院刑事执行检查处反映该情况,贵州省检察院刑事执行检查处及时与南明区检察院刑事执行检查科取得联系。南明区检察院刑事执行检查科了解情况后督促看守所处理。南明区看守所专门带李国志到指定医院予以医治,经确诊其患有严重血管炎,目前办案机关指定的医院均无治疗条件,根本没有能力对其病症进行对症医治,故检察官专门为此电话通知辩护人,在负责任地向辩护人通报前述病情的同时,建议辩护人及时提出变更强制措施申请,以便尽早将李国志转到具备治疗条件的其他医院接受治疗,以避免出现严重后果。因此,申请人特根据《人民检察院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规定(试行)》第八条“羁押必要性审查的申请由办案机关对应的同级人民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部门统一受理”之规定,向贵院提出本申请。

二、对李国志变更强制措施不存在社会危险。

对于各种社会危险性的具体情形,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于2015年10月9日联合下发的《关于逮捕社会危险性条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至第九条中,已经予以明确列举,李国志并不存在上述规定中具有社会危险性的情形。对其变更强制措施既不可能导致其暴力侵害他人,也不可能出现妨害作证或串供等不当情形。

三、涉案事实已经查清,证据早已收集并固定在案。

本案已经进入二审程序,所有涉案证据均早已收集并固定在案。根据最高检察院颁发的《人民检察院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规定(试行)》第十七条(四):“经羁押必要性审查,发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向办案机关提出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建议:案件事实基本查清,证据已经收集固定,符合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条件的”。

综上,作为司法一线理应最接地气、最能感受人性冷暖的法律人,咱们当以自己积极并契合人性人伦的善心善行,回应最高司法当局对于“司法人性化”的国家改革之要求。请负有法定职责的贵阳市人民检察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以及《人民检察院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规定(试行)》的相关要求,及时对本申请作出审查决定,尽速对李国志变更强制措施,以免延误治疗时机而引发严重后果。

谢谢!

此 呈 贵阳市人民检察院

申请人: 杨名跨 王欣欣

北京盈科(昆明)律师事务所 律师

2017年3月24日

貴州仰华牧師獄中病重揪心,律師緊急申請出獄治療

請大家同心緊急代禱。主啊,救救妳的衷心僕人仰华牧師!在患難中安慰妳的百姓,在死蔭的幽谷中給他信心。聖靈保惠師賜給仰华師母王洪霧姊妹頂天立地的沈穩勇氣,知道上帝的慈愛永遠長存,在患難中仍有滿足的指望。正如師母代禱信所說:

代祷信

3月24日,主的恩典让我有机会见到仰华。本是陪着律师会见仰华,没想到在看守所门口看见了刚从省医检查回来的仰华。这是我们相隔1年3个月15天后的初次相见。仰华由一个犯人从警车上帮扶着慢慢地挪移下来。他那本已弯曲的背因着脚疼弯的更厉害了。我们匆匆聊了几句就被带进看守所。待律师会见后(我一直在外面等着),告之我仰华马上要转到368医院治疗,要我再去看他一眼。当我跑过去时,听到管教干警喊到:“谁是李国志家属”“我是”“因李国志病的缘故,主任医师要和家属谈话,但你不能和李国志说话”。我应声着上了警车,与他们一起来的368医院。
主任医师告诉我仰华的情况,省医诊断为“过敏性紫癜”,我看到仰华双下肢都是散在性疹子及坏死点,其中在胫骨处两只脚都有较大面积的坏死及渗出,整个脚都肿胀至踝关节处。医生说会使用大剂量的激素和抗炎治疗。因仰华此次发病时间短、来势猛,约8天左右,所以医院下了病重通知,也告知我接下来也许会出现的并发症如:败血症、消化道出血、肾脏受损等一系列的情况。
看到听到这一切后,我的心被搅动了,有了更多的担心与牵挂。当我面对仰华时,他说:“不要担心,有主的美意,我心里很平安。我们一年三个月没见,你还是老样子没变,”我笑着回答他:“你也是老样子,除了腰更弯一些,没变”。感谢主,即使如此主安慰我的心,把平安放在我的心里,虽然有一年多没见(我们从结婚到此之前,分开从未超过2个月),当仰华站在我面前时,好像一切都发生在昨天一样。没有眼泪,没有抓狂,只有主的平安陪着我们静静地望着彼此。
虽有焦心,但主的平安更多地托着我,使我能欢喜雀跃地面对仰华。
离开时仰华说:“记得请大家为我祷告。”“好的!”应声着看着他被带走的身影。“主啊,交给你了,只有你在他身边继续陪伴他了”。我心里默默的祷告着。

主内弱肢:王洪雾

2017年3月25日

奉主耶穌得勝的名求。阿門。主僕 傅希秋牧師

深圳、佛山两家庭教会被公安冲击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

近期,广东省深圳及佛山两地均有家庭教会遭到当局冲击。3月19日(星期天),佛山橄榄树教会约二十名信徒正在进行聚会时,遭到公安上面冲击,指信徒聚会非法,并带走教会用品。在深圳,圣经归正教会于3月上旬也遭到公安查抄,教会的圣经等宗教书籍和用品被公安带走扣押。

中国基督徒的活动空间正在进一步被压缩。广东佛山橄榄树教会信徒于3月19进行崇拜活动时,遭到当地公安、街道综治办人员十多人登门查抄,指该教会未经注册登记,以社团的名义进行宗教活动,并责令立即停止聚会。公安还将在场的约二十名信徒带到派出所盘查,当晚获释。据信徒称,该教会是谭秀红,恩典城市网络中的教会。多年来,该教会已多次遭到公安查抄。

据了解,该教会数年前被当局取缔。最近一次被警方大规模查抄是在去年7月10日,当时,数十名公安及宗教局人员冲入该教会,并将教会带领人蒋建平、谭秀红在内近三十人带到派出所扣查,还扣押教会用品,大部分人当晚获释,但蒋建平、谭秀红等4人,被处以行政拘留。

另外,深圳市福田区一家庭教会在3月上旬也遭公安、宗教局人员登门查抄,同时扣押了教会用品。当局要求该教会的信徒停止聚会。数日前,在深圳传道十多年的一位牧师对记者说:“深圳华强北圣经归正教会,就是庄志荣牧师,华西区会帮助的长老会华南区会的教会。在两周前,被区宗教局定性为‘非法聚会’,扣押了书籍,教会目前分散在几个聚会点聚会,他们正在为目前的选择和方向,进行祷告”。

据信徒称,目前信徒正面临各种逼迫:“我们都是信耶稣的,信耶稣的人都是直正、公益、扬善,为耶稣所行的一样,其实政府不需要打压。今年习近平说过,每个人都要有信仰,有信仰,有一个约束。我们国家才能和谐。他们这样抓人,我想不是国家的意思,是下面的这些人不按照国家的法律来办事”。

近年来,中国许多家庭教会遭到地方公安查抄之后,往往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不敢声张,更不敢对境外媒体披露各自的遭遇。一位匿名的信徒称,他们担心遭到报复:“目前,我们中国家庭教会的状况是,被打击的聚会点受到干扰,很多弟兄姐妹不敢多说什么”。

不仅仅是家庭教会,就连中国政府认可的三自教会也难幸免。浙江地方政府日前接到省政府通知,所有天主教堂及基督教教堂,都须安装监控探头。此举遭到部分教会的抵制。浙江温州一教会牧师对记者说,他们会抵制当局安装摄像头:“我非常反对他们这样做,他们(政府)这样做非常不合法。他们目前要在本堂装监控摄像,我们也在抵抗”。

3月初以来,浙江杭州、温州等地政府正在派人到各三自教堂按装监控探头,并出动公安为工程人员提供支援。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报道

温州平阳圣爱教堂反对当局安装监控

对华援助协会通讯员

近日,浙江省温州多间教堂本月被安装监控器材。安装期间,有执勤人员在场戒备。不同意安装的教堂被强行安装。

3月23日,温州平阳县麻步镇江景村圣爱堂(高沙教会)执事会发布《关于反对有关单位在教堂安装监控的声明》,声明中指出,当局强行在教堂里及讲台、奉献箱、大门口等处安装监控器的做法完全是侵犯隐私权、干涉宗教内部事务的违法行径。

声明中指出强行安装监控器毫无法律依据,就是有所谓文件,也需要会众的同意。监控表面上是为了公开安全,但的确会造成权力滥用、侵犯隐私和肆意破坏宗教自由。

对华援助协会对近期发生的在浙江多个教堂强行安装监控器的做法表示强烈谴责,这是明显的侵犯信徒信仰权利、践踏宗教自由的行径,希望当局悬崖勒马、立即停止非法行径。


助缅甸难民中国福音会曹三强牧师被刑拘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

中国福音会宣教士曹三强牧师,因在中国云南缅边界地区协助难民,日前深入缅方支援难民。他于3月5日被云南省普洱市孟连县公安局以涉嫌“偷越国境罪”,刑事拘留。羁押于孟连县看守所近20天。另外,三月中旬,厦门两个家庭教会在一周之内,受到当局派人冲击,深圳及佛山均有教会遭当局警告。

3月5日,中国福音会宣教士曹三强牧师在云南省西南部普洱市下辖的孟连县被当地警方刑事拘留。孟连县公安局发给曹三强亲属的拘留通知书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条之规定,已于2017年3月5日11时,将涉嫌偷越国(边)境的曹三强,刑事拘留。现羁押在孟连县看守所。

一位与该教会同工相熟的牧师3月23日告诉记者:“只知道曹三强一直去缅甸佤邦那边,帮助在当地建学校,从事一些怜悯贫困者的事工。最近缅北发生战争,边关关闭。不允许信徒经过,因此他们以偷渡方式过去,所以没有签证,公安把他当偷渡客,拘留已经十多天了。我是听他的同工讲的”。

另据信徒称,曹三强长期在中缅边境地区宣教,同时帮助当地或缅甸难民解决生计问题等,还在当地协助建学校等。事发时正逢缅甸政府军和反政府军发生武装冲突,教会援助缅甸边民的道路受阻,因此,曹三强采用特别方式过关,但被公安刑事拘留。

另一位牧师称,曹三强牧师长期从事爱心救助活动:“曹三强在2008年汶川地震后,接手在当地做爱心行动的活动,在四川做了一些善举,然后做救灾等工作。我知道他”。

中缅边境地区一位基督徒对记者说,中缅边境长达两千多公里,在边境附近,偷越国境是常事,通常边境武警见状都不闻不问:“一般在那边都是偷渡进去,因为正儿八经进去,不给办边境通行证。所以在那边偷渡很平常,除非你在政治上有企图,肯定会被拘留。一般的(越境)走访,在那边是很正常的”。

记者:中国边防知道会干预吗?

回答:一份月、二月份是不让越过边境的,但是现在三月份以后,可以过,他(边防)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据信徒称,最近中国各地政府对家庭教会的打压愈演逾烈。三月上旬以来,各地均有家庭教会受到当局逼迫,如三月中旬,厦门两个家庭教会在一周之内,受到当局派人冲击,责令解散教会。其中包括巡司顶教会的植堂点。另外,深圳及佛山两个教会也遭到当局警告,要求其立即停止聚会。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报道。

中国福音会宣教士曹三强牧师

云南省孟连县公安局拘留通知书

四川阆中一家庭教会15人因聚会被拘留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

四川省阆中市经济开发区千鹤小区一家庭教会信徒,3月中旬在家中聚会时,遭到当地公安二十多人冲击。警方在这次行动中,以非法集会,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为由,分别处以15人行政拘留15天,教会的宗教用品被扣押。据当地信徒称,该教会聚会点平时有约90名信徒聚会。

阆中家庭教会牧师李明3月23日告诉记者,当地一家庭教会的信徒在聚会时遭到公安冲击,十多人被行政拘留:“3月13日,那一个不是我们的教会,是别的教会。靠近我们的一个教会,一共抓了14个人,就是因为聚会。把他们教会的空调、凳子、投影仪都扣了”。

记者:当时有多少人在聚会?

回答:当时应该有80多到90多人聚会。

记者:以什么名义拘留?

回答:说是非法聚会,就拘留。

李明说,去年圣诞节期间,他的一个教会有一位梁姓基督徒也被公安行政拘留:“我们教会也有人被抓。12月25日圣诞节,把我们的东西全部拉走了。我们阆中这个地方(公安)看得比较严”。

记者:有没有抓人?

回答:抓了一个梁姊妹,拘留15天。

据当地一位信徒说,该教会平时很低调,未与外界有太多的联系:“那边的教会,他们有点封闭。他们以前没有接受过采访”。

当地另一位信徒告诉记者,被行政拘留的有15位信徒,属于千鹤小区的家庭教会,因为他们拒绝到官方教堂聚会:“大概是(3月)14日,抓进去的有十几个,行政拘留15天,他们是在学习圣经,还没有放。总共抓了15个,拘留了15个。他们是开发区千鹤小区的。同工和弟兄姊妹在聚会的时候被抓了”。

在阆中家庭教会中,受到当局打压最多的是阆中教会,该教会在每年一度的圣诞节期间,都会遭到公安冲击。甚至有信徒被警方以非法聚会为由抓走拘留。据信徒称,公安每次上门,都劝说信徒到官方指定的三自教堂聚会,但每次都被信徒们拒绝。

阆中教会有约一千五百名信徒,下设多个分会,信徒平时分散聚会。2013年4月该教会遭到约二十名警察以“非法聚会”的名义驱散,17人被抓,其中包括牧师李明在内的六人被处以行政拘留。而在2011年圣诞节当天,近两百信徒在阆中一广场聚会时,遭公安以催泪弹驱散,多人送医院治疗。信徒曾状告公安局,但当地法院拒绝受理。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报道。

宁波官方教会要求各教会安装监控装置

对华援助协会通讯员

根据网上流传的一份文件显示,浙江宁波基督教两会命令下属教会为安全起见在各教堂安装监控装置。这是官方教会主动配合当局公安机关的措施,表面当局公安、宗教及基督教官方体系,共同联手来监控信徒及教牧的言论及活动。为进一步打压信仰权利与宗教自由作准备。


温州众基层教会发布声明抵制赞成强拆十字架的官方两会

对华援助协会通讯员

近日,一份署名温州众基层教会的声明中写到,由于浙江官方基督教协会及三自爱国会支持强拆十字架,助纣为虐,故强拆十字架后到官方神学院读书的神学生,毕业之后温州各教会皆不接纳,而官方教会按立和册封的牧师、长老等,温州各教会也不承认和接纳。

这一声明表达了温州众多坚持圣经真理的教会的无畏立场,也是对当局践踏信仰权利和宗教自由的恶行的抵制和谴责。


压橄榄成渣,方能成油——中国的宗教控制与宗教自由

廖斌洲

美国国务院于2015年8月10日发布《2015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指出了世界许多以国家法律或组织暴力限制或剥夺该国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状况。针对中国的状况,该报告指出,中国政府于2013年开始于浙江省以教堂建筑「非法」为由,强制拆除1500多座教堂,许多为此奔走的宗教领袖和维权律师都遭到国家的抓捕。

1949年建政以来,中国政府对于宗教就一直採取控制和打压的姿态。以其对于基督教和天主教採取的控制手法而言,从建政之初,中国政府就以「三自爱国运动」的方式,将基督新教和天主教纳入共产中国的民族主义动员当中,试图以「自治、自养、自传」的方式,让中国的教会在组织、经济和人事方面,全然独立于普世的基督新教和天主教组织。

一言以蔽之,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中国境内的宗教组织受到境外势力的操控,进而达到颠覆国家政权的目的」。当前,中国管理基督新教和天主教,是由一条鞭的层级化「三位一体」组织所构成:在民间为「三自爱国教会组织」,在政府层级为「国家宗教事务局」(国务院直属的副部级),在党的层级则为「统战部」(中国为以党领政)。在党国严密控制下的三自爱国教会体系,完全服膺于官方意识型态。

因此,其信徒也完全称不上拥有信仰自由。儘管在三自爱国教会体系之外,有家庭教会(地下教会),在各个地方不同程度地被允许存在。然而,这些家庭教会都属于非法的组织。因此,中国宪法第36条所赋予的信仰自由形同具文。

宗教控制背后的政治逻辑

近年来官方对国内基督教和天主教会的态度有再度紧缩的倾向。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基督徒和天主教徒人口这些年正以惊人的速度成长。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于2011年的估计,中国基督徒和天主教徒人口总数大约6700万人。对于以维繫政权稳定为首要任务的统治阶层而言,一个非官方组织的人口居然可以近逼其党员总数(约8000万人),这必然是政权稳定的重大威胁。

这个发展趋势近年来受到中共中央的重视,中国国家宗教局局长王作安8月9日在中共党媒《学习时报》发表的文章指出:「过去信教的是『五多』,即老人、妇女、农村人口、低收入者、文化层次低者多,现在是中青年、城镇人口、高收入者、高学历者越来越多。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和人口流动,信教人口的地域分佈正在发生改变。」

王作安在结论指出,针对信仰宗教人口结构的这种改变,政府必须做出的因应措施是:「引导宗教界在政治上形成正向共识,支持他们在促进社会和谐进步中发挥积极作用,同时防范和治理非法违法活动,防止对党的执政基础和社会稳定造成不利影响。」

王作安上述两个重点,即是要指出背后的两个政治逻辑。首先,是中产阶级作为民主化前提的逻辑,是中国政府所警惕的。历史上的大部分例子指出,经济发展产生的中产阶级,必将成为一国迈向民主的重要前提。

在当前中国,以中产阶级为主的信仰人口结构,意味着这些较以往信众具有经济能力、知识背景和个人权利意识的「白骨精」(白领阶级、骨干人士、精英份子),必将成为未来向政府争取公民权利的潜在人口(至少会先争取宗教信仰自由,再由此扩充到其他面向的公民权利)。

近年中国维权运动的参与者当中,有极高比例的维权律师都是基督徒(高智晟、唐荆陵、范亚峰、张凯等),且这些基督徒维权律师所参与的维权运动当中,并不仅限于基督教的宗教维权,而是涉及普世公民和政治权利、经济和社会权利的公民维权运动。中国政府面对来自社会的庞大压力,再加上这些维权运动参与者当中,基督徒参与者佔了极高的比例,自然将这个趋势视为隐患。

其次,是切断这些宗教的政治性,以要求这些宗教组织在政治上承认中共一党专制的正当性,来换取给予其宗教上的自由。这个论调从中共建政以来都没有太大的变化,中共的一党领导必须高于一切宗教原则。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掌权后,不断强调中国国内的所有宗教都必须「中国化」。

稍微对于世界各宗教发展历史有点理解的人都了解,任何的宗教在进入一个社会之后,一定会与该地方的文化产生冲突,随之在教义上採取融合。也就是说,「宗教的本土化」是必然的现象。然而,中国政府所强调的宗教「中国化」,其实就是透过党的统战部门及国家宗教局,对宗教活动进行严格限制,是高度政治化的措施。

从中国政权的角度来看,东欧政权垮台的殷鑑不远,尤其在这些国家裡,不少国家的基督教或天主教会都曾在支持公民运动推翻政权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为了防患未然,一个拥有高度宗教自由的公民社会势必不容许存在。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维权人士的核心价值

「祢若不压橄榄成渣,它就不能成油;祢若不投葡萄入醡,它就不能变成酒。」这首倪柝声所写的经典诗歌,总是激励着不少基督徒的心志。正如同这歌词的意境所写的,在愈是专制压迫的环境下,往往愈能够产生为了理想和信念而牺牲奉献的美好灵魂。

当代中国基督徒面对的专制压迫环境,绝非历史上的唯一,因为有太多的先例:初代教会的使徒们、基督教未被罗马帝国承认合法时的信徒们、欧洲宗教战争中受迫害而流亡的新教徒们、逃往美洲新大陆的清教徒们。

然而,当代中国基督徒所面对的专制政权,却是最聪明的政权,可以在「依法治国」的名义下,用法律的罪名使维权人士入狱。儘管如此,具有信仰良知的基督徒维权律师们,却是怀抱着以牺牲生命为代价的态度而投入维权运动。

2009年,几个维权组织共同发佈了《中国公民维权宣言》,即明白揭示了维权人士的立场和态度。宣言一方面提醒掌权者:「更不能借社会和谐稳定之名,肆意践踏中国宪法与法律,走与人民为敌、与人类为敌、与人权为敌的邪路!」另一方面,也表明维权人士以生命捍卫公民权利的决心:「已经觉醒的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的中国公民,愿意以维权保障人权,用抗争赢得自由!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不畏死,多么不容易啊!因为这样的人,往往有着与常人不同的乡愁:「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希伯来书11章15~16节)许多维权人士(例如:高智晟),在其参与维权运动之前,即已知道自己的下场如何,但他们依然充满勇气地站出来。或许,在他们在狱中受到常人所不能承受的肉体和精神摧残之际,始终有这么一个声音伴随着他们:「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马太福音5章10节)

廖斌洲

台湾大学政治所博士候选人,主要关注的议题为近代民主思想、当代中国民权运动;额外的兴趣为政教关係。

转自传扬论坛
http://weproclaimhim.com/?p=4472

从基督教对美国历史的影响看政教关系

临风

关键词: 基督教 美国 政教关系

事实是顽固的,历史呢?

独立战争前,约翰•亚当斯是位律师。1770年发生了“波士顿大屠杀”,因着一名暴徒的挑衅,英军士兵开火,结果造成五名民众死亡,六人受伤的惨剧。这批军人被告上法庭,殖民地群情激愤,大有不拿士兵赏命不罢休的趋势。亚当斯在了解案情之后,勇敢地替这批军人辩护。因为他的努力,大多数被告被判无罪开释。

在法庭上亚当斯说了一句令人难忘的名言:“事实是顽固的,无论是否符合我们的期望,我们的意愿,或是我们的激情,没有人可以改变事实和证据。”

虽然有压力,忠于事实或许还比较容易,但忠于历史却是困难的。你可以对事实有看法,可是你不能改变它。历史却更像是座大森林,画家可以选取几株树来作画,但那幅画并不一定能代表森林的实貌。基督教在美国历史上的影响就是这样。我们听到、读到各种的说法,让人们不知道哪个说法是林,哪个说法是树,甚或哪个是超现实的绘画!

殖民初期的清教徒

第一批来到北美洲的英国移民是1607年在切萨皮克湾登陆的商人(后来的维吉尼亚州的詹姆斯镇)。人们所熟悉的移民是1620年来到新西兰(普利茅斯湾)的清教徒。在上岸之前,他们在威廉•布莱德福的领导下于1620年11月11日(Julian日历)签定了一份《五月花号公约》。

这份社会契约是人类历史上的首次,声明政府是经过由被管理者的同意而成立的:他们是在上帝的名下作为英国的臣民。这个公民政治体是为众人的福祉设立,将根据实际需要,订立公正的法律规章,并且全体遵行。这个政府是由多数(成年男)人的投票表决做决定,没有其它权威。签字的是41位男性乘客。

清教徒是站在政治上的主导地位。以新西兰为例,如果一位男性不是公理会教会的会员,你不但不能担任公职,连投票权都没有。在一个同质社会,这是很能了解的。可是,到了移民的第二代、第三代以后,他们逐渐失去信仰。州政府只好修改条文,许多“挂名”的会友因着“世袭”保持了投票权。到了19世纪,爱德华兹就因为批评这种虚假,被迫解除牧师职位。

在宗教上,这批人虽然是为了逃避宗教迫害来到美洲大陆,但并不表示他们就会尊重他人的宗教自由。拿北美殖民地13个州来说,虽然各州都是以新教为主,但是各州教派不同,彼此压迫的例子层出不穷,只有宾夕法尼亚州例外。

以新西兰的麻州为例,它是公理会的地盘,其它教会的会友没有投票权。他们大肆逼迫贵格会,有四次贵格会友因为信仰而被处死。这说明了,人们的信仰再虔诚也免不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盲点,有些人甚至越虔诚对异己的迫害越大。发生在17世纪末的“塞勒姆女巫案“又是另一个显著的例子。种种事件刺激了后来宪法上对“宗教自由”的保护。

在对待“邻舍”上,有些清教徒热心地把福音传给原住民(北美印第安人),保护他们的权益。但是有更多人用武力的方式侵占原住民的土地,谋杀原住民。况且,他们常常是藉着宗教信仰的名义在掠夺、杀戮。

清教徒罗杰•威廉斯对此就曾提出过严厉的指责。他正义的声音,以及他对“政教分离”理念的贡献,虽然在当时不被重视,但他那个先知性的声音最终得到胜利。

独立战争前后

美国独立(1776)正好是北美殖民地的第150年,美国刚刚经历过第一次大觉醒(1730-1755)。这也是美国第一次的福音运动。

在新大陆殖民地的十三个州当中,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区(包括马萨诸塞州、康涅狄格州、新罕布什尔州、罗德岛州)主要是公理会的势力。纽约州主要是荷兰改革宗。新泽西州有荷兰改革宗、路德宗、贵格会和长老会。马里兰州是长老会和天主教。宾夕法尼亚州比较复杂,几乎各教派都有,因为主要教派贵格会比较能够容忍其它派别。德拉瓦州有荷兰改革宗、长老会、路德会、安立甘宗(圣公会)。弗吉尼亚州与北卡罗来纳州是长老会和安立甘宗。南卡罗来纳州是安立甘宗和雨格诺教派(法国新教徒)。乔治亚州是安立甘宗和摩拉维亚弟兄会。

这些主流教会注重世袭传承,宗派森严,加上枯燥乏味的学院式讲坛。在这种灵性饥渴的景况下大觉醒应运而生。它是旅行布道家发动的平信徒福音运动,主流教会对之抱持怀疑的态度。由于教会不接纳,他们只好在支搭的帐篷里聚会宣讲。因着圣灵动工,这个复兴运动带来极大灵性上的复兴。

大觉醒运动打破了教会间的藩篱,新兴的教会开始出现。这批新兴的浸信会、循道会和卫理公会充满了活力,增长很快。人们消除了宗派间的隔阂彼此沟通。这次大觉醒使得宗教信仰民主化,也给殖民地13个州带来共同的身份认同,为独立运动铺垫了基础。

纵然经过了大觉醒的洗礼,独立战争时期是新大陆宗教信仰上的一个低点。根据基督徒社会学家Rodney Stark和Roger Finke的研究,只有总人口17%的人们属于教会的会友。周六晚上波士顿酒馆的人群远超过周日教堂的人群。他们的研究发现,有三分之一的头胞胎在婚后不满九个月出生。换句话说,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头胞胎是未婚怀孕。(注1)

他们还发现,虽然在独立时期的教会人口只有17%,到南北战争时期上升到37%,一次大战时达到53%,1952年是59%,1980年已经达到62%!虽然有人质疑他们的结论,不过乐马可(Mark Noll)2002年的巨著《美国的上帝》里也有类似的结论。

当时主导建国理念的精英们,包括亚当斯、杰佛逊、麦迪逊、富兰克林、潘恩等,都不是基督徒。在革命期间,就连汉密尔顿也抛弃了他幼年的信仰,仅是位“有神论者”。作为“造神运动”对象的华盛顿,连他的宗教信仰也受到历史学家的质疑。

不过,这批奠基者都有很浓厚的宗教心,受到基督教价值的影响。因着他们的高瞻远瞩,没有把美国建立成像欧洲一样的宗教国家。

至于美国建国的理念,到底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是基督教,还是启蒙运动?这是个热门话题,说法很多。笔者曾根据基督教历史学家的研究,在《美国独立宣言背后不为人知的秘密》和《美国强大的秘密不是民主而是共和,可你知道共和思想的源头吗?》这两篇文章里有详细的解说:《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是基督教与苏格兰启蒙两者的融合。

公民的美德则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华盛顿在《告别演说》中说:“宗教和道德乃是人类与公民职责的最坚强支柱”。共和思想在美国的成功,除了政治理念和制度的完善,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也就是约翰•亚当斯总统所说的:“我们的宪法是仅仅为那有道德和宗教心的人设立的。” 换句话说,公民的道德素质和敬虔的生活态度是共和制度能够顺利推行的一个先决条件。

美国的联邦制限制了中央政府的权力,使国家不至于走向极权。三权分立减少了总统权力的无限膨胀。同时,新大陆的移民学习尊重他人的权利,特别是良心的自由,乐意服务桑梓。他们的宗教心相对地约束了自由被滥用的可能,也减少了多数暴政的可能。这些因素都是美国民主和共和能够顺利施行的基础。

不过,鉴诸近年来美国政坛所发生的种种怪现象,这个基础似乎开始受到了挑战!

南北战争前后

25岁的法国贵族和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于1831年访问美国,那正是“硬汉”总统杰克逊当政的时期。以一年时间,托克维尔在24州中走访了17个州和三个开荒领土,广泛接触了美国各个阶层。1832年回去后,他专心写了两本《论美国的民主》,分别于1835年和1840年出版。他对美国入微的观察写作,直到今天还受到重视。

他认为,在法国宗教的精神和自由的理念是背道而驰。但是在美国,他发现宗教与自由完美地结合,宗教信仰和民主共和在这里融合成为一体。这是美国的一大特色。

他心目中的“宗教”有三层意义。第一、基督教认为“人类都是受造的”,这是把人放在民主的基础上。第二、新教文化与民主理念中的自我管理这两者在美国相融合,连美国的天主教都受到影响。第三、为了民主的未来,托克维尔用“宗教”这个字眼,而不用新教,或是基督教。他淡化神学和教派,因他看重的是宗教对社会集体的人心和道德的影响力。

也就是在这个框架下,他把宗教称作是“首要的政治措施”。

他对美国充满信心,他说:“美国所以伟大,因为美国是善的。当美国不再善良,他就不再伟大。”这个“善”就是美国力量的源头,它来自于宗教信仰。

与此同时,他也看出宗教与政治间的张力,宗教上的良心自由一方面支持了政治自由,但是新教过度的个人主义和教义争端对民主会是种危害。所以他只关心与公共事务有关的宗教领域,而不是个人的信仰领域。他坚决拥护美国政教分离的做法,也就是教会和政府在制度上和运转上脱钩。

托克维尔认为,如果宗教与政治结合在一起,那将使宗教陷人危境,抹去了彼岸世界的神圣性,失去了宗教与社会间的弹性张力。“宗教一旦依附于现世的利益,就同世上所有的权力一样,它变得脆弱无力”。宗教依附于政治就必然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无法维系人心,造成撕裂。

他指出,“ 欧洲不信教的人士,主要是把基督徒当作政治敌人,而不是把他们当作宗教敌人加以攻击。他们仇恨宗教信仰,多半是把宗教视为一个政党的意见,而很少把它视为一种错误信仰。他们排斥教士,主要是因为教士是政府的朋友,而不是因为教士是上帝的代表。”西欧宗教信仰衰微的重要原因是因为宗教参与到政治斗争之中。

其实托克维尔的看法非常符合圣经。从神学的视界来看,上帝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他统管万有,当然包括政权和教权。并且在基督再临以后,新天新地降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

不过在今世,不论是从制度、权力和运作来看,就如耶稣对属该撒和属上帝之物的切割一样,这两者应当是隔离的。

另一方面他注意到,美国人一般爱行动但不太执着于信条,宗教信仰不会搅扰人们心灵的平静,也不妨碍与邻居的交往。教会里面听到的多半是些道德与生活的教训。他发现,美国人对赚钱的兴趣特高。人们不安于生活现状,非常实用主义,渴望新奇和变革。他们努力工作,期望出人头地。

他预言,美国将成为地球上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他也深入了解美国原住民的文化,非常同情印第安人悲惨的遭遇。对一个这么强调平等的国家,却又同时如此歧视黑人,贩奴蓄奴,让他感觉非常矛盾。他准确预言了美国即将发生可怕的内战。

历史学家乐马可说,从1830年到1860年,整个美国的注意力都在奴隶问题上。要解决这个问题,美国花了一百多年的时间,到了21世纪的今天,还是问题重重。历史学家威肯斯(Roger Wilkins)曾经(1995年?)说过一句话:“黑人在这片土地上有了375年的历史,其中245年受到奴役,100年受到歧视,他们总共只不过享受了30年的新生活。”其实,他或许还言之过早!若是忽视这个现实,我们就很难了解美国的社会。

从独立革命的低谷到南北战争,基督教(特别是福音派)在美国的传播达到一个高峰。但是基督徒、包括神学家,在此期间却分成两个对立的阵营,一个坚决反对蓄奴,一个坚决支持蓄奴。南北战争所以那样惨烈,就是因为双方都是为了信仰而战。南方的代表李将军,和北方的代表林肯总统,都是抱着这种信念开战的。

奴隶问题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它反映出一个现实:人类集体的罪恶是很难被当事人察觉的。宗教信仰有时反而成了人类为自己辩解的工具,甚或是原动力!这场战争证明了托克维尔的先见之明,当宗教和政治走得太近(政教不分)的时候,被利用的总是宗教!被牺牲的往往是公义。

英国的废奴运动所以能够和平解决(1833年),至少有部分原因是宗教没有被政治利用的结果。

今天一个小例子

美国国会1954年通过《约翰逊法案》,由艾森豪总统签署成法。这是参议员约翰逊(后来总统)提出的修正案。这项法案规定,包括教会在内的免税团体,如果进行若干活动将丧失其免税地位。这些活动包括:直接或间接参与或干预任何政治运动,支持(或反对)竞选公职的任何候选人,提供政治竞选经费或对其立场发表公开声明。

自从川普总统上台以后,他点名要废除这条修正案,在基督教界引起很大的风波。川普要废除的理由是:

“自由并非政府的礼物而是来自上帝。……我们有权力按照自己的信仰敬拜上帝。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废除并彻底摧毁约翰逊修正案。我要使信仰的代表们能够自由地发声,并且不会恐惧有任何的惩罚。”

支持废除的人们认为,该法案威胁了神职人员谈论政治的自由。事实上,该法案并不阻止神职人员以私人身份支持候选人。以达拉斯第一浸信会的主任牧师Robert Jeffress为例,他以个人身份多次为总统候选人川普站台,这并不违法。此外,神职人员基于宗教理由,对任何政策提出批评,这完全是合法的。该法案唯一禁止的是:神职人员利用教会的名义公开支持或反对某候选人,或组织类似活动。

根据LifeWay去年的民调,美国人反对废除这个法案的占绝大多数(80%左右),福音派略少,也有75%,天主教徒反对废除的是87%。

如果废除了约翰逊法案,直接的后果有四:1)政治是高情绪化的领域,教会内部会为政治立场不同而引起纷争,甚至分裂;2)为了争取支持,政客的献金将流入教会;3)教会投钱在政客身上,钱权交易;4)教会犹如耶稣当年贩卖牛羊鸽子的圣殿,圣俗不分。

说白了,废除约翰逊法案以后,宗教与政治就会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如果托克维尔生在今日,他肯定会坚决反对废除约翰逊法案,用政教分离来保护教会。我担心,就如哲学家乔治•桑塔亚那所说的:“那些不从历史汲取教训的人将会尝到重蹈覆辙的苦果。”

历史教训的再思

历史是一出不断重新上演的戏剧。宗教与政治间的互动就是这样,从开拓北美殖民地到独立运动,到南北战争,到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基督教信仰所带来的灵感正是其中一股主要的动力。

美国自称为基督徒的人口比例虽然逐年下降,但还保持在70%左右(皮尤2014年调查)。可是,2009年巴拿研究的民调发现,美国具有基督教世界观的人口不到10%。就是在自称“重生”的人中间,具有基督教世界观的也不到20%。对大多数自认为基督徒的人来说,他的世界观很可能是世俗的,他参与社会活动的态度和做法并不符合耶稣基督的教导。

这个世界观的落差令我警惕。基督徒们应当严肃思考,我们参与社会公益的武器到底是属灵的,还是属世的?是政治为公义服务,还是宗教为政治服务?

我们的答案就决定了,到底是基督教影响社会,还是文化或政治在影响基督教?

更重要地,宗教的用意并非为了影响或改变世界而已。教会的目的也不是在统治世界,或是辅助“君士坦丁”。就如改革宗神学家霍顿(Michael Horton)所描述的,如果这样,“教会就成了基督的摄政王”,而不是彰显基督的群体。如此,基督教就会在“夸胜中”失去了基督,基督徒也就失去他“作光、作盐”的使命。

基督徒如果仅仅遵循实用主义和权力操控的本能,不把教会最主要的身份当作是一群罪得赦免的罪人,去领受上帝的恩典,去荣神益人,反而像是一支道德大军,要夺取话语权和政治权力,那么,基督教就被整个误导了。这或许才是最大的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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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柏领导力微信

美国将向何处去?

张义南牧师

1776年——2016年7月5日(北京时间),美国独立240周年。

从1776年迄今,地球绕着太阳旋转了240圈,在北美广袤的旷野,自由的灵风吹拂,自由的钟声敲响。耶和华上帝曾让受奴役的以色列民出埃及,来到旷野受造就。天父上帝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祂创造人类有自由意志,也兴起享有人间最多自由的国家,小政府大社会的国度——美利坚合众国。说到美国,“自由”这个词油然而生,在美国举国欢庆建国240周年之际,我谨以短诗为贺:

寻强溯源美利坚,自由彼岸洋彼岸。

清徒移民倍艰辛,属灵觉醒几燎原。

共和植根主磐石,宣教五洲每当先。

坚助犹太超庸邦,苍鹰不老还童颜。

若说人类得益于挪亚方舟,而美国则起源于五月花号船。大西洋波涛汹涌,一船又一船寻求信仰自由的欧洲清教徒,在大西洋冒险颠簸几个月,来到渺无人烟的北美荒原……早在1606年,英国的一群天路客就登岸于北美亨利角,史密斯船长上岸,做的第一件事是竖起木头十字架,罗伯特·韩特牧师马上带领会众祷告,感谢主保佑他们平安抵达,重申他们在新大陆为上帝做工的承诺。

在以后冒险寻求自由的清教徒中,上帝像兴起摩西一样,兴起了温斯罗普,他在横渡大西洋的船上,盼望建立政教合一的仁慈的基督化政府。温斯罗普在船上讲道说:“全能的上帝赫赫在上,明智聪察,使生民历来尊卑有别,上帝的创造始终一贯。形形色色的天地万物,彰显祂的智慧和权柄的荣光。经上帝恩准及大家同意,更有基督教会特许,我们着手在政教合一的政权下,寻求共同生活之地,亲密相处。我们的目的是改善生活,更好地侍奉耶和华,使基督徒生活安舒,队伍壮大。”

温斯罗普深感耶稣基督的大爱无疆,期望在新大陆建山上之城,树人类新政府之典范。

这群清教徒对政府的定位是:“政府是信徒与上帝之间的神圣契约”。持有投票权和政府官员都必须具备正统的、虔诚的信仰,必须是基督徒。

经历了一百多年移民开拓的进程,在地广人稀的新大陆,神圣的自由悄悄地发生着变化,世俗的色彩逐渐搀杂进来,清教徒的后代对耶稣基督的信仰,呈淡化的趋势……

1741年,上帝兴起爱德华兹牧师吹角呐喊,在北美点燃教会复兴之火,他巡回各地奋兴布道,掀起属灵大觉醒运动。

爱德华兹具有力挽狂澜的信心,面对世俗的罪恶,他声嘶力竭地宣讲上帝的威严,他的著名讲道词“罪人受罚于愤怒的上帝”像重锤敲击人心,像圣火焚烧大地。

新英格兰的美洲殖民者,在相信上帝的主权抑或人的自主性之间,反复争战。加尔文强调上帝的主权,阿米尼乌注重人的自由意志。英国福音派基督徒洛克发表《政府论》,主张政府的权利来自人民的同意,悄悄的置换了正确的解经,以人民的意愿,取代了上帝的旨意;接着法国的共济会成员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说,自然神论等观念,渗透到北美大陆。

共济会成员杰弗逊在一家旅馆草拟独立宣言:人人生而平等,上帝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杰弗逊心目中的上帝,不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不是有位格的上帝。杰弗逊所言人人生而平等,也不符合实际,因为上帝赐给人生命、自由、幸福,是有前提条件的,必须在耶稣基督里才能得到;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得以自由。主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主耶稣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杰弗逊的独立宣言,属灵和属世的涵义模糊,解读的边界不明,为美国日后的两极分化开了口子;于是,镀金时代的资本主义在美国长驱直入,虔诚的基督徒受到市场与物欲的挑战。追求自由的基督徒面临个人主义掺杂,尊主为大的基督徒遇到民主宪政的张力。

美国啊美国,你多次经受世俗洪流的冲击,又多次蒙恩,沐浴上帝的恩光,属灵大觉醒运动把你挽回。

布朗定意要废除奴隶主义,下定破釜沉舟的决心。林肯总统设立全国祈祷日,信靠上帝解决治国的难题;他把民主原则解读为民有、民治和民享。

福克纳的《论隐私权》,提出美国梦尊重个人和自由,与圣奥古斯丁和卢梭的《忏悔录》背道而驰。难道“隐私权”能把隐藏的罪恶掩盖住吗?圣经上说,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箴28:13)。欧洲产生了三大忏悔录,而美国基督教文化中,却没有一部忏悔录。

美国240年来的自由选举,也吸引各国关注,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大政治景观;虽然马克吐温的《竞选州长》,对选举进行辛辣讽刺,但是,汉密尔顿等人的《联邦党人文集》,却是美国民主的经典著作。

首任民选总统华盛顿手按圣经宣誓,一直延续到当今美国。总统、州长和议员候选人之间,可以互相指责攻击,互相揭丑贬损,但最终还得显示政治家的风度,还要回到主耶稣所讲的包容饶恕。

美国240年来的科技发展,目前已领先各国,执科坛牛耳。基督徒爱迪生的千百项发明,莱特弟兄驾驶飞机上天,原子弹首先爆炸,航空母舰游弋四大洋,卫星载人登上月球,电子计算机从发明到更新,已将智能手机普及全球……美国的科学家大都信仰上帝。

美国240年的军事力量,近百年已攀升至各国首位,近三十年来,新军事变革,在中东打响了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在阿富汗小试牛刀,引来各国军队莫不效仿美军的战法。

马歇尔、麦克阿瑟、艾森豪威尔和巴顿,乃是美军著名的上将,他们信仰耶稣基督,战前向上帝祷告,由随军牧师为全军代祷,打赢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施瓦茨科普夫上将指挥海湾战争的各国军队,他从小就在基督教唱诗班歌颂主,战前向主祈祷。

弗兰克斯上将指挥伊拉克战争,在回忆录中记载信主的见证。

美国240年的历史,基督教与共济会反复争战,神圣天国文化与世俗掺杂文化此起彼伏,此消彼长。在美国的属灵风景线上,值得镌刻一群复兴者的名字。

马格瑞狄牧师在1800年7月,在美国开始帐篷聚会。

查理士·芬尼于1821年开始信主,在美国被主重用,开创了布道新方法。

约翰·保依称为神医使徒,1880年他开始进行医治布道,祷告圣工。

平信徒宣教士慕迪的福音布道,周游英美各国,掀起属灵的震动。

1900年10月,查尔斯·巴罕在美国堪萨斯州的托皮卡建立神学院,主使用他们恢复说方言的恩赐。

1906年黑人牧师威廉·西摩被主兴起,在洛杉矶阿苏萨街复兴聚会三年,渴慕圣灵充满,创办了五旬节教会。

美国女布道家麦艾美建立四方福音教会,电影明星卓别林也去听麦艾美讲道。

女布道家库尔曼在美国开展大型帐篷聚会医治布道,陆军上将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热情参加库尔曼的布道会,让其按手祝福祷告。

马丁·路德·金发表震撼国际社会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想》,他高喊着“终于自由啦,终于自由啦,感谢全能的上帝,我们终于自由啦!”

美国著名布道家葛培理,从1949年组成布道团,带动全美的布道热潮,据统计,他布道五十年,超过一亿一千万人次,参加过他的布道会,带领三千两百万人决志信主。

葛培理成为多位美国总统的属灵牧师,他是艾森豪威尔、尼克松、约翰逊、雷根、福特、卡特、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等总统的良师益友。

美国走过240年的历史,繁荣与滑落起伏,自由与放纵交替,信仰与悖逆争战······近八年来,奥巴马总统执政期间,美国发生一连串让基督徒大跌眼镜的事件。美国就此一路滑落下去吗?美国就此离上帝越来越远吗?

毋庸讳言,美国正遭受魔鬼疯狂的攻击诱惑。但是,我相信美国教会仍有复兴的潜力,愿上帝怜悯美国。重新使用美国。

美国将向何处去?信靠基督是通途。

基督教对美国秩序的决定性影响

(说明:本文是Russell Kirk所著《美国秩序的根基》一书第五章第四节,本节原名为:这是由两股力量统治的世界。张大军译)

在奥古斯丁去世之后一百五十年,曾被人们长久称为永恒之城的罗马在外形上依然如故。不过,罗马已虚弱无力,而且几乎处于无政府状态。元老院甚至已经不再举行会议。西罗马帝国的最后一位皇帝奥古斯都鲁斯(Augustulus)已在476年退位。野蛮部族的首领统治着意大利大部分地区,野蛮部族--主要是伦巴第人(Lombards)-占领了意大利半岛的很多地方。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帝国皇帝依旧声称对西罗马享有主权,通过拉文纳的总督(viceroy)管理意大利未被蛮族占领的其它地区;不过,在整个“罗马公国(duchy)”--罗马城周围的古拉丁区,他们没有什么权威。

在哥特人最后一次围困罗马城期间,也即六世纪中期,围城者砍断供水管道,守城的指挥官则将所有的平民赶到城墙之外。后来回到罗马城的人只占据了城墙内三分之一的面积--他们转到台伯河沿岸,因为那里依旧有水源。在今天的古罗马广场上,当时所立的一个纪念碑孤零零地矗立在那里;它便是那里所立的最后一个建筑物:佛卡斯(Phocas)圆柱,为的是纪念东方的某位残暴无能的皇帝。如果不是天主教会在帝国废墟上崛起,罗马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由于圣彼得曾是服侍罗马人的使徒,由于圣彼得和圣保罗都曾在罗马殉道,由于古典世界有从罗马那里接受指令的习惯,罗马的主教们--也即教皇--在这个时期逐渐拥有相对于遥远的皇帝宫廷的独立性,而皇宫对教会关切的问题也将信将疑。在五世纪和六世纪的很长时间里,罗马主教相对所有其他主教的优先地位尚不明确:但凡东罗马帝国在意大利掌握任何实际权力,罗马主教便小心谨慎地避免正式主张对耶路撒冷、安提阿、亚历山大和君士坦丁堡的大教区享有绝对的优先地位。不过,在492年到496年任教皇的格拉西(Gelasius)一世毫不含糊地宣称,“这是由两股力量统治的世界”--一股力量是国家,一股力量是教会,这就是“两把剑”的教义。很快,事态的演变让罗马教廷得以更为强有力地主张它的权威。

我们所谓的中世纪在古典时代和现代之间,很快就吞没掉原有的秩序。将古代世界和中世纪连接起来的是圣徒和教皇大格列高利--他也是教会最后一位拉丁博士。在教会内部,在某种程度上也在教会外部,他在这一历史性转折时期维系了秩序的连贯性。

格列高利大约出生于540年,是一位元老院议员的儿子,家族在意大利和西西里拥有大量的产业。就像他的先祖那样,他年轻时打算从事公职,而且曾被任命为罗马的城市官员--实际上就是已经衰败的罗马城的总督。不过,他非常虔诚,读过很多圣奥古斯丁的作品,于是,他在574年离弃公职,成为一名修士,在西西里创建了六所修道院,将他家人在罗马的宫殿改造成另一所修道院,并在领受副主教的圣职后很快被任命为教皇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他继承了先祖们的管理公共事务的才能,不过他更喜欢沉思默想的生活,于是在586年成为罗马一家修道院的院长。他的平静生活没能持续下去。

大格列高利

590年,教皇帕拉纠二世和许多其他罗马人死于瘟疫。罗马城的神职人员和民众一致选举格列高利为新的教皇。这位固执的修道院院长恳请君士坦丁堡的皇帝不要批准选举结果。他想过因此逃跑,可是,在590年,人们将他活生生地拉到圣彼得大教堂,他在那里就任罗马主教。像罗马共和国的地方长官一样,这位罗马古老的高尚美德的最后榜样成了“被征召的教父”。

格列高利如此不情愿接任圣彼得大教堂的主教一职,不仅仅是由于他喜欢宗教默想,因为当年的罗马看似了无希望。东罗马帝国皇帝的总督“比伦巴第人更加败坏”,已听任罗马自生自灭;伦巴第人的领袖们从南面和北面威胁罗马公国。丹尼尔-洛普斯(Daniel-Rops)评论道,“意大利一直在遭劫掠,蹂躏它的野蛮暴力不仅仅出自伦巴第人:每一年都有更多的城镇被烧毁;旅客在通衢大道上没有安全保障;沦为奴隶的罪犯成群结队地在街上游荡,脖子上缠着绳索,好像一群狗。”8格列高利曾为城市长官;现在,虽然他的身体总是弱不禁风,他却必须作他们的教宗。他后来会冷冰冰地感叹说,“在这个时代,我不知道教皇是该作为一名灵性领袖还是世俗的君王!”

由于罗马已没有了世俗的权力机构,格列高利只能同时担当近乎世俗君主的角色。在被拜占庭军队抛弃的情况下,他发现有必要单独与伦巴第的公爵们达成和平协定,并向军队发号施令。为了维护公共秩序,给罗马正挨饿的穷人提供食品(政府已无力再给他们提供面包或马戏),他必须承担最高地方长官的职责。“彼得的财产”(Patrimony of Peter)包括教廷广泛散布在罗马周围、意大利其它地方以及海外的产业。格列高利将之整顿组合,后来这些产业就变成了所谓的教会国(States of the Church)。

他仍旧认可远方的皇帝的主权,因此没有正式宣称教会享有优先地位。不过,当君士坦丁堡主教在莫理斯(Maurice)皇帝的鼓励下试图将自己封为“普世大牧首”时,格列高利(他仅以主教的名义签下自己的名字)反对这一做法,并取得了成功。格列高利教皇通常以“上帝仆人的仆人”的风格行事,不过,他的政策给世界带来的改变不逊于任何皇帝。

实际上,格列高利的领导将东西罗马帝国间尚存的政治联系割断了,也促使基督教信仰和文化向北传给条顿人。在格列高利的派遣下,坎特伯雷的圣奥古斯丁到英国促使异教的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改信基督教。格列高利差派的其他传教士很快在日耳曼人的土地上结出果实,改信基督教者非常普遍。中世纪的西欧开始成形,罗马将成为其灵性中心。

坎特伯雷的圣奥古斯丁

H. A. L. 费雪(Fisher)写道,在格列高利的领导下,“罗马教廷就像暴风雨中的灯塔一样矗立在西欧。”9格列高利拥有罗马人源远流长的才干,善于管理具体事务。他的社会原则和他的神学一样都源自希波的圣奥古斯丁。他努力试图让教会尽可能地接近上帝之城的样子。假如他没有尝试派遣传教士到很多地方,与蛮族的国王建立经常性联系,并在可能之处建造修道院,古典时代与新兴的西方之间的文化和体制连续性可能会被彻底打断。他的讲章依然是基督教应用性教导的范本,他有关教牧规则的书包含许多治理社会的箴言--这些箴言从未失去其针对性。他是古代社会秩序的最后一人。

格列高利明白,古典时代的架构不可能保存下来。在献给殉道士纳利乌斯(Nereus)和阿奇利乌斯(Achilleus)的地下大教堂讲道时,格列高利说,“看看现在的世界凋零成什么样子了;不过,我们的心里依旧在贪恋这个世界。到处都是死亡,到处都是悲伤,到处都是荒凉哀戚;我们四面受击打,我们浑身上下都满是苦毒。不过,由于我们的头脑已被肉体欲望蒙蔽,我们却喜爱这种苦毒;当世界离弃我们时,我们却去追随它;当世界崩溃时,我们却抓住它不放。既然我们无法支撑起它,当他败落时,我们就一同败落。我们企图抓住它,却在他败落时与它一同败落。”

他的罗马会众当时还在地下聚会,就像已经被埋葬一样,却仍觉得与他们头顶上正遭劫掠和崩溃中的罗马这座此地之城息息相关。格列高利鞭策他们要追求永恒之物,说道:

“这个世界曾让我们对其中的快乐恋恋不舍。现在,它却满是苦难,以至于成为我们寻求上帝的动因:所以,好好想想,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全是虚无。世俗之物的终极归宿向我们显明,可能衰败和泯灭的东西只是虚无。它们的毁灭向我们宣告,这稍纵即逝的东西非常接近于虚空,尽管它可能看似坚固牢靠。”10

可是,上帝的秩序却永存:天堂的秩序、地狱的秩序和炼狱的秩序(这最后一个说法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格列高利)。格里高利在讲道中说,在当下的生命中,我们要尽可能地洁净自己;我们的生命就是一个漫长的忏悔和赎罪的过程。中世纪--信仰的时代--在向他招手。

如果主持圣彼得大教堂的那些格列高利的继承者们能够达到格列高利的高度,中世纪的社会秩序可能会比之前的任何秩序更加公正。中世纪的教会确实维系了某种秩序,正如它延续了某种学问。不过,它没有变成上帝之城。十九世纪的阿克顿勋爵写道,教会肯定是由上帝命定的,因为没有哪个仅仅由人类建构的体制能够在犯下这么多的罪行和失误之后仍旧延续下来。不管其中的缘由究竟如何,格列高利一世向已经野蛮化的西方世界传播了一种道德秩序的观念,并为它留下一份沉甸甸的文化遗产。这些观念和遗产熬过黑暗时代的人间地狱,留存了下来。

格列高利看顾的那种秩序后来历经成百上千年,后来成为美国社会根基的组成部分。美国人的灵魂秩序端赖基督教:正如十八世纪的托尔维尔观察到的那样,美国人负责任的自由来自基督教“习俗”--源自人们借以规范其做派的思想和行为习惯。而且尽管美国的政治秩序是多元主义的,并已部分世俗化,它同样大大得益于基督教的教导。

托克维尔时代的美国

二十世纪的很多人不太容易理解,一个文化的方方面面是如何从共同的宗教信念中发展起来的。不过,希伯来人、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文明都是从宗教的土壤中成长起来的。一旦宗教教义的力量衰落,那些文化也就开始衰败了。大格列高利的努力构筑起通向中世纪的桥梁,而共同的信仰则再次在中世纪成就了一种高等文化。很明显,人们在哥特式和罗马式教堂仍能欣赏到的中世纪建筑风格的灵感源自宗教,其他所有艺术形式也都如此。经济活动是在教会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从修道院的农业地产到以基督徒兄弟会为其发端的手工业行会。教会净化并经常引导中世纪的政治秩序;皇帝们和国王们被迫承认教会的道德权威;大多数政治管理的实际事务由“办事员(clerk)”或神职人员(clerics)执行。

在中世纪结束时,宗教形式的转变会反映在政治形式的变化之中;不过,基督教的遗产会延续下来。于是,基督教对人类状况的理解大多经由英国传到美国,让美国的政治秩序获得了内在的统一。美国的政治并非仅仅是全国性党派会议或者总统选举;相反,这些大会和选举以及美国所有其它政治实务创新都是手段而已,目的是为了落实有关人类状况的一系列信念。这些信念不都是基督教的,不过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基督教的。

约翰 海勒威尔(John Hallowell)在评论现代民主时充分阐释了这一看法。海勒威尔说道:“世俗王国所追求的和平与正义是好的,但也只是相对而言如此,因为尽管他们所追求的和平与正义对实现持久和平与完美正义是必不可少的,却不等同于后者。人应该忠诚于自己的社会;不过,因为他们有超越于此世生活的终极目的地,他们便有更大的义务和更坚定的忠诚,也即对上帝的忠诚。

这一教导的目的不仅是要对世俗领地和灵性领地加以区分,还要让世俗权威接受一个更高的权威的裁定。柏拉图曾以为只有少数人才适合的智慧和德性的生活现在被视为所有人都可靠着上帝的恩典平等享有的东西。这对政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既然存在着某种高于特定国家的权威,那么,没有任何国家还能够要求我们绝对效忠于它,或者试图控制我们所有的生活....人们能够辨认出,这种见地实际上源自基督教的教义。”11

基督教没有划定任何特定的政治体系。教会曾和王国、独裁政权、贵族政体、寡头政体、共和国、民主政体、甚至二十世纪的某些极权政体共存。然而,一旦基督教信仰为某个民族普遍接受,那么,任何政治安排都会受到基督教有关道德秩序的教义的影响。这一道德秩序会作用于政治秩序。基督教有关正义、仁爱、共同体和义务的观念可能会在不急速改变政府架构的情况下转化一个社会。个人的价值、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以及对所有世俗权威的限制--这些都是将塑造美利坚共和国的基督教信念。

奥古斯丁论教会与国家

Russell Kirk

译者:张大军

在尼西亚会议之后将近三十年,奥古斯丁出生于罗马帝国的非洲属地--当时那里是世界上最繁荣、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那时,原有的异类宗教仍在和新兴的基督教竞争:奥古斯丁的母亲莫妮卡是基督徒,他的父亲则是和蔼的异教徒。在罗马帝国非洲行省、努米底亚( Numidia )和毛里塔尼亚(Mauretania)的众多城市中,迦太基鹤立鸡群:它是一个有着五十万人口的大都会,是罗马文明的一部分,尽管在阿特拉斯(Atlas)山岭和大海之间的非洲很多地方有相当多的居民继续说古老的迦太基方言。

在奥古斯丁出生时,不管有多少问题,罗马帝国看起来似乎肯定会永久延续下去。欧洲和亚洲边境上的野蛮人袭击没有伤害到非洲行省,意大利也没有什么危险。古典文明的外在表象依旧在罗马和米兰熠熠生辉;奥古斯丁有几年时间曾在米兰求学。不过,这一切就像用纸牌搭成的房子,奥古斯丁会亲眼目睹它的崩溃。

奥古斯丁为后人留下了古代世界唯一一部完整的自传体著作,也即他的《忏悔录》:这不是出于虚荣,而是因为他觉得有必要告诉其他人他是如何被上帝的爱得着的。他年轻时沉溺于肉体的欲望,后来则对此十分鄙视:“在巴比伦的街道上与我同行的都是谁,我们在泥泞的街道上蹒跚而行,就好像走在盛满香料和珍贵膏油的床上。我想快速走到街道的正中心,无形的敌人却将我踩在脚下并引诱我,因为我是如此容易被引诱。”

他十七岁时开始在迦太基接受高等教育,而迦太基是“不洁之爱的大熔炉”。不过,在后来的岁月里,他忏悔的更多是罪本身,而不是沉溺于感官享受。在孩童时代,他和一些同伴抢劫了一家梨园,“拿走很多梨,并不是为了自己吃,而是为了扔给猪吃....”他知道这样做是错的:这就是他犯错的理由。“我偷走那些东西,尽管我已有了足够多的此类东西,而且还有比它们更好的东西。我也不想享受偷来的东西,却为偷窃和犯罪行为感到愉悦。”

可是,上帝的恩典临到了这位躁动不安的年轻人。为探求真理之源,奥古斯丁考察了当时流行的各种教派和哲学--新柏拉图主义、摩尼教、怀疑主义;这些都不令他满意。他逐渐开始憎恶自己的世俗欲望,可是却无法逃脱它们;他向上帝祷告,祈求让他变得圣洁--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不过,他逐渐受米兰的安布罗斯影响(后者和奥古斯丁一样,后来被认定为教会的四拉丁博士(Latin Doctors)之一),很快,他就有了长期以来一直寻求的那种确据。有一天,当他试图努力说服自己必须开始新的属灵生命时,他听到一个孩童不断地说:拿起书,开始阅读,拿起书,开始阅读。他随便翻开保罗的书信,碰到这么一段话:“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译注:此段经文取自《罗马书》第13章13-14节。)奥古斯丁信了。

回到非洲之后,奥古斯丁创建了一座修道院,成为一名教士,然后当上沿海城市希波 雷吉乌斯(Hippo Regius)的主教。他余下的一生都被用来牧养群羊,辩驳非洲狂热的多纳徒教(Donatists)的异端邪说,而且还不停地讲道和写作:他的讲章和信件存留至今的有几百份,另外还有很多论文。

410年,奥古斯丁已五十六岁,当时发生了一个预示着古典文明开始终结的灾难性事件:罗马城几乎毫无抵抗地陷落到哥特人阿拉里克(Alaric)之手。在将近八百年的时间里,罗马从未被外敌入侵;现在,对罗马城命运的信念被击垮。尽管阿拉里克洗劫了这座永恒之城,从外表上看,罗马城没有受到多大的伤害,而且在阿拉里克离开后,原有的生活方式基本上延续了下来。不过显而易见的是,整个世界已经被搞得天翻地覆,而且帝国各处都出现心理崩溃的问题。奥古斯丁本人对罗马帝国体系并没有完全绝望:罗马城可能会复兴,罗马帝国整体上可能会重新焕发活力。

可是,人们应该信赖单纯的人造物--伟大的城市和伟大的国家--吗?在413到426年之间,这位希波主教写作并出版了他的有关政治秩序的重要作品:《上帝之城》。现今在地上很难再看到希波城的影子,而迦太基已成为穆斯林地区被现代化的别墅俯视着的一片废墟。不过,《上帝之城》对二十世纪人们的思想和良心仍有巨大的影响力,而且我们当下的灾难也扩大了这种影响力。

这些欲望困扰着所有人类,甚至包括婴孩;人们只需观察他周围的人以及自己即可。自亚当以降,人一直无法凭借理性或意志约束自己可怕的欲望。最聪达之人可能和最无知之人一样邪恶。就是这些在每个人内心中争斗不休的种种欲望导致了犯罪、社会失序和侵略战争。

那么,我们是不是已无可救药?解药只能来自上帝。灵魂可以通过上帝的恩典重新变得有序。在基督为人类赎罪之后四百年,人们可以看到,这也没有让多数人睁眼打量自己堕落的光景或者重新激起他们向往公义的意志。此地之城(City of This Earth)无法获得拯救;它从一开始就是失序的,并将一直如此,直到末了。

在耶稣复活之后将近四百年,无可否认的是,上帝的国度在地上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渺无踪影。到那时,罗马帝国的半数人口已认信基督教,而且其它信仰被禁止,可是罗马文明并没有获得新生。异教作家宣称,罗马的衰落是对罗马人背弃原有宗教信仰的审判;他们还说,基督教教义削弱了对国家固有的忠诚,因此让那座永恒之城毫无防备地落入敌人之手。《上帝之城》的写作目的便是驳斥这一观点。奥古斯丁的辩驳超越了当时的具体环境,分析了人类直到历史终结都必须面对的困境。

奥古斯丁回应说,基督教的到来没有造成罗马文明的困境:因为自亚当堕落以来,在出现城市以前,人一直都是败坏不堪的。每一个世代都受困于暴力和欺诈,也都抱怨自己的苦难;不过,如果我们读历史,便会发现人类的经历中满是灾难。在每一个世代,只有经过被上帝恩典触动的少数人的努力,社会才得到喘息的机会,而且只有靠着国家的强制,社会有时才变得可以忍受并享有相对的和平--尽管国家本身同样腐败堕落。

奥古斯丁说,罗马衰落的原因是灵魂秩序的匮乏。从本性上说,人渴求秩序:不是燕子或蜜蜂的无意识秩序,而是人类理智认可的秩序。人的行为一定有其后果。除非人们能够找到“某种处置或安置办法,让平等和不平等之物各安其位,”否则他们会痛苦不堪。他们的人生必须要有目的。那么,这种目的是什么?那就是荣耀上帝,认识上帝,并永远享有上帝。

尽管人们极其渴望秩序,绝大多数人却在此中走了弯路。在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前,他们享有完全的自由。在他们堕落之后,人们依旧拥有自由--尽管这种自由一般而言只是选择不同罪行的自由。罪的权势如此之大,以致压倒人的理性和意志。让我们败坏腐化的原罪的本质是什么?奥古斯丁借用保罗的话回答说是骄傲:人类企图让自己成为宇宙中心的想法。在罪的捆绑中,身体支配着灵魂;上帝为人类设计的秩序被颠倒过来。

在每一个时代,人类总是处于这种罪恶的境况之中;在此情况下,爱屈从于欲望或力比多。受欲望挟制的人类渴望尘世之物--也即魔鬼的伎俩,厌弃永恒之物--也即上帝的恩赐。欲望有三种主要的形式。一种形式是贪财,贪恋物质,聚敛财货,由此引发嫉妒、欺诈和暴力,让人与人争斗不止。一种是贪权--也即力比多支配欲(libido dominandi),渴望拥有上帝般的绝对权力,或者取代上帝的位置:想要其他人臣服于自己。第三种是性欲,滥用人类繁衍生殖的恩赐,这是一种不洁的炽热欲望,违抗理性、良心和更高的意志。

确实,基督的国度不属于这个世界。那么,还有什么希望呢?希望就在于上帝的永恒之城,那里的一切总是井井有条。在我们的尘世人生中,它是灵性之城,在最后审判之后,它是天国之城。这座城并不拥挤: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个人太过软弱,不可能选择基督的道路,上帝的拣选是必须的。那些蒙上帝拯救之人是“选民”,他们被从欲望之火中救拔出来,其中的缘由只有上帝知道。上帝出于怜悯,拯救一些人,又以他的恩典引领他们走正路。

我们无法猜测这些选民都是谁。世俗的成功不是一个人被上帝拣选的标志,而那些自以为公义之人可能是被自己蒙骗了。拯救一个人的不是好的行为(尽管如果他爱上帝,仁爱与正义就应当是他信仰的果子):只有上帝的介入才能拯救他。然而,人要通过信心和祷告寻求上帝之城;悔改;跟随基督。然后,恩典可能会临到你这个完全不配之人。

从发端时起,所有人类的建制都内含败坏的种子。尽管在基督徒的信仰共同体中间应该有比整个世界更多的爱与忠诚,而且尽管教会因此是上帝之城模糊的影像,败坏依然困扰着教会。奥古斯丁曾见识过已认信的基督徒常常是如何将某种狂热的教义或部分真理凌驾于福音之上的;他曾与多纳徒派的异端邪说展开激烈的争论,后者狂热的武装团伙曾威胁打垮非洲的大公教会;他在暮年时会亲眼看到自己的教区被拥抱另一个异端邪说--阿里乌主义(Arianism)--的野蛮人摧毁。毫无疑问,他也想过那些追逐私利的教会人士:他们聚集在拉文納(Ravenna)城堡的软弱皇帝阿卡迪乌斯(Arcadius)的周围,为享受宫廷生活而抛弃了救治灵魂的义务。确实,有形的教会并非圣徒的群体:它是这个世界的某种避难所,不过它也被罪玷污。

如果教会并不完美,那么国家如何?柏拉图曾将理想的国家设想成充满了智慧和美德的伙伴关系,人类所有愿望的聚焦点,受良善的观念的支配。亚里士多德曾希望国家成为友谊的共同体,通过节制和平衡调节各阶级和私人利益。不过,奥古斯丁不认同这些想法。统治国家的是人,而这些人受罪恶的欲望的驱驰--尤其受权力欲支配。衡诸任一民族的历史,人们会体认到,尽管有少数良善和有力之士做过英勇的努力,所有国家却很快就会遇到败坏的难题。不要对经由政治秩序获得拯救抱有任何信心。

然而,国家是必要的--你也可以说它是一种必要之恶。因为国家约束人的毁灭性欲望和激情:国家唯一的替代品是无政府状态,后者会迅速毁灭掉整个民族。国家源于强力,因此它无可避免地会施加强制力,以让人们能够共同生活在一起。即便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掌权者的利益,它也会尽其可能地限制暴力和欺诈行为。国家的职责是守护和平。借着抗击外敌和制约或惩罚国内的犯罪分子,国家让民众有可能成为比该隐(译注:旧约中的人物,因嫉妒而杀死自己的兄弟)更好的同类,不再互相各自为战。

因此,基督徒当把凯撒的物给凯撒,这样就可能维系和平。基督徒公民绝没有颠覆罗马秩序,反倒遵守法律,承认建制内地方长官的权威,缴纳赋税,并在罗马军团服役。基督徒履行他们对国家的所有义务,遵从国家的法令,只在一种情况下可能会有例外:如果国家命令他拜假神,让他行事为人像是撒旦之子而非上帝之子,那么,基督徒就会反抗,并转而遵循上帝的律令。

奥古斯丁是基督教现实主义者。他认为,我们在此世没有一条直接通向完全良善的路径,相反,我们必须在不同的邪恶之间做出选择--出于爱上帝和我们自己生存的理由,我们应该选择其中最不邪恶者。世界为上帝所造,是为了人的幸福;生活本身是美好的,不应虚掷。可是,我们怎么才能生存下来?举例说,如果我们想要活命,就必须抑制暴力和穷凶极恶的不义。因此,战争是邪恶的;不过,教条式的和平主义可能更为邪恶,而且正义战争是可以想象的。(如果我们不为战争制定正义的规则,那些战争就会更加恐怖和具有破坏性。)在《驳佛斯图穆》(Contra Faustum)一文中,奥古斯丁指出:“战争真正邪恶之处在于对暴力的热衷、残忍的相互报复、强烈到无法平息的敌意、疯狂的反击、权力欲望等等。当需要武力对这些问题施加惩罚时,好人们就得投入到战争之中;这时,他们就会发现自己在处理人类事务时处于这样的境地:妥当的行为准则要求他们不得不以这种方式行事或者促使别人这样行事。”

如果没有了国家,在强力支配一切的情况下,文明便不可能存在--实际上,人类便不可能存在,除了在最为原始和兽性的层面上。查尔斯 诺里斯 考奇雷恩(Charles Norris Cochrane)在总结奥古斯丁《上帝之城》中的政治观点时评论道:“因此,奥古斯丁的建议是,不要信任君王或民众、王国或共和国。就国王和王国而言,奥古斯丁的看法是,他们评估自己成就的标准不是公义,而且其臣民的奴性。另一方面,共和国的缺陷在于,其单纯的经济和政治(功利性)正义理想与同样邪恶的一致性或者毋宁说社会整合理想结合在了一起。他说,‘就像雅典的妇人一样,你可以以一连串的小剂量逐渐让自己习惯有毒之物。’不过,要求一致的压力是如此之大,不服从就意味着被社会弃绝,而且‘这人就成了对幸福的理想无动于衷的社会大众的敌人。’然而,设想通过返朴归真可以逃避组织化社会的邪恶是一种幻觉,因为它内含这样的错误想法:‘自然’具有内在的德性,而‘法律’是堕落的标志。”4

因此,为了生存,此地之城在这个世界上是必要的。尽管从某种程度上说,所有国家都是败坏的,但我们不能说所有政治结构都一样恶劣。我们不能说,既然法律落实得很差或者制定得不好,无法无天就是更好的选择。我们也不能说,既然许多政治人物被他们的私欲所支配,上帝的恩典便不可能临到任何统治者或领导人。在此地之城,我们一定不要期待完美。迈克尔 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是二十世纪的一位教授,他曾在呼应奥古斯丁的观点时谈到这样一种幻想:政治中存在着某种安全港、一个需要抵达的目的地甚或可以辨识的进步轨迹。”5

那么,我们该当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我们坚韧忍耐,信靠上帝,并希望越过时间和死亡的限制抵达上帝之城。我们尽其可能地生活在共同体之中,与那些试图依靠新的时代秩序(New Dispensation)自我治理的人联合起来,努力帮助其他人抵御试炼和诱惑。我们在此世的身份是朝圣者、客旅,明了在眼下的疲惫和危险过后是永恒的归宿。而且我们不会迷失在尘世生活之中:因为上帝的护理掌管一切。我们就仿佛被带入一个角斗场,为真理而战斗。奥古斯丁说,上帝以神秘的方式打动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我们的苦难是上帝洁净和约束我们的手段,这样,上帝的意志就能遂行在历史之中。

十三世纪的朝圣者

赫伯特 迪恩(Herbert Deane)在评价奥古斯丁的历史观时说道,对基督徒来说,“戏剧的终点不是死亡或徒劳无功,而是与上帝在一起的永恒生命的十足和平与愉悦。对试图抵达天国之城的朝圣者来说,尘世生活中的受难和诱惑是绝不可少的要素。如果没有挣扎、痛苦和被引诱的经历,便没有自我认知以及灵性和自然力量的成长。”6

在此地之城的历史中,奥古斯丁没有看到世俗意义上的“进步”;不过,历史的意义也不在于简单的循环往复,就如许多古希腊人所幻想的那样。历史中有名副其实的变化和运动:基督到来之后的世界的特性迥异于这一核心事件发生之前的世界的特性。不过,我们一定不要预期人类的境况会逐步提升;相反,约翰的《启示录》告诉我们,在日子满了的时候(无人知道这有多快),敌基督这个大骗子会冒出来;大部分认信的基督徒将把这个从深渊中出来的怪物误认为救赎主,或者被他引诱或吓着;此地之城被毁灭的程度将远甚罗马的失守。

奥古斯丁的同时代人正亲眼目睹罗马帝国的解体,能够轻易相信奥古斯丁为此地之城刻画的远景。由于二十世纪的人们在人类历史上首次明白,人类掌握的技术力量能够毁灭文明,甚至毁灭我们这个伟大的星球,他们可能比洋溢着乐观情绪的十八和十九世纪人更能理解奥古斯丁的预言。

不过,奥古斯丁坚持认为,在历史终结时,毁灭性力量不会得胜。敌基督最终会被击败;基督会再来;在此地之城以外,在我们所了解的这个堕落的世界以外,那些被上帝拣选并活在基督里的人将进入一种完美的状态--这个尘世之城的语言甚至都无法描述这种状态。

奥古斯丁被称为自由的哲学家。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确实如此,而且还是现实主义的哲学家以及希望的哲学家。我们的确是自己欲望的奴隶,而我们欲望的源头是我们对自我的虚假崇拜。不过,在欲望之外有真正的爱,无私的爱(Agape)。在恩典的指引下,我们本着爱心行事,可以让自己成为天国之城的公民。毕竟,我们在这个重要抉择上有自由意志:我们拥有要么接受要么拒绝上帝恩典的自由。让你的灵魂井井有条;减少你的欲求;过仁爱的生活;在基督徒共同体中寻找同道;遵守法律;相信上帝的护理--奥古斯丁告诉他的同代人,这样我们就能找到秩序,而且会逐渐认识到,服侍上帝就是完全的自由。

他的观点不乏听众。在整个中世纪,奥古斯丁的权威作品让教会一直保持着对秩序原则与灵性和谐的关注,尽管当时政治上处于分裂状态。在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中,新教改教家们--路德、加尔文、慈温利--将从奥古斯丁那里寻找复兴的根据。希波的奥古斯丁的论著对美国的宗教信仰以及美国政治原则的基础性观念都产生了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还在持续之中。奥古斯都相信上帝护理的存在,而他本人则成为上帝护理的工具。

430年,这位七十六岁高龄的伟大教父在围困中的希波城去世。已皈依阿里乌异端教派的野蛮部族汪达尔人在其首领盖萨里克(Gaiseric)的带领下从西班牙挺进非洲,横扫所经之地。奥古斯丁拒绝放弃他的教众。他以一句带有斯多葛色彩的“智慧人的格言”安慰自己:“当棍棒石头落下,凡人毙命之际,不凡之人认为这不是什么好事。”

在罗马帝国非洲部分的成百上千家教会中,当时保存下来的只有三家--也即迦太基、塞塔(Cirta)和希波的教会;所有其它东西都落入贪婪的汪达尔人的囊中。奥古斯丁的朋友、博西狄乌斯(Possidius)主教这么说道:“,因此,几乎就在他生命的尽头,他经历或忍受的那些日子是他整个晚年最苦涩和悲伤的时候。像他这样的人却不得不亲眼目睹城市被践踏和摧毁,其中的公民和居民以及地上的建筑也连带着被残忍的敌人消灭,其他人则四散逃亡。他看到教会的神父和神职人员被赶走;圣洁的处女以及誓言守贞的其他人落荒而逃,其中一些人受到残酷的折磨,另有些人被俘获,在他们敌人邪恶残暴的奴役中失去其灵魂和肉体的贞洁以及信仰。”7

四周到处是毁灭性场景的奥古斯丁依旧相信上帝的护理,在祷告中祈求希波获得解放;或者,如果上帝有另外的意旨,他的仆人们能够获得力量,承受上帝对他们的安排;至于他自己,奥古斯丁则这样请求:“他会带我脱离这个世界。”尽管他无法从床上站起,疯子还是被带到他的住所,以让他赶出疯子体内的魔鬼。一位病人曾看到一个异象;异象揭示主教可以以按手的方式将他治愈;奥古斯丁说,如果他有那种能力,他会将之用在自己身上;不过,他同意了那位病人的请求,触摸了他:让奥古斯丁自己感到惊讶的是,那人健健康康地走开了。接着,在希波城被围的第三个月,奥古斯丁离世进入上帝之城。

尽管他已亡故,他的祷告以另外一种方式获得回应:让希波城的公民们震惊的是,盖萨里克在第二年解除了对希波的围困。这仅仅让他们获得短暂的喘息之机。432年,奥古斯丁的朋友、非洲伯爵波尼费斯(Boniface)与汪达尔人展开了最后的决斗,然后带着希波的大部分公民渡海逃到意大利--波尼费斯的哥特士兵几乎被消灭干净,所以他的船只有空间容纳那些城市居民。

他们带走了奥古斯丁的藏书,包括他自己的非常了不起的大量作品--他已将这些作品捐赠给了教会。随后,盖萨里克的汪达尔人放火烧毁希波城,并在439年攻下迦太基,将这座伟大的城市变成强盗们的贼窝。盖萨里克将在455年袭击罗马城,并掳掠这座被攻陷的都城。那时,奥古斯丁的作品安然无恙地躺在拉文纳城。亚得里亚海沿岸的沼泽地尚存有罗马文明的微光,后来,奥古斯丁的作品从那里传播到众人之手;虽然罗马城于血流成河中覆亡,上帝之城则会永远长存。

转自大国微信

覃臣寿律师要求会见江天勇申请书


申请人:覃臣寿,广西百举鸣律师事务所律师,系江天勇的辩护律师。

电话:15289649064.

请求:要求律协介入维权,协调会见江天勇。

事实和理由:

就接受江天勇家属委托介入江天勇案,相关材料已经提交给南宁律协、广西区律协。2016年12月16日、17日澎湃新闻等通稿、2017年3月1日、2日凤凰卫视、央视、环球时报等视频、文章报道显示,江天勇已经被相关媒体、记者采访,而作为江的辩护律师,至今一直没能会见处于秘密监视居住、被强迫失踪的江天勇,律师辩护权利受到极大侵犯。现要求律师协会介入维权,指派专人负责协调会见江天勇事宜,以保护其基本人权。

此致

南宁市律师协会

广西律师协会


申请人:覃臣寿

2017年3月19日

贵阳牧师泄密案 检方尽把国法乱

铁男辣笔

杨名跨律师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宣告判决,一律公开进行。”此即表示,即使审判不公开,判决也必须公开。

贵阳活石教会牧师李国志故意泄露国家秘密一案,贵阳南明区法院已判处当事人有期徒刑二年零六个月,目前正在二审中。

该案的处理,必须面对下列拷问:

1、非国家工作人员的公民个体属于渎职犯罪的犯罪主体吗?检察院有权对非国家工作人员泄密案以渎职罪案立案侦查?

2、如果检察院有权对此立案侦查,那之前警方对此案的立案侦查是否非法?警方之前收集的证据是否有效?能否作为定案依据?

3、同一检察官,既为侦查员又当公诉人,这已明确违反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禁止性规定。本案的审查起诉程序合法吗?这样的起诉有效吗?

4、国家秘密及其密级的鉴定根据——即国家相关部门规章没有公开,且法院依法调取也没有调取到案。这样的“法律”能够作为定密的依据?据此作出的密级鉴定能够作为法院定罪判刑的依据?

5、涉案“秘密文件”已为他人公开发表的文章公开和传播,它还有秘密性可言?他人公开发表的文章能够等同于“秘密文件”?


在欧美社会及我港台地区,检察公权多被誉为国家良心,乃因其节制公权、保护民权的卓越担当和正义守持。回望大陆,刑事侦查能否推进,在于检察捕或不捕;法院审判要否启动,在于检察诉与不诉。故,检察行止,干系重大。理应审慎而为,不可恣意滥权。

检察办案,不该靠乱。身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不应以自己破坏法律程序的作为,来示范社会祸害公民。不该以执法者权力,在无罪公民身上实践赤裸裸的非法行径。

贵阳牧师泄密案,无论侦诉程序,还是实体评价,只要司法者尚保有最低的职业良知和做人底线,均不可能得出犯罪的结论。

狄更斯在《雾都孤儿》中说:“法律就是一头蠢驴”。但愿他说的不是本案中这般“法律人”。

鉴于贵阳中院二审法官已明确告知辩护人本案不再开庭审理,将直接作出二审裁判,故为落实“律师应当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律师法》使命,在已向贵阳市检法两院、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等正副职领导快递了50封律师信(含上诉状)但没有任何回复的情况下,特公开本案一审判决及上诉状、律师信等材料。

附一:律师信

附二:上诉状

附三:一审判决书


侦控程序乱套 犯罪对象错误 法律没有到案

贵阳活石教会牧师李国志故意泄露国家秘密案

简要律师意见

本人杨名跨,北京盈科(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系贵阳市中级法院正在二审的故意泄露国家秘密案上诉人李国志的辩护人。

根据《宪法》第99条:“地方各级人大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的遵守和执行”,《律师法》第2条“律师应当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及中央《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规定》等要求,特致信贵阳市人大、党政及司法机关负责人,就本案令人震惊的程序违法,以及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的荒唐,向领导陈明案情。希望众领导知悉南明公检法如何违法办案的同时,责令依法纠正本案存在的问题。毕竟,司法办案不能不择手段,更不要耍流氓。职守司法的办案机关也即所谓护法机关,确实不该故意人为地办理错案或假案。

一、侦查程序违法。

李国志不是国家工作人员,依法不属于检察院“职务犯罪”侦查范围。在南明公安已侦查3个月办案期限届满时,又将本案改变管辖移送检察院侦查,这完全是非法而无效的。况且,这还意味着之前公安的侦查因没有管辖权而构成非法,因此取得的所有证据将归于无效。

二、审查起诉无效。

知所避讳,当为最起码的程序常识。南明检察院同一检察官张伟,既担任本案侦查员,又负责本案审查起诉,完全践踏正当法律程序,公然违反最高检察院的禁止性规定。置法律设定的后置监督程序如废纸,如此赤裸裸的破坏国家法律制度。这样的起诉会合法有效吗?

三、“秘密”认定非法。

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是典型的行政犯(相对于杀人、放火等自然犯),故秘密的认定必须依循《保守国家秘密法》。具体根据是,该法赋予国家保密局及中央相关职能部门联合制定的部门规章。可是,本案中定密所依据的部门规章根本就没有颁布,一审法院依法调取也没有调取到案,故以此根本未公开、也等于根本不存在的规章,鉴定本案所涉事项的秘密等级,并据此定罪判刑,这显然是非法的。因为它完全违反了“罪刑法定”这一最最基本的刑法帝王条款所要求的公开法、成文法、实定法等ABC一样的刑事法基础常识。

四、犯罪对象认定错误。

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的犯罪对象,只能是依照《保守国家秘密法》规定,由有权机构认定,在一定期限内由一定范围人员掌握,并采取了必要保密措施,一旦公开可能会使国家安全和利益遭到损害的有关国家政治、经济、国防、外交等不适宜公开的重大事项。说白了,它只能是国家机构掌握的文件材料,一旦泄露必将造成巨大危险或危险之虞。

本案中,认定李国志的所谓泄露国家秘密行为,事实上就是在他了解并知悉信教人员名单,且知道该名单冠有“机密”字样的情况下,事隔两天后,看到载有名单部分内容的文章被他人网络文章公开发表后,他自己跟着转发了该文章。

常识性问题是,如果所谓的“秘密”已经被人发表的文章所公开,它还有“秘密性”可言吗?他人已公开发表的文章本身,能够等同于“国家秘密”文件吗?发表的人只有一个,但转发的人成百上千,按照同样行为同样评价之“一准于法”,是不是咱贵阳市南明区公检法,得把凡是转发的人,都以泄露国家秘密罪全部抓起来?这不荒唐吗?

五、当尊重宗教信仰,莫人为制造矛盾。

基督教徒创造了辉煌的大类文明。简单翻开人类教会史,就能明了基督教信徒占有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高达21-22亿。

宗教信仰自由是国家《宪法》明文确认的公民宪法权利,宗教信徒不是敌对分子,宗教活动不是犯罪活动。上诉人李国志作为牧师所领衔的贵阳活石教会,仅仅是一群自发自愿在一起研习圣经的基督徒实践修行其宗教信仰的家庭教会,其交流圣经心得而在一起的传经布道行为,从来没有妨碍任何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其在相对封闭的室内场域平和、理性的信仰表达,自始至终没有造成任何公共秩序的混乱。可以大声而肯定的说:“他们其实都是一些有信仰、不乱来的良善公民”。仅仅因为他们拒绝被改造为官办教会即不愿加入“三自教会”,咱们警方及司法机关就在不敢公然否定公民信仰自由,也没有任何实质违法行为可供查办的情况下,以此“泄密”为由抓人问罪,此等丑行当然不耻于为世人所知,但它绝对不配认定为“国家秘密”。

基督教不是邪教,基督徒不是邪教分子。既然《宪法》确认每个人都有信教之自由,一群人在一起的所谓信教人员名单,怎么就成了“国家秘密”?“丑行烂政”的耻于面世,不等于“国家秘密”的法律保护。有人公开了施之于宗教信徒的不当甚至非法行径,这能认定为泄露国家秘密而问罪抓人吗?而且,公开这等丑行的人是李国志吗?大量传播这等丑行的人,又仅仅只有李国志吗?

大数据贵州,大数据贵阳,正在以自己的后发优势在数字化时代引领着国家的信息化建设,发挥着自己独特的作用,吸引了国内外众多的眼球和惊叹的目光。咱们理应有更高远的视野,更宽广的胸怀,接收与吸纳不同的思想。对于在国内外都有所影响的教会组织,不该如此“下三滥”以对?请善待他们,也请善待贵州!!

有无法治,“大案”检验。既为案件侦办,必须严守程序。既作犯罪指控,当重犯罪构成。咱堂堂贵阳市南明区公检法机关,不会不懂本案所涉的公理性常识,不当罔顾最起码的程序规定,更不该公然违反最基本的定罪要求。

恳请领导明鉴,但愿贵阳司法能在本案中早日迷途知返!

顺致

政安

杨名跨律师 敬启

2017年2月20日

详细意见,请看律师代为制作的本案《刑事上诉状》。


刑事上诉状

上诉人:李国志,男,汉族,生于1977年3月28日,身份证号:52242619770328╳ ╳ ╳ ╳,住贵阳市云岩区 ╳ ╳ ╳ ╳ ╳ ╳ ╳。

辩护人:杨名跨,北京盈科(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王欣欣,北京盈科(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因泄露国家秘密罪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做出的(2016)黔0102刑初602号刑事判决,故提出上诉。

请求事项:

依法撤销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做出的(2016)黔0102刑初602号刑事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无罪。

事实及理由:

一、本案侦查及起诉程序严重违法,对非法侦查所获证据及严重违法的审查起诉行为依法只能作出否定性评价,一审判决依法只能予以撤销。

1、南明区检察院对本案没有侦查权,该院对非国家工作人员以渎职犯罪立案侦查,完全违反法律规定。

《刑事诉讼法》第十八条规定:“贪污贿赂犯罪,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报复陷害、非法搜查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以及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的犯罪,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对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重大的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时候,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 ”因此,检察院立案侦查的案件范围,仅限于《刑事诉讼法》第十八条明确规定的案件种类及其主体要求。概而言之,除“贪污贿赂犯罪”中可能出现非国家工作犯罪(如行贿罪)依法当由检察院立案侦查以外,其他如渎职类犯罪行为的侦查,其涉案主体只能是国家工作人员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也只有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滥权行为,才可能由检察院立案侦查。

从刑事实体法上而言,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违反保守国家秘密法的规定,故意或者过失泄露国家秘密,情节严重的,尽管也以泄露国家秘密罪酌情论处,但鉴于其身份不是国家工作人员,故从刑事程序法上而言,其性质因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履行公职行为过程中实施的渎职犯罪,故只能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人民检察院对此类非国家工作人员泄露国家秘密罪,根本没有侦查权。

对上诉人涉嫌的非国家工作人员泄露国家秘密罪,贵阳市公安局南明分局是2015年12月9日“依法”立案侦查的,南明区检察院于2016年1月22日“依法”对李国志批准逮捕。在侦查活动已经开展整整3个月后,南明警方又“依法”于2016年3月10日将本案移送南明区检察院侦查,南明区检察院于2016年3月15日“依法”对本案再次进行“立案侦查”。同一部《刑事诉讼法》,同样的主体和涉案行为,在批捕后2个月的公安机关法定侦查羁押期限届满时,却被堂堂公安及检察机关如此儿戏般地对待。难道咱们贵阳市南明区的警、检机构,对这等基础程序法常识都不能正确理解和执行?唯一的解释只能是“变着法子”折腾上诉人,并践踏刑事诉讼法。

主管是管辖的前提,管辖则是立案及侦查的基础。这是基本的国法规定,也是起码的程序常识。因此,对于没有侦查权的南明检察院2016年3月15日以后非法管辖及侦查中所获取的证据,因其取得主体和程序严重违法,故依法不得作为本案定罪证据予以使用(但可以作为它们公然践踏国法的证据留给正义护法机关和世人评价)。

2、同一检察官,既当侦查员又当公诉人,公然作废“审查起诉”这一法定环节和重要制约监督程序,这样的起诉合法有效吗?

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五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按照法律规定设置内部机构,在刑事诉讼中实行案件受理、立案侦查、侦查监督、公诉、控告、申诉、监所检察等业务分工,各司其职,互相制约,保证办案质量。”《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三十条规定:“参加过本案侦查的侦查人员,不得承办本案的审查逮捕、起诉和诉讼监督工作。”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五条也作出了类似规定,即:“参与过本案侦查、审查起诉工作的侦查、检察人员,调至人民法院工作的,不得担任本案的审判人员。在一个审判程序中参与过本案审判工作的合议庭组成人员或者独任审判员,不得再参与本案其他程序的审判。”前面所引用的一系列法律规范,均是程序正义的最低要求,其目的在于强调检察机关等办案机构内部各部门之间,必须秉持相互制约的原则,独立行使职权,防止内部监督流于形式,而导致法律不能得到有效实施反遭到人为践踏。

本案中,南明区检察院检察官张伟,既是本案侦查程序中的侦查员,又是审查起诉环节及《起诉书》明确载明的公诉人,并出席法庭参加庭审活动进行犯罪指控。如此明目张胆地违反法律程序,废弛审查起诉制度。犹如一审法官又作为二审法官审理自己所作一审判决的上诉案件般荒唐。面对此等公然践踏程序正义的检察行为,难道咱们负责本案二审的法官,还能作出合法性评价?还能维持一审判决而认定其程序正当??

二、 鉴定机构将没有公布施行的法律规范作为认定国家秘密等级的依据,且拒绝向法院提供该法律规范,但一审法院却“法不可知而刑却可测”,使罪刑法定原则在本案中遭到彻底破坏。

认定本案“犯罪对象”为国家秘密的证据,是贵州省保密局2015年12月9日向贵阳市公安局南明分局出具的《密级鉴定书》。该《密级鉴定书》将《关于印发贵阳市“活石教会”信教人员名单的通知》认定为“机密级事项”的法律依据,是《宗教工作中国家秘密及其密级具体范围的规定》。因本案一审辩护人陈建刚、赵永林律师对鉴定人员没有署名[1]而无法查明其资质及鉴定依据等提出异议,一审法院专门去函贵州省保密局,要求调取《宗教工作中国家秘密及其密级具体范围的规定》。为此,贵州省保密局于2016年11月16日向一审法院出具了《情况说明》,内容为“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你院来函调取《宗教工作中国家秘密及其密级具体范围的规定》收悉。经查,1995年10月25日国家宗教事务局与国家保密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印发<宗教工作中国家秘密及其密级具体范围的规定>的通知》(国宗发〔1995〕047号),主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宗教事务局、民宗委(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民宗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保密局,并对《宗教工作中国家秘密及其密级具体范围的规定》标注‘内部文件,注意保管’,要求各受文单位认真贯彻执行,不得擅自扩散和公布。”从而,在本案所有卷宗内,至今没有看到据以作出密级鉴定的法律依据。

本案中的密级认定依据,不仅人民大众“法不可知”,甚至堂堂法院也“法不可得”。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及国务院《规章制定程序条例》,《宗教工作中国家秘密及其密级具体范围的规定》属于典型的部门规章,只有依照《立法法》和《规章制定程序条例》规定的程序制定并依法公布施行后,才具有法律效力,才可能作为认定具体案件并作出相应行政或刑事处罚的依据。

二审介入本案为上诉人接力辩护的杨名跨、王欣欣律师,应二审承办法官要求为我补充提交本上诉状而制作过程中,输入“宗教工作中国家秘密及其密级具体范围的规定”关键词遍查网络,反复搜索,截止2017年1月16日晚上23点,根本无法搜索到一审判决据以定案的关键证据所依据的前述法律规范——《宗教工作中国家秘密及其密级具体范围的规定》,但却可以搜到公安工作中、检察工作中、组织工作中、纪检监察工作中、司法行政工作中、经济工作中、水利工作中、地质矿产工作中、档案工作中、教育工作中、环境保护工作中……等等╳╳工作中国家秘密及其密级具体范围的规定。因此本上诉状可以明确宣告:本案据以作出密级鉴定的法律规范,根本没有颁布施行,确属“内部文件…并不得扩散和公布”的“秘密法”。

公元前536年,子产“铸刑书”,公布成文法。把自己所制定的刑书铸在鼎器上,开创了古代公布成文法的先例,否定了“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秘密法。

公元2017年即作出本案判决的今天,距离子产“铸刑书”,公布成文法,已经整整2553年。举目全球,罪刑法定原则,以1215年英国《大宪章》所定“凡是自由民除经其贵族依法判决或遵照国内法律之规定外,不得加以扣留、监禁、没收其财产、褫夺其法律保护权,或加以放逐、伤害、搜索或逮捕。”为最早渊源,到了17、18世纪,欧洲大陆启蒙思想家针对封建刑法中罪刑擅断、践踏人权的黑暗现实,更加明确地提出了罪刑法定的主张,并以三权分立说和心理强制说[2]作为其理论基础,使罪刑法定的思想更为系统,内容更加丰富。法国大革命胜利后,罪刑法定这一思想由学说转变为法律,在宪法和刑法中得到确认。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第8条规定:“法律只应规定确实需要和显然不可少的刑罚,而且除非根据在犯罪前已制定和公布的且系依法施行的法律以外,不得处罚任何人。”在《人权宣言》这一内容的指导下,1810年《法国刑法典》第4条首次以刑事立法的形式明确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

当今正在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也于1997年正式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明确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从而根本否定了罪刑擅断、践踏人权的陈腐观念以及“类推定罪”等老刑法规定。

不得扩散与发布的“内部文件”,能称其为法律吗?这种“内部文件”所规定的内容,能够视作“明文规定”??这种“秘密而未公开的”密级依据所定罪案,二审法院可以无视而维持原判???

三、将公开发布的文章视为国家秘密文件,是本案犯罪对象认定上的根本错误;将转发已发布文章认定为泄露国家秘密,是本案一审定罪的荒唐逻辑。

贵阳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出具的《情况说明》已明确证明,《对外援助新闻网》刊载记者“乔龙”发表题为《贵阳官方机密文件“稳控”活石教会 两百信徒被“一对一”的约谈》文章,后附所谓的涉密文件即《关于印发贵阳“活石教会”信仰人员名单的通知》的照片。随后该文被媒体、推特网民、境内微信公众号及微博网民转发。据此可以肯定,就算该文件确属国家秘密,但是在该文件内容已被多家媒体、推特网民、境内微信公众号及微博网民大量转发的情况下,所谓国家秘密的泄露在上诉人转发该文章之前,事实上已经实施完毕,其秘密性已经不复存在。

一审判决经审理查明的事实是:2015年12月6日,余雷(另案处理)在本市花果园国际中心3号楼“活石教会”处将从王瑶(另案处理)处获取的贵阳市依法处置贵阳“活石教会”指挥部印发的《关于印发贵阳“活石教会”信教人员名单的通知》(该通知明确注明为机密)的两张照片调出给李国志、苏天富(另案处理)观看。被告人李国志观看后,要求余雷通过手机蓝牙将该机密文件传送到自己的手机上,并向余雷指出该文件标题左上角有“机密”二字,让余雷不要外传。随后,被告人李国志将自己获取的机密文件让苏天富翻拍。2015年12月8日,被告人李国志通过手机网络在其微信朋友圈采取分享的方式向公众散布了含有该机密文件内容的“张坦:请为贵阳活石教会代祷函”和“贵阳官方机密文件‘稳控’活石教会 两百信徒被‘一对一’约谈”的两篇文章。

从以上一审判决认定的案件事实不难得出如下简单涉案事实。一是2015年12月6日上诉人与苏天富从余雷手机上看到所谓机密文件,这显然不是什么泄密罪行;二是看到后要求将所谓机密文件传输到自己手机上留存,并以存在所谓“机密”二字要求余雷不要外传,这同样不属于什么泄密罪行;三是李国志将自己获取的机密文件让共同观看过并知悉内容的苏天富翻拍,这与泄密罪行根本风马牛不相及;最后才是事隔两天后的2015年12月8日,上诉人见到涉及所谓机密文件内容的两篇文章公开发表后,自己也通过手机朋友圈转发分享相关文章的事实。其所谓的故意泄露国家秘密,就在于这个转发行为(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人公开发布的文章,是由于上诉人李国志提供的信息源,且李国志及苏天富均交待自己在获得文件当天就已经删除)。

根据《保守国家秘密法》第二条规定,国家秘密是关系国家安全和利益,依照法定程序确定,在一定时间内只限一定范围的人员知悉的事项。由此规定不难判断,涉及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有关事项哪怕是国家秘密,若所涉内容一旦公诸于世,就不可能再是所谓国家秘密,根本不再具有秘密性可言,这是再浅显不过的常识。即使是国家专利法保护的发明创造,一旦公布也将丧失其新颖性,难道所谓的保密事项公诸天下后,还有“不再为外人所知”的秘密属性?还属于国家保密法所规定一旦公布会造成国家安全和利益可能遭到损害的事项?

另外,根据《保守国家秘密法》第九条所列七项应当确定为国家秘密而涉及国家安全和利益的事项,泄露后可能损害国家在政治、经济、国防、外交等领域的安全和利益,从而有必要专门立法予以保护,并规定对情节严重者予以刑罚规制。但所列七项中,并没有专门涉及宗教信仰问题。

宗教信仰自由乃我国《宪法》第三十六条确认的公民宪法权利,也是每一个公民所享有的基本人权,该权利并不需要法律、行政法规等再行立法确认和赋予。特殊情况下对此权利的克减或限缩,理应实行宪法保留[3]。因此,任何有关公民宗教信仰的行政执法及司法活动,都须从保障与维护该宪法权利的角度考量。“宗教信仰是私人事务而非公共事务或国家事务,因而,国家也好,政府官员也好,都不应该插手私人的信仰。……政教必须分离,国家和教会都必须划清自己的权力域限,人们在宗教和信仰问题上应当和平共处,相互宽容”。这是洛克《论宗教宽容》的中心论旨。上诉人所在的贵阳活石教会,所有信徒对基督教的信仰自由并不违法,基于信仰开展的传经布道活动等善行,都是在室内这样封闭的场域平和理性的进行,没有给任何公共秩序造成丝毫危害,恰恰是政府有关部门的非法干扰和人为阻挠,甚至构陷抓捕才把问题复杂化和扩大化,从而造成非常负面的影响。

国家保密制度,不是烂政“遮羞布”;刑法泄密罪条,不是丑恶“茅厕房”。本案所谓秘密文件及所谓机密内容经他人以网络文章公开发布后,国家政治、经济、国防和外交等领域的安全及利益,至今仍安然无恙,并没有任何损害后果发生。说得直白点,充其量在宗教信仰自由这一宪法人权所遭受的地方烂政非法干预问题上,有关地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丑恶嘴脸,招致世人鄙夷甚至唾骂,而使相关地方党政部门因此丢人现眼而已。这完全属于人们言论自由的范围,也是政府行政必须要承受的监督与批评。

综上,本案在侦、控环节都存在严重的程序违法,二审法院依法理应将本案发回重审。但是,鉴于本案“经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已充分证明所谓国家秘密已经作为网络文章被公开发布,上诉人转发该文时其秘密性已经根本不复存在,故上诉人的转发行为根本不存在泄密;据以作出密级鉴定的法律依据,因没有颁发施行而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上诉人的行为不可能构成犯罪,故请二审法院直接依法改判上诉人无罪,以免因程序违法发回重审而人为浪费司法资源,并继续折损司法公信及政府形象。

此致

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李国志

辩护人:杨名跨 王欣欣

2017年2月17日

注:本书面上诉状是在一审判决宣判时,上诉人明确提出上诉而无具体意见的基础上,二审辩护人介入并查阅案卷后根据法官的要求及上诉人的意愿补充提交。

[1] 一审判决据以驳回律师意见的《密级鉴定工作规定》(国保发〔2013〕5号)第十九条规定“参与密级鉴定的人员与相关案件责任人员存在利害关系或者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密级鉴定公正的,应当回避。……”鉴定人员不署名不知是谁,该项规定如何执行?

[2] 心理强制说:要求事先明文规定犯罪及其法律后果,从而促使人们作出趋利避害的选择,以免实施犯罪行为。

[3] 宪法保留:是指由宪法来专门规定某些事项,其他国家机关,甚至代表民意的立法机关也不得进行规定,这种类型的宪法保留主要体现在对一些带有绝对性的基本权利的限制上。一般认为,美国宪法第1修正案是宪法保留的典型。该条规定:国会不得制定下列法律——建立宗教或禁止宗教自由;削减人民言论或出版自由,削减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伸冤之权利等……。

附三:原审判决书












河南南阳基督徒承包地被压平建寺庙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

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上屯乡基督徒白丰举承包的数十亩耕地,其中部分遭到当地黑帮压平,以用作寺庙的道路。该信徒多次找当地政府和生产组长投诉,但不获处理。当地宗教局官员曾表示“不会兴建寺庙”,时隔近一年,该寺庙已经建成​​。

南阳市唐河县上屯乡赵基屯大队白云庄村九组的基督徒白丰举耕种的农作物,去年6月5日上午遭当地二十多名黑帮成员以“建寺庙”为由,强行占据,并推平农作物。该事件经对华援助新闻网报道后,乡政府带人登门向白丰举赔礼道歉,同时答应赔偿白丰举的经济损失,立即归还强占的土地。时隔九个月,当地的寺庙已经建成,还建起一条通往外界的道路。信徒白丰举的姐姐白牧师3月20日告诉记者,她回家看了一下,其弟弟的耕地确实受到侵占:“我弟弟把九组的地承包下来了,大概几十亩地。现在(被指是当地黑帮头目)刘自更,私自建立一个庙,现在庙也建起来了。周围一圈地,他说想毁就毁,这已经是第三次了。第一次毁地,你报道了,只赔了一千元,第二次报道他就不敢了。现在刘自更不露面了,他找了一个其他村庄姓白的出面,又把我弟承包的地方,用拉沙子的车压成一条路了,来回压”。

白牧师说,如果她弟弟上前交涉,对方扬言要杀人:“刚才我弟弟跟大队干部打电话,打了13个电话,大队干部都不敢管”。

白丰举的儿媳妇冯海琴说,她家的耕地被霸占,其中部分已被建寺庙的人修建成一条路:“我们那块地,他们现在已经修成路了。另外,他们建庙,又霸占了我们家的地。我们现在怎么说,他们就是不听。以前这里是黄豆地,现在种上小麦了”。

记者:有没有找政府,政府有没有说法?

回答:政府根本就不敢管。因为该庙这个人是黑帮里边的。政府里边的人一直不敢管。所以我们现在请求上级领导关注。

信徒提供的现场照片和视频显示,一座新建的寺庙已在耕地上落成,寺庙及门前的停车场,占据了大片耕地。白牧师说,如果媒体不关注,恐怕她弟弟及家人的生命都会受到威胁:“不报道的话,我害怕继续这样下去,恐怕会出人命案。我弟弟一再忍让,今天他用车堵路,如果黑帮过来一砸不是弄出人命吗。去年他们说不是建庙,连宗教局局长都来找我,说不是建庙,结果这个庙真的建起了”。

记者致电南阳市唐河县民族宗教事务局,但电话无人接听。白牧师呼吁媒体关注当地农民的生存环境。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报道。

基督徒白丰举承包地被建寺庙的人强占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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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基督徒白丰举承包地被建寺庙的人强占建路

安徽、吉林两名基督徒被刑事拘留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

安徽省固镇县基督徒石新红因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附近试图传福音,3月6日被送原籍后,处以行政拘留8天,14日又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其家属直接未接到任何书面通知。另外,吉林基督徒常淑兰,因在北京参加家庭聚会,被公安遣返家乡后也被“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

安徽省固镇县基督徒石新红,于今年3月5日中国全国人大会议开幕当天,与辽宁大连基督徒周金霞在人民大会堂附近,打算向全国人大代表及习近平祷告及传福音,被现场公安带到府右街派出所,然后送往久敬庄访民接待站。当晚,石新红被遣返家乡,第二天被固镇县公安局以“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处以行政拘留8天。拘留期满后,被转为刑事拘留。

大连基督徒周金霞3月19日对记者说,14日,石新红的家人到拘留所接人时,被告知石又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她说:“6号拘留加8天,正常应该14日到期,她家人去接她的时候,没有接到。她已经转为刑事拘留了,14日转到看守所。他们(看守所)先是说家人没有授权委托书,不可以接人,不能见她。后来又说她被转到看守所”。

石新红的妹妹石彩英告诉记者,她姐姐已被转入蚌埠市第二看守所羁押:“当我们14日去看守所时候说15日出来,他们又把她转到蚌埠第二看守所去了。他们(公安)也没有通知书给我们。到现在我们也没有拿到书面通知,也没有拿到任何手续。第一次行政拘留的时候也没有给我们通知。行政拘留时可以会见,会见我姐姐的时候,我姐姐给了我一张拘留通知书。她被拘留的时候,我们家人到处去找,到乡政府,找带她回来的人,没有一个人告诉我们我姐姐在什么地方”。

石彩英说,她姐姐被刑事拘留后,也没有接到通知:“后来我姐姐在里面(看守所)借了别人的手机给我们打电话,才知道她在蚌埠的拘留所。后来我们才找到拘留所。拘留所也没有给我们如何一个字据,也没有一个通知。我们又找‘二看’的门卫,问有没有这个人转过来,门卫说有这个人”。

石彩英不知道她姐姐具体触犯了哪条法律。她说:“我们到现在不知道她到底犯了什么法,也行政拘留了,现在又送到看守所(刑事拘留)。他们还说量刑要看我姐姐表现怎么样,说什么寻衅滋事罪要判刑。我们对这些事情一窍不通”。

3月5日上午十点左右,石新红和周金霞相约到人民大会堂向领导人和人大代表传福音及祷告,两人一前一后,当途经北京前门附近兵部洼胡同时,石遭到公安拦截及扣留。周金霞用手机拍下了石新红被拦截的一刻。周金霞说:“之前我常和石姊妹在一起,我们俩在北京住在一起。当天我在前面走,我们俩一前一后,警察就把她拦下了。我一看她被拦下,就照了一张照片。我们俩是准备去祷告的”。

周金霞披露,另有一位常姓基督徒也被刑事拘留:“还有一个姊妹,因为我们在北京期间,准备和她一起聚会。认识了一个吉林来的姊妹,她姓常,叫什么名字不知道。那个姊妹腿不好,之前说是被劳教过。当时因为要开‘两会’,大家心里都不踏实。我们就在一起聚会,读经祷告。大家在传福音过程中,认识了这个姊妹。后来给她发了一个短信,想确认她是否平安,后来她的女儿给我回信息了,说她的妈妈被抓进去了”。

据了解,被拘留的基督徒叫常淑兰,也是一位老访民,家住吉林省二道江区。3月16日,常的女儿女儿在微信中告知周金霞,其母亲被当地公安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公安指常淑兰在网络上发帖子,涉嫌犯罪。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报道。

石新红(穿黑羽绒服)与信徒在学习圣经

人权恶棍傅政华应受人权问责与公义审判

对华援助协会特约评论员 郭宝胜

2016年12月23日,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签署了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The Global Magnitsky Human Rights Accountability Act),该法律授权美国总统通过拒绝签证、取消已有签证,冻结在美财产、禁止在美交易财产的等等方式对犯有法外杀人、酷刑、违反国际公认人权等等罪行的外国人权侵害者及腐败官员进行制裁。本协会为配合马格尼茨基法已连续发表两篇简述报告《人权恶棍夏宝龙应该被人权问责》、《法西斯恶棍孙荻应该被人权问责》。现就比夏宝龙、孙荻更加应该受到问责的人权恶棍傅政华作简述报告。

傅政华,生于1955年3月13日,男,汉族,河北滦县人,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分校干部专修科法律专业,取得在职大专学历。历任北京市公安局刑侦处大要案队队长,刑侦处副处长兼大要案队队长,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北京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曾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委员,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北京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武警北京市总队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治委员。现任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党委副书记(正部长级,副总警监警衔)、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国务院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主任(正部长级)。

傅政华2010年升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自此后北京地区发生的重大人权案件几乎肯定就是由其直接负责。2013年8月起,兼任公安部副部长,自此后全国范围内的众多重大人权案件,也应该由其负主要责任。从2010年开始傅政华要负最主要责任的重要人权案件有:2011年2月北京镇压茉莉花运动案件; 2011年4月抓捕和虐待艾未未案件;2011年年初开始的北京守望教会案件;2013年下半年整治网络抓捕大腕薛蛮子、秦火火等案件;2014年4月高瑜被捕判刑及被电视认罪事件;2015年7月709全国大抓捕维权律师事件、300多名律师被抓捕,周世锋 胡石根等被重判。其他还有近几年的镇压法轮功、全能神等所谓邪教案件,还有震惊中外的雷洋案、有最近被披露出来的在经济案件中滥用私刑、公器私用、受贿贪污等重大罪行。傅政华不仅是践踏人权、破坏法治的最凶恶执行者,也是参与当局镇压民众的最高决策者之一。

傅政华之所以成为千夫所指、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关键在于他负责的镇压案件中,开始大规模地使用舆论轰炸、刑讯逼供、电视认罪、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隔绝外界、精神折磨,对受害者实行“游街示众”等文革式大批斗般的羞辱与残害,加害者中共警察全面流氓化黑社会化、骄横暴虐。傅政华领导下的中共各级警察已经不仅成为维权律师、知识分子痛恨的对象,而且成为中国社会各阶层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的黑帮。

我们可以按照时间顺序来简述人权恶棍傅政华的罪行。刑侦队长出身的傅政华2010年升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后,首先清理关闭了权贵们寻欢作乐的“天上人间”,这为他打响了知名度,但背后有多少水分,外界不得而知。

2011年2月北京发生响应中东“茉莉花革命”的聚集事件,即刻遭到傅政华为局长的北京公安的残酷镇压,根据媒体报道:江天勇、唐吉田、滕彪、冉云飞、李天天、刘国慧、丁矛、朱虞夫、 廖双元、黄燕明、卢勇祥、肖勇、张建平、石玉林、佘万宝、古川和李宇等知名维权人士均在2月19日被捕,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指出,因茉莉花事件,中国至少有近千名异议、维权人士被带走或失踪,部分被重判。被捕人士均遭到酷刑对待。海外维权人士童木指出:“2011年中国茉莉花运动中,北京大批维权律师和公民被戴上黑头套关入秘密审讯基地,律师唐吉田患上肺结核、滕彪被打成脑震荡、金光鸿被注射不明药物、江天勇被锁在铁椅子上酷刑折磨,而时任北京市公安局长傅政华不仅主导了这次镇压,还是多种法外施害手段的肇始者”。

2011年4月3日,国际著名的人权艺术家艾未未在北京首都机场被边检人员帶走后失踪,其住所和工作室被抄家。艾未未在被关押的81天期间,每分每秒都有两个警察监视他的活动,甚至在睡觉、洗澡、上厕所时候,监视他的警察都站在他的旁边。据当时众多媒体报道,艾案由北京市公安局经侦总队和国保总队联合办案,市公安局局长傅政华指使办案人员,将当年折磨高智晟的录像给艾看,包括用电警棍插入高的肛门、血 水、精液、屎尿横流等。傅还下令:“怎样对付高智晟,就怎样拿下艾未未”。连续几日酷刑折磨后,艾未未最终被迫在认罪书上签字,承认偷税(见中国人权双周刊文章《艾未未受酷刑认罪背后的惊天阴谋——傅政华与刘奇葆联手官报私仇》 链接地址 http://www.hrichina.org/cht/content/5302)。

由于合法购买的敬拜场所被北京当局没收和强夺,无处敬拜的北京守望教会会众连续两次于2011年4月10日和4月17日在中关村一带进行户外敬拜。遭到公安局的强力驱散、扣留和打压。4月10日拘留了170位会友,17日拘留了二三十位会友,其中包括三位牧师。之后教会数位领导人软禁关押多年,金天明牧师至今还在软禁中,数百名数年来前去户外敬拜的基督徒都被拘留。北京守望教会教案可以看做是傅政华镇压宗教自由的重大恶劣案例中的首例。

2012年7月24日,时任局长的傅政华在北京暑期网络环境整治工作部署会上表示,对利用互联网制造和传播政治谣言,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及现行体制的,情节轻微的将予以公开警告,情节严重的要依法严厉打击。2013年下半年,中国展开集中打击整治网络违法犯罪专项行动。8月下旬,这场行动变得非常猛烈。著名案件包括秦火火造谣集团一案、网络大腕薛蛮子因嫖娼被抓一案等。薛蛮子在电视上为自己网络言论进行认罪,自此后电视认罪开始普遍。未审先判、电视比法院还权威,电视上的认罪就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游街示众,电视认罪、舆论搞臭也被认为是傅政华的拿手把戏。

2014年4月24日国际著名记者高瑜被北京公安局抓捕,不久高瑜被迫在中央电视台节目中认罪悔过。众多媒体认为此案的指挥者就是傅政华。高瑜于2015年4月17日遭判刑7年,二审时改为5年并准予监外执行。高瑜当时年高体弱,傅政华对高的迫害被众人公认为惨无人道。

2015年7月遍及全国的709维权律师大抓捕事件震惊中外,从案件的残酷野蛮、电视认罪、指定监视居住等手段看,其背后的指挥者和首恶,被公认为是时任公安部副部长的傅政华。2015年7月上旬,上百位中国大陆的律师、民间维权人士、上访民众及律师和维权人士之亲属,突然遭到公安当局大规模逮捕、传唤、刑事拘留的事件,部份人士则下落不明。被刑拘、带走、失联、约谈、传唤、或短期限制人身自由,涉及省份多达23个。

被抓捕的律师与维权人士有王宇、包龙军 、王全璋、刘四新、谢远东、李和平、李春富、谢燕益 、周世锋、胡石根、黄力群、隋牧青、谢阳、赵威、高月、勾洪国、刘永平、王芳、尹旭安、吴淦、林斌等200多名,还有众多人士被限制出境、约谈、短期限制人身自由。被抓捕的人士均被刑讯逼供,还大量使用所谓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不让被捕人士会见律师及家属。已经释放的人士中多名被折磨得精神出现问题。

被迫电视认罪的人士有王宇、赵威、翟岩民、勾洪国等多人。已被高调定罪判刑的有周世锋、胡石根、翟岩民、勾洪国等人,其中周世锋、胡石根都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7年以上。2015年7月《人民日报》宣称:“公安部指挥摧毁一个以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为平台,维权律师、推手、访民相互勾连、滋事扰序的涉嫌重大犯罪团伙”。总之,709大案是傅政华为首的公安部门在全国将与当局无畏抗争的维权律师一网打尽的残酷镇压,是肆无忌惮地法外施刑、刑讯逼供的野蛮暴力展示,同时也是一次披着司法外衣的文革式大批斗。此大案将与傅政华的臭名一起载入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

除以上案例外,2015年傅政华成为处置邪教610办公室主任后,对法轮功、全能神等等中共所谓邪教进行了持续的镇压,众多人士认为,傅政华还在雷洋案中袒护杀人北京警察让其上电视台为自己辩解并直通中央电视台。根据最近海外企业人士披露:傅政华家族长期以权谋私、通过办经济案件大肆受贿索贿,并公器私用、刑讯逼供,对经济案件嫌疑人的流氓办案与镇压维权人士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傅政华作为为专制政权效力的凶暴走狗,罪恶滔天、罄竹难书,我们相信不仅公义公平的上帝必将严厉审判其罪恶,而且由于傅政华的邪恶,中共体制中的同党也对其心生不满、借机处理。作为中国人权人士,我们也迫切希望美国国务院及相关部门根据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The Global Magnitsky Human Rights Accountability Act),对傅政华实施严厉的制裁,以显示人权无疆界、惩处人权恶棍也无疆界。

(视频)陈桂秋揭露丈夫谢阳被迫害事实 呼吁关注709律师

第三届“曹顺利人权捍卫者纪念奖”颁奖公告 2017年获奖者苏昌兰女士

权利运动编辑

经“曹顺利人权捍卫者纪念奖”发起机构表决,决定将第三届“曹顺利人权捍卫者纪念奖”颁发给狱中人权捍卫者、妇女权益捍卫者苏昌兰女士。2017年3月14日是曹顺利女士在她被任意羁押期间受折磨而被夺去生命三周年纪念日,该日被大陆维权人士设定为“人权捍卫者日”。

苏昌兰:1971年出生,广西壮族自治区岑溪市人,原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三山小学教师,自1999年起,开始关注广东省南海三山港的农村“出嫁女” 股权问题,介入各种维权活动,并在当地三山 “出嫁女”维权活动中,根据国家法律规定帮助过数十名“出嫁女”获取到部分的合法权益;由于其维权行为触动了地方官员的基本利益,随遭到地方当局的严厉打压,以其不属于南海市毕业分配的教师为由而将其开除,并成为地方当局的重点监控对象, 屡遭随意扣押、打击、恐吓和骚扰之痛;然而正因如此,其逐渐成长为广东省女权运动中较早先驱者之一,民间堪称“广东维权运动的奇女子”; 2014年10月27日,因其对香港占中踊跃发帖声援,被当局指控“疑其在网上群组或微信转发香港占中运动讯息,留言含有鼓吹成份”,随被当地佛山市南海桂城街警方以 涉嫌“寻衅滋事”罪传唤,其家被查抄,后又在当日,被警方转换罪名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2014年12月3日,被警方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逮捕。2015年11月12日,广东省佛山市人民检察院以其境外网站发表四篇文章(《苏昌兰:关注失踪维权斗士-马胜芬》《中国妇权关于曹顺利被虐致死的严正声明》《投书:广东佛山农村基层“民主选举”纪实》《法律咨询被指传销 律师等13人被拘》等。)为由将案件移交至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佛检刑诉[2015]143号。2016年4月21日案件一审开庭,没有当场宣判。2016年中下旬,佛山市中级法院以案情重大复杂为由,多次报最高院延长拘押期。

据公开资料显示,苏昌兰长期以来患有甲亢,心臟间歇性停顿症,病情严重,常出现手脚颤抖。在拘押期间曾因手脚患湿疹溃烂被送去镇医院治疗,但是医院条件有艰,得不到有效的治疗,律师多次为她申请取保候都遭拒绝。

苏昌兰目前仍被羁押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看守所。

同曹顺利女士一样,从草根维权走向推动普世人权,苏昌兰女士多年来执着地行走在中国大陆的维权道路上,不惧各种打压,她清楚明白自己或许会因此牺牲自由,但亦继续把她的行动延伸至土地维权及声援香港的民主抗议活动。正如她在2016年庭审过程中的自辩发言中表示,“她深深地爱着这个的祖国,更爱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公民。”但是,她亦曾公开表示,“如果希望这个国家发生改变,有些人会需要作出牺牲。”她是一位对不公事件无法袖手旁观并尽自己所能地去帮助的人,她对妇女及童养媳权利议题的行动及相关的传播上,让国内群众对该议题在中国的状况有的深刻的理解,及她采取的行动中包括诉讼模式及相关的法律文书形成了一套清晰的行动范本,为大陆的人权事业默默无闻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今天,本着“纪念曹顺利女士,弘扬她的精神,继承她的事业,推进人权保护”的宗旨,我们决定把第三届“曹顺利人权捍卫者纪念奖”颁发给苏昌兰女士。

“曹顺利人权捍卫者纪念奖”评委会(由发起机构组成)

2016年3月14日

第一届“曹顺利人权捍卫者纪念奖”于2015年3月14日公布,获奖人是劳工维权人士、公民记者周维林。

第二届“曹顺利人权捍卫者纪念奖”于2016年3月14日公布,获奖人是反强拆普法志愿者贾灵敏女士。

附:“曹顺利人权捍卫者纪念奖”成立公告

2013年9月14日,中国大陆人权捍卫者曹顺利女士在前往日内瓦参加国际人权学习和观摩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途中,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被带走,此后失踪、刑拘,在朝阳看守所遭到迫害及非人道待遇,身染重病,被剥夺及时医疗救助,于2014年3月14日在北京309医院重症监护室溘然辞世。这是一起震惊全世界的中国政府报复打击民间人权捍卫者的恶性事件。

随后,世界各民主国家、NGO人权团体等纷纷表示谴责和抗议,对曹顺利被迫害离世表示哀悼,中国大陆的维权人士也以各种方式纪念曹顺利,并要求政府允许第三方独立查明曹顺利死亡真相,追究相关部门和官员的法律责任。

但是,中国政府罔顾事实、推卸责任、敷衍塞责,至今没有答应家属和律师关于准许独立调查、追究罪责的要求。

鉴于曹顺利女士对人权事业的巨大贡献和牺牲;
鉴于曹顺利女士为人权事业无私无畏的奋斗精神,她的生命将唤起世人关注遭受打击迫害的中国和世界其它地方的人权捍卫者;
鉴于曹顺利女士生命最后阶段的遭遇,向全世界揭示了中国及世界其它地方人权捍卫者面临的艰难境遇和巨大风险;
鉴于曹顺利女士已经过成为全球人权捍卫者的榜样和顽强抗争的象征;

为了使曹顺利女士不被强迫遗忘,为了持久地纪念她,也为了推动她未尽的事业,从根本上杜绝其他人权捍卫者再遭受报复、迫害打压,维权网、民生观察、权利运动三家中国大陆民间人权团体,联合发起建立“曹顺利人权捍卫者纪念奖”。
“曹顺利人权捍卫者纪念奖”旨在纪念曹顺利女士,弘扬她的精神,继承她的事业,推进人权保护。

“曹顺利人权捍卫者纪念奖”将在每年3月14日“人权捍卫者日”公布获奖人。奖金额度六万元人民币。奖金须用于推动和倡导人权,尤其是推动公民社会监督政府履行其人权义务、参与国际人权机制运作,包括消除对人权捍卫者的报复和打压。

特此公告。

“曹顺利纪念奖”发起机构兼筹备委:
权利运动 http://www.hrcchina.org/
民生观察 http://msguancha.com/
维权网 http://weiquanwang.org/

2014年9月26日


附:人权捍卫者曹顺利女士简介

曹顺利,女,北京人,生于1961年,享年53岁。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获法学硕士学位。曾在中国劳动人事部工作,因维护自己的住房权受到单位排挤,最后被迫辞去了工作而上访。在上访过程中,曹顺利了解到访民群体人权被侵害和求诉无门的严酷现实,从而开始关注调查上访人员的人权状况,之后为许多上访维权者义务提供法律咨询,最终成长为一名坚定的人权捍卫者。

2006年开始,曹顺利重点关注访民群体的生存权和人身自由权,发起“北京维权之旅”活动,带领访民前往国家新闻办示威,要求新闻办给予访民合法上访的权利。

2009年3月,她与访民一道前往北大抗议教授孙东东有关“老上访户99%有精神病”的言论,并针对《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提出“人权行动计划书”。

由于曹顺利积极投身于维权活动,而遭到当局不断打压。不仅因维权失去工作,而且还经常被软禁、监控,多次被拘押,两次被劳教。2009年4月10日曹顺利被以“毁坏财物罪”劳教一年。刑满后仅十余天,2010年4月29日,她被当地派出所以毁坏会议室玻璃为由行政拘留十天,之后又以“毁坏财物”为名再次劳教一年零三个月。

2011年曹顺利重获自由后,仍奋斗在维权第一线,继续征集上访人员填写人权状况调查表,还着手就《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向国务院申请信息公开,并向国务院相关单位提交申请要求参与人权行动计划的撰写工作。

2012年6月,曹顺利等各地上访维权人士向国务院提交要求“公开拒绝上访维权群体参加《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依据和理由、公开联席公文的成员和邀请的专家学者向两届联席会议及评估会议提交的资料,调研报告和自我评估报告的目录”等相关信息;同年10月,曹顺利等各地上访维权人士到外交部新闻办,要求外交部公开2013年10月在联合国会议上做有关中国人权报告的相关信息,并要求参加人权报告的起草和撰写,因此曹顺利本人及多名上访维权人士遭到警方的软禁、绑架、传唤。

在十数次的申请无果之后,曹顺利等各地维权人士于2013年6月到外交部请愿静坐,14天后遭到北京治安总队的清场。但曹顺利等各地维权人士仍然坚守在外交部前静坐整整一个暑期。

2013年9月14日,曹顺利在北京首都机场前往日内瓦参加国际人权知识培训时遭到阻拦、被关检带走,失踪近一个月后,外界才得知她已于9月14日当天被关进北京市朝阳区看守所,被以涉嫌“非法集会罪”刑事拘留;10月21日,曹顺利被变更罪名为涉嫌“寻衅滋事罪”逮捕。

最终曹顺利在被关押半年中,因身患重病没有得到及时有效治疗,以至抢救无效,而在2014年3月14日去世。

转自权利运动网站、转载网址:
https://www.hrcchina.org/2017/03/2017.html?m=1

709家属致信美国总统川普关注人权律师安危

此信3月8日寄出,3月13已送达

此信也同时寄给美国国务卿:Mr Tillerson

尊敬的特朗普总统:

中国709案的事态紧急,促使我们给您写这第二封信。

在709案酷刑真相被陆续揭露后,我们处于焦灼的状态。因为现在被羁押的四位律师和一位公民当中,两位已经被允许律师会见。而王全璋律师和李和平律师,从2015年7月10日起至今,辩护律师都没有被允许会见,通信,阅卷。可以说我们得不到他们一丝一毫的消息。而江天勇律师,不久前在中国官媒上露面,精神状态极其憔悴,言辞间对自己不断的抹黑。这是明显遭受酷刑的表现。江律师被秘密监视居住的三个月,按709案的操作规程,一定是如同人间地狱。至此,我们不禁更加疑惑:为什么?为什么王、李二位律师至今不允许律师会见?如果真如中国官方媒体所说的"酷刑"是辩护律师们编造的,那就大大方方让中外媒体采访被羁押的律师,就能还原事实真相。为什么只允许官方媒体采访,而被羁押律师的合法辩护人却被阻挠,至今不能会见?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还被羁押、杳无音信的王全璋和李和平两位律师,肯定遭受了更为严重的酷刑,以至于现在生命都存有危险。否则,不至于移送法院的期限今天已经到期,他们的辩护人还被阻挠会见。而且,经历一年零八个月了,中国公安明显地毫无证据证明李和平和王全璋有任何颠覆国家政权的犯罪行为,或者说:江,王、李三位律师,无任何犯罪行为。他们是无罪的,不能再这样荒诞的被羁押,应该被立即释放!

因此,我恳切请求特朗普总统阁下向中国政府提出明确的要求,要求中国政府无条件的释放江天勇、王全璋、李和平三位律师.中国政府这样肆意践踏所签订的国际公约,无视国内人权的做法,当受谴责!

709家属 

金变玲
李文足
王峭岭


年轻基督徒尤其不能忽视文化使命

丁书奇 麦琪的礼物

思想的变化,偏离一点就会步步崩溃,如果基督徒对各种敌基督的思想缺乏敏锐度,教会被撒旦玷污,都有可能不自知。今天的时代有个尴尬,就是人本大过神本,即便基督教内部也是这样。过于讲究情感体验、道德体验的信仰走不长,人类的感受最容易自欺欺人,我们需要回到神到“道”里。

基督教从一开始就是学识性很强的宗教,看看使徒行传里,彼得、司提反都对旧约很熟悉,保罗就更不在话下,他有引用过希腊的哲学和诗歌。教会内部有一个流传甚广的误区,认为基督教一开始就是穷人和无知者者宗教,这种说法不能说错,但起码不是全部真相。仔细看圣经就知道,十二门徒在当时并不是特别穷的人,打渔是很重要的生意,税吏不可能太穷,还有当官的太监,百夫长哥尼流,包括使徒们提到好些家庭教会都是在富有的人家里,主的门徒并不分穷人富人,阻断的墙被拆掉了。

此外,犹太信徒从小在会堂长大,他们和近东其他民族的人相比,在知识和敬虔上都要出众,保罗这样的大学问家就不说了,彼得和约翰的书信,他们的水平虽然比保罗低一点,但是放在今天也是小知识分子,他们对律法主义和诺斯替思想有非常敏锐的看见。犹太祭司长说他们是无知小民,这相当于有文凭的鄙视没文凭的,官方认可的知识分子在鄙视民间人士。

我们千万不能认为门徒们真是无知的人,即便门徒刚开始有点无知,但是跟耶稣三年,也是学有所成的了。

所以说,基督徒反智是没有道理的,很多时候是人心对神的抵挡,很可能是相互争竞,你比我有知识,那我就跟你比生命,你比我讲道德,那我就跟你谈谈教义,搞来搞去好像很难平衡,事实是人的罪性在作祟,神的道非常平衡,永不改变。

今天的基督徒要践行大使命,就需要突破为自己而信主的狭隘视野,甚至要突破为家庭信主的格局,努力归正到福音上来,为基督,为教会。无论是工作还是学习,无论是阅读还是写作,无论是教会办学校,还是家长在家教养子女,都是为护教,为传福音。

天主教的耶稣会来华,各个都是大学问家,他们为传福音接受了十多年的装备,这种心志值得我们钦佩和学习。新教里也有很多有学问的人,但是新教在文化事工这方面很不平衡,要么是偏向自由派、社会福音派,要么就是老老实实传福音,对文化事工比较忽视。另外,很大宣教士当时是直接和底层人民接触,给底层传福音,所以很多东西也不需要讲特别深,不过,现在的时代变了,无神论学校大规模给所有的人洗脑,包括我们基督徒的孩子,很多也是被公立教育所迫害。

所以现在的教会显然不能继续走基要主义的路线,不说大学生了,就是家里的中学生都被洗脑的厉害,要是基督教内部无法提供一套可以抵挡无神论世俗主义者的护教思想体系,那就很难解决很多人信仰上的困惑。

我们70-80-90后这三代信徒,一定要意识到这个问题,把根基打扎实,把自己当成主的门徒对待,主动学习,主动装备,而不是永远做一个坐等吃喝的属灵消费者。我们把根基打扎实,知识加上敬虔,才可能培养自己的属灵后代,才可能抵挡住一波波的反基运动。往小了说,这关于到自己的子子孙孙,往大了说,这关乎到基督教未来的信仰前景。

做个比喻,各样敌基督的思想好比是“鬼”,如果我们不去了解各样的“鬼”,那么护教和传福音就会困难多多,牧养属灵后代也是困难多多。这个世界“大鬼”、“小鬼”一大帮,如果无法认出这些“鬼”,就很难对付,这样,基督徒如何站立的稳呢?这样下去,只能落伍成民间宗教了,关起门来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

属灵前辈的遗产我们需要继承,但在天路历程上,我们需要继续装备自己,求神保守我们有持守古道的热忱,也有捍卫真理的决绝。套用无神论者的口号,就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我想这是我们70-80-90后这三代信徒需要重视的,我们不能忽视文化使命。

刺痛的记忆

刘进图

这三年来,时局剧变,社会撕裂,对许多人造成一次又一次的创伤,这些创伤积累交迭而成的刺痛的记忆,该如何面对?该如何医治?

黄丝蓝丝信徒的刺痛记忆

黄丝带信徒的刺痛记忆很多,和平理性的雨伞运动无疾而终,政府寸步不让,政改胎死腹中,命运无法自主,前途一片灰暗。愈是有理想、有热情的年轻人,经历的打击就愈大,李波事件令他们目瞪口呆,肖建华被失踪更不可思议。大学校委会沦陷,监警会变天,廉署大地震,社会彷彿失去了一切制衡的力量。立法会选举结果出来,曾经短暂兴奋,但DQ风波加人大释法,令他们的心沉了下去。行政长官选委会誔生前夕,梁振英宣布不连任,他们再次短暂兴奋,然后是另一次的失落,民意从来不是决定性因素,永远敌不过权势加谋略。

蓝丝带信徒的刺痛记忆也很多。一场雨伞运动,令他们成为年轻人眼中的顽固保守势力、自私自利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感到被误解、被憎恨、被标籤。看到元旦旺角街头的骚乱,示威者掟砖纵火,他们觉得这个城市很陌生,不再是他们熟悉的香港。听到本土派议员的「港独」宣言,以及侮辱中国人民的宣誓表演,他们愤慨激动。七警桉裁决出来,全部入狱两年,他们大惑不解,质疑法院不公。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彷彿都不可信任,议会只是没完没了的拉布闹剧,政治只是不讲道理你死我活的斗争。

每年每月的新闻片段,都带来新的创伤,都在挑动刺痛的记忆,惟有掩脸不看,才有片刻的宁静。但就算不看不想,这些刺痛的记忆还是会闪现脑海,在最措手不及的时候突袭心田。

克罗地亚裔神学家沃弗(Miroslav Volf)是德国殿堂级神学家莫特曼的入室弟子。一九九三年,南斯拉夫分裂,内战爆发,塞尔维亚战士屠杀克罗地亚人民,强姦妇女,焚烧教堂,大量无辜平民被送进集中营。沃弗在杜平根大学跟莫特曼做研究,为学生讲授「拥抱敌人」的信息,莫特曼站起来质问他,你可以拥抱那些塞尔维亚战士吗?这个问题迫他写出了《拥抱神学》(The Exclusion and Embrace)这部有血有泪的着作。

克服刺痛记忆的三股力量

在《记忆的力量》(The End of Memory)一书中,沃弗忆述一九八三年他被南斯拉夫政府徵召入伍,当时南斯拉夫仍然是共产主义铁幕国家,由于他娶了美国人做太太,又是基督教神学家,在共产政权眼中是典型的间谍、颠覆份子,军方持续多个月对他实施监控、窃听、刺探、陷害,然后是无穷无尽的盘问,要求他承认一些当局已认定的所谓犯罪事实,威胁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军事法庭随时判他八年监禁,他感到恐惧、无力、绝望。

密室讯问的刺痛记忆,鞭策他思考,基督徒如何面对迫害的创伤记忆?如何面对记忆中的迫害者?如何面对记忆中那无力、无助、无望的自我?沃弗指出,就算人刻意澹忘,刺痛记忆仍会主动探访。有人尝试把刺痛记忆整合进自己的生命故事,赋予某种正面意义,例如令自己变成熟坚强,或者更体会到基督受苦,但有些创痛记忆是不可理喻的,是荒谬绝伦的,是黑不见底的、是不可整合的。这些刺痛记忆可以打碎邪不能胜正、善恶到头终有报的基本信念,可以挑起仇恨和报复的原始冲动。

《记忆的力量》提出,要克服刺痛的记忆,医治受伤的记忆,惟有倚靠三股力量,其一是捉紧基督徒乃蒙神怜爱的儿女这个新身份,以此作为安身立命的依据,拒绝让创伤进佔生命舞台的中心位置;其二是捉紧基督复活令信徒生命不断涌现新的可能,让我们的未来不再被过去的经历主宰,得以重燃盼望;其三是捉紧基督的十字架,将创痛与仇敌的回忆,置于基督十字架的神圣记忆之下,一起经历饶恕与转化。让我以自身的经验说明这三点。

我的刺痛回忆

二○一四年二月廿六日早上,我在鰂鱼涌海滨公园外泊了车,预备到常去的茶餐厅食早餐,之后返柴湾公司上班。当时我站在车边,低头收拾车中杂物,忽然,我感到背部被硬物撞击,双腿发麻,我抬头一看,见到一个戴了头盔穿深色衣服的男人,跳上一架电单车后座,前座有另一个戴头盔的人,迅速将电单车驶离现场。我觉得有水滴在手上,低头一看,看到鲜红的血滴在手心,我知道自己受了伤。我感到双腿麻软无力,便坐在地上,拿出手提电话,拨999呼唤白车,对方问我在哪条街,我答不出,不知道街道名字,唯有描述街上标志建筑,终于令对方确认我所在位置。

收了线后,我感到背上湿湿的,知道出了很多血,为了减慢流血,我整个人躺在地上,我看到有去公园的市民路过,围上来问我是否需要帮忙报警,我看到天上的云,感受到微风,随即听到救护车的声音。在白车上,我告诉救护员太太的名字和手机号码,请他通知她。救护员把我推进急症室,医护人员开始撕烂我身上衣服,方便检查伤势,我感到伤口剧痛,忍不住大声喊痛,医生怕我挣扎妨碍他做全身扫描,决定把我麻醉,在失去知觉前,我听到的最后一句话,是有位护士大声说:「我看到他的内脏。」

这一段鲜血写成的记忆,我相信在我馀下来的人生都不会澹忘。我知道自己是无辜的,我完全不明白为何上帝容许这样残暴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住了五个月医院,在医院裡长期卧床,之后坐轮椅、拿柺仗,戴脚套,像小孩子一样重新学走路,之后做了三年物理治疗,至今仍未能跑未能跳。我应该如何面对遇袭受伤这段刺痛的记忆?

爱与恩典的包围

做完手术后,在深切治疗病房留医,全身插了许多喉,卢龙光牧师来探我,在床边为我祈祷,我清楚记得他的祷告内容,是求神让我逐渐明白,发生这件事为要让我学会怎样的人生功课,我觉得卢牧师讲出了我心底的呼求。我信主三十多年,和神有过许多深刻的交往,我确信神是公义的、慈爱的、全能的掌管我生命的主,虽然我不明白这个苦难为何出现,但我相信祂对我有美好的心意,祂不会「整蛊」我,因为我是祂锺爱的儿女,祂保守了我的性命,祂必然会引导我。当我为卢牧师的祈祷说阿们时,我是用上全部心力,去宣认、确信、坚持,我是上帝怜爱的儿女,以这个身份作为我生命的中心点,我不容许莫名的苦难主宰我的生命。

当我这样祈祷以后,我每天都看到上帝的恩典。上帝差遣许多天使来守护我、扶持我、安慰我,让我看到盼望,看到生命裡许多新的可能。我太太坚持每晚在病房睡摺床陪我,她说受伤当天许多相识多年的朋友赶去医院,陪她等消息,她彷彿看见一个又一个天使飞下来为她加力。我女儿从海外飞回来,除了给我一个拥抱,还在我的iPod上录製了几个音乐清单,让我按着做运动或休息等不同需要来听。许多医护人员来照顾我的时候,眼神裡流露真切的关怀,许多不相识的人在医院的走廊主动打招呼,送上问候和祝福。病房窗外远山上的翠绿,近处的树荫,以及穿透林荫洒进室内的阳光,都提醒我神的爱与恩典就在身旁,这些爱与恩典包围着我,令仇恨、愤怒、恐惧这些创伤后遗无法进驻,让我免受苦难记忆折磨。

我在医院裡认识了两位院友,一位因为大腿肿瘤阻碍血液流通,被迫切去一腿,戴义肢学走路,另一位做了化疗,头髮脱落,挺着虚弱的身体做物理治疗,我们在复康路上互相鼓励,定期聚会,手机短讯打气,直至他们相继离开这个世界。我经历了以往在报馆跑新闻写评论无法体会的,人与人之间在生死边缘的相知相遇,在疾病痛楚煎熬下领受上帝的恩典慰藉,我看见一个新的世界,走进一个不一样的未来。

发现基督

二○一五年夏天,涉嫌伤害我的两名被告人上庭受审,我要出庭作供,再次重温遇袭受伤的每个细节,并要接受被告律师盘问,我内心感觉到压力,迫切向上帝祷告,但其实不知道该怎样祈祷,想了许久,终于决定,只求一件事情,求真理的圣灵在法庭内运行,彰显公义。在步入法庭那一刻,我再次祈祷,我问主耶稣,祢会陪我一起进去吗?我清楚知道,祂不会撇下我,约翰福音十五章记载,主耶稣承诺门徒,祂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只要我们愿意常在祂里面,祂也常在我们里面。在法庭作供时,我并不孤单。

作供完毕后,我感到很疲倦,我看了大量现场的图片,地上的血迹,涉桉的证物,而且伤害我的人就坐在对面,容貌看得一清二楚,不像过去只是一个背影。如果不是有耶稣基督陪伴同行,我不知道能否面对。经历了在法庭与基督一起重温受伤记忆,我忽然明白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在遇袭受伤那一刻,在流着血等候白车那时候,基督原来也在我身旁,只是我没看见没为意,其实祂一直都在我身边。这个发现,改变了我对苦难的记忆,令我不再惧怕。

审讯结束,陪审团把两名被告定罪,法官判他们入狱十九年,最高刑罚是二十年,公义像正午的太阳彰显。我知道来採访的记者一定会问,怎样看这两个人?会不会原谅他们?我知道耶稣基督的教导,我们要爱仇敌,要饶恕得罪我们的人,但我内心有挣扎,因为他们选择不认罪,他们根本不承认有伤害过我,自然亦不觉得需要我宽恕,这样,我去考虑宽恕他们是否多馀?这宽恕能否发生作用?

刺痛记忆与十字架神圣记忆

我向在神学院教书的朋友江丕盛请教,我问他是认错先于饶恕,还是饶恕先于认错?他很快回覆我,根据基督教信仰,是饶恕先于认错,因为耶稣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还未承认自己有错、需要饶恕的时候,就为我们死在大字架上,饶恕了我们。得到丕盛的印证后,我内心再无顾虑,我向来採访的记者说,我宽恕了他们。讲了这句话之后,我心裡感到轻省,刺痛的记忆被十字架的神圣记忆笼罩覆盖,不再刺痛我的心,我从此无牵无挂,享受活在爱中的自由。

今天,我常常回到鰂鱼涌海旁,在那裡吹风、看海、散步、饮茶、食饭,不是因为我澹忘了刺痛的记忆,而是因为我在那裡与基督相遇,我的生命被基督改变。

各位,如果你愿意,你也可以邀请耶稣基督与你同行,一起重温刺痛的记忆,藉着祷告,把伤痛和造成伤痛的人与事,一併带到各各他山的十字架下,我相信你也能经历复活基督的大能,藉祂捨身的爱和恩典,心灵得医治,记忆被转化。假如你经历到这样的医治和转化,盼望你能帮助主交託你牧养的人,不论黄丝蓝丝信徒,都得到医治和转化。

(本文为作者于三月六日在中国神学研究院「抗争与灵性」讲座讲稿。分题由编者所拟。)

转自香港基督教时代论坛 原文链接
http://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150568&Pid=104&Version=0&Cid=2053&Charset=big5_hkscs

从另一个教会学角度关注中梵关係

黎恩灏

香港教区主教汤汉枢机于二月九日发表了题为《从教会学角度展望中梵交谈》的文章,分享了他对中梵关係正常化的意见与愿景。他的善意固然可敬,但他提出的一些建议却值得再思。

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的未来

中梵谈判的其中一个主要议题关係到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在中国教会内的角色。汤枢机的意见是,若果中国承认教宗有权任命主教并结束容许公开教会「自选自圣」的政策,爱国会并不必然需要废弃。假若这个机构只负责慈善事业,它可以继续运作。不过,汤枢机可能低估了这样乐观的主张可能招致不愿见的后果。

首先,因为中国共产党事实上是藉着左右爱国会人员的任命,掌控着公开教会团体的财产与行政,使得教友们一直以来对这种非教会组织架构感到不满。爱国会继续存在非但未令公开和地下教会团体修好,反之在一片怀疑和不信任的氛围中,教内分裂将会持续。终究,纵使教宗能重掌任命主教的有效权力,没有迹象显示中共会放弃通过爱国会来牢牢控制教会。

其次,爱国会本身是中共「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宗教政策下的产物,并以此控制中国教会的运作和发展。承认爱国会的存在,等于梵蒂冈对这政策某程度上的肯定。此外,爱国会的强烈「爱国」性质与教会的普世精神互不相容。神学上,根据《教会宪章》(Lumen Gentium),天主教会是「拯救普世的圣事」。她为着的是整个人类。面对今天世界各地冒起的不健康民族主义,及少数民族和宗教被社会排斥,天主教会不应为任何充满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教会组织背书。

再者,确认爱国会的存在会让中共及卫星组织有藉口提倡在中国的特别行政区——香港及澳门,发展爱国会。这是非常有可能的,因为中共一直在港澳实行一套政治渗透策略,或如香港反对派过去数十年所称的「内地化」。政权把香港人持续的抗争,归因于人心未完全「回归」中国。故此,政权一方面推广官方与非正式的爱国教育,另一方面为了抗衡有为数不少基督徒参与的香港民主运动,各种亲北京组织更如雨后春笋。若爱国会合法化并得以扩大,香港天主教会的自主性将受到威胁。

天主教会的使命

汤枢机指出天主教会「没有任何政治性抱负」,只是追求「在中华大地上生活与传播自己的信仰」。传播福音无可否认是天主教会的基本使命。在中世纪时代,教会的使命都是末世性质的——通过福传、施洗导人入教,得进天国。但自从一九六四年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以降,这个概念得以补充并变得更为完整。在一九七一年世界主教会议所发表的《正义在世》(Iustitia Mundo)文件中,声言福传的使命须如此:

「(传播福音的使命)包含一种呼唤,着人们远离罪恶回归天父慈爱,四海手足情和后续对世界公义的追求。这正是为何教会有权——更甚者有责任——在社会、国家及国际层面宣扬正义,并且为着人们的基本权利和救赎所需,斥责不义之事。」(36-37)

以上的宣言清楚地要求天主教会在建制以外参与社会及政治事务,作为传播福音的责任。这个责任体现了教会的牧民抱负。冷战期间的波兰与巴西天主教会,现今的南韩、菲律宾和萨尔瓦多教会,完全透过她在公民社会和非暴力抗争中的角色,履行了如此的期望。若然如此,在面对中国这样严峻的政治与经济不公义时,天主教会是否应该牺牲她在国内对抗不公义的使命,来成全「在中华大地上生活与传播自己的信仰」的权利?我们的教会又应否在政府打压基督宗教和以党的渗透操控不同的宗教团体之时,继续保持沉默?换言之,如果天主教会在社会中缺少了先知性的参与,将大大破坏了在今天福传的完整性。

全面的或是有缺陷的自由?

在汤枢机文章的末段,他提出了一个「两害取其轻」的策略,作为教廷争取任命主教的自由。汤枢机认为,虽则在此策略下教会进行各种活动(如传播信仰方式、兴办学校及落实教会产业)的自由依旧受到限制。在表面上,这种策略性的选择可被同情和理解。然而,魔鬼总是在细节当中。早前不同媒体透露了中梵之间就主教任命机制有了初步共识。教宗能为主教人选作最终批淮的同时,中国政府可在最初阶段筛选候选人。这将无可避免地与一项梵二法令的教导相违背:

「任命主教,设立主教,是教会合法当局本有、特有、独有的权利。 为此,为维护教会的自由,并为更易于推行信友的利益起见,神圣大公会议希望,此后不再让给任何政府拣选、任命、推荐、指定主教的权利及特惠。」(《主教在教会内牧灵职务》法令,20)

换句话说,若以上建议属实,共产党将在选择主教过程中保有一定程度的权力,因此教廷任命主教的就是有条件的自由。若然「必要的自由」依旧是有限制的,这样的自由能够是真实的并受到保障的吗?天主教的传统是否真的有所恢复?

中梵关係正常化之路需时。但在「政教分离」的一般原则底下,任何的外交解决方桉是不应以牺牲天主教会的自主性作为代价的。教宗任命主教的有条件的权利,以及对爱国会存在的正式确认,与天主教会的原则和价值观并不相容。笔者衷心希望天主教会领袖们能够重新审视他们对中国政治现实的理解与态度,从而找出一个可以保障教会本质的方桉。

撰文:黎恩灏,香港天主教徒、在高等教育界从事教学及研究。他的研究兴趣为公民社会、社会运动及民主化。

早期教会对现今教会几个启迪和提醒

冯锦鸿

一、 引言

研究历史能帮助我们看道自己的狭隘性,认识整体的大传统,能帮助我们对现代的潮流提出更好的问题。从历史的角度观之,基督教是一个历史的宗教,由二千年前的巴勒斯坦发端,绵延至今,成了今天普世性的宗教。当日主耶稣被钉于十字架三日后复活,祂向门徒显示复活的大能,五十天左右后的五旬节,门徒领受了圣灵的浇灌,按照使徒行传的记载彼得首先正式公开讲道,于是门徒开始向外传扬福音是初代教会之始。可是,作为这个宗教的始创人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并未曾规划和催生今天基督教的规模。无论是新约圣经、信约、基本教义、教会组织、礼仪、属灵操练等,统统是在祂离世以后才渐渐建立的。[1]

因此,初期教会时期(AD30-590)对整个基督教的存在与重要性,是不可抹煞的。因为它是整个基督教会的信仰与告白的关键,也是信徒对教义认识的基础。所有关于较重要的对教义的争论与定夺,决定与定向,均在此时内发生与建立的。可是福音派信徒的一大弱点,就是很容易从新约时代,一下子就跳到十六世纪,因我们认为教会历史中,最重大的事件就是宗教改革。那些偏见较深、宗派观念狭窄的,甚至一下就跳到十九世纪,完全漠视过往所有的历史教训。他认为现代人的悲哀就是忽视过去,自以为自己这一代才是历史上最聪明、最有智慧的人。「历史遗忘症」的错谬,就是一切都要从头开始;换言之,这样的错谬使我们不可能从历代的信徒身上学到任何功课。[2]

我们每一个生活在廿世纪的基督徒,都需要对教会历史的传统要有认识和了解;我们需要有以往教会的经历帮助自己超越当代文化对我们所施的压力与限制,从而带着更活泼的生命迈进二十一世纪。本文尝试以早期教会的几个事例作为启迪,期望能对现今教会带出一点提示。

二、为主殉道

1. 逼迫的原因

我们或许会问:基督徒为何受逼迫呢?在宗教上,因着罗马人对教义的误解。例如,圣餐聚会被认为是吃人肉的活动,当他们彼此亲吻时,则被认为是乱伦的行为。另外,基督徒坚决抗拒敬拜当时的罗马皇帝,因敬拜皇帝等于拜偶像和接受多神论。再者罗马政府确信经济的繁荣、战场上的胜利和社会的安稳,都在于他们所拜的神;抗拒这些神,社会现况就会被扰乱,亦被视为反对当时的价值观及和平世代的观念,因此,他们觉得有基督徒在他们当中,有可能引起神的愤怒,基督教也因此而在罗马法律中被列为不合法的宗教。因为基督徒拒绝敬拜罗马人的神,所以他们被视为无神主义者。

在社会上,基督徒不肯在军中服役;拒绝参加大型的公开活动和看戏;不肯让孩子在公立学校上学;同时由于他们不肯向皇帝的像献祭,以致为社区带来恶运;基督徒声称星期日是圣日,虽然其罗马人都在此日工作,他们却不;基督徒喜欢谈论世界末日的来临,他们的信仰使家庭分裂,这种情况就是今天仍然没变。在政治上,他们成立秘密组织,按立监督管理当地的信徒,还有由长老和执事执行的秘密纪律,这些对罗马社会架构的各层面都是威胁和挑战。[3]

综合上述的因素,可见基督徒的确是生活在一个被敌视的社会环境中,因此,受逼迫不是因为他们个人作了甚么,而是基督徒这个名字已足以令他们受逼迫,甚至付上生命。因着持守信仰而牺牲性命的现象,在初期教会尤为显着。然而殉道者并非白白地断送了生命,他们坚贞的信心,为教会发展立下了不能摇动的根基。特土良就曾说:「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籽。」[4] 没有殉道士勇敢地将生命献上,教会便无法在困难中继续拓展。第二世纪是使徒时代与后世教会的连接点,基督徒的「殉道」直接关係到教会的延续发展,因此第二世纪「为主殉道」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课题。至于对「殉道」的理解,本人採纳了区伯平的观点,区氏认为「殉道」就是「因认信耶稣基督而甘愿捨命」的行动。[5]

2. 心灵的殉道

我们大概都不会殉道,因为我们不大可能遇上殉道的处境。然而诸教父的殉道观也提示了作门徒成长之路;他们肉身殉道之前必先经历 「心灵殉道」。倘若未曾为篇了认信基督而捨弃「旧人」 生命,根本不可能为了认信基督而捨弃肉身生命。耶稣曾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捨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路9:23) 「心灵殉道」可以说是这话的最佳代名词;而众教父「爱基督、对灵殉道」,也是心灵殉道的要诀。唯有这种心灵殉道意识叫我们面对世俗洪流而不为所动,在人本思想冒升之际作堂堂正正的门徒。属灵神学近年在基督教会再兴,心灵殉道也是一条可行的进路。让我们从教父的殉道观得着启发,好敬虔度日。[6]

三、异端教义

在初期教会时代,教父的地位极其重要,因为他们是最接近使徒时代和基督在世日子的人。这些教父探讨过重要的神学论题,如三位一体,基督的神性和永恆性,以及救恩。护教者是第二世纪的另一个群体,他们维护基督教的教义,使之不受扰乱,并热烈地与哲学家和君王辩论基督教的教义,在这个时期,基督教信仰也开始发生异变。犹大教派企图保留摩西的律法;诺斯底派(Gnosticism)企图将基督教融入一个宣称物质为恶、灵性为善的哲学体系;马吉安派(Marcionites)企图破坏正典的地位;盂他努派(Montanists)败坏圣灵和末世论的教义。[7]

本文选择以诺斯底主义作为当时期的代表,因它在哲学史、基督教思想史、教会历史中都佔很重要的地位。使徒约翰和保罗还活着的时候,它的前身已经在蕴酿中,且已潜入教会,起了发酵的作用。到第二第三世纪,它在教会中形成了更大的势力,其反作用所及,也促成了新约正典的成立、教会组织权力的集中化、神学思想的系统化及教会的信经。有些历史学家更指出,现代教会所发生的异端邪说,都可以在诺斯底主义里找到潜伏的或明显的因素,使徒及初期教会对抗诺斯底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是值得今天教会借镜的。[8]

1. 诺斯底主义

诺斯底主义,又称为神哲主义或主知主义。希腊文的意思是「知识」,正好说明这异端的特性。它建基在希腊哲学之上,因为强调物质是恶及灵魂是善,所以神就不可能创造物质的世界。最后,引申一种很神秘的讲法,即灵性的神与被造的物质之间隔着许多神明,而世界是其中灵性层次较低的神明所创造出来的,期望以这种方式把灵性的上帝与物质的世界隔开。[9] 因此诺斯底主义在希腊哲学的影响下,重视精神与灵性,轻视物质与肉体,无法接受神的儿子居然可以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所以诺斯底化的基督教都主张幻影说。因着重精神轻肉体的主张,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一种是禁慾而追求灵性的生活;另一种则认为,既然肉体是无足轻重的,所以倾向纵慾的生活。

另外,对于救恩的理解也是哲学性的—救恩就是认识真理。因为人在世上受到肉体的束缚,而罪恶与邪恶都与无知和缺乏知识有关,所以得救唯一希望就是得到「知识」,即「神秘的知识」或「灵智」。这知识是上帝向人所启示,是灵性上的知识,能使人超越肉体的痛苦,而不是一般科学上的知识。主张救赎之道是在于知识,此主张在初代教会影响深远,而呈现一些神秘色彩,认为救赎的知识是上帝所授予的。[10]

2. 个人的信仰

诺斯底思想在世存留了六百年,它基本上一定具有许多普遍的人性特质,亦即包含许多共通的思考模式,因此,它与人的宗教心理一定存在呼应之处,而它可能继续以不同面貌出现,继续影响人类的历史。曾经有牧者指出今日教会中的许多问题乃是因为教会仍然停留在诺斯底心态当中,即教会的信仰掺杂了诺斯底成份,持续地影响现今信徒的生活。[11]

诺斯底主义基本上是极富个人色彩的,只关心个人的得救,而不注重团体,这与圣经所关心的整体之拯救,有根大的差异。现今教会很多的信息,都是以个人为中心的,往往与马斯洛(Maslow)的心理学主张连结在一起,认为一个人最高成就是充份实现自我。[12] 这种主张在教会一再流行,无疑地鼓励人在信那稣后,就要充份地开发自我追求成功,影响所及,最严重的就是导致自我崇拜。再者,特别是福音派教会,非常强调重生得救的经验,甚至将某些重生经验绝对化,若是具有这种重生经验的,就是神所欢喜的,必能得救;若是没有这种重生经验的,就注定要下地狱。在诺斯底心态的影响下,一位虔诚的信徒可能变成避世主义者,甚至使人走向极端崇尚个人的信仰经验。当一个属灵的人,视肉体为恶,个人的得救为首要,无视于世界、社会与周遭环境的一切需要,只是注重个人的信仰经验,此时无论是如何地自称圣灵充满、重生得救或者说方言,都可能走人诺斯底化的极端。目前所看到的灵恩运动,很多时候也只是强调个人经验的重要,将信仰的中心,不知不觉转到个人主观式的体验,极端者甚至想要超越圣经的启示,期待圣经以外的信仰体验。这种绝对化的主观经验及重视体验,明显带有诺斯底的神秘主义倾向。

另外,有些教会重视灵性而轻视肉体,看个人得救比任何公众事物还重要,不关心社会事物,视政治为专家的事,着重个人主观的信仰经验,使到信徒对周遭的人事漠不关心。这种个人主义倾向,使信徒忘了本身也是教会中的一员,是与历世历代的信徒同走一条道路。有些信徒甚至认为,以为信仰是很个人化的事,不需要与其它信徒建立任何关係,或者同为一些事工而努力。诺斯底正是一种个人性的宗教,当人得到那神秘的知识之后,就可以更上一层楼,一切所强调的都属于个人,而不是参与团体性的分享。因为神国绝对不会是属于个人的,如此的信仰型态会使教会失去神国的中心信息。因此,诺斯底主义心态在宗教心理上有长远的影响,在社会与政治上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它不只冲击初代教会,也是影响现代教会的异端。[13]

在我个人而言,信仰要与世上的社会及知识对话,信仰有责任面对人世间各种现实问题的质询。当然,信仰也不能够提供人人满意的答桉,但至少我们知道教会责无旁贷,不能迴避。教会无疑有它自身独有的使命,不应与世上的组织挂钩,但这现实世界正是它实践福音使命的唯一场所。而我们当面对信仰中「神秘知识」时,我较为接纳梁家麟的观点:

教会固然有它独有的信息,不能与任何人间智慧和学说相类比,但这个信息却得用人能明白的语言表达出来,并且必须与人间智慧与学说对话,挑战它们的合法性与合理性。[14]

诺斯底主义确实是基督教在教义史上碰到的强敌,初期教会护卫了基督教的真道,从那时起直到现在,都如保罗所说:「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文艺复兴后,向基督教挑战的异端五花八门,数不胜数,但世上没有新事,追根究源,都是历史的旧话,不过旧歌新唱而已!每一时期,大多数的教会人士,都是满不在乎,好像事不关己,甚少有人为真理作战,但我确信神总会藉少数的人,在守望台上呼喊,警告当代的教会。[15]

四、君士坦丁

公元332年,君士坦丁进军意大利,在会战前夕,君士坦丁看见天上有一个十字架,在十字架上写着「藉此征服」。他宣誓如果他在这场战争中获胜,他必成为基督徒,次日,他的军队果然大获全胜。后来,他使基督教为帝国内合法的宗教,他以政府的资财来帮助教会和圣职人员,他促成教会的和睦,并且在临终以前受洗。[16] 因着君士坦丁的缘故,基督教成为国教,教会已从「小教派」一变而成为「教会」了。

1. 边缘到主流

首先,初期教会对现世的看法非常消极,因为它活在一个不友善的政治环境之下,在社会中寻求生存空间,正是它与社会唯一的接触点,更遑论教会可以成为社会上的主流声音,影响主流文化了。可是当基督教由备受迫害的宗教摇身一变成为国教后,教会得到社会的肯定,进入权力架构,它需要对各样公众和社会的问题表态,在政治、社会、文化等公众问题,要有一套清晰而正面的观点,用以教导信徒,并指导社会发展了。教会就从社会的边缘,逐渐挪移至社会的中心。

与此同时,教会内「人数」增加,因为当时做基督徒是唯一的、理所当然的选择,及后当婴孩洗礼逐渐普及以后,个人甚至不用抉择的。虽然每个人都自动成为「基督徒」,但教会却不可避免地面对素质下降的问题。要是信仰是毋须付上太大的代价去获得的,个人的信仰态度通常便会较为轻率,信徒素质自然被拖低了。信仰变成传统习俗、教礼仪与社会道德等的外在规范。最后,要在整体会众中坚持严格的信仰要求,便成为一件不容易的事。第四世纪后基督徒的平均素质下降,就成了一个无可避免的事实。

最后,各种形式的胜利主义思想在教会中孳生,如教会打着「将最好的献给主」的名号,而追求在建筑与礼仪上的铺张豪奢;教会领袖竞相与上层社会认同交往;远离了普罗大众与贫苦无告者。教会亦由初期广泛持守的前千禧年末世论,转到后来的无千禧年末世论。无千禧年论者不强调今生与来世存在着一个断层,而相信两个时期有相当的连续性,正反映出教会在国教化后心态上的改变。因为他们对现世的有较正面的看法,更相信现世事务内蕴着属灵的价值和意义。[17]

2. 主流到边缘

从宏观而言,因着上述的历史缘故,直到今天为止,虽然基督教仍是信众最多的全球性宗教,但它却需要面对多元主义的挑战,在世人的眼中再不是独一的真理。它在西方世界是否已趋向未落,让位给世俗主义、新纪元运动和东方宗教,传统形态的宗教是否已无法适切现代人的心灵,必须转变为非制度化的灵性(de-institutionalized spirituality)?基督教会否被伊斯兰教所取代,结束二十世纪号称的基督教世代(Christian century)呢?可是在香港乃至中国社会中,基督教是少数派的宗教,乃是毋庸争议的事实。所谓少数派的宗教,除了指信徒在人口比例及绝对数值上属于少数外,也指着他们对主流社会与文化的影响较少。[18]

按照杨庆球的观察,今日教会面对多元主义,不是一时三刻的事,金融风暴会过去,政权亦随时间转变,但面对多元文化:各人都肯定自己的价值,瀰漫着一片互相包容妥协的氛围。他认为基督教恐怕只能自限门庭、自说自话,基督教的处境较以往任何世代更艰难。因此在今天香港多元化的社会中,基督教要更清楚自己的步伐,各宗派必须好好团结,不要让西方教会历史遗下一些不相关的歧见,造成宗派间的分裂和争吵。在杨氏的眼中,天主教与基督教(复原教)要理性地面对教义上的分歧,应多沟通,而非互相指摘;在社会见证上,如对社会不道德、不公义等应共同发表宣言。在教义上,基督教倍仰不应单在教会内宣讲,更要在社会上宣告,因为基督教倍仰不是文化产品,乃是神永恆的启示。并且更要在科学、文化、哲学去肯定其至证实《圣经》的真确性及独特性,这是教会在多元主义挑战下重要的回应。[19]

时移势易,在今日香港拥有很多的教堂、每个信徒拥有可能多过一本的圣经、得听国际知名讲员的讲道、得阅中外属灵有份量的着作,只是我们对神渴慕之情却似乎越来越冷澹了!在逼迫时期,因为是关乎生死的抉择,人对接纳基督教与否,总是持非常小心谨慎的态度;但当基督教成为国教及至今天的社会,成为基督徒再没有必须缴付的政治或社会性的代价,信耶稣被视有赚无赔的投资,信仰自然亦变得廉价了。

梁家麟指出信仰的代价与信徒素质往往是成正比的:代价愈高,素质愈好;代价愈低,素质愈差。[20] 正如我的牧者曾感慨地说:「今天信徒为着自己的事情思虑缠绕,用尽自己最好的办法,去解决问题;又花上最好的心思,为自己舖设未来。但对于神,除了在需要时向祂寻求帮助和庇佑外,却很少想起祂、挂着祂、爱恋祂,反而是稍有藉口就把祂掉在一旁。神却渴慕我们与祂相交,在今天的世代,『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这句话,是否己不再是信徒向上主的呼求,反变成了神的心声 – 祂向我们内心所发的微声呼唤呢?」[21]

五、结论

我们可以从初期教会学习许多的功课,包括对福音使命的委身、对基督再来的确信、在困苦的环境下坚守信仰等。但是,我们却毋须绝对美化初期教会,视之为最理想的教会模式,甚或是所有时代的教会都必须效颦的模式。今天某些教会或信徒颇有的复古想法,以为初期教会一切都是完美的,他们甚至认为教会与主流社会扯上关係后,便开始全然堕落了。事实上,由于它的政治环境与今天的不尽相同,真要完全模彷也是办不到的。[22]

其实,在这急速变化的年代,进入廿一世纪,资讯科技发展所带来的冲击,对人类社会的变化更难以想像。现今基督徒能作甚么呢?按照侯士庭所言,我们应该有四种基本的责任:

其一,将信仰扎根放圣经;其二,对所持的教义有正确的架构,以致我们的思想神学化;其三,对过去的历史有认识,如此我们才能与历代的圣徒相通,从他们丰富的经历中吸取教训;其四,将涸人的专业与信仰结合,使我们的思想基督化。[23]

这样我们在这个世代才能成为一个适合为基督作见証的人。历代信徒的榜样能激励我们的心,让我们能体曾基督教的信仰比我们所想像的更广阔、更丰富;正如水只能流到比它低的地方,我们对历代属灵的伟人若没有正确的认识,那么我们最多不过只能坐井颧天罢了。

参考资料:

书目:

1. 梁家麟:《基督教会史略 – 改变教会的十人十事》。香港:更新资源有限公司,1998。

2. 侯士庭着,赵郑简卿译:《灵修神学发展》。台北:中国福音会出版部,1997。

3. 殷保罗着,姚锦燊译:《慕迪神学手册》。香港:福音证主协会,1992。

4. 赵君影:《西洋古代哲学家的上帝信仰》。台北:中华归主协会,1983。

5. 林鸿信:《教理史(上)》。台北:礼记出版社,民国84。

6. 布恆瑞着,郭凤卓译:《初早期基督教会简史》。台北:真道之声出版社,1985。

7. P.Schaff,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8 vols.,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79.

8. Larry A. Jjelle, Daniel J. Ziegler, Personality Theories, Singapore: McGraw-Hill Book Co., 1981.

专文:

1.区伯平:<伊格那丢、坡旅甲与游斯丁的殉道观>,《今日华人教会》,1990年11月。

2.梁家麟:<少数派与多数主义心态>,《建道学刊》,第十二期,1997年7月。

3. 杨庆球:<逆境中的信徒>,《今日华人教会》,1998年12月。

4. 冯兆成:<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播道会和平堂主日崇拜程序表 – 牧者之声,1999年11月7日。

[1] 梁家麟:《基督教会史略 – 改变教会的十人十事》(香港:更新资源有限公司,1998),页94。

[2] 侯士庭着,赵郑简卿译:《灵修神学发展》(台北:中国福音会出版部,1997),页5-6。

[3] 侯士庭,页15-17。

[4] 转引自P.Schaff,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8 vols.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79) 2:33。

[5] 区伯平:<伊格那丢、坡旅甲与游斯丁的殉道观>,《今日华人教会》,(1990年11月),页19。

[6] 区伯平,页22。

[7] 殷保罗着,姚锦燊译:《慕迪神学手册》(香港:福音证主协会,1992),页391。

[8] 赵君影:《西洋古代哲学家的上帝信仰》(台北:中华归主协会,1983),页196。

[9] 殷保罗,页402。

[10] 林鸿信:《教理史(上)》(台北:礼记出版社,民国84),页78-81。

[11] 林鸿信,页84。

[12] Larry A.Jjelle, Daniel J. Ziegler, Personality Theories (Singapore: McGraw-Hill Book Co., 1981), 368-375.

[13] 林鸿信,页84-88。

[14] 梁家麟,页85。

[15] 赵君影,页208。

[16] 布恆瑞着,郭凤卓译:《初早期基督教会简史》(台北:真道之声出版社,1985),页152-156。

[17] 梁家麟,页83-91。

[18] 梁家麟:<少数派与多数主义心态>,《建道学刊》,第十二期(1997年7月),页161-162。

[19] 杨庆球:<逆境中的信徒>,《今日华人教会》,(1998年12月),页17。

[20] 梁家麟,页86。

[21] 冯兆成:<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播道会和平堂主日崇拜程序表 – 牧者之声, 1999年11月7日,页4。

[22] 梁家麟,页71。

[23] 侯士庭,页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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