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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和田家庭教会两信徒被抓 河南南乐公安殴打及羁押信徒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

新疆和田家庭教会一对基督徒夫妇,因在家中挂十字架,被当地派出所公安带走调查,同时被带走的还有一位到他们家探访的女信徒。目前,男信徒已经获释,但他的妻子与一位女信徒未释放。此外,河南省南乐县公安局警察殴打信徒。目前,该县有约二十名信徒遭到羁押。郑州一教会被当局警告不得接受境外媒体采访。

曾多次遭到当地公安骚扰的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和田地区和田市一家庭教会两夫妇李女士和戴先生,数日前遭到当地派出所公安登门查抄,教会用品被警方扣押。其中戴先生已经获释,但李女士仍被羁押。该教会由钟曙光带领。据当地一位基督徒9月27日告诉对华援助协会新闻网记者,被警方查抄的是钟曙光牧师带领下的其中一个聚会点:“据钟牧师他们讲,是钟牧师带领的下面一个教会聚会点,因为这个聚会点是租用的房屋。警察说排查可疑线索的时候,发现他们家中挂了十字架,有圣经书籍,最后把这对夫妻俩,还有刚去他家的一位姊妹也抓起来了。最后,丈夫获释,但两个姊妹关在里面。现在李姊妹和另外一个姊妹在里面”。


这是和田教会今年第二次有聚会点被公安冲击,信徒被传唤后扣押。今年7月7日,和田地区策勒县,有家庭教会基督徒在晚上聚会时,遭到当地公安登门冲击,多人被公安带到派出所盘问,期间主要询问教会内部的情况,直到8日清晨,多位信徒获准返回家中。但数个小时后,公安又要求信徒再接受盘问,直到晚上八九点钟获释。10日,策勒县公安局刑警队将和田教会牧师钟曙光的妻子吕英莉带走传唤,当时钟曙光恰巧不不在家乡,公安只传唤了吕英莉。钟曙光本人也因组织聚会,于2012年及2013年期间,被三次拘留、罚款、抄家。

另外,9月25日传出消息称,河南省南乐县公安毒打当地一位信徒,并揪住该信徒的头发,扭着胳膊,对其拳打脚踢。目击殴打过程的一信徒用“惨不忍睹”形容当时的场面。据信徒称,南乐县公安局羁押了二十余名基督徒,被捕者均与宗教信仰有关。

河南南阳中国耶稣基督教会牧师张明选,对南乐公安殴打信徒表示愤怒。他说:“家庭教会信徒被南乐公安局人员殴打,这是违反国家宪法和法律的,因为他们(公安)现在对基督教的控制、打击和迫害,令河南出现很多问题。希望国际社会为他们祷告”。

近期,河南发生多起迫害基督徒事件。郑州市惠济区一家庭教会被当地宗教局责令停止聚会,限期该教会于10月8日之前关闭,逾期将采取强制措施。该教会信徒近期还受到官员威胁,警告他们禁止接受境外媒体采访。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报道。

新疆伊宁霍城一家庭教会信徒遭逮捕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

新疆伊宁市霍城县一家庭教会,信徒因聚会遭到当地公安冲击。9月1日,教会信徒被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刑事拘留后,不久前转为逮捕。据当地信徒称,该教会不足十人,平时非常低调。信徒们希望这位姊妹能够获释,一位北京律师将随时前往当地,向该名信徒提供法律援助。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市霍城县,一个家庭教会9月1日遭到当地公安、宗教等部门人员查抄。一位女性基督徒被公安带到派出所盘查后,被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刑事拘留,近期被检察院批捕。现羁押在霍城县看守所。当地一位基督徒9月27日接受记者查询时说,他已听闻此事,但具体情况不清楚:“有一个信徒(被抓)现在还没有出来,我听说律师要为她打官司,律师今天或明天来,可能是这两天。她不是我们这个教会的,所以细节情况不了解。她是我们县城里面一个教会的,他们是一个小教会,9月1号拘留的”。


记者:她那个教会有多少人?

回答:没有多少人,我听他们说,聚会的时候,连十个人都没有,他们是地处偏远一点地方的教会,听说她还被逮捕了。到底是因为啥,我也搞不清楚。

这位信徒称,该教会已经委托北京律师李敦勇前往代理案件:“他还没有阅卷,还没有见到人,谁也说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最初是刑事拘留,为什么还要上法庭。还要逮捕呢,这个我也说不清楚。等律师来了,见完人以后,才知道”。

代理该案的北京律师李敦勇,27日接受记者采访时称,他尚未启程前往当地,因此不了解具体情况。他说:“好像是家庭聚会,她就是参加家庭聚会,就被抓了”。

记者:罪名是什么?

回答:罪名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

记者:抓她的时候,当时正在聚会吗?

回答:好像是吧。我还没有见她。本来昨天(26日)要去新疆见她的,因为有事,没有去。

当地清水河教会也长期受到当局严控。去年4月,清水河基督教会的娄楠楠及另一位信徒张宏恩,曾因在家中带领孩子讲圣经故事,遭到当地警方以“利用宗教扰乱社会秩序”为由,处以行政拘留。11月上旬,娄楠楠及张宏恩到县公安局申请前往港澳地区通行证,被警方拒绝。该教会牧师娄元启称,目前他外出时,凡是需要登记身份证的地方,他都会被拒绝:“现在除了不能出去,身份证不能用以外,其他没有啥事。只要有刷身份证的地方,我都不能通行。出我们这个地方一、二十里路,都有查身份证的岗哨,我过不去”。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报道。

美国华人基督徒为何投票支持川普

作者:义勇君

(本文不代表本网站立场,仅供参考)

引言 --- 基督徒对2016年选举当有的立场

华人基督徒对美国政治的冷漠

华人一向对公共政治比较冷漠。这是因为华人,特别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华人,长期以来不仅没有参政议政的权利和机会,并且一直在政治方面受到当局的蒙蔽和打压。因此,华人潜意识中一直对政治充满憎恨、惧怕之情。

华人基督徒多年来受基要主义神学的影响,对政治参与不感兴趣,甚至有着某种“洁癖”,生怕自己对政治的参与影响、甚至亵渎自己的信仰,以下表达非常具有代表性:“作为对‘宗教右翼’一直不以为然的福音派基督徒,我对这些基督教领袖支持川普的做法表示强烈反感。我不承认他们能代表我。我讨厌一切形式的‘利用宗教搞政治’。你愿意支持哪个政治人物我不care,但是,拜托,不要辱没‘福音’这个美好的词。”

圣经对基督徒社会与公民责任的吩咐

耶稣基督在其著名的“登山宝训”中强调:“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他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太5:13-16)。 耶稣基督称门徒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山上的城”,“放在灯台上的灯”。我们必须在社会中发挥积极性的作用,对社会一味地谩骂、批判、讨厌,并不能给社会本身带来积极的变化。相反,正如耶稣基督所吩咐的那样,我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让世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这样不仅我们自身在荣耀上帝,也会使那些不信的人不得不“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毫无疑问,美国是以基督教为背景和根基的国家,当初前来北美的清教徒的理想就是建造“山上之城”,就是按照圣经启示的真理建立王志勇牧师所提倡的“敬畏上帝,信靠基督;爱主爱人,守约守法”的基督教文明。如今我们身在美国,享受基督教文明所带来的宪政、法治、民主、自由的福利,我们当然也当尽我们自己当尽的本分,自觉地坚定不移地捍卫美国基督教的传统和伦理,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不管是作为基督徒,还是美国公民,都是如此。否则,美国很快就会变为“不美”,在道德沦丧、关系混乱、国家独大、税收繁多等方面滑向无底洞!

在不完美的政治选择中择优选择

当然,我们深知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美国的政治家不是完美的,川普不是完美的候选人,甚至在他身上有很多令人置疑的地方,这也是实实在在的。但是,在2016年美国总统的选举中,我们还有别的选项吗?我们放弃选择,放弃投票,我们的不选择就是我们的选择!难道我们要投票支持希拉里出任下届总统、提名最高法院的法官吗?绝不!希拉里对基督教伦理的敌视和破坏已经是臭名昭著,我们绝不能继续在她的罪上有分!因此,不容讳言,我们剩下的唯一的选项就是川普,尽管不是非常理想的选项!

其实,不要说川普是不完美的总统候选人,就是当初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出现在以色列之地的时候,当时的大多数民众的选择仍然是宁肯释放大盗巴拉巴,而不肯释放耶稣:“彼拉多说:这样,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他们都说:把他钉十字架!巡抚说,为什么呢?他作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太27:22-23)。因此,在政治选择中,永远不要期望有完美的候选人出现,我们期望在有限有罪的人中间出现一个完美的候选人,这本身就是幼稚的幻想和可怕的偶像崇拜!我们唯一可能的选项就是:在若干不完美的候选人之间,我们到底选择谁呢?是选择明确地敌视、毁坏基督教传统和伦理的人呢?还是选择明确地愿意保守基督教基本伦理和价值的人呢?

中国古人有言:“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这话当然反映了古老的常识性的智慧!现在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另外的来自上帝的特殊启示,甚至我们在此事上的抉择也不关涉到基督徒的基本教义和立场,我们需要的就是常识,并且根据常识做出我们独立的判断和选择!

唯愿美国华人基督徒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年中恳切祷告,谦卑自己,忧伤痛悔,寻求上帝的怜悯和引领,审时度势,大局为重,不要互相指责,倒要彼此尊重,根据自己良心的感动做出自己的选择,投出庄严的一票!“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代下7:14);“以耶和华为上帝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诗33:12)。

本文提要 -- 透过基督教伦理的镜头,考察事实,理性分析

本文分析川普关于基督教伦理在公共事务的角色的立场和政策,通过客观分析得出川普当选有益于保护基督教的宗教自由,也将拿掉很多来自政府对基督教伦理在公共事务发挥应该的影响的限制,对基督教履行做盐做光的使命有重大推动。

本文无意于把川普装饰为基督教圣人,也无意于鉴定他个人的道德状况,因为监察人心肺腑是上帝的工作。本文分析川普本人公开的立场,论证这些公开的立场有助于上帝的诫命在美国社会的实现,以及基督教伦理的实现。基督徒有责任明辨这些公开的立场是否有助于基督教伦理的实现,以及这些政治人物对这些公开立场是否有执行的委身。作者认为这应该是基督徒来选择政治人物的主要依据。

猜测这些人物的道德状况有太多的主观性,而且当今的主流媒体对偏保守立场的人士有强烈的先入为主的敌意,导致媒体提供的关于这些人物信息极度不可靠、不全面,使得个人道德分析完全不可行。

本文大部分评论川普立场的文件来自于反对基督教伦理的机构和媒体对川普有关基督徒伦理立场的批判,从这些大力鼓动美国社会离弃基督教伦理的人们的立场,本文一方面可以拿掉把川普粉饰为一个好基督教圣人的嫌疑,另一方面可以反应出川普对这些反对基督教伦理的机构构成的威胁。

一、川普有关基督教伦理立场及和希拉里对比

1.1 川普提出具体的政策主张来恢复基督教宗教自由

川普主张基督教宗教自由,即基督徒不应该因为坚持和实行基督教信仰而受到政府的限制和逼迫。这方面川普的主要立场之一是推翻民主党在50年代通过的禁止教会推举选举候选人的法案。这是从该法案通过以来鲜有的公众人物敢于挑战该法案。川普此言一出,马上受到所有推动世俗化机构和媒体的狂轰滥炸般的攻击,而川普则在攻击中坚持该立场。(http://www.patheos.com/blogs/friendlyatheist/2016/08/04/donald-trump-reiterates-that-hell-let-pastors-endorse-candidates-without-losing-tax-exemptions/

根据该法案,教会推举选举候选人将使教会失去非营利机构的资格,对教会的奉献就失去所得税减免的地位。该法案直接和美国宪法修正案权利法案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言论自由相抵触,导致教会失去在公众事务上的话语权,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过去60年中教会从公众事务的中坚力量变为可以忽略的因素,而当教会退出公众事务, 抵挡基督教伦理的机构就在公众事务中获得了主导地位。从70年代的堕胎合法化,到今天的同性婚姻合法化,这些世俗化的力量可以说把美国社会推到了道德破产的地步。

过去无数共和党议员在争取基督徒选票的时候都说自己相信宗教自由,但重量级人物公开挑战这一歧视、打击基督教和教会的法案的,川普是第一人,他的远见和勇气可见一斑。

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则明确表示,政府要用法律的强制力量改变教会在堕胎等关键的伦理问题上的立场和教导。也就是说要用政府强制力量来改变教会的信仰和实践。因此,希拉里不仅明确表示拥护堕胎之举,并且企图借助国家强制力来打压教会,让教会放弃自己基于圣经的尊重和保护生命的立场,这当然是非常邪恶的。(http://www.lifenews.com/2015/04/27/hillary-clinton-force-christians-to-change-their-religious-views-to-support-abortion/

1.2 川普承诺提名维护基督教伦理的保守派大法官,下个总统将决定最高法院未来30年的走向

在2015年,美国最高法院以5比4投票通过了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法案。随着保守派大法官斯卡利亚的去世,最高院自由派法官和保守派法官的力量对比上升为5比3。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在目前8位大法官中,年龄超过66岁的有5位,有很大可能多位大法官在下个总统任期面临更换。可以说,下个总统任期决定接下来30年美国最高法院的根本走向。由于自由派法官一贯的对基督教伦理在公共事务中角色的敌意,可以说,基督教伦理在美国社会能否继续立足,接下来的四年是命运攸关的四年。

川普已经承诺要任命保守派人士出任大法官,“任命像斯卡利亚一样保守的法官。”

作为民主党的候选人,希拉里自然要提名自由派的大法官。美国最高法院攻击基督教伦理主要依据的方法就是司法判例。从堕胎合法到同性婚姻合法,这些做法的合法性都是出自民主党总统任命的大法官主导的最高法院,他们通过判例的形式变相地改写了美国原有的法律。

作为美国联邦政府三大分支之一,美国最高法院在美国政治中扮演着相当关键的作用。美国法官是终身制,不随政府更迭而改变。如果川普当选并任命保守派大法官,保守派大法官就有可能在最高法院保持未来至少30年的多数,势必阻挡各种去基督教伦理之势力的攻击。如果希拉里当选,则自由派大法官将在未来30年主导最高法院,对基督教伦理在美国社会的打击将是极其沉重的。

1.3 川普的战争政策符合基督教关于珍惜生命和公义战争的历史性教导

川普对美国自90年代以来的对外干涉和战争政策提出了正面的挑战,主张停止不必要的对外干涉和战争。 他从2003年就反对伊拉克战争,而竞选中又多次批评美国最近若干年的对外战争,特别是对中东的干涉,得罪了两党当权的利益集团。美国对中东的干涉,造成了大量平民的死亡和不稳定的中东,乃至影响到整个的世界格局。

http://www.cnn.com/videos/politics/2015/08/14/trump-middle-east-iraq-sot-ebof.cnn

教会传统的关于战争的教导,认为公义战争的必要条件包括战争原因的公义性,即敌对国威胁国家安全,和有以尽量少的人生命的牺牲而取胜的可能性。反思伊拉克战争,战争原因的公义性是有争议的,因为萨达姆政府是否有能力和行动威胁美国的全球安全到今天都有争议性,而取胜的可能性从一开始就不成立,因为此战争的主要目的是颠覆萨达姆政权,在伊拉克建立民主政府,这种单向输出民主的战略在穆斯林文化中从来没有成功过。

美国最近的对外干涉是在希拉里任国务卿时发生的“阿拉伯之春”,美国通过军事行动和外交压力,在中东国家,如埃及、利比亚等国,结束了军人独裁政府。阿拉伯之春的直接后果是极端伊斯兰教分子在这些国家掌权,填补了权力真空,致使原本的军人政府对基督徒的一点点保护都丧失殆尽,因为军人政府和基督徒在伊斯兰国家都是少数派,取而代之的是极端穆斯林政府支持的对基督徒的逼迫。 所以,所谓的阿拉伯之春成为“基督徒之冬”。中东地区军人政府的垮台的另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伊斯兰国(The Islamic State,缩写IS)的崛起,他们对基督徒和文明的破坏更是变本加厉。而奥巴马政府对中东基督徒面临的逼迫不闻不问,结果是中东基督徒在军人政府垮台后面对来自有伊斯兰政府支持的穆斯林施加的种族灭绝性的逼迫。(http://www.wnd.com/2015/09/congressmen-condemn-obama-silence-on-christian-genocide/

希拉里任国务卿时所采取的政策,从客观上造成了中东的“基督徒之冬”,而她强调将继续推进干涉主义的外交政策。由此带来的军事冲突会带来更多无谓的生命牺牲和极端政府的上台。

1.4 川普反对大规模穆斯林移民有助于维持美国社会基督教伦理的传统

川普主张对于来自穆斯林国家的移民进行严格的有关恐怖主义活动的鉴别。此项立场一旦实施,将限制甚至终止大规模的穆斯林向美国的移民。同样,此言一出,又受到世俗化组织的狂轰滥炸。(https://theintercept.com/2016/07/14/aclu-gears-up-to-fight-donald-trumps-long-list-of-unconstitutional-proposals/

这些世俗化组织长期以来把美国描述为基督教新教徒(WASP, White, Anglo Saxon protestant)为主流的社会,这个社会不能被容忍,必须被改变,而这个社会的核心是新教徒,其他的字眼是为了掩护对新教徒为核心的社会的改造。长期以来,在美国影响力极大的世俗化组织,如“美国公民权利联盟” (America civil liberty league ,简称ACLU)、“反诽谤联盟”(Anti-defamation league ,简称ADL) ,“美国犹太人委员会”(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都极力推动非基督教人群,比如穆斯林人群,向美国大规模移民。同样是这些机构,长期以来推动美国社会的世俗化,如所谓的“教会和国家分离”(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堕胎合法化、同性婚姻合法化等等。

从政客们看来,要击败坚持基督教伦理的对手,最根本的需要就是不认同基督教伦理的选民,而大量进口非基督教人口则是个捷径。

穆斯林移民对基督教社会的冲击,可以看西北欧国家的例子:人口的穆斯林化,法治的败退,基督教文明的衰落等等。美国的大城市,如纽约、芝加哥等,也成为反基督教传统的政治人物的温床,这些政治动向和穆斯林移民息息相关。美国国会议员中的穆斯林议员凯特(Keith Maurice Ellison)来自穆斯林密集区明尼苏达州,他在宣誓时挑战美国的宪法惯例,要求手按《可兰经》宣誓,对基本道德问题从堕胎到同性婚姻都投支持票。那些反基督教伦理的组织则将此人推崇为教会和政府分离的典范。(https://www.au.org/church-state/april-2007-church-state/letters/the-ellison-illustration

希拉里大力主张大规模的穆斯林移民进入美国,其原因也正是因为引进穆斯林移民,扩大不认同基督教伦理的选民基础符合目前民主党的利益。在奥巴马政府引进的叙利亚难民中,基督徒的比例低于千分之五,其余都是穆斯林人口,而基督徒人口占叙利亚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并且基督徒在叙利亚面临的迫害远远超过穆斯林人口。这种严重倾向于穆斯林的移民政策是巧合,还是另有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的是希拉里已经明确表示支持引进更多的穆斯林移民。

二、川普对维护基督教伦理的承诺

2.1 川普成立的基督教信仰顾问团

川普成立了“信仰顾问团”(faith advisory board), 其成员全部是基督教界德的人士,很多德高望重, 如人们熟悉的坚定反对堕胎和同性婚姻的杜布森博士(Dr. James Dobson), Focus on the Family机构创始人, 基督教自由大学院长(jerry Falwell., President of Liberty University), 美南福音派神学院主席兰德(Richard M. Land)等。

葛培理福音团主席葛弗林牧师(frank graham, 布道家葛培理之子)向基督徒推荐川普,并提醒基督徒和上帝心意的领袖如摩西和大卫都有很多缺点,即基督徒要看问题要看大局,不要陷入在今生今生今世的政治生活中寻找完美圣人的死循环之中。(http://www.christianitytoday.com/ct/2016/june-web-only/whos-who-of-trumps-tremendous-faith-advisors.html);(http://www.sermonaudio.com/new_details.asp?ID=45371&SID=62316023116

成立信仰顾问团是另一件被左翼媒体强烈诟病之事。(http://www.politico.com/story/2016/06/trump-evangelical-advisory-board-224612

2.2 川普挑选维护基督教伦理的竞选伙伴

川普在众多副总统候选人中选择了立场最保守的印第安纳州长庞斯(Mike Pence)。这表明川普对基督徒和保守派选民的重视。当然,美国左翼主导的媒体对川普的选择则不以为然。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acts-of-faith/wp/2016/07/14/pence-defines-himself-as-a-christian-above-all-else-do-christians-want-him-for-vp/

此州长2015签署了该州的宗教自由法案,此法案受到左翼媒体强烈批评。(http://www.cnn.com/2015/03/25/politics/mike-pence-religious-freedom-bill-gay-rights/

当他接受川普邀请时,他明确地强调自己首先是基督徒,然后是保守派,再次才是共和党人。此言一出,又被媒体狂轰滥炸。(http://theweek.com/speedreads/637487/mike-pence-im-christian-conservative-republican--that-order

2.3 川普的竞选纲领

川普承诺将捍卫共和党的竞选纲领,而美国左翼将此纲领称为史上最保守的共和党纲领。

美国主流媒体称共和党2016竞选纲领充满了“疯狂的想法”,因为这个纲领“极端保守”,“受到福音派基督徒的操纵”。(http://fusion.net/story/323943/the-gop-is-debating-its-official-2016-platform-and-things-are-getting-totally-insane/);(http://www.patheos.com/blogs/friendlyatheist/2016/07/19/here-are-all-the-disturbing-ways-evangelical-christianity-influenced-the-gops-2016-platform/

2.4 川普的政治考量

川普明白,要和代表大财团和大量依附于政府福利的人口的希拉里和民主党角逐大选,基督徒和保守派选民选票对他至关重要。而当选后,这些选民的支持也会成为他重要的执政资本。因为川普的竞选口号得罪了财团和既得利益群体,川普比以往的共和党候选人更需要基督徒和保守派选民。

2.5 后继的措施和努力

当然,川普当选后,基督教选民要继续发声,让他继续在保守的轨道上。川普不会忽略这一不能忽略的力量,只要基督徒相信基督教会的力量,积极地参与政治事务。

三、川普获胜的可能性极大

3.1 川普的胜出

川普胜出的可能性很大,而如果基督徒和保守派选民投他,就稳操胜券。

社交网络(social media)提供的没有被操纵过的原始数据表明,川普将以大优势赢得大选;主要的社交网络,如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等,支持川普的人数大幅领先希拉里。数据包括, 脸书: 川普高近一倍;推特:川普的跟随者(follower)比希拉里的跟随者多两百万,而历史数据表明,推特上验证的跟随者90%会投票。Youtube上则显示,川普的点击率比希拉里高60倍!

http://www.thegatewaypundit.com/2016/08/evidence-trump-landslide/

最近的主流媒体充满了各样的民意调查,而声称川普必败。所谓的美国主流媒体,一向是利益集团操纵公众的工具,经常达到荒唐的程度。上个世纪30年代,当乌克兰在斯大林暴政下几百万人被有计划的通过切断粮食供应而种族灭绝的时候,《纽约时报》告诉全世界乌克兰饥荒是谣言,而且谷粮满仓,这些采访的作者是普利策奖得主Walter Duranty。而整个的20,30年代,西方主流媒体把红色恐怖下的苏联描绘为人间天堂。 

http://www.discoverthenetworks.org/viewSubCategory.asp?id=1222

这种为某种利益而歪曲甚至编造数据的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看看过去几年媒体称颂奥巴马政府制造的阿拉伯之春就可见一斑。在这些幕后控制媒体的利益集团看来,大众传媒就是操纵大众,谎言重复一百遍就是真理。

今天媒体使用操纵过的民调称川普必败,目的是为了打击反对希拉里选民的投票积极性。如果这些选民相信了谎言而不去投票,希拉里胜出就有了可能。

3.2 川普的崛起

川普的崛起不仅仅是他个人高超的政治演说的结果,关键在于他清楚地认识到美国面临的问题,并有勇气冲破政治正确的束缚和利益集团的压力,把这些问题诚实地向美国人提出来。

自90年代以来,美国的中产阶级一直在缩小,全球化的红利被大财团和华尔街垄断。自老布什以来执政的一直是职业政客,这些职业政客首先关注的是政治正确,继续执政。因此,在民众看来,政府和大财团合作对公民权利的剥夺一直在变本加厉。几年以前茶党的兴起,就是这样的社会背景。

川普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问题,并且完全以局外人的身份出现,这也是他在获得提名前,没有向财团筹集竞选资金的原因。他想以此表明自己不会被财团收买。对于两党轮流做财团代理人已经完全厌倦的民众来说,川普无疑是美国政坛的清流,这也解释了他在众多共和党候选人中脱颖而出的主要原因。

四、媒体挑起的有关川普的争议和基督教伦理无关,不应该影响基督徒的决定

被美国左翼控制的主流媒体试图把大众注意力集中在川普的一些有争议的话题和绯闻上,这些话题和基督教伦理并无直接关系,不应该成为基督徒选择候选人的标准。而且有理性和逻辑的读者很容易发现很多此争议都是捕风捉影的文字狱。

4.1 媒体称川普违背美国价值

媒体称,川普对非法移民的言论,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修墙,以及对其他公众人物的评论,违背了美国价值。

强烈推荐美国华人基督徒投票支持川普为2017年美国总统

说到底,是川普各种直率的言论,踩了左翼和媒体设立的政治正确的红线。政治正确是左翼让反对左翼的人士闭口的工具,确保没人敢批评左翼,但左翼可以随便批评任何人。否则,天价的法律诉讼就随时准备让批评左翼的人经济破产,甚至包括启动政府的强制力量。这无非是美国版的文字狱。比如说,在美国舆论界,人们有攻击基督教会和基督徒的无限的自由。但是,若是有人胆敢攻击伊斯兰教。则是马上犯了政治不正确的重罪,就会立即受到左翼媒体的口诛笔伐,狂轰滥炸。

川普的直率言论,指出了美国社会的种种弊端和不得不解决的问题。他得罪了那些已经从这些弊端收益的既得利益集团,因此遭到政治不正确的打击。基督徒应该欢迎敢说真话的人,所谓的“政治正确”常常是趋炎附势,和基督教伦理没有任何交集。

4.2 媒体说川普敌视移民

川普只是主张要执行美国已有移民法,目前的移民法要求要遣返非法移民,川普说的只是要执法而已。关于是否要执行现有法律的辩论,可能严格执法更加接近基督教伦理,毕竟基督教伦理推崇法治,而执法是法治的一部分。

在神之下──从效忠誓词事件看美国文化的变迁    

刘良淑    

效忠誓词: 「我宣誓效忠美国的国旗和它所代表的共和国──是在神之下的一个国家,不可分割,人人皆有自由和公平。」

自从 1942 年之后(注 1 ),全美国的小学生都要学习这段话,把手放在心上(注 2 ),眼睛要盯着红、白、蓝、相间的国旗唸诵。老师要学生立正,用心,记念那些为国民的自由而牺牲的人。

但是,今年(2002)六月 23 日,加州第九上诉法庭宣判,此一誓词违宪,并通令辖下九州禁止唸诵(注 3 )。理由为,「……效忠誓词不是在描述美国;而是向国旗所代表的价值观──合一、不可分割、自由、公平、与〔自从 1954 加入的(注 4 )〕一神──宣誓效忠」,而由于并非所有美国人都同意美国是在「某一神」之下,所以这誓词便属违宪。

消息一传出,全国譁然。布希总统立时的反应为,这个判决太可笑。国会议员隔天刻意高声唸诵誓词,参议院即以 99:0 票通过反对该裁决的法桉,众议院也以 416:3 通过谴责桉。宗教倡议团体很快作出回应:「我们相信第九法庭显然与这个国家的民众,和其建国的历史脱节。」专家多半预测,此桉不久即将翻桉──倘若不被第九巡迴法庭的全庭(注 5 )推翻,也会被最高法院翻桉(注 6 )。

但是,熟悉美国历史与法律的人士却不认为,这只是单一的荒谬事件。路特弗德研究中心(The Rutherford Institute )总裁怀特海德(John Whitehead )指出:「这个决定向我们的国家认同、属灵传承、和我们天赋权力的正确与否发出挑战。但是在今日分岐的社会裡,这乃是合法的挑战,必须去辩论,必须作出决定。」(注 7 )

信仰与美国的建国精神

众所周知,最初从欧洲来到新大陆,寻找新生活理想的美国先祖,有不少是「为了政治或宗教的自由,也有人为了传扬福音。……那时代的人……有一种强烈的意念和责任感,就是要使当地人成为基督徒。」(注 8 )十六世纪开始,欧洲兴起移民潮,不久,这片新大陆上便教会林立。不过,经过两、三代,清教徒的孙辈渐渐失去宗教热忱,到了十八世纪初,北美洲的教会一般而言灵性低沉。但就在这时候,一系列奋兴聚会在殖民地各处展开,约从 1730 年左右开始,连续四、五十年之久,各地的信徒灵命都得到更新,这便是所谓的属灵「大觉醒」( Great Awakening )。

因此,在独立战争( 1775-1783 )之前,新大陆的宗教气氛浓厚,基督教信仰对当时新政府理念的探索深具影响力。有人甚至说,美国是建立在「基督教原则」上。 1776 年「独立宣言」公佈之时,不少人还认为,美国具有从神而来的使命(注 9 )。当时与英国决裂的各种因素中,政治理念的差异产生了极大的号召力。他们盼望建立一个「三权分立」的民主政府,理由是接受圣经的信念:由于人的堕落,权力必使人腐化,所以政府的权力必须有所制衡。

独立战争结束之后四年, 1787 年各州代表聚集商议宪法,在签署的 55 位当中,有 52 位是基督徒。在一本探讨美国制度的本质之书中,鲁施杜尼( R. J. Rushdoony )写道:「在宪法写成之时,和人权法桉通过的时候,……根本没有所谓『世俗国家』的概念。故从世俗国家的角度来解读宪法,是对历史的误解。宪法的设立是要让基督徒的原则可以存续下去。」(注 10 )总而言之,美国的立国精神和宪法的原则,与圣经的信仰有密不可分的关係。

从基督教社会走向多元化社会

《基督教在美国》一书,将美国国内基督教的变迁分为三个时期: 1. 基督教与民主制度:从独立战争到南北战争( 1760-1870 ); 2. 危机重重的时期:从基督教世界走向多元化社会( 1870-1920 ); 3. 处于世俗世纪中的基督教:从大萧条到二十世纪末叶( 1920-1980 )(注 11 )。

在第一个时期中,基督教不仅成为美国政治架构的基础,也对人民的道德有深厚的影响力。这几十年间,欧洲移民有七百万涌入,基督教(包括天主教)的各个主流教派都有长足的发展,亦有着名的复兴家出现。当时,全美国严格遵行主日安息的规定,所有商店礼拜天都关门,几乎家家户户早晨都到教堂参加主日崇拜,晚上还有晚崇拜。

第二个时期,基督教一方面在普世宣教与社会关怀等事工上,都有更全面的参与和发展。甚至最高法院在 1892 年的一次判决文中,还有这样的话:「我们的法律和政府机构必须根据人类救主的教导。……我们的百姓是有信仰的。」(注 12 )但是另一方面,整体而言,信徒对教会生活却不如从前热衷。在学术的层面,神学界受到现代思潮的冲击,产生「自由神学」,对基要教义不断质疑与攻击;在教会事工的层面,许多教会的焦点不再对准神与人的关係,只看重对人群的服务,走向「社会福音」的路线。同时,美国富有的人越来越多,世俗的娱乐业日渐兴盛,教会生活的热忱相对冷却。上教会的比例日渐下降,许多人成为有名无实的教徒。再加上人口向都市集中,世俗主义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在其中很快播散开来。

第三个时期的前半,美国文化的主轴仍具浓厚的基督教色彩,例如,「我们信靠神」于 1956 年成为全国正式的口号。但是,人文主义明显的崛起。 1933 年美国人文主义协会成立,并发表宣言,其中声明:「宇宙是自有的,并非创造出来的;当以科学来解释宇宙万象……」(注 13 )。怀特海德认为,从 1940 年代开始,美国便进入了认同危机(注 14 )。另一方面,二次大战之后,又有大量的移民人潮,从世界各地涌入美国。这些人大半不是基督徒,造成了美国信仰生态的变化。

根据调查,美国的基督徒人口自 1990 年至 2001 年由 86% 降到 77% (其中自称基督教徒的佔 52% ,自称天主教徒的佔 25% ),犹太教佔 1.3% ,回教徒佔 0.5% 。最近一版( 2001 年)美国宗教信仰调查,「你若有宗教,是什么教?」根据这一题的答桉,共有一百多个不同的宗教团体。至于是否真正活出信仰? 18 至 34 岁的人中,只有 27% 说自己的世界观是根据信仰,而 65 岁以上的人则有 47% 。(注 15 )

除了基督徒之外,进入美国的其他移民也开始积极影响社会。以犹太人为例,他们透过政治的行动,和社会公益团体,及义务服务组织,竭力渗入美国主流社会。回教徒亦紧随其后,过去十年努力进入美国政坛,这是从前没有人料想得到的事(注 16 )。

在这段时期,宪法中「政教分离」的原则频频被用来作为禁止基督教在公立机构中活动的理由。(其实,当初第一条修正条款所言:「国会不可制定法律来设立宗教,或禁止其自由的运作……」,主要是为了不让任何「基督教宗派」变成唯一合法的国教。) 1962 年,最高法院判决,禁止公立学校的祷告;此后的桉例不胜枚举,每下愈况。从整个趋势看来,这次效忠誓词的桉子实不足为奇。

誓词桉的昔与今

效忠誓词桉的提出,在历史上这并不是第一次,但过去几次的角度不在内容之争,而在效忠信仰与效忠国家孰先之争。「效忠誓词」写于 1892 年,不久之后,几十个学区便规定要诵读它。而第一个学生拒读的桉子,是门诺派人士(注 17 ),敬礼的举动让他们觉得有军事含意,他们担心这意味要他们从军。

到了 1930 年代,耶和华见证人会也不肯让他们的孩子读效忠誓词。因为当时该教派的德国信徒正因为不肯对纳粹的旗帜宣誓效忠而受到逼迫,被送进集中营。为了表明支援,该教派美国的信徒也不肯向美国国旗宣誓。 1940 年,最高法院认为,强制读效忠誓词合乎宪法,结果该派教徒被人以暴力相向。由于暴行,也由于在当时勉强孩子读效忠誓词似乎太过法西斯式,所以三年之后,法院推翻前次判决,从此之后,效忠誓词的唸诵便可自由选择。(注 18 )

但是,这次的桉子是由一位无神论者提出,他认为让自己的女儿「听到」效忠誓词,便等于强迫她接受一神教。这位纽杜医师( Michael Newdow )早在 1998 年就曾在佛罗里达州提出此桉,当时他的女儿四岁,尚未入学,因此被法庭驳回诉讼。但他迁到加州,再度投诉。而这次胜诉之后,他尚有下一个目标──要挑战美钞上所印的文字:「我们信靠神」。他可以代表美国一些反神的激进人士,竭力要将神驱除出美国的整个架构;但更让人注意的是,他并不是任何激进组织的成员,只代表自己的观点。

有趣的是,纽杜的前妻是基督徒,她和这个女儿都上教会,而孩子还表示很乐意唸效忠誓词。这位前妻亦要提出诉讼,指控纽杜没有资格替女儿兴讼,因为他已经没有监护权。这个「家庭」的情况,似乎是美国社会现状的一个缩影。

基督徒的立场

美国的社会已经进入了后基督教时期的多元文化状态,基督教信仰与传统价值观受到质疑与攻击,是难免的。因此,作为基督徒,对这个桉子我们不必大惊小怪,或痛加斥责。怀特海德甚至认为,「这并不是一件违法的桉子」(注 19 )。

对于这几十年进入美国的不同宗教,一般人的反应可分三类:排除、同化、和多元主义。从十九世纪起,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美国的移民政策为「排除」亚洲人等;今天虽仍有少数人持这样的心态,但已无法改变世界各族迁入的既成事实。「同化」是指将入境的人在文化上同化,这是「大融炉」模式;而今天传播业的发达,使同化的速度倍增──甚至不论是否为移民,而整个方向是世俗化,并不一定有助于美国传统的维护。

多元主义则是对「同化」的反动,坚持保持自己原有的文化。目前不仅在美国,甚至在全世界,多元主义都是重要的潮流。它的特色为肯定彼此的不同,互相给予存在的空间,以及相同的权利。过去美国以基督教为主,而让天主教和犹太教也有空间。但这种情况已经改变。官员的演说不再只提教会和会堂,也会加上回寺。州政府和五角大厦也庆祝回教的大斋节,而亚利桑那州还公告了佛诞日。(注 20 )

我们同意,美国应当成为人人可以立足的多元社会,但同时,我们也要清楚美国的立国精神中基督教价值观的可贵与重要。怀特海德指出,「如果我们愿意承认,这个国家具有犹太─基督教的传承,我们的创立先祖是据此一宗教基础而建立这个国家,并制定其中的法律,那么,我们的法律和机构应该反映出这一点。」(注 21 )所以,基督徒仍然应当尽量争取,让美国的法律能反映出这个国家的理念传承。独立宣言明确表示,我们的权力来自于神──人「从造物主领受了不可剥夺的权力,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若将神从整个结构中挪去,那么这个国家权力的源头便会落入握有政权之人的手,百姓的「自由」便会凭其好恶而定──而这个观念是美国立宪的元老所深恶痛绝的。

另一方面,基督徒更需要重视的,还不是立法的努力,而是教会的复兴。倘若基督教信仰不能在美国再度发挥更新的力量,改变人的生命,以致教会流于形式,那么,即使空有合乎基督教理念的政治架构,也不能真正带来福祉。过去两百多年来,美国的教会曾经历无数次的复兴,这些奠定在深厚祷告基础上的悔改运动,洁淨了许多人的心灵,激发出道德勇气,使美国在历经战乱、萧条的冲激之下,仍然充满旺盛的生机。今日美国各地的确有一些十分兴旺的教会,亦不时可见复兴的火苗,然而整个大趋势的下滑,令人忧心忡忡。愿神帮助北美的华人基督徒,让我们积极参与教会,乐意投身祷告,恳求神将复兴的灵赐下,并努力将福音传给周围的「异教徒」,以致美国的文化能不失去起初蒙福的根基。□

作者为恩福杂志执行编辑

注:

1. 效忠词于 1892 年发表,为浸信会牧师贝勒弥( Francis Bellamy )所写,作为小学生的爱国致敬礼。原文为「我的国旗」,并且无「在神之下」。 1923-24 年被「全国国旗协会」改为「美国国旗」。国会于 1942 年正式通过。 2. 最早是举直手, 1942 年,国会注意到这姿势和纳粹的敬礼方式接近,而改为将手放在心上的姿势。 3. 包括阿拉斯加、亚利桑那、加州、夏威夷、爱达荷、孟他那、尼华达、奥利根、和华盛顿州;后来因为反弹太大,而暂缓实施。 4. 1954 年,国会在艾森豪总统的敦促下,加上「在神之下」一语,把美国和「无神的」苏联区分出来。 5. 判决的巡迴法庭只有三名法官,以二比一通过此桉;第九上诉法庭总共有十五位法官。 6. 第九巡迴上诉法庭是美国境内被最高法院翻桉比率最高的一个法庭。根据最近的调查,最高法院在一个季度内,将第九巡迴法庭 80-90% 的判决都推翻( 29 次中 27 次被驳回)。 7. John W. Whitehead, “ Is God an American Institution? ” Christianity Today, June 24, 2002 。 8. 祁伯尔,历史的轨迹──二千年教会史, 1986 ,校园, 402 页。 9. Eerdmans ' Hand book to Christianity in America, Eerdmans, 1983, p. 134 。 10. The Rebirth of America, The Arthur S. DeMoss Foundation, 1986, p. 20 。 11. . Eerdmans ' Hand book to Christianity in America, 1983 。 12. The Rebirth of America, p. 21 。 13. 陈宗清,「上帝与美国」,未发表。 14. Ted Olsen, “ Federal Appeals Court Says ‘ Under God ' in Pledge of Allegiance Is Unconstitutional, ” Christianity Today, June 24, 2002 。 15. Pamela Paul, “ One Nation, Under God? ” American Demographics v. 24 no 1 (Jan. 2002) p. 16-17 。 16. “ One Nation Under Which God? ” U. S. Catholic, v. 66 no9 (Sept. 2001) 17. 门诺会是非常保守的教派,因对「不可杀人」诫命的坚持,而不愿从军。 18. John Perry, “ Books and Culture Corner: The Pledge Controversy,” Christianity Today, July 8. 19. Ted Olsen. 20. “One Nation Under Which God?” 21. J. W. Whitehead.

美国大选与基督教信仰

临风

2003年,伊拉克战争主战场结束后,小布什开着战斗机飞到航空母舰上庆祝胜利,潇洒得意,一副“西部牛仔”的派头。但是8年执政下来,到底功过如何呢?

又是四年一度美国总统的大选了。倾向保守(conservative)的共和党和倾向开放(liberal)的民主党再次角逐这块政治大饼。美国人似乎对总统这个位子特别抱着崇高的期望。这个深受基督教影响的国家,作为宪政民主的先驱,宗教与政治如何互相影响,互相较劲,就非常值得探讨,值得参考。

政治行为与圣经原则

政治与宗教间的互动关系往往引起激烈的争论(注1)。早年清教徒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在应许之地(美国)设立“山上的城” (注2)。其实这世界的政权不是上帝的国,它的性质是世俗的,不是宗教的。只有无形的“大公教会”才可以作为山上的城,照亮世上的国。我们不能把世上的国,当做“山上的城”,而用宗教原则来治理。

美国的宪法支持政教分离的原则,但是近来反对的声音也多。人们引用耶稣的话:“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以证明这世界与他的国无关,甚至属于撒旦。其实耶稣是说:“我的国不是从这世界来的”(注3),从上下文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国虽然不是从这世界来的,但却是为了这世界的需要而设的。

当年耶稣教导人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祷告显明了,耶稣关心这世界的事务,希望天国行事的原则可以在地上(的国)实现。所以,所谓“凯撒的物归凯撒,上帝的物归上帝”指的是,这两者虽有权力领域的划分,却没有关怀上、价值上的分割。

为了避免以往被政治利用的误区,一批基督徒领袖在今年五月初发表了《福音派宣言》(注4),以阐明、划分政治与宗教间的互动关系。可惜,这虽然是由广受尊敬的基督徒知识分子金讷斯(Os Guinness)所发起的,但是,就像任何由委员会设计的产品一样,为了要兼容各方面的意见,经过一年的努力,它的信息被冲淡了,目标变得不明确了。然而,它政教分离的原意仍然是值得重视的。

基督教信仰对候选人的影响

不论是为了拉选票还是表明心迹,今年几位候选人都纷纷表明自己基督教信仰的立场。但是,这批人是政治人物,不是传道人。愚民是政治人物的第二天性,所以打“宗教牌”的人,不一定信仰真诚。信仰真诚的人,也不一定就可以做个好总统,因为他是在政治的领域里行使职权。

以小布什为例,他的信仰或许真实,但是他的政绩确实值得争议。例如,经过几年的调查,《参院情报委员会》在2008年6月提出报告(注5),指证布什和其政府官员在伊拉克战争之前,有意歪曲事实,误导美国民众。可见,当时发动战争,是有其它主观因素的,政府似乎并没有做到诚信的原则。又如违反关塔纳摩监狱犯的人权,和处理《中央情报局》探员身份曝光事件(注6),也都不合正直诚信的原则。可见,重要的不是他自称信仰什么,而是,到底宗教信仰对他行事为人有什么影响,和他是否胜任。这两者间并没有一定的关系。

麦凯恩

直话直说的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是个政治怪杰。他出身于《圣公会》的背景,多年来一直在《美南浸信会》聚会。

他在北越战俘营有5年半之久,备受折磨,好几次频临死亡的边缘。甚至因为受不了虐待,他曾企图自杀。终于因着信仰的力量,和同袍难友的支持,他活了下来。

纵使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他仍然保持着个人的尊严。例如,在他被俘半年后,他的父亲接任美国海军驻太平洋的总司令。为了做宣传,越共意图释放麦凯恩回国。但是根据美国军人的行为指南,他拒绝被释,除非所有在他以前的俘虏全体被释!他为了不让自己的释放成为敌人宣传的口实,这种担当和勇气叫人由衷敬佩。

他几次大难不死,后来回忆说:“你如果看我的一生,逻辑上我没有活着的理由,因此我将余生投入于比个人更伟大的事业中。”

麦凯恩还有一个可贵的地方,就是不自以为义。他多次表明,自己并没有完全按照理想生活。他为第一次婚姻的失败自责,他也承认自己在“基廷五杰”(Keating’s Five)弊案中所犯的错误。在这次选举中,他自许不为争取选票而妥协,他在伊拉克战争上的立场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在所有的候选人中,他可能是最不把信仰挂在口里,当作政治资本的人。他也不用简单的意识形态来划分鸿沟。他的从政记录显示,他追求建立一个公平、有自觉心、辅助弱势、和强大的美国。无疑地,基督教的价值观深刻地影响着他的人格。

奥巴马

奥巴马是美国大选的候选人中,唯一没有深厚宗教背景的竞选者。然而,再没有其它政治人物的信仰像他的一样,受到如此多的质疑。所以,去了解他信仰的心路历程就更具有特别的意义了。

他在芝加哥从事社区工作,和做民权律师的时候,常常有机会与一些美国黑人教会接触。这些接触坚定了他参与公众事务的决心,也让他肯定自己的肤色,尤其让他认识到,就是凡人也有完成非凡任务的可能。

这些社区服务的经验帮助他成熟,但也让他意识到,跟母亲一样,他不属于任何群体,也没有可与他人分享的传统可言。他与黑人教会的交往,彼此价值观相近,给了他些许归属感。他对圣经有相当的了解,对诗歌也挺为熟悉。但是他深感自己的价值观并没有落实在坚固的信仰基础上,也没有投身于有共同信仰的群体。他虽然自由自在,但却是孤立的,无根的。

他所参加的的教会不属于“基本教义派”,他们关心世间的疾苦,不排除理性的批判思维。这些做法消除了他心里的障碍。最后,他终于走向圣坛,接受洗礼。他说,他的决志“并不是顿悟,而是经过长期思考的抉择。我的问题并没有一下子消失。但是,当跪在教堂的十字架前时,我感受到上帝的灵在向我呼唤。我把自己交托给他的旨意,献上我的一生去寻找他的真理。”

奥巴马的背景使他更能够尊重各种的文化和各种的信仰,不会执着于某种特殊的教义,但也因此遭受到许多“宗教右派”的批评。他对社会公平、公义、福祉、与和谐的关怀与他的信仰不可分割。不论是理念还是实行,他认为他的价值观和基督的教训非常吻合。

他或许与一般基督徒典型的“悔改”经验不同,可能没有经过所谓“信心的跳跃”那种忽然开悟的经验,也或许没有经历过那种“我一无是处”的心路历程。但是,他的信仰历程是真实的,是个人的,是经过反思的,也并不是出于政治目的的。

美国近年信仰与选举的互动

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原先的分野,主要是经济政策的不同。因为并没有很鲜明的意识形态的分割,所以组成也比较复杂。大体上说,民主党围绕在《罗斯福新政》(New Deal)的旗帜下,注重保障穷人的社会福利,提高劳力报酬,和公共建设。共和党注重自由市场,和缩减联邦开支。

宗教信仰之成为议题,开始于肯尼迪竞选的时期。因为他是天主教徒,当时一批新教的领袖召开记者会,为美国政治可能会受到梵蒂冈的左右,造成政教不分而担心。肯尼迪立即在德州发表演说,呼吁选民把候选人个人的宗教信仰排除在选举政治之外。这个著名的演讲,加上公众对新教领袖记者会的反弹,使得总统宗教信仰的议题在未来16年内没有再出现过(注7)。

卡特的崛起是选民对尼克松总统政治丑闻的反动。卡特作为“重生”基督徒的清纯形象,终于让福音派的信徒放下了对政治的疑惧,在1976年的选举中强力地支持他打败福特总统。但是好品性的基督徒不等于就是能干的总统,伊朗人质危机和美国的经济困境,使得选民迅速地抛弃了他。他不愿意公开反对《柔对魏》(Roe v. Wade)的堕胎判案,也得罪了许多基督徒选民。

在1980年的选举中,里根虽然可能是当时候选人中最世俗的,但是他的竞选策略却是美国政治与宗教相结合的转折点。他成功地凝聚了所谓“里根联合阵线” 的保守势力。这联合阵线有三条脉络:一是“社会保守派”,也就是在宗教、伦理、和道德的问题上采取保守立场的人;一是“国防保守派”,也就是军事、国防上的鹰派;一是“纳税保守派”,也就是赞成缩小联邦政府开支,减少税收,鼓励企业投资的重商派。

里根的大胜强固了《道德大众》(Moral Majority)运动的声势。以法威尔(Jerry Falwell)牧师为首,这个所谓“宗教右派”(religious right)意识形态的群体,是宗教与政治大结合的开始,也是被利用为政治服务的工具。

比尔•克林顿属于美南浸信会。他重新定义了党派政治,他在社会议题上开放激进,在经济议题上却支持自由经济,因此分化了“里根联合阵线”的传统势力。他两次选战的对手(老布什与多尔)走的都是政教分离的路子,没有刻意去凝聚“宗教右派”的力量。所以他虽然是丑闻不断,饱受攻击,但总算有惊无险,两度过关。他下任时经济稳定,当时“新经济”的泡沫还没有破裂,9-11还没有发生,他的民调支持率居然达到了历史性的高峰,这是“宗教右派”的晦暗期。但是,克林顿的丑闻也为小布什铺了路,许多选民希望找到一位形象“清洁”,注重核心价值的总统,

小布什在几位一流策士的筹划下,刻意用“有同情心的保守派”(compassionate conservatives)这个口号来竞选,在社会议题上保守,在经济议题上(向克林顿学习)兼容并蓄。尤其是在宗教道德的议题上,利用对手(高尔、克理)政教分离的立场,以及对手淡化“核心价值”论战的策略性错误,将堕胎、同性恋,等分化性强烈的议题提升为合格与否的石蕊试验,积极动员“宗教右派”和一般保守的基督教会,以打击试验不及格的候选人。尤其是在2004年的大选,这种动员和分化的做法,对小布什的连任发挥了决定性的效果,是政治利用宗教的最高表现。

过去两次大选,无论是政党还是媒体,左右两派最后都用狭窄的“核心价值”的石蕊试验作切割。这种煽动情绪,简化问题的愚民作风,不但影响了总统大选的结果,它也毒化了国会里两党间的合作关系(只问派系,不问是非),和深化了升斗小民间的隔阂,使得社会变得两极化(互贴标签)。所以至终,所谓“有同情心的保守派”不过是句口号,不但没有同情心的实质表现,反倒突出了人性中丑恶的一面。物极必反,这是为什么今年的选民不再“闻歌起舞”的主要原因。

“核心价值”之争的改变

由于2004年的刺激,双方在这次的选举中都有了180度的改变。首先,几乎所有的候选人都注重“核心价值”,也都主动表明自己的信仰,以及信仰对自己价值观的影响。这样,守可以预防对方打宗教牌,攻可以争取选民的认同。其次,最让人吃惊的,乃是选民抛弃了用意识形态作选择的方式,不再用石蕊试验来决定选票。

以麦凯恩为例,他是在“宗教右派”强烈的反对下赢得了共和党的提名。事实上,保守派的开口秀名嘴口径一致。他们不仅是反对,简直是痛恨麦凯恩。例如,最著名的保守派名嘴林波(Rush Limbaugh),在今年一月的广播节目里宣称,如果麦凯恩取得共和党被提名人的资格,“那就会毁掉共和党,使它永远地改变,共和党将会寿终正寝。许多人将不会去投票。”二月,他更加强地说:“难道麦凯恩以为他可以任意把我们踩在脚下,把棒子戮入我们的眼睛,而不需要付出代价?”

甚至在他的本州亚利桑那,麦凯恩都得不到党内“核心分子”的支持。例如今年一月,Maricopa县的《共和党委员会》对内部作了个非正式的投票,结果麦凯恩只得到11%的票,排名第五,其中有59%的人认为他是不能被接受的人选。然而,另外一个对全州共和党人所作的民调,他得到了41%的支持率,排名第一。这种差距的确耐人寻味。

为什么这些把小布什送上总统宝座的党机器和保守派的媒体,会把他看成大毒草呢?广大党员对他的支持,是不是又表示这些党机器和喉舌与社会现实脱节了呢?

从投票的纪录来看,我们可以肯定,麦凯恩是保守的,但是他不能被归纳为传统的“保守派”。也就是说,他无法通过石蕊试验,因此被党内的核心分子唾弃。

由于他一向同情弱小,追求公平、公正和互惠,无论是竞选筹款改革法案,处理非法移民,全球暖化,减税法案,等等,他的立场往往不跟着意识形态走,因此触怒了共和党保守阵营的基干。尤其他支持“同性公民结合”却反对“同性婚姻”的立场,使得他两方面不讨好。在意识形态上,他既不属于“里根联合阵线”,也不属于“开放派”,因此被视为异数,但是,他受到广大共和党选民的支持。这说明了民心的向背,经过了八年的经验,人们已经厌烦了再用意识形态做简单的切割,人们心目中的核心价值已经在转变,不再只限于堕胎和同性恋。

再以奥巴马为例,人们或许以为,他的特色是强调变革和希望,但我认为,他最大的特色就是打破意识形态的框架,思考如何实际地解决问题。他不追求在意识形态上得分得点,却强调常识处理,减低阵营间的对立,不用简单的口号、标签来分割,不把对方妖魔化。

他认为,我们面临的,都是非常复杂的问题,需要各种不同立场和背景的人联合起来,凝聚共识。在奥巴马眼中,全球是一个互相关连的有机体,而不只是一些孤立的,彼此竞争的利益集团。人类的命运是彼此息息相关的,我们只有在除去意识形态上的藩篱,增进彼此的了解,才能有希望解决问题。

例如,为了说明不同族群间的缺乏了解,他在2006年的书中举了一个例子(注8),叙述他2004年竞选参议员募款的时候,常有机会与“大律师,银行投资家,风险投资家”这些“精英人物”见面。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聪明、有趣的人物”。他们虽不要求甚么特殊的回报,但是他们无意间常常会表露出自己的“阶级”心态。他们的生活面使得他们无法了解其他族群的想法,例如:工会的忠实会员,福音派教会,或是国家枪支协会的那些人。这些富人坚决相信精英领导,以及按能力得报赏的原则。这些捐款者以为,世界上没有任何问题,是《学术能力测验》(SAT)考试成绩优异的人无法解决的。

奥巴马认为,国会议员如果整天与这批人接触,他很可能会对世界上很多的问题视而不见,就像饥饿、失望、害怕、无理性,或是其它那些99%的人所遭遇的艰难。然而,后面这些人才是他要服务的对象。像这种超越阶级、族群,超越利益集团,和超越历史包袱的视野,正是今天的社会所需要的。

这种观念上的质变也反映在一些对人口研究的报道里。《巴拿研究所》是服务美国基督教界的研究组织。他们最近出了一本书(注9),谈到“成长中的成年期”(Emerging Adults)这一代,也就是从18岁到大约30出头的这个族群,认为他们对基督教的印象十分负面。

他们发现,教会以外的人用下面这些词句来描述今日的基督教:

反对同性恋(91%)

好论断人(87%)

伪善的(85%)

古板的(78%)

过分把问题政治化(75%)

与现实脱节(72%)

对他人的感觉迟钝(70%)

无趣的(68%)

教外的年轻人认为,他们所接触的基督教已经失去耶稣的原味,而变成“非基督化”(unChristian)了。当然,任何有坚定信仰的人都会受到批评,受批评的本身并不代表对错,但是,它显明了,今天的基督教,特别是有组织的基督教,在年轻人的眼中,有了严重的形象问题,基督教在他们中间已经被边缘化了。

这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说年轻人世俗化了,远离基督教的信仰,连他们的是非心都已经被污染了。他们应该彻底悔改,接受上帝的福音。另一个态度(书的作者)是:今天的基督徒远离了基督教训的原意,信仰僵化了,信息也僵化了,无法切合时代的需要。他们不是厌弃信仰,他们在追求更真实、直接和宽容的信仰,这也是许多年轻的寻道者参与《新兴教会》的原因。

但真正关键的问题还是:什么是基督徒的核心价值?什么是圣经的核心价值?

这次选举带给我们的提示

对有历史感的美国人来说,选举总统不仅要选出一位能干,胜任的国家领导,他们还要寻找一位“先知”。这虽然好像不近情理,但却是一个无言的期望。

开国时的美国有着伟大的理想,先贤们把国家从君主统治的殖民地,成功地转型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尊重民权的宪政体系,成为所有追求自由、民主与尊严的人类的灯塔。今天的美国似乎已经失去了那种超越世俗的视野和方向。人们不自觉地,仍然希望这个国家能够与那种先验、崇高、善良的立国精神相接轨。人们希望能够投身于一个超越自我的理想中。所以每次总统选举,人们总期望有这样一位有远见,有理想的“先知”出现,不但能带领他们脱离困境,更能让他们回到“美国特殊”(伟大)的经验。这是当年肯尼迪获胜的主要原因,因为他给了他们希望。

这所以,在选举时讨论候选人的宗教信仰是有其更深一层的意义的。今年,美国人似乎更成熟了,人们厌弃了那种“政治化的信仰”和“信仰化的政治”的愚民作风,不认为信仰的价值,或是总统的资格,可以简化为一组石蕊试验。人们认识了,信仰的重要乃在于它能从(人的)内在和从(社区的)边缘来影响政治,而不是在推行政教的合一。

这次选举也让我们看出,美国社会的政治气候正在改变,传统观念中的保守派与开放派的界限开始模糊,甚至混乱。美国的政治逐渐向多元化倾斜,包容与自己想法不同的人,关心社会的公正问题(全民健保),关心社安退休金的破产,关心能源危机,关心全球暖化,关心经济大饼。核心价值不再是任何一个党的专利,人们(特别是年轻人)对伦理问题的着重点开始改变,他们更关心宗教右派所忽视的伦理价值,他们期望能找到更有包容性的正面信息,不仅仅是由“不可以”所界定的负面信息。

我们都需要从一个更高的视野来审视今天人类的困境,认知人类真正的核心价值和需要。如果我们从初期基督教会的角度来看,这种对人的价值的肯定,对社会公正、公平的要求,以及对大自然(上帝的创造)的关怀其实也正是圣经中所最重视的(注10)。

一个没有中心信仰的社会是可悲的,因为它贫乏、无根,没有精神的支柱。强制把某种教义加诸于多元化的社会是可怕的,它带来专断、腐败和不宽容。用政治意志和意识形态控制人们的中心信仰是更可怕的,因为它扼杀了人们的生机和热情,带来伪善和犬儒主义。

保护人的尊严和信仰自由是任何政权最高的使命,但是当我们面对人类的丑恶和今天的困境时,政治人物能够主动放下各自的利益,作公正的抉择吗?近一百年的血腥历史告诉我们,人类无法在上帝的慈怜和公义之外找到答案。这次的大选给了我们一些启示,让我们看到人类命运的共同性,不再用狭隘的石蕊试验作判断,却愿意用对话,用同情心和务实的态度来解决问题。

注:

1、 临风:“试析美国政教分离的争论”,《海外校园》杂志,77,78,79期,2006年6月,8月,10月连载。

2、 山上的城(City upon a hill)通常是指约翰·温斯罗普(John Winsthrop)於1630年在一次著名的佈道“基督徒慈善的典範”(A Model of Christian Charity)中提到的用语。后来清教徒将美国比作山上的城,美国人就是上帝的选民。他引用的是马太福音5章14节中关於盐和光的隐喻:“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立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

3、 参见约翰福音18章36节。一般的翻译是:“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My kingdom is not of this world)。新约圣经权威N.T. Wright在《今日基督教》2007年的访问中特别提到,希腊原文的意思是“from”不是“of”http://www.christianitytoday.com/39913

4、 请参考:http://www.anevangelicalmanifesto.com/

5、 “Report on Whether Public Statements Regarding Iraq By Government Officials Were Substantiated By Intelligence Information,” Selec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 US Senate, 110th Congress, June, 2008. 这份172页的 pdf文件可以在网上下载。虽然委员会中有些共和党议员有异议,但仍有许多不容否定的事实。

6、 资料很多,最近的请参考http://www.news24.com/News24/World/News/0,,2-10-1462_2225055,00.html。小布什曾公开宣告,找到泄密人,便开革。当知道是心腹做的时候,他没实行诺言。

7、 Randall Balmer, “God in the White House: A History –How Faith Shaped the Presidency from John F. Kennedy to George W. Bush,” Harper One, 2008。

8、 Barack Obama, “The Audacity of Hope,” Three River Press, 2006。

9、 David Kinnaman, “unChristian,” Barna Group, 2007。

10、 参注2。这篇访谈是针对Wright的新书“Simply Christian”而作。本书是模仿鲁益斯的《返璞归真》,但却是专门为后现代人所写的。

冯玉军:《宗教事务条例》修改的重要问题

中国宗教学术网 2016年3月31日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社会意识形态更加多元,出现了信教人数持续快速增长,教徒结构明显变化,宗教活动的经济性、市场化日益凸显,国际国内相互影响越加突出,传统宗教和新兴宗教矛盾趋于复杂激化,邪教与宗教极端主义活动猖獗等一系列新形势、新问题、新挑战。这些问题直接关乎社会和谐、政治稳定与民生福祉,原有宗教格局和宗教管理模式也面临巨大冲击。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怎样通过修改《宗教事务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使宗教领域重点方面和关键环节有法可依,相关制度更加完善,相关规定更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促进宗教事务的规范化管理,更好地保护宗教界合法权益,值得法学界、宗教学界、宗教界有识之士认真思考、集合众智。

处理好“保护宗教信仰自由”与“宗教事务管理”的关系

在我国政府由传统的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的大背景下,推动宗教事务部门进一步简政放权,从“约束为主、只管不理”向“引导为主、依法管理”的方向发展,无疑是国家宗教事务管理的发展趋势和《条例》修改的重点,也是宗教立法乃至于宗教法治的核心。

协调好“保障自由”与“管理控制”二者间的关系,关键要寻找到一个“标尺”,我们认为这一标尺应当落脚在宪法之上。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实施”,“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宗教信仰自由是我国宪法明确规定的一项公民基本权利,《条例》无疑更需要在协调“保障自由”与“管理控制”关系的问题上以宪法为依归,符合宪法保障基本权利的精神。

2004年修宪之时,在《宪法》第33条下新增了一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宪法基本权利章的第一个条文,第33条的这一实质性修改无疑为解释包括宗教信仰自由在内的整个基本权利章提供了新的价值导向。从这一条款可以看出,国家对于宗教信仰自由所承担的义务包含了两种形态:“尊重”是指国家的消极义务,也就是不得侵犯的义务;“保障”则是指国家的积极义务,也就是国家通过各种积极活动促进宗教信仰自由实现的作为义务。国家对宗教信仰自由负有尊重义务并不意味着国家就要无条件尊重宗教信仰自由,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核心要义是排除国家对于宗教信仰自由的不当限制,而这种对宗教信仰自由不当限制主要来自于国家对宗教事务管理过度。所以说,协调好自由与管控的关系也就是要求国家对于宗教信仰自由的限制应当符合宪法所设定的条件。

对此,我国《宪法》第5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这表明国家可以基于保障“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的理由对于基本权利进行正当的限制。与此同时,规定了宗教信仰自由的《宪法》第36条在第3款规定:“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相比较而言,此处所规定的“社会秩序、公民身体健康、国家教育制度”的事由显然比第51条所规定的事由要窄。根据“不得径行适用原则条款”的法理,国家只能基于《宪法》第36条第3款所规定的事由对宗教信仰自由进行限制。换言之,《条例》只应对涉及社会秩序、公民身体健康和国家教育制度的宗教事务进行管理,而不能对一切宗教事务都进行管理,政府宗教事务部门不应该做那些“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而应当将其交由宗教团体及宗教活动场所自治。即使是基于前述的正当理由,政府的管理方式和手段也应当符合比例原则的要求。具体来说,政府所采取的管理手段必须是能够达成其所追求的正当目的,在多种可能的手段中,政府应当选择给被限制对象的干预最小、带来的负担最少的手段,被设定为正当目的的利益与宗教信仰自由的主体所受到的损害还应当进行衡量,如果后者大于前者,则政府不应当采取此种管理手段。

在“尊重”之外,国家对于宗教信仰自由还负有“保障”义务,保障的关键在于国家应该积极作为,为宗教信仰自由的实现提供实质性的前提条件。具体来说,在制度层面,国家应当建立和维护有助于宗教信仰自由实现的各种制度,例如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场所的法人制度。在组织与程序层面,国家应当设立和维护宗教信仰自由所赖以实现的组织与程序。在保护义务方面,国家应当通过规范设定来制止国家以外的主体对于宗教信仰自由的侵害。所以说,协调自由与管控之间关系的核心要义在于坚持宗教信仰自由的宪法原则,以之作为宗教事务管理的根本指针,限制政府行政权力的过分行使,引导宗教组织的自治。

完善宗教法人制度,明确宗教财产归属

基于历史原因和实际情况的复杂性,我国宗教财产的产权归属问题很不明晰,宗教法人制度也未能建立,极大地影响了宗教事业的现代发展。有必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重点完善宗教法人制度,明确宗教财产归属。

法学理论中,法人是指法律上具有独立人格的组织,其像自然人一样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将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场所纳入法人制度的范畴,是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关键,是完善宗教法律制度与其他相关民事法律制度衔接的桥梁,也是解决宗教财产所有权主体及其归属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关于当代中国宗教组织/宗教活动场所的法人制度设计,存在如下几种方案:

第一,社团法人说。现行《民法通则》第77条规定:“社会团体包括宗教团体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条例》则规定:宗教团体的成立、变更和注销,应当依照《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办理登记。显而易见,社团法人说有现行法律依据。但从我国现有宗教组织的成立缘起、资金来源、组织架构、管理方式来看,均和社团法人有很大差异。从实际操作角度看,社团法人以人为基础,是人的集合,有自己的意思机关,如把宗教团体登记为社团法人,尽管团体本身的利益可通过意思自治得到妥当维护,但因其对全国各地的寺观庙堂并不能实际占有、使用、处分,故此简单确立社团法人容易导致宗教组织管理和实际活动“两张皮”。

第二,财团法人说。这种观点认为,社会各界的捐赠是宗教财产的主要来源,大量的宗教财产都是基于捐赠而积累起来,形成财产的集合体。就财团法人的财产所有权特征而言,主要包括:(1)财团法人的财产所有权,是形成法人的独立财产自己对本身享有的所有权。(2)财团法人财产所有权的客体,来源于不受限制的捐助。(3)财团法人财产所有权,需要委托专门的管理人行使。据此可得出宗教财产符合财团法人财产所有权的特征,因为“宗教财产在民法上是经捐助形成的独立财产,此财产已脱离了原捐助人的控制,与捐助人已无关系。在此基础上,宗教财产能独立参加民事活动,是财团法人。”然而,由于当前我国财团法人的登记和规范很不成熟,也未形成财团法人的运作模式,难以保障宗教财产的有效运用和保护。进而,无意思机关的财团法人,宗教财产就只能限定在特定目的运作当中,开展宗教自身活动和从事教育、慈善、医疗救助等社会公益行动时不够灵活,也无法细化和体现宗教团体对宗教财产的管理权限。

第三,宗教法人说。这种观点来源于日本《民法》和《宗教法人法》,创设了“宗教法人”这一特殊的法律概念,规定取得宗教法人资格的宗教团体可以依法获得宗教财产的处分权和继承权,使之既能介于社团和财团之间从事属于民法范畴的世俗性经济活动,又保留其神圣性的宗教信仰活动,免于同一般社团法人性质相混。宗教法人所有权制度的确立,有利于对宗教财产的法律保护,有利于切实贯彻国家的宗教政策和民族政策。宗教法人作为一种独立的法人形式,考虑到了宗教团体的特殊性,在日本的法律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经验。但是假如我国采取这种方案,就需要在立法上修订《物权法》相应条款,还应由全国人大另行制定基本法律层面的《宗教法》或《宗教法人法》,其位阶应与《民族区域自治法》相一致。这样一来,势必牵涉到宪政层面的变动,需要克服历史演进与现实状况的诸多困难,在短期内难以实现。

综合比较“财团法人”、“社团法人”、“宗教法人”的不同定位对于宗教财产保护的影响,我们认为应该在符合历史逻辑、满足现实需要的前提下:(1)确立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的宗教财产区分所有权;依法保护国家(或集体)对宗教财产的所有权;依法保护私人对宗教财产的所有权。(2)优化宗教团体登记制度,明确宗教团体具有法律上的社会团体法人资格,享有社会团体法人的相应权利和义务。现有各级各类宗教团体按照《民法通则》和有关社会管理法规,在民政部登记注册,享有社会团体法人资格,享有社会团体法人的相应权利和义务。(3)依《宪法》和《条例》创设宗教场所法人制度,寺庙堂观等宗教场所按照《条例》和国家宗教事务局规章,在宗教局登记注册,享有宗教场所法人资格,享有宗教场所法人的相应权利和义务。(4)在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场所的利益分配方面,主要的宗教财产,如宗教活动场所所占有的土地、房屋、非国家所有的文物及教职人员生活所需的其他财产,应归宗教场所法人所有,而宗教团体的角色应定位于维护宗教界合法权益的协会组织,在宗教财产的分配上居于次要地位。

完善教职人员备案与社会保障制度

《条例》“宗教教职人员”一章的修改应当着力于完善和细化宗教教职人员备案制度,明确其形式合法性的法律效果,同时增加有关宗教教职人员社会保障的规定,使得教职人员能够享受到与备案相对应的权利。

具体来说,《条例》在修改过程中,应当进一步明确宗教教职人员“认定”与“备案”的区分,教职人员的认定工作属于宗教内部事务,应当由宗教团体结合本宗教的实际情况自行制定,政府部门一般不应当介入其中,更不应“代行”宗教团体的这一职能。备案工作则应明确其仅确认形式合法性的定位,避免政府假借这一制度不当干预宗教团体的内部事务。另一方面,《条例》还应吸收国家宗教事务局等五部门《关于妥善解决宗教教职人员社会保障问题的意见》和《关于进一步解决宗教教职人员社会保障问题的通知》两份规范性文件中的相应内容,明确该社会保障的适用范围为按照各宗教团体宗教教职人员认定办法认定并报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备案的宗教教职人员,确立社会保障的属地原则、自愿原则、权利与义务对等原则,对教职人员的最低生活保障和农村五保供养、基本医疗保障、基本养老保险等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使教职人员能够真正认识到备案工作对他们所具有的实际意义。同时,为了加强教职人员备案工作的实效,防范和打击假冒宗教教职人员的现象,《条例》在修改过程中可以考虑建立教职人员备案信息公开工作。在实践中,有些地方已经开展了相应的工作,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古人云,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法律法规的制定实施只有和社会大众的认识水平、守法意识相一致,才能实现法治的最佳效果。宗教法制观念的培育不仅体现在自觉守法习惯的形成,更体现在参与立法、监督执法等公民意识的增强上。应当加强普法宣传教育,建立普法宣传教育机制,明确普法责任,推动宪法法律法规进宗教团体、宗教场所、宗教院校,普及到广大信教群众。《条例》的修改,为我们通过立法方式,更进一步促进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与国家有效管理二者间的积极互动,形成良性反馈和良法善治提供了契机。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中国宗教法治之路必将越来越宽。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法律与宗教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2015年11月10日《中国民族报》)

中国宪法36条的规定及其瑕疵:文义、体系和目的分析

格竹

本文原载于《宗教与法治》2015年冬季刊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

  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

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中华人共和国宪法》第36条

引言:我国现有宗教政策与宪法36条的冲突

通常认为,宪法36条第1、2款属于宗教自由条款,第3、4款相当于但书,为限制条款,也即36条在整体上所确定的基调为“以自由为原则、以限制为例外”。[i]据此则我国宗教自由保障不足等问题至少都可归因为没有严格遵循宪法36条,如藏传佛教寺庙驻寺干部制度,[ii]国家宗教事务局指派司长到全国佛协、道协当秘书长的“惯例”,[iii]对宗教人士进行监听,[iv]在“敏感时期”对某些神职人员的自由进行控制或变相软禁,对宗教机构从事慈善活动时宗教团体身份的宣示和宣教活动的实质性限制,某些地方政府拆迁“非法教堂”和十字架运动等。这类现象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在国内、国际上都引起了相当的负面反应,不仅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对中国宗教自由等人权状况给出了消极评价,[v]外国政府、国际性宗教团体、人权基金会、私法团体以及国际媒体对我国宗教政策的评价也相当负面。

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如苏联体制和宗教政策对我国的根本性影响,“文革”没有被深度反思(目前尚无一座官方的文革纪念馆或纪念碑),全国人大常委会没有对36条进行正式解释(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职能的缺失是普遍的),最高法院没有相应案例指导,国家宗教事务局以及地方相关部门的重大决策也没有广泛而有代表的听证制度等等。但如果尽可能从法教义学角度进行分析,我们就将发现宪法36条在文义、体系和立法目的上存在明显瑕疵,澄清这一点对精确理解我国现有宗教政策显然具有极为基础性的价值。

一 、宪法36条第1款

首先,宪法36条第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所规定的内容大体是关于权利主体、权利内容,不过其表述形式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两方面的问题:外籍人在境内是否享有宗教信仰自由权利?中国籍人在境外时,若其宗教信仰自由受到公然侵犯,我国政府是否有义务对所在国提出交涉以帮助其在海外实现这项权利?须知,任何一国法律原则上都存在着域外适用(Extraterritorial Application)的情况,如我国《刑法第》7条、第8条,[vi]《反垄断法》第2条,[vii]但基本权利的域外实现及国家的主张权则是另外的问题。

其次,在宪法教义学体系中,宗教自由与言论结社自由、迁徙权、教育权、财产权等都属基本权利(fundamental rights)范畴,[viii]“二战”后再造宪法(remaking constitution)[ix]的国家对此吸收最为鲜明,尤其是共同体-欧盟成员国,以至基本权利入宪已成为了某种国际潮流。事实上,苏联1977年宪法和我国宪法都给“基本权利和义务”单独列章即有呼应此国际潮流之意。

尽管关于基本权利的内涵、边界和作用等方面的理解,国内法学界存有一定分歧,[x]但借用《私法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1966年联大决议,中国1998年签署,有待人大常委会批准)[xi]“序言”中的“不可剥夺的权利”(inalienable rights)的措辞去指称基本权利的做法却是没有争议的。既然基本权利是不可违背和不可剥夺的,是现代文明国家的宪法所应保障的权利,那么我们就很容易理解其并不只限于国籍人、而是具有高度的普遍性。以《瑞士宪法》(1999)为例,其第一章“基本权利”(第7-36条)和第二章“国籍、公民和政治权利”(第37-41条)即处于并立结构,而《联邦德国基本法》第一章(第1-20条)及德国公法学界的通说也同样主张基本权利是超越国家的普遍性权利。[xii]因此基本权利的实现程度构成了一国赢得国际尊重、吸引投资和争夺国际人才的重要基础,也构成了国内、国际和平的重要条件。[xiii]因此,即便无意真诚尊重和保障基本权利的国家,其宪法也大多会将其写定,甚至还会在对内、对外宣传(propaganda)中强调自己所取得的相应“成就”,如朝鲜、委内瑞拉、叙利亚等。

最后,既然宗教自由属于基本权利,进一步的问题就是:

第一,我国82宪法36条第1款中的主语“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表述是否恰当,这实际上也是第1款中最为要害的问题。如果承认宗教自由不仅只是境内中国公民、也是在华外籍人的基本权利,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这一表述在法形式上的缺陷就是显而易见的,它远不如“宗教自由不受侵犯”的表述更为可取。事实上,尽管整个宪法第2章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部分(第33-56条)都普遍存有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为主语的陈述句,但严格说只有第34条(选举权)才与公民籍紧密相关。

第二,我国54、75、78、82年宪法中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章节都存在着将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并行规定的瑕疵。正如所论,基本权利原则上指不可违背和剥夺的权利,它的入宪具有防范和限制政府的功能。相应地,“基本义务”(fundamental duties)则是不可理解的,因为世上不存在着“不可违背和剥夺的义务”,而这也是法治国家宪法中普遍没有“基本义务”规定的深层原因。

总地说来,82宪法36条第1款的行文折射了我国宪法文本中的重大缺陷,它不仅没有将基本权利与公民(国籍人)权利严格加以区分,基本义务入宪的做法也同样违背了宪法学的基本法理!

二、宪法36条第2款

根据宪法36条本身的文义和体系关系,第1款“宗教信仰自由”的主要内容无疑即为第2款。如果说第1款是在宣告宗教自由原则的话,那么第2款就是对它的解释(explanation)或说明(illustration)。[xiv]需进一步说明的是:

第一,第2款中“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规定是关于主语的。不过众所周知,宪法对宗教自由保障主体的规定主要是针对公法/公权机构的,尤其是针对政府本身的,具有明显的防卫性质,这一点突出地表现为相关诉讼原则上都是(但不绝对)针对公权机构的。相比之下,私法团体的宪法义务是有限的,而个人则最弱,如虔诚的穆斯林家庭禁止子女与外教人通婚等就不应被宪法和法律评价为歧视。同理,无神论者或其团体对宗教信徒及其信理加以公开批评,公权原则上亦不加以评价和介入,如中国无神论协会在会议和公开的出版物中批评有神论就与歧视无关。

第二,第2款中“----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的规定隐含性地将宗教和无神论相并列,使二者共同处于宗教自由条款的保护之下。然而不得不说的是,这种并举是相当有争议的。该问题所涉甚多,这里只简要地指出,无神论并不是宗教,世上没有无神教神职人员和相应礼仪,无神论只是一种学说、信念(belief)或认识世界的图式。尽管无神论无疑需要宪法的尊重和保障,不过严格说来它与宗教自由无关、而只与言论自由有关,为我国宪法为第35条所保护,在美国则为宪法第一修正案中的言论自由分项、而非宗教自由分项所保护。

顺便说明的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Hugo Black在Torcaso v. Watkins(1961)判决书中所写的这一脚注争议较大:

在这个国家的宗教中,未对通常将上主的存在视为信仰并对其进行教导的宗教有佛教、道教、伦理文化、世俗人文主义以及其它。(Among religions in this country which do not teach what would generally be considered a belief in the existence of God are Buddhism, Taoism, Ethical Culture, Secular Humanism and others.)[xv]

其争议主要在于将“伦理文化、世俗人文主义以及其它”归入到了宗教(religions)的范畴,从而混淆了第一修正案中宗教自由与言论自由分项之间的细腻区分。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就世界宪政史而言,宗教自由最初的内涵指的是政府公权须尊重教会自治权且不得干涉教会事务。通常认为,这一理念最早发源于11世纪格里高利改革时期争取“教会自由”(Libertas ecclesiae)的口号及其历史性努力,虽然其具体内涵因新教改革和现代国家的兴起而有所调整,但其原则和精神却得到了传承和尊重,并构成了现代法治社会的基本要素,美国宪法学说中的“分离之墙”(wall of separation)即是其体现。[xvi]

简言之,在国家/政府和教会之间确立体制性分离以保障宗教自由构成了现当代法治的基本原则。相比之下,36条第2款的规定虽然也是宗教自由的一部分内容,但却不是其最核心的因素。这是因为它并未直奔要害,没有明确提及国家/政府和宗教团体的制度性分离,也没有明确提及国家/政府不得干涉教会事务这一基本原则。

三、宪法36条第3款

(一)第3款第1句

首先,宪法36条第3款第1句“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The State protects normal religious activities.)[xvii]的规定原则上说已被第1、2款所包含,因为保障正常宗教活动是任何一个文明国家所必须持守的基本原则,一个不保障正常宗教活动的政权显然缺乏正当性。因此第3款第1句最恰当的位置应在第1款第1句之后,也即“宗教信仰自由不受侵犯”和“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成为并立性陈述。这样一来这两句之间的体系关系和指向性就会相对更为清晰地呈现出来:宗教信仰自由不受侵犯,但它却不会自然实现,而是高度有赖于公权的保护和尊重。同时,国家/政府和教会、宗教团体之间的关系得以原则写定:政府的责任在于保护、而不在于介入教会事务,国家/政府的公法活动都受其约束,如立法、行政(含外交)、司法等行为,以此产生《联邦德国基本法》第1条第3款之效果:“以下基本权利约束立法、行政和司法而作为直接适用之法权。”

其次,在法治国家宪法中我们之所以看不到“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这类规定,倒并不是因为国家不应提供相应保护,而是因为该陈述本身具有不可避免的隐忧:“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就意味着国家/政府应对“正常的”(normal)和“不正常的”(abnormal)的宗教活动进行官方评价和归类。而问题的要害正在于:宗教团体的信理或组织形态等究竟是否“正常”,原则上不是法治政府所应评价的,政府没有必要、没有权威、也没有能力对此给出评价。试问,相信死人复活的基督教“正常”吗?推崇多妻制的摩门教“正常”吗?信仰人死如灯灭、生前行大恶而丝毫不惧生死后遭报应的无神论又“正常”吗?

此外,“不正常的宗教活动”可细分为“一般不正常”和“特别不正常”,而后者正是我国官媒和官方文件中所常出现“(宗教)极端势力”的措辞,如《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2016.01.13)中的如下申明:“1.文明和宗教交流:加强文明对话,推进不同宗教间的交流。搭建双多边宗教交流平台,倡导宗教和谐和宽容,探索去极端化领域合作,共同遏制极端主义滋生蔓延。”[xviii]这类措辞在我国随处可见,如新疆起草首部反宗教极端主义法规的举措、[xix]以及某些高级官员的相关公开表达。[xx]对此不得不说的是,这类措辞及其背后理念是不恰当的:评价何为“(宗教)极端势力”是宗教组织的内部事务,法治国家的政府对此不应染指。[xxi]以巴哈伊教为例,它否认了正统伊斯兰教中穆罕默德为封印使者的信理,在后者看来,巴哈伊教即属于“(宗教)极端势力”,有些国家的政府迄今依然对其进行歧视和迫害,如伊朗,但这不是法治国家的做法,也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所谴责。

再次,第3款第1句中的“正常的”形容词在解释上存在着巨大空间,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没有对“正常的宗教活动”给出解释,宗教事务方面也没有缜密的实体和程序法,[xxii]这就为各级政府介入和管控教会事务打开了方便法门。正如所见,介入和管控宗教活动的做法无不以治理、防范或打击“不正常的宗教活动”为借口,而具体权力部门和官员做出自肥式的解释和裁量也就不难理解了。以道观庙宇教堂、修院、宗教景观、造像等的兴扩建工程的审批为例,[xxiii]其是否属于“正常的宗教活动”的解释权完全系于宗教事务管理部门的封闭决策,有时甚至只取决于某个“一把手”官员的态度。事实上,选择官员所青睐的施工方之所以在很多情况下会成为换取批文的潜规则,对富有庙宇、道观的方丈、活佛、道长等的备案审批权等之所以大有“实惠”、甚至成为了炙手可热的肥差,其原因也全在于此,而这也是某些官员高度迷恋现行宗教管理体制的主要原因之一。[xxiv]

总之,第3款第1句中“正常的”一词的确切内涵和覆盖度被恣意解释的问题在我国表现得十分严重,而这一切都与第3款第1句本身的瑕疵及其所隐含模糊性高度相关。

(二)第3款第2句

首先,从文义上说,第3款第2句“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的表述即意味着利用宗教进行有助社会秩序、公民身体健康和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是被容许的,然而在82宪法的制宪者眼中,宗教对“社会秩序“公民身体健康”和“国家教育制度”的积极影响是非常可疑的,甚至即便有其积极影响,国家也不应促进和保障其实现,法治地区和港台普遍存在的教会学校、大学等在大陆被取缔和禁止即鲜明地表现了这一点。质言之,82宪法的制宪者不仅对宗教的消极功能具有强烈的防范态度,对其积极功能也同样是防范的。

其次,第3款第2句在内容上似乎是无可争议的,但须知,不仅宗教可以被歪曲利用,无神论学说也可以被歪曲利用。就建国66年来的历史而言,相比有神论者、学说而言,各种无神论者、学说所造成的苦难、社会震荡以及对社会、国家的危害还更为突出。社会学表明,在三聚氰胺奶粉、地沟油、勾兑劣酒、贩毒、杀人等恶性案件中,无神论的人口比例远远高于有宗教信仰者,本届政府的反腐大案更是显示,那些不惜将国家利益私家化的蛀国之蠹以及破坏国家公信力、践踏法治和人权的高官也主要是无神论者(宗教信徒成为国级、省部级实权领导的极为罕见)。但即便如此,无神论的消极作用也不应被宪法特别提醒和对待,也即宪法绝不应出现这样的条款:“国家保护正常的无神论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无神论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

总之,宪法不仅应对抽象学说持中立态度,对军警系统、党派、民族、大学、工会等组织体所可能引发的负面功能也没有必要给出特别提醒,尽管一个社会不能进入法治状态大多与军警等被某些家族或集团所操控和利用有关。相反,36条第3款第2句的功能则主要是提醒人们要对宗教有特殊的警惕和防范,而这恰恰是其招致批评的主要原因。

四、宪法36条第4款

(一)第4款中的关键词分析

尽管36条第3款的规定有其瑕疵,但第4款“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所引发的争议更大。

第一,关于“(我国)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该表述的内涵似乎是十分清晰的,但若我们从法人总部驻地和信徒构成主体国籍的角度去判断,则答案会呈现出十分复杂的情况,参见下表(略)

事实上,人们对第3款中的主语“(我国)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的理解主要指的是上表中的前两种类型。但随着全球化和我国移民潮的推进,上表中后两种类型已让我们对“(我国)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的覆盖度及其模糊性有更为感性的认识。须知,海外中国籍人聚居的地区往往会形成自己圈子的宗教团体/团契,以至法师、牧师、司铎、执事就是中国籍人,有时甚至可以说就是内地宗教信仰和组织的直接延伸。在这种情况下,其是否属于“(中国)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就不能一概而论,若宗教法人为外国籍、但构成主体为中国籍人且为中国传统宗教,如境外净土宗法人,将其称之为“外国宗教团体”似有争议。

此外,本文之所以在中国的后面附加了PRC就意味着作为中国一部分的台湾需要加以单独说明。众所周知,目前台湾的宗教政策总体上是法治的、宽松的,它也因此孕育了众多宗教社会活动家,其中佛教界有证严、净空、星云等法师,其宗教机构和影响遍布澳洲、北美、东南亚和中国内地,具有高度的国际性。若将他们创建的宗教机构称为“外国宗教团体”明显有悖于“一个中国”的原则,将其在内地的拓展和影响归结为“外国势力对华渗透”则更具争议。

第二,关于“外国势力”。[xxv]在大陆法系中,外国法人主要是指法人注册地在境外的公私法人。其中外国私法社团和财团包括境外公司、协会、大学等,如微软、西门子、国际足联、诺贝尔基金会、透明国际(TI)、(台)辅仁大学等,外国公法社团和财团则有联合国及其机构、圣座(la Santa Sede)以及外国教会、政党、工会、公法基金会等。但就宪法-行政法而言,“外国势力”通常主要(但不限于)指世俗公法主体,外国政府、国际性政党或组织最为其典型,共产国际被很多国家视为“外国势力”即与此相关。[xxvi]而国际性宗教组织却与之有别,因为教会与国家/政府在法治社会中没有体制性联系,教会原则上并不接受政府指令(instruction)或任命(appointment)。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圣公会对美国主教的规范和任命为何不被视为“英国势力”对美国宗教事务的干涉,以及为什么总部在我国的宗教团体对海外道场等给予指令和规范也同样不是对他国宗教事务的干涉。

第三,关于“支配”。一般被认为,“支配权”(Herrschaftsrecht)是民法学术语,它主要是针对物、而不是针对(法)人的,因为后者不能像物那样被支配。因此,即便跨国公司可对其境外全资子公司可以给出指令(国际连锁店表现得最为鲜明),那也不能被称为“支配”。外资外企在中国以及中资中企在外国的现象都普遍存在,若说那是外国势力对我国经济事务和经济主权进行干涉,或反过来说是中国势力对外经济事务、经济主权进行干涉,显然都是错误的。质言之,第4款中关于“支配”一词的使用是有争议的,它不是形容政府-教会关系的精确宪法术语。

(二)第4款的体系和目的分析

在分析了第4款中的“(我国)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外国势力”和“支配”这三个关键词的文义之后,我们再来看“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的整句内涵就会产生相当多的困惑。

首先,如果第4款被理解为我国宗教机构不应对总部在境外的教会的教规教律等有所服从(obedience)和遵守(observance),那么这就不仅与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相冲突,也与外国宗教组织须对总部在我国的宗教团体的教规教律有所服从和遵守的现象相冲突。须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国策的持续和9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推进,我国宗教界的海外拓展也有所恢复,[xxvii]其中佛教、道教等传统宗教创建的海外道场不仅要服从总部在仪轨、教规、理念等规定,就是主持、方丈、道长等在相当长时间内也必须由总部派出、任命或考核,而不能脱离具体宗派要求去搞什么本色化运动,如将圣母当成观音菩萨供奉的“创造性做法”就必然会被我国相关宗教组织所明令禁止。

很自然地,如果我们不认为我国宗教机构总部对境外分支机构的规范和约束是支配他国宗教事务的话,那么我们也同样不能认为总部在境外的宗教机构对我国教会的规范和约束是支配我国宗教事务。这一原则也是为联合国机构和现今的主流国家所认同的,参见《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视宣言》(联大1981年第 36/55号决议)第6条第7款:

有关思想、良心、宗教或信仰等方面的自由权利应着重包括下列各种自由:---(g)有按照宗教或信仰之要求和标准,培养、委任和选举适当领导人或指定领导接班人的自由;--(i)有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与个人和团体建立和保持宗教或信仰方面的联系的自由。

其次,在法治国家宪法中之所以看不到36条第4款这样的表述是因为它对宗教团体的输出和宗教输入上设置了双重标准,我国限制境外宗教团体来华活动的法规特别突出地表现了这一点,如《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1994年,国务院令第144号)和《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实施细则》(2000年,国家宗教事务局令),但我国却没有限制宗教团体对外传播的法律法规。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我国宗教团体对外推展的逐渐积累,宪法36条及相关法律法规所引发的国际交涉将不可避免。

最后,在法治国家,宗教团体的对外宣教等活动并不是国家行为,政府无权、也无法对公民对外宣教等进行干涉或禁止。[xxviii]以韩国为例,其对华宣教人数现已跃居世界第二(主要为基督新教),外交部就“宗教渗透”问题与其交涉时曾遇到了这样的回应:韩国是民主法治政体,政府无权干涉民众对外宣教活动。必须承认,韩国政府的回应并不只是外交辞令,它也道出了这样的法治原则:教会对外宣教等活动并不是国家行为,政府无权、也无法对公民对外宣教等进行干涉,这也正如我国政府无权、也无法对少林寺等创建海外道场等活动进行限制一样。

相应地,那种将宗教的国际性传播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渗透”、“和平演变”紧密相联的观点几乎是无须反驳的,究其本质,它将国家、市民社会、非官方组织混为一谈,并错误地将境外教会对华宣教活动视为其政府外交战略的一部分,并进而将其官方和非官方的外事活动通通视为一个有机的和拟人化的整体。[xxix]但如果我们认为我国教宗团体的海外拓展并不是政府活动,也不是政府对外“别有用心的渗透”,那么我们也就不能把国外宗教机构对我国相关教会组织的规范和影响通通说成是“渗透”或“和平演变”。

五、宪法36条与国际交往中的互惠对等原则

前文分析已触及到了宪法36条与国际法、国际惯例的关系,这里将主要结合我国宪法“序言”中所规定的“平等互利”外交原则,[xxx]以及国际交往中的互惠对等、互相尊重的原则对宪法36条做一评价。

首先,根据我国宪法、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中国公民的信仰自由若在海外受到公然侵犯或冒犯,我国政府即有义务对其进行交涉。以留学生为例,他们普遍面临着浓厚的基督宗教背景的社会环境,有的宗教团体也愿意利用这个契机向中国学生开展宣教。不过只要相关学生向使领馆报告有人“违背他们的意愿”向他们宣教,使领馆马上就会进行严肃交涉,以维护中国人无神论的生活方式受到尊重,所在国政府当然也有义务对此做出回应,这是文明国家对国际社会所应尽的责任。

但另一方面,我国宗教团体的输出活动却几乎完全不受国家的积极外交协助(协助不等于指令,它只是对实现所在国实现宗教自由的敦促)。尽管政府对经济领域的“走出去”战略实施积极协助,但对宗教团体的对外宣教和拓展却没有配合,这一窄化的做法显然不利于我国大国身份和影响力的全面发挥。[xxxi]毋庸讳言,在制度层面我们相对法治发达国家还有相当大的距离需要追赶:只有当我们培育出一个富足、文明、独立和充分发展的市民社会时,广义上的中国才能在世界上呈现出全面的辐射力和影响力,才能在国际上赢得深度的敬重。反之,像苏联那样只有国家外交、而缺乏市民社会非官方外交的案例却并不值得推崇。[xxxii]

其次,在全球化和网络技术高度发展的21世纪,恐怕已没有人会怀疑这一事实,即在欧美日韩等法治地区,中国籍人在宗教自由、言论自由、教育权等基本权利方面不存在或很少存在限制;反之,外国籍人在我国就无法享受到对等国民待遇。这种状况我们在央视新闻等节目中可以很容易地发现:我国官媒对法治国家反政府示威、热点事件、大选、重大灾害等进行采访或对在野人士进行访谈等一般都不会受到政府的警惕、盘查或变相阻拦,但外媒在大港“6.17”爆炸等事件现场就无法进行自由采访,其采访地点、时间、对象等都需受严格的事先审查和指定。对此我们还可以从这样的事实中得到进一步印证,即我国“大外宣”战略只能在言论自由得到充分保障的社会中才能取得成功,而在朝鲜、前利比亚等国,“大外宣”则完全不具备实施的条件。

当然,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我国籍人口长居海外和外国籍人口长居中国的规模逐渐增加,以及中国国际影响的日益提升,中国政府发表外国宗教或人权状况评估的做法一定会有所扩大,从《美国人权纪录》扩及到他国人权纪录的做法是不可避免的。即便抛弃中美之间外交斗争的需要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不可能长期容忍某个国家对我国籍人口不给予国民待遇、但其国籍人却在我国享有充分国民待遇的现象,那缺乏对我国最起码的尊重。就此,宗教自由之所以会构成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中互惠和互相尊重原则也就更加不难理解。

以与我国外交关系极为密切的俄罗斯为例,尽管尊重东正教在华教产以及莫斯科牧首(Patriarcha,又译“宗主教”)的教会法管辖权(canonical jurisprudence)是现代法治国家的通行做法,[xxxiii]但它因种种原因并没有受到中国政府的尊重和保障。须知,新中国不承认东正教为五大宗教引发了诸多后遗症,如教产返还缺乏接收主体等问题。以远东最大的东正教堂哈尔滨圣索菲亚大教堂为例,尽管该教堂的历史沿革较为复杂,但无论如何其所有权应为东正教会、而不应是当地政府;同时,该教堂中的宗教活动不仅不应取缔,且其最终的教会法管辖权(canonical jurisdiction)应为莫斯科牧首无疑。

众所周知,新中国和苏联并没有对东正教会及其财产、教会法管辖权等进行外交谈判,但不意味着苏联政府有资格代替教会和莫斯科牧首做出放弃在华教产和管辖权等决定,而是因为其在苏联时期受到了压制,教会的正常主张和诉求不能及时而充分地反映在两国政府的外交之中。[xxxiv]换言之,中苏建交没有触及这个问题并不意味着中国政府没收东正教会教产、涤除莫斯科牧首管辖权的做法具有合法性。否则我们就完全无法理解在俄国转轨之后,东正教会、信徒会对其在华宣教所受限制以及我国相应宗教政策为何有所不满,也无法理解俄东正教高层为何多次就对华宣教问题向其政府提出与我国进行交涉的要求并以邀请达赖赴俄参加国际宗教会议的方式来施加压力。这里需再次提及的是,教会或市民社会不必然与政府利益相一致,它们没有义务配合国家实施外交战略,教会邀请外国宗教领袖来本国参会交流等属于民间外事活动,原则上与政府无关。

上述分析充分表明,缺乏真诚互惠和彼此尊重的国际交往是不可能长久存在或固化的,它不仅有违我国宪法“序言”所确定的“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外交原则,还涉及到很现实的移民所在国福利资源分配、贸易政策、大选、立法等现实问题,而有些国家的议会、政府之所以对我国宗教和人权状况给出评估正与其体制深度相关。但只要我们承认国家间的关系不仅仅只是官方关系,还包括民间非官方外交,那么我们就能更充分地理解宗教自由(权利)的实现和保障程度对一个国家赢得世界性尊重是多么重要。熟悉苏美外交史的人都知道,苏联酷烈的宗教政策引发了崇尚宗教自由的美国人民的普遍反感,而这种反感情绪背后的民意正构成了美国与苏联建交的重大阻碍因素之一,若没有紧迫的“二战”国际形势,两国建交的时间实难预测。

结 语:82宪法的时代局限性有待突破

众所周知,82宪法是我国在刚刚启动“改革开放”国策的背景下制定的,限于时代,当时的制宪者并没有考虑到我国宗教的对外输出问题,其关注重心主要在于对境外宗教组织对我华宗教传播等活动的防范。当然,我们现在知道过去的做法是不恰当的,它既缺乏足够的国际视野和前瞻力,也缺乏对法治社会中国家/政府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划界的恰当认识。例如制宪者没有充分考虑到我国宪法与《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等文件的衔接,对国际法和国际交往中的互惠原则的考量也极为单薄,更没有在宪法中明确提及国际条约和国内法的关系,乃至包括宪法在内的国内法与国际法冲突时如何解决目前依然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重大问题。

此外,当时的制宪者也没有在国际上争夺人才的大国雄心,也没有建立能够长期吸引和安顿外来人才的制度体系的考虑,《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彭真,1982)即充分表明了这一点。不幸的是,这种格局及其思想沿袭至今,乃至就是《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2004年)出台之后,外国人获得我国永居权的难度依然极大,其难度甚至远远超过了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据统计,2004年至2013年10年间,仅有7356人获得中国绿卡,[xxxv]且其中大部是通过政府通过“千人计划”所引进的华人,如杨振宁等。而普通外国籍人若想通过正常渠道获得中国绿卡则依然十分困难。这一现象已引起了学界、政界的广泛讨论和关注,如2016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的意见》即明确提出了永久居留权人在华享有子女入学、医疗保障等方面享受中国公民同等待遇。[xxxvi]当然,该文件关于外籍人基本权利的列举依然是相当狭窄的,创建教会、兴办教会学校、大学等权利并没有被列举,它们显然还需要更体系化、更进一步的制度和立法改进才能获得实现和保障。

现代文明大国兴起的历史充分表明了人才的重要性。如果我们承认我国也要像发达国家那样在国际上争夺人才,甚至是通过输入普通人才以缓解我国日益严重老龄化的迫切问题,那么如何能让有各种信仰的人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自由安定地生活、享受法治和善政显然应是一流的政治家所必须面对的重大任务。美苏争霸史表明,吸引国际人才的不仅仅只是物质待遇以及个人才干发展的舞台,自由和法治的社会环境是更为基本的因素;我国这30年来的发展史更加表明,比免税优待、低价出租土地等更为重要的招商环境恰恰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所申明的民主、自由、公正和法治!

综上所述,我国宗教自由程度低的制度根源并不仅仅只是宪法没有得到充分尊重所致,它也是宪法36条本身使正文和但书条款发生实质性颠倒所致,其立法目的也主要是防范宗教自由权的滥用,而不是保障其正当权利的实现。可以说36条本身的重大瑕疵为我国宗教自由未能得到充分保障和落实提供了法形式上的阿基米德支点,并因而引发了一系列的法律和现实问题。可以预见的是,如果不对其进行修正、而仅靠低位阶的法律法规去调整,将很难为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提供基本法层面的坚实支撑!

注释

[i] 此观点是国内法学界的主流,如田飞龙,“中国宗教法律体系的缺陷分析与宗教法治化的路径探讨”,《领导者》(香港)2011年12期。

[ii] 其地方性行政文件的依据主要为《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和创新寺庙管理的决定》(藏党发〔2011〕16号)、《西藏自治区驻寺干部管理办法(试行)》、《西藏自治区驻寺干部交流办法(试行)》等,但这些做法没有全国性法律的依据!

[iii] 就法形式而言,该“惯例”相当于宗教局官员驻派(presso)宗教协会。它只是宗教局内部决策的产物,并无法律依据。

[iv] 释永信卧室因装修偶然发现了多个摄像头,其中一个正对卧床,当事人报案后却不了了之。这类事情绝非孤例,有些教长谈及“实质性问题”时往往不在办公地点,而是外出到茶馆等。

[v] 如《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根据人权理事会第5/1号决议附件第15 (b)段和理事会第 16/21号决议附件第5段汇编的资料:中国(包括香港和澳门)》,全文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官网:http://www.ohchr.org/ch/PublicationsResources/Pages/AnnualReportAppeal.aspx(2016/01/01)(按我国对联合国的承诺,此网不受屏蔽)

[vi] 参见第7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本法规定之罪的,适用本法,但是按本法规定的最高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可以不予追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作人员和军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本法规定之罪的,适用本法。

  第8条: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或者公民犯罪,而按本法规定的最低刑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可以适用本法,但是按照犯罪地的法律不受处罚的除外。

[vii] 参见第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经济活动中的垄断行为,适用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垄断行为,对境内市场竞争产生排除、限制影响的,适用本法。

[viii] 一般认为,法国《人和公民的权利宣言》和美国《独立宣言》是最早在宪法性文本中引入基本权利理念的历史时刻,而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1966年《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私法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等则是此领域进一步的国际基础性文件。

[ix] 根据纯粹法学说,宪法典变动只有两种形式:一为再造(remaking),即重新颁布宪法;二为修正(revising),即对现有宪法条款进行局部性的添加(adding)、嵌入(inserting)、废止(striking out)或取代(substituting)等。也即,新的国家体制是否与过去有实质性变化在非所问,其判断基准是纯法形式意义上的,如法国1958年、苏联1977年、瑞士1999年、中国1982年重新颁布宪法的活动即为再造,故本文称82宪法的立法者为“制宪者”、而非“修宪者”。

[x] “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与方法学术”学术研讨会迄今已有十余年,但法学界对“基本权利”的理解依然存有分歧。

[xi] 关于该公约须说明者有三:第一,该公约现多译为“《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种翻译并不精确。就Civil Rights及该公约的整个文本而言,其确切意思为私法权利,而公民权利原则上仅指与国籍权紧密相关的权利;第二,政治权利既可指公民权,也可指外籍人所享有的政治权利,如新闻自由权、宗教自由权、结社权等;第三,正如该公约“序言”所指出的,它是贯彻《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人权普世宣言》(United Nations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1948)的产物,相关权利“源于人类的内在尊严”(derive from the inherent dignity of the human person),与国籍没有必然联系。总之,该公约不是关于严格意义上的公民权的公约,而是关于私法和政治权利层面普遍人权(universal human rights)的公约。

[xii] 汉语文献参见:(德)康拉德.黑塞:《联邦德国宪法纲要》,李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第224-372页,第三部分、第一编“基本权利”。

[xiii] 众所周知,基本权利的深度缺失是催生“二战”的重要原因,德日政府当初之所以能轻易煽动起大规模对外侵略是以其无视和侮蔑基本权利条款为前提的,尤其是言论自由,对此《世界人权宣言》是这样的反思性总结的:“鉴于对人权的无视和侮蔑已发展为野蛮行径,人类的良知出离愤恨,一个人类享有言论、信仰以及免予恐惧和匮乏的自由的世界的到来已被宣示为人类共同的最高企望”。在当代,一个国内缺乏充分言论自由的国家也同样会让世界感到不安。

[xiv] explanation和interpretation虽然都可译为“解释”,但意义完全不同,interpretation多指法院在特定案件中对法律的司法解释,而explanation可多指立法机关的抽象解释。关于法律中使用explanation或illustration的具体样例参见《新加坡刑法》。

[xv] Torcaso v. Watkins, 367 U.S. 488 (1961), at 495, note 11.

[xvi] “分离之墙”最初来源于杰弗逊的论述,详见:Daniel L. Dreisbach, Thomas Jefferson and the Wall of Separation between Church and State,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3. 以“分离之墙”为论述中心的专著参见:Frank Joseph Sorauf, The Wall of Separation: The Constitutional Politics of Church and Stat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xvii] 该款的官方英译文参见全国人大官网:http://www.npc.gov.cn/englishnpc/Constitution/2007-11/15/content_1372964.htm(2015/01/29)

[xviii] 全文参见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2016-01/13/c_1117766388.htm(2016/01/14)

[xix] 参见环球新闻网:http://w.huanqiu.com/r/MV8wXzgzODQ4MTdfMTI2NF8xNDUyODEyNzAw(2016/01/14)

[xx] 参见:叶小文,“宗教极端主义不是宗教”,载《人民日报》2016年1月12日03版。毋庸讳言,该文的标题即存在显然的语义学错误。

[xxi] 法治国家可以打击恐怖主义并就其进行立法,但必须看到的是,恐怖主义的信仰背景是相当多样的,它既可能是伊斯兰教(如ISIS),也可能是基督教(如爱尔兰共和军在英国实施的恐怖主义),还可能是无神论(如布尔布特政权)。

[xxii] 目前的《宗教事务条例》并不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而且其立法过程缺乏民主性、科学性和专业性,也缺乏公开的听证程序等,效果不尽如人意,其修改现已进入了官方日程。

[xxiii] 按照现行土地政策,为官方承认的宗教团体欲取得土地进行兴扩建的前提原则上是要取得土地拨付(教会不应以商业地产价格竞地),这直接导致了我国目前宗教建筑的面积和容纳力远远落后于信教群众和神职阶层的需要;同时,它也使相关部门在审批上享有了巨大裁量权和整治“非法”扩建的宗教建筑的权力,而南方某省近两年沸沸扬扬的拆除“非法教堂”事件正与此相关。

[xxiv] 对此国内学者已经给出了相当多的论述,如:刘澎,“中国的宗教为什么会有这些问题?”,参见普世社会科学研究网,http://www.pacilution.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6419(2016/01/12)

[xxv] “外国势力”在我国宪法英译本中没有严格对应词,36条第3款官方英译文为:“Religious bodies and religious affairs are not subject to any foreign domination.”参见全国人大官网:http://www.npc.gov.cn/englishnpc/Constitution/2007-11/15/content_1372964.htm(2015/01/09)

[xxvi] 共产国际实际上为联共(布)所控制,它和各国共产党的关系一度成为了国际社会承认苏联的巨大障碍之一,该现象最直接的政治后果就是英法美等大国在面对纳粹德国崛起时长期不愿与苏联合作,并试图采取了祸水西引、争取苏德两恶相争的外交政策;同时这也是它在1943年取消的原因。详细论述参见:沈志华,“是阴谋还是骗局?详解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全过程”,见沈志华主编:《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中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513-534页。

[xxvii] 关于我国汉传佛教在荷兰乌得勒支市所建龙泉大悲寺一事的新闻报道参见佛教在线:

http://www.fjnet.com/hwjj/haiwainr/201512/t20151210_237696.htm(2015/12/10)

关于美国汉传佛教国际文教中心成立的新闻参见中共新闻网:

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5/03-20/7145909.shtml(2015/3/20)

[xxviii] 非法治国家并非如此,如伊朗什叶派和沙特逊尼派的外拓和输出就有政府直接而明确的公权支撑,这两个国家在2016年的断交即与宗教问题深度相关。

[xxix] 国内外交学界对这种方法论的批评参见:周琪主编,《美国外交决策过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xxx] 宪法“序言”原文参见: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就是同世界人民的支持分不开的。中国的前途是同世界的前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的交流。

[xxxi] 关于从公共外交和对外战略角度看待我国的宗教输出问题,宗教学专业的研究已较为充分,其中专著参见:卓新平,《中国宗教与文化战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徐以骅、邹磊主编,《宗教与中国对外战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xxxii] 顺便说明的是,我国外交战略的制定和实施目前依然是以政府为主导,如目前的“一带一路”等外交战略就很少涉及到民间的对外交往,也很少考虑到民间的参与意愿,其他国家民间团体的参与愿望则更加不被重视。

[xxxiii] 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即便是在冷战期间,莫斯科大牧首对国美境内东正教会的教会法管辖权亦没有被法律所涤除,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Kedroff v. Saint Nicholas Cathedra(1952)一案中即明确肯定了牧首的管辖权。简要介绍参见:(美)约翰•维特、朱尔•A.尼克尔斯,《宗教与美国的宪法实验(第3版)(2011年) 》, 袁瑜琤译,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2年,第387页。

[xxxiv] 关于苏联在斯大林时代(而非赫鲁晓夫时代)如何利用东正教进行“海外统战”的一般性介绍参见:贾付强,“俄罗斯东正教会与苏联公共外交(1943-1953年)”,《俄罗斯研究》2013年第1期。但关于苏联如何处理教会海外教产、教会法管辖权这两大主要问题,还有待于相关学者的揭示。

[xxxv] 参见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16-01/23/c_128660398.htm(2016/01/23)

[xxxvi] 全文参见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2/18/c_1118089053.htm(2016/02/19)

请看《 修订草案》对家庭教会的影响

《修订草案》共有 9 章 76 条,其中影响家庭教会的有 20 条,具体内容如下:

1. 教会登记

条款:第七条 宗教团体的成立、变更和注销,应当依照国家社会团体管理的有关规定办理登记。

影响:《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 第六条规定“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国务院或者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授权的组织,是有关行业、学科或者业务范围内社会团体的业务主管单位(以下简称业务主管单位)。”中国的社团登记是双重批准,依据此条例,各类宗教团体的业务主管单位是宗教局,没有宗教局的批准,家庭教会无法进行登记,无法取得“宗教团体”的法律资格。

2. 聚会场所

条款:第二十一条 筹备设立宗教活动场所,由宗教团体向拟设立的宗教活动场所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提出申请...宗教活动场所的设立申请获批准后,方可办理该宗教活动场所的筹建事项。筹建期限由做出批准决定的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确定。

条款:第三十五条 信教公民有进行经常性集体宗教活动需要,尚不具备条件申请设立宗教活动场所的,由信教公民代表向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提出申请,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征求所在地宗教团体和乡级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意见后,可以为其指定临时活动地点。
在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指导下,所在地乡级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对临时活动地点的活动进行监管。具备设立宗教活动场所条件后,办理宗教活动场所设立审批和登记手续。

条款:第四十条 信教公民的集体宗教活动,一般应当在宗教活动场所内举行,由宗教活动场所、宗教团体或者宗教院校组织,由宗教教职人员或者符合本宗教规定的其他人员主持,按照教义教规进行。

条款:第六十七条 擅自设立宗教活动场所的,宗教活动场所已被吊销其登记证书仍然进行宗教活动的,...由宗教事务部门会同公安机关予以取缔,有违法所得、非法财物的,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违法所得无法确定的,处 5 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房屋、构筑物的,由建设主管部门依法处理;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条款:第六十八条 为违法宗教活动提供条件的,由宗教事务部门给予警告...有违法房屋、构筑物的,由建设主管部门依法处理;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影响:根据上述条款,筹备宗教活动场所应先由宗教团体向宗教事务管理部门提出申请,申请获得批准后,方可办理筹建事项,家庭教会不是政府认可的宗教团体,不能获得宗教事务管理部门的批准,家庭教会的聚会场所是“未经批准,擅自设立”的宗教场所,将被取缔、罚款。第三十五条取消了家庭教会成员在信徒家中举行聚会或查经的合法性,禁止教会的小组活动。

3. 神职人员

条款:第三十六条 宗教教职人员经宗教团体认定,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备案,可以从事宗教教务活动...未取得或者丧失宗教教职人员资格的,不得以宗教教职人员的身份从事活动。

条款:第七十一条 假冒宗教教职人员进行宗教活动或者骗取钱财等违法活动的,由公安机关会同宗教事务部门责令停止活动;有违法所得、非法财物的,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并处 1000 元以下罚款;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影响:家庭教会牧师、传道人及其他神职人员没有相关“宗教团体”(三自教会)认定,没有到宗教事务管理部门备案,不能以神职人员身份从事活动。宗教事务管理部门可根据第七十一条对家庭教会神职人员进行处罚。

4. 宗教活动定性

条款:第四条 国家依法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维护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和信教公民的合法权益。

影响: 《修订草案》总则使用“正常的宗教活动”而不是“合法的宗教活动”给了宗教事务管理部门巨大的自由裁量权。什么是“正常”,谁来定义“正常”?如果“正常”的标准由宗教局来制定,宗教局就获得了极大的权力来对家庭教会的宗教活动随意进行管理。

5. 宗教管理机构

条款: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依法对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宗教事务进行行政管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负责有关的行政管理工作。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协助人民政府以及有关部门管理宗教事务。

影响:除宗教事务部门以外,其他政府部门,甚至村委会、居委会都被赋予权力对宗教活动进行管理,极大地扩大了政府行政机构对宗教的管理权限,形成了对宗教前所未有的全方位的、特别是基层层面的、严密的监督管理网络。

6. 宗教活动管理

条款:第六十二条 干扰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正常的宗教活动的...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条款:第六十三条 利用宗教...妨害社会管理秩序。

影响 :家庭教会的任何宗教活动都可以被称为“干扰”三自教会的宗教活动、违反治安管理条例、妨害社会管理秩序,并因此遭到处罚。

7. 校园宣教

条款:第四十四条 禁止在国民教育学校传教、举行宗教活动、成立宗教组织、设立宗教活动场所。

影响:家庭教会在学校开展的宣教事工违反该条,将受到处罚。

8. 宗教出版

条款:第四十五条 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和寺观教堂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编印、发送宗教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出版公开发行的宗教出版物,按照国家出版管理的规定办理。

影响 :家庭教会不是宗教事务管理部门认可的宗教团体,不能出版、编印任何宗教出版物,也不能编印、发行任何内部资料、印刷品。

9. 网络管理

条款:第四十七条 从事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应当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审核同意后,按照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办理。

条款:第六十六条 擅自从事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或者超出批准或备案项目提供服务的,由有关部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处理。

影响:家庭教会开设的网站未经省级以上宗教事务管理部门同意,将受处罚。

10. 神学教育

条款:第十一条 宗教院校由全国性宗教团体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宗教团体设立。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设立宗教院校。

条款:第四十一条 非宗教团体、非宗教院校、非宗教活动场所不得组织、举行宗教活动...不得组织公民出境参加宗教方面的培训、会议、活动等。

条款:第六十七条 ...擅自设立宗教院校的,由宗教事务部门会同公安机关予以取缔。擅自组织信教公民到...境外参加宗教方面的培训、会议、活动等的,由宗教事务部门会同公安等部门责令停止活动,可以并处 2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影响:根据上述规定,家庭教会不得举办任何神学培训机构。

11. 教会奉献

条款:第四十一条 非宗教团体、非宗教院校、非宗教活动场所不得组织、举行宗教活动,不得接受宗教性的捐献。

条款:第六十七条 非宗教团体、非宗教院校、非宗教活动场所组织、举行宗教活动,接受宗教性捐献的,由宗教事务部门会同公安、民政、建设、文化、旅游、文物等相关部门责令停止活动;有违法所得、非法财物的,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可以并处违法所得 1 倍以上 3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条款:第六十八条 ...有违法所得、非法财物的,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情节严重的,并处 2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罚款。

影响 :家庭教会不是宗教事务管理部门承认的宗教团体,接受教会会众奉献违反《草案》第四十一条、第六十七条,奉献要罚款、没收。

12. 教会房产

条款:第五十条 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合法使用的土地,合法所有或者使用的房屋、构筑物、设施,以及其他合法财产、收益,受法律保护。

条款:第五十一条 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所有的房屋和使用的土地等不动产,应当依法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不动产登记机构申请不动产登记,领取不动产权证书;产权变更、转移的,应当及时办理变更、转移登记。

影响: 家庭教会不是宗教事务管理部门认可的“合法”宗教团体,无法取得房屋等不动产。

13. 教会租房

条款:第六十八条 为违法宗教活动提供条件的,由宗教事务部门给予警告,有违法所得、非法财物的,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情节严重的,并处 2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房屋、构筑物的,由建设主管部门依法处理;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影响 :断绝家庭教会聚会的场所来源,消除家庭教会租房聚会的可能性。

“2030宣教中国”济州岛峰会前夕 中国家庭教会领袖出境被阻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

“2030宣教中国”济州岛峰会前夕,9月25日及26日,中国多名家庭教会领袖分别在北京、上海等地机场出境时,被边防检查站拦截,无法成行。据称,大会向中国一千多位基督徒发出邀请,以出席27日在韩国济州岛举行的宣教大会。

“2030宣教中国”济州岛峰会将于9月27日至30日在韩国济州岛举行。在大会开幕前,中国多位家庭教会领袖在中国机场海关出境时,遭到边防人员拦截。一位匿名的教会领袖26日告诉记者,两天来,在北京、上海等地的机场,有多名教会领袖被阻止出境:“昨天、今天,一些主要的组织者,在过海关的时候都被拦截,有很多的国内牧师被拦截。国内城市的家庭教会准备在这个月底27日到30日,在韩国的济州岛召开宣教中国2030大会,总共要求国内家庭教会的领袖一千多人参加。从昨天开始,在大会担任主要同工的教会领袖在到济州岛的海关被拦截”。


该牧师称,拦截家庭教会领袖事件,主要发生在北京及上海机场:“今天被拦截,北京的主要是同工,还有上海万邦教会的崔权牧师,还包括北京的李风牧师。今天上午已经知道这些主要的同工被拦截了。下午还会有同工被拦截”。

记者当天致电上海万邦教会主任牧师崔权。他向记者证实被拦截,但不愿多说。

记者:崔牧师?

崔权:是。

记者:听说您今天在机场被海关拦截,不让您去济州岛。

崔权:是。我不便接受你采访,以后我们再谈吧,好吗。

记者:有多少人不让出境?

崔权:有两个人,上海只有两个人。

据知情人士称,另一位被阻止出境的是上海佳音教会主任牧师夏友光:“被拦截的都是重要的组织者和发起人,上海夏友光牧师也是发起人之一。这次应该是继2010年洛桑会议被拦截事件以来,最大的一次拦截事件”。

据了解,此次会议由包德宁牧师所创办的“复兴华人国际事工”主办。还特别邀请华人教会和韩国教会许多著名的牧者主讲,包括服事华人教会30多年的包德宁牧师、以及韩国最具有代表性的超大型教会汝矣岛纯福音教会的主任牧师李永勋、与大地教会主任牧师李再勋等多人宣讲。

主办方于今年8月向中国的牧者和弟兄姊妹发出的邀请函称,自2005年开始,我们曾在香港、印尼及巴黎主办不同的复兴特会,让中国教会的牧者们可以跟各国的教会多接触及交流。今年我们将移师韩国举行,希望藉此难得机会,让中韩两国的教会彼此更多认识,彼此鼓励,共同燃点复兴之火焰。

主办方在介绍这次会议时称:“中韩文化极为相似,两地教会在传福音上是忠于耶稣基督的吩咐,并热切地追求真理,及渴望让真理来塑造信徒的生命,以至于对宣教的推动都满有热忱,盼日后两地教会彼此守望、互相联合,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荣耀上帝。为此我们设立中韩联合特会作为平台,让两国信徒能共同参与,彼此鼓励,更深入的促进沟通与认识,以至并肩走向神学教育及宣教之路。”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报道。

浙江丽水市开展抵御宗教进校园行动

对华援助协会通讯员

今年以来,浙江丽水市政府开展抵御宗教进校园行动,通过政府专家或官员给高校新生灌输无神论思想,排斥有神论和各种宗教。

9月,丽水市职业技术学院邀请丽水市民宗局局长张亮明,上了一堂题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自觉抵御宗教观念以及各种有神论的侵蚀》的宗教辅导讲座。学院100多名老师和400多名大一新生参与讲座。此次讲座分为六个部分,1.正确认识宗教的本质、2.宗教的特征、3.深刻分析宗教存在的问题4.、宗教工作方针、5.宗教工作任务、6.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者等六个方面。

政府干涉宗教事务,通过政府行为强制性给年轻学生灌输无神论,而且污蔑和贬斥宗教,这明显是在破坏中国政府自己制定的宪法和法律中的宗教信仰自由的规定。对此对华援助协会表示谴责。


杨学林关于李金星律师吊照公告

中国当代最优秀律师之一李金星(伍雷),今天被山东省司法厅官员告知,拟吊销他的律师执业证书。经了解,此事件的起因是由于李金星为广东一个案件的辩护,被某法院投诉。本人对于该法院的投诉不予评论,但对于李金星律师目前的遭遇,公告如下:

一、本人愿意接受李金星律师的委托,担任其代理人参加听证、诉讼及一切维权活动;

二、如李金星委托其他律师担任代理人,则本人愿意担任李金星的私人法律顾问;

三、如李金星最终被吊销律师执业证书,本人即向其捐赠十万元人民币,与其他捐赠者共同帮助其开创新的事业,养家糊口。

特此公告。

中国北京律师 杨学林

2016年9月26日

基督徒律师等致函人大常委会 要求解释宪法前暂停对宗教条例公开征求意见

对华援助协会驻守香港特约记者乔农

中国各地的牧师、学者及律师等24人,就国家宗教局报送国务院法制办的关于《宗教事务条例修订草案(送审稿)》,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出建议书,要求解释《宪法》第三十六、八十九条,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等条款,并要求在人大常委未解释之前,暂停对《宗教事务条例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

9月20日,二十多位中国公民通过邮寄方式,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出《关于解释宪法第三十六、八十九条的建议书》。该建议书称:我们是来自全国各地的24位中国公民,有执业律师、教会教牧人员、宗教研究学者、信教公民。长期以来,我们十分关注中国的宗教法治化进程,关注政府如何落实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


中国国务院法制办公室于今年9月7日对外公布了国家宗教局报送的关于《宗教事务条例修订草案(送审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民间认为,该送审稿中涉及宪法三十六条规定的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宪法八十九条规定的国务院的职权范围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以上问题不清楚,则制定和修改《宗教事务条例》的合宪性合法性将存在疑问。特提出解释宪法的建议。

建议书五位基督徒作者之一,李贵生律师表示,宗教事条例修订草案,新增了许多内容,其中多处与宪法的基本原则相抵触:“国务院法制办公室要征求意见,我们五个律师都是信主的,我(李贵生)、杨兴权、张培鸿、雷小冬、范标文都是基督徒,对于宗教事务条例修订稿征求意见,五个律师起草一个意见放在群里讨论。并作了一些修改后,提交上去了”。

李贵生说,他们在起草建议中发现:“第一个就涉及到宪法36条规定,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还有国家保护人民正常的宗教活动。那么就去请教一些学者,他们讲起来就更高深了,宗教跟信仰不是一回事。宗教高深多了。但是宗教一定是信仰,信仰不一定是宗教。我们学者理解宗教就是宗教,信仰就是信仰。说宗教信仰自由的话,那就是宗教自由。应称宗教或信仰自由。那么自由的含义是什么,那是有大篇文章可写的,涉及到公民的权利”。

建议书称,无论是近年来的政策规定还是司法实践,都没有明确、直接和公开地对“宗教信仰自由”进行具体解释,导致了在涉及宗教管理的政策实施和司法实践中,执法者与信教公民因对基本概念的不同理解而出现诸多矛盾,甚至激烈冲突,造成部分信教公民认为其基本权利受到侵害。

中国全国人大作为中国最高权力机构,除了制定法律,也有解释法律的权利。国务院各部门作为行政职能机关是否有权利制定法律。李律师说:“国务院有没有权力制定涉及到公民基本权利的法规?国务院根本就没有权力。因为国务院是行政机关,他没有立法权,这样的法律应该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它属于基本法律。比如《刑法》涉及到人的自由、生命,一律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这是基本法律,《立法法》里也有规定,哪些法律必须是制定法律,来加以规范的”。

李贵生还说,即使国务院制定法规,必须经全国人大授权,由国务院法制办起草,由法律专家、宗教界及社会各界人士参与,否则连提交草案的权利都没有。这些要求在《立法法》中有明确规定。他说,宗教局起草《条例》还违反了行政许可法等:“行政许可法规定哪一些东西可以设立行政许可,要成立宗教团体要他(宗教局)批准太难了,比申请上市公司还难。想成立一个宗教活动场所,你必须通过宗教团体向县一级的行政部门申请,也就是通过三自,我还要市宗教管理部门批,几乎不可能”。

中国各地家庭教目前的会生存环境日趋恶劣,而家庭教会的人数远远多于官方三自教会。贵阳活石教会牧师苏天富对记者说,大家都应该关注宗教事务条例修正草案:“不同的宗教人士,应该要求整个社会不同的人士来参与,不能说你自己制定一个规则,要大家来参与,特别是条例中的条款非常严苛,包括对于聚会场所的要求,对于宗教团体的要求等,还有很多的处罚。包括罚款,像我们这间教会。当然他还会,如果按照新的条例,主管部门觉得你有问题,就可以处罚你。行政管教会,很多部门都可以参与,包括社区居委会都可以来管教会”。

这份建议书要求在人大常委未解释宪法条款之前,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暂停对《宗教事务条例修订草案》,继续公开征求意见。

对华援助协会驻守香港特约记者乔农报道。

贵阳律师李贵生

24位公民(律师、牧师、学者、信仰者)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

关于解释宪法第三十六、八十九条的建议书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我们是来自全国各地的24位中国公民,有执业律师、教会教牧人员、宗教研究学者、信教公民。长期以来,我们十分关注中国的宗教法治化进程,关注政府如何落实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

2016年9月7日下午,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公布了国家宗教局报送的关于《宗教事务条例修订草案(送审稿)》(以下简称送审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向社会公众广泛征求意见。我们基于学理、法理和《宗教事务条例》在实践中的执行情况,认为该送审稿中涉及宪法三十六条规定的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宪法八十九条规定的国务院的职权范围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以上问题不清楚,则制定和修改《宗教事务条例》的合宪性合法性将存在疑问。为此,我们依据宪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和宪法第六十七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一)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特提出解释宪法的建议。

由国家宗教局报送的《宗教事务条例修订草案(送审稿)》第一条规定,为了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维护宗教和睦与社会和谐,规范宗教事务管理,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制定本条例。这是涉及宪法第八十九条规定的国务院的职权范围。送审稿第二条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这是直接援引宪法第三十六条。送审稿第四条规定,国家依法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这也是直接援引宪法第三十六条。

然而,无论是近年来的政策规定还是司法实践,都没有明确、直接和公开地对下列概念进行具体解释,导致了在涉及宗教管理的政策实施和司法实践中执法者与信教公民因对基本概念的不同理解而出现诸多矛盾甚至激烈冲突,造成部分信教公民认为其基本权利受到侵害。这些需要解释阐明的概念术语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1、宗教及信仰的界定。特别是在司法实践中应该如何确定宗教与非宗教,以及宗教与信仰之间的关系。

2、宗教信仰自由的含义。宗教信仰自由是否包括了宗教自由和(或)信仰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与其他自由之间的关系?

3、宗教自由是否包括信教人群在集体礼拜、设立宗教场所、使用宗教标识、出版宗教书籍、传播宗教信仰等宗教实践的自由?

4、宗教信仰自由是否包括父母有按照自己的宗教信仰教导子女或为子女选择宗教信仰教育的自由?

5、正常的宗教活动的含义。何为正常的宗教活动?何为非正常的宗教活动?二者之间划分的标准有哪些?

同时,如上所述,由国家宗教局报送的《宗教事务条例修订草案(送审稿)》涉及到宪法所规定的多项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基本权利。为此,需要解释宪法第八十九条中有关国务院行使的职权中是否包含制定涉及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基本权利的行政法规。

基于上述理由,我们特提出如下建议:

一、解释宪法第三十六条 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和第三款“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的含义。

二、解释宪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根据宪法哪条、哪部法律的哪条哪款,国务院行使制定涉及“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行政法规的职权。

三、未解释之前,要求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暂停对《宗教事务条例修订草案(送审稿)》公开征求意见。

建议人:

李贵生 男,汉族,出生于1960年4月,贵州人,贵州律师 电话13985500061

杨兴权 男,汉族,出生于1969年1月,辽宁人,北京律师 电话18600895279

张培鸿 男,汉族,出生于1972年4月,云南人,上海律师 电话 18621380168

萧云阳 男,汉族,出生于1964年11月,贵州人,贵州律师 电话13984387856

陈建刚 男,汉族,出生于1979年3月,山东人,北京律师 电话 13911174953

雷小冬 男,汉族,出生于1975年12月,陕西人,陕西律师电话13379080227

夏 钧 男,汉族,出生于1952年8月,黑龙江人,广东律师,电话001-510-3666288

李晓明 男,蒙古族,生于1989年8月,内蒙人,北京律师,电话13681218964

范标文 男,汉族,出生于1972年4月,江西人,广东律师,电话 15889635216

项 黎 女,汉族,出生于1948年3月,浙江人,上海律师,电话17740884807

邓庆高 男,汉族,出生于1985年2月,江西人,福建律师,电话15080334144

熊万里 男,汉族,出生于1988年4月,重庆人,上海律师,电话13371822350

张 坦 男,汉族,出生于1954年4月,贵州人,信教公民,电话 13595175019

唐伯虎 男,汉族,出生于1953年10月,上海人,教会长老,电话18116235832

李 鹏 男,汉族,出生于1978年10月, 河南人, 牧师,电话 13724473938

苏天富 男,汉族,出生于1975年7月,贵州人,牧师,电话 15885053034

王 勇 男,汉族,出生于1965年3月,湖北人, 传道人,电话13907624525

王震静 男,汉族,出生于1983年11月,浙江人,信教公民,电话15988774366

张志鹏 男,汉族,出生于1973年,南京居民,大学教师,宗教研究者,电话13851920172

王 怡 男,汉族,出生于1973年6月,四川成都人,牧师,电话 18908033139

张春雷 男,汉族,出生于1964年1月, 贵州人,传道人,电话17784801517

王华生 男,汉族,出生于1956年1月, 四川成都人,牧师,电话13908019503

彭 强 男,汉族,出生于1973年, 四川成都人,牧师,电话13808026737

董建林 男,汉族,出生于1964年,陕西人,大公教会主教,电话13384909331

二0一六年九月二十日

辯護律師王振宇為夏霖做無罪辯護的辯護詞

尊敬的合议庭:

夏霖的行为不构成诈骗罪,请依法对其作出无罪判决。

第一部分

这是一起被告人无罪却被强行起诉的案件

一、控方逻辑构建失败,用以指控夏霖犯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起诉书》称:“2014年间,被告人夏霖以法院拍卖楼房、投资项目需要资金为由,骗取被害人王某某、方某某、罗某某及某某投资公司钱款共计人民币1000余万元,并将上述钱款用于归还赌债等支出。”

侦、控机关拣选与推测夏霖生活片段:夏霖赌博、夏霖借债、夏霖还款情况、夏霖家庭财产情况……试图构建出这样一套逻辑:夏霖欠下巨额赌债——夏霖虚构用途借款——夏霖将借款用于归还赌债和其它支出——夏霖没有能力还款。

但是,自2014年11月8日立案侦查、2015年5月15日移送审查起诉、2015年12月2日提起公诉,直到2016年6月17日开庭审理,漫长的十七个月后,控方呈到庭上的证据材料唯一可以证实的是:“夏霖借钱了”。

的确,夏霖借钱了。但除此之外,控方逻辑结构中的其它环节没有任何一项可以落实:关于“赌债”——夏霖欠了什么样的赌债?欠了谁、欠了多少赌债?不清楚。关于“归还赌债”——夏霖用借来的钱还赌债了么?还给了谁、还了多少赌债?不清楚。关于“等支出”——“等”包括什么?“支出多少”?不清楚……甚至,连指控的“犯罪数额”都不明确——夏霖一共骗取了多少财物?骗取了每个“被害人”多少财物?

侦查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经过两次退回补充侦查,基本“犯罪事实”仍然没能查清——或者这样表述会更加准确:已经查清夏霖没有犯罪事实。显然,这是一起不符合起诉条件,但被人民检察院强行提起公诉的案件。

二、夏霖的行为没有社会危害性,入罪反而会造成社会危害。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三条规定:“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侵犯国有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

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基本特征。夏霖涉案的四笔钱款往来,显然属于民间借贷性质,不存在诈骗罪所具有的侵犯公私财物的社会危害性,不属于应受刑罚处罚的犯罪行为。

在侦查机关立案侦查之前,夏霖对王某某的债务尚未到期,根本谈不上社会危害性;在侦查机关立案侦查之后,王某某声明与夏霖之间的钱款往来属民事行为,相信夏霖还款能力,不以刑事控告夏霖。夏霖一共向王某某借了324万元人民币,归还了24万元。“剩下的300万(夏霖说)再缓缓,我也同意了”。(见北京市公安局预审总队2015年3月19日对王某某的《询问笔录》第5页,《北京市公安局预审总队刑事侦查案卷(证据卷)第6卷第111页》)

在侦查机关立案侦查之前,夏霖对罗某某的债务尚未到期,根本谈不上社会危害性。经双方协商,罗某某、夏霖于2014年11月7日以《承诺书》的方式,确认了还款进度:“100万元于11月16日还款,余数继续借贷三个月。”(见《承诺书》)

在侦查机关立案侦查之前,夏霖与某某投资公司之间的《借款合同》处于正常履行状态,谈不上社会危害性;在立案侦查之后,某某投资公司基本索回了贷款。2014年8月14日,夏霖还款人民币85万元(见2015年1月13日某某投资公司《还款确认函》);2014年6月9日、7月7日,夏霖分两次共计还款人民币38.4万元(见2015年1月13日某某投资公司《还款确认函》);2014年10月13日,夏霖签字、某某投资公司盖章《承诺书》,约定夏霖于2014年10月15日归还本息;2014年11月21日,夏霖妻子林某某与某某投资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租期20年,租金3000元/月,租金及转租利润归某某投资公司所有;2015年1月13日,夏霖妻子林某某还款人民币20万元。

在侦查机关立案侦查之后,方某某致函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声明与夏霖之间的借款纯属民间借贷关系,自认与刑案无关。

以上四笔钱款往来,在侦查机关介入之前,没有出现任何问题:没有人受害、甚至没有人感到受害。因此,四位债权人无一对夏霖提出刑事控告或者提起民事诉讼。

在侦查机关介入之后,仍有两位债权人主动说明:那是我们朋友间的事儿——意思是,我们自己能解决,和您无关。

侦查机关的强行介入已经打断了正常的交易秩序和人情往来,若法院也无视涉案债务尚未到期的事实、不顾债权人的意愿和要求,对夏霖定罪科刑,势必会削弱夏霖的还款能力,从而造成债权人权益受损的危害结果。

第二部分

夏霖并未虚构借款用途

就涉案的未到期欠款而言,无论夏霖是否虚构过借款用途,均不应受刑事追诉;就涉案的到期欠款而言,夏霖压根就没有虚构过借款用途。只此两点,足以得出结论:夏霖无罪。更何况:夏霖确实存在对外投资、拥有对外债权。

《起诉书》称:“2014年间,被告人夏霖以法院拍卖楼房、投资项目需要资金为由,骗取被害人王某某、方某某、罗某某及某某投资公司钱款共计人民币1000余万元,并将上述钱款用于归还赌债等支出。”

《起诉书》的描述笼统而模糊,没有对夏霖四次涉嫌诈骗的“犯罪情节”加以区分。稍加分析,则不难发现其用意:“虚构借款用途——用以归还赌债”是控方遵循的、用以指控夏霖“民间借贷型诈骗犯罪”的逻辑框架。只有将四笔借贷搅和在一起,才能“拆东墙、补西墙”——在每笔借贷中抽出所需元素,拼凑出符合控方逻辑的情节。

但是,当我们对每笔借贷进行逐一分析时,结论显而易见:夏霖的每笔借贷,都不符合控方所设定的“虚构借款用途——用以归还赌债”模式。也就是说:夏霖的每笔借贷,都不是通过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获取的。

一、对王某某和罗某某的债务未到期,无论夏霖是否“虚构用途”,均不应被认定为诈骗罪。

出借人 是否到期(截止至刑事立案之日) 出借人态度

王某某 未到期 特别说明:民间借贷,不控告

罗某某 未到期 既未起诉也未控告

某某投资公司 超期22天 侦查机关立案后,民事起诉

方某某 超期 特别说明:民事行为

只要借款人虚构了借款用途,就将其定为诈骗罪,而不管是否已经如约还款。能否如此?显然不能。

同理:在还款期限未到的情况下,也不能仅仅因为借款人虚构了借款用途,就将其定为诈骗罪。

这是因为:债务尚未到期,则意味着无法确定债务人是否能够如约还款;无法确定是否能够如约还款,基于“无罪推定”原则,疑点利益应归于被告——至少不能推定夏霖不能如约还款。

因此,法院不应认定控方基于王某某和罗某某两笔借贷对夏霖的指控,无论夏霖是否对他们虚构了借款用途。

更何况,王某某借款给夏霖的原因是出于老友黄某某的面子,而非夏霖的什么“借款用途”;高利贷从业者罗某某借款给夏霖是基于老友陈某某的引荐和担保,夏霖的“借款用途”对他而言无足轻重。

二、夏霖并未对某某投资公司和方某某虚构借款用途。

出借人 借款用途 出借人态度

王某某 债务未到期应排除 特别说明:民间借贷,不控告

罗某某 债务未到期应排除 既未起诉也未控告

某某投资公司 流动资金(见《借款合同》)侦查机关立案后,民事起诉

方某某 投资需求(未明确具体投资事项) 特别说明:民事行为

在夏霖与某某投资公司之间的《借款合同》中,“借款用途”部分,填写的是“流动资金”。夏霖此项借贷不存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情节。控方基于此笔借款对夏霖所做的指控,法院不应认定。

夏霖在庭审中,否认曾对方某某说过借款用途;辩护人在庭前会议程序中申请证人方某某出庭,却未获得法庭准许。就此问题,在没有其它证据的情况下,夏霖是否对方某某说过借款用途已经无法查清,不应得出对夏霖不利的结论。在方某某的单方面说法中,也只是说夏霖称借款是为了“投资需要”,并未明确具体投资事项。

方某某借钱给夏霖的原因是基于朋友关系,而非夏霖的借款用途。正如方某某所述:“因为和夏霖是朋友,夏霖当时说是要投资找我借钱,我也没有想其他就借给他了,我当时认为就是一个朋友间的借款”(见《北京市公安局预审总队刑事侦查案卷(补充卷)》第9页,北京市公安局对方某某的询问笔录第2页)。因此,夏霖此笔借贷不存在“虚构事实与隐瞒真相”情节,控方基于此项借贷对夏霖的指控,法院不应认定。

三、夏霖存在投资行为,侦查机关也已发现线索,但未查/未能查明。

据夏霖庭审时的陈述,夏霖的主要投资操作人是杨某一。二人的合作模式是:夏霖根据杨某一的指示,将款项打入相关账户,进行投资操作,至今一共在杨某一处拥有一千三、四百万元债权。

证据材料也显示,夏霖有资金流向多处,其中多笔与杨某一有关。比如:

200万元资金线索。“夏霖向上海某建筑工程管理中心借款200万人民币,按着夏霖的要求汇入四川某餐饮娱乐有限公司……杨某二是该餐饮公司股东,钱是杨某二的哥哥杨某一帮着转的一笔钱……第二天转账到了熊某某账户100万元,其余100万元转入其它账户……故目前未取得熊某某证言。” (见2015年4月北京市公安局预审总队《工作说明》)

282万元资金线索。“另查明……夏霖于2月28日从某某投资公司借款282万元,此笔钱也是按着夏霖的要求直接转入成都某建材公司账户……在到账后,转给熊某某个人建行账户150万元,转给杨某二个人建行账户82万元……目前也没有取得杨某二证言。” (见2015年4月北京市公安局预审总队《工作说明》)

300.8万元资金线索。“夏霖向某某投资公司借款人民币320万元,其中3008000元按着夏霖的要求直接汇入四川某公司账户……杨某一让其弟帮转一笔钱一共是3008000元……”

除前述例证外,案卷材料还显示了多笔“糊涂账”:有多笔资金从夏霖流向多人,但侦查机关并未继续侦查钱款用途。

上述事实表明,夏霖确实存在投资行为。


第三个部分

夏霖的行为不符合诈骗罪构成要件

辩护人相信:前两部分辩护意见,单独每一部分都足以充分说明夏霖无罪。为了增加合议庭内心确信程度,以下另据诈骗罪的构成要件进行阐述。

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

一、客观方面,夏霖并未使用欺诈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

诈骗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存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行为——使对方陷入错误认识——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物——欺诈行为使被害人处分财物后,行为人获得财物,被害人的财物受到损害。

罗某某是高利贷从业者,在熟人陈某某引荐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情况下,向夏霖放贷145万元人民币。作为高利贷业内人士,既然在放贷之前未对借贷人所声称的投资项目进行考察,就足以说明他并不关注借贷人的钱款用途是什么。这是基本的行业常识。也就是说,即便夏霖对他说了借款用途,该用途也不是让他决定放贷的原因。并且,贷款尚未到期,不存在被害人财产受到损害的客观情形。

王某某经黄某某引荐与夏霖相识。王某某在询问笔录中称,借款给夏霖是出于黄某某的面子。即便夏霖对王某某说过借款用途,该用途也不是他借钱给夏霖的原因。并且,王某某已经允许夏霖延期还款,而且对最后还款期限都没有提出明确要求,不存在认定其财产受到损害的前提条件。

夏霖是某某投资公司的老客户,在与某某投资公司之间的合同中写明了借款用途是“流动资金”,不存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客观情形;夏霖与方某某是朋友关系,借条已经写明了借款原因“友情借款,不计利息”,不存在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的客观情形。

二、主观方面,夏霖没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

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是诈骗罪和民间借贷的重要区分标准。

(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夏霖的行为不应被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控方在庭审中引用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试图以此作为依据,认定夏霖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

辩护人认为:根据该“通知”去考量夏霖的主观意图,恰恰能得出与控方相反的结论。让我们来看看“通知”是怎么说的。

“通知”称:“根据司法实践,对于行为人通过诈骗的方法非法获取资金,造成数额较大资金不能归还,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1)明知没有归还能力而大量骗取资金的;(2)非法获取资金后逃跑的;(3)肆意挥霍骗取资金的;(4)使用骗取的资金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5)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以逃避返还资金的;  (6)隐匿、销毁账目,或者搞假破产、假倒闭,以逃避返还资金的;(7)其他非法占有资金、拒不返还的行为。”

从相关文字内容可知:

第一,从借贷行为中推定“非法占有目的”的前提是:资金不能归还或者拒不归还。

第二,有了资金不能归还或者拒不归还的前提,再具有所列情形之一的,才可以推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夏霖四笔借款中,有两笔没有到期,显然不存在资金不能归还情形;另外两笔到期借款,夏霖从未拒绝归还。也不存在推定非法占有目的的前提。

并且,并无证据证明夏霖具有“通知”所列“逃跑、挥霍、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等行为。

(二)其它可以认定夏霖不具备非法占有目的的情形。

1,夏霖具有还款能力。

侦查机关对夏霖家庭财产状况、职业收入情况做了大量调查,试图证明夏霖不具备还款能力。

但是,在金融市场极其发达的当下,判断一个人的还款能力,不仅要看他现有的财产和收入状况,更要考量他的资信情况和融资能力。夏霖作为知名律师,有着稳定的收入、广泛的人脉和良好的口碑,具备赚取、筹集、偿还几百万、上千万资金的能力。

并且,陈某某作为连带责任担保人,增加了夏霖的还款能力。

2,夏霖家庭生活稳定,职业前景看好。

有着稳定的生活状态和不断提升的职业前景,作为精通法律的夏霖,为几百万、上千万钱款铤而走险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3,所有债权人都处于夏霖的熟人关系网中。

王某某、方某某、罗某某既是夏霖的熟人,又都是夏霖的朋友的朋友。这意味着,夏霖若对他们实施犯罪行为,会严重减损其自身信用,将很难在社会上立足。这作为犯罪的另一种成本,会提醒夏霖不能越雷池一步。

4,借款到期情况。

王某某的债权尚未到期;罗某某的债权尚未到期;某某投资公司的债权刚刚超期二十余天;方某某的债权刚刚超期三个多月。民间借贷超期二十余天、朋友借款超过三个多月,属于正常现象,不应推定夏霖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第四部分

结语

尊敬的合议庭,综观全部案卷材料,本案给人最强烈的感觉可以被归纳为两个字,“想象”:处处充满了“有罪推定”,却无一点能够落实。

对夏霖的指控因借贷而起,却连夏霖借了多少钱都不去查清、不做说明。

指控夏霖用诈骗所得归还赌债,却连到底是否存在赌债、存在多少赌债、用哪笔借款归还了赌债、归还了欠谁的多少赌债……都不做说明、不去查清。

当本辩护人庭审问及,如何确定夏霖借钱就是为了赌球时,公诉人的回应可以说明,的确是想象:“被告人夏霖借钱的时候,是2014年世界杯期间……”

如果审判活动,粗暴打断正在进行中的交易,凭空去制造“犯罪”、塑造“罪犯”的话,那么,审判活动本身迟早会受到审判。

好在,“无罪推定”是刑事审判重要原则,仅凭想象无法定罪;好在,证明标准需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程度”已成为具体要求,出入人罪绝非易事。

那么,就让想象重归想象吧,请把事实和正义还给夏霖。

请判决夏霖无罪。

此致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辩护人:王振宇

北京市义派律师事务所

2016年6月25日

律师夏霖和他的时代

2016-08-17 江雪 新雪访

6月17日下午3点半,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第四法庭,一场长达5小时的审判刚刚结束。林茹见到了别离已近600天的丈夫夏霖。

虽说是公开审判,但旁听席只有6人,林茹因被列为证人,没能进入法庭旁听。庭后的5分钟会面,她事先想着,无论如何都不能哭,“浪费时间”,可见到丈夫的一瞬,她还是哭了。

夏霖也哽咽了。林茹注意到,丈夫身上穿的那件红白条纹衬衣,还是2014年11月8日,他被警察当着老母亲和孩子的面,从家里带走时穿的。夏霖告诉她,一直舍不得穿,今天开庭,是同监室的五个人,一早用水杯帮他把衣服熨平的。

见面的时间实在太短,说了几句话,倒计时的铃声就响了。那一瞬,他突然把妻子往怀里一拉,法警未及制止,他们拥抱了。

此时,法院的门外,飘着小雨。来“围观”的人们,撑着伞,不肯散去。当警车从法院驶出,他们一起大声喊着“夏霖!”人们希望着,这声音能传递给囚车中的那位律师,给他一丝安慰和勇气。这些人里,有夏霖的同学、一位专程从山东赶来的律师。还有一位老人,背着一个粉红色的水壶,已在法院门外站了一天。他是崔英杰的父亲。 10年前,夏霖为刺死“城管”人员的小贩崔英杰辩护,并最终保住了他的生命。

一年半前,夏霖为被捕的郭玉 闪担任辩护律师,郭玉 闪是著名民间智库“传知行”创始人,不久后,夏霖本人亦被带走。他的妻子林茹收到的刑事拘留通知书上,称夏霖涉嫌“赌博”和“诈骗”,被羁押于北京市第三看守所。被带走后一个月,夏以“涉嫌诈骗罪”被正式拘捕,并转至北京市第一看守所羁押。

“我无罪。”夏霖在最后的法庭陈述中,为自己辩护。

检方指控夏霖涉案金额达1000余万元人民币,知情人士称与夏霖和朋友之间的经济来往有关。他的妻子林茹曾对媒体表示,夏被捕前并没有接到任何人和司法机关索取和裁决债务的通知和文件,如果是向朋友借款,他也有能力偿还。

夏霖的两位代理律师──丁锡奎和王振宇,坚持为他做无罪辩护。丁律师认为,这起以“赌博”立案、最终以诈骗起诉的案件,是一起“为追诉而追诉”的政治案件。 知情者介绍,庭前,有关部门曾向律师施压,提出三条,不能中途退庭,不能媒体“炒作”,不做政治辩护。最后一条,被一贯低调的丁锡奎律师回绝了。

“我不做政治辩护,将来谁为我做政治辩护?”丁律师这样问。

底色:“此生不做鹰犬爪牙”

1992年,22岁的夏霖从西南政法学院(现为西南政法大学)毕业,分配到贵州省遵义市公安局工作。这年7月,夏霖没有去公安局报到,而是到贵阳投奔哥哥夏洪,备考当年的全国律师资格考试。

“他总觉得,做警察是干脏活,”夏洪说。夏洪从北京大学的古生物专业毕业,阴差阳错,却成了贵州的一名警校老师。夏霖案开庭当天,他作为唯一的家属代表,旁听了整个庭审。

夏洪说,夏家祖辈在四川自贡,父亲当年大学毕业到贵州支边,在遵义当了一辈子中学教师。弟弟夏霖,从小喜欢古诗词,有侠客梦,大约总想着匡扶一些什么。 “他对朋友两肋插刀,我并不奇怪”。

1988年,夏霖考入西南政法学院。当年的西南政法,声望正隆。作为全国五所司法部直属的法学院之一,西南政法出了贺卫方等众多中国法学名家。在那里,夏霖受到良好的法学训练,包括刑侦专业实践等。然而,对他影响最大的,却是19 89。

那一年,他刚上大学一年级。他曾多次给朋友们描述当年的经历,那个黑色的初夏,在他的讲述中,却多了一些浪漫:

5月的某天,他和同学们在重庆市政府门口静坐,军警要清场了,他们围坐成团。灯关了,一片漆黑,又下起小雨。或许是害怕,或许是寒冷,19岁的夏霖开始发抖。这时,一位不认识的师姐,从背后轻轻地拥抱了他。

这温柔的一瞬带来了光明。就在那一刻,增援的同学赶到了,灯亮了,广场上一片欢呼,清场中止,他们胜利了!

作为朋友,郭玉 闪曾无数次听夏霖讲起这段故事。那一刻于夏霖刻骨铭心:爱与黑暗对峙,最终光明降临。但这青春的胜利随即飞逝,如八十年代的理想主义一样短暂。枪响了,一起都变了。

那个夏天,夏霖和他的同学,在重庆歌乐山下,一起宣誓:“此生不做鹰犬爪牙”。他曾给朋友、资深调查记者王和岩讲述,那一刻,自己撕碎了共青团员证书,“从此,就再也不是党 的人了。”经济学者温克坚也记得,有一年在西湖边上寻常聚会,说到“八 九”,夏霖突然呜咽,泪如雨下。

在郭玉 闪看来,“八 九一代”是夏霖的底色。当年许多人被生活和时代推著向前,但其中有些人,心中始终有一团火。 “夏霖有很多缺点,却从没有忘记初心。”

1992年,当年就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的夏霖,到贵州省经济律师事务所工作,这是当时贵州唯一的官办律所,办公室就在省高级人民法院里头。他呆了两年。此时,贵州开始试点私人办所,他便和所里的另外3个人一起出来,创办了贵州辅正律师事务所,这是贵州最早的合伙律师事务所之一。那一年,他24岁。

整个1990年代,经济发展,律师“吃香”,夏霖的律所不缺业务,商业案件居多,他也逐渐过上了体面的生活。当时的茅台酒厂改制,他是法律顾问,所以常有好酒可喝。

1995年,他和林茹结婚。妻子娇小美丽,是贤淑的客家传统女子,岳父是贵州省的老公安。 “大男子主义”的夏霖,不干家务,只赚钱养家。安逸的生活一天天继续。贵州赌风兴盛,“推麻”(注:打麻将)为乐,夏霖也不例外。直到有一天,他从牌桌上下来,突然在电脑看到余世存的一篇文章──《八九一代人是丑陋的》。

“当时就惊出了一身汗,觉得自己太堕落了,”他曾这样对朋友们说。

这成了他离开贵州的直接诱因。林茹也证实了这一点。2001年,他到了北京,送儿子上了“不用带红领巾”的私立学校,自己则去读北大的民商法研究生班。

“我要进去了,你也给我好好整!”

“夏霖总是对别人说,他的人生是被我带偏的,没想到的是,最终,他因我系狱,”39岁的郭玉 闪说。

2015年9月,郭玉 闪在被关押将近一年之后,以“非法经营罪”取保候审。在他获得自由时,他的辩护律师夏霖已被关押10个月。

他们相识在2001年前后的北大。那时,一批公民运动的思想者和行动者,正在初兴的互联网上崭露头角。郭玉 闪当时在北大读政治经济学硕士,在北大BBS论坛“一塌糊涂”上,他是公民生活版的活跃分子,也是青年行动者中的佼佼者。在茅海建的近代史课堂上,他遇到旁听生夏霖。“我们是臭味相投。”郭玉 闪说。

他们都喜欢饮酒、论辩。 2014年,郭玉 闪在狱中时曾用诗回忆那段生活:“当年匹马入京城,年少张狂五岳轻。朋辈呼求唯快意,风云啸聚任豪情……”

2004年之前,郭玉 闪常在北大静园组织草坪沙龙,请一些独立学者来沙龙与年轻学子分享。校方不能明着驱赶,每次沙龙,便开始浇灌草坪。2004年9月,“一塌糊涂”BBS被关闭,郭玉 闪和朋友们在静园草坪聚会抗议。那个下午,夏霖揣着他的律师证,徘徊在被水浸过的草坪外。参加抗议的每个人,都给夏霖写下了授权委托书。

2006年,郭玉 闪牵线,王振宇律师等人成立了北京义派律师事务所,依托于中华律协宪法与人权委员,主要办理一些公民法律援助案件。夏霖当了第一任的义派所主任。 “义派”,是从英文“impact”音译而来。意为“影响”,表明了他们希望通过个案影响制度的理想。

在这之前,夏霖曾纠结过,差点回了贵州。郭玉 闪记得他们还一起喝了告别酒。但他终于还是回来了。“在贵州,他自称‘资方律师’,吃香喝辣的,最终,他还是彻底告别了那种生活,把自己和公共领域连在了一起,”郭玉 闪说。

2007年,郭玉 闪成立传知行研究所,做出租车行业研究、税务研究,也介入对三聚氰胺毒奶粉所致的“结石 宝宝”的救助等。 2012年,他参与解救山东 盲人 维权者陈 光 诚,批判的思想与行动不断走向纵深,最终,牢狱之灾迎面而来。

2014年10月,郭玉 闪被抓,与十年前北大静园草坪一样,夏霖成了辩护律师。

在公民行动的道路上越走越深,他们对彼此的处境,都有心理准备。2014年5月,浦 志强被抓之后,郭玉 闪回忆,在夏末的夜市上,几个人一边讨论对策,一边碰杯。郭玉 闪说:“我要进去了,你给我好好整!”夏霖回应:“我要进去了,你也给我好好整!”此时,旁边的传知行研究员黄凯 平也凑过来,为他们“作证”,三人一起举杯。

之后不到两月,在香港 “占 中”风暴的席卷中,他们三个,全都“进去”了。

如今,郭玉 闪重获自由,黄凯平也回到了家。而夏霖,在被关押582天之后,迎来了这场审判。

曾以“技术派”自居

作为律师的夏霖,对自己的专业技能颇为自负,曾以“技术派”自居。2006年他代理的崔英杰案,曾被认为是“技术派”辩护公共议题的成功个案。

崔英杰,退伍军人,为养家糊口,在北京摆摊。城管要没收三轮车,他跪地请求,而不被允许,激愤之下,刺死了城管李志强。之后,北京授予死者李志强“革命烈士”称号,崔英杰则面临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危险。

10年过去了,崔英杰的父亲还记得初见夏霖的情景,他们全家把夏霖当作了最后的救命稻草。林茹则记得,那年,儿子10岁,看报纸,突然对爸爸说:你去帮帮他们吧。

“他确实为崔英杰案倾注了心血,”哥哥夏洪说。他到现在还记得弟弟的辩护词,阐述了城管制度的弊病,向死者家属道歉,也有对“引车卖浆者”民生疾苦的描述,“感情和理性结合得很好。”郭玉 闪则认为,崔英杰案中,夏霖最高明的一点,是在舆论尚未被点燃之前,提前给全国人大写信,询问城管是否属于国家公务员序列,并获回函,确认了城管不属于公务序列,这就使崔英杰“妨害公务”的罪名无从被谈起。

崔英杰服刑期间,夏霖一直和他有书信往来。

李瑾记得,当时舆论非常热烈,法学界还举办了针对城管制度的研讨会,夏霖思量再三,没有去参加,怕惹怒法庭,“尽可能地为崔英杰着想”。

最终,崔英杰被判处死缓,保住了性命,这是一个律师所追求的不错结局。自此,夏霖对自己的“技术派”观点更有信心。 “律师的舞台就在法庭之上,”他带着专业的骄傲,也曾安慰担心自己的哥哥:“我平时又不说过多的话,都是决战法庭,没事的。”

也是在崔案之后,他受浦志强律师的邀请,加入了华 一律师事务所。

夏霖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政治案件法律化,法律案件技术化”。但他的“技术派”处理方式,放在中国的环境里,用武之地不多,也常常被真正从事政治反对的人批评。事实上,在一个政治并不尊重法律、甚至往往强行操弄的环境里,“技术”很难有用武之地。

其实夏霖又何尝不知道呢。他和浦 志强担任辩护律师的谭 作 人案就是典型一例。作家谭作人,四川地震后,因追查倒塌校舍的细节以及其它一些事由,被诉以“煽动颠覆 国家 政权”。谭作人的夫人王庆华,至今记得那次开庭的细节:

律师要说的话,几乎全部都被法官打断,而当女审判长敲响法槌,宣布择日宣判时,夏霖一下子就跳起来,指着审判长的鼻子,用四川话大骂:你把老子们的证人名单骗起去,就是为了把证人堵在法庭外面,真他妈的太卑鄙了!格老子把西南政法的脸丢尽了!四川公安搞出来的烂事,你格老子去顶啥子雷……

那天开完庭,门外有200多人在围观,夏霖后来向朋友们回忆,来围观的人们在鼓掌, “我眼泪又快下来了,一扭头,进了卫生间,”他得意于自己这次“忍住了眼泪”。没有像邓玉娇案中,因在庭外和网友“抱头痛哭”,而遭人诟病“不够理性”。

不完美的抗争者

但夏霖终究不是一个“完美的抗争者”。在他的朋友们看来,他有太多的毛病和缺陷,这一切,甚至关系到他今日的处境,包括他被抓之后,舆论的相对淡漠。

“他情商太低。”他的朋友王和岩说。

在王和岩看来,夏霖性格耿直,心底柔软,但有时颇自负,他也不太懂得现代传播。在邓玉娇案中,他对南方都市报龙志的一篇报道不满,始终耿耿于怀。而很多人认为,那是一篇理性的报道,在当时的汹汹舆论中,有难得的冷静。

他的矛盾之处还在于,他明明做了不少人权案件,却不希望被贴上“人权律师”标签。有记者曾在报道中提及他是人权律师,反被他指责了一顿。私下里,他对朋友们说,“不贴标签,才是对自己的保护。”

“烟不离手”的夏霖,“保护”自己的一个表现,就是打牌为乐,并以“吃喝玩乐”标榜自己。

“他一直喜欢斗地主。贵州的风俗便是这样。他喜欢小赌,但真没想到最终在这个毛病上被找事。”哥哥夏洪说他。

原立人 大学的李英强一度认为,夏霖当然对体制有很清晰彻底的认识,但他一直在行动中小心翼翼地不撕破脸皮,试图维持与体制的和平共处。

“他明白,一些事情,他要干了,就不要说。他不明白的是,他扮演出来的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遮挡不了他本质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刘苏里说。他是万圣书店的老板。2006年,刘苏里就与夏霖相识,之后,夏霖曾做万圣书店的法律顾问,他们也慢慢相熟。

在刘苏里的印象中,夏霖比较“狡猾”,自己做的事不太说,这也使得外界并不很了解他。而说起夏霖的底色,他认为,一方面,六 四这件事,在他的心里没有过去。另一方面,他对很多不公,私下表现出来的,真是切齿痛恨。

但不管是“技术化标签”,还是“假装”不介入政治。当时局恶化,政治黑手操弄法律,夏霖的自我保护,其实也就不堪一击。

“他不愿意把自己放在一个道德高地上,一方面,是他的自我保护。另一方面,也是他的性情使然。”他的另一位朋友说。“他也做不了完人。他做的抗争性案子,也只是一部分。平时做的多的,还是商业案子。”律师王令说。他也是夏霖案侦查阶段的代理律师。

沉默的舆论

2014年11月9日,夏霖被抓,当时的案由是三个月之前的一场赌博。之后,夏霖的罪名被升级为“诈骗”。而检察院列出的几位“受害人”,都是他有经济往来的朋友。郭玉 闪也曾被警方列为“受害人”。郭说,直到他自己获得自由,去找公安和检察院交涉,才把他的名字从“受害人”中撤出。

“夏霖的犯罪是他们想象中的。”王振宇律师认为。

但这个“诈骗”的声名,还是有效地影响了舆论对夏霖的关注。“现在环境这么肃杀,在不知道情况的时候,很难说话,也怕为他背书。”一位不愿留名的律师说。

另一个事实是,夏霖长期以“技术派”自居,和勇于在公共领域发声的死磕律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从2013年以来,中国律师里开始出现“死磕派”,他们在案件中与官方“死磕”程序,熟练运用互联网和自媒体,发声揭露不公,往往让司法部门被动尴尬。2013年,贵州“小河案”,以及其后的“北海案”,死磕律师抱团取暖,争取律师权益,一时风生水起。在当下的中国,他们也成为最具公共精神的律师群体。

而在始终关注着夏霖案的周泽律师看来,夏霖对死磕律师的行动,并不积极,较少参与到死磕律师的维权过程中来。而当前在公共舆论中发声的多是死磕律师。夏霖案的关注比较少,或许和这有关。

在另一位关注夏霖的朋友来看,这可能和夏霖的性格比较“独”有关。另外,2014年,在浦案中,他一开始采取的策略,以及他后来的表述,也得罪了一些律师界的朋友。但一位关注夏霖的学者则认为,因浦案引起的意气之争,属同道之间争论,不掩夏霖的赤子之心。“专制体制下,同道之间,有误解也其实正常。”

如今,尚在缓刑期间的浦志强,也一直关注着夏霖案。他说:“不管怎样,夏霖和张思之先生在我案子中当时的思路,是符合我的本意的。”

“我和他搭档很多年,最大的感受是,夏霖只要应诺下来的事儿,绝对不会中途开溜。当你回过头,他永远会在那儿。”浦志强说。

他认为,夏霖案获得关注并不多,也可能和“打压疲劳”有关。

而李英强,则痛感:“夏霖在失去自由一年七个月之后仍然能保持零口供,表明他对司法体制的熟悉和绝望的反抗……而人们在夏霖案上的普遍沉默,表明了国人根深蒂固的道德主义,值得所有追求公义自由的朋友警醒。”

“对公共人物,我们自己做不到时,会投射一个理想人格。但其实公共的事情,大家应该共同承担,每个人做一部分。如果都求全责备,可能找不到一个能承担公共责任的人了。”郭玉闪认为。

“我始终认为,律师是一个很有行动力的职业共同体,只要不是听命权势鼓点起舞的败类,那些为公共事务努力的律师,即使办案方向、理念有差异,关键时刻,还是应抛开歧见和隔膜,团结起来。”肖雪慧说。

而一直关注这个案件的徐晓,则认为,对律师来说,可以当自己的技术派,但必要时,当然应该支持死磕派。“我内心有自己的看法。但面对公共空间,永远选择与专制对立的道路。”

王令则依然支持夏霖:“在当下的环境,律师可能很难担当革命者的角色,但依然可以做一件事,就是用个案推动法治, 通过案件影响一个个知道案子的人。”

至于夏霖这个人,他说:“他有点坏,比如老赢我的钱。但他是一个人愿意和他交往的朋友,一个真正的律师。仗义每是屠狗辈。夏霖就是这样一个律师中的屠狗辈。”

而对夏霖的家人来说,庭审之后,更为悬心。妻子林茹,在他被带走之后,常常梦见他。“在梦里,他穿灰衣服,短发,好像在监狱里,一个电子屏幕上有他的名字,我总是非常担心。”她说。

林茹记得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1994年。他穿一件蓝色发亮的衬衫,“很土”。见面之后,他就每天来接她下班。从那以后,他们一起生活了20年。

林茹说,他被带走后,警察找过她两次。告诉她,“夏霖坏透了。”“我要是你,早就和他离婚了。”“我就问他们。他那么坏,那你们查到他有别的女人吗?警察愣了一下。说,还没查到。”

“我想过,无论是什么样的结果,无论外界怎么看待他,我都会等他回家。我对未来的憧憬,就是我们一家三口,能平静地在一起。”瘦弱的她,静静地说着。

2010年,夏霖和浦志强为谭作人辩护。在辩护词中,夏霖写道:谭作人是闻名遐迩的“四川好人”,生于斯,长于斯,一生所爱皆寄于斯。于此天灾不止,人祸频仍之际,布衣在野,夙兴夜寐,胼手胝足,其心所系,在杯葛彭州石化不当选址、在呼召川震学童不散冤魂;于谋危社稷,毫无兴趣。其所思所想,所求所愿,所作所为,无非“作人”二字而已!

“作人”,在今日中国,已如此之难。而一名真正的律师,如夏霖,注定要与这时代最严峻的问题,迎头相遇。

夏霖案,“顺我者昌逆我者……”逻辑的现实演绎

肖雪慧

5月27号,得知夏霖的案子在北京二中院已经再度延期三个月的期限将满(到6月4日期满)时,又再次延期。这次延期,从程序上讲必须报最高法院批准。但那个期限——其实就是敏感日刚过,夏霖的妻子林茹女士就从夏霖的两位律师那里得知,夏霖案14日开庭前会议,17日正式开庭。

夏霖当律师,不惧涉险,屡屡接受敏感案子,早就被视为眼中钉,在他接手玉闪案时就有人放话,要搞得他翻不了身。这之后,2014年11月8日,正在办案的夏霖被警察从家中带走。了解夏案、了解夏霖为人和这次处境的朋友用十几个字形容另一方对夏霖的态度:“恨之入骨、毫无顾忌……”。夏霖在看守所一年半的强硬态度和“零口供”,更招致必欲致他于死地一方的仇恨。

整个案子,就是为了治夏霖的罪而将合法的民间借贷刑罪化炮制出来的。炮制案子那方甚至使出将数位“受害人”羁押起来胁迫作证的下三滥手法。在程序上,公检法三家用尽送检-退侦-再送检-移送法院-延期-再延期……:先是警方和检方把退侦-送检程序吃干榨尽,移送法院之后,法院又一再延期,理由是警方还在“补侦”。总共延期,累计八次!八次延期,跟这次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宣布开庭,两相比较,讽刺意味十足!

夏案,是“顺我者昌逆我者……”逻辑的现实演绎!

律师是一个很有行动能力的群体,一批有法治信念的律师使不受约束的权力如芒刺在背。正如夏霖的妻子林茹所说,夏霖不是因为代理案件招致祸端的第一个律师,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夏霖之前有李庄、浦律,他之后,是对律师的709大抓浦……

不管是4天后开庭的夏霖,还是709那批律师,或者是律师的律师,他们都在为公义受难,不能让他们和他们的家庭独自承担来自权力的报复!

夏霖帮助了很多人,眼下,他自己的案子即将开庭。但他关注度不高,为使更多人了解他,重发之前写的两篇文章。下面是第一篇:“袍哥人家绝不拉稀摆带”

——肖雪慧2016-6-12

活石教会银行账户遭冻结 三信徒又遭追缴22万元罚款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

贵阳活石教会牧师苏天富、梁学武及张秀红(羁押中)三人,被贵阳市南明区法院执行局追缴22万元罚款。9月19日,苏天富前往法院约谈后,20日告诉记者,该教会存在银行的60万人民币,去年已被警方冻结,因此无力承担如此庞大的费用。目前,活石教会有仰华牧师、苏天富、张秀红等五人,面临当局的审判。

贵阳活石教会信徒继续受到当局逼迫。该教会于9月13日收到该市南明区法院给活石教会苏天富、梁学武、张秀红的“执行通知书”称,贵阳市城市综合执法局申请执行你三人城乡建设行政管理局行政处罚一案,责令你们自本通知书送达之日起三日之内,缴纳11万元罚款,外加11万逾期处罚金,共计22万余元人民币。19日,苏天富到区法院与法官就无力支付罚款,提出意见。

苏牧师20日晚告诉记者,法院问他为何不交罚款:“因为法院要三天内缴纳二十多万元罚款,他们问我为什么没有交,当然我就说,我们在银行的五、六十万被冻结,而且法院进行二次冻结的就有二十多万元。他说,因为公安没有解冻,所以他们也没有办法。要等公安解冻,他们的二次冻结才有效”。

去年7月底,活石教会执事会主席张秀红被以“非法经营罪”刑事拘留。不久,教会的60万元存款被银行冻结。导致教会的物业贷款,无法还如期还给银行。苏天富说,如今他的生活都成问题,何来二十多万元支付罚款。他对法院称:“当然我也说,我自己现在完全没有收入,自从教会被政府取缔。生活困难,哪里有钱去缴纳罚款。另外,我也觉得对我们处罚本身有问题。对我们这么重的罚款,在全国也是第一例”。

该教会执事会主席张秀红被指利用公司刷卡机,套取现金,去年9月1日被检察院批捕,今年3月,该案进入法院审理阶段,但至今有开庭。有消息称,张秀红的案子会在10月1日后开庭,但不是否有变化。而苏天富9月14日接到南明区检察院案件侦查终结移送审查告知书。指其涉嫌“故意泄露国家秘密”,案件很快移送法院。他表示,只是在微信群转发信徒的一篇代祷函,却面临被起诉。

有约500名信徒的活石教会,成立于2009年。去年12月3日,贵阳市维稳工作领导小组发出的标注“机密”级红头文件,标题是“贵阳市依法处置贵阳‘活石教会’指挥部”。内文称,“根据有关部门调查掌握的情况,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经市依法处置贵阳‘活石教会’指挥部研究决定,下发‘活石教会’信教人员名单,依法处置活石教会是一项政治任务。此文件在网络热传后,引发外界热议。国际社会批评贵阳当局迫害教会,干涉宗教自由。

目前,活石教会有仰华牧师、苏天富、张秀红等五人,面临当局的审判。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报道。

部分家庭教会领袖发信倡议信徒表达对新宗教条例意见

对华援助协会通讯员

自9月7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发布《宗教事务条例修订草案(送审稿)》并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后,中国家庭教会的部分领袖,发表公开信,指是这次修订反映了“国家宗教局试图从法规上把家庭教会生存之路完全堵死;将信仰空间压缩殆尽”。他们发布公开信呼吁信徒就《宗教事务条例修订草案(送审稿)》以挂号信呈国务院法制办政法司,表达意见--“这个利益至上的部门法规严重违宪!该条例需要的不是修改、而是废止”!

公开信原文如下:

焉知你得了这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

2016年9月7日下午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发布了关于将国家宗教局报送的《宗教事务条例修订草案(送审稿)》全文公布,并征求社会各界意见。

关于本次送审稿,国家宗教局试图从法规上把家庭教会生存之路完全堵死;将信仰空间压缩殆尽。无论是教职人员,宗教活动场所,以及各种信仰交流活动,如果没有他们同意,全部视为非法!动辄高额罚款、协同公安部门严厉处罚,将国家宪法明文保护的公民信仰自由权利视为无物!将公安部门等其他国家职能机关作为实现其部门利益的工具!肆意践踏由国家领导人庄严签署的《世界人权宣言》!(第十八条,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以教义、实践、礼拜和戒律表示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第二十条,㈡ 任何人不得迫使隶属于某一团体。)

作为公民和信众,我们想知道:在国家政府和全国人民不断寻求推进和谐民主、法制社会、公平公义的时候,国家宗教局推出这么个条例,动机何在?意欲何为?

我们不禁想起圣经中《以斯帖记》中的哈曼,企图除灭神的子民犹大人,神却借着以斯帖和末底改搭救他的子民;反倒将哈曼挂在了他本想除掉末底改的木架上!

保护以色列的,不打盹也不睡觉!

正如先知所说:“守望的啊,夜里如何?守望的啊,夜里如?”守望的说:“早晨将到,黑夜也来。……” (以赛亚书 21:11-12 )

神的子民当刚强壮胆!

神的儿女,焉知你得了这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

我们在这里敬请神的儿女、有君尊的祭司,积极回应这次国务院法制办对该送审条例的意见征求,态度鲜明的表示:这个利益至上的部门法规严重违宪!该条例需要的不是修改、而是废止!

特别注明:希望每个弟兄姐妹以掛号信或快递的方式(务必这样、才会签收),表达神儿女的心愿!

邮寄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平安里西大街33号

国务院法制办 政法司

并在信封上写明"宗教事务条例修改草案意见”。

写信人务必署名,并地址电话,否则无效。

中国律师对《宗教事务条例修订草案(送审稿)》的意见和建议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

习近平主席在今年四月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用法律规范政府管理宗教事务的行为,用法律调节涉及宗教的各种社会关系。

国家宗教局局长王作安去年七月二十三日在第十期宗教工作论坛上对宗教事务条例修订提出要求。他表示,《宗教事务条例》是宗教法制建设中的标志性进展,它首次以具有法律文件性质的条例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维护宗教和睦与社会和谐,规范宗教事务管理,让我国的宗教工作更加公开透明并开始纳入法治化的轨道。

我们认为,宗教事务管理法治化,立法首先必须程序合法,依宪依法,否则源头不合法,执行起来会阻力重重,无法达到维护宗教和睦与社会和谐之目的。认真阅读了《宗教事务条例修订草案(送审稿)》,发现存在是否合宪、违反“立法法”、“行政许可法”等诸多问题,本着回应贵办征求意见之意,提出如下意见和建议,供参考。

一、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必须由立法机关制定法律。

宗教信仰自由事务,事关数亿人的权利,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依情依理依法,都是非常重要的法律。依据《宪法》第五十八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依据《立法法》第七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立法,即便《立法法》第八条列举的十一项只能制定法律的事项中,没有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但第十一项是“必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的其他事项。”其他事项是否包括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只能由全国人大及常委会解释。由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显然不合适。

二、没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无权制定和修改《宗教事务条例》

1、国务院是行政机关,没有立法权,只能根据宪法和法律的明确授权,才可以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制定执行宪法和法律的行政法规。《修订草案》第一条“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但没有说明根据的是宪法哪一条,“有关法律”是哪部法律。如果是立法法,必须说明是立法法哪一条。

2、宪法第八十九条规定了国务院的职权范围:“(一)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行政措施,制定行政法规,发布决定和命令;”比较抽象、笼统。而立法法第六十五条“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行政法规。行政法规可以就下列事项作出规定:“

(一)为执行法律的规定需要制定行政法规的事项;

(二)宪法第八十九条规定的国务院行政管理职权的事项。

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的事项,国务院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授权决定先制定的行政法规,经过实践检验,制定法律的条件成熟时,国务院应当及时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

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规定在宪法三十六条,是公民最重要的人权之一,没理由不由人大立法保护。如果认为制定涉及宗教信仰自由法律的条件尚不成熟,依法也须授权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依据《立法法》第十条,须明确授权的目的、事项、范围、期限以及实施授权决定应当遵循的原则等。待条件成熟,由国务院提出是否需要制定法律的意见。

三、国家宗教局无权起草宗教事务条例以及“修订草案”

《立法法》第二条“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制定、修改和废止,适用本法。”而《立法法》第六十七条“行政法规由国务院有关部门或者国务院法制机构具体负责起草,重要行政管理的法律、行政法规草案由国务院法制机构组织起草。”即便全国人大常委会没有解释“保护宗教信仰自由”该由立法机关立法,也没有解释该项权利是《立法法》所说的“重要行政管理的法律、行政法规”,但宗教信仰自由是宪法专门规定的权利,不可谓不重要吧,最低也应该由国务院法制机构起草。

四、即便不论国务院有权无权制定,也不论宗教局是否有权起草。现在由宗教局起草、国务院法制办网上公布征求意见的方式也不符合法律的规定,违反立法程序。

1、《立法法》第五十三条第二款“专业性较强的法律草案,可以吸收相关领域的专家参与起草工作,或者委托有关专家、教学科研单位、社会组织起草。”

宗教事务条例,是当下唯一一部涉及宗教信仰的行政法规,事关数亿公民的权利,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非常重要非常专业,应该开门立法,吸收宗教专家学者、宗教信仰人士、法律专业人士参与起草工作,而不是部门起草。

2、《立法法》第六十七条“行政法规在起草过程中,应当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社会公众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

国家宗教局在起草这份修订草案时,是否听取了有关机关、组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社会公众的意见,社会公众不得而知。《立法法》规定首先采取当面的方式,即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能够让各方充分的把观点意见说明说透。而不是网上、书面提出意见的方式。

3、《立法法》第五十四条“提出法律案,应当同时提出法律草案文本及其说明,并提供必要的参阅资料。修改法律的,还应当提交修改前后的对照文本。法律草案的说明应当包括制定或者修改法律的必要性、可行性和主要内容,以及起草过程中对重大分歧意见的协调处理情况。”

从国务院官方网站看这次的修订草案,从原来的48条,增加到72条,增加了大量的内容。但未见草案的说明,以及起草过程中有哪些重大的分歧意见,如何协调处理的。

五、专用术语概念不清楚

《立法法》第六条第二款“法律规范应当明确、具体,具有针对性和可执行性。”本草案中多处规范不明确、具体、不具针对性和可执行性。

1、修订草案第三条“宗教事务管理坚持保护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极端、抵御渗透、打击犯罪的原则”。怎么叫合法、非法、极端、渗透?

传播巴哈伊、摩门教、妈祖等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之外的宗教或信仰算合法还是非法?

2、修订草案第四条“国家依法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维护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和信教公民的合法权益。”何为正常的宗教活动?何为非常的宗教活动?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后再议。

3、修订草案第六十八条“为违法宗教活动提供条件的,由宗教事务部门给予警告,有违法所得、非法财物的,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情节严重的,并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提供条件的含义是什么?房主把房屋出租给非宗教团体、非宗教活动场、非临时活动地点,承租人从事了宗教活动,难道房主将受到警告、没收租金、罚款?这是否违反了物权法,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所有权?这样的规定不具体、不明确;

六、创设行政许可,违反行政许可法。

《行政许可法》第三条“行政许可的设定和实施,适用本法。”

第十二条“下列事项可以设定行政许可:

(一)直接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宏观调控、生态环境保护以及直接关系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等特定活动,需要按照法定条件予以批准的事项;

(二)有限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公共资源配置以及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特定行业的市场准入等,需要赋予特定权利的事项;

(三)提供公众服务并且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职业、行业,需要确定具备特殊信誉、特殊条件或者特殊技能等资格、资质的事项;

(四)直接关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设备、设施、产品、物品,需要按照技术标准、技术规范,通过检验、检测、检疫等方式进行审定的事项;

(五)企业或者其他组织的设立等,需要确定主体资格的事项;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设定行政许可的其他事项。”

第十六条“行政法规可以在法律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范围内,对实施该行政许可作出具体规定。”

1、条例修订草案第二十一条规定筹备设立宗教活动场所,由宗教团体向县级宗教事务部门提出申请,对拟同意的,报设区的市级宗教事务部门审批。对不同意的,书面说明理由。

这是部门创设行政许可,违犯了行政许可法。现实中大量的家庭教会,不与“三自”教会来往,绝不可能通过“三自”教会申请宗教活动场所。如果这样规定,大量的家庭教会面临非法。习近平主席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坚持政教分离原则,这样的规定背离了宗教信仰自由原则、政教分离原则。建议取消。

2、条例修改稿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非宗教团体、非宗教活动场所不得组织、举行宗教活动,不得接受宗教性捐献。”没有法律依据,三五个人在自己家里,敬拜神佛,政府有什么必要禁止。这不是保护宗教信仰自由,这是限制宗教信仰自由。建议取消。

3、条例修改稿第三十三条“在宗教活动场所内改建或者新建建筑物,应当经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批准后,依法办理规划、建设等手续。宗教活动场所扩建、异地重建的,应当按照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的规定程序办理。”建筑物(包括寺官教堂)的新建改建,属于规划、建设行政部门的事务,与宗教事务部门无关。建议取消。

4、修订草案第三十五条“信教公民有进行经常性集体宗教活动需要,尚不具备条件申请设立宗教活动场所的,由信教公民代表向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提出申请,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征求所在地宗教团体和乡级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意见后,可以为其指定临时活动地点。在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指导下,所在地乡级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对临时活动地点的活动进行监管。具备设立宗教活动场所条件后,办理宗教活动场所设立审批和登记手续。”公民申请、县级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征求宗教团体、乡及政府或街道办事处意见,决定批准与否。怎么征求意见,后三者如何回复,根据什么回复,无法执行。这条违反行政许可法且不具可执行性,建议取消。

5、第三十六条第四款“未取得或者丧失宗教教职人员资格的,不得以宗教教职人员的身份从事活动。”本条第一款规定了宗教教职人员资格取得,“宗教教职人员经宗教团体认定,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备案,可以从事宗教教务活动。”分布于全国、大量存在的家庭教会,其教职人员均由信教人员自己决定,如该条通过,全部家庭教会的教职人员均为非法从事宗教活动。修订草案这样的限制,没有法律设定的依据,不是保护宗教信仰自由,而是限制宗教信仰自由。建议取消。

6、第四十一条“非宗教团体、非宗教院校、非宗教活动场所不得组织、举行宗教活动,不得接受宗教性的捐献,不得组织公民出境参加宗教方面的培训、会议、活动等。”这样的禁止条款,没有法律设定的依据,不是保护宗教信仰自由,而是限制宗教信仰自由。建议取消。

7、第四十七条“从事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应当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审核同意后,按照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办理。”此条规定是没有法律设定的许可,是宗教事务部门自设行政许可,建议取消。

8、第五十七条第二款“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接受境外组织和个人捐赠不得附带条件,接受捐赠金额超过10万元的,应当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审批。”此条规定没有法律设定,违反行《政许可法》,自设行政许可,建议取消。

9、第六十七条“擅自设立宗教活动场所的,宗教活动场所已被吊销其登记证书仍然进行宗教活动的,或者擅自设立宗教院校的,由宗教事务部门会同公安机关予以取缔,有违法所得、非法财物的,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违法所得无法确定的,处5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房屋、构筑物的,由建设主管部门依法处理;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非宗教团体、非宗教院校、非宗教活动场所组织、举行宗教活动,接受宗教性捐献的,由宗教事务部门会同公安、民政、建设、文化、旅游、文物等相关部门责令停止活动;有违法所得、非法财物的,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可以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因为建议取消三十六条第四款、四十一条,本条没有存在的必要,建议取消。

因水平能力有限,以上意见,会有不当之处,我们愿意与草案起草部门逐条讨论、辩论。

提交人:

李贵生,执业律师 通讯地址:贵州省贵阳市中华北路26号宇利广场十楼电话13985500061

杨兴权,执业律师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善缘街1-3-118,电话18600895279

张培鸿,执业律师 通讯地址:上海市延安西路726号13楼C座电话18621380168

雷小冬,执业律师 通讯地址:陕西省西安市经济开发区凤和路2号方圆工贸三楼 电话13379080227

范标文,执业律师 通讯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大沙地东258号3楼 电话 15889635216

2016年9月19日

家庭教会该如何应对新《宗教事务条例》

对华援助协会特约评论员 郭宝胜

诗篇 29:10:“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随着近期对中国家庭教会的逼迫案例增多与新的《宗教事务条例》的发布,家庭教会即将面临的新一轮大逼迫,已经是十分显明和迫在眉睫的大事。应对这一轮逼迫,我们首先不需要恐慌,而是要仰望上帝、靠主刚强,毕竟,与当局抗争了60多年的中国家庭教会,绝不会因为新的暴行而夭折,家庭教会的生命力只会越挫越勇、更加地兴旺。

9月7日当局发布的《宗教事务条例修订草案(送审稿)》,名为征求社会意见,实为即将要真正实施。该条例对家庭教会的一切行为都定为非法,并详细规定了相应处罚措施,从办理登记、基层管理部门、活动场所、临时活动地点、境外培训、神学院、捐献、宣教及网络服务、提供物质条件者、教会教职人员等等方面强化了对家庭教会的围堵、压制和铲除力度,使家庭教会合法化的可能性完全归空,家庭教会起码在法律上已经被彻底地被定为非法且附有严重的惩罚措施。

几乎与此《宗教条例》颁布的前后,全国多地出现家庭教会被威逼加入三自会、否则就抓捕强压、拆散教会的案例,这些案例都说明当局新宗教政策的特点之一就是对家庭教会生存空间的彻底抹杀。除了浙江、广东、贵州的家庭教会外,近期对中国家庭教会最初的发祥之地河南省家庭教会的打压日趋明显。

根据对华援助协会新闻,7月15日,河南省当局发布《洛阳市民委(宗教局)采取措施积极解决宗教领域的重点难点问题》的通知,表明被洛阳当局纳入管理、强行加入三自的家庭教会有50家,而被当局关闭的有15处,其他宗教建筑被强迫停工的有6处。7月中旬河南商丘柘城一新创立不久的家庭教会,遭到柘城县宗教局查封。查封的原因是该家庭教会拒绝宗教局要求他们加入三自会。河南省郑州市以马内利教会,有近五百名信徒。8月初,宗教局官员要求该教会加入有官方背景的三自教会,但被拒绝。近日,该市宗教局官员已向教会发出通知,限期一个月,即9月25日之前搬走教堂物品,否则,会采取强制措施驱赶信徒。另河南博爱县在8月31日召开私设基督教天主教活动点专项整治工作会议,发布《博爱县私设基督教天主教活动点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博爱县许良镇唐庄一基督教家庭教会也受到博爱县宗教局的查处通知,责令立即停止一切宗教活动、拆除一切宗教用品,信众必须到官方教会过宗教生活。若不执行,要采取强行关停措施。

从河南家庭教会遭逼迫来看,伴随着新《宗教条例》的实施,中国家庭教会遭受以强行加入三自会否则强力驱散为特征的逼迫,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事实。那么作为“神的家”、“真理的柱石与根基”家庭教会,又如何应对此轮逼迫呢?

首先,我们要坚信我们站在真理的一边,不仅站在普世价值的一边,更站在上帝的一边。如果中国是一个宗教自由的国家,那么就不会存在三自会与家庭教会的区别、也不存在地上地下、合法非法的区别,家庭教会在任何一个宗教自由国家都是合法的。虽然新《宗教条例》将家庭教会彻底的非法化,毫无合法登记、发展的可能,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合法的,在上帝的更高的法律前面,家庭教会是合法的。在现实法律之上,有一个更高的法律,它是现实法律的本来渊源,这就是上帝的律法,如十诫等。符合上帝律法的法律是合法的,否则是非法的。在上帝律法前,当局的所谓宗教条例倒是非法的。既然家庭教会在上帝律法前面是合法的,我们就应该理直气壮地“非法”下去,没有必要为了所谓的合法,去加入三自或登记在三自会的下面,没有必要为了合法非法问题辗转反侧,家庭教会既然无法登记为合法,就应该保持目前的状态,敬拜服事依然,安静等待非法的执法力量前来执法即可。

其次,被当局视为非法的家庭教会,已经存在了60多年,而且越来越兴旺。在这60多年中,家庭教会积累了众多应对政府逼迫的方法。一是游击战方式,“敌进我退、敌退我进”,就是当局的逼迫来临时,暂时换一个地方,等当局整治行动结束后,再选择安全的地方继续敬拜聚会。“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就是在高度逼迫的情况下,每个周日敬拜聚会的地点都有所不同,令当局无法前来逼迫。也有家庭教会在夜间聚会或者早晨6点聚会8点结束,原因是避开当局在工作时间的骚扰。也有不少教会为应付逼迫,远走他乡,移民宣教,像初代耶路撒冷教会受逼迫四散逃开,福音从此传开一样。

家庭教会的另一应付逼迫的方式就是小组家教会的形式,化整为零,在各弟兄姊妹家中聚会等等。由于家庭教会的发展,现在大部分家庭教会都在租借的商用房屋聚会,但新《宗教条例》对租借屋的主人也要进行处罚,妄图从根源上阻止家庭教会。一旦租用家庭教会场地被禁止,完全可以在信徒家中举行分散聚会。虽然近期也有众多在信徒家中聚会受逼迫的案例,但是家庭毕竟是最私人最隐秘的场所,只要人数不多不引人注目,长期聚会也是可能的。

最后,家庭教会不仅应该继续通过维权律师维护自己权益,更应该继续通过海内外基督教机构揭露国内逼迫案例,给当局施加压力,迫使其默认家庭教会的存在,减少逼迫和打压。中国政府当局虽不断加大打压家庭教会的力度,但是其宪法中还是列明宗教自由的条款,与世界各国打交道时,当局也经常自称非常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在当局自知理亏的情形下,维权律师们肯定会找到中国现行宪法和法律的众多依据,对受迫害案例进行维权。而国际社会的媒体、教会界、政治界,也会以地球村普世价值和联合国人权原则为依据,揭露当局践踏宗教自由的丑行,给当局施加压力以改善宗教自由状况。

总之,正如哥林多前书10:13:“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经历过大风大浪、艰难险阻的中国家庭教会,定然有办法渡过因《宗教事务条例》的颁布实施而来的逼迫与迫害。家庭教会要靠神沉着应对危机,“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神注定会给予我们智慧、勇气和能力,渡过难关、打那美好的胜仗。

温州颁布教堂等房屋征收与补偿的意见

对华援助协会通讯员

9月10日,温州市政府发布《关于温州市区宗祠寺观教堂等房屋征收与补偿的若干意见(试行)》,指出因公共利益政府可以征收寺观教堂、民间信仰活动场所及宗祠等房屋。对拒绝征收的要采取法律措施。

该文件指出:“对无正当理由不按时征迁,严重影响公共利益的,依法予以强制搬迁。。。。。。对擅自新建、重建、扩建、迁建宗祠和寺观教堂及民间信仰活动场所的,由属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牵头,会同国土资源、综合行政执法等部门,及时依法予以制止和拆除”。

众所周知,最近几年温州发生数以千计的强拆教堂、十字架迫害信仰事件,而温州市政府发布的该文件不仅不提被强拆教堂及十字架的赔偿问题,还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对政府强征强拆教堂及十字架行为合法化,对此对华援助协会表示谴责。

附该文件全文:
http://www.wenzhou.gov.cn/art/2016/9/14/art_4741_18278.html

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温州市区宗祠寺观教堂等房屋征收与补偿的若干意见(试行)

文 号: 温政办〔2016〕95号 下载阅读版本:

发布机构: 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公开日期: 2016-09-10

鹿城、龙湾、瓯海、洞头区人民政府,市各有关单位:

为了规范市区宗祠、寺观教堂及民间信仰活动场所等房屋的征收与补偿活动,维护公共利益,保障相关权利主体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宗教事务条例》《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等有关规定,结合市区实际,经市政府同意,现就市区宗祠、寺观教堂及民间信仰活动场所等房屋的征收与补偿提出如下意见:

一、依法征收。因公共利益确需征收寺观教堂、民间信仰活动场所及宗祠等房屋的,征收部门应当与相关权利主体及管理主体协商,并按照相关规定依法予以补偿。其中,征收寺观教堂等宗教活动场所的,征收部门应当与该场所或相关宗教团体协商,并征求宗教事务部门的意见。征收民间信仰活动场所的,由征收部门、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与该场所管理组织和当地村(居)委会协商,并征求宗教事务部门的意见。征收宗祠的,宗祠有明确产权人或代管人的,由征收部门、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与产权人或代管人及当地村(居)委会协商,无产权人或代管人的,由征收部门、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与当地村(居)委会协商。

二、分类处理。征收部门要会同民宗、文广新部门对征收范围内的宗祠、寺观教堂及民间信仰活动场所等房屋进行调查、甄别、分类。属于文物保护单位的,应当按照文物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办理。对经认定的历史建筑,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实施保护。对已经产权登记的宗祠、寺观教堂及民间信仰活动场所等房屋,应依法予以补偿;对未经登记的建筑,应依据《温州市区违法建筑认定标准(试行)》(温政办〔2014〕75号)、《温州市区征收国有土地上未登记房屋认定办法》(温政办〔2012〕74号)的规定,由征收部门提请属地政府组织国土资源、规划、住建、综合行政执法、民宗等相关职能部门依法进行调查认定,经调查认定符合补偿条件的,应予以补偿;经调查认定不符合补偿条件的违法建筑,不予补偿,并依法予以拆除。

三、合理补偿。对被征收的宗祠、寺观教堂及民间信仰活动场所等房屋,可采取货币补偿、异地重建、功能置换等方式给予合理补偿,属地政府应鼓励和引导相关权利主体选择货币补偿和功能置换方式。实行货币补偿的,被征收房屋及室内装饰装修价值的补偿金额,由具有相应资质的估价机构评估确定。实行异地重建的,要充分体现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原则,在符合规划前提下可划拨国有土地由被征收人自行重建,并不得突破原有建设规模。实行功能置换的,可等值置换住宅、办公用房等其他用途的房屋。鉴于宗祠、寺观教堂及民间信仰活动场所等房屋的特殊性,为有利于补偿安置工作的顺利实施,各区人民政府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有关政策。

四、合并安置。因公共利益需要征收宗祠、寺观教堂以及民间信仰活动场所等房屋,确需异地重建的,各地要在考虑信众过宗教生活和开展民间信仰活动需要的前提下,控制总量、合理布局、合并安置。对一地多处的类似场所,原则上应当统一规划选址、集中合并安置。实行合并安置的,在符合规划容积率要求的前提下,新建建筑面积可按不超过原合法建筑面积的20%予以奖励。同时,积极引导宗祠、民间信仰活动场所改建为民俗文化场所、老人活动中心、休闲活动场所等。民间信仰活动场所确需安置的,要依法办理相关用地、建设等审批手续,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予以指导,民宗、国土资源、住建、规划等部门要加强协作配合、严格审核把关。新建的建筑要因地制宜,符合地域建筑风貌,建筑的总高度应符合所在地城乡规划要求,与周边环境相协调。各地要严格落实重建项目的审批要求,宗教活动场所异地重建的,应当由属地宗教事务部门逐级报经市或省宗教事务部门批准,并依法办理基本建设工程等审批手续。

五、合力助迁。各区政府要建立村居为主,属地乡镇(街道)负责,部门协同配合指导的工作机制,明确工作职责,切实做好市区宗祠、寺观教堂及民间信仰活动场所等房屋的征收与补偿工作。要充分发挥民宗、文广新等部门作用,引导宗教团体和各界群众支持、配合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要强化司法保障作用,对无正当理由不按时征迁,严重影响公共利益的,依法予以强制搬迁。同时,要严格按照规划要求和基本建设程序规定,加强工程建设监管,制止乱建、滥建现象。要加强巡查监管,建立联合执法机制,对擅自新建、重建、扩建、迁建宗祠和寺观教堂及民间信仰活动场所的,由属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牵头,会同国土资源、综合行政执法等部门,及时依法予以制止和拆除。

本意见自2016年10月15日起施行,有效期2年。

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6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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