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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三强牧师被移送审查起诉

对华援助协会通讯员

2017年7月13日,根据云南孟连县公安局移送审查起诉告知书,在云南边境被当局抓捕的著名宣教士曹三强牧师以偷越国境罪被移送检察院起诉。

对华援助协会对当局迫害曹三强牧师表示强烈地谴责。


公义团契刘牧师回应唱红歌的黄牧师

刘贻牧师

最近在微信上看到有弟兄在转发一段视频,是海外某间华人教堂在唱歌的视频,点开一看,实在令人笑掉大牙,居然是一个牧师在带领会众唱“歌唱祖国”,因为视频比较模糊,总感觉难以置信,刚开始还以为是有人恶搞之,但好奇心总叫人想去刨根问底,于是得知了这段视频的真实性,是位于加州洛杉矶的房角石华人长老教会于2017年7月4日在美国独立日礼拜上发生的事,甚至还能从该华人教会在facebook主页上看到更清晰的视频,和字幕。原来是一首经过篡改的红歌,起名叫“新歌唱祖国”,调子还是原来的调子,填词还是原来的格式,只是改动了一些字,加入些许诸如“上帝”“福音”等“属灵”的内容,于是就堂而皇之成了一首“赞美诗”,公然在基督教堂里演唱了。

回想多年前中国三自爱国教堂开展的唱红歌运动,又想起国内一些教会用流行歌曲改编赞美诗的恶俗,我实在难以接受这样的做法,于是在Facebook评论了一句话,“洛杉矶房角石华人长老教会就是这样糟蹋基督教神圣信仰的?”于是招致他们堂的信徒和传道人口诛笔伐,更可笑的是,该堂的牧师居然也按耐不住了,给我留言说,“我是黄牧师,改编了那首歌。你说说看在何处我把信仰给糟蹋了?别人说你在领着一帮人骂娘,果然如此。是耶稣让你骂的吗?这么论断和肤浅,也算是开了我的眼界了。求神怜悯你,说点儿牧者当说的话吧。就是有不同意见,也是可以沟通的吧?你坐在上帝的宝座上四处论断,不觉得自己已经僭越了吗?不过,那是你的全人的展现,与我无关。但涉及到别人时,是否也要有点儿尊重,显得你自己有点儿品味呢?”

既然黄牧师承认自己是牧师,又是美国长老会(PCUSA)的牧师,读过好多年不同的神学院,神学学位、专业水平、知识水准肯定比我高的多,但是这不妨碍我与他说道说道。

黄牧师说,这段歌曲是他改变的。当然在教会历史上用世俗歌曲改编成赞美诗的例子并非绝无仅有,但一般都非常慎重,不轻易为之。但是黄牧师居然用无神论中共的红歌《歌唱祖国》改编赞美诗(注:1951年9月12日,周恩来亲自签发了中央人民政府令,在全国广泛传唱《歌唱祖国》。这首歌已成为中共各种重大活动的礼仪曲、开场曲或结束曲。)故此,当人一听到这曲调的时候,就想起那恐怖的红色中国,当然黄牧师可能并非有这样的感觉,因为他的拳拳爱国心只认定共产中国。

黄牧师用红歌改编成赞美诗,在教堂里传唱,这不是亵渎上帝又是什么?黄牧师的教会坚称,他们的教会奉行《韦斯敏斯德信条》,在该信条二十章论基督徒的自由和良心的自由中指出,“惟独上帝是良心的主,在信仰或崇拜上凡与圣经相反,或在圣经以外属乎人的教训与命令,就是卖掉良心的真自由……”网上很多基督徒看到黄牧师教会演唱的红歌,感觉不适,甚至提出尖锐的批评,这都是基督徒良心的表现,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样的做法不符合基督教信仰,难道这些人的良心都是有罪的,唯独黄牧师的良心是自由的?

黄牧师进一步控告我“带领一帮人骂娘”。我看了下Facebook下的留言,不过只有三位好友进行了四条评论,虽然表达了不满,但大家都有基督徒的克制,并没有脏话、粗话出口,哪里来的骂娘一说?再说,我也不是什么意见领袖,哪里有什么能力“带领”一帮人骂娘,如果说真有这一帮人的话,也不过是英雄所见略同而已。可见黄牧师内心之恐慌,把一些共同批评的人,哪怕只有三个人,也会看成是一帮人,他连一些尖锐的批评都无法接受,内心实在脆弱,毫无自信。

黄牧师质问我“是耶稣让你骂的吗?”按黄牧师的理解,是不是他认为只要耶稣同意骂人也是可以的。比如,耶稣曾形容希律是狐狸,不知道在黄牧师的眼中是不是骂人?不过,我记得在中国人的形容中,“老狐狸”确实也可以算是一句骂人的话吧。不过,即便如此,我也没有说过一句骂人的话,不知道黄牧师批评我骂人的说法从何而来?

我不过批评该教堂一句“糟蹋基督教神圣信仰”,甚至连牧师的名字都没有提到,这么就成了“骂人”,成了“论断和肤浅”了?甚至黄牧师还说我,“你坐在上帝的宝座上四处论断”,不知道黄牧师哪只眼睛看到我坐在上帝宝座上了?就算魔鬼也不过是妄图要坐上上帝的宝座上,不知道黄牧师如何就让我坐上去了?可见人的神学水准真不是多混几年神学院就可以长进的。

黄牧师认为我对他们的一句批评展现了我的“全人”。我无法理解他的全人是什么意思,或者是指整个人格?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倒是不难接受,因为我就是强烈反对、憎恶那些向中共谄媚,与中共苟合的所谓基督教牧师,这就是我的立场。

黄牧师认为我批评他们唱红歌改编的赞美诗属于我的“品位”有问题,关于这一点我想,弟兄姊妹可以判断,到底谁没有品位?

说心里话,我也不想再多说什么,好在上帝都看到了,弟兄姊妹也看到了,既然审判要从上帝的家开始,我们就各自面对上帝吧。求主怜悯。

2017年7月26日

Fr. Francis Jonathan Liu





贵州一家庭教会被民族宗教局取缔

对华援助协会通讯员

2017年7月21日,贵州省某市一民族宗教局发出取缔通告,声明七一路一教会聚会点擅自设立宗教活动场所,举行宗教活动,依据《宗教事务条例》第43条的规定,责令停止活动并予以取缔。

对这种随意取缔教会的野蛮行动,对华援助协会表示强烈谴责。




丽水教案:越俎代庖的法官

杨晖律师

一、事情经过

本人杨晖,执业律师。同邓庆高律师都是基督徒。亲身经历他被丽水莲都区法院拒绝入庭辩护的事情,在此如实陈述具体经过。

2017年7月10日晚上,邓庆高律师得知温州丽水城东教堂的四位基督徒弟兄被检察院起诉,温州市丽水莲都区法院将于次日八点半审理。案情还是两年前温州拆十字架事件的延续,当时这几位弟兄在护卫自己教堂的十字架中表现较为突出,所以被检察院以妨碍公务的罪名追诉。几经反复,终于开庭。

他们的近亲属也是当晚才得知明天开庭,非常焦急,希望委托律师为其辩护。

邓庆高律师当即决定连夜赶上去。但厦门至丽水有700多公里,且是开夜车。他就约我一起。因为我这边来不及办理律所内部手续,所以不可能担任辩护律师,仅是帮忙路上轮流开车,照应一下而已。当晚11点过我们从厦门出发,紧赶慢赶,终于在早上七点半之前赶到丽水。跟教会的人见面,同四弟兄之一的被告人叶卫平近亲属办理委托手续之后,邓律师先进法院将全套的委托手续交给法官黄奇新(包括所函、委托书、近亲属关系证明材料、律师执业证复印件等)。我同教会的人在法庭旁边的大厅等,这个大厅既通往法院的办公区也通往法庭。

后来才知道是九点半开庭,故事也就在这一段时间发生了。法院这次阵仗有点大,法院门口站了十几个法警。准备审理案件的是个大法庭,大概能坐两三百号人。几个法警站门口,凭旁听证出入。8:30以后,就有人陆续进去,看上去都是公务员模样。旁边教会的人介绍,说都是各区的民宗局的干部。当时就感觉今天法院开庭应是势在必行,那邓律师基本的阅卷时间都没有,很被动。

邓律师进出办公区几次,偶尔同我们沟通一下,说法官让等。最后一次出来他站了较久,快9:30的时候,邓律师直接要从法警把守的法庭门口进去,被拦住。法警进去请示法官后,第一次回复说邓律师没有委托手续。邓律师坚持已经提供了全套委托手续。法警第二次再进去请示法官,又说委托手续不全,故邓律师没有辩护人资格,不得进去。交涉之时,有个中年人过来跟邓律师说:人家(被告人)都不同意你委托了,你还在这边做什么(不是原话,大意如此,后来才知道他是刑庭庭长,吴威丽)。

邓律师一直坚定的抗议:法院这样单独询问被告人是否接受委托是不合法的,我们合理怀疑法院的询问有偏向、隐瞒。坚持要同被告人叶卫平直接见面,询问其是否接受辩护。但法警拒不让邓律师入内,邓律师听到里面法槌敲响后,情急之下在门口大声询问:叶卫平你是否同意律师辩护。几个法警一拥而上,将邓律师拖出大厅。下台阶后将邓律师推倒在地,又半拉半抬的将邓律师移到一处距离法庭大概100米的地方。我是一直跟在后面。


到地头后,七八个人把我们团团围住,邓律师说要扔个矿泉水瓶,他们也不让他走到几步之遥的垃圾桶那边。争执之下,他们干脆把那个垃圾桶端到邓律师面前。邓律师请我帮他拿瓶水,结果我一动,同样也被围住,不准走。我才发现,连我也一起被限制人身自由了。因为我下午在温州中院有个案件,同他们交涉后同意我先行离开。离开之前,我们一起做了个祷告:求主祝福法庭、祝福这些法警用好主给他们的权利,赏善罚恶。求主除去我们心中的苦毒,驱散我们面对黑暗的时候心中涌起来的黑暗。


我出法院的时候大概是上午10点。本已订好11点到温州的动车。打车到动车站途中,教会的人同我联系上,要同我沟通。我把票退掉、温州那边安排好后,大家找个地方吃饭。大概12点左右,听说庭审结束,当庭宣判。四名被告人,两人判一缓三,两人(包括叶卫平)判一年实刑。过一会儿邓律师也过来了。说庭审结束后警察也解除了对他的人身控制,大致历时3个小时。

当晚邓律师下温州同我汇合,休息一晚。第二天从温州两人轮流开车,下午五点左右回到厦门。

二、法律分析

法院剥夺邓律师的辩护人身份是违法的!这是整个事件的核心。至于其后的拖拉、限制人身自由等违法行为,邓律师已有详述,在此不再提及。

依据《刑诉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的,也可以由其监护人、近亲属代为委托辩护人。

因此,邓律师接受在押被告人叶卫平直系亲属的代为委托,即视为接受叶卫平委托,成为叶卫平的辩护律师。不必经过叶卫平的同意。依据最高院刑诉法解释第四十六条审判期间,辩护人接受被告人委托的,应当在接受委托之日起三日内,将委托手续提交人民法院。法院仅有权对律师所提交的相关委托材料进行形式审查,没有权力代辩护律师去询问叶卫平是否同意。

依据刑诉法第三十七条:辩护律师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和通信。本案情况较为特殊,一般情况下会见都是在看守所。但由于昨晚才得知此事,邓律师当晚奔波千里,抵达开庭现场,在第一时间就向法院提出会见,履行了自己的职责。相关的要求也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既然法律没有禁止被告人家属在开庭前两个小时为其聘任辩护律师,则辩护律师也理应享有会见的权利。

如果被告人在看守所,则看守所负责保障邓律师的会见权利,如果已被押到法院,则法院应负责保障邓律师的会见权利。

又据《刑诉法》第37条第四款第二句: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因此,在法院的会见也应该是单独的、不受监听的会见。且单独会见并不会耽误开庭,邓律师也仅要求几分钟时间当面核实而已。

邓律师依法单独、不受监听的与被告人会见后,如被告人拒绝邓律师为其辩护,提出解除委托关系,则邓律师才不是被告人叶卫平的辩护律师。在此之前,一直都是。

依据五部门《关于依法保证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第八条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解除委托关系的,办案机关应当要求其出具或签署书面文件,并在三日以内转交受委托的律师或者律师事务所。辩护律师可以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当面向其确认解除委托关系,看守所应当安排会见;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书面拒绝会见的,看守所应当将有关书面材料转交辩护律师,不予安排会见。

这才是被告人提出解除委托的法定程序,在被告人被押送到法院待审期间,法院就代替了看守所的职责,适用本条关于看守所的规定。

1、法院不可以主动询问,要律师去会见后,由被告人自己提出解除委托。法院的职责仅是负责传达其意思而已。

2、在被告人提出解除委托之后,办案机关(法院)应当要求其出具或签署书面文件,并在三日以内转交受委托的律师或者律师事务所。

3、转交后,辩护律师可以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当面向其确认解除委托关系。请注意,此时辩护律师还是辩护律师,仍然可以要求会见。法院仍然应该安排会见。

4、但被告人书面拒绝会见的,法院应当将有关书面材料转交辩护律师,不安排会面。

莲都法院在这四个关键点上都是违反法律。首先法院一直是在玩文字游戏,什么征求被告人的同意。不必经过被告人同意邓律师才是他的辩护人,而是除非被告人明确不同意,邓律师才不是他的辩护人。而这个是否同意,也不应该由法院去问。但现在是他们主动去询问被告人,这是在职权之外的。

其次,询问之后法院并无要求被告人出具书面文件,当然更谈不上转交。再次,在辩护律师被口头告知解除委托后,提出会见的情况下,拒不安排会见。即便是被告人书面拒绝会见,法院仍应将有关书面材料转交律师。但实际上也是没有。没有书面的文件,全凭法官口述。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我们合理怀疑这中间还可能存在有意无意的误导,那更是可能与当事人的意思背道而驰。违法大家都见过,但违反得同完全遵守呈镜像相合的,在各个细节上与法律全部争锋相对的违法倒是少见。

这是莲都法院对邓律师的投诉的书面回复!“(法院)当面告知被告人叶卫平其家属为其聘请辩护律师的情况,并出示授权委托书,询问其是否签字授权委托你为其辩护,被告人叶卫平拒绝签字。”

这是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律师办理刑事案件指引》!第二十七条: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时,应当征询其是否同意聘请本律师。如表示同意应让其在聘请律师的《授权委托书》上签字确认;如表示不同意应记录在案并让其签字确认。

两相对比,我们清楚的看到。莲都区人民法院的法官严格的按照律协《律师办理刑事案件指引》,完成了本该律师去做的询问工作。这是严重的越权。法院不光没有保证辩护律师的会见权,而且法官自己直接充当辩护律师去询问被告人。这是越俎代庖。法官成了律师!法院非法剥夺被告人得到辩护的权利,法官身兼律师,集运动员裁判员二任于一身。严重违反法定程序!

三、事情的背景:拆十字架案件

当天政府组织各区民宗局的来法庭旁听,当庭宣判。这都是事先预备好了的。忽然开庭前一个小时出现一个辩护律师,完全在他们计划之外。怕整个计划被搞乱或者说场面会有点难看。所以才有此出平常很难想象的场景出现:法官会帮律师去问被告人,你是否接受委托。也只有在这个十字架背景的案件中才有如此怪事发生。同样,不是十字架,我们也不可能连夜开车到温州。

邓律师就黄奇新法官的违法行为向刑庭庭长吴威丽、法院副院长魏建平都直接投诉,但他们均置之不理,替黄奇新法官的违法行为背书。吴威丽更是直接的对邓律师讲:人家都不同意你委托了,你还在这边做什么。所以,这不是单个法官的事情,整个法院都涉嫌违法。

如恩格斯说的那样,“这第二个关于自由的定义随随便便地就给了第一个定义一记耳光”法院的认定也是轻轻松松就给刑诉法一记耳光。置自己制定的法律于不顾,任意弯曲。为了把一个案件判下来,动静也是搞得太大了点。

很多人在旁边劝,说尽量淡化十字架的色彩。西方国家对证人有三个要求:我要说出事实,我所说的全是事实,我已说出了全部的事实。这是基本的诚实。我们的神命令我们:不可作假见证(出20:16)。所以,我不能去刻意的突出,但也不能刻意淡化。是咋样就咋样:这个事件的背景就是两年前拆十字架的延伸。

http://mp.weixin.qq.com/s/in_Lu6MPXnEWz5Y7IYGqyA

广福教会被宗教官员约谈入三自教会被拒绝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

广州广褔教会处境艰难,7月26日该教会牧师被宗教局两位官员约谈,要求该教会加入有官方背景的三自教会。据广东教会牧者披露,该教会已经拒绝了官员的要求。

中国家庭教会持续受到当局的逼迫。据广东一位不愿具名的牧者7月26日对记者披露,广州广福教会牧师马可等人,当天下午被该市白云区宗教局的两位官员约谈,官员向该教会提出“两个选择”,一是加入三自教会,二是,接受政府监管。一位牧者说:“今天下午有三位同工和牧师一起跟白云区宗教局的科长见面,说现在国家政策是(家庭教会)要加入三自。回答‘不能’。第二种选择是被政府管理,管理(聚会处)场地,消防。要派人去看,去督导”。

该名牧者表示,对于官员提出的第一个要求,被教会信徒明确否决。广福教会信徒认为,三自教会的信仰与家庭教会不同,因此拒绝加入,但官员提出的第二要求“被政府管理”。牧者称,由于中国的家庭教会一直受到政府监管,所以不会排斥,并愿意接受。

据信徒称,官员所称的监管,除包括聚会场所的消防安全,场地安全。还不准境外人士到教会讲道等。一旦被发现,当局将采取行动。

广福教会聚会场所曾多次被当局以其“进行非法宗教活动”为由查封,教会物品被当局运走。该教会牧师马可向法院及广州市宗教局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白云区宗教局作出的查封决定,均被驳回。马可也曾就此到广州市政府和广东省政府上访,但均无人理会。

近期,马可面对在广州的居住证无法延期的问题。他对记者说:“说我的居住证办不了,排队一个多小时,工作人员说,你办不了。问她为什么,她说她也不知道,她就给我看电脑记录,电脑显示我的名字不能办证”。

据广州一信徒称,当地有很多信徒遇到与广福教会同样的问题,包括居住证届满无法延期等,办理驾驶证也遇到麻烦。有人分析,当局试图通过限制当事人在广州的居住权,逼迫基督徒离开广州。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报道

广福教会信徒聚会

河南省宗教局成立“联合调查组”查“非法讲经点”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

河南省政府正在进行一场打压宗教活动的行动。该省宗教局7月22日发出通告称,省委统战部和省宗教局成立联合调查组,对各省市进行督查。检查所谓非法讲经点,以及禁止教会举办夏令营活动。同时要求伊斯兰教穆斯林接聘阿訇。

河南省基督教爱国运动委员会和省基督教协会,自7月中旬发通告停止官方三自教会举办青少年夏令营活动后,7月22日,该省宗教局再发出通知称,24日至26日,省委统战部和省宗教局成立“联合调查组”,对各省辖市、直管县进行督查。此次督查的内容包括,组织开展“教育与宗教分离”为重点的政策法规培训情况,以及对宗教教职人员和宗教活动场所培训的全覆盖情况。

该通知要求有关部门调查伊斯兰教阿訇的管理情况。但重点强调对基督教会的清查。通知要求对今年以来,宗教场所举办的有未成年人参加的假期班,讲经班,社会组织和个人举办的各类非法地下讲经点,社会培训机构以举办培训班为名进行的传教活动,宗教团体面向未成年人举办的暑期班,夏(冬)令营等活动的排查处理情况。进行全面督查。

该联合调查组由河南省宗教局政策法规处、省佛教协会等机构成员组成。

据河南一位信徒称,已有很多信徒收到该份“通知”,来人将与地方政府官员对宗教场所、培训班等涉基督教的聚会处,进行摸底调查,随时取缔不符合当局要求的聚会点。

另一位信徒对记者说:“南阳一些教会在举行夏令营的时候,各乡镇私下进行的已经结束。在市内,他们已经不敢举行。市内(教会)是接到通知。半个月前,这里有的教会还在举行夏令营”。

河南是中国基督徒人数最多的省份,官方统计有三百多万名,占河南总人口约百分之五。目前,以每年10万人的速度递增。如果加上家庭教会人数,应数倍于三自教会信徒。当地很多信徒担心当局新一轮联合调查,将进一步缩小教会的活动空间,信徒的处境更是雪上加霜。

7月13日,河南省政府控制下的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省基督教协会,向下属各基督教两会发出通知称,各地两会及各堂点,均不得举办有在校生和青少年参加的夏令营活动。一位信徒称,中共将于今年秋季举行十九大,在此之前,各地官员好大喜功,想方设法向北京中南海官员“表忠心”,打击家庭教会自然成了地方官员向上邀功的方法之一。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报道



安徽淮北陈士信牧师案移送法院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

安徽省淮北市烈山镇蔡里教会领袖陈士信牧师,被控“故意损坏财务罪”一案。7月17日由公安局移交检察院不久,20日被移送烈山法院。起诉书指控陈士信涉嫌故意毁坏树木三千多棵,价值近20万元人民币。陈士信妻子表示,案件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仅三天,就移送法院,令人难以相信检方对各项证据,进行过充分调查。

淮北市蔡里村家庭教会领袖陈士信牧师,今年4月12日被当地公安局刑事拘留,5月18日被以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批捕。7月17日,案件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但是三天后却移送法院,进入审理阶段。起诉书指,被告人陈士信在该市烈山区和杜集区交界处附近沙峪子山场种植中药材,伙同另外两人多次雇佣挖掘机毁坏该山场李文前等人承包种植的石榴树、杏树、梧桐树等林木3307株,折合人民币近20万元。控方认为数额巨大,触犯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五条,应当以故意毁坏财物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7月25日,蔡里教会信徒谷先生对记者说,案件17日移送检察院之后,20日就移送法院。目前官方一面倒的支持另一方:“我们(律师)昨天到检察院要阅案卷的时候,检察院才告知已经移交到法院了。包括烈山区、杜集区,淮北市政府,他们都是一边倒,倒向李文前那一边。通过陈牧师的陈述,对陈牧师的定罪还是和以前一样”。

陈士信牧师带领的蔡里教会有三百多名信徒,当地宗教局官员和公安多次要求该教会加入官方三自教会,但被拒绝。教会在山上聚会处外墙上,挂出的十字架,曾遭当局强行要求移除,还扬言要拆除聚会点。

陈士信的妻子王红对记者说,当局对其丈夫的指控严重失实。她说:“肯定有问题,这根本不是事实。而且他们(当局)的程序,(案件)17日到检察院,也没有通知我们的律师。20日就交到法院。他中间都没有审查起诉环节。从头到尾(此事)都是有人在操作。他们现在一直都在诬陷我们毁坏对方三千多棵树,而且涉案金额达到19万多元,他们要按最重的刑法来判”。

对于起诉书列出约四十位证人支持官方的调查结果。王红说,当局在选择性使用证人:“这些证人在两个区,一个是杜集区区南山村,另一个我们烈山区蔡里村的。对于我们蔡里村村民的证言,对我们有利的,他们都不予记录及采纳”。

烈山区和杜集区对上述地块的使用权,长期存有争议。陈士信曾带领村民向安徽省有关部门投诉李文前占据属于烈山区的土地,当时政府曾下达文件,证明该山地属于烈山区。

王红说:“本来就是两个区的纠纷之地。原来我们找到安徽省委的时候,省民政厅下达了文件。而且两个区的区委书记都签了字,证明这是烈山区的地块。只不过确权书没有下达。但是现在淮北所有有关部门,都说这个地方现在属于杜集区”。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报道。

蔡里教会陈士信牧师


2017年7月21日十架短讯与代祷——顾约瑟牧师冤案专题

杭州顾约瑟牧师在沉寂一段时间后,传来新消息。他的案子在7月20日举行了庭前会议,顾牧师此前在当局压力下,解聘了他的辩护人张培鸿律师。在写给张律师的信中,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张弟兄的真挚感情和爱护,谢冰冰律师将继续担任他的辩护人。

虽然张律师已被解聘,但顾牧师请人转告他,大意是:解聘他是违心做的让步;借钱给人是过失;如果法庭对他的行为公正评判为犯罪,他不需要缓刑,愿接受坐牢。当然我们尚不能证实传话内容是否完全精准,符合顾的意思。

张培鸿律师有情有义,就顾牧师解聘他,向顾牧师作出回应:“我为你辩护,如果也被抓了,那是我的十字架我自己背;如果我为你辩护你被重判,那是你的十字架你自己背。开战在即,我被他解聘了。愿上帝与顾牧同在,如同与约瑟同在!”

当局以涉嫌挪用资金的罪名起诉顾牧师。检方罗织了大量的材料作为证据,供述者中有几位是浙江官方教会牧师,如倪光道、张耀法、张忠成,相关人周亚平、叶福昌等人。不能确定这些证人的陈述对顾案会起到多大的影响,哪些陈述对顾有利,哪些证词被检方利用做罪证?但如果法院同意证人出庭,相信他们出庭的证言可能对顾牧有利,而不应该被用于指控。我相信相关证人并无恶意伤害顾牧师。

谢冰冰律师将继续担任他的辩护人,顾牧师与谢律师有过一些交往的记录。杭州昝爱宗弟兄熟悉这段交情。2006年萧山教案中,谢是萧山党山教案中的其中一位辩护人,当时有八个人涉案,最终判刑四位,缓刑四位,谢也是萧山人,据说她妈妈是信徒,顾牧认为谢辩护的不错,了解且信任她。值得一指,萧山教案,张凯律师也是其中主要的辩护人之一。顾曾亲自探监,看望狱中的弟兄,尽管被抓的弟兄不属官方教会。这一次顾牧在被抓前就已指定,写给谢冰冰的委托书。谢曾是浙江省公安厅的法律顾问,因此,谢作为顾牧师的辩护人更为官方所接受。

当局担心由张培鸿律师担任辩护后,顾牧师在出狱后,可能将彻底脱离三自系统,所以想尽办法要解除他与顾牧的辩护关系。但我们不知道辩护人与顾牧的未来服侍选择之间有何关联?当然有人向顾牧妻子周莲美牧师建议,希望他们到杭州的家庭教会聚会,或建立新的家庭教会,但这种期待不晓得是否可实现,其本身会否可能风险。当然关键在于当事人的抉择与决心。

由于外界对顾案的信息掌握有限,许多人并不了解内情。有知情者称,审理顾案的杭州江干区法院的声誉口碑差,对能否公正审理顾案存疑。但我们必须指出事实,顾牧师被抓的真相是因为他身为浙江省基督教协会会长,公开发表书面声明反对当局拆十字架,这是他坐监狱的根源。我们不能被舆论误导为:财务违规,挪用资金。这只是一个幌子。

尽管顾牧师自觉的善意借款给弟兄,有所欠妥,甚至是个错误,并为此愧疚,但这并非是犯罪,不存在挪用犯罪。张培鸿律师认为:这不是以他个人名义,也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而是他(基协会长)与三自主席(倪光道牧师)合签后,由财务划款。这是一个公开,且是集体决策的结果,不符合挪用型犯罪的构成要件。包括公安部门的人也证实,他经济上没有问题,搞他就是因为他反对拆十字架。

顾牧师被囚的性质是栽赃的结果,是名副其实的宗教迫害。外界都应该知道事情的原委。不分教派、三自和家庭、基督教或是天正教、境内或海外教会......共同为顾牧师的自由、健康、信心坚固、智慧勇敢而祈祷。顾约瑟牧师是性情直爽,激情十足,正直敢于担当;虽置身官方教会,但又坚守底线的传道者。愿主看“顾”!

事件回顾:

2014年
4月23日,浙江基督教两会在顾约瑟牧师不知情的情况下发表倡议支持当局发起的“三改一拆”。
5月,顾约瑟牧师公开呼吁当局充分考虑宗教场所的特殊性;
6月,基督教省两会配合政府,成立教堂办证及建筑设计规范;面对整改目标是“拆十”时,顾牧师表示“内心纠结”;
7月,质疑“拆违”变成“拆十”,表示“想不通”、‘“很痛苦”、“求上帝安慰教会”。向民宗局反映意见,并发表声明。
8月19日接受官媒采访,提及“拆十字架伤害信徒感情,破坏政教关系”,但电视台播放时剪掉这段话,仅播放基督徒支持建设浙江的片面之词。信徒观看后引起质询。

2015年
5月,浙江向社会征集“宗教建筑规范(试行)”意见,崇一堂直斥该立法规范抵触了信仰自由的立法要求和立法精神。顾牧师向中国基协、浙江政协,向北京呈报,希望透过陈情纠正强拆。在崇一堂以“十字架的呼召”证道,勉励信徒舍己,背起十架随主。
7月10日,浙江省基协向民宗局发表公开信,呼吁停止拆除十字架的谬行。获得浙江基层教会的强力支持。随后当局对崇一堂帐目展开清算,企图收集罪证,以经济罪名指控。(参端传媒,邢福增:拆十风暴中的顾约瑟牧师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203-opinion-yingfuktsang-cross/)

2016年
1月18日,浙江当局通过杭州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基督教协会发布“关于杭州教会崇一堂主任牧师人事调整的通知”,单方面解除顾约瑟牧师在崇一堂的主任牧职,不再担任崇一堂主任牧师。
1月27日带离顾约瑟牧师,并予以“指定住所监视居住”,引起世界范围基督教公共舆论的强烈关注。
3月31日获准取保候审在家,人身自由受制,但有所放宽。

2017年
1月7日晚再次被带走,家属收到逮捕通知书。
7月17日,顾牧师在压力下,解聘张培鸿作为他的辩护人,谢冰冰续聘。
7月20日,顾牧师案举行庭前会议。

(多位律师、记者、学者对上述内容有贡献,此处隐去相关人名。)

顾约瑟牧师教案: 庭前会议前律师被解除辩护人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

浙江省杭州市有关部门对原杭州崇一堂主任牧师顾约瑟的打压,出现新情况。顾约瑟牧师的代理律师张培鸿于7月13日接到,杭州市江干区法院庭召开前会议通知的数天后,被解除辩护人资格。7月20日上午,江干区法院举行庭前会议。当地基督徒预料,该案可能于近期开庭。

去年1月27日,原杭州崇一堂主任牧师顾约瑟被杭州市公安局以“挪用资金罪”刑事拘留;被关押两个多月后,3月31日被当局“取保候审”一年。而在顾约瑟获释约9个月之际,他又被杭州市公安局以同一罪名逮捕。警方发出逮捕通知书日期是今年1月7日,顾约瑟被羁押在杭州市看守所。

今年7月13日,顾约瑟委托的代理律师张培鸿接到江干区法院将近期召开庭前会议的通知称,本院受理顾约瑟犯挪用资金罪一案,定于7月20日9点15分在第五法庭召开庭前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等规定,特通知辩护人准时参加。

三天后,张培鸿律师接到顾约瑟解除其辩护人的通知,大致内容是“考虑到目前状况,我绝不愿意因为我的缘故而连累您,让您失去自由,为此,您近期不用来杭州为我作辩护了,我非常感谢您前段时间,为我的付出。”

记者致电顾约瑟另一位辩护人谢冰冰律师,但电话无人接听。顾约瑟因反对浙江省当局强拆十字架,于去年1月18日遭浙江省基督教协会免除杭州基督教崇一堂堂主任职务,后被刑事拘留;2月6日,被检察院批准逮捕;2月底,浙江省基督教两会发表通告革除其牧师圣职,并罢免其浙江省基督教协会会长、常委、委员职务。顾约瑟是中国近三十年来,被捕的官方最高行政级别的宗教人士。

杭州一位基督徒对记者说,他相信是顾约瑟牧师受到官方压力,在开庭前临时更换律师。目前,对顾约瑟解除律师众说纷纭。这位信徒认为,当局可能以“监外执行”刑期等承诺,迫使顾约瑟解除张培鸿律师作为他的辩护人:“换了一位律师,我估计有可能判他缓刑,估计是政府和他妻子达成协议了,不然的话,不大可能会解除律师。我们不能轻看了他们(政府)这种打压的能力。有时候意志再坚定的人,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待久了,意志都有可能削弱”。

自2014年起,浙江省政府在全省范围内以“三拆一改”拆除违章建筑之名,拆除教堂、十字架等宗教建筑物数千座。其后又强行在教堂内安装监控用摄像头、挂国旗等,并声称基督教要“中国化”。记者截稿前多次致电张培鸿律师,但无人接听。目前代理顾约瑟案的是谢冰冰律师。

去年2月,美国对华援助协会主席傅希秋牧师等曾就中国浙江当局先后以各种罪名羁押基督徒和维权律师,与美国国会议员和国务院的官员沟通,希望进一步关注中国基督徒面临的困境。傅希秋牧师在美国首都华府,参加一年一度的为美国祈祷的“总统早餐会”,同时紧急会见了美国国务院高层官员,时任国务院国务次卿和白宫发言人已向中国政府正式发出“要求立即释放顾约瑟牧师等人”的声明。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报道。






圣经里的殉道者——从殉道者的视角看圣经

刘盐约 盐约之声

在两千年教会历史上涌现出的殉道士不可胜数,而圣经里也不断有殉道者的记载,这些圣经里的殉道者正是后来历世历代殉道者的先声和写照。可以从殉道者的角度整理查考一下新旧约圣经,或许能从其中挖掘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帮助我们更深理解圣经,激发爱主之心。
亚伯应该算是第一个殉道者。虽然圣经对亚伯的记载不多,甚至没有记载他的言论,只提到了他的出生和活动。亚伯故事中最为揪心的一幕是遭到亲身哥哥的嫉妒和无情杀戮。新约对创世记亚伯和该隐这兄弟两的故事做了更深的解读,亚伯被列在了信心伟人之榜首(来11:4),该隐被称为是“属于那恶者的”(约一3:12)。希伯来书一处经文点出了亚伯短暂生命的光彩:“亚伯因着信,献祭与 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 神指他礼物作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来11:4)

为何说亚伯是殉道者?亚伯是信心之子,他对上帝表现出了真信仰真敬拜真敬虔,有如此美好生命品格的亚伯竟遭致那“恶者”该隐的嫉妒并且最终遭到杀害。从人的眼光看亚伯之死是一个极大的悲剧,但在上帝眼里他是为真信仰而死,虽然他死了,因着信,仍然在说话。究竟说什么话呢?圣经没有记载亚伯说过一句话,但亚伯仿佛在说话,看,持守真信仰真敬虔的人可能会遭到我这样的下场,因为这个世界有敌对上帝的邪恶势力,但不要害怕,上帝与你同在,他也必为你伸冤。亚伯被该隐杀害,岂不是预示了日后人类世界的属灵争战?亚伯之子要被该隐之子逼迫甚至杀害,但他们的信仰和所见证的道最终必然得胜!

在以色列第一任王扫罗的时代,有一次大卫躲避扫罗的追杀,到了挪伯祭司亚希米勒那里。当时大卫非常落魄,又是朝廷通缉犯,情急之下跑到会幕那里寻求食物。亚希米勒没有以圣物为由拒绝俗人大卫的请求,而是给予帮助,拿出按理只能由祭司吃的圣饼怜恤了大卫。“祭司就拿圣饼给他,因为在那里没有别样饼,只有更换新饼,从耶和华面前撤下来的陈设饼。”(撒上21:6)大卫这个特殊经历后来被耶稣用来反驳法利赛人的责难(太12:3-7),老祭司亚希米勒在此践行了一项信仰美德:“我喜爱怜恤,不喜爱祭祀”(太12:7)。可是事后被刻薄寡恩的扫罗知道了,亚希米勒一家老小几乎被扫罗杀戮净尽。亚希米勒是殉道而死,是为表达上帝怜恤落难之人的心意而遭到杀害。

在北国以色列亚哈王时代,也是先知以利亚主要侍奉的时代,那是个大背道的时代。身为异教徒的王后耶洗别不仅全面引进巴力宗教,还疯狂屠杀耶和华的先知。圣经透过敬畏神的亚哈王家宰俄巴底的口说道:“耶洗别杀耶和华众先知”(王上18:13)。这些耶和华的先知们没有留下他们的名字,但在上帝的生命册上有他们的名字,他们忠诚于上帝,信道守道并为此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蒙了上帝的纪念。因此耶和华神对有些灰心沮丧的以利亚如此说:“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未曾与巴力亲嘴的。”(王上19:18)

在南国犹大约阿施王执政的时候,前期由于敬虔的祭司耶何耶大的辅佐,废除巴力,回归律法,重振国威。但在耶何耶大死后,约阿施王受人唆使,离弃耶和华神,去膜拜亚舍拉等偶像,引起上帝的震怒。耶何耶大的儿子撒迦利亚受神的灵感动,发出责备和呼唤:“神如此说:你们为何干犯耶和华的诫命,以致不得亨通呢?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所以他也离弃你们。”(代下24:20)可是犹大人不仅不反省,反而一起谋害了撒迦利亚。撒迦利亚死之前毫无苦毒埋怨,反而仰望那位信实的上帝:“愿耶和华鉴察伸冤。”(代下24:22)撒迦利亚的临终祷告安静而有力,树立了榜样,后世有多少殉道者都是这样在仇敌恶狠狠的目光下把自己平静地交给上主而结束在地上的人生行程的!

在但以理被掳到巴比伦的时代,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有一次被控没有叩拜巴比伦帝国尼布甲尼撒大帝树立的金像,这大大激怒了不可一世的尼布甲尼撒。这位当时代近东地区最有权势的君王怒不可遏地威吓道:“你们再听见角、笛、琵琶、琴、瑟、笙和各样乐器的声音,若俯伏敬拜我所造的像,却还可以;若不敬拜,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呢?”(但3:15)但三位勇士毫无畏惧,斩钉截铁地说道:“尼布甲尼撒啊,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 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决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但3:16-18)好一个“即或不然”!三位勇士在危难之际并没有试探神,无论是生是死他们确信自己都在上帝的手里,因此在信仰上不能有丝毫妥协。耶稣曾说道:“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惟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太10:28)敌人的最大权柄也就是可以杀害圣徒的身体,唯有上帝保守他的子民。

这是旧约圣经里明确记载的一些殉道者人物,但肯定不止这些。希伯来书有一段经文对旧约里殉道的圣徒的状况有如下概括:“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释放”原文作“赎”),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炼,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飘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来11:35-38)接下来更有颂赞和展望:“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 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来11:39-40)

新约里第一个殉道者无疑是施洗约翰,这位弥赛亚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出来传道,指斥罪恶,呼唤悔改,影响巨大。他得罪了当时大有权势的希律王,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指出希律王的罪:“你娶这妇人是不合理的。”(太14:4)结果恼羞成怒的希律把施洗约翰逮捕并拿在监狱里。希律早已杀心,但又怕引起民变,可是最后还是找机会杀害了约翰。

司提反是教会历史上第一个殉道者,他死于犹太教保守势力的陷害。司提反虽然是被选出来管理教会后勤的七执事之一,但他传讲福音大有能力,为此却得罪了顽固保守的犹太教势力。犹太教污蔑司提反“谤渎摩西和 神的话”,又恼怒司提反传讲的信息,严重威胁到他们的利益:“我们听他说过:‘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这地方,改变摩西传给我们的规例。’”(徒6:14)司提反死于犹太教传统的石刑,死之前平静安详地为逼迫杀害他的人祷告。

雅各是十二使徒中第一个殉道者,死于邪恶的希律王的逼迫。使徒保罗在殉道之前留下了最后一封宝贵的书信,唱出了殉道者的颂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持的信仰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公义审判的主在那日要赏给我的;不但赏给我,也赏给所有爱慕他显现的人。”(提后4:6-7)这段话是对后世殉道者最好的注解。

殉道不独是基督教的“专利”,其它信仰体系也有自己的“殉道者”。伊斯兰教极端势力在刻意制造“殉道者”,这就是所谓的“人体炸弹”;日本军国主义也曾人为制造“殉道者”,这就是用于自杀性攻击的所谓“神风特攻队”。但这些所谓的殉道实在是拿人命不当人命,说白了不过是挂着殉道名义的炮灰而已。但圣经并没有鼓吹殉道,更没有刻意要制造殉道士,并把殉道当做一种功德。毋宁这样说,殉道是一种特别的恩典,用朋霍菲尔的话说,“有些人,上帝认为值得给予最高形式的痛苦,便赐给他们殉道的恩典,而有些人,上帝不允许给予超出他们能够忍受的试探。”

我们从圣经殉道者身上可以学到什么功课和教训呢?殉道是流血,圣经透过殉道者的故事提醒我们,有殉道士产生,是因为有敌对上帝的邪恶势力存在,不论是该隐、耶洗别、尼布甲尼撒还是希律,都是属于那恶者的。邪恶势力在基督再来之前仍然会存留,并且继续抵挡上帝的子民。殉道是恩典,透过殉道者的生命故事——上帝之道活生生的见证——我们从中看到上帝的作为和心意,激发爱主之心。但殉道并非功德,圣经从没有高举哪个殉道士,因此我们不需要树立典型来顶礼膜拜。可惜后来教会把一些殉道士加以封圣和信众膜拜殉道士遗物的做法偏离了圣经。殉道是展望,哪个殉道者不是心存活泼的盼望而死?殉道可以说是基督末世论在当下的预演,殉道奏起了胜利的凯歌,也是朝向永恒的一跃,更是对上帝公义覆盖全地的呼唤:
“他们大声喊叫,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启6:10)
“因为他的审判是真实公义的。他审判了那大淫妇,那以淫乱败坏了世界的;并且为他的仆人向淫妇伸了流血的冤。”(启19:2)
写于2017年7月18日

德国宗教改革前夕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

朱庭光等

关键词: 德国宗教改革 社会政治经济

在中世纪的西欧,天主教会是最有势力的封建营垒,不仅拥有天主教世界地产的1/3,而且是封建制度的国际政治中心,垄断着意识形态和文化教育。因此,一切反封建的斗争必须采取神学“异端”的形式,首先发动对天主教会的攻击,以剥去其神圣的外衣。早在十三世纪,西欧己经有了改革天主教会和建立廉价教会的呼声,产生了新教的萌芽,,十四世纪,约翰·威克里夫(约1320-1384年)提出简化宗教仪式、用英语做礼拜和建立不受教皇控制的英国教会的主张。十五世纪,杨·胡斯(约1370—1415年)倡导改革运动,并终于在捷克创立了西方第一个摆脱罗马控制的民族教会。十六世纪初马丁·路德提出只有靠信仰才能得救和建立廉价教会的系统理论,促使德国和西欧各国发生了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标志着宗教改革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十五世纪后半期到十六世纪初,德国虽然仍是封建经济占统治地位。但工业、农业和商业进步很快,有些部门达到甚至超过当时西欧先进国家的水平。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开始出现资本主义生产,产生了最初的资产阶级。正如恩格斯所说:“像西欧其他国家一样,从十五世纪起德国资产阶级在社会上和政治上的作用日益增长起来”。

德国的商业相当繁荣。十五世纪末以米,尽营汉萨同盟日益衰落,但是从意大利到北欧的商道还要通过德国。在波罗的海南岸和多瑙河、莱茵河沿岸,在商道沿线,城市密如蛛网,总数达到2,300-3,000个。其中大、中城市有20多个。几乎所有的人都可当天往返于附近的城镇。科隆被誉为德国城市的皇后,是德国地方贸易的中心。律贝克、莱比锡和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驰名欧洲。德国南方的城市更是一片繁荣。特别是奥格斯堡和纽伦堡。手中积累了大量货币的德国富商,象佛格尔家族等乘机投资矿山,按资本主义方式组织生产。

德国有丰富的银矿。主要分布在南方的提洛尔和中部的哈士山。哈士山的舍木尼茨矿是一个典型例子,能够用马力带动水泵分三层抽出井下的积水,共需用马90多匹。这是史无前例的大功率抽水装置,可开采数百米深的矿藏。在提洛尔,施瓦茨附近的法尔肯施泰因矿,1526年有矿工4,596人,1554年增加到7,460人。稍晚,提洛尔的矿井最深的达到880米,这个世界纪录维持了二、三百年。采矿业的进步刺激冶金业的发展。约1451年,萨克森一带开始用新技术从一种银铜共生矿中炼出银来,银产量大增,新企业象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这是宗教改革以前冶金业中影响最大的创造发明。有人估计,十六世纪德国的采矿业和冶金业中约有10万名工人。甚至有人认为,十六世纪中叶,仅大型矿山就有工人12万名。当时德国的总人口约1,200万至—1,500万,矿工竞有10多万人不能算是一个小的数字。由于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大大提高了生产力。从1460到1530年之间,德国的银年产量增加5倍,最高年产量300万盎斯,是有名的白银大国,直到十九世纪中叶没有再达到过这个水平。

农业中不论是粮食生产、经营畜牧业,还是种植酒花、葡萄、亚欢、大青等经济作物,都广泛实行分成制。分成制是由封建地租到资木主义地租的过渡形式。

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德国发生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的重要经济前提。

在政治上,德国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国家。它虽然号称神圣罗马帝国,却没有一个有权威的中央政府,没有统一的军队、法庭和货币,甚至没有明确的疆界,实际上是由七大选侯(即有权选举皇帝的诸侯),十几个大诸侯、200多个小诸侯、,七千个骑士和100多个自由城市统治着。1507年,威尼斯大使向总督和议会的报告中描写德国的状况说:“授权统治帝国的皇帝,或称罗马人的国王,不能瑜越法律和正义的许可办事。如果不先召开全帝国议会,他不能强迫诸侯和自由城市服从他的任何特殊要求。”教皇和诸侯操纵着帝国议会。教皇的代表不到会,议会不能召开,议案不能提出。表决时,选侯、诸侯和自由城市各有一票权,少数服从多数。教皇和诸侯肆虐的割据状态,严重地妨碍经济的发展。驱逐教皇势力和结束诸侯割据局面,进而实现国家统一,是十六世纪德国革命面临的基本任务。教皇利用德国的分裂劫走大量财富,人称德国是教皇的乳牛,更是各阶层最为痛恨的现象。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1493-1519年)也感慨地说.教皇在德国的收入比皇帝多100倍。反对教皇的斗争激发了民族意识,终于点嫩德国革命的熊熊烈火。

伊拉斯莫(1466-1536年)、胡登(1488-1523年)等人文主义者对夭主教会的揭露和攻击,对德国的宗教改革有很大影响。

转自第一文库网
http://www.wenku1.com/news/1428D2B4C28E7AA5.html

广东新会仁义村家庭教会被查封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

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仁义村家庭教会,近期被公安查封。据当地信徒称,该教会领袖唐丽丽被公安抄家,有宗教用品被带走。据了解,仁义教会成立五年,有近70名信徒,他们都是当地的农民工。

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仁义村家庭教会,不久前遭到当地公安查抄,并带走教会的宗教用品。当地一位基督徒7月19日接受记者查询时称,该教会近期多次遭到公安警告,教会领袖被喝茶:“有一个家庭被抄家了。仁义教会是一个姐妹带领的,她那边在一两个礼拜之前,被国保叫去‘喝茶’。这个礼拜天(7月16日),被国保找去盘问。他们已经被迫停止聚会几个礼拜了。礼拜一,国保找到房东,房东把门打开,让国保进去搜查,具体拿走什么东西,我不知道”。

据了解,仁义村家庭教会有五年历史,现有信徒约70人,每周举行一次聚会,每次约50人,而大部分信徒是在当地打工的农民工。一位和该教会有过交往的牧师对记者说,该教会领袖叫唐丽丽,来自安徽,而另一位则是本地人:“姓唐,叫唐丽丽。她那里应该有50人到70人左右,具体人数我也不太清楚。他们的教会都是农民工。应该成立了五年左右。那个(带领教会的)姐妹是安徽的,弟兄是东莞的”。

目前,浙江、河南、安徽及广东等地的基督徒受到当地政府严控,尤其是家庭教会的信徒聚会,日趋艰难。7月13日,河南省政府控制下的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省基督教协会,向下属各基督教两会发通知,要求各地两会及各堂点,停止举办有在校生和青少年参加的夏令营活动。浙江杭州有官方三自教会接到通知,要暂停部分宗教活动。

河南信阳一位基督徒对记者说,当地公安正在设法限制宗教活动。他说:“公安局和统战部,包括宗教局也在私下找教会的领袖,交谈限制教会活动的事情,所以有些事工,他们没有再开展宗教活动。不让他们在教堂里面住宿。他们被迫在两个月之前,搬到教堂外边租房子住”。

另外,北京基督教圣爱团契长老徐永海,从7月16日起被当局上岗,他不知道被公安看守的具体原因,也不知这种监视何时结束。他说,在他家门外,公安雇佣的保安员,身穿写有“特勤”的制服,三人一组,分四个班看守他。十天前,约十名信徒在徐永海家聚会时,派出所警察以查身份证为名,到他家要求信徒出示身份证。双方一度发生僵持。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报道。

江西一教堂十字架又被强拆

对华援助协会通讯员

根据国内社交媒体,2017年7月14日,江西省上饶市余干县白马教堂十字架被拆,有反对强拆十字架的信徒受伤。这个教堂去年底被发通知要拆教堂。网上信徒呼吁基督徒们请代祷!请关注!



时事大家谈:自由刘霞,民主中国:刘晓波的未竟之业

转自美国之音中文网
https://www.voachinese.com/a/voaweishi-20170718-io-liu-xia/3948881.html

中国异议作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上周去世后,他的遗孀刘霞就与外界断了联系。五天来,外界只能从中国官方公布的照片与视频中看到虚弱苍白的刘霞,中国官方称“刘霞是自由的,有关部门会依法保护其合法权益。”但是对外界要求让刘霞出国的呼吁却置之不理。被居家软禁多年的刘霞是否真能得到自由?刘晓波走后,留下的挚爱妻子与中国民主事业,是否能得到妥善照顾?如何协助完成刘晓波的未竟之业?

 

河南三自教会接通告不得青少年参加夏令营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

河南省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省基督教协会,上周向有官方背景的三自教会发通告称,各地两会堂点不得举办有在校学生和青少年参加的夏令营活动。浙江杭州一基督徒称,当地三自教会的主日学活动被被政府关闭。

河南省政府控制下的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省基督教协会,7月13日向下属各基督教两会发出一份通知称,暑期天气炎热,为了贯彻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政策,保护青少年身体健康安全。各地两会及各堂点,均不得举办有在校生和青少年参加的夏令营活动。

一位河南籍基督徒,7月17日接受记者查询时称,当地部分三自教会每年都会举行青少年夏令营活动。一般情况下,政府人员不会过问:“各地的情况都一样,每年有大学生参加夏令营,如果他们上级部门知道或有其他人举报,就会把夏令营冲散了或者自行解散。如果不知道,就可以进行。某一些地方,管得不是很严”。

这位信徒说,他曾在参加夏令营时,被公安和宗教局官员冲击:“我们在前几年办夏令营的时候,有人举报。宗教局和公安局的人过来,把你的夏令营冲了。如果你不肯解散,还会没收你的用品”。

河南信徒称,最近政府对三自教会的要求,比以往更严,包括教会举办较大型的宗教活动需向上级部门申请。

浙江杭州一基督徒张先生对记者说,当地的三自教会举办主日学活动,也遇到政府干预:“以前关于宗教对学校、对青少年的活动,也不可以。只是三自教会在暑假的时候,基本上都会举办夏令营活动。家庭教会也有。但是现在他特别发文强调,甚至他对三自教会主日学。现在他们要对主日学都要关闭。他主要是想限制主日学”。

张先生说,在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政府对宗教的管理,没有向今天这么严厉。近年来,当局正在以各种方式,试图完全控制宗教领域:“他们还是要占领意识形态。在江泽民、胡锦涛时代,他们对讲经传道,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习近平上台以后,明显感觉到控制加强了”。

据河南南阳一位信徒称,南阳市宗教部门要求登记在册的约两万名家庭教会信徒加入三自教会:“南阳有一部信徒在宗教局有备案,都有教堂,聚会人数比较多,三自教会的人来,说要他们加入三自,这些人有两万人”。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报道

中国政府进一步压制宗教活动,夏令营及主日学活动首当其冲。图为浙江温州黄益梓牧师在讲道

广东江门丰乐教会牧师及信徒被取保候审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

广东省江门市丰乐教会牧师李万华,以及该教会下属一聚会点“蒙爱之家”信徒阮浩南,已被鹤山市公安局以涉嫌“邪教”,刑事拘留一个月后,在律师介入及媒体报道下,7月13日获警方取保候审一年。目前,两位基督徒已回到家中。

江门丰乐教会信徒阮浩南及牧师李万华分别于6月12日及14日,被鹤山市公安局以涉嫌“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利用迷信破坏法律实施罪”刑事拘留。刚获警方“取保候审“的李万华牧师,7月14日告诉记者,他和阮浩南于前一天中午获释。他说:“我和阮弟兄两个人的案子,实际上都是国保大队一手做的。包括审讯是从6月14日晚上5点多,一直审到晚上十点。到最后他问你有什么要求吗,我就说要请律师。他说不可以请律师,我说为什么。他说你要请律师必须我们给你请,我说为什么要你们给我请律师”。

李万华牧师说,公安不准他请律师的理由是为了给他省钱,又说可为他免费提供律师,被拒绝:“我们(公安局)给你请律师免费,你就让我们给你请律师,我说这个你们不用管。他又说,不准你请律师,我说关于犯罪嫌疑人第四条讲得很清楚。犯罪嫌疑人有权利请律师。你为什么不让我请律师,他说规定是这样写,但是我们领导规定不可以(请律师)”。

在李万华力争之下,公安同意其聘请北京律师。李万华带领的丰乐教会下属一聚会点“蒙爱之家”,6月12日遭到鹤山市公安局中山派出所警察查抄。信徒阮浩南被带到派出所扣留。翌日,公安要求阮浩南在审讯笔录上签字承认从事“邪教”组织活动,被拒绝后,遭到刑事拘留。一天后,李万华牧师也被公安局国保带走,指其从事邪教活动,刑事拘留。

李万华说,他被羁押期间,公安指他参加邪教组织,还指阮浩南和妻子罗彩霞组织和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利用迷信破坏法律实施。公安还扣留了教会的12本圣经、48本赞美诗歌及1000多张宣传单张。他说:“他们(公安)的意思是我涉嫌邪教,利用迷信破坏法律实施罪,他说阮弟兄是会道门邪教。他问我是不是会道门,他说你们家庭教会就是(会道门)。我说家庭教会怎么是会道门?我说这个词我第一次听到,要么你就是。反正我没有听说过”。

李万华还说,他与信徒阮浩南被取保候审一年期间,每三个月要向公安报道一次,离开当地,须致电派出所通报,并获得批准。

丰乐教会有数十名信徒,成员大部分是在江门、鹤山等地打工的民众,每周举行一次聚会。该教会曾多次被当地宗教部门官员要求加入三自教会,被信徒拒绝。对华援助新闻网曾在6月13日及16日报道丰乐教会信徒被当局逼迫事件,未来将继续关注该教会的境遇。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报道。

丰乐教会李万华牧师(右)和信徒阮浩南获释

齐宏伟:这个世界,污秽驱逐了圣洁

齐宏伟

耶稣道成肉身、以身赎罪及圣灵在信者心中内住,这三方面都把肉身提高到不可思议的尊贵程度。人的身体如此尊贵,是用来荣耀造物主的器皿,不该去盛那些肮脏不洁的污秽东西。一个深知自己身体尊贵的人,会为了上帝守护身体。就像一个懂得欣赏高雅音乐的人,不会轻易被靡靡之音所打动;一个习惯吃营养食品的人,不会喜欢吃垃圾食品。

有一位海外华人神学院院长,在北京地铁上发现一年轻人在大庭广众之下看色情杂志。他就问年轻人:“你怎么看这个?”没想到那个年轻人看他一眼,眼睛往上一翻,理直气壮地说:“不看这个,看什么?”

这个年轻人非常可怜,他吃了太多垃圾食品,就吃不进更好吃、更有营养的食品了。他甚至习惯了吃垃圾食品!

我们常说“劣币驱逐良币”现象。这在人的心灵中也是如此。淫荡肆虐的结果是驱逐了圣洁,罪中之乐流淌的结果是驱逐了圣洁之乐。

淫荡和不洁的最大危害,首先是对上帝圣洁本性的干犯,也是与上帝亲密关系的阻隔!你读一本坏书的最大坏处,不只是受到这本书的毒害,还耽误了你读一本好书的时间,失去了让好的思想充满和滋养你的机会。

与不洁亲密接触,就不能同时与圣洁亲密接触。这是铁定的真相与事实。从关系角度来看,不洁与淫荡占据一个人的心,就一定会驱逐圣洁而美好的亲密关系。而色情特别吸引人的一点就在于此,它许诺一种虚假的亲密关系,通过这种虚假亲密关系的建造,就驱逐了真正的亲密关系。

为了建立真实的亲密关系,上帝甚至要牺牲自己的独生爱子,要花这么昂贵的代价。但色情、奸淫却叫人把性看得随随便便,让人根本不必花多大代价就可以得到。被色情影响的人,会渐渐失去与上帝以及与人建立真实关系的欲望和能力。

从灵性角度来看,《圣经》上还有一句特别重要的话:“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要如此。”(诗115:8)也就是说造偶像来拜的人,会越来越上瘾,越来越像偶像。比如,中国的妓女和“二奶”(N奶)常常会拜猪八戒,以猪八戒为上帝。她一开始还不那么好吃懒做,但越拜猪八戒,就越像猪八戒,也就越来越好吃懒做,越来越放荡而不知羞耻。

有人说偶像是虚无的,猪八戒之类也是子虚乌有,拜或不拜有什么关系?不!大有关系!这是因为偶像背后有人的私欲,更有灵界魔鬼撒旦在操纵!灵界邪恶势力会利用一切来操纵人、掏空人、毁灭人!这不只是托尔金《魔戒》中的传说。

所以,跟圣洁关系相反,淫乱关系导向一种反敬拜、反圣约的背约关系,这种悖逆和违反会越来越严重,人跟撒旦的互动也会越来越强。就像空中的鸟或水里的鱼,如果方向错了,只会偏离得越来越远,不可能原地不动!

人一旦陷入色情、淫乱的关系,就走向了一种反向关系,会越走越远,靠自己经很难回头。一个吸毒者,第一次吸毒就像坐飞车,冲上云霄,但这种快感会越来越弱,他只能通过加大用量来获得上一次那种快感。但那种快感一定会越来越弱,魔鬼就是要让你付更大的代价。

一个上色情网站的人,第一次只是浏览一下,第二次一定不满足于第一次浏览的内容,还要变本加厉,最后就一点点像罗得那样挪移帐篷,“直到所多玛”(创13:12)。最后,很可能就会发展到单单看已经难以满足,还要去找妓女或性伴侣才过瘾。因为色情网站已经成功地“教育”了他,让他认为性很简单,也可以很随便,人活着就该快乐,自己掌控自己。而短暂满足过后,他又要拼命压抑、抵挡良心深处上帝的审判和控告,也就越来越心硬和放纵,而体会到的快感也越来越稀薄。人会在这种反向敬拜中,越陷越深,直到最终被毁灭。

红歌可以用来敬拜上帝吗?——如此神学院,如此毕业典礼

刘盐约 盐约之声

红歌可以用来敬拜上帝吗?这个问题还需要讨论吗?对于任何一个正常的基督徒来说,这应该不是个什么问题。因为关于敬拜赞美方面圣经非常清楚地教导我们:“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或作“当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以各样的智慧”),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戒,心被恩感,歌颂上帝。”(西3:16)而从里到外渗透着无神论意识形态的红歌绝对不是献给上帝尊崇上帝的“赞美诗”,当然不能用来敬拜上帝,这是毫无疑问的,连儿童主日学的小朋友都懂得这个道理。就算在一般公众眼里,教堂也往往和悠扬厚重的赞美诗连在一起。“赞美诗”可以说是基督教音乐和歌曲的专业称呼,因为基督教的音乐和歌曲从本质上说是呈现给上帝而赞美上帝的。

可是在中国基督教的圈子里永远不缺奇葩的事。最近安徽一神学院一份花样别出的毕业典礼节目单在网上被曝光,引来众多围观。在这份节目单上,《中华盛世欢歌》、《大中国》、《核心价值记心头》、《中华百年复兴梦》、《我的中国梦》、《奉公守法做新人》等和基督教完全不沾边的歌曲赫然纸上,真够奇葩的。这些歌曲都是所谓的主旋律歌曲,是新时代政治正确下的应景之作,和过去时代里流行的红色革命歌曲基本是同一个套路,是无神论意识形态的艺术表达,虽然没有过往歌颂革命的陈旧色彩,但换汤不换药,仍然够“红”,是当下“政治正确”的折射,因此可以称得上是“红歌”。如果是在电视台或党政机关举办的晚会上唱唱这些歌曲无可厚非,因为这和它们的身份相称,但是把这些歌曲拿到神学院拿到教会里来唱,就十分的别扭(对人来说),也是十分的亵慢了(对上帝来说)。

因为这家神学院不管是什么来头,毕竟至少在表面上是“神”字打头,培养的神学生肯定是要输送到各地教会去的。既然是“神”字打头,那么神学院里举办的任何活动从道理上讲都应该具有敬拜性,不是敬拜别的,而是敬拜上帝——这也是神学院和教会存在于这个世上的最崇高目的。从这个意义上看,神学院的毕业典礼更是如此,绝对马虎不得,按理说绝对应当敬拜上帝,高举上帝的名。可是这家神学院却私自引进红歌,在敬拜赞美中夹杂私货而唱起了红歌,莫非他们以为唱红歌也是在敬拜上帝?还是有别的动机?他们心里应该最清楚。

六七年前有一段时间中国显出某种倒退嬗变的迹象,那就是因着重庆“平西王”的大力鼓噪而使得“唱红”一度在全国范围内几乎形成了压倒性声势,很多地区很多单位见风使舵纷纷举办各类唱红活动,以跟上步调保持一致并示以“政治正确”,有些基督徒也因所在单位组织“唱红”而被迫参与。当时的“唱红”完全是当时的“政治正确”的应景之作。那个时候谁不这样似乎就跟不上形势就是政治落伍的表现。但也有的教会也竟然起来凑热闹,自作聪明,公开引进“唱红”,一时间《东方红》、《唱支山歌给*听》等红歌响彻在许多的教堂里。那时很多教堂不再是与赞美诗为伴,而是充斥着这些红色歌曲,公然敬拜另一个神另一个主!其实说直白点,这是“谄媚”或曰“献媚”。不久平西王东窗事发,“唱红”也随之销声匿迹。现在回头看,当年的一些教会引进“唱红”着实书写了中国教会历史上最为丑陋的一幕。再后来接踵而至的便是“拆十/字架”了,这莫非就是神的管教呢?

可是,有的教会就是不长记性,跟风跟惯了,现在又来了“这个梦”“那个观”,立马又开始跟风了。他们顺服上帝的积极性远比上不政治跟风的积极性,跟风起来简直是以飞奔的速度。但“他(上帝)不喜悦马的力大,不喜爱人的腿快。”(诗147:10)然而,我想在组织者策划者参与者心目里,他们未必不知道“唱红”不是敬拜上帝,可是他们还是这样做了,唯一可能的解释是有人在献媚投机。他们把 “唱红”引进教会当然不是敬拜上帝,毋宁说是在拜另一个神另一个主(你懂得)。但有人借此投机取巧确实是真的,纵然他们有全备的圣经知识,却毫无敬畏之心,正可谓“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提后3:5)

从教会引进“唱红”这件事的深层意味来看,基督的教会里有隐藏的势力有隐藏的勾当有隐藏的图谋也是真的。在此我们非常有必要再重新温习一下启示录里复活的基督写给小亚细亚七间教会的七封书信,基督说的这些话语也是对今天的我们说的。初代教会就已经悄然潜入了属鬼魔的势力。在第二封信里,基督指出别迦摩教会里竟然有了“撒旦座位之处”,基督在赞赏一些信徒的忠贞之外,更警告教会里已经潜伏了巴兰式的假师傅,迷惑引诱很多信徒:“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但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但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启2:13-14)

在基督写给推雅推喇教会的信里,基督以更严厉的语气发出了警告:“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我曾给她悔改的机会,她却不肯悔改她的淫行。看哪,我要叫她病卧在床。那些与她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启2:20-22)

再回到教会参与“唱红”这个事件,政教关系的问题再次浮出水面。顺服在上掌权者,不等于要去敬拜颂赞掌权者。可惜有的教会跟风跟惯了,已经分不清两者的本质差异了。顺服执政掌权者也不等于教会要取消在精神上人格上的独立性超然性。核心价值观当然不错,但教会应该有更高的道德价值,因为教会的道德标准和根基是建立在圣经之上的。教会本该是道德的良心和社会的灯塔,却成了被教导被灌输的对象。你说可悲不可悲?红歌还有一个巨大的误导功能,那就是在极力营造一个虚幻的盛世,但对民间的疾苦和国家的忧患完全漠视或予以遮掩,而教会也来“唱红”这是极大的错位,也是极大的虚伪,因为这样的教会(含神学院)已经失去了基督那颗怜恤弱者的心了。

愿这样的教会(含神学院)及早醒悟悔改,因为“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启2:29)

写于2017年7月11日

作者简介:一位80后基督徒,经济学硕士,2007年受洗,家庭教会侍奉,关注以“天国”(神国)为核心的福音在教会和社会的实践。

凯波尔的政治神学:国家

James Bratt

关键词: 凯波尔 政治神学 国家

(说明:本文取自James Bratt所写的《凯波尔:现代加尔文主义者与基督徒民主人士》一书第七章(原章名为:政治理论家)。凯波尔是荷兰著名的神学家、教育家,曾经担任过荷兰首相。本公众号将有选择地发布《凯波尔传》一书的内容,敬请关注。译者:张大军)

国家

凯波尔对第三个领域--国家--的态度最为游移。国家也是神所设立的,是防止混乱和破坏的。它配得人们的顺服和敬意。它备有武力,有很强的扩张企图,所以,他会让人产生恐惧。他不认同同时代人的观点:将国家看做“人民”意志的统一化身以及上帝护理的工具,而教会本身则应被纳入国家体制,或者将国家视为将所有其它领域整合进统一有序的实体的力量。《论政纲》的观点是,国家与其它领域并列,并不高于其它领域。不过,“领域主权观”承认,它有权规制其它领域的相互关系,而且不管何时,一旦个人权利受到侵犯或者弱者被强者盘剥,它也有权对这些领域进行干预,因此,它“超越于其它领域之上”。根据上帝律令的理论,国家的出现是对罪的回应,它遵循正义的原则,因此,只要政治对手提出要扩大国家的权力,凯波尔就是经常慷慨陈词做出反击的那一位。不过,在他1873年初次登上政治舞台时,他发出了另一种观点;这种观点从来就没有远离他:“将国家...视为纯粹来自外部的强迫手段”的看法绝对是错误的。德国历史学派教导说,一个根据自己情况自主发展的健康社会与一个消极的管制型国家之间有很大的分野,凯波尔将这种差异比作上帝的创造与对罪的必要约束之间的差异。可是,在这种理论框架下,没有提到的是,即使不存在罪的问题,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也不会让中央集权机构来管理它日益复杂的事务--而推崇扩张型国家的现代理论家则认为国家有这样的功能。

基督教国家观的一种简约表达

不过,在当时的欧洲,国家的扩张势头与军事部门的快速扩张之间存在着某种带有不祥预兆的联系;凯波尔明智地看到了这一点。在民众和官员们的言论中,所有名目各异的扩张(军事、工业、教育、技术和政府部门)都混合在了一起,形成关于国家实力和斗争准备的大合唱。然而,尽管凯波尔对欧洲日渐严重的军事化感到不安,他还是呼吁荷兰增强国防力量。他特别希望让陆军达到与海军同样的水平,在拱卫西部城市核心地区之外,还保卫荷兰东部边界。提升爱国主义将是此一过程受人欢迎的副产品。另外,全社会各行各业将被同等地要求服兵役;免除罗马天主教徒兵役义务的惯常做法应当终止。同样,政府的财政负担应该公平均摊,同时应该降低到最低水平。所以,《论政纲》反对采纳所得税,因为所得税可能会扩大国家的活动范围。它将注意力集中于富人,要求推行财产税,尽管它承认,较不富裕之人也当缴纳他们那一份。这两项要求付出的公平措施(军事上的和财政上的)预示着冲突即将到来。凯波尔在《论政纲》一书中的统计数字表明,欧洲国家的军事准备工作极其耗费钱财,与预算紧缩政策有直接的冲突。

凯波尔在国内事务上也不是国家最小化的主张者。《论政纲》要求更严格地管制卖淫和酗酒问题,目的是改善“公共美德”。后来在他任荷兰首相期间,因此类管制措施导致的预算压力给人以口实;实现教育平权的成本更高,而且立即引发更大的争议。这些提议在两个方面让人联想起相关的政治理论。首先,对于如何理解社会这一问题,凯波尔的说辞摇摆不定。有时,他把社会视为独立的第五个领域,这时他继承的是这样一个传统:将家庭、教会和国家之外的自愿行动空间称为社会。在其它时候,凯波尔将“社会”当作除国家之外的所有空间的集合。不管是哪一种情况,他都认为社会领域自创造伊始便具有内在的能量和活力,而且过度相信这种能量与活力。这一点与众不同。在宏观层面讨论社会发展时,凯波尔假想中的罪的影响是最小的。有时--比如,在他反对“统一性”的演讲中,他能够察觉社会中的某种无与伦比的恐惧力量。许多时候,他会提到单个个人、政策、机构或社群没能发挥其社会潜力。不过,在正式的理论中,凯波尔更经常的做法是为整个社会的方向摇旗呐喊,而不是对此感到担心。

就此而言,他认同他那个时代的人对“进步”的追求。这并不让人感到吃惊,因为我们知道,正是在从1830年到《论政纲》出版之日的那半个世纪,欧洲依靠技术最大限度地征服了自然,并同时跃升到世界其它文明之上。这种新秩序中有诸多的不公义--对穷人的压迫以及权势者的野心膨胀,同时,基督教对精英群体控制力的被削弱程度让人吃惊。凯波尔看到了这一点;他从不相信进步的浪潮会带来上帝的国度。不过,他也很少怀疑,很多方面的情况从某种程度上说还不错并在变得更好。凯波尔以后的最有启发意义的神学研究课题是辨析该如何理解这样的“好事”,尤其是它与上帝所要求并依赖于真实信心的完美的关系。

他坚持以“公共美德”而非“公共道德”作为限制行为举止之做法的理由,这其中透露出他在另一个重要问题上的含混立场。显然,荷兰的政治立足于有原则的多元主义,在对宗教问题持中立立场的国家政治舞台,信念有根本差异的各党派相互展开竞争。不过,《论政纲》依然宣称,荷兰是“受过洗礼的国家”,应该给予基督教特别的尊重。至少,国家应该废除不利于自由传扬福音的所有法律障碍。进一步说,国家应该有针对基督教的优惠政策,保留过去从基督教遗留下来的一些做法:比如,要求在法庭作证时发誓,将星期天定为休息日,禁止在公开发言和出版物中发誓咒诅和亵渎神灵。凯波尔说,这些措施的合理性不仅仅体现在其社会效用之上,尽管其确实有值得注意的社会功能。而且上帝的荣耀也需要体现出这种功效,无视上帝的荣耀会受到惩罚。也许,大部分人不再能够明白荷兰被上帝祝福和护佑的事实,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这种祝福和护佑已不存在。信心的眼睛仍然能看得到,而且有责任将之彰显出来。

就这一立场来说,无法确定的是政纲与宣传的边界;反革命党的哲学视此为一项政策,并把它当作提升士气的手段。无论如何,该党与其它党派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较不明朗的是该党内部的不同立场,在以后的日子里,这些差异会对党的团结造成压力,它们突出表现在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未涉及的那些政纲内容:殖民政策、民主化和经济事务。不过,最为紧迫的冲突不是来自凯波尔对国家的挑战,而是来自他对教会的挑战。许多人会认为凯波尔的后一举动是对上帝荣耀和国泰民安的最大凌辱。凯波尔则视此为对两者的救赎。

转自大国微信号

英国宗教改革后的清教及其对社会的影响

魏小萍

内容提示:英国清教运动产生于16世纪,它是英国革命的思想动力。宗教改革之后的安利甘宗仍然保留了很多天主教的传统,诱发清教运动兴起。清教在整顿教会的同时,力图推行生活宗教化。清教厉行禁欲法令,对于整顿社会风气,净化民众信仰颇有成效,资产阶级也在清教影响之下产生。但与此同时,极端的宗教主义却也导致群众对清教清规戒律的反感,清教运动最终走向失败。

关键词: 宗教改革 清教 伦理价值 社会影响

  宗教改革之后,英国王权与国教结成了紧密的联盟,国王成为教会的首脑,国教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恩格斯将英国国教形容为“由国王担任教皇的天主教”。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资产阶级新贵迅速崛起,他们对安利甘宗日益不满。伴随着新教在欧洲大陆的传播,清教应运而生。清教是十六世纪从英国国教内部分化形成的独立性的宗教派别,它要求简化教会仪式,反对主教制,教会组织民主化。新贵族以清教为旗帜,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清教徒担任革命的主力军,革命的口号和理念通过宗教表达出来,清教作为斗争利器登上了历史舞台。

  在十六世纪末,清教出现分裂,形成不同的派别,长老派是清教中最早出现的派别。1643年7月1日,新的一届宗教会议在威斯敏斯特开幕,最重要的内容是批准英国与长老会的苏格兰订立的《神圣盟约》。盟约宣布“取缔教皇制度,废除主教制度,即由大主教、主教及其神学校校长和特派员、教长、学监和牧师会成员、执事长及所有其他教会官员所构成的教会制度”。在反对穿法衣和繁琐的宗教仪式的同时,更要求教会结构改革。对于教会结构,长老派要求在教会管理、财政、教会与国家的关系等多方面实行改革。长老派要求废除主教职位,而由教徒自己选出的长老组成宗教会议来管理教会。查理一世时代,长老派要求国会控制一切宗教事务。国会在宗教事务中有至高无上的发言权,除非国会同意,国王不能自主选择宗教信仰。同时,他们又要求成立国会世俗委员会,从而代替主教行使权利。故而,长老派又被称为“国家万能主义”

  独立派的产生则晚于长老派,它的前身被认为是伊丽莎白时期“消极反对派”。独立派要求每一个宗教团体都独立自治,按大多数教徒的意见来管理,由地方行政官员和教区的会众自主控制教会。独立派赞同成立联合性的组织,而不是行政性的总机构,更反对教会从属国家政权。他们认为主教制剥夺了教会信徒和人民的权利,这也正是导致宗教与世俗,国家与教会对立的原因。此外,他们相信主教制的存在没有合理性,因为“清教徒主张,耶稣基督没有提出任何教会或他自己的宗教官员和牧师……每一个现存教会本应该有权和有自由选择并决定自己的宗教官员,任何强加于他们的观点都是极大的错误,都是违背他们意愿的”独立派另一个不同之处就是宗教容忍。克伦威尔曾经公开宣称“对于诚实的人们的安全,我们给予他们伟大的自然权利与宗教自由,这就是良心的自由,这些是伟大的基本权利。只要上帝让我活着,我就必须证明他们,一如我现在所为。”独立派的宗教要求体现了当时英国人民宗教民主的期望,这也使得它的主张更容易为国民所接受,最终取代长老派成为清教运动的领导者。

  英国清教教派除了长老派、独立派之外,还有再洗礼派等派别,但他们的基本主张是一致的。清教徒坚持《圣经》是解释上帝意愿的唯一依据,只愿意凭借《圣经》来建构信仰体系。清教徒还信奉“预定论”,在他们心目中,上帝的“选民”只有少数,大多数普通人生来就注定要下地狱。1647年威斯敏斯特信仰宣言宣称“天使和一些人命中注定永生,其他人则命中注定永亡”。人只有响应上帝的预定,使自己的行为方式和生活目的都符合上帝的意愿,才能过“神圣化的生活”。神圣化的生活激励着每一位信徒不断努力,以证明自己不为上帝所弃。预定论转化成信徒努力和奋斗的动力和追求。赖斯将预定论称作“一种特殊的天命教义,它在危险的时刻给予正义的人安全感,向他们保证其履行职责的道路是安全和幸运的,鼓励他们哪怕厄运临头也坚持实践美德”,在这样的信条下,“拣选”、“神召”、“称义”、“成圣”、“荣耀”成为清教救赎论的基本要素和全部内容。这五个要素互相联系,构成从世俗到宗教的链条。它制约了清教伦理价值体系的形成和推动,并推动了这一宗教价值观的社会运用。

  在中世纪的英国,宗教具有特殊意义。所有人在教会的精神束缚下生活,整个社会已完全宗教化。17世纪的英国清教是以净化天主教为号召,领导英国革命,它对社会的影响主要是指世俗生活的宗教化。佩里・米勒认为,清教最适合放在“生活哲学、价值规范”的视觉中讨论,这无不揭示了清教价值体系的社会作用。清教在净化宗教的同时,也要求净化社会,它的重要性在于“用神圣的戒律改造心灵和生活”。以宗教标准来衡量和约束世俗生活,在世俗群众中推行教徒一般严苛的生活,用清教的清规戒律和伦理道德改造社会,净化社会,是清教运动所追求的目的。

  清教的最初的净化对象是安利甘宗的礼仪和制度。以法衣为突破口,清教徒揭开了净化安利甘宗的斗争序幕。清教徒以“圣经为信仰的唯一准则”和“平信徒皆为祭司”为口号,展开对天主教法衣制度的抨击,他们认为法衣在圣经中并无依据,也违背了信徒之间互相平等的原则。此后,清教徒要求去除《公祷书》一切没有圣经依据的内容,指出一些弊端。1549年12月,“清教之父”胡珀・约翰对刚诞生的爱德华六世《第一祈祷书》提出非议:“圣餐的公共仪式与主所制定的规则和程序相去甚远……罗马天主教礼仪并未失去。上帝知道,这种人会使我们陷于何等危险与焦虑的境地”。1563年,清教徒明确提出了以“将基督的纪念日和礼拜日定为圣日,取消其他节日”为代表的6条要求,主教皮尔金顿写道“由法衣引起的争论发展了,已涉及整个(礼仪)法规”。当时的清教徒净化宗教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礼仪斗争是清教运动的形成期,这一时期的清教还不成熟,仍然是破碎的、不完整的。

  在斗争的过程中,清教徒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在英国革命开展后,清教运动取得了长足的发展。1640年的《根除请愿书》中写道:由于腐败和教会司法的无能,“卖淫和通奸事件不断增长,频频发生”。在控制英国宗教之后,长老派积极引导国会讨论风化问题。国会成为清教运动的阵地。1644年12月,长期国会为了打击和禁止乱伦、通奸、酗酒、诅咒及亵渎等罪行而提出了一系列法案。清教净化社会的工作主要是独立派完成。长老派衰落以后,独立派取得了英国宗教的控制权,利用国会大刀阔斧的整顿社会风气。1647年,国会通过法令,以戏剧不利于公德将其取缔。不久,政府又下令取消圣诞节。1650年,独立派大力推进社会生活宗教化。在这一年中,通过了大量法令:4月19日通过《严格遵守安息日法令》、5月1日通过《反通奸法》、6月28日通过《反诅咒和谩骂法》一。8月9日又通过了《反无神论和渎神言论法》。此外,在当年的6月7日和9月6日,国会还分别就反对穿奇装异服和反对酗酒的问题形成了法案。1653年,国会再次下令,只有在治安法官面前做宣誓的婚姻才算合法,从而取消了教会在婚姻上的作用。除此之外,国会还明令禁止决斗、斗鸡、赌博,要求关闭多余的酒馆,并一度取缔了赛马活动。克伦威尔和国会将清教的伦理价值和清规戒律上升到法律的高度,严令国民不得喝酒赌咒,恪守安息日等信条,对于净化民众的社会生活起了一定的作用。

        清教颁行的法令要求国民在日常生活中保持严峻和克制,抵制能导致堕落和罪恶的行为。清教徒反对酗酒。一位清教徒写道“提防酗酒这种罪孽,因为这种罪行会引出各式各样罪愆和邪恶”,政府甚至一度取缔了酒馆。纸牌、色子等易使人沉迷于赌博的活动也为清教徒所反对。戏剧和男女合舞在他们看来是伤风败俗的,会污染民众的眼睛和耳朵。但是,清教并不反对一些不妨害道德的娱乐活动。对于音乐、击剑、骑马、同性舞蹈这种陶冶性情的活动,他们持支持态度。而那些他们所反对的,在很多世俗民众眼中也是低俗的。如除莎士比亚以外的戏剧很多充满了下流色彩,赌博这种游戏只会引导人渎神,沉湎于这样的活动毫无益处。这确实需要道德上的谴责。这些措施行之有效的净化了社会风气,引导了正确的社会风向。

  清教与资本主义发展密不可分。在清教观念中,上帝希望选民通过实践来实现自己的意志。故而,人生最重要的事就是通过艰苦奋斗最终荣耀上帝。严肃、诚实、勤勉、节俭是上帝最注重的选民的品质,用正当的手段合法致富是上帝的奖赏,是证明自己未被上帝抛弃的途径。“清教运动最突出,清教徒越多的地区恰恰是英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这不是巧合,而是清教精神为资产阶级新贵接受所致。恪尽职守,努力工作是回报上帝的最好方法,谋取利益只要不是为了贪图享乐、放纵取乐就会得到上帝的支持,受到上帝的祝福。“你需为上帝而勤劳致富,但不可为肉体、罪孽而如此”,大量的清教徒在清教伦理指引下涌入商业、金融业领域,虔诚的宗教信仰与经商意识经由清教价值密切的融合在一起,资本主义精神由此发端,资产阶级新贵登上了历史舞台。

  清教徒的社会控制除了积极的一面,还造成了一些负面的影响。在宗教改革时期,人口迅速增长,物价也不断提高,引发社会贫困化的现象。很多贫民选择开酒馆来作为支撑生活的一种办法。因为“开一家酒馆只需要一条或两条长凳,及一些啤酒。它是穷人谋生的一条额外的方法而不用流浪”。经营一家简陋的酒馆成为穷人谋生计的方式。“就像在十六世纪晚期一样,经营酒馆成为脱离极贫的一种方式”。在十六世纪后期,最困苦的佃户通过烤面包和酿啤酒而谋生。然而清教徒颁行禁止酗酒的法令,下令关闭多余的酒馆,对不合法的酒馆征收罚款,“越来越多的较小的罚款体现了最困苦的佃户通过烤面包和酿啤酒而谋生”。在这一时期,英国的通奸或私生子数量大量增长。通奸主要发生在那些贫穷的家庭。“姑娘通常与那些无地的或少地的家庭有关。他们也时常来自那些非法酿酒、烤面包的家庭,或者她们自己是不合法的啤酒酿造者、面包烘烤者。这都是贫穷的标志”。希望以酒馆支撑生机的愿望落空,年轻的姑娘没有嫁妆,结婚的几率更低。尽管禁止不合法的酒馆与通奸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这一法令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私生子数量的上升,虽然这非清教徒所愿。

  清教徒将自己的道德伦理强加到国民身上,必然引起人民的反感。清教徒净化社会生活的初衷并未被国民理解。马克斯・韦伯写道“清教徒对一切沾染有迷信味道的事物,对魔法获救或圣礼获救之残余痛恨已极,这种仇恨也波及到圣诞庆典、五朔节花柱游戏以及所有自然的宗教艺术。”圣诞节作为国民表达感情、享受生活的节日,在英国人心中十分重要。取缔圣诞节引起国民的愤怒,1647年,坎特伯雷爆发了反对取消圣诞节的抗议。清教为了避免教会在婚姻上的作用,却未考虑到在教堂举办婚礼已经成为人们的习惯,更是一种荣誉。清教徒的做法伤害了民众的感情。关于通奸,清教制定了严苛的刑法,试图通过激烈的处罚来加强民众道德感,却因为是“对人的暴行”引起了国民的反感。严守安息日,在星期日礼拜之后不允许有任何娱乐活动,也不是世俗群众可以完全接受的。清教徒“神圣社群”的构想与世俗民众的生活不相符合,难以为国民所接受,反而导致人们对过于严格的统治的反感。“大范围的案例在形成聚会地的酒馆中被发现,在那里反清教的歌曲可以唱诵,反清教的感受也可表达,或者是举行其他的秘密的教徒集会。”清教运动也最终走上了不归路。

  清教由于自身存在制度的缺陷,加上内部派别林立,互相排挤,凝聚力降低而使得整体实力大大下降。这是清教运动失败的重要因素。由加上清教的规范和戒律过于严苛,伤害了人民的情感,清教希望生活宗教化的愿望由于极端的宗教主义而收效甚微,反而引起了民众的反感。它净化社会风气的初衷大打折扣,“神圣社群”的构想最终没能实现。当然,清教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积极的社会影响也不容忽视。清教运动是英国革命的宗教外衣,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推动力,在中世纪英国的历史中,清教运动书写了重重一笔。

  参考文献:
  [1]顾学杰:《劳德大主教与十七世纪英国革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
  [2] 柴惠庭:《英国清教》,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
  [3]董晓川:《清教运动与资产阶级民主》,东北师大学报,1992年第3期
  [4]崔毅:《克伦威尔的政治理念与实践》,硕士学位论文,天津师范大学历史系,2008年5月
  [5]毕文波:《清教与英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才智》,2010年第13期
  [6]马克斯・韦伯著,于晓、陈维纲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版
  [7]Anthony Fletcher and John Stevenson (eds),Order and disorder in early modern England“Puritanism and Social Control”,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
  [8]清教徒的社会理想是神圣社群,它要求每个成员都应该全然圣洁、毫无瑕疵,其关键在于宗教生活化。
  
转自论文网
http://www.xzbu.com/1/view-5290833.htm

08宪章将成为中国全民共识

严家祺
2017-7-13

今天刘晓波在北京病逝,中国所有不同政见者和所有为民主奋斗的人士浸沉在悲哀之中,在海外民运人士中间,同样怀着无尽悲痛。与北京的愿望相反,刘晓波的去世,不仅不能消除刘晓波的影响,而且使08宪章在未来的岁月中将传向全中国每一寸土地、每一个角落, 08宪章将成为中国全民共识,成为改变中国的巨大力量。

2008年,当刘晓波被判刑时,我就知道,刘晓波是08宪章第一受难者,但08宪章的实际起草人是千千万万六四的受难者之一的张祖桦,因为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希望刘晓波为张祖桦联系更多人签署08宪章的原因,也因为胡锦涛认识张祖桦的原因,居然因08宪章被捕的两个人中,释放了张祖桦而让刘晓波一人承担08宪章的责任。刘晓波参与了08宪章修改,是08宪章在国内最重要的联系人,刘晓波独自一人因08宪章承受了长达9年的苦难,他获得和平奖当之无愧。我在2013年英国Oxford大学出版社在香港出版的中文版《在人生的列车上》就记述了这一情况。这本书的《“青联”时期的胡錦濤》一节中说:“ 《0八宪章》是当代中国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文件。二0一0年诺贝尔和平奖是奖给《0八宪章》的,它的起草人是曾任“中央国家机关团委书记”的张祖桦。张祖桦在“六四”後受到打击,离开了中央机关,在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进修西方国家宪法,研究中国宪政问题,起草了《0八宪章》。因《0八宪章》征集签名规模越来越大,《0八宪章》公布前,二00八年十二月八日一天,张祖桦和刘晓波同时遭到逮捕。因为胡锦涛在团中央和全國青聯工作时,认识和熟悉张祖桦,张祖桦得到了释放,而刘晓波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刘晓波参与修改了《0八宪章》个别地方,算不上是《0八宪章》起草人,因被监禁和参与《0八宪章》签名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刘晓波的《刑事判决书》中说,“证人张祖桦的证言证明:他与刘晓波于二00八年底共同制作完成了《零八宪章》,他也征集了签名,后刘晓波将《零八宪章》发表在境外网站”。对此,张祖桦发表公开声明说,这根本不是事实。二00八年十二月八日张祖桦被警方传唤时,当主审警员问到其他人包括刘晓波是否参与起草《零八宪章》时,张祖桦回答“不知道”。他只回答他个人做过的事和相关问题,其他人的事他不会回答。 张祖桦说:“ 十二月八日警方同时抓捕我和晓波时,《零八宪章》尚未公布,我怎么可能指认刘晓波将《零八宪章》发表在境外网站?”

刘晓波去世,08宪章的其他302位中国国内第一批签署者和数万名签署者还活着,任何政权都不可能消灭分布在全中国和全世界这些签署者,更不可能消灭08宪章永存的精神。刘晓波去世,唯一的后果是,08宪章将成为中国全民共识。刘晓波永远与08宪章不可分离,08宪章将成为有四千年文字记载历史的、伟大的中华民族走向民主中国、走向自由、法治、富强、文明的指路明灯。

刘晓波和08宪章的精神永垂不朽!

(写于刘晓波去世当日,Washington DC 近郊)
——《纵览中国》首发

强烈谴责司法局扣押余文生律师证

余文生律师妻子

今天陪余文生律师到律师事务所,得知昨天所里一些人已经拿到今年年检的律师证。但余文生律师的律师证还被司法局扣着,没有给余文生律师,是否会给也不得而知!但对司法局这种利用律师年检打击律师的恶行表示强烈谴责与鄙视公权力的滥用职权行为。。。对于是否给余文生律师律师证年检,我们已做最坏的打算,也会以之作出坚决维权与战斗。。。司法局如果不给余文生律师一人年检,司法局如果继续扣押余文生律师证不给,马上决定!!!没有时间和司法局这群王八蛋耗着!!!

余文生律师妻子
2017.7.12

劉曉波先生訃告

作者:自由劉曉波工作組

中國民主轉型運動的先驅劉曉波先生,於公元二零一七年七月十三日,因肝癌被延誤治療而逝世於中國瀋陽,享年六十一歲。劉曉波先生在過去三十餘年中,積極致力於中國的民主轉型事務,為中國人的民主、自由與人權事業,宵衣旰食嘔心瀝血,並因此四度繫獄累計長達十五年。他是當代中國自由與人權運動的代言人,是一座標誌著中國人為自由而不懈奮鬥的豐碑。

劉曉波先生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廿八日生於中國長春。一九七七年入吉林大學中文系,一九八二年入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一九八八年獲文藝學博士並留校任教,係當代中國第一個文藝學博士。一九八九年,劉曉波參與六四民主運動,被捕入獄,一九九一年一月出獄。一九九五年五月,因起草《六四六週年呼籲書》再次被捕,一九九六年二月獲釋。一九九六年十月,因起草《雙十宣言》三度被捕,一九九九年十月獲釋。入獄間隙在北京從事政論寫作。直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因《零八憲章》四度繫獄,被判刑十一年,並在獄中榮膺二零一零年諾貝爾和平獎。

劉曉波先生是一九八零年代中國思想啟蒙運動的先行者。博士在讀期間,劉曉波多次發表文章及公眾演講,從文學進入文化、思想領域,進而至哲學領域。《選擇的對話》、《形而上學的迷霧》等著作,不斷闡發其最徹底的自由思想與對普世價值的追求。其博士論文《審美與人的自由》,使得我們對於自由的理解深入到哲學層次,從而徹底否定共產意識形態及其統治。他在一九八零年代提出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文化多元化的主張,遠超八十年代的思想啟蒙的高度。

劉曉波先生是六四民主運動的親歷者、倖存者。一九八九年四二六社論發表次日,北京當局武裝鎮壓已見端倪之時,劉曉波毅然放棄哥倫比亞大學訪學,孤身飛返危城,立即投入廣場運動之中,並撰寫多封呼籲當局啟動民主改革的公開信,發表《六二絕食宣言》,深獲廣場學生信任。在北京當局出動武裝鎮壓民主運動時,劉曉波於六月四日凌晨與軍方談判,帶領數千大學生自槍口下安全撤離,避免了更大的流血衝突。他自稱是“共產主義末日到來之際的倖存者和見證人”。

劉曉波先生是六四精神的守護者。在六四後萬馬齊喑的日子裏,劉曉波窮十數年之功,孜孜不倦協助天安門母親群體整理資料,撰寫或修改聲明,協調安排諸多事務,呼籲國內外媒體關注天安門母親群體。他是天安門母親群體最忠實可靠的同行者。每年六四他都會以自己的方式紀念這個日子,他在物質及精神上幫助了諸多八九一代。

劉曉波先生是中國自由寫作共同體的組織者。劉曉波二零零三年至二零零七年擔任獨立中文筆會第一、二屆會長,並擔任網刊《民主中國》之主編。在他的感召下,許多年輕的政治異議寫作者加入獨立中文筆會,積極關注在中國大陸寫作者的言論及出版自由。在劉曉波的主持之下,筆會活動重點向海內傾斜,創立了立足於中國大陸的“自由寫作共同體”,並在北京成功舉辦兩屆自由寫作頒獎禮,使得筆會成為舉足輕重的民間組織。

劉曉波先生是中國零八憲章運動的領導者。劉曉波是《零八憲章》的主要的修訂者、組織者,並幾乎為此付出生命代價。《零八憲章》是一份關於未來中國政治的藍圖,一份和平轉型的建設性文本,是以民間為主體構建的憲政共和的集體發聲。劉曉波以自己的人格魅力與影響力,徵集到首批三百餘社會知名人士的簽名。憲章運動立即遭到北京當局的殘酷打壓,劉曉波一身承擔,鋃鐺入獄,從而榮膺諾貝爾和平獎。

劉曉波先生是當代中國最重要的社會活動家和獨立知識分子。他在六四後,承擔了中國政治反對運動的組織化工作。他多次介入人權運動與維權運動,關注獄中政治犯、作家及良心犯家屬,縱橫於體制內外,有意識的構建政治反對的人際網絡。他關心下一代青年作家和異議知識分子,為他們創造良好的發展條件。他放棄了自己的學術研究,以積極干預的姿態,為中國弱勢群體做不平之鳴。

劉曉波先生是當今中文世界最重要的政論家和詩人。在過去的二十餘年裏,劉曉波寫了大量關注中國現實問題的政論文章,他以深厚的政治與哲學功底,鞭辟入裏、振聾發聵地分析當代中國問題之根本所在。他同時亦是一個浪漫奔放的詩人,下筆繡辭,揚手文飛,在文學領域馳騁縱橫。美之追求與人之解放,其理一也。劉曉波已出版的著作有十六部之多。

劉曉波先生是中國民主轉型運動的殉道者。他以一己之力,垂三十年而不輟,百折不撓地踐行著自己的理念與信仰。正如他自己所說,自由不只是言說,而是踐行。自由不昌,則無現代文明可言。他對當代中國的民主化、現代化、文明化進程念茲在茲,有生之日皆其奮鬥之年。因此,劉曉波歷年榮膺全球各國相關獎項如海爾曼人權獎等,達十四項之多,其篳路藍縷承先啟後之功,舉世罕有。

劉曉波先生是中國悲劇中的道義巨人。他認為,“為了所有人都有自私的權利,必須有一個人無私地犧牲。為了爭取到一個消極自由,必須有一種積極抗爭的意志。一個殉難者的出現就會徹底改變一個民族的靈魂。”劉曉波在多年的精神打壓和身體監禁之中,愈加溫和、寬容、謙卑,也使得他的感召力量愈加強大,無遠弗屆。

嗚呼!劉曉波先生之逝,為吾人、吾國之大慟。昊天不吊,折我赤子。河山改色,日月韜光。先生之恙,為系獄所生,吾人當為先生紀其事;先生之萎,為中國而死,吾人當為先生續其志。先生身後之中國,當為先生一哭。

嗟大志之所存,故表節而不忘。臨遺籍以慷慨,布茲文以哀傷。

南乐三自教会被县官指邪教 张少杰牧师等12人被撤职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

河南省南乐县三自教会近期被该县宗教局上报濮阳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要求撤销张少杰牧师等12名传道人资格。该申请已被濮阳市有关当局批准。另外,被当局判刑12年的张少杰牧师,在狱中遭受到的恶劣环境,并无明显改善。他在会见家人时,被禁止披露所受到的遭遇。据称,南乐县政府还向省政府报称南乐教会属邪教组织,但遭否决。

河南南乐教案张少杰牧师因为信徒维权而遭拘留,2014年被南乐县法院以“诈骗罪”及“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刑12年。目前被羁押在河南省新乡监狱。张少杰的女儿张慧馨,7月13日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说,7月7日,她的姑姑张翠霞前往探监,见其父亲的精神状态很差:“这次我们要求见他(张少杰)。他们(监狱方)表现特别紧张,还说需要等待,我姑姑在监狱等了将近45分钟才见到人。他们一直用对讲机在沟通,说要不要他们(家属)见。进会见室的时候,有人录像。我们通话的时候,有第三方在中间听,身后还站着三个狱警。说道他们不准披露的事情,会立即打断说话”。

张少杰的姐姐张翠霞对记者说,监狱方不准哥哥说在监狱内的情况,但从眼神可以见哥哥在狱中,继续受到当局打压:“我看他的意思是(当局)不让他说什么。他只是说在里面很好,体重也轻了。黑眼圈不是太深了。律师去过几次要求会见,他(监狱方)就说,现在没有人、不办公等。上一次律师去了,他们也不让见人”

张翠霞说,她在监狱门口等很久才见到弟弟张少杰,看到他的体型特别显瘦,眼窝深陷。她曾询问张少杰,你的眼睛怎么了,有人打你吗?,答复是“这样还需要打吗?不一定打才会成这样”。张翠霞说,问弟弟过得好不好,他说很好,同时用表情暗示自己说的是相反的话,也就是他在监狱的环境非常糟糕,但是不能说。在对话中,张少杰与家人,只能提家庭成员的名字,不可谈论教会的现状。

数月前,南乐县宗教局向濮阳市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提出撤销张少杰、郭忠强、闫京学、闫立想、张翠霞等12人传道及教职身份。5月18日,濮阳市是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作出批复称,经两会常委研究决定,撤销上述12人职务。

张少杰因教会与县政府土地纠纷,他带领信徒到北京上访,触怒了地方官员。2013年11月中旬,张少杰被南乐县公安局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刑事拘留,最终被控两罪,判刑12年。张少杰不服判决,提出上诉,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据南乐教会信徒披露,南乐县宗教局已向河南省宗教事务局提出申请,要求撤销南乐三自教会,理由是该教会从事邪教活动,属邪教组织。据称,该申请已被河南高层否决。

目前,张少杰的代理律师已向河南省高级法院提起申诉,要求重审或撤销对该案的判决。张少杰的女儿、现旅居美国的张慧馨,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他父亲在中国监狱所遭受的不人道对待。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报道。



刘晓波——永远无法领奖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转自BBC中文网
原文链接:http://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40516593 

中国著名异见人士、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于2017年7月13日因病去世,终年61岁。

沈阳市司法局在其门户网站上确认了这一消息

刘晓波是中国知名作家,曾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他是中国著名持不同政见者,曾任独立中文笔会主席,是《零八宪章》的发起者和起草者。

2009年,刘晓波因所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

2010年10月,刘晓波因其多年来"推动中国民主化的努力"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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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经历

刘晓波于1955年12月28日生于吉林长春。曾当过知青,建筑工人等。

1977至1982年,他在吉林大学中文系学习,获学士学位,随后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攻读硕士研究生,获硕士学位,并在该校中文系任教。1986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读博士学位,多次去北欧和美国讲学。

1980年代中期,刘晓波因对李泽厚的批判而名震文坛,被称为"黑马"。后因参与天安门六四事件、呼吁为六四平反和要求中国当局进行民主宪政改革而多次被捕。他和侯德建、高新和周舵被称为"天安门四君子"。


1989年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作访问学者时,北京发生八九民运,他随即回国参加六四学生运动。

1989年6月6日,刘晓波因所谓"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捕,同年9月被开除公职。1991年1月获释后在北京从事写作以及参与中国民运活动。

1995年5月至1996年1月被监禁在北京郊区。

1996年至1999年被当局以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处劳动教养3年。获释后继续在北京从事自由写作。

刘晓波的文章抨击时政,关注民间维权。这使他成为中国当局重点监控的对象,在每年的一些敏感时期,中国当局对刘晓波实施某种程度的软禁,要求不得外出、访友,甚至切断其电话。

2008年,刘晓波发起并起草了《零八宪章》,该宪章在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发表。12月8日,刘晓波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刑事拘留,12月9日被监视居住。2009年6月23日被当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逮捕。

2009年12月25日,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刘晓波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一审判决书中指控刘晓波在包括BBC等的境外网站上发表"煽动性"文章。刘晓波对判决提出上诉,但2010年2月11日北京高级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0年5月26日,刘晓波开始在辽宁省盘锦监狱服刑。

刘晓波入狱后,他的妻子刘霞一直生活在软禁状态中。但是中国当局从来没有解释为什么要对刘霞采取这种措施。
12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呼吁释放刘晓波
路透社:有中共太子党建议假释刘晓波
胡佳:刘晓波之妻刘霞抑郁严重


获奖与著作

刘晓波曾多次获奖。其中包括,1990年获美国《人权观察》颁发的"海尔曼人权奖",1996年再次获得"海尔曼人权奖"。

2004 年获得无国界记者和法兰西基金会颁发的2004年度"捍卫言论自由奖"。

2005年获第十届香港人权新闻奖大奖。

2009年获得美国笔会颁发的该年度巴巴拉·戈德史密斯自由写作奖。

他的主要作品包括《选择的批判- 与李泽厚对话》、《审美与人的自由》、《赤身裸体,走向上帝》、《中国当代政治与中国知识分子》、《向良心说谎的民族》、《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单刃毒剑——中国当代民族主义批判》等。

诺贝尔和平奖


2010年10月8日,诺贝尔基金会宣布,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成为首位居住在中国境内的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评选委员会把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的理由是,表彰其"在中国为基本人权持久而非暴力的奋斗","纵然身陷刑罚,刘晓波已经成为了方兴未艾的中国人权奋斗的标志与丰碑。"

刘晓波获奖后,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表示:"刘晓波是触犯中国法律而被判刑的罪犯,其所作所为和诺贝尔和平奖宗旨背道而驰。"

当年12月10日,狱中的刘晓波未能出席在奥斯陆举行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中国当局也不准他的亲属代为领奖。

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在颁奖台上安排了一把空椅子。

当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主席托尔比约恩·亚格兰宣布,以空椅代表遭监禁的刘晓波、诺贝尔委员会会保留奖状和奖金,等候刘晓波领取时,全场嘉宾,包括挪威国王和王后,起立鼓掌达一分钟之久。

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给刘晓波颁奖,导致中国政府迁怒于挪威政府,中国与挪威两国关系近年来才有所解冻。
中国警告勿授予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
中国:以刘晓波命名广场将有"严重后果"
马英九祝贺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
莫言:希望刘晓波尽快获得自由

狱中罹患绝症


刘晓波被监禁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国际特赦、人权观察、无国界记者和国际笔会等组织不断呼吁中国当局释放刘晓波。

美国国会曾通过决议案呼吁北京当局立即释放刘晓波,德国总理默克尔也对刘晓波的审判结果表示震惊。

在他被监禁八年后,2017年6月26日,辽宁省监狱管理局在其网站上公布,刘晓波已被诊断患有肝癌,辽宁省监狱管理局批准其保外就医。

据悉,现年61岁的刘晓波是今年5月23日被确诊为肝癌晚期。

刘晓波保外就医:中国"妥协"邀德美专家来华会诊
英媒:家人和好友收到刘晓波"病危"通知
刘晓波保外就医:中国"妥协"邀德美专家来华会诊


刘晓波因癌症晚期获保外就医的消息被海外媒体纷纷报道,但中国官方媒体只字不提。中国外交部6月26日被问及刘晓波时表示不了解情况。

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对刘晓波保外就医发表声明:"委员会对刘晓波出狱感到高兴,但同时极其遗憾的是他病重至此中国当局才同意他离开监狱。"

"他是因为言论自由被判刑,本不应该受此牢狱之灾。"

该委员会还再次重申,对刘晓波前往挪威的邀请仍然有效。

但是,刘晓波于7月13日在医院去世。

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永远失去了亲自领奖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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