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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活石教会被罚700多万巨款

对华援助协会通讯员

2017年6月27日,贵阳市南明区宗教局对贵阳家庭教会活石教会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2017第1号)。认为活石教会是非法聚会,并进行非法捐款,对苏天富、李国志责令停止活动、没收违法所得7053710.68元。

当局如此天价罚款,是对家庭教会的严重迫害,对华援助协会对此严重践踏宗教自由恶行表示强烈谴责。



高智晟关切病危中的刘晓波

对华援助协会通讯员

目前身处牙齿、腰椎病痛折磨中的高智晟先生,发出关切刘晓波的呼吁文字,他认为刘晓波病危,“属于我们的人道不幸总是不绝如缕,而邪恶当局总是这人道患难的根源”。
高智晟先生并提出两个愿望,1.希望刘霞女士能与刘晓波团聚并照顾晓波;2.希望刘晓波能出国医治。


709家属就刘晓波病危致联合国秘书长等的公开信

联合国秘书长并人权高专办主席:

我们惊悉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中国的刘晓波博士,被“诊”出肝癌晚期,保外就医。鉴于刘晓波夫妻妻子在外面被软禁成抑郁症,丈夫在里面被羁押成肝癌!我们这些709家属心痛之余,不禁追问:据说刘晓波博士在被羁押的时候,养花种菜怡然自得——如果这样都诊出了肝癌,那709被抓捕的律师和维权公民(被释放在监外监控的和仍被羁押的),遭受到难以想象的酷刑:被强迫灌药,被殴打,被强迫保持固定姿势每天15个小时长达两个月,被关水牢让老鼠咬,被带工字镣铐,包括像王宇律师一样被送上手术台强行做手术......这一切都是为了打垮人的意志,逼迫他们诬陷别人和自诬。那有这样经历的一群人,或被释放或还在关押,他们的身体到底有怎样的病变呢?中国大陆的医生和法官一样,不具有独立性:法官为了政治或者领导的需要,可以把无辜的人判为有罪,甚至判为死罪;医生同样为了政治或者领导的需要,可以把无病的人诊为有病甚至不治之病!对这些不独立的法官,他们说的“依法判决”我们不相信;对这些不独立的医生,他们做的“诊断”,我们同样不相信!刘晓波博士这几年来在狱中,肯定做过不止一次体检,为什么一检查就是肝癌晚期呢?

因此,我们请求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出面协调,给予刘晓波博士、709被抓捕律师和维权公民以有公信力的独立医疗机构的身体健康检查和治疗;同时我们也请求国际红十字会对此事予以帮助协调。

刘晓波博士夫妻的苦难,709律师和维权公民的酷刑,美国大学生瓦姆比尔(Otto Warmbier)在朝鲜关押后脑组织缺失而死的事实,足以让自由世界的每一个人震惊愤怒不已。我们盼望类似的悲剧不再发生,我们期望国际社会行动起来,制止他们的恶行!

709家属:
李文足(王全璋律师妻子)
金变玲(江天勇律师妻子)
王峭岭(李和平律师妻子)
陈桂秋(谢阳律师妻子)
原珊珊(谢燕益律师妻子)
刘二敏(翟岩民先生妻子)
樊丽丽(勾洪国先生妻子)
王全秀(王全璋律师姐姐)
徐孝顺(吴淦先生父亲)
2017年6月26日

温州至少4信徒被中国警方控制 海内外基督徒齐谴责北京政府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

在巴基斯坦,中国宣教士李欣恒和孟丽思,被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绑架后杀害。中国政府随即将温州牧区至少四位家庭教会同工。秘密羁押。以避免他们向外界披露两名遇害者更多的情况。当局上述举动,引起海内外基督徒强烈不满,纷纷谴责北京政府。

今年6月8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IS)宣布,他们已杀死两名在巴基斯坦西南部俾路支省绑架的中国人。翌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称,这一事件不会影响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当局还指两名遇难者在巴基斯坦“从事非法传教活动”。山东一位牧师对记者说,他们非常关注温州家庭教会,近期至少有4名同工被公安羁押,他呼吁海外媒体关注:“有同工被带走了,希望能够关注。他们是温州区教会的几个同工”。

美国旧金山湾区“基督徒公义团契”的华人牧师刘贻,6月22日在社交媒体称,温州家庭教会至少有四位同工因受李欣恒和孟丽思宣教士,在巴基斯坦遭杀害之事的牵连,被当局带走调查,秘密羁押。相关教会及家属受到巨大压力,被要求禁言,因此外界对此内情所知甚少。刘牧师引述知情人士披露,两位被杀害的宣教士其实是温州永强牧区和瑞安塘下牧区差派的,皆是家庭教会成员。但中共为了推卸责任,说是韩国差派。

浙江一家庭教会信徒对记者说:“他如果是控制在我们国内与那两个被害人有关联的人,可能是他处于想封锁消息。还有一点就是在大的一代一路环境下,封锁相隔消息”。

由于中国官方全力封锁消息,目前,外界无法了解温州教会信徒被羁押的进一步情况。而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早前刊文称,遇害两位中国公民是受到韩国基督徒“蛊惑”才去传教。此言一出,引发中国网民炮轰。民众质疑官媒试图将民间对恐怖分子愤怒的视线,转移到韩国和基督教。

6月15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会上表示:“愿配合巴方就中国公民涉嫌非法传教展开调查”等,更激起基督徒的愤慨。

对此,浙江一位基督徒胡先生对记者表示,“应该是巴基斯坦要配合我们调查,我们国家的这两个公民是怎么样被杀害的,或者说我国两个公民到你们国家去,你们国家没有尽到保护我国国民的责任。我要追究责任,要求赔偿,这才是正常的国家”。

胡先生批评中国政府的表态。他说:“所谓的非法,非的是什么法?还有一点纵然他们是非法传教,他们首先是中国公民。你国家的公民在国外被绑架、杀害。你一个国家最基本的一点是要谴责杀害你国公民的那个组织。这是最基本的,无论他是去做什么,哪怕他们是偷渡出境。你的国民被杀害了,你竟然说他们是非法传教”。

据巴基斯坦媒体称,在绑架事件发生后,巴基斯坦政府首先调集特种部队追踪,经过数天侦查,最终锁定武装分子藏身于俾路支省默斯东地区的山洞。6月2至4日,政府军发起突袭行动,包括陆军轻型突击队、特别服务组、特种部队和俾路支省边防部队与武装分子多次交战,有12名恐怖分子被击毙,8人受伤,但未找到被绑架者。

现旅居美国的浙江乐清基督徒郑乐国,在一篇评论中强烈批评中国政府对两名中国人质被恐怖分子杀害的公开表态。他写道,老美千方百计,花费巨资,不惜代价的搜索韩战、越战老兵的遗骸,逐个DNA核实,而且有尊严的带回美国。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植物人也要救回来,死了也要入土为安。而这个残暴无赖的中共政权,抛弃中国两名宣教士李欣恒、孟丽思。当他们被伊斯兰国组织绑架后,不单没有追踪搜救,而是交巴基斯坦处置,巴军方的反应是轰炸恐怖分子的阵地,而不是追踪、搜救人质。

评论说,官媒将人质遇害惨剧责任归咎于韩国人的宣教,以及与宣教士相关的教会宣教机构。还使用了“非法传教”,以为这四个字就可吓倒人。并质疑中共“如果对内不是实施恐怖手段,为何不让家属及教会发布相关信息?”,他说“我们要看到11位下落不明的宣教士,让他们自由的站出来见证,他们回国后究竟遭遇了什么?”

美国民间基督徒人权机构对华援助协会,呼吁社会各界密切关注事件,为李、孟家属及中韩相关教会代祷。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报道。

被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杀害的两名宣教士

温州教会同工因两宣教士被杀事件受到牵连

对华援助协会通讯员

根据网络基督徒杂志《十架短讯与代祷》指出:湖南宣教士李欣恒、湖北孟丽思在巴基斯坦遭恐怖分子绑架杀害后,中国官方将惨剧归咎于韩国人的宣教热情,及90后年轻人的幼稚,中、巴以“非法传教”的名义调查此事件。韩国驻巴宣教士已被巴方逮捕,面临驱逐出境,中方已将可能与韩国教会有往来,涉及差传的温州教会数位福音事工同工秘密带走,下落不明。

该杂志评论道:事态由天经地义的国际“反恐”变成了“反传教”。即使驻巴宣教士们违反签证条例,甚至触犯当地种种禁忌等任何理由,都不能构成被杀的理由。殉道士是我们良心的启蒙者,而非教会和社会的累赘。

另据报道,美国国务院6月12日对在巴基斯坦遭“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杀害的两名中国人的亲友致以慰问。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局发言人安娜·里奇-艾伦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对这两名在绑架后被杀害的教师的家人和朋友致以慰问。美国明确谴责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发生的恐怖主义行为。我们将继续与中国讨论加强反恐合作的方式。”

对华援助协会呼吁各界密切关注此事件,为李、孟家属及中韩相关教会代祷。

不见天日每日一馒头 张少杰牧师狱中受虐待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

河南省南乐县三自教会牧师张少杰被当局判刑12年,他被羁押至今已经四年。张少杰的女儿张慧馨,日前向外界披露,她的父亲张少杰在狱中遭到当局“关小号”,每天24小时不准见阳光等所谓“严管”措施,每天只准吃一个馒头等虐待。张慧馨呼吁国际社会关注。

曾受到海内外关注的河南南乐教案张少杰牧师,因帮助信徒维权。2014年被南乐县法院以“诈骗罪”及“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刑12年。目前被羁押在河南省新乡监狱。张少杰的女儿,现旅居美国的张慧馨,6月21日对记者披露她父亲最新的遭遇时说,当地新上任的监狱管理局局长进一步加紧对在押人员的所谓严管,他父亲因拒绝认罪,遭到虐待:“对我的父亲迫害非常厉害,现在监狱里面,24小时不能见阳光,24小时不让睡觉,每天只给一个馒头,不让吃饱。据被放出来的人消息说,我爸爸现在真的很难在里面活下去,而且他遭受了很大的人格侮辱”。

张慧馨说,河南省监狱管理局新任局长文松山上任后,接到中央国务院研究室党组书记黄守宏指示,残酷迫害她的父亲张少杰。目前,新乡监狱在押人员四千多人,其中三十多人拒绝认罪,包括他的父亲。有监狱工作人员披露,他们将张少杰当成政治犯羁押。

目前,张少杰的亲属每月可探监一次,每次30分钟。张慧馨说:“探监时,我们家属不能说任何事,只是看到对方相互问候‘你好吗’。如果他说我在里面不行或者说吃不饱,(狱警)立即会把电话掐断,不让你们通话。狱警都在贴身跟着,任何狱中的情况不让我父亲说。发生在监狱外的事,也不让说”。

张少杰因教会与县政府土地纠纷,他带领信徒到北京上访,触怒了地方官员。2013年11月中旬,张少杰被南乐县公安局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刑事拘留,最终被控两罪,判刑12年。张少杰不服判决,提出上诉,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张少杰被送到监狱后,多次提出申诉,但遭到监狱方刁难。张慧馨说:“我爸爸提出要求申诉,他们说如果你不认罪就不受理。现在还多他进行严管,就是因为要让他认罪”。

张少杰的妹妹张翠娟对记者说,不久前曾探望哥哥,感觉他的状态不好:“我上一次去看他,精神不好,他的眼睛都是熬夜熬的,他说现在‘严管’期间,不让睡觉。他很压抑,现在没有办法。在会见的时候,管教拿着电话,案子的事情不让说”。

张少杰申诉案的律师张维玉对记者说,目前,其当事人的申诉案已递交河南省高院,尚不知高院如何裁定,需要等待。他不知张少杰在狱中的情况,稍后会前往要求会见。

南乐教案曾引起海外各界及媒体的关注。张少杰的女儿张慧馨和她丈夫,因上访及投诉无门,带着一岁半的女儿辗转多国,于2014年7月中旬起抵达美国。总部在美国德州的对华援助协会,为张少杰及家人提供了相应的帮助。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报道。

殉道牺牲和教会(宣教)复兴之间可以简单划等号吗?——兼谈19世纪英国海外宣教何以能成功的强力因素

刘盐约 盐约之声

连日来在巴基斯坦两位中国年轻基督徒遭绑架甚至可能遇害的消息令人揪心,引人关注。连向来摆着民间姿态的官媒《环球时报》都对此做了多次报道,还披露这两位被绑架中国公民的“基督徒”和“传教士”身份,导致向来备受教会关注的“宣教”话题由此进入公共视野。这无疑对教会形成了一个挑战,因为当宣教议题由教内转向社会公众层面成为一个公共话题时,也注定难以绕开本来就微妙的政教关系。不知我们的教会有否做好了应对的准备?

比较教内外两边关注的舆论焦点我们不难看得到,社会媒体那边在关注巴基斯坦当地形势的复杂性,以及质疑韩国人把中国年轻人送到“高危地区”是否有事先的风险评估和防范措施。而在教会这边则几乎形成了一边倒的态势,那就是歌颂殉道英雄,有关颂赞殉道精神的文章接二连三。我们当然要纪念要颂扬,殉道者是我们的英雄,他们的精神可歌可泣。但我们也不能忽视社会媒体的声音漠视公众的疑虑,也不能过于沉浸在这种无限颂扬殉道而呈现出浪漫化情绪化的气氛里,正所谓兼听则明,否则可能就不健康了。

中国的很多基督徒过于感性化注重情绪,缺乏理性思考,在回应这次绑架事件中再次暴露出来。有人高举殉道的旗号(但未必本人愿意成为殉道者),更有人鼓吹大家都上前线,而不顾对现实环境的考量和所需装备的评估。也有人把殉道者的牺牲予以绝对化,传递一个近乎天真的“梦想”——以为只要有了殉道者就会有教会复兴就会有宣教大行动。只能说,这实在是一个美丽的泡沫,在殉道牺牲和教会(宣教)复兴之间不存在那么简单的因果关系。首先我们还没有看到一呼百应(大家只是在发发贴而已),而且目前情景下贸然前往危害更大。说真的,宣教事工不是在真空里或在月球上开展的,必须考虑包括政教关系在内的各种因素。因此宣教工作不是光凭一腔热血或喊几个口号就能进行的,更何况是面向形势高度复杂紧张的伊斯兰教地区。

因此笔者在此要指出基督徒中间存在的某些观念误区,有些讴歌殉道精神的文章未免脱离现实而陷入盲目乐观中,因为忽略了对外部环境制约因素和教会自身素质的冷静思考。比如这次绑架事件,有人以为只要有了殉道牺牲似乎马上就会有教会大复兴似的,全然不顾及现实的处境。在此最有说服力的论证莫过于回望过去的宣教历史。

我们都知道,19世纪是一个普世宣教的大时代,但似乎很少有人去思考探究当时普世宣教得以广泛推动的历史大环境大前提。笔者发现有些基督徒看问题有个不好的倾向,那就是太“属灵”了,引用圣经一套一套的,但却很不接地气,陷入空谈或想当然,因为忽略了其他历史人文地理等因素,而这些因素往往也是至关重要的。正如笔者前天写过一篇文章《过于高举“殉道论”的隐忧》,一位肢体如此回应道:“对‘过于高举殉道者的隐忧’类似于国内的汶川大地震,很多人不了解当地地理、气候等等,凭着一腔热血向前冲,后面的结果地球人都知道。我因着两位殉道者敬佩、惋惜、反思!”

19世纪来华的西方宣教士们之所以能在全球范围内推进宣教事工,是因为他们背后有一个强大而成熟的教会;他们之所以能在异国他乡里自由行走,就算遇到麻烦也能及时得到化解,是因为他们背后有一个强大而富足的母国。这两方面构成了19世纪普世大宣教的历史根基和强大动力。

以英国为例,19世纪被称为是英国宣教的世纪,但英国是经过多少年的历史积累和沉淀的?经过16世纪宗教改革和17世纪清教运动的洗礼,英国教会整体上因重新发现基督的福音确立了纯正而健全的教义根基。又经过18世纪福音复兴运动的洗礼,英国的教会面貌一新,并强大起来,具有很强健的灵性。加之同时工业革命的开展,英国社会经济飞跃式发展,经济的富足势必带来信徒奉献的增加和教会资源的扩充。这样英国教会就具备了充足的灵性基础和物质后盾,这时候专司宣教工作的差会也应运而生,具有很高的专业水准。后方(宣教母国)源源不断的资源通过差会投入到前方(被宣教国家)。我们经常唱诵“宣教的中国”,但是否已经具备了这种扎实的根基和综合条件?

我们常常称颂的马礼逊、戴德生、李提摩太等英国宣教士能进入中国宣教,他们的脚踪甚至能远涉中国内陆偏远地区和国家高层领域,他们的勇气和牺牲精神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如果他们背后没有如此坚强的教会和国家后盾,再怎么牺牲再怎么殉道都是枉然的。可惜有些基督徒文章津津乐道于西方宣教士的殉道精神,以为这种殉道模式可以复制,却忽略了他们背后的因素,不能不说是很大的缺憾,也是很深的误导!

再者,殉道者的血不一定就能带来教会大发展宣教大推动,反而在当局不受限制的极力逼迫下教会可能萎缩甚至连根被拔。日本就是一个例子,日本也曾福音兴旺过。早在16世纪中叶天主教耶稣会的宣教士们就已叩开日本大门了,几十年奋斗下来取得了丰硕的传教成果。但到17世纪初日本国内政治情势急转直下,掌权的德川幕府敌视一切外来势力,对国内的天主教信徒进行了持续的残酷逼迫,直到最后几乎把本国的天主教徒斩尽杀绝。这一行动影响至今,日本目前仍然是世界上信主比例极低的地区。

回到现实处境,反思历史得失,不是因遇到艰难而要放弃宣教使命,而是要有冷静而清醒的认知,无论是对外部环境还是教会自身。历史当然是在上帝的手中,上帝在历史中成就他的工作,但上帝掌管的历史也有它的进程和规律,很多时候上帝也不强求行事。马丁路德并不是第一个号召宗教改革的,在他之前一百年有一个约翰胡斯,但胡斯失败了,而路德成功了,原因就在于历史条件的变化。

因此,当我们每每谈起“宣教的中国”,思念那些为主奔波甚至殉道的宣教士们,我们可以借此激发我们爱主爱灵魂之心,但这种热情或激情必须受到理性思考的引导,否则片面夸大殉道者的牺牲功能,容易变成宗教狂热,或把宣教工作看得很随意。愿我们基督徒们能多学习把握一些历史人文方面的知识,有一个整全的历史视野,不然容易陷入空谈或浪漫化天真化。对于宣教工作,可以从身边的社区做起,甚至可以针对在我们中间开兰州拉面馆的穆斯林做起,一点一滴积累,更关键的是中国教会自身要成长要有坚实的根基。有人说“21世纪是中国宣教的时代”,目前看这不过是一个宣传口号而已,而当下提出“一带一路”口号的中国也远远不能和19世纪的大英帝国同日而语。中国教会要走的路其实还很长! 
 
这是危机,也是契机,就看我们怎么反思了。

写于2017年6月17日

作者简介:一位80后基督徒,经济学硕士,2007年受洗。电邮276773294@qq.com,微信号jidihuozhong,微信公众号“盐约之声”(在网络空间发出基督徒的声响和观点)。
【“盐约之声”:一个提供思想和观点“干货”的公众号,一个原创福音文字事工平台,欢迎爱思考的朋友们关注,欢迎交流并提供写作素材和话题,在此谢谢弟兄姐妹朋友们的关注、鼓励和赞赏^_^】

教会被掳于政治正确

耿伟 中世纪史实资料

这篇文章写出来肯定是要挨骂的,但是既然领受呼召服侍,就要忠于主耶稣基督的托付,忠于慈母圣教会的职守,做一个合格的守望者。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告诉本国的子民说:‘我使刀剑临到哪一国,那一国的民从他们中间选立一人为守望的,他见刀剑临到那地,若吹角警戒众民,凡听见角声不受警戒的,刀剑若来除灭了他,他的罪(注:原文作“血”)就必归到自己的头上。他听见角声,不受警戒,他的罪必归到自己的身上;他若受警戒,便是救了自己的性命。倘若守望的人见刀剑临到,不吹角,以致民不受警戒,刀剑来杀了他们中间的一个人;他虽然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守望的人讨他丧命的罪(注:原文作“血”)。’人子啊,我照样立你作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以西结书33:1-7)
既然在服侍中看到这些问题,那么我也希望像使徒一样,“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使徒行传4:12)”,将我所看见的,所听见的,所思想的都说出来,也愿上帝怜悯我,使我不被血气左右,满怀爱心和怜悯,为了捍卫慈母圣教会、保护圣徒而说这些话。

记得2016年初在网上偶尔看到这次美国总统竞选共和党内的演讲,当时七八个人,有白人、黑人、男人、女人,几位参选者各抒己见,我就记住了川普,至今他当时的观点还在我耳边,在我心里;后来看着他脱颖而出,我突然内心有一个判断:川普会成为美国这一届的总统。他发表了很多言论,但是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的大意是:“每一个人、每一个族群、每一个国家都有权利优先考虑自己的利益。”

特朗普的这句话看似再普通不过了,但是这句话说出来需要莫大的勇气,因为会被挂上自私、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之类的标签。但是美利坚苦政治正确久矣,苦则思变,很多人默默的为川普点赞,更有支持者开始为其奔走;虽然媒体铺天盖地,显示特朗普民调低得多,但是果然不出所料,很多人“闷声发大财”地偷偷为川普投了票;还能记得那些气急败坏的政治正确者们到处揪着人问:“那个混蛋投了特朗普?!”

不是那些投票的不诚实,而是政治正确给人的心理压力实在太大了,特朗普口无遮拦、说话不留余地、立场坚定、是非分明,这些根本不符合那些高大上的政治正确逻辑;并且对带来治安问题的非法移民很不客气的斥责,对恐怖分子所信奉的极端伊斯兰教大胆的批判,比起希拉里的“这是一个高尚的宗教”之类的语言,确实显得非常政治不正确。政治正确的压力让我不由自主的想到中国的文革,因为所持观点与大众导向不同,便会面对言语攻击、被鄙视、被排挤、被批斗、甚至会被以反革命的名义摧毁肉体,但文革时期大众所持的政治观是邪恶的,人的良心会抵触;而民主社会的政治正确在价值观上首先占领道德制高点,善待难民、尊重罪犯的人权、照顾弱势群体、照顾少数族裔等,听起来都很高大上,同时对言论的不同意见者进行言语攻击、鄙视、排挤、道德压制等,除了没有肉体摧毁之外,比起文革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个核心问题出在哪里了呢?人要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了!

我们不否认政治正确背后有很多善良的动机,但是我只想说:这是人间!我们不过是人!

大家会拿出登山宝训的经文“打左脸给右脸”“不要和恶人做对”和使徒的“言语常带着和气”等经文为这些现象背书,当然这些经文读圣经的人都读过,可是圣经是一本圣经,不是只有那几句话。

写到这里我想到十年前我还是慕道友的时候,本会的光景。那个时候教会刚开始大学生事工,长辈们对来的大学生特别有爱心,经常请年轻人吃饭,集体吃饭的时候都是他们掏钱。久而久之形成了一个风气,年轻人以为吃饭就应该长辈掏钱,而且渐渐地一段时间没人请他吃饭他就会觉得被冷落,觉得教会的人没爱心,心里生出怨恨。再后来有持阿米念和自由主义的人在教会闹分裂攻击教会的时候,这些可怜的年轻人就被当枪使来攻击教会。这件事让当时慕道的我见识了什么叫“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年长的姊妹们也是瞠目结舌,不明白为何会如此,而站在风口浪尖的牧者蒙主恩典,在一个对牧师群体授课的基督教神学班授课《神学思想史》,在神学上厘清了方向,带领同工们在归正神学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迈向大公传统,教会实行主教制,教会体制管理上责任落实。后来教会集体吃饭都是AA制,偶尔有人请客吃饭,被请的人会很感激。同样,教会的事务也逐渐责权明确,被帮忙的人也很感激,走出了大锅饭的政治正确,开始尊重别人的权力。

看起来很简单是吗?做起来呢?很多事都是话说的漂亮,但做起来就没人做了,因为吃力不讨好。就像今天的白左,呼喊着高大上得到的口号,接纳难民,只要老百姓谁说自己被难民犯罪搞得恐惧,就会被扣上“伊斯兰恐惧症”的帽子;同样,教会里也是这样的情况,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很多牧者大量的精力被用在安抚这些“难民”的闹腾上,问题是当“爱心”被榨干之后呢?

我在服侍中不断接触到榨干多家教会的“难民”,刚到教会的时候大家都是爱心接待,然后一个个不堪重负败下阵来,但是又苦于登山宝训不得不舍命相陪,直到崩溃,而这时候敏感的“难民”已经深深地受到了伤害,开始抱怨自己得不到爱心,开始怀疑上帝是不是爱自己,而所谓施爱的肢体终于爆发了委屈,但又不敢表达,于是乎“难民”开始离开换一家教会,而上一家教会常常舒一口气。这些“难民”多是心理不健全者,亦不乏心理精神疾病患者。当然,上帝愿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我们也应该怜悯帮助这些人,可是什么是真正的帮助?没有界限的养肥他们内心那自我中心的野狼吗?断乎不是!

我们各人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罗马书15:2)看清楚了!是建立德行而不是败坏德性!又有一处经文,“你们各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后面跟着一节“因为各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加拉太书6:2.4)”,可见彼此帮助并不取消个人的责任,反而是成全了个人的责任。圣经辅导近代创始人之一的亚当斯博士明确指出基督教辅导的重点是让一个人在辅导明白自己的责任,并有能力承担自己的责任,以至于生命可以荣耀上帝。

而在教牧学有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就是牧人的职责。牧人的职责包括祈祷传道,也包括训导、圣事、治理,在具体操作上会牵涉到教训、督责、惩戒等,而教牧的目标则是“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 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以弗所书4:12-13)”,可见教牧的使命是使基督徒生命成熟,成为教会的肢体,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式,百节各按各职,照著各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以弗所书4:15)。最终教会体制完善,基督徒到了教会很快找到自己的恩赐位置,服侍圣徒,在爱中生命得以不断建立。
但是近代以来,大使命被阉割了!我们记得我主耶稣基督的大使命,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注:或作“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马太福音28:18-20)可是被阉割的只剩下“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甚至连门徒都被曲解了,变成“使万民都给耶稣一个面子,来认识一下耶稣,耶稣这里给你预备了一切,他会好好照顾你云云”。那么在被阉割的大使命的催动下,使人变成慕道友并不惜代价留住慕道友才是关键,于是乎受洗的基督徒成了教会的“二等公民”,教会优先保护慕道友的权利,因为担心他们走了,又丢失了一个灵魂,在上帝面前怎么交账呢?

在这种风潮的带动下,教会牧者的压力就不是一般的大了,看过一些这类的资料,福音派牧师(尤其是会众制教会)牧师属于抑郁症高发群体,发病率是社会平均水平的三倍左右,让人瞠目结舌,基督信仰是这样吗?我在两年半前开始推广古典教父著作和思想,就是因为我看到古代教父有的是信主之前因为世俗名利追求累坏了身体,认识耶稣之后,经常服侍一个教区或者一个教省,却神迹般的活到很大的年纪,有的期间还坚持严格的苦修;而今天看到很多人本来身体还不错,走上牧师的岗位几年内身体就开始出现垮的征兆,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除了体制给牧师太大的压力外,我相信教会文化氛围给的压力是更致命的。

服侍到底是养人的,在服侍中不断成长的?还是消耗式的,预备好了再来受虐?当然,受虐可以拿圣经中耶稣受苦给自己背书,美其名曰“为主背十字架”,但是不进要问一句:亲,你真的确定自己是为主受苦吗?

其实稍微一对比我们就会发现教会面临和欧洲社会一样的问题,真正掌握话语权的是白左和“难民”,加上人本主义不断讲的“无原则包容”配合“耶稣基督无条件接纳了我们”,可是恰恰忽略了使徒们不断教导的,主召我们不是欣赏我们的污秽,乃是召我们成为圣洁。因为是人本主义主导的,而基督教元素只是装饰,所以认为人天性是善的是这股潮流的主旋律,于是乎所谓的一些基督徒心理学就出现了“上帝按着你的本相接纳你”“这不是你的错”等等的论调,把认罪悔改和追求圣洁抛到九霄云外,有人评论道“一个不会愤怒的上帝,带着一群不需要悔改的纯洁的人,去信仰一位不需要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

但是这样赤裸裸的宣布很多人还是不敢的,毕竟大部分基督徒文化程度没有那么高,如果太直接而忽视了群众的接受能力,他们就会失去群众基础,他们就含蓄一点,以耶稣基督接纳我们为让我们无原则接纳“难民”背书,以耶稣基督为我们受苦为我们被“难民”欺辱背书……但是信仰是一步一步活出来的,不是装出来的,就像葛优说过的一句话,“我知道你很兴奋,我也很尊重你兴奋,但请你兴奋的时候拍你自己的大腿,或者不小心拍到我大腿的时候表达一下歉意”,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每个人的权力都是应该得到保护的,除非个人自愿放弃自己的权利,任何人强迫别人放弃权利而达到自己的目标就是强盗。

使徒在谈到爱的时候,说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亏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不是装出来的!可是有时候政治正确的环境压的让你以为坚持自己的正当权利是犯罪,其实坚持正当权利不应受到批评,而应受到尊重;同时,那些因为付出爱而自愿放弃一些权力的行为确实是蒙了上帝的恩典,应当受到祝福和效法,正如尼希米记所记载的“百姓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其余的百姓掣签,每十人中使一人来住在圣城耶路撒冷,那九人住在别的城邑。凡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都为他们祝福。(尼希米记11:1-2)”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不愿住耶路撒冷是人之常情,而住耶路撒冷是超凡的信德,于是大家抽签强制性留了一些人住在耶路撒冷;另外对于一些自愿舍弃自己眼前利益而追求信仰的人,也就是那些自愿住耶路撒冷的人,众人为他们祝福。

同样在教会刚建立的时候,很多信徒变卖一切所有的交给教会,这是信德的行为,但是中间却有人没有信心却希望鼻子插根葱装大象,于是乎在上主公义的审判前出现了亚拿尼亚夫妇的悲剧(参考使徒行传5章)。正如使徒所说的,“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作主吗?”没有人会去侵犯他的私人财产权利,但是欺骗教会是大罪,因为是欺骗神了!其实今天在教会中何尝不是如此,如果一个人的合法权利被人侵害,那么我们作为局外人应该做的事保障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并且保护受害人,正如主耶稣所说的“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著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马太福音18:15-17)”也就是在是非问题上耶稣教导教会应该站在公正一边,对于出于爱心而自愿舍弃自己权利的是应该祝福,但底限是尊重个人合法的权利,未曾拥有谈何舍弃?都不尊重别人本身拥有的合法权利,如何能够祝福别人的舍弃?在政治正确下,舍弃权力是应该的,而争取权利则成了狭隘,成了没爱心,于是乎大家只能假冒伪善装大象了。

在服侍中确确实实碰到很多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我们成立教牧辅导中心,帮助心理精神疾病肢体,自然会收取一定费用保证辅导中心正常运行,可是有一些教会同工要送人来求助的时候,听说还有费用,就摇摇头,说我们没爱心;一个心理有创伤的人来到教会求助,在好转一些之后,看上教会一个姊妹,便开始追求,姊妹拒绝后,他受到刺激开始有一些病态举动,其父母不仅不控制他儿子,反而责怪我们的姊妹没爱心不顾及他儿子的心理问题(其实后来严重并出现病态举动正是父母在后面怂恿出主意让追姊妹造成的);和一个教会同工交流,谈到我们的合租公寓弟兄姊妹吃饭的时候都是AA制,他觉得很惊讶,问我在教会吃饭不是应该免费的吗,我当时也是一时语塞;教会里两个人冲突了,那个新来不久的人表现的很过分,对弟兄破口大骂,弟兄姊妹们叽叽喳喳的劝弟兄忍耐,而对那个人不予制止,典型的拉偏架,后来弟兄觉得心塞不已,那个人发泄完之后,在教会胡闹了一阵也渐渐不来教会了,因为教会的人没爱心,没人和他接触,可是那些拉偏架的人这个时候都躲那个人躲的远远的,那人自然被无意识孤立了,自然越来越呆不住……这样的例子在教会中不胜枚举,可是我们却忽略了两个问题:

1.在教会中哪些人应该受到尊重?
2.教会是否应该无原则接纳和包容那些捣乱的人?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想引用使徒的一处教导“寡妇记在册子上,必须年纪到六十岁,从来只作一个丈夫的妻子,又有行善的名声,就如养育儿女,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救济遭难的人,竭力行各样善事。(提摩太前书5:9-10)”曾经有一个我辅导过的肢体问我:“老师,我是否将来可以在教会里被照顾着?”我就给他看这段经文,并告诉他:“当然可以,首先你要按照这个原则去做。”这个原则很清楚,教会的资源优先照顾那些在基督里有忠心的人,在教会里大家羡慕的也应该是竭力追求委身教会亲爱圣徒服侍中人的人,而不是把资源优先用在那些在教会闹腾的人身上;对于达不到标准的需要救助者,我的意见是保证基本的需要即可,但对于那些之前竭力做各样善事而现在无依无靠的人,则应该尽可能的多照顾。

同样,教会牧者的精力应该更多用在那些愿意在真理上渴慕追求,在生活中愿意服侍圣徒的肢体身上,只有这样的理念成为教会文化,那些平时不付出的人找牧者解决个人问题的时候才会有羞愧感,才会更加敬重牧者对他的付出,才会把牧者的话当回事,才会对教会对他付出的心怀感恩;否则他永远觉得教会欠他的,上帝欠他的,永远是受害者,永远保持受伤和愤怒状态。

接下来我要说的是在教会捣乱的品行卑劣者面前教会的政治正确。

有一些人专好问难,喜欢纠结,今天这句经文什么意思呀,明天请教一个高深的神学问题呀,在接下来就是关于宗派之间争议性的话题呀。其实基督教宗派问题发展到现在,能人肯定不少,也没见谁能把他解决掉,我常说的一句话是“屁股决定脑袋”,我会告诉别人我是主教制体制和预定论神学立场的,如果他有别的立场,只要不是三一论和基督论的差异,那么我们同是耶稣基督拯救的罪人,同蒙耶稣基督宝血所撒而洁净,很多细节是争竞不清楚的。可是教会总会碰到这样的人,喜欢不断的辩论,我把这些人称为在教会捣乱的品行卑劣者的一部分;当然还有另一部分就是在教会里直接作恶,比如骚扰姊妹、骗钱、骂人、欺负人之类的。

对于第一类人,教会总是容忍他们,甚至经常参与他们的话题讨论,总希望以理服人。

有一次在一个微信平台上实在看不下去,我很生气的严厉斥责了几个人,说:“社会上没有话语权的人到了教会里打着信仰的名义胡作非为,就是一群瘪三在装逼!经文和神学知识成了你们的装逼利器!”后来管理群的弟兄踢了我,然而好几个弟兄姊妹私下加我好友,希望可以继续交流,一方面赞赏我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另一方面希望我言语上注意一些;面对这些好心的肢体,我一方面陈明利害,并指出圣经里的上帝面对这样的现象也会勃然大怒,另一方面我也集思广益,毕竟这些攻击人人格的下流的词汇用起来不太好,后来就改成“经文和神学成了你们装大象的葱”这样的说法了,大家觉得好接受多了。恰恰是很多教会同工纵容这些极端分子在教会里作恶,给了这些恶人可乘之机!其实这样的问题很好解决,首先融入一个团契,愿意学神学可以跟着教会的读书小组系统的学习,而不要什么基础都没有却总想零散的解决几个问题;另外,教会因该敬重和在意的应该是认真服侍圣徒,帮助大家成长的,而不是那些能说的。这几年服侍下来,越来越感受到其实教会的服侍中实行教导教导只占服侍比重的两三成而已,而更多的服侍是具体问题的处理,和弟兄姊妹们交流,引导大家委身教会融入团契解决问题和建立信仰,而不是培养一帮造反分子。任何愿意听我们的课程和向我们求助学习的,我们对他的要求都是“在自己在所在的本会顺服牧者服侍圣徒,不要骄傲,要谦卑的服侍众人”。

对于第二类人,大家总是很高尚的对受害人来一个“怜悯吧,包容吧,上帝也赦免了我们”之类的安慰,最后连刚来教会的慕道友都觉得教会虚伪,而很多真信主的弟兄姊妹在不明白真理还以为这就是教会常态的时候,虚伪点的反应就是和弟兄姊妹嘴上亲热心里防范着,真诚一点的反应就是需要读经祷告唱诗的时候来教会找弟兄姊妹,生活上有了事情还是老同学和邻里靠得住。

其实对这类人是需要严加管教,甚至像使徒教导的那样“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哥林多前书5:11,13)”真教会的第三个标志就是合乎圣经的惩戒可以被合乎中道的执行,如果连惩戒的权柄都没有,就已经为了表面虚假的和平出卖基督的国度了,属于丧权辱国的卖国贼行为了!在教会传统中,教会的惩戒包括经济或者适度体罚惩戒(赔偿损失和适度的体罚惩戒)、一定的服役惩戒(堂区杂物或者慈善补赎)、停圣体、停止圣徒与其交通、逐出教会,这些方法一定要合乎中道的使用,使恶者得以惩戒、公义得以伸张、被罪恶伤害的灵魂得到医治、教会风气得到治理……

再接下来我要说的是在面对犯罪的肢体时的政治正确。其实这样的问题也是伴随着整个信耶稣的历程的。我首先要引用先知耶利米书里几处提到的“他们轻轻乎乎的医治我的百姓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在《论受迫背道者》殉道主教圣居普良在批判那些自以为义的人对叛教者彻底关闭救恩大门的行为的同时,也批判了把主耶稣的恩典当做装大象的葱的立刻接纳悔改的叛教者的行为,清楚地指出合乎中道的牧养之道:让回归的叛教者承担适量的补赎,一方面医治他们的灵魂,一方面医治他们和众圣徒的关系,以接纳他们成为教会的肢体。

但是这样做,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牧者的担当,另一个是牧者的权柄和会众的顺服。因为说一些心灵鸡汤和给一些不痛不痒的建议和鼓励是很容易的,但是要给一些具体的建议,尤其是为这些建议负责人的时候却是压力很大的,所以主耶稣让他的弟兄牧养他的羊的时候先问了一句:“你爱我吗?”牧者就像父亲和兄长一样,看待教会圣徒如亲人一般尽自己的本分。如果只是单纯的没有原则的接纳了被罪恶伤害的伤痕累累的肢体,而没有去尽医者的本分去移植它们的灵魂,就不是合格的医生。只有服务员才是可以不去理会顾客的身体情况只考虑推销价钱更高的商品,对于顾客的无礼行为可以因为赚钱而暂时容忍,但是就是服务员也会对一些太过于不雅的顾客下逐客令呢;教会的牧者不是服务员,他使众圣徒走天路的领路人和领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所以摆正自己的位置、郑重自己的位分非常重要,在面对信徒严重的犯罪,应该如圣经教导的,严厉斥责、仁慈接纳、温柔医治、合理惩戒、周全考虑,使犯罪者一方面灵魂得到医治与神和好、一方面善尽本分与受伤者和好、一方面表现出悔改的信德与众圣徒和好,然后按手接纳其融入众肢体之中。如果没有周全处理,就如同对一个传染病患者没有真正进行治疗就将其放进人群之中,这是对群体不负责任的;亦或者是你认为得到医治了却没有让大家看见,你把他放进群体中,群体恐惧是在所难免的,自然会让这个病患受到歧视和排挤,无论是对群众还是病患都是不负责任的!所以旧约圣经论道传染病,才会各种检查,最后确认康复才会结束隔离,恢复社会生活。今天教会中不也应该如此吗?

我一年前在一次团契分享中特别总结提到,一个人犯罪得罪伤害了四个方面:上帝、对方、教会、自己。对于得罪上帝,耶稣基督的挽回祭已经足够,我们悔改主必赦免;对于对方,需要我们谦卑的承认错误并补偿对方的损失,同时甚至需要吃亏去安抚对方的情绪,逐渐使两人关系和好;对于伤害自己,就需要更加殷勤的属灵操练,当然这个需要牧者的指导和教会团契的帮助;那么对于可能会伤害教会,就如一点面酵能使全团发起来,就需要将一些困扰自己的罪或者一些自己觉得会影响别人对别人造成不良影响的罪对教会牧者告明,牧者会按照自己的权柄和指责,适当地进行处理,以消除可能对教会造成的不良影响。

我很坚定,这样的分享符合威斯敏斯特信条的精神,也符合改教家们的精神,更是古代使徒教父们的教导,也是符合圣经的教训!四个方面缺一不可,尤其是得罪对方有时候需要牧者或一些成熟的弟兄姊妹居间调解;得罪上帝也需要牧者或成熟的弟兄姊妹帮助分析,使我们的认罪祷告有的放矢而不至于流于形式;得罪自己就如生病一般,更需要有经验的牧者进行医治,指导进行合乎当时情形的属灵操练以使生命成长;得罪教会更需要牧者同工的介入;这四个方面恰恰就是告解圣事的整体价值所在,所以改教家们虽然反对讲告解作为圣礼,但是都认同告解圣事背后的牧养价值和真理成分;而今天的福音派教会将信仰删减为简单的个人与神的关系,牧师就仅仅成了一个老师而已,权威性自然大打折扣,更有甚者,和服务人员无异,会众可以决定聘请牧师或解聘牧师,会众来判断牧师是否合格,这样的话到底谁代表上帝说话?岂不是自相矛盾到家了?!

为何会如此?因为当今社会,自由民主宪政是政治正确!可是回过头来想,国家是人民的,实行宪政民主无可厚非,可是教会是上帝的,自然是上帝呼召仆人进行治理,哪里来的民主?难道我们可以让一个企业进行民主管理?企业任命CEO自然是股东的权利!如果是私营企业,那么就必然是老板的权力!教会是神权的,国家是集权还是民主那是社会发展的问题,是一个民族进行历史选择的问题,但是教会没必要跟风!教会就是神权管理!这是圣经的原则!不需要政治正确!

文章写到这里,心里的话也说得七七八八了,整体上说了今日的福音派教会在圣经教导、教会治理、面对慕道友、面对软弱犯罪的弟兄姊妹、面对恶人这几方面被政治正确的风气侵袭,使教会主权受损、圣徒生命受损、犯罪者得不到有效地惩戒、受伤者得不到有效的医治、慕道者不能有效地认识救主,愿上帝怜悯祂的教会,也愿神的儿女刚强壮胆,为一次交付我们的真道竭力的争辩!

山巅之城——美国的天命论(Manifest Destiny)

叙拉古之惑

叙拉古之惑案:按说我的知识背景是不适合谈论美国文化史的。但作为一个政治光谱上的共和党人,我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此文之所以能够成型,倾注了我将美国视为理想政体的个人感情。本文相关材料来自于我对《神学宪制——宗教政治学》一文思考时所收集的,亦可视为《神学宪制》一文的铺垫。

上帝对美国的眷顾是没什么可怀疑的,当需要的时候美国出了华盛顿,林肯,和罗斯福。在写上面的句子时,我相信自己在得出一个学术结论,尽管我承认,我是作为一个自豪的美国人写出上面的话的。——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注:美国政治学会主席、社会学研究学会主席,并入选美国国家科学院以及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

从西方政治思想史来看,新教兴起过程中通过对《旧约》中的“约法传统”重新发明和诠释,确立了理想的圣经政体是摩西式的共和政体而非大卫式的君主政体。因而早于霍布斯的《利维坦》问世之前,美国的先民就以主张回到《旧约》中以色列的典范政体——约法传统,来到北美新大陆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具体呈现这一政治思想意义的“《旧约》革命”的实践,即《五月花号公约》:

以上帝的名义,阿门。

吾等签约之人,信仰之捍卫者,蒙上帝恩佑的大不列颠、法兰西及爱尔兰国王詹姆斯陛下的忠顺臣民——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吾王与基督信仰和荣誉的增进,吾等越海扬帆,以在弗吉尼亚北部开拓最初之殖民地,因此在上帝面前共同庄严立誓签约,自愿结为一公民团体。为使上述目的得以顺利进行、维持并发展,亦为将来能随时制定和实施有益于本殖民地总体利益的一应公正和平等法律、法规、条令、宪章与公职,吾等全体保证遵守与服从。

据此于耶稣公元1620年11月11日,吾王英格兰、法兰西、爱尔兰等十八世暨苏格兰第五十四世君主陛下在位之年,在科德角签署姓名如下,以资证明。

政治观念上穿越三千年的DNA复制,进而使得逃离天主教(国教)迫害的美国先民们与逃离埃及法老统治的犹太人分享了“上帝选民”这一情感代码,也就是“应许之地”——“山巅之城”,这是今天国际关系领域“美以特殊关系”隐秘的思想史线索。

“山巅之城”一词出自《圣经·马太福音》第5章第14节:“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清教徒怀着宗教信仰自由的理想到达美洲大陆,正如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默克所说:“他们相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相信自己的使命是以纯正廉洁的方式“身体力行地超度旧的世界。”

1630年的春天,在驶向美洲大陆的“阿贝拉”号上,新英格兰清教移民领袖、后来的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首任总督、牧师约翰·温斯罗普对一千多名清教徒移民发表演讲:

上帝与我们之间的事业就屹立于此。为了这项工作,我们和他订立了契约。我们已领受了一项使命,耶和华准允我们起草自己的条款。我们已宣布要从事这些行动,要达到这样和那样的一些目的,我们于此恳求他的垂青与祝福......我们将如山巅之城,为万众瞩目。因此,如果我们在已经着手进行的事业中欺蒙我主,使主收回目前赐予我们的庇佑,我们必将成为世人笑柄,天下丑闻。

这篇演说辞对于美国的政治影响非常深远,《联邦党人文集》第一篇第一段就是源自这一布道辞,这就上升到建国理论的层面。用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美国人》三部曲的作者丹尼尔·布尔斯廷的话来说:“事后三百年,没有人能够比他更好地表达美国的命运感。”

在美国的清教先民的观念里,不同于陈旧,腐朽,专制的天主教统治的欧洲,新大陆的清教徒是上帝新的选民,所以他们试图用一套“应许之地”的“圣约”政体建立一座“山巅之城”——只受上帝统治的自由平等世界,并且承担着向世界传播自由和正义,把人类从罪恶之路引导到人世间新的耶路撒冷的神圣使命。在“哥伦布发现美洲”300周年纪念日,埃尔赫南•温切斯特牧师赞美上帝为所有国家受迫害的人准备了一个避难之境:“这是一扇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的大门,在北美的费城率先被开启……它将扩大到整个世界”。

如果说美国的先民们对于自我的认知还是一种宗教情节的话,那么法国政治家,经济学家杜尔哥在1778年就以穿透人类历史的眼光预言到了美国之于后世所起到的作用:“这个民族是人类的希望。它可能会成为典范。它应当用事实向世界表明:人是能够既自由而又和平的,可以把各种各样的暴君和恶棍借口公共利益而擅加在他们身上的锁链解除掉。美国人应成为政治、宗教、商业和工业等方面的自由的一个榜样。他们向每个国家的被压迫者所提供的避难所,他们所开发的逃亡之路,将迫使各国政府变得公正而开明;世上所有的人在适当的时机,将会识破那些据以制定政策的空洞幻象。”而杜尔哥先知之处,在于他甚至没有能活着见到美国独立。

十九世纪美国著名作家梅尔维尔的作品则更加生动形象地体现了美国人自我理解的“山巅之城”,在《白鲸》中,他写道:

我们美国人是上帝独一无二的选民,我们是现时代的以色列人,我们驾乘着世界自由的方舟。70年前我们从奴役中逃脱出来,我们怀抱着一整个大洲,这是我们第一项与生俱来的权利,除此之外上帝还将政治统治宽广领地上的异教徒的任务交给我们,作为将来的遗产。我们将他们荫蔽在我们的方舟之下,而无需双手沾满鲜血。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怀疑我们自己,怀疑政治上的弥赛亚是否真的已经到来。如果我们宣布他到来的话,实际上他已经来了,那就是我们美国。让我们永远记住,由于我们的出现,在地球的历史上几乎第一次,国家自私的目的成为不可限量的慈善事业,因为我们不仅在对美洲行善,而且要解救整个世界。

领导美国打赢冷战,美国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总统里根在离任前夕做的告别演讲,则把美国人对于“山巅之城”的自豪骄傲一览无遗的展现出来:

最近几天,当我伫立在楼上的窗子边时,对这座“山巅之城”辉煌的城市想了许多。这一说法源出约翰·温斯罗普,他以此来描述他想象中的美国。他的想象十分重要,因为他是一位早期移民——一位早期的“自由人”。他乘坐我们现在称之为小木船的那种船来到这里,并且像其他早期移民一样,他渴望拥有一个自由的家园。

在我的整个政治生涯中,我曾经一再的谈起这座辉煌的城市,但是,我不知道我是否清楚的表达的我的思想。在我的心目中,这是一座高大的令人骄傲的城市,她建立在坚实的基石上,而绝非是一座空中楼阁,上帝保佑着她,街上人来人往,各种肤色的人生活在和睦与和平之中——一座拥有自由港、商业繁荣、并且具有创造性的城市,如果这座城市有城墙,那么城墙就是城门,向所有梦寐以求要来到这里的人们敞开的。这曾经是并且依然是我的看法。

在这寒玲的冬夜,这座城市又会如何呢?她比8年前更加繁荣、更加安全、更加幸福了。200年过去了,她稳稳地屹立在花岗岩山脊上,面对风暴,依然岿然不动,仍然是一块基石。

关于美国的天命论也反映在文化产业上,西方一直以来有关于圣殿骑士团宝藏的传说,在《国家宝藏》这部电影片中,编剧就巧妙的将这一传说与“美国天命论”联系在一起。片头做了一个背景介绍:一笔巨大的宝藏历史上多次易主,最终被十字军东征的骑士在以色列所罗门王的宫殿下发现,骑士为宝藏的规模所震惊,认为这笔财富任何个人都不配拥有,所以将宝藏带回了欧洲,最终带到了新大陆。此处暗含的隐喻,完美的诠释了美国的天命:一笔巨大的财富被藏在了以色列,财富规模之巨大是任何人类都不配具有的,即使国王也不例外,最终这笔财富被带到了美国,也就是暗示美国是新的天命之所在,也正是美国的共和民主政体才有资格最终掌握支配这笔财富。

在科幻大片《独立日》中总统激动人心的演讲亦是美国天命意识的体现,编剧在潜意识中,把美国人的国庆节上升到了一个全人类意义:

一个小时之内,世界各地的军机将会联合起来。
n less an hour,aircraft from here will join othe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发动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空战。
And you will be launching the largest aerial battle in the history of mankind.
人类这个字眼,对我们而言有了新的含义。
Mankind.That word should have new meaning for all of us today
我们不能再为小事自相残杀。
We can't be consumed by our pretty differences any more.
要为共同利益团结一致
We will be united in our common interest.
也许这就是命运,今天正是独立日。
Perhaps it's fate that today is the Fourth of July.
你们要再次为自由而战。
And you will once again be fighting for our freedom.
不是为了反抗暴政或迫害。
Not from tyranny,oppression or persecution.
而是为了避免被消灭。
But from annihilation.
为了活命的权利而战。
We're fighting for our right to live.
为了生存。
To exist.
如果能够胜利。
And should we win the day,
七月四日 将不再只是美国的假日(独立日)
the Fourth of July will no longer be known as an American holiday,
而是世人一同宣誓之日。
but as the day when the world declared in one voice.
我们不会束手就擒。
We will not go quietly into the night!
我们不会任人宰割。
We will not vanish without a fight!
我们将要继续生存
We're going to live on!
我们要渡过难关
We're going to survive!
今天 我们要庆祝独立纪念日。
Today, we celebrate our Independence Day.

其实在美国的电影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美国英雄拯救世界的情节,这往往是其他国家的文化所不敢想象的,如果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这些拉丁民族拍摄一部以他们国民拯救世界的电影,估计所有人都会觉得很突兀,甚至觉得非常可笑。正是这种文化的想象,塑造了不同的国民行为。在2015年法国火车上一起未遂的恐怖主义袭击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法国列车员发现恐怖主义行为时,第一时间就是逃跑,而勇敢的美国大兵在英国人的协助下制服了恐怖分子。网友调侃这是二战情节的翻版:法国负责逃跑,英国负责协助,美国负责结束战争。美国大兵的行为其实是一种选民意识的国民个人表演。

美国人对于自身超越性的崇高想象,对于之后世界历史的进程是空前绝后的,1776年《独立宣言》发表,人类进入了世界史意义的“美国时间”,即使在20世纪影响力巨大的十月革命与之相比,也相差了几个量级,U2乐队的主场波诺曾经说过一句话:“英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但不是一个信念,爱尔兰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但不是一个信念,只有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的同时,代表了一个信念。”此处并不打算就美国作为一个信念对于人类建构政治秩序的影响,而是对于美国的天命论对于国际政治的影响做一个介绍。

美国在成为全球意义的帝国的过程中,单纯的唯物解释是不充分的,必须意识到“天命论”的观念作为美国的持续性扩张的原动力作用。在“西进运动”中,正是“Manifest Destiny”作为一种指导信念完成了美国疆域主体的建构,报纸评论家苏利文曾向民众呼吁:“上帝应许我们整个新大陆,通过联邦自治实现个人的自由权利,这是昭昭天命。”

在国际关系中,美国人相信自己是纯洁的,高尚的,利他的,优越的具有拯救性的力量。这固然有一厢情愿之嫌,但是不可否认,美国介入战争都是基于一种普遍意义的价值理念,否则根本无法说服国内的民众支持战争。比如美国参加一战,即以美国的理想主义取代欧洲的强权政治,而参加二战的目标则是使世界摆脱法西斯主义的奴役并建立以个基于“四大自由”的新世界秩序。正如威尔逊总统所言:“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理想主义国家,这个民族的心灵是纯洁的,这个民族的心灵是诚实的,它是历史上伟大的理想主义力量。”

如果抛开意识形态,民族身份的偏见,去考察二战结束后,美国建立的国际秩序之后主导的历史进程,就必须承认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生存境遇改善最显著的时段。无论是人权观念的深入人心成为“政治正确”或者是全球化协作分工体系对于财富的创造以及生活物质的给足,这都应该将最大的作用力,归结于美国。无疑,美国正是国际关系中善的利维坦。

从纯粹法理的角度来说,国家之上是不存在更高阶的权力组织的,但是从实然的角度,必须得承认美国打赢了二战和冷战之后,成为国际秩序的开创者,维护者这一根基力量的角色。如果将国际秩序等同于社会秩序,那么美国无疑就是维持这个秩序运转的权威。而近年来,美国这一角色的扮演有弱化的趋势,这当然存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但是美国自身对于“山巅之城”的认识也不如过往这么强烈,这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现在必须重新唤醒起美国的天命意识,从而承担起事实上地球秩序主权者的责任。任何主权者所做的决断都离不开自信,因此重提天命论亦是重要的且是有必要的。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本公众号持之以恒的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宗旨,致力于为关注者提供耳目一新的知识生产。

宗教民族主义与政教分离

纪赟

关键词: 宗教 民族主义 政教分离

因工作故,我的学生与朋友中多为佛教徒。记得有次讨论古代佛教的政教关系时,有学生说如果佛教成为国教就天下太平了,作为一个较为另类的佛教徒,对此我却表示未必如此。

虽然作为一位文献研究者,我当然可以说佛教的“教典”是非常和平的,但这并不代表整部佛教史中全是祥和的田园牧歌。不但普通佛教徒,即使是僧人也曾卷入战争、暴乱等之中,这方面学界已有大量研究。看看今日东南亚、南亚佛教徒占多数的国家之中,比如泰国、缅甸、斯里兰卡都存在相当严重的宗教民族主义倾向。

像佛教徒高达九成的缅甸,其激进僧人维拉图(Wirathu)领导的佛教种族主义就常常引发对少数派穆斯林的迫害,并导致有大量人员伤亡的宗教冲突。这种情况在南亚的斯里兰卡也相当严重,我数年前去科伦坡开会,下飞机伊始就感受到了宗教严重冲突的余威。

所以我们明显可以看到,即使是一个教义中劝人向善的宗教,也不能保证其传播过程中获得好的结果。这当然也适用于其他任何宗教,尤其是当今问题不断的伊斯兰。有时一出现暴力恐怖事件,就有人以伊斯兰教义中没有鼓励人们从事极端主义来加以辩解。

但从佛教以及其他任何一种宗教的历史与现实来看,宗教教条即使是劝人行善,也无法扼制作为现实中的信徒对之所作的无限曲解。那么一旦出现了以此教为号召的暴力恐怖主义时,最先应该站出来的,其实是这个宗教的信守者自身。不但要主动反省自己的宗教,更要勇敢地站出来检讨,并谴责任何以其教义为借口的杀戮行为,否则这种沉默就不仅是道义上的怯懦,更是一种自毁其教的行为。

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任何一种虚空的宗教,它们都是植根于特定的社会、族群与文化之中。比如斯里兰卡的佛教徒为多数派的僧伽罗族,而淡米尔人则为印度教徒,并有少量的穆斯林人口,因此斯里兰卡的宗教沙文主义就与极端民族主义获得了合流。

而缅甸的罗兴亚人问题也同样如此,他们主要是生活在缅甸若开邦,信奉伊斯兰,与信仰上座部佛教的若开人与缅人之间的矛盾因此而起。再加上历史上英国殖民者与二战中日本侵略军都采用分治的手段,并部分促成了穆斯林混居的集群独立效应。因此罗兴亚人与其他缅甸人在宗教信仰的差异背后,还隐藏着民族认同、外国政治势力影响、历史积怨等诸多要素,并非只是纯粹的宗教矛盾。

而近年来,由于极端伊斯兰组织国际化趋势明显加强,东南亚佛教国家与穆斯林少数派之间的冲突,已经成为了本地区极为不安定的国际因素。在此之中,宗教与政治角逐之间的密切关系,也是导致很多宗教问题复杂化的本质性原因,因此我们看待宗教问题上,要时时留心政治与种族问题的涉入。

欧洲历史上基督教系统(无论是天主教、东正教还是新教)也曾经历过可怕的宗教暴力冲突,其血腥程度甚至远超今日的宗教冲突。但随着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大革命的开展,新兴资产阶级基于对民主、自由、平等观念的认知,从而认识到了世俗权力机构,应该对宗教问题保持客观中立,从而尊重每一个个体对于宗教的自由选择。因此也就将政府事务与宗教事务作了区隔,尤其不会制定出以某一特定宗教教义为基础,并且横加任何一位民众(包括非教徒)身上的法律条文。

这种情况也对伊斯兰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土耳其就在上世纪20年代废除了伊斯兰法,从而使宗教退出了公共治理领域。这些都使拖着巨大历史阴影的一些宗教,逐步甩掉了旧时代的残余,逐步退回到了个人的精神领域之中,从而也在宗教问题与政治、种族等问题之间建立了一道防火墙。

然而,让人沮丧的是,近年来宗教法又有回流的趋势,这就违背了平等信仰的人类发展大趋势。我们可以虔诚地信仰任何一种宗教,但一旦我们不允许别人有“不信仰”这种宗教的选择权,那这一种宗教就是新的暴政。这一标准当然也适用于我信仰的佛教,它同样有被用来推行暴政的可能。

这对身处宗教冲突热点地区的新加坡,又在宗教治理方面有何启发呢?

首先,就是要严格防止宗教与种族问题合流。宗教本身,尤其是宗教原教旨主义或者是排他主义已然是族群间矛盾之源,一旦与种族问题掺杂在一起,就会如火上浇油;其次要严格防范族群与宗教群落的聚居集群效应,这样不仅妨碍其与外部族群以及异教之间的和谐交流、共处,也会促使小群体离心力加强;第三则要严格推行政教分离的原则,并捍卫民众信仰,尤其是“不信仰”的选择权;而终极原则,则是我们各种宗教徒自身要保持这种自省精神与自我批判精神,并警惕将自我宗教极端化、排他化。

转自天主教在线
http://www.tianzhujiao.online/pinglun/2017-06-10/58644.html

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与现代性

黄保罗

关键词: 宗教 改革 现代性

马丁·路德于1517年开启的宗教改革运动(以下简称“宗教改革”)到今年已经五百周年了,这个宗教改革运动在中国和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有什么影响呢? 为了纪念这个运动和反思这个问题, 本刊特别与第三届迦密山学术论坛合作出版“宗教改革五百周年与婚姻”专辑。

本文以同性恋问题为例,通过重新审视当代西方文化和社会的主要特征来反思信仰危机的根本原因,特别是如何正确认识路德思想对当代宗教发展的意义。虽然涉及人权、平等、自由、民主、博爱等很多方面,但重点是围绕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与现代性进行对话和批判,主要探讨了现代性价值观背后存在的“人性”(理性、感性和实用性)与“神性”(上帝权威、恩典、信仰等)在“自由”中体现出来的相互间关系。

一、从欧美关于同性恋问题的争论来看现代性问题

为了反思16世纪的宗教改革与现代性之间的联系,笔者尝试从关于同性恋问题的争论说起,这本是一个有着广泛社会意义和伦理价值的问题,但现在欧美已经变成了一个法律问题。笔者在此无意全面地探讨,而是要通过询问这个问题的本质及其与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来反思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与现代性之间在人性、神性和自由上的联系。

欧美的主流社会逐渐呈现出承认、尊重、认同并积极为同性恋者争取权益的倾向。这些表现主要经历了如下诸个阶段。一,最早认为同性恋是罪恶和刑事犯罪,不仅在教会信仰、伦理道德,而且在法律上禁止同性恋。二,接下来是把同性恋当作疾病和不正常,努力从医学和心理学的视角进行医治,而教会则通过教牧辅导和祈祷来努力改变同性恋者。三,现在则呈现出承认、尊重、认同并积极为同性恋者争取权益的倾向,不仅从法律上为同性恋者登记而保护财产的税收、分割和继承,提供医疗等社会关系中彼此双方作为最近亲属的签字权利,而且在儿女收养上提供了权利,现在更是通过“专法”或“通用法”将〈婚姻法〉里对“婚姻”的定义(原来将“婚姻”界定为“一男一女”之间的关系,现在则改变为“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进行改变的方式,为同性恋者争取权益。 四,北欧的冰岛、丹麦、挪威、瑞典四个国家的路德宗福音教会(信义会)已经同意在教堂为同性恋者举行教会婚礼,以上帝的名义宣布同性恋者为夫妻。芬兰在1992年施行国会通过的决议,同性恋者可以法律登记,2017年3月1日新的〈婚姻法〉生效,“婚姻”的定义被改为“两个人”(而不再是一男一女)之间的关系。目前芬兰教会内部正在争吵是否要为同性恋者举行教会婚礼,虽然目前芬兰教会还是坚持传统的婚姻观,但面临的挑战越来越严峻。

综观芬兰学界、社会及教会中关于同性恋问题的争论,主要涉及三大问题:一、同性恋是天生的还是后天的?1)若是天生的,那么,它是罪恶、疾病、不正常还是值得特别关爱的少数群体?2)若同性恋问题动摇了“婚姻”的定义,人类社会将会遇到什么挑战和危机(如杂婚、群婚的兴起、家庭的破碎、儿女教育的失控)?3)若是后天的,那么,它是人“自由”选择的权利还是纵欲主义的罪恶?二、如何诠释〈圣经〉(创19:4-9、利18:22;20:13、申23:17、王上14:24;15:12;22:46、赛3:9、罗1:26-27、林前6:9-10;提前1:10、彼后 2:6、犹7)中直接和间接谴责同性恋的经文?三、一些“先天性”同性恋者在生活中遇到的痛苦和面临的压力甚至自杀的悲剧,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同情。

上述表现和问题集中在如下五个方面:一、“人权”和“平等”是否意味着“天生的”就都是“合理的”和“应该被尊重的”,没有正常与否、罪恶与否、疾病与否的差异?二、“民主”是否意味着少数服从多数而不受任何外在传统、经典、或人物的限制,只依赖人的理性、感性和自私的实用性?三、“上帝是爱”是否就意味着要为同性恋者举行教会婚礼,否则就是对先天性同性恋者缺乏“博爱”,就是不尊重后天性同性恋者的“自由”?四、〈圣经〉是超越时空和人性(理性、感性和自私的实用性)的“上帝之言”(Word of God)还是“人类关于上帝的谈论”(human words/discourses about God)?五、若〈圣经〉是上帝之言,理性是否为诠释〈圣经〉的最高标准而使基督教失去了绝对的权威?

在以人性特别是理性为标准的语境里,“人性”就变成了诠释同性恋问题的权威和最高标准,不容任何人的质疑。宗教改革中所提到的“理性”、“律法”与“福音”及其中的“审判”与“救赎”的被误解,导致了今日欧美的“人性无限”和“人权至上”,不仅人性和人权需要得到尊重,而且,人性和人权似乎成为绝对不可改变的自足者,本身成为了抛弃“上帝”或其他外在标准的权威。以对同性恋的态度为例,人们从“罪恶”,到“疾病”,再到“承认、尊重和争取权利”,其实是人们在律法和福音中,信心的失落。“罪恶”的观念,象征律法的定罪,“疾病”的观念里面其实本来有着“同情”与“爱”的成分。但这两种观念,类似“律法和福音”的对立关系,从一端走向另一端。我们可以用“悖逆”和“怜悯”来对应在同性恋里“罪恶”和“疾病”两种观念。在〈圣经〉的语境中,“悖逆”是律法对人定罪的罪名,但是悖逆是在阐述一种基于“父子”的背叛关系,换言之,律法对人定罪的同时,隐含了一种人们从未认识和从未经历的亲密关系。同样,“怜悯”是恩典的表现,但怜悯里面也有一种对人的否定,如同耶稣说:康健的人不需要医生,义人不需要救主。因此,无论律法还是福音,对人性肯定的同时也有否定。这就是同性恋在前两个观念(“罪恶”和“疾病”)都觉得被冒犯的原因,从而转向第三个(“尊重客观、认可和为之争取权益”)。

笔者认为,上述问题和争论背后折射出的义理核心是,什么是“人性”?即从理性、感性、实用性的角度来看,同性恋者是否具有天生的权利。什么是“神性”?这关系到同性恋是上帝所造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还是罪、病或其他问题。什么是“自由”?这体现在从伦理道德或社会生活的角度看,同性恋是完全的个人自由,还是与社会中的其他人相关的选择。因为争论双方在这三个根本问题上,观点冲突激烈,所以,笔者认为有必要借鉴16世纪宗教改革家们在这三个神哲学问题上的观点,以帮助今人更全面地挖掘价值冲突的深层原因和可能性的解决方案。

二、宗教改革对西方现代性的影响及其目前的流行状况

路德不仅是16世纪划时代的宗教改革思想家, 他同时是德意志伟大的爱国者,他还是德意志民族文化的奠基人,他更是基督新教的一代宗师。 他于16世纪所启动的宗教改革,对欧美和全世界的现代性形成和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上承文艺复兴,尊重人的权利和尊严;下启启蒙运动,强调自由和平等。宗教改革之后的欧洲,经历了一些宗教战争之后,最终达成了理性的“宗教宽容”,并实践性地推行了“教随国定”的政策。欧洲不仅获得了宗教、政治和社会上的相对稳定,而且伴随着地理大发现而兴起的探险和贸易、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福音差传,以“信仰上帝权威、注重人性(特别是理性)尊严、强调自由”为核心的欧洲现代性价值观念 逐渐被推广到了美洲和世界各地。直到二战及其导致的冷战格局结束之后的二十一世纪,以欧美为代表的价值观念和世界秩序,虽然遇到了日益严峻的多极挑战,仍然占据着主导的地位。“现代性”这个概念所受16世纪的宗教改革之影响虽然明显,但越趋近代,越有示弱之势。

欧美今天流行的现代性价值观核心,逐渐排斥了16世纪宗教改革的影响,而是以多元自由的人性为根基的;表现虽然多种多样,但其本质却是要以人取代神而成为绝对者。在欧美近三百年的发展过程中,既有与文艺复兴相关的对感性与情感的强调,又有与宗教改革特别是清教徒精神相关的虔诚,更有资本主义的唯利是图和帝国主义的霸权精神,而这一切背后在精神层面起引导作用的则是经过启蒙运动以来流行起来的“博爱、平等、自由、民主、人权”几大通俗易懂的核心价值观念,其中起到特别作用的就是“人性”、“神性”和“自由”。

这三大概念与16世纪的宗教改革都有密切的联系。相较于路德所强调的“信仰之内的理性”与“信仰之外的理性”的区分, 笔者认为,当今欧美社会遇到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忽略了路德的这个区分,而以“理性”取代了上帝。当教会被逐渐地排挤到边缘地位时,教会与以媒体和民间组织为代表的社会公共领域、与以理性为最高标准的学界和以实用为最高利益的政府之间,在这些问题上就产生了冲突。 现在的主流媒体、社会和政治领域中,流行的“博爱、平等、自由、民主和人权”几大核心价值观,都是在上帝缺场和反对权威的情况下来被讨论、界定和加以推广的。笔者曾撰文论述了其中的相关问题,兹不详论, 现在主要探讨的是,宗教改革在上述语境中对现代性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三、 欧美“现代性”的本质与“人性”无限论之间的关系

笔者上文提到,笔者出于个人的观察和概括,从“人性、神性和自由”的视角来探讨“现代性”,而在此要说明的是,“人性”这个概念则是从 “理性、感性、实用性”三个方面来界定的。 我们会发现,虽然“感性”一直对欧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大影响,但自从启蒙运动以来,“理性”则主导性地对整个欧洲人的价值观念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而美国则深受“实用性”的影响。“感性”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主流,往往成为民粹主义的动力。“实用性”是追求自私利益的表现,往往主导着人们的实际行动。“理性”则是追求真理的驱动器,在理性利用感性以及被实用性所利用之外,理性不仅是追求和判断真理的工具与标准,而且常常以真理化身的面目出现。就此三个概念在欧洲和美国的表现来说,笔者认为,基本情况如下:

面对实用性及唯利是图,美国常常公开地标榜对实用性的欣赏和追求,实用主义有时会成为判断是非的标准;而欧洲则对实用主义多有批判,即使追求实用时,也往往摈弃其物质的层面而强调精神,对实用主义有“欲就还推、犹抱还退”的羞涩,而不是“赤裸裸”地追求。

面对感性及情绪泛滥,人人深受其影响,但大家多对其进行批判性分析。此起彼伏的民粹主义现在日益影响深广,不仅在美国和第三世界的亚非拉经常被统治者利用,而且在面对经济下滑和难民涌入的欧洲,受到感性驱使的民粹主义也逐渐赤裸裸地表现出来。

面对理性及其唯我独尊,欧洲和美国都推崇倍至。理性既与追求真理的科学紧密相关,经常表现为真理的追求者,甚至是真理本身。理性也与追求私利的实用主义关系深厚,表现为高智商而唯利是图的利己主义者。理性往往还会精心策划地刻意利用感性来发起民粹主义以达其“高尚”或“卑下”的目的。理性不仅以工具理性的姿态,在造福人类的同时,造就将人类的一切都工具化的危险;而且,理性在欧美今天的最大危机是在于扮演了“真理化身”的角色,变为了是非判断的“唯一”标准。 笔者对西方从近代到现代的发展过程,梳理得比较简化,而且线索也较单一,比如,在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科学理性所起的推动作用,以及人类社会生活的改变给人类精神带来的重要影响等方面都非常重要,而且能够更好说明,宗教信仰的缺失正是当代科学发展的重要阻碍。其实,许多科学家对宗教信仰持有高度肯定,虽然这并非一定是某种固定宗教内部的事情,但却发生在现实的科学理性发挥作用的地方。限于篇幅,这些问题就没有多谈。

因此,今天欧美现代性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在理性、感性和实用性方面都呈现出了人性无限论的倾向,这与忽略和遗忘16世纪宗教改革的贡献有密切的关系。

四、中国的现代性与宗教改革的影响

中国目前的现代性主要得益于欧洲的启蒙运动所强调的理性特别是工具理性和美国的实用主义,16世纪宗教改革在“人性、神性和自由”上的影响微乎其微。 以人文主义的理性、感性和实用性为基础的现代性,在中国不仅强化了传统以狭隘民族主义和无限爱国主义为基础的“民族情”和“强国梦”,而且出现了对西方的现代性价值观念和基督教所代表的价值观念的强烈排斥。在目前中国的语境里,自由主义和基督教之间出现了吊诡的关系。一方面,自由主义面临着如何处理与政府关系的政治哲学的困难,而教会则面临着如何处理“凯撒的归凯撒”和“上帝的归上帝”的政治神学难题,因此,在欧美攻击教会的自由主义,却可能在中国成为教会的盟友。 而另一方面,在伦理道德层面,自由主义和基督教之间则具产生了一定的冲突性,如关于同性恋问题,等等。 当然,在面对物质主义畅行和精神世界空虚的挑战面前,以无限人性论为基础的现代性和基督教所开出的解决方案,也是南辕北辙的。

中国语境里上述状况的形成,与16世纪的宗教改革在中国缺乏影响有密切关系。

路德及其开启的16世纪的宗教改革精神资源在当代中国的缺场,产生的影响很多,笔者认为,如下几点非常重要。一则路德对“唯独恩典、唯独信仰、唯独圣经和唯独基督”以及 “因信称义”的强调,排除了人认识、践行绝对真理和自我拯救的可能性;这对于反思儒家的人性乐观主义、道德成圣主义、理性的有限性、排除“偶像”欺骗性地化身为“真理”以及人在终极真理上通过“内在超越”而自救和人成为“道德偶像”的可能性,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二则路德对“律法”与“福音”的二分,则界定了人在罪中存在的绝望以及在信中挣扎的盼望;这对于反思所有人的罪性(特别是反思儒家为代表的乐观人性论)、忏悔自己所犯的罪行(如反思文革等历史上的罪恶)、实事求是地客观看待自己与他人、正确地学习和反省历史,保持“虽不能之,心向往之”的积极进取精神和盼望,都非常重要。三则路德的“上帝的左右手”和“两个国度”的理论,诠释了“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的政教关系的原则,对于如何让政府和谐有效地统治和管理所有信徒,帮助信徒避免陷入“逢政府必反”或“唯政府是从”的两个极端,都可提供积极参考作用。四则路德的“十字架神学”也是帮助政府和教会的一个重要思想。因为十字架神学除了在个人得救层面的意义和十字架上罪恶与救恩的甜蜜交换之外,对教会更重要的参考价值在于,十字架作为基督教的标志,是以承受逼迫、苦难、误解和屈辱并获得福音和平安为本质的。 当这些精神资源在中国缺场的时候,中国的思想精英和政治领袖们,或多完全忽略了这些问题的存在,或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不同的方案。至此宗教改革五百周年之际,在反思和探讨现代性的时候,它对中国的影响应该非常重要。

五、路德及宗教改革对“理性”的理解在欧美西方和中国的现代性理解中被严重地忽略了

“理性”(λόγος ,logos,ratio, reason / rationality)本指人类可以利用理智进行思考的能力,然后逐渐产生了思辩、实践、工具理性等区分,经过康德而发展到今天的海德格尔等哲学家,这个概念被广泛而深刻地研究和探讨着。笔者在此要提出的观察是,路德对理性的观点被许多的现代人遗忘或误解了,这导致了今天把人性无限放大的局面,因此,笔者主张要重新反思路德等宗教改革家的贡献,帮助我们来观察、分析今天的西方和中国的现代性迷失。

比如,罗马天主教的一些神学家就多方面地批评路德而认为他否定了理性, 新无神论的代表人物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曾经批评路德反对理性和逻辑。 其实, 路德对理性的论述体现出了悖论特点,其中不仅涉及理性的内涵,而且涉及理性被使用的语境,他并没有简单地肯定或否定理性,虽然他所用的词语是激烈的。

一方面,路德极力地批判了理性;他不仅批评注重理性的亚里士多德是“披着人皮”的“牲畜”, 而且把理性称为“魔鬼的最大妓女” 和“信仰的最大敌人”。 因此,路德主张直截了当地去谴责异端而不是靠着理性与之争辩。 另一方面,路德不仅本人使用理性, 而且他尊重理性 并视力理性为上帝所赐来祝福人的东西, 更称理性为“一件上帝的伟大礼物”。

所以,我们来理解路德对理性的态度时,需要考虑他所区分的在“信仰之前”与“信仰之后”的语境问题。路德说:

“理性不是在皈信之前于信仰的事情中运行和服务,而是在皈信之后……在它被圣灵照亮之后,理性会服务于信仰。但是,没有信仰的话,理性就会以其所有的力量与身体的所有肢体一起外在和内在地亵渎上帝。”

路德对理性发生作用的这两种语境的区分,是现在西方社会所忽略的根本性问题。当上帝作为最高的权威被排斥的时候,本是上帝赐给人的伟大礼物之一的“理性”,现在却变成了偶像而要取代上帝,不仅在社会中畅行无阻,而且要进入教会把上帝赶走,自己去坐到那张本来属于上帝的宝座之上。结果就是,人性失去了界限,有限的人试图要变成绝对者。笔者认为,这是教会在今天的欧美所遇到的最大挑战之一,而且这种影响呈现出全球化的趋势,也在逐渐地影响中国。

总括而言,在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基督教会主要遇到了排斥上帝的无限人性论特别是理性主义的挑战,路德及其宗教改革中对人性和理性的分析,可以帮助今人看清楚理性的有限性。在当代中国,基督教会则主要遇到了如何处理政教关系的挑战,路德的上帝之左右手和两个国度理论则既可以帮助统治者,又可以帮助教会。

六、总结:宗教改革与现代性在“神性”、“人性”和 “自由”问题上的对话与批判

围绕着16世纪的宗教改革和今天流行的现代性概念进行对话和批判,笔者认为,主要危机是因为人性被无限放大,人身上的神性和作为绝对权威的上帝之神圣性被彻底忽略或被偷梁换柱地消解了,以至于人们虽然追求自由,却并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自由,更无法达到自由的境界。

反思马丁・路德于16世纪末启动的宗教改革,我们会意识到其意义。他否定人能借助于理性认识上帝的经院神哲学和自然神学的看法,认为只有在拯救过程中上帝与人发生关系时,我们才可能认识上帝,所以,他特别强调“人性”与“神性”的差异,认为只有在“因信藉恩称义”(Justification by faith through grace)框架内,“人性”中的理性才能找到其应有的位置,否则,在信仰之外,理性只有在处理与“世界”(coram mundo)和“人类”(coram hominibus)关系时才可发挥作用, 在“与上帝” (coram Deo)的关系中, 是完全无能为力的。所以,路德把理性分成了“信仰之内”和“信仰之外”两种类型,强调了二者的区别及其功能的差异。

在上述二分的框架内,根据路德对理性的观点,我们会发现,启蒙运动的许多思想,特别是排斥基督教会及其上帝的理性,经历了英国、德国、法国和苏联的发展和分流,逐渐在全世界流行起来,结合着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实用主义,在工业化和全球贸易化的浪潮中,对“博爱、人权、平等、自由、民主”等核心价值概念有了独特的解读,与16世纪宗教改革家们的观点产生了明显的差异。路德不仅否定了理性在认识和践行真理(即上帝)方面的无能为力,而且认为人的感性和实用性也是倾向罪恶的。由此推论,只有以“信仰”为根据进行区分,人类的理性、感性和实用性才能找到自己的界限和潜力,才能发挥其优势并避免其弱势。

当发源于欧美而流行于世界的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念完全忽略了“信仰内外”的区分时,理性、感性和实用性都有可能取代“真理”或“上帝”,而成为权威和评判一切的最高标准。

因此,基督教会如今在欧美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人性(理性、感性和自私实用性)的界限问题。人渴望权威而同时拒绝上帝作为权威,于是,人性便变成了权威、真理和上帝。因为人性在本质上处于无法达到绝对的动态之中,所以,当有限的人性取代绝对的真理或上帝时,欧美社会就处于混乱和争吵的状态之中,结果,“多元、相对、包容”等等概念,就成为了“混乱”与“迷芒”的代名词。无论面对难民问题,还是面对宗教多元问题,欧美都遇到了类似的挑战。

在感性的倾泻与泛滥之后,实用性迫使人们去追求作为真、善和美代表的“上帝”,此时,理性就扮演了它本身无法胜任的角色,不仅以“工具”的姿态出现, 而且成为了“真理”的评判标准和“真理”本身。因此,理性曾经帮助教会建立其神学,最后,理性又反过来通过以其自身为标准的神学来破坏教会而取代了“上帝”。所以,欧美社会一方面强调任何有限者都无法是真正的上帝,另一方面,每个人又都变成了必须被以“博爱、人权、平等、自由、民主”对待的“上帝”。这里特别借助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二分,个人的“私人领域”作为“隐私”而需要得到无限的保护,同时又拒绝教会及其上帝,从而在婚姻、伦理和道德层面处于无人管辖的状态之中。结果,出现的悖论就是,在反对偶像的地方,人人变成了偶像;在反对绝对权威的地区,人人皆成为了绝对者。

当“理性、感性和实用性”成为人的本性和尊严的根基时,来源于上帝的“神圣性”失去了在人性中应有的地位, 再借助于“自由” 这个概念,人的无限期望和要求就都得以无限地流行。这里的问题是,除去政治自由之外,人与超越的自由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人能否获得选择的自由?笔者认为,抛弃上帝这个绝对者来主张“每个人都是一个目的,都有绝对的价值和尊严”,恰恰是今天的“自由主义”走向无政府主义和无限滥用的根源之一。正如尤西林教授在论及“自由与恩典”的关系时指出的那样,“恩典”和“信仰”在人获得“自由”中所起的作用。 因此,论到“自由”的内涵、类型和实现与达到自由境界的途径和可能时,反思笔者上文提到的路德对人“在上帝面前”(coram Deo)和“在世界/人面前 ”(coram mundo/hominibus)的二分,有非常重大的借鉴意义。 也就是说,只有在世界与人类面前,人才有一定的选择自由;虽然人渴望自由,但在“上帝”或绝对者与永恒面前,人不但没有超越的自由而且没有选择的自由,人要想获得超越的自由,唯一的途径就是“因信藉恩称义”。所以,要解决自由问题,必须像耶稣说的那样:“真理叫你们得自由”(约8:32),而只有耶稣基督才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就没有人能到“父”上帝那个终极者那里去(约14:6)。而只有在这种前提和语境中,基督徒才会真正地实现“自由”,到达孔子所曾渴望的“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界,而这个境界就是保罗所说的:“我虽是自由的,无人管辖,然而我甘心作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林前9:19)耶稣、保罗和路德所说的这种自由,在今天的欧美和全世界的现代性、多元性与自由主义的语境中,是常常被忽略掉的。

本刊特别与第三届迦密山学术论坛合作出版“宗教改革五百周年与婚姻”专辑。

“人学、神学与国学”栏目收录了香港建道神学院助理教授李文耀的“行使爱他者的自由:潘霍华看性与婚姻”和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博士候选人冯梓琏的“尼格仁的圣爱伦理及其当代辩护”。前文尝试从潘霍华神学反思性与婚姻的问题,指出潘霍华的看法有继承传统的一面,同时也有独特创新的一面。在基督中心的角度下,潘霍华提出“自然”和“羞恥”两个考虑,作为夫妇二人在追求性欢愉上的准则与界限。后文认为,在尼格仁的圣爱观中,圣爱是作为基督教的基本主题。希腊文化的侵入使得欲爱成为对基督教爱观不恰当的理解,但实际上是基督教的圣爱改变和回答了伦理学与宗教学的基本问题。圣爱是自发的、无动机的、不计较的、无限的和无条件的,它在爱的各个维度上的表现都与欲爱完全相反。在对圣爱的当代讨论中,有学者提出以欲爱和友爱作为对基督教爱观的理解,但它们实际上都无法完全取代圣爱。对尼格仁圣爱观的研究将对以爱为主题进行的宗教间对话打开更多空间。

“实践神学与中西教会和社会”栏目收录了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陆臻老师的“媒体商品化对家庭亲子关系的影响及恩典教育的解决之道”和香港明光社生命及伦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及恒生管理学院社会科学系助理教授陈永浩和明光社项目主任雋宁的“香港基督信徒婚姻态度度调查”。前文认为, 媒体(Media)是人类表达向远方的延伸和向后世的流传。在现代社会,媒体不仅是人们了解外界的重要中介,更是连接人们与其他社会机构的主要通道。无处不在的媒体对社会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巨大影响,然而媒体也成为资本主义商品化的手段(广告无处不在),甚至本身也成为一种商品(各种娱乐节目、影视剧和网络小说等的泛滥)。技术既带来了社交的便利,也成功使企业通过提高用户“粘性”来获利,从而将用户以及由用户所生成的内容(UGC)转变成商品。媒介商品化和娱乐化甚至侵蚀到家庭,使得亲子关系也面临重重困难和挑战。对电子媒介的过度使用和依赖,使家庭成员间缺少交流,儿童更容易封闭内心,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此时基于倾听、理解和爱的教育,基于恩典的互动和引领显得如此重要,这是应对媒介商品化这样的现代性弊端的最为重要和有效的途径。后文本文尝试疏理“家庭──婚姻──养育”的本质和关系,並透过研究调查所得的结果,初步探索不同年代和信仰的香港人,在婚姻及养育上的观念差异。

“中西经典与圣经”栏目收录了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包兆会的“从《创世记》2章4-24节看神的婚姻观及其在世俗时代的意义”和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濮荣健老师的“《圣经》的婚姻观与相关的伦理解析”。前文通过《创世记》二章4-24节可以归纳出神在三方面对婚姻的教导:婚姻在人生中极其重要,它的地位和重要性无法由好景、美食、宠物、朋友所替代;婚姻需要神来预备和设计,祂是婚姻的主宰,也给婚姻中的双方角色设置了秩序,给双方与原生家庭父母的关系设置了界线;相比于世俗婚姻,基督徒的婚姻会蒙神更多的祝福。最后借着神对婚姻的看法,对世俗时代的婚姻观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后文基于犹太教和基督宗教共同认可的一夫一妻的婚姻原则,分析其在《圣经》的根据。对多妻、乱伦和淫乱的实例,本文根据摩西律法做出了解释。关于约和婚姻的象征意义,因教会是耶稣的属灵身体以及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本文介绍了基督宗教与犹太教的不同理解。关于天主教的修道和独身是否更属灵,本文也进行批判性的分析。因圣灵对重生的罪人的内驻,不偏待男女,本文的结论是,基督宗教提高了女性在婚姻中的地位。

“教会历史与中西社会”栏目收录了中山大学哲学系特聘副研究员高源博士的 “奥古斯丁性与婚姻观:驳禁欲功德的排序”和香港圣神修院神哲学院教授王涛的 “婚姻圣事中的性事:圣多玛斯的婚姻伦理”。前文探讨了奥古斯丁的性与婚姻观,重点考察人可否通过禁欲来获得不同修行功德的问题。后文认为,婚姻是天主教会的七件圣事,曾被天主教会奉为官方思想的“天使博士”圣多玛斯·亚奎纳的神哲学思想,也支撐了天主教的婚姻伦理。圣多玛斯对婚姻作为圣事的理解、特別是对于婚内性事的观点,成为天主教会传统立场的代表,可以对当代社会的新思潮、尤其是对处于重大转型时期的中国世俗社会新处境做出回应,同时另一方面,它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比较宗教文化研究”栏目收录了台湾国立清华大学教授王道維的“从‘友善交流座谈会’反思教会对同志的牧养与神学议题”和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賴品超的“神爱与人爱: 路德与多玛斯之间”。前文认为,台湾从2011年的性別平等教育风波以来,相关的社会争议未曾停歇,包括同志教育、多元成家、同性婚姻、1130遊行、与2015年信心希望联盟的护家公投等。相对于主张婚姻平权的同团体,基督教会因为对家庭议题的关怀而积极为保守立场发声。但双方几乎只在媒体、社运与法律上攻防而无真正的交集,使得夹在两者之间的同志基督徒声音反更被忽视。本文将介绍在完全接纳与积极反对之间的第三条路,以“友善交流座谈会”来寻求不同声音彼此间对话的方式。除了详细说明动机、预备、过程、成果以外,也会提到所遭遇到的困难、可达成的公安部识或难有共识的地方,提供众教会发展公共神学或在面对相关或其他重大社会争议事件时的參考。后文透过介绍芬兰曼多马对路德的两种爱的诠释,并整理多玛斯对神爱与人爱的观点,尝试提出,路德与多玛斯在对神爱与人爱的观点,虽有一定的分歧,但也有不少共通之处可促进在相关课题上的教会合一对话。

最后,“书评与通讯”栏目收录了香港建道神学院教授郭鸿标的“从神学角度看婚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郑筱筠的“当代宗教慈善的中国经验及其发展趋势”和本刊编辑部收录的“关于芬兰婚姻法修订案的五个文件”。前文从神学角度探讨婚姻,分析了圣礼的、救赎秩序的、 创造秩序的、盟约的婚姻观之后,进行了神学反思, 并在结语之前讨论了一种被转变化了的创造秩序婚姻观。第二篇文章认为,近年来中国宗教慈善的外扩力和速度都有所增加,综观宗教慈善活动的项目和运作模式,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宗教慈善经验及其特点。但在具体的实践和运作过程中,如何提高运作的效率、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以及宗教慈善的外扩力则是目前中国宗教慈善面临的挑战。该文作者多年来主持撰写《中国宗教慈善报告》,以宗教慈善的中国经验及其面临的挑战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其发展特点,并探索其未来发展趋势。最后五篇文章则是芬兰婚姻法的修订文本、修订文本带来的影响、芬兰信义会教会主教委员会指导教会如何应对挑战的正式文件、部分教会代表要求改变教会法以为同性恋者举行教会婚礼的意见、及部分神学家的反对意见,部分原文是不是芬兰语。

原载《国学与西学国际学刊》2017年第12期
转自中国基督宗教研究

公义团契将举行“709大搜捕”二周年祷告会

对华援助协会通讯员

2017年7月9日礼拜天上午,美国北加州基督徒公义团契将要举行“709维权律师大搜捕”二周年祷告会,特别为709维权律师,律师家属,以及一切被抓捕的公义人士祈祷。当日下午,公义团契要去中领馆集会声援709律师和维权人士。

求主带领更多的基督徒来参加祷告,并预备各项工作。

联系方式:王传道 408-786-4010 
郑姊妹 510-282-8972




基督徒广场聚会被取缔

对华援助协会通讯员

根据中国某地民宗局网站显示,某地西门内安定广场花园东南角,经常有20位信徒聚会,多为家庭妇女,年龄在60岁以上。广场聚会内容主要是基督教礼拜、查经和以圣经为内容进行祷告。

这个聚会点被当地宗教局发现后,以组织者不具备教职人员身份、不具有传道资格、违反《宗教事务条例》相关规定、涉嫌非法聚会为理由被当地民宗局取缔和解散。

基督徒在公园和广场进行聚会,这在任何民主自由国家是正常合法的行为,在中国却成为非法,对当局践踏宗教自由的野蛮行径,我们表示谴责。






以下是原新闻链接:
https://www.meipian.cn/efmzj5p

709两周年纪念文本征集

以活跃人权律师为主要扫荡对象的“709大抓捕”事件迄今已过去快两年。709事件以及包含其中、渐次披露出来的酷刑举世震惊,这一事件必将以其反人权、反法治、反文明的鲜明印记而烙入历史。这一事件的策划者、操刀者除了其显而易见的犯罪之外,做恶者的名字也必将不可避免地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为铭记过去,警醒未来,有必要在两周年来临之际对709大抓捕事件进行回顾和展望。为此,特在人权律师群体中征集709大抓捕事件两周年纪念文本,字数以两千字以内为宜。该文本征集的最后截止时间为2017年6月30日24时。欢迎各路写家不吝奉献您的佳作。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愿最终定稿的承载道义、良知和勇气,反应时代最强音的您的文本能够脱颖而出,记录300多人权律师的共同心声,并如黄钟大吕般成为时代的回响。

特启

中国人权律师团律师
联系人:刘士辉
邮箱:lawyer_lsh@tutanota.com

安微亳州大王庄教会领袖出境被禁 河南两万信徒被要求加入官方教会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

安微亳州牛集镇大王村一家庭教会长老刘永聚,原打算7月18日到香港参加基督徒培训活动,遭到当地公安阻拦。公安指刘永聚家庭聚会,而不去三自教会,属于非法聚会。该教会属于典型的中国农村教会,每周约30人聚会。当地宗教局官员多次要求该教会加入有官方背景的三自爱国教会。在河南南阳,有两位名信徒被要求加入官方的三自教会。

中国家庭教会信徒因拒绝加入官方认可的教会,持续受到当局打压。亳州市公安局及宗教局官员,禁止该市牛集镇大王村一家庭教会长老刘永聚,前往香港参加一信徒培训活动。刘永聚长老6月18日告诉记者,他持有中国护照和港澳通行证,但到该市公安局办理前往港澳地区通行证(续签)时,被告知不准出境。他说:“我的证都办好了,他(官员)说我在家庭教会聚会。还说,你不到教堂(三自教会)聚会,就是非法的,不准你处境。他还威胁,你不到教堂里聚会,就是对立。亳州市公安局一个姓胡的这样说”。

刘永聚说,他曾经顺利办妥港澳通行证,但这一次到公安局查询,才得知他不能去香港。他说,原来计划下个月去香港:“7月18日准备去香港。我的证件都办好了,到了公安局,一打开电脑,一对照我的身份证,他们不准我出境。说‘不准你去香港’”。

刘长老带领的教会成立十多年,信徒均是当地的村民。他说,该教会每次聚会有二、三十人。但公安和宗教局官员曾多次登门做他的工作,要求他加入三自教会。他说:“公安局的人到我家里,也是讲这些事。现在聚会人数二、三十人。有时候与其他地方的信徒一起聚会,有一百人左右。他们(政府)不让聚会,好像我们在干非法的事”。

河南家庭教会牧师张明选对记者说,亳州警方禁止教会长老刘永聚出境,其行为剥夺了一个公民的出境权利:“关于亳州刘永聚长老要去香港旅游,宗教局和公安局不允许他出境,这是侵犯人权。中国公民有出入境的自由,他们要控制”。

多年前就被公安禁止出境的张明选牧师表示,不仅仅在安徽,中国各地都有类似情况:“在全国多处,(公安)都是控制传道人,不准出境。我近70岁了,他们还控制我,不准我出境。在中国大陆出现这个问题是因为国家为了‘维稳’,他们害怕基督教联合起来”。

河南南阳一位基督徒称,当地有两万名基督徒,被当局要求加入三自教会。可见基督徒的处境十分艰难。信徒认为,当局此举违背了中国宪法所制定的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的相关条款。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报道。

亳州牛集镇大王村教会长老刘永聚

安徽淮北被捕教会领袖陈士信家被公安搜查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

安徽淮北烈山镇蔡里村一庭教会领袖陈士信牧师,被当地检察院以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批捕,6月14日,当地森林公安局十多人持搜查令,再度闯入他家搜查。陈士信的妻子王红说,被公安扣查的包括承包山地的资料及电脑主机等物品。

安徽淮北烈山镇有300百多名信徒的基督教蔡里村教会领袖陈士信牧师,今年4月12日,被当地公安传唤到派出所后,刑事拘留。5月18日,陈士信被淮北市森林公安局以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逮捕,当局指其毁坏别人在山上种植的树木。6月14日,森林公安局十多人到陈士信家搜查。该教会信徒谷弟兄17日对记者说:

“森林公安局的人带着搜查证,去陈士信家里搜查,搜查到了就有十来本书有5本《加尔文的信仰真伪》,9本《窄路难行》。他们不敢把书拿走,因为这就要宗教局的人员到场,因为家里也不是聚会场所。他们只是拍了几张照片”。

陈士信牧师的妻子王红对记者讲述了警察到她家搜查的过程。她说,警察带走了电脑主机及陈士信承包山地的资料:

“礼拜三(14日)上午,来了大概十几个人,到我们家长之后出示搜查令,先让我带他们到楼上搜陈士信的房间,搜他的办公室,倒处都搜遍了。电脑主机也带走,其他房间都搜遍了。我的柜子我说找不到钥匙,他们就用工具撬开了。最后带走了他们搜的东西,给我们列了一个清单”。

该教会信徒告诉记者,1992年成立的蔡里教会,原归属官方背景的三自教会,其后部分信徒离开三自,成立家庭教会。但该教会经常被三自教会的人骚扰,要求他们加入三自。不久前,该教会在山上聚会场所外墙壁油漆的十字架,被当局要求撤下。

陈士信此次被捕,源于该教会所在的烈山区与杜集区交界发生的山林纠纷。据称是陈士信在烈山区山上承包的林地,被杜集区有势力人士越界种植松树,却诬告蔡里村教会毁坏他们3000多棵松树。教会否认对方的指控,认为是陈士信在山上承包了二十多亩地,并不涉及对方的树木。在此期间,陈带领的信徒,清除了承包地上的杂树,后被对方说是“毁坏了他们的树林”。

目前,陈士信案正在检察院,进入审查起诉阶段。总部在美国德州的对华援助协会,对淮北市有关当局,不问青红皂白,任意抓捕教会领袖感到震惊。该协会同时希望当地司法部门尊重法律,公平公正处理这次事件。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报道。

陈士信的妻子王红,展示警察搜查当天拍摄的宗教书刊,但没有带走

河南宁陵兴五教会领袖被批捕 教会遭断电信徒无法聚会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

河南省商丘市宁陵县双庙村教会,赵文静、黄香桔及吕月霞等五名教会负责人被该县公安局刑事拘留一个月后,6月8日被检察院被捕,他们所涉嫌的罪名均是“寻衅滋事”及“非法拘禁”。在上述信徒被捕前后,该教会一座兴建中的教堂,遭到政府人员强拆。目前,该教会聚会处被断电,信徒无法聚会。

被宁陵县检察院批捕的逻岗乡双庙村教会五名信徒,分别为赵文静、黄香桔、郭春该、张迪及吕月霞。其中张迪是临近一教会的传道人,为协助该教会建教堂,也遭牵连。目前,所有被捕者,被羁押在宁陵县看守所。该教会一位李姓同工6月17日对记者介绍被捕信徒时称:“有赵文静、黄香桔、还有吕月霞等,一工收到4份逮捕通知书(吕月霞未收到通知书)”。

该名信徒说,其中张迪弟兄并非该教会信徒,而是一位热心人士:“他是宁陵县城的,他帮助这个地方盖教堂,也是传道员。黄香桔和张迪是在教堂被拆的前三天和郭姊妹,到公安局反映情况,被扣留”。

今年5月5日,双庙村教会一兴建中的教堂,遭到当地公安局、城管等三百多人强拆。当局指该教堂属于“非法建筑”。在双方争执期间,教会的用品被砸毁,现金被抢,信徒被殴打致伤。40多名信徒被公安带走,其中多人被拘留,包括上述五位基督徒,于本月上旬被批捕。

被捕信徒黄香桔的丈夫李照武说,他的妻子被以“寻衅滋事”等罪批捕,他已经委托了当地一位王姓律师代理该案。他认为妻子无罪。他说:“她是因为教会里面有信徒与邻居有摩擦(建教堂),她去派出所反映冲突问题,又到村委和当地书记家交涉,也没有一个结果。那一天晚上她到派出所去了,也是要求派出所主持公道。结果被拘留”。

当地信徒称,双庙教堂被强拆之前,当地村民要求该教会每年支付4000元的过路费,由于信徒无力支付,拒绝这一要求。村民于是向乡政府投诉,指该教会从事非法活动。

该教会信徒称,自从教堂被强拆后,信徒被禁止聚会,教会聚会处的电源也被当局切断。他说:“也不让聚会,现在教堂对面拿木头建的教会,也不让聚会。连照明电都不让用。把电表也拆了,电线也掐了”。

成立四年的双庙基督教会,现有信徒一百多人。平时每周聚会一次,当地政府曾要求该教会加入三自教会,但未被信徒接纳。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报道。

广东江门丰乐教会牧师及信徒被刑事拘留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

广东省江门市丰乐教会牧师李万华,以及该教会下属一聚会点“蒙爱之家”信徒阮浩南,已被鹤山市公安局以涉嫌“利用迷信破坏法律实施罪”,刑事拘留。其中李万华的家属于6月15日收到刑事拘留通知书。目前,上述两位基督徒被羁押在鹤山市看守所。

6月16日,江门基督教丰乐教会一信徒李姊妹告诉记者,该教会李万华牧师于两天前被鹤山市公安局国保带走,后被指涉嫌从事邪教活动,刑事拘留。事发时,国保、宗教局人员及派出所民警到李牧师在江门的聚会处抓人。她说:“前天下午四点钟左右,被国保抓的,昨天拘留通知书已经下来了,写的是他涉嫌利用迷信破坏法律实施罪拘留”。

记者:当时带走李牧师的时候,有没有查抄教会?

回答:抄了。还拿着搜查令,是在江门的教会。

李万华的妻子陈姊妹说,当时来了许多人,并要求他将教会租用的房间,在一个月内恢复正常,不得再聚会:“他们宗教局、派出所公安、国保过来,有鹤山和我们江门派出所的一大群人来,还搜我们家里的东西,给我录口供。他说,一个月之内,这间民房要恢复正常。他说现在教会搞的像教堂一样”。

6月12日,丰乐教会在鹤山建立的聚会处“蒙爱之家”也被公安查抄,教会的圣经等宗教用品被扣押,屋内一片狼藉。该聚会点负责人阮浩南被公安带到中山派出所扣查,其后送鹤山市看守所羁押。当晚,阮浩南的妻子罗燕彩被带到派出所后,被公安要求在盘问笔录签字承认是邪教,才肯放人。但被他们拒绝。公安无奈之下,释放了怀孕中的罗燕彩。但将阮浩南拘留。

罗燕彩对记者说,她尚未收到丈夫被刑事拘留的通知书,公安称已从邮局寄给她:“他们说邮寄给我,但还没有到我手中,今天我会去派出所询问。家里的书、电脑,都被他们拿走了。当时他定我们是邪教。他们也没有给我看拘留通知书”。

丰乐教会有数十名信徒,成员大部分是在江门、鹤山等地打工的民众,前者每一个周日举行一次聚会,后者每周六聚会一次。该教会也曾多次被当地宗教部门官员要求加入三自教会,被信徒拒绝。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报道。

李文足:对王全璋被指定官派律师的声明

2017年6月14日,看到程海律师、余文生律师会见王全璋再次被拒,并传来震惊的理由:王全璋已经有了两个官方指定律师(官派律师),如果要会见必须把那两个官派律师解聘后才能会见,并告知那两官派律师已会见了王全璋。

王全璋被抓近两年了,我这个妻子所聘请律师的每次会见,都被看守所阻拦,声称要公检法批准。王全璋在被抓前就写好了委托书,并特别声明,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解除对律师的委托。这充分说明了他的态度:一定会聘请自己认可的律师。

据我所知,709被抓人权律师和维权公民几乎都是被官方强行指定律师,现在王全璋也是一样被套路,这是官方在全世界面前,把践踏法治的丑恶行径展现的更淋漓尽致了!

家属为失去自由且被违法屏蔽与外界联系的亲人聘请律师,是不容侵犯的公民权利。而且,我聘请的程海律师、余文生律师,自从担任王全璋的辩护人,冒着被抓捕、被吊照的危险,充满勇气、智慧,竭尽全力,只有这样的律师才能维护王全璋的权益。所以,对于当局强行给王全璋指定的官派律师,我更愿意称他们为“官驭律师”,“官奴律师”,或者“自干保”——我清楚记得抢我手机、试图打我的“官驭律师”温志胜的凶恶嘴脸,这辈子想起都恶心!

对709案王全璋的官派律师——至今不敢报上姓名的官派律师们,我,王全璋的妻子李文足,特此声明:不认可,不接受!而且鄙视你们!

我作为准政治犯的妻子都不怕亮相,你们怕的是什么?!

709家属 :李文足
支持人:王峭岭
金变玲
原珊珊
刘二敏
樊丽丽
陈桂秋
王全秀
徐孝顺
2017年6月15日

对江天勇被指定官派律师的声明

2017年6月15日,我们家属聘请的律师到长沙一看要求会见江天勇,被曾姓副长以“江天勇已委托了两位律师”为由拒绝。看来当局重施故伎,为江天勇强行安排“官派律师”。而昨日王全璋的两位代理律师也被告知王全璋案已有两位官派律师介入。

听闻这些消息,我们异常愤怒!官派律师成为 709案“标配”,早前李和平案,谢阳案莫不如此!而官派律师全力配合当局出演所谓“依法治国”丑剧。对此我们坚持“三不”原则:不承认、不认可、不接受。

5月31日,长沙警方抛出“江天勇解聘律师声明”,我们也不认可其真实性,并严重质疑这是江天勇在彻底与外界隔绝的状态受酷刑逼迫所致。而覃臣寿律师因接手江天勇案遭官方在律师年度考核中设卡被迫退出代理,目前家属已正式委托张磊律师成为新的辩护人。

再次重申我们的立场和表态:

1、陈进学和张磊律师现为江天勇的合法辩护人,我们认为只有他们二人才能真正维护江天勇的合法权益。我们绝不认可和接受官派律师;我们对办案单位以非法手段指派官方律师的行为保有控告权;
2、我们要求当局(长沙市公安局、检察院)依法公开官派律师姓名和执业机构,以便家属向其确认和进行违反执业道德的投诉;
3、奉劝官派律师勿扮演“自干保”,勿辱律师职业尊严。

抄送
长沙市公安局、检察院,湖南省公安厅、检察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

声明人:
江天勇妻子:金变玲
江天勇母亲:魏自云
江天勇父亲:江良厚
2017年6月15日

被ISIS杀害的中国宣教士该死吗?

对华援助协会特约评论员 郭宝胜

2017年5月24日,两名年轻的中国公民孟丽思和李欣恒,在巴基斯坦俾路支省奎达市一个名为“真纳镇”的小镇上遭遇恐怖组织ISIS绑架,随即被杀害。事后查证,两位遇害的中国公民是基督教宣教士,他们是韩国教会与中国家庭教会联手在巴基斯坦建设的宣教基地的宣教士。

最近10多年来,“将福音传回耶路撒冷”,“中国人将接福音回归的最后一棒”——这些口号成为中国家庭教会及韩国教会向中东宣教的动力所在。福音从耶路撒冷出来,再到欧洲、美洲,如今要绕地球一周回到耶路撒冷,这是某些基督教教派的宣教异象。韩国作为目前的世界第二宣教大国,其中不少教会也热衷于向中东宣教,他们设想打通大陆线,沿着丝绸之路直通耶路撒冷。因为中东人排斥欧美人,而对中国人较友善,所以中国基督徒确信将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最后一站—中东地区的宣教中,中国人将要扮演重要角色,这种天命(上帝的呼召)意识,使家庭教会将中东宣教视为重要使命!也使中国家庭教会基督徒愿意与韩国宣教机构合作,共同进行异常艰难和危险的中东宣教。

两名宣教士被杀害,当然是一件令人悲痛的伤心事。但是中国当局的喉舌之一《环球时报》却发布报道,对被杀的宣教士冷嘲热讽。在这篇名为《真相!韩国人带中国人赴巴传教,酿绑架惨剧》的报道中指出:“按照当地人的理解,这其实形成了一种“宗教骚扰”,因为当地民众基本上都是伊斯兰教信徒。目前,这名韩国人是如何在中国招募这些年轻人到巴基斯坦传教的,尚不清楚。但此前,不断有报道称,韩国一些宗教团体和个人冒险到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地传教,屡次出现被绑架和被杀害的情况。因此有人转向鼓动中国年轻人到高危地区进行宗教活动。这些年轻人以90后为主,他们涉世不深,思想比较单纯,在受到蛊惑后,缺乏判断力。正因为他们的活动涉及到复杂的政治宗教因素,而且是在穆斯林聚居区传播基督教,所以很容易引起纷争,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中国年轻人应该对此保持清醒头脑,提高警惕”。

这篇报道非常阴险,它起到了一箭三雕的作用。第一,它替官方推卸了自己的责任。中国公民会追究政府没有保护好海外的公民的责任,这篇报道却把所有责任推给基督教宣教团体。第二,它把韩国也加进去,因为萨德让中共仇恨韩国,所以通过这个事情把矛头引向韩国。第三,他为持续打压基督教做借口,说惹出国际麻烦完全是基督教惹的祸。正像国内的一位基督徒所写到的:“一个政府不为自己的公民站台,反而诬陷和造谣,用国民仇韩情绪大兴污蔑之势,幸灾乐祸,比残杀他们的ISIS 更加恶毒,更加丑陋,势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他们不怕牺牲的宣教士半夜显现,讨还公道吗?!”

基督教宣教士进行宣教,这是符合普世价值、宗教自由的应有之举,中国也曾是宣教士传教的受益国家,宣教士带来了天文历法、教会大学等近现代西方文明,也展开天足运动使女性不再缠足,更对中国的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众多宣教士来华后受害殉道、流血牺牲,如今中国有了自己的宣教士,将福音的种子传播出去,并为福音撒热血,这实际上也是在回报当年殉道的那些西方宣教士。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多少欧美宣教士在中国流血牺牲,如今轮到中国宣教士流血,这是荣耀的见证。在世人眼里他们或被看为可悲或是愚昧,这两位为上帝殉道的中国年轻人在上帝眼里却被看为宝贵,上帝必为他们戴上荣耀的生命冠冕。总之,殉道的两位中国宣教士的行为不仅不应该被冷嘲热讽,而且应该受到赞誉和肯定。

中共当局表面上对恐怖主义强烈谴责,表示要营救中国公民,但实际上它营救公民工作做了多少谁也不清楚。上次樊京辉被ISIS绑架撕票后,众所周知中共所作的努力非常有限。西方国家遇到这种情况,会很重视人的生命,宁可花几百万美元,也会把这个人救出来。实际上樊京辉当时要价就是二百万美元,二百万跟那些盗国贼们动辄几亿、几十亿相比是九牛一毛。这两个宣教士也应该通过经济谈判营救出来。但中国政府最在乎的是政权的安危,根本不在乎公民个体的生命。

另一方面中共当局对中东恐怖主义实际上是一种纵容的态度,这不仅表现在他们在反文明(如拆十字架)、反普世价值上(彻底的专制主义)完全是同类,而且在于中东恐怖主义牵制了美国与欧洲的军力和物力,让中共得到喘息的机会。如911后,美国将本来对准中共的矛头对准了本拉登,让中共政权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因此中共当局对待中东恐怖主义的政策是非常复杂的,很多时候甚至鼓励恐怖主义势力继续牵制西方。

中国公民被杀害,中共政权应该反思自己对中东恐怖主义的态度、反思一带一路政策是否造成与当地民众的矛盾、反思自己营救本国公民的责任和应急机制,而不是把责任推给基督教会。教会也不会因当局的栽赃陷害而停止宣教的步伐,那些殉道和准备殉道的宣教士们,恰恰就是这个黑暗世界中的光,将继续引领其他中国家庭教会的信徒们将宣教的中国的异像进行到底!这正如圣经罗马书8:35-39:“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但靠着爱我们的那一位,我们在这一切事上就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有能力的,是高天的、是深渊的,或是任何别的被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 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罗8:37-39新译本)

张崇助牧师因守护十字架被限制出境

对华援助协会通讯员

北京时间6月12日,温州平阳张崇助牧师在微信朋友圈用中文和英文双语称,自己被限制出境。以下是微信内容及相关图片:

我被限制出境了。原因是2014年浙江省政府强拆教堂十字架,我们教会聘请律师为教会维权,组织信徒到教堂守护十字架。但最终十字架还是被强拆了,我们把十字架重新立起来。政府恼羞成怒把律师和牧师抓起来关在监狱。2015年9月8日我被抓关了8个月,2016年5月9日以取保候审的名义被释放。2017年5月8日取保候审被取消,但是被限制出境。


山东家庭教会百年堂围墙遭开发商推倒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

山东胶州基督教家庭教会属下的“百年堂”聚会场所,6月14日清晨,被当地开政府部门及发商雇佣的工程人员推倒教堂围墙,并强行施工。有信徒上前交涉被殴打,手部受伤。当地宗教局称,这是一起民事纠纷,与宗教无关。该教会平时有约300名信徒聚会。

6月14日清晨,山东胶州湾家庭教会“百年堂”,遭到当地开发商及政府部门雇佣的人员强拆围墙后,占地施工。该教会牧师战刚当天下午告诉记者,有信徒在施工现场与开发商一方理论,遭到殴打:“我们百年教堂正面临被强拆。今天早上五点钟,开发商就用挖掘机把我们的围墙拆倒了。我,还有我们的同工到现场制止,期间发生冲突,我们有信徒受伤”。

百年堂有一百多年历史,当年有瑞典信徒建造。曾被当局指归官方背景的“三自”教会所有。信徒多次被当局要求搬离,但被拒绝。

战刚说,当天去了十多人,开着挖掘机:“今天早晨有十多个施工人员。他们开着挖掘机,在天刚亮的时候,就把我们的围墙推倒了”。

记者:当时教堂里有没有人。

回答:教堂里面只有一家住户,他们先制止了强拆人员。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和信徒赶到现场,还有社区居民也在现场,阻拦了强拆人员的进一步行动。

战刚还说,受伤的信徒大部分是在与工程人员交涉时,因双方拉扯受伤:“受伤的人员,现在有两、三位姐妹。这些拆迁人员,还有开发商,他们声称是得到政府的支持,而且还拿着政府批给他们的一个文件复印件”。

6月14日,记者致电胶州市民族宗教事务局查询,接听电话的官员表示,他们当天曾到现场了解情况。他说:“这个,我们上午已经去了。不存在信徒被打伤的问题。这个不是宗教问题,属于类似于邻里纠纷。两户人家中间有一座墙,可能影响施工了。不存在信徒被打伤的问题”。

该名官员被问及如何协调此事。他回应说:“发生冲突中,有人受伤的可能不是信徒,是附近的居民。与宗教无关”。

战刚表示,开发商推倒他们的教堂外墙,其目的是试图进一步侵占教会的场地。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报道。

百年教堂围墙遭开发商推倒



广东江门丰乐教会信徒被以“邪教”拘留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

广东省江门市丰乐教会下属一聚会点“蒙爱之家”,6月12日遭到鹤山市公安局中沙派出所警察查抄。信徒阮浩南被带到派出所扣留。翌日,公安要求阮浩南在审讯笔录上签字承认从事“邪教”组织活动,被拒绝后,将其拘留。该教会有约15位信徒,每周一次聚会。

6月12日下午四点多钟,中国广东基督教“蒙爱之家”聚会处,被鹤山市公安局多位公安查抄。基督徒阮浩南被带到该市中山派出所羁押。丰乐教会李牧师13日接受记者查询时证实,该教会在鹤山的聚会处,在前一天被公安查抄。他说:“我们鹤山那边一个建立的一个教会已经三、四年了。昨天下午不到五点钟的时候,阮浩男被公安跟踪而至,后来把阮浩男弟兄带走,现在关在派出所。昨天夜里九点多钟又把他妻子罗燕彩抓进去”。

“蒙爱之家”只有十多位信徒,他们每周六聚会一次。李牧师说,他们当时并没有聚会:“没有聚会,结果把他家里的东西都翻了一遍。把《圣经》都搜走了。昨天公安去的时候,翻箱倒柜,将屋内翻得乱七八糟后,把人带走。他的妻子还怀着孕。当地中山派出所所长说是叫家里去一个亲人担保,放他出来。结果还是没有放他出来”。

记者当天傍晚致电鹤山市公安局中山派出所查询,接听电话的公安称,案件由刑警队负责,与他无关:“这个是刑警队抓的,不是我们抓的”。

记者:那我怎么跟刑警联系?

公安:他们现在都没空。我只知道是他们那边的人抓的。你等一会再打电话过来。

当天傍晚,阮浩南被公安送到该市拘留所羁押。李牧师说,公安要阮浩南承认参与邪教组织,被他拒绝:“现在我的妻子和罗燕彩的姐姐到派出所了。派出所叫他们签署承认是“邪教”,才能放他们出来,否则不放人。另外,警察给他们录的口供本来没有说是邪教,警察却在口供上写他们承认是邪教,叫他们签名,他们不肯签”。

当晚,阮浩南被公安移送拘留所羁押后,他的妻子罗燕彩获释。但公安拒绝向被拘留者家属出示任何法律文书。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报道。

“蒙爱之家”信徒阮浩南

约翰•维特:《 从圣礼到契约:西方传统中的宗教、婚姻和法律》

周熙云

关键词: 约翰•维特 圣礼 契约 宗教 婚姻 法律

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赐福给他们后便说:“ 要生养众多。 遍满了地。繁衍子孙成为婚姻的第一个目的。《 出埃及记》 摩西十诫里,四诫与婚姻,家庭,孩子有关。奥古斯丁在《 婚姻之善》中也提出,婚姻的三种好处是生育,忠贞和圣事。在神学家追问婚姻的起源,本质和意义的时候,法学家通过法例将上帝之爱转化为尘世之爱来建立“ 爱的秩序冶。 美国埃默尔大学(Emory University) 法律和宗教研究中心主任约翰·维特(John Witte Jr. ) 教授的《从圣礼到契约:西方传统中的宗教,婚姻和法律》正是要探讨宗教和法律是如何影响着西方婚姻观念和法例的发展:内化于圣礼的神恩帮助中世纪的教会法学家建立早期的婚姻法,随后经历路德的新教改革后,各个教派对婚姻产生出不同的理解和解释,最后在启蒙时期形成了现代的婚姻观念。

维特教授把全书分为八章,头四章围绕着婚姻从早期到天主教把婚礼看作圣礼的部分进行探讨; 第五到第七章展现宗教改革后,新教三大教派,路德,加尔文和圣公会把婚姻分别看作秩序,誓约和联合体;最后一章揭示在启蒙时期,婚姻已经从圣礼变成契约,而现代美国的婚姻制度司法改革正是建 立在这个理解之上。两情相好,自愿结合的婚姻演变成一纸合约。维特提出婚姻作为圣礼,秩序,誓约,联合体和契约的五种模式,以及三次转折:中世纪天主教的圣礼,十六世纪路德的秩序和近代启蒙的契约,他以美国神学家尼布尔(Niebuhr) 式的话说,是要“ 在某一个点上,终止西方关于婚姻无休止的讨论冶。先勿论他这样的分类方式和简单的切割法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维特教授在书中采用大量第一手材料和细致详尽的阐述是值得肯定的,尤其是他对婚姻的美好祝愿,希望现代的情侣能够停止“快餐式冶的婚姻———真正的爱情值得等待和思考。

在维特教授提出的五个模式中,三个属于新教教派。也可以说,这本书的一大写作目的是要展现宗教改革对现代婚姻观念和婚姻法的影响,这也是最让人感兴趣的部分。中世纪教会认为婚礼是七大圣礼之一,提倡修道精神,设立十八种婚姻障碍和禁止离婚。 既然婚姻是基督徒领取恩典的场所,也就意味着离婚等同丧失上帝的恩典,是被禁止的。 维特教授在第五章以路德提倡的家庭,教会,国家三种世俗“ 秩序冶 为题,取名为“婚姻在路德改革中是为秩序冶,点出婚姻作为秩序,自有其内在的伦理规范和社会责任,也为人类带来了一定的行为限制和需要建立其内在的合法性。16世纪的德国,教会性道德缺乏制约,教皇带头娶“妻冶生子,神职人员无法坚守修道精神,出入妓院或者公开蓄妾只需缴纳蜡烛费便能免罪,他们在普通民众眼里的威信不断下降,加上教会法秉持的两情相悦的结合便可构成婚姻的态度,致使社会上秘密婚姻流行,缺乏公开婚姻仪式和父母双方的认可下产生的婚姻,使 双方都得不到有效保障。有鉴于此,马丁·路德,菲利普·梅兰希通,约翰·加尔文等新教改革家纷纷加入讨论和发表论著。当时还把结婚视为与教会切割的一种表现,路德本人便1525 年6月13日与修女凯瑟琳·波拉结婚,亲身实践他所提倡的婚姻观。

路德最早对婚姻生活发表看法是在 1519 年1月的一场婚礼上的布道,当时这篇讲词被一位听众 记录下来,后来路德取名为《 论婚姻生活的讲道》。当时他还认为婚礼是圣礼,要求双方对彼此的忠诚,认为生育是婚姻的最终目标和高贵职责。后来他陆续在1520 年的《 论巴比伦之囚》,1522 年《论婚姻生活》 ,1529 年《大教义问答书》,1530 年奥格斯堡信条的《第二十三条论教牧的婚姻》和一些书信以及桌边谈话中发表对婚姻的观点。维特教授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上,加入其它一些新教改革家如梅兰希通的看法,整理出路德宗婚姻神学包含六大要点:攻击教会法的修道誓言和婚姻障碍缺乏圣经依据,认可传统婚姻观点中自然,契约和属灵秩序的部分,夫妻双方要满足对方在精神,情感和肉体上 的需求,共同抚育子女,以及保护对方远离性犯罪。他反对教会视婚礼为圣礼,认为婚姻是尘世王国中的社会制度,并不是上帝王国的圣礼,天主教会的圣礼神学和婚姻法是建立在对《以弗所书》第五章32节的错误理解之上,他们所引作佐证的话“ 二人结为一体,这是一大圣礼冶,乃是误读圣经原文, 圣礼一词在希腊文本中原为奥秘,所以这句话应该是“二人成为一体,这是一大奥秘冶(现在和合本圣 经均译为“ 奥秘冶 ) 。路德提出婚姻乃是秩序,上帝指定了家庭,教会,国家这三种秩序来管理尘世王国,三者在上帝面前同等重要,但婚姻是“ 最老,最初和最基本冶的秩序,是“一切尘世法律之母冶 ,也是所有教会,国家以及世俗制度的起源。

维特教授还举出约翰·阿佩尔(Johann Apel) 的案件来说明16世纪的宗教,婚姻和法律是如何缠 绕在一起的。 生长在纽伦堡的阿佩尔在 1514年进入维滕堡大学读书,在此期间认识了新来的神学教授马丁路德。随后在1516年他前往莱比锡大学修读法学。和当时其它的法学学生一样,阿佩尔同 时学习民法和教会法,并在 1519 年取得两个博士学位。 不久他就圣职和起独身誓。1523 年,符腾堡主教和法兰肯公爵任命他为符腾堡的主教司铎,同时他也在其领地内的宗教法庭和民事法庭担任司法顾问。在神职任命后不久,阿佩尔爱上了当地圣玛尔修道院的一位修女。两人起初秘密来往但不久女方怀孕了,修女放弃誓言离开修道院与阿佩尔秘密成婚。过了几个星期,他们就开始公开以夫妇 的形式生活在一起。这件事情在当时掀起轩然大波,因为神职人员私生活混乱的情况并不罕见,但结 婚却是前所未有的事,尤其当双方一位是修士,另一位是修女。

康拉德主教希望阿佩尔能认罪,遣送 他的妻子返回修道院,继续履行他原来的职责。可是阿佩尔拒绝主教的建议,坚持自己的秘密婚姻的 有效性。最后,主教只好对他进行起诉,控诉他违背自己的独身誓,要剥夺他的圣职。阿佩尔在法庭 上用圣经为自己辩护,说自己“ 只能遵循内心的良知和福音的话冶 ,而不是要蔑视教会权威和教会法。圣经教导说健康成年人的婚姻有助于避免淫欲和通奸,同时他们的婚姻充满着“纯洁和爱“。由于主教的意志坚定,阿佩尔开始向纽伦堡和维滕堡的路德宗神学家和法学家寻求支持。他把自己的辩护词《约翰·阿佩尔的辩护词》出版,马丁·路德为他写序。在他的辩护词出版两个星期后,康拉德主教 将他逮捕,囚禁在高塔之中。当地的红衣主教,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弟弟斐迪南为他求情, 要求释放阿佩尔,查理五世本人也亲自写信给康拉德促使他不要延长阿佩尔的监禁,如果经过判处他是无辜的就应该放他自由。最后,阿佩尔经过三个月的审讯后,判决他违背了教会法,罪名成立,剥夺圣职和开除出教。 随后,阿佩尔去到维滕堡大学担任法学教授。虽然阿佩尔经历了这一切,但是他并不主张废除教会法,他在教学期间和纽伦堡市政府秘书官斯宾格勒一起撰写了教会法教材供维滕堡大学使用,坚持学院应该继续教授教会法课程,他自己也亲身开课,在 1528 年甚至开了一门教会婚姻 法的课。从阿佩尔的例子我们可以领略到16世纪法学家对教会法和婚姻神圣性的看法,独身誓,神职人员的婚姻,秘密婚姻,剥夺圣职等问题都是交织在一起的,他们的多重性在路德,加尔文,慈温利和亨利八世的英国都可以找到踪迹,即使他们想脱离教会法的管制,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新教的婚姻法 还是保留了教会法作为其核心概念,在德国城市后来的婚姻司法改革中,教会法持续发挥着作用。

维特教授指出,在新婚姻法的建立过程中,新教大学的神学教授和法学教授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路德宗神学家许多接受过良好的法学训练,路德本人也拥有一个法学硕士学位,他们与法学家对圣经,罗马法,民法和传统中的婚姻问题进行深入探讨,路德,梅兰希通,布根哈根和阿佩尔都曾经在大学开婚姻法的课或者进行公开讲座。到1570年,维滕堡的神学和法学教授总共出版了超多 80 份婚 姻法册子。维特教授指出,这些意见不止是“ 纸上谈兵冶 ,事实上他们通过三个途径对德国司法体 制发生着影响。第一,这些神学家和法学家许多同时担任民法法庭的顾问,法庭会把包含复杂司法道 德问题的诉状寄给他们征求意见;其次,法庭,市政委员会和诉讼双方会向各自向杰出的法学家以及早期神学领导者寻求建议。第三,从 1520 年开始,各地颁布了许多新的婚姻规章。一些是新的教会 规章的一个部分,一些属于公共政策规章。第一份路德婚姻法于 1523 年在茨维考( Zwickau) 颁布。

新教神学家纷纷写作为新的婚姻法护航,其中最活跃的要数维滕堡的城市牧师约翰尼斯·布根哈根 (Johannes Bugenhagen),他起草了超过二十份新的婚姻规章,把路德的婚姻观从德国传播到北欧的丹麦和荷兰。维特教授就新的路德婚姻法与传统教会婚姻法的区别总结出三点:第一,新婚姻法修正了传统的自愿原则,要求其他人如家长和见证人共同参与结婚的过程;第二,对原来结婚障碍进行修正,去除许多不必要的无圣经依据的障碍;第三,否定天主教的离婚等同分床分房而不许各自婚嫁的概念,准许有正常理由下双方都可以申请离婚,无过错方可以再婚。离婚和结婚都必须公开进行,要通知社区和教堂和请求民事法官的命令。这样一来,路德的婚姻法“简化了原来的结婚和解除婚姻的复杂性,维护了婚姻作为社会秩序的公共功能冶。

路德改革家以婚姻作为社会秩序的模式取代天主教的圣礼模式,因此,作为尘世王国的一种秩序,婚事案件的审判场所从教会法庭转移到民事法庭,执法者由上帝在尘世的代表民事法律权威出任,基督徒可以向神职人员寻求建议,但教会对婚姻再也没有司法上的权力。维特教授表示,这时期德国颁布的“ 新的民事婚姻法的许多创建都可以追溯到路德和他的追随者的神学和主张冶,这些新教法学家也出版了许多关于婚姻法的著作,进一步肯定和歌颂神学家的婚姻观点。同时,德国婚姻法的 改革“ 并不像一些历史学家所认为的那么激进冶,他们的观点事实上保留了罗马天主教传统的婚姻教导,从教会法中吸取养分,这样的婚姻作为社会秩序的概念与圣礼观点一样可以在西方传统中找到根基。

我曾经对新教婚姻法改革的程度和成效感到迷惑。据维特教授的描述,似乎在婚姻法的改革过程中,新教法学家和神学家一直能够在婚姻问题上保持观点一致。但实际上据我了解,在纽伦堡的新 教婚姻法改革中,双方并不总是意见和谐。1525 年 3 月 14 日纽伦堡市政府结束宗教会谈宣布成为德国第一个新教城市后,随即与教会的婚事管辖权切割,并在1526 年1月18日成立城市婚事法庭(Stadt und Ehegericht) 。 在早期的婚姻法改革中, 纽伦堡市政府是要求法学家舒伊尔( Christoph Scheurl) 和新教僧侣一起重新研究离婚和通奸的问题,但是由于新教僧侣提出的处罚太重:圣罗伦斯 教堂的奥西安德尔(Andreas Osiander) 认为应该按照上帝的意旨对通奸者处以死刑,因为根据《利未记》第 20 章第 10 节,“ 与邻舍之妻行淫的,奸夫淫妇都必治死。市政府认为处罚过重,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在离婚和再婚的问题上,双方也持有不同的态度,市政府和法学家意见一致———即使一方通奸,无过错方也不能再婚,这点也与新教的自由离婚和再婚的观点完全相反。我就这点询问过维特教 授,维特教授表示,纽伦堡在改革的完整和典型程度上不如后来的维滕堡在 1533 年,1542 年和 1545年的几次改革( 在路德,布根哈根和梅兰希通的帮助下进行) 以及符腾堡在 1559 年的改革。他寄给我他的另一本书,由剑桥大学在 2002 年出版的《 法律和新教:路德新教的法律教导》 中第五章的打字稿, 并告诉我这章引用了许多重要的路德改革条令( Reformationsordnungen),包括婚姻条令,希望对我的研究有所帮助。

载于《国学与西学:国际学刊》2016 Vol.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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