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尽天明终有时 ───中国人权律师团律师2016年新年献辞

时序更迭,天道不灭。晨曦冲决暗夜,我们一起迎来了崭新而充满希望的2016年。中国人权律师团律师在此向大家致以最诚挚的新年祝福!

2015年,是人祸频发的一年,长江沉船、天津爆炸、深圳滑坡等事故次第发生,而真相被掩盖在权力的雾霾之中,形成深不可测的人权黑洞;2015年,亦是公民维权风起云涌的一年,庆安公民围观、广东工人维权自不必说,而抵制污染企业落地的市民游行请愿更是此起彼伏,见证着日益觉醒的公民权利意识对公权力无度扩张的决绝抗争。

2015年,也是当局的维稳机制歇斯底里运行的一年:始于七月,以所谓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强迫失踪,以所谓涉嫌危害国家安全剥夺当事人和律师一切权利,以央视官媒的所谓记者的独家报道未审先判极尽污名,对全国数十名人权律师及人权捍卫者实施抓捕,对超过300名人权律师和维权人士恐吓性传唤、约谈,一场针对人权捍卫者,尤其是人权律师的“七九逆流”,来势凶猛,其焰正烈,中国人权律师团成员李和平、王宇、王全璋、谢燕益、隋牧青、谢阳、李春富、刘四新至今下落不明,这是对“依法治国”和人权入宪在现实层面的羞辱,是对社会进步的粗暴反动。

温州下岭教堂的护教赞歌


对华援助协会特约评论员 郭宝胜





2015年12月28日晚,温州鹿城区下岭教会教堂顶端的十字架被当局强拆人员强拆,闻讯赶来的信徒们祷告哭泣、但誓不妥协。第二天一早,教会信众又重树十字架,但不久又被强拆。下岭教会弟兄姊妹为捍卫教堂十字架进行了长达两年的抗争、采取了包括发布代祷信、聘请律师在内的多种维权手段,最终当局的险恶目的似乎得逞。下岭教会的案例真实地反映了基督教在当下中国受迫害的现状,也激励中国教会弟兄姐妹们:虽然黑暗势力非常强大,但我们不应该放弃抗争。

温州下岭教会成立于1993年,是向政府宗教管理部门登记的“合法教会”。老教堂因修建高速公路而被拆毁,政府安置了现址建造教堂。1999年底,教会自行筹资建设的4层新教堂落成。2014年当局在浙江地区以“三改一拆”名义大肆拆除教堂十字架,6月,下岭教堂受到通知,要求拆除十字架,其主日学大楼也面临强拆。教会会众没有主动去拆十字架,一直与当局进行对话和抗拒。10月又接获通知,指该教会未取得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而要强行拆除,有一次当地政府曾尝试强拆十字架,在200多名信徒抵抗下,教堂十字架得以保存,但外面的台阶及围牆都被拆除及破坏,形成一片废墟。随后,教会曾遭停水停电。

新希望祝平安——平安夜会见唐荆陵先生记

葛永喜



一点十分来到广州市第一看守所,拿到23号,上午已经排到20号,下午我排第三,坐在看守所旁边的一家法律咨询点门口等。一点半左右,刘正清律师坐出租车到达,刘律说来会见另一位头戴“煽颠冠冕”者张圣雨(张荣平)。

二点进入大厅,顺利办完手续,貌似没有请示汇报的程序,或者等会汇报也不一定,不管!到了101会见室,在里等待的时间比较久,一向如此!唐先生说这主要是因为每次律师会见之前,都要让唐先生换个衣服,并要对其检查,不准唐先生带出一纸片。

今天唐荆陵太太带了一个小的蛋糕及阳台上种的花,祝唐先生圣诞快乐。看到茶花,唐先生记得这是自己亲手在阳台上栽种的,显得特别高兴,并感谢唐太的细心安排。简要转达了唐太太对唐先生说的一些家事,唐先生询问家人情况,主要关心其父、姐姐和岳父母的健康状况。

上帝派来的街头战士—林宗正牧师

邱万兴


林宗正,1950年出生于台南市,1979年毕业于台南神学院研究所,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牧师,中等身材,面型削瘦,但声音奇响无比,总是穿着一袭黑色牧师服,带领群众,南征北讨,展开一场又一场的非暴力抗争。我曾纪录林宗正牧师在解严前后的各种抗争游行,记得有一次声援蔡许案,游行队伍遭到警察与镇暴部队阻挡时,林宗正牧师以他宏亮的声音,毫不客气地指着警察与镇暴部队,说:「我以上帝之名,来谴责你们。」充份地展现一位坚持公义、替天行道的牧师本色,彷彿就像一个上帝派来的街头战士。


1980 年起,林宗正牧师开始参与党外民主运动,先后为美丽岛事件受难者家属演讲及助选。早在他就读台南神学院研究所时,就受其恩师谢敏川牧师的指导,学习推动草根组织。1985年,林宗正前往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地,接受第四届「基督教城乡宣教运动(URM)」训练一个月。林宗正受训完回台湾之后,接任台湾 URM 主席。此后,他积极与海外人士接触,安排台湾社运人士至美、加、日受训,内容以组织人民及社区争取权益、人权尊严为主,并教授非暴力抗争。

基督徒的公义之心哪儿去了?

转自网络


【摩5:24】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当国内出现生态环境严重破坏时,基督徒不说话!
当国内食品问题出现严重危机时,基督徒不说话!
当贪官污吏非法强拆打击农民时, 基督徒不说话!
当访民被关连精神病院黑监狱时, 基督徒不说话!
当许多人权律师被打压监禁之时, 基督徒不说话!
当浙江有关领导耍特权拆十架时, 基督徒说话了:“我们强烈反对非法强拆十架!”
“我们强烈要求浙江有关领导辞职下台!”


当有基督徒正要为依法治国说几句话时,甚至有人跳出来说只保心里的十架不保外面的十字架!而许多教会甚至还把不过问政治,不参与政治当作真理教导人!请问政治对基督徒有关系么?只要你是人就是有关系!!!岂不知政治其实就是生活中的权力游戏,当权力落在流氓的手里,那么它必定会祸害百姓!犹太人是最关心政治的人,在旧约圣经中明文记载许多先知不顾性命责备君王!在新约有施洗约翰因责备希律王而坐监狱!甚至曾经耶稣大声责备法利赛政党,撒都该政党,责任朝廷中的文士祭司!

“公民不服从”中的法律、道德和宗教

何怀宏


西方传统中的“公民不服从”是一种综合了道德、法律和宗教(或者说精神信仰)三方面的一种行为或运动,至少从实践的角度看是这样,尤其是从其成功了的实践看是这样。我想我们下面可以按照由显到隐的次序,分别地从这三个方面来观察一下这一运动。首先,“公民不服从”是一种违法的行为,这是最明显的,它通过公开违反某些禁令、故意堵塞交通,或者静坐堵住办公大楼。商业区等方式表示一种抗议,它因此很快因为扰乱了法律所维护的社会秩序而在社会引起广泛注意乃至严重震荡。这种违反有时是直接针对它要反对的法律,如拒交某种抗议者认为是不公平的税项,或者无视政府的某些禁令,或者是反对某场战争拒服兵役。有时则是间接的违法,例如堵塞交通并不是想破坏交通秩序,而只是要以此引起公众或政府的注意,这种间接的“公民不服从”的情况常常是因为要反对的东西并不一定是那条明显的法律,而是一种广泛的不公正,或者是直接反对那法律的代价太高,对社会造成的损失太大。

“世界上最有权力的女人”的信仰——德国总理默克尔

赵杰


《境界》独立出品


默克尔当选《时代》年度封面人物,理由是面对难民危机,这位牧师的女儿将怜悯当武器。她说,身为一名基督徒,因个人信仰,许多政治决策变得更容易。她警告西方基督教国家信仰上的衰落光景,“请定期走进教会吧,打造圣经基础,或者变回一个熟悉圣经的孩子。”


德国总理默克尔,这位针对压境的难民打开国门的“默克尔妈咪”,于12月初刚刚登上美国《时代》杂志封面,成为当下世界上“最有权力的女人”。


这份周刊的总编辑南希•吉布斯(Nancy Gibbs)在书面解释默克尔获选的理由时表示,通过将难民视为需要救助的受害者而不是被击退的入侵者,“这位牧师的女儿将怜悯当作了武器。”

孔教的突围?——评干春松《保教立国》

蔡斯宇


辛亥革命之后,在章太炎所开国学会中听讲的顾颉刚受到章氏的深刻影响,继承其反孔教的立场。他原先以为“孔教原是国学的一部分”,现在才发现“今文学家竟是这样的妄人”,“真气急了”,“深恶痛绝”,他坚信孔教是“一班无聊的今文学家”在“科学昌明的时代”“兴妖作怪”(《古史辨》第一册,24页)。

   当然,在大陆新儒学蓬勃复兴,尤其是今文学家突然遍地开花、野蛮生长的今天,这些说法很可能被视为科学主义的迷妄。事实上,干春松就在其新著《保教立国——康有为的现代方略》(以下省略书名,只注页码)中认为,“胡适基于科学主义的方式去求孔教之‘真’更是缘木求鱼之举”(44页)。也许需要多说一句的是,顾颉刚不仅是章太炎的学生,而且也是胡适的学生。他的疑古方法就是胡适的科学方法运用到古史研究去的结果。所以干春松这话其实连顾颉刚也一并批评了。何况何谓科学主义,在干氏之作中也未得到基本说明。现在似乎很多大陆新儒家都会贴标签,一旦有人批评儒学,就会被认为陷入了反传统的窠臼。可是,传统如果有不好之处,反一反又如何?

章文:雾霾中的国家



看到标题,你们大概猜到这期专栏我要写什么了,嗯,中国的雾霾!此刻我正在东京的蓝天下呼吸着新鲜的空气,而我的妻儿和友人却在北京吸着雾霾。

“厚德载雾,自强不吸”,这是近三年来霾国很多地方空气污染的真实写照。仿佛天罗地网一般,无处可逃。首都市长两年前的“提头来见”被他自己解嘲为笑话,也被老百姓看成是一句屁话。

三年前,雾霾初起时,多数人是不在意的,街上很少人戴口罩;之后霾意加浓,少数人开始在意了,街头和地铁里口罩君多了起来;今天,雾霾成为新常态,口罩君未见显著增多。相反,各种调侃各种段子纷纷出笼。然而,没见人上街抗议,也未见有人民代表出来质询政府。

守護十架的下嶺教堂

邢福增




下嶺教堂的十字架於2015年12月28日晚上被當局強拆。站在當權者的角度,下嶺教堂的十架是一定要拆下來的……

下嶺教堂位於溫州市鹿城區,下嶺教會成立於1993年,屬於溫州的登記教會。老堂因修建高速公路而被拆毀,政府安置了現址建造教堂。現堂於1998年動工,2000年落成。在溫州反強拆運動中,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法律維權之路

早於2014年4月三江事件後,教堂傳道同工已調整講臺,以十架為主的信訊,講苦難與逼迫。6月當局要下達文件,針對教堂的違規,指教堂在2011年的裝修有規建,當時沒有提拆十字架,先後共下了12份文件。當局此時以談判為主,教會辦培靈聚會、讚美禱告會,以「守」為主。

我的朋友李和平

陈光诚 2015-12-22





抓捕维权人士敢言者是专制政权为了维护其专制体制的一个显著特征;但像中共这样大规模抓捕维权人士、维权律师的现象就是中共政权灭亡之前垂死挣扎的标志之一。

2015年7月9号是中共比较明显的又一次大抓捕行动的开始,截止到目前,已知的有300 多,实际迄今已有超过几千位维权人士、维权律师及他们的家人遭到抓捕、关押。其中我的朋友李和平律师也未能幸免。

2015年7月10号下午,李和平律师被天津市公安局人员突然带走,家中被全面搜查,电脑等物品被抢走。至今李律师已经被公安人员绑架近半年,仍无任何音信。

2015年中国律师十大新闻



杨学林律师:【2015中国律师十大新闻】



1、全国律师工作会议于8月20日在北京召开。本次会议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召开,这在我国法律事业发展史上是第一次。此后,联合发布了《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

2、北京律师浦志强,被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民族仇恨罪、寻衅滋事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浦志强常年致力于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服务,其对于劳教制度的废除作了许多工作。检方因其发布的微博涉嫌犯罪提起刑事指控,法院认定其中七条微博构成上述两罪。

快讯:温州下岭教会十字架被拆

对华援助协会通讯员   2015年12月28日

政府总是在深夜强拆十字架,因为他们是见不得光的


圣诞节刚过,温州市下岭教会的十字架昨天强拆了。下岭教会的弟兄姊妹为了教堂和十字架抗争了近两年,但最后还是没保住教堂的十字架。当地政府一度要强拆教堂,教会的牧师和信徒进行了不屈的抗争。现教堂暂时没拆,但今后也很难说。政府并不是拆个十架就会止步,浙江省还出台了一系列配套做法即将进入教堂,其目的是实施政府对教会的完全控制。

下岭教会聘请了张凯律师为教会的法律顾问,已经开始了依法维护教会和信徒的合法权利的一系列行政诉讼行为。但随着张凯牧师的被抓,教会领袖受到了当地警察和政府部门强大的压力和逼迫。

新疆伊犁一家庭教会66人聚会被冲击,3信徒被拘留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   2015年12月25日


伊宁市巴彦岱镇一家庭教会信徒



新疆伊犁地区伊宁市巴彦岱镇一教会66位信徒,11月18日举行感恩节聚会时,遭到数十名公安冲击,来人指教会未向宗教部门登记,从事非法宗教活动,扰乱社会秩序。并将三名信徒带走,拘留近一个月。信徒表示,教会的电脑、投影仪均被公安带走扣押,至今未还。喀什地区泽普县的一个家庭教会不久前也遭到警方冲击,两人被拘留。

新疆伊宁市巴彦岱镇一家庭教会66位信徒于11月18人举行感恩节聚会时,当地宗教部门和公安数十人突然闯入聚会场所,指信徒没有向宗教部门登记,属于非法聚会,将基督徒潘样龙、霍金荣及李艳带走拘留。该教会信徒潘先生12月25日告诉记者,公安人员登门时声称接到邻居报警:“在巴彦岱镇,把我们教会的两个信徒和一个房东带走了,登记身份证,其他的全部要登记身份证,登记手机号码,把手机全部拿去。两位台湾老师当时就被问了话,后来放了。当时聚会的房子是李艳的,还有一个姊妹叫霍金荣。还有潘样龙,拘留了三个人,到12月14日晚上放出来的”。

李和平妻王峭岭:幸福从未走远—2015圣诞节致友人

如果央视来采访我(虽然央视跟我有过节,哈哈),问你觉得幸福吗?我一定实话实说:幸福!我不是说反话,我是真心实意地觉得幸福。

前两天全璋律师的儿子过三岁生日,我们一起合影,今天看到那合影照,我简直太惭愧了,因为一点也看不出来我们是几个丈夫“被失踪”的妻子,我们喜乐,盼望,感恩!配合一个词儿:幸福。

七八月份,我过了两个月痛苦煎熬的日子,提心吊胆,担惊受怕。渐渐的我就越来越明白。套用我家八十岁基督徒老太太的话:你不要怕他们,他们应该怕你!

中国家庭教会 拆堂封教又一年

转自美国之音  

孩子们扮演成天使在官方天主教会的北京南堂参加圣诞前夜的弥撒


在又一个圣诞节来临之际,中国的一些基督徒再也找不到做弥撒的场所了,因为中国当局强行拆除了上千座教堂,而且镇压还在继续。
贵州省贵阳市最大的非官方教会活石教会在12月10日被强行关闭,700多名会众至今没有礼拜场所。
苏天富牧师和许多教友对此深感失望。自从2009年以来,他们一直在那里庆祝耶稣诞生的节日。
今年当局在密切注视活石教会的动静,防止他们组织任何相关的活动。

君子李和平

林青        2015/12/21





李和平先生,维权律师团,法律人群,法治平台,民间社会。

警察某先生,七零九专案,政治组织,人治系统,党国天下。

从2005年到2014年,我见过李和平律师大约5次。事实上我们真正单独交流时间不超过2个小时。听说李和平律师、李和平(基督徒)弟兄被抓走,我心里非常难过,他那温和宽厚、谦谦君子的音容笑貌总是在脑海里闪现。

李和平是一个很专业的律师。

我一个不懂法律的人,当然没资格论断一个律师是否专业,是我自己人生的一点良知告诉我,李和平是我遇到最专业的律师。

2007年,李和平在法庭上为石家庄某法轮功学员法律辩护,辩护词题目是《宪法至上信仰无罪》,这是高智晟律师上书党国中央为法轮功作政治辩护后,最早公开的一份为法轮功无罪辩护的律师文书。

北京、合肥等高校排查学生信仰状况 守望教会信徒成调查重点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    2015年12月24日




北京、合肥等地的大学正以问卷形式对学生进行宗教信仰的调查,主要排查基督徒,北京守望教会成为调查重点。北京工商大学要求研究生导师通过短信、微信及邮件等形式上报调查结果。一位大学生告诉记者,不仅是北京的大学,合肥等高校也在进行上述调查,此次调查带有普遍性。圣诞节前夕,中国各地教育局对幼儿园发出通知,称圣诞节期间不得举行庆祝圣诞节的活动。

本协会获悉,在2015年圣诞节前夕,中国多所大学对在校师生被校方排查,当局以问卷方式调查他们的宗教信仰。据基督徒在网络聊天群转发北京工商大学校方对师生的问卷调查称,“为贯彻落实国家《宗教事务条例》,根据校党委工作安排,学校拟对在校教职工及学生涉及宗教情况进行统计:1.请各位老师回复本人是否信仰宗教(如答复“是”,请您回复信仰宗教类别);2.如您担任研究生导师,请您统计本人所指导的研究生是否有涉教、信教情况,并将统计情况于本月23日下班前通过短信、飞信、微信、邮件、电话等形式回复研究生辅导员。若有涉教情况请务必回复。”

北京高校排查教师学生宗教信仰状况,多地学校、幼儿园禁止过圣诞节

对华援助协会通讯员          2015年12月23日



北京某高校党委于12月21日作出“关于在研究生中排查守望教会参与者的工作方案”。文中说任何宗教不能进入学校,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在高校进行非法宗教活动,党员不能信仰任何宗教。并称守望教会为未经登记的非法宗教组织,政府已予以取缔。要求在一周时间内对所有参与守望教会活动的研究生进行排查,并排查研究生党员中有宗教信仰的情况。

北京工商大学开展涉教情况调查。这是安排教师进行涉教情况排查的短信通知:

各位老师:您好!为贯彻落实国家《宗教事务条例》,根据校党委工作安排,学校拟对在校教职工及学生涉及宗教情况进行统计:1.请各位老师回复本人是否信仰宗教(如答复“是”,请您回复信仰宗教类别);2.如您担任研究生导师,请您统计本人所指导的研究生是否有涉教、信教情况,并将统计情况于本月23日下班前通过短信、飞信、微信、邮件、电话等形式回复研究生辅导员。若有涉教情况请务必回复。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
相信类似的针对学生宗教信仰、针对家庭教会参与者的排查已在很多高校进行,这应该是主管高校的行政部门的指示。也标志着中共政府对以守望教会为代表的北京家庭教会开始清查。

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中国大陆多地幼儿园接到通知,不准开展与“圣诞节”相关的节日活动,不准装饰圣诞树,一律叫“新年树”。 并安排教育局领导暗访监督。圣诞节虽起源于基督教,但事实上已演化为一个大众参与的世俗性节日,已具有全民性普世性质。中共政府的愚昧和专制已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程度。

刘澎:中国的宗教为什么会有这些问题?

2015-12-23              刘澎




编者按:由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主办的第二届大梅沙中国创新论坛于11月13-14日举行。期间近百名全球政、学、商界重量级嘉宾出席并发表演讲,两千余名听众,四十多家媒体近百名记者参加。

以下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澎在“新常态与法治建设”分论坛上的的演讲全文:

加快宗教立法,实现宗教法治
文|刘澎

我要讲的是宗教立法问题,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因为中国的宗教有很多问题,一直解决不了;想用法治的办法,又没有法,所以要谈这个问题。

中国宗教有什么问题呢?一是各种宗教都在发展,新老矛盾也在发展,问题层出不穷,原来的管理体制、管理办法失效了;二是宗教立法长期滞后,宗教领域没有法律,无法可依。结果是信教群众不满意,政府很头疼,国际上还有很多批评。

深圳华侨城教会被逼迁,另租场地再被毁约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   2015年12月23日



有约三千名信徒的深圳市基督教华侨城教会聚会场所,在当局的压力下业主在数个月前通知该教会不再续约,其后又被停电三周。11月,教会另觅教会场所并与一企业签署租赁合同,不久,业主单方面毁约,拒绝将场地出租给教会。该教会一位信徒称,对方表示,不能将场地租给教会,但拒绝进一步说明理由。当地一位信徒说,深圳当局责令当地的家庭教会登记成为官方认可的三自教会。

深圳华侨城教会是一个有约三千名信徒的大型教会。数月前,该教会的聚会场所接到业主华侨城集团的通知,称租赁合同到期后不再续租。而该教会另觅场地,并在11月与另一家企业签署租赁合同。12月17日,当华侨城教会对新场地进行装修时,突然接到新业主通知单方面解除租约。了解内情的深圳基督徒郭永丰23日告诉记者,华侨城教会被业主要求搬迁已超过半年:“拖了半年多了,现在明确警告2016年1月份必须无条件搬走,如果不搬走,他们可能要采取强制手段。逼迫这个教会搬迁,已经停了三个星期的电。前几天,该教会李牧师还到深圳有关部门去上访,暂时把电开通了”。

民众神学在韩国

朱晓红 张倩


韩国民众神学是亚洲普世神学运动中产生的具有代表性的神学形态,是“韩国的解放神学”,民众神学中的“民众”(min- jung),是有特别限定的人民大众,最早出现在1979年韩国神学家安炳茂 的著作中, 指韩国特定时期的特定处境中,处在边缘、没有社会地位和权利的人民大众,表明了一种反抗压迫、争取人权、呼吁民主的态度,相应地,民众神学,就是对福音进行政治化的诠释,以民众的解放为目标的神学 。民众神学在上世纪70年代韩国军事独裁时期中出现,在民主化运动的过程得到发展,但是随着军事独裁政府的了结,在民众获得自由和民主的权利,政治相对开放,经济发展平稳之后,民众神学也陷入了困境,采取激进社会政治批评立场的民众神学似乎已经失去存在的价值了。

民众神学和其它亚洲国家的本土化神学一样 ,对人们理解亚洲的处境化神学的发展具有典范意义。本文对民众神学的产生和发展的特殊历史背景进行梳理,了解民众神学作为一种实践神学的基本诉求,并对新的历史情境中民众神学的对话神学的发展路径做出展望和评估。

十字架:世界的定点

温嘉丽


摘要
作者就宋泉盛牧师《耶稣,被钉十字架的人民》一书中所提出的十字架神学与传统神学作一比较。传统神学是由上而下的向导,较抽象、较理论性,要用信仰的眼光来领会;宋牧师的十字架神学则由下而上,从邻人的痛苦及受不公义对待而触摸到十字架。两者各有所长,可互补不足。

1.导言
物理学家亚基米德说:「若我能在地球上找到一定点,我可将整个地球挑起。」(1)而基督徒在瞻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时要说:「基督的十字架是挑起、提升整个世界的定点。」(2)

「十字架」是天主救恩计划的高峰,是耶稣降生救赎工程的完成。高举在加尔瓦略山上的十字架,昭示着两个生命的事实:天主的爱和人的罪性。罪使人困在绝境之中不能自拔,而天主却以无限的爱把人从罪恶中救拔出来,再获新生命。

宋泉盛牧师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人民》中,以非常具体的生活现实--亚洲人民的苦况--来反省十字架的救赎意义。宋牧师提出今天生活在亚洲的人民正如何在人权、自由、民主的问题上作出努力的奋斗。以及他们在不同的社会和政治处境中对生命的终极意义的顽强追寻(3)。在序言中宋牧师说:「我们必须专注『肉身』,从『肉身』中听到『道』,并且看到『道』就在『肉身』之中。」并且说:「唯有将十字架关联到人对生命意义的寻求,对抗专制政权、追求自由和人性尊严;我们才能重新找到十字架的真实意义,以及它 所隐含的象徵意义。」(4)因此,宋牧师在反省亚洲人民所遭遇的苦难,与耶稣的苦难死亡时,便对传统神学提出质疑,并开展了新的且富有冒险性的神学反省(5)。

公民基督徒与基督教的中国化问题

李向平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


基督教现状及其问题


 基督教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及其原因,是学术界最为关注并且热烈讨论的问题之一。究竟基督教因为什么,得以在改革开放30年来获得了比较显著的发展?一个主要原因,既非中国社会的落后、基督教的文化侵略或者是外来宗教的渗透,而是基督教所具有的制度宗教与信仰团契方式,以及由它们所构成的基督教与中国社会政治之间的诸种张力。正是这种张力,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基督教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


 之所以如此讨论基督教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主要得益于近年来对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状况的研究,即由于基督教信徒对于苦难和恩典的信仰,基督教徒信仰团契的组织特征以及基督教信仰对于日常生活交往的影响,促使群体化的基督教信仰在面临一定的外在压力情况之下,其内在的信仰认同往往要比没有外在压力的情况之下更加牢固、更加强大,基督教的内部就更容易抱团,其信仰的认同与基于信仰认同而构成的基督教交往结构,就会发展得格外牢固,以便于基督教信徒在相互帮助的基础上实现信仰的共享、福音的传播,从而使基督教在信徒、场所上要增加得更快一些。其基本结论就是:基督教所面临的外在压力越大,基督教的发展可能就会越快。

评本世纪初贵州省威宁县石门坎基督教会苗民教育

谭佛佑


石门坎,这个在我国出版的任何一份中国政区图和全国分省地图上都无法找到的名字,有谁想过,它在本世纪初,竟会成为“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康藏前锋》四卷三期,1925年)?这里苗族文化的发展,在当时的西南“实系首屈一指”(《贵阳时事导报.教育建设》第二十期,1942年)。国外基督教会的英文报纸也把该地誉为“海外天国”(出处同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本文拟从本世纪初石门坎的基督教会苗民教育情况,作一简要述评,这对我们今天大力发展边疆少数民族的文化教育事业,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贵州省偏僻落後的小山村 

 石门坎,这个要在五十万分之一的贵州省地图上才能标出名字的苗民小山村,地处川、滇、黔三省交界。属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 

为什么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会流行

迟飞



自911恐怖事件以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就作为与资本主义世界对抗的一大势力占据了主要国际政治舞台。时至今日,它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在加速扩张——当今中国昆明出现的恐怖事件,即是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扩张的政治表现。本拉登被击毙了,但他的余党们依旧在战斗不息。这里就有了个问题,即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为什么会流行的问题。

 什么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这是一个宗教思潮,代表是瓦哈比教派,该主义主张”一切回到古兰经“,按照古兰经的训诫去安排日常的生活。就其本身来说,这并非是个政治思潮,不过这个宗教文化的保守思潮确系为宗教政治极端化提供的文化基础。即是说,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恐怖行动,是这种宗教文化的保守思潮的政治表现。

新闻自由的力量和中共的恐惧


作者:郭亚萨



为期三天的“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星期五在浙江乌镇落下帷幕。不禁让笔者又联想到备受关注的中国著名记者高瑜“泄漏国家机密”案二审,高瑜被改判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笔者作为一名记者,且同为女性,对处于中共独裁统治下的大陆记者所面临的尴尬与危险的处境深表同情,对他们不畏强权,坚持客观公正报道所表现出的道德勇气深表钦佩。在此,本人就许多人大惑不解的“中共为何要对一个临近七十岁的老人下此狠手”问题来剖析一下中共独裁政权与新闻自由的二级对立关系以及中共对新闻记者的高压迫害政策。

第一,压制新闻自由是由中共政权的性质所决定的。中共政权血腥的起家史决定了其必然反对新闻自由:中共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使用了最血腥,最恐怖的手段镇压了地主,资本家及社会的精英阶层,非法占有了社会财富。其发家史就是杀人越货的罪恶史;中共建政后从镇反倒反右,从大跃进到大饥荒,从四清运动到文化大革命,从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到八九六四天安门屠城,从官商勾结到全党腐败,可以说中共的整个历史,就是一个罪恶史,中共历史的罪恶性,也决定了其必定掩盖罪恶,掩盖事实真相。而要达到这个目标,一方面牢牢地抓紧其“枪杆子”,来实现独裁统治,同时牢牢地掌控“笔杆子”来继续愚弄,欺骗人民。

贵阳活石教会牧师及信徒被刑拘、抄家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   2015年12月22日



贵州省贵阳市活石教会12月9日被当局取缔后,教会牧师仰华(本名李国志)被两度行政拘留,更换三个罪名后,日前被以“涉嫌非法持有国家秘密罪”刑事拘留。12月21日下午,当地警方持搜查证进入他家搜查。其家属委托的律师前往看守所要求会见当事人,被拒绝。该教会另外两名信徒余雷和一名女子,也被以涉泄露国家机密罪刑拘。但家属均不知他们被关押在何处。

贵阳活石教会牧师仰华(本名:李国志),于今年12月中上旬,被贵阳市公安局南明分局两次治安拘留,合共十天。近期又被转为刑事拘留,涉嫌罪名是“非法持有国家秘密”。其妻子李洪雾委托的陈建刚律师,12月21日到南明区看守所,要求会见当事人,被办案单位借故拒绝。

活石, 一个中国家庭教会的遭遇

曹雅学                           转自美国之音




作者按:活石教会是中国西南高地贵州省省会贵阳市最大的家庭教会,一个无教派新教教会。过去一年以来,遭到了政府种种逼迫和打压。至本月初,更是有数名牧师以及教徒被逮捕。活石教会的案例不是偶然的,更不是唯一的,而是一个正在中国广泛发生的现象。本文根据对活石教会成员的采访以及中文媒体报道写成。

活石教会2009年在贵州省会贵阳成立的时候,租了一个单元楼公寓,二十几个人开始聚会。教会的四个创始人当时都是70后、三十岁出头的年轻人。其中三个人都来自乡村,没有受过多高的教育。现在的主任牧师苏天富原是乡村教师,仰华牧师则是一个出身于三代基督徒之家的乡村年轻人。他原名叫李国志,后来改名为仰华,就是仰望耶和华的意思。在教会建立之前,他们都已在乡下传教十多年。后来他们感到有责任建立教会,教会最初的二十几个人也是他们多年传教过程中认识的人,差不多也都是从乡下来到贵阳并且在那里落脚的人。

因为规模小,所以教会不引人注意,但是发展很快,人数每年翻倍。到了2013年,教会已经有差不多400成员,成为贵州最引人注目的家庭教会。会众各行各业、各种年龄的人都有。受采访的成员告诉China Change网,教会的迅速发展并非因为教会有何特殊之处;主要原因是中国社会信仰缺失这样一个大背景。活石教会纯正、朴实,在生活上给人们提供一个互助互利的社群归属感,在精神上和价值观上提供向导。

参与家庭教会就是涉嫌犯罪!------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如是说

对华援助协会特约通讯员     2015年12月21日



本会通讯员获悉: 北京家庭教会圣爱团契基督徒徐永海长老和徐彩虹姊妹,因2014年1月24日在通州区基督徒张文和家里参与“非法传教集会”,被通州警方抓获,同月26日因涉嫌“非法集会”被刑事拘留。2月24日被北京市公安局批准“取保候审”,到了2015年2月15日被解除取保候审。 因被非法关押31天,徐彩虹在2015年10月21日,向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提起赔偿和道歉的行政请求,请求对其错误羁押31日作出赔偿并公开道歉。

通州市公安分局于2015年12月18日,对徐彩虹的请求答复,刑事赔偿决定书否定了徐彩虹姊妹的请求。决定书中以这样的理由否定徐彩虹的合法申请:“徐彩虹参与家庭教会,其行为有同案其他人证实,故徐彩虹涉嫌犯罪,可以先行拘留。徐彩虹请求本机关向其支付赔偿金的申请,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本机关不予支持。”

圣诞将临逼迫更严重, 新疆多地家庭教会信徒被抓

对华援助协会通讯员                      2015年12月21日



基督徒的节日圣诞节将要来临,中国大陆各地对家庭教会的打压更加严重。贵州活石教会被取缔,牧师和教会骨干被刑事拘留。四川成都秋雨之福归正教会在聚会时,警察竟然在现场全程监视。而浙江温州地区虽然放了一些被抓的教会成员,但仍然有多名牧师、传道人和基督徒维权律师被关押,家人和律师都无法会见。山东济南英才学院六名大学生因为在校内进行祷告而面临被开除。广东地区也有多家教会面临被搬迁。新疆伊犁和喀什等地家庭教会聚会遭冲击,多名牧师和信徒被拘留。


广东深圳华侨城教会最近面临华侨城集团的逼迁。在有关政府部门的压力下,华侨城集团逼迫教会搬走,并且已经停电三周了。上个月教会另签了一个场地,已经开始进入装修了,周四收到业主通知,单方面毁约不租给教会了,没有给任何理由。马上圣诞节了,教会至今没有电,圣诞晚会的事工,各团契都预备了节目,求主耶稣怜悯华侨城教会,为教会的场地开出路,也为这次圣诞节事工预备电,阿们!

活石教会仰华牧师被刑事拘留,律师申请会见被警方拒绝


对华援助协会特约通讯员            2015年12月21日

活石教会李国志牧师(仰华牧师)


本会特约通讯员于12月20日获悉:贵阳市活石教会李国志牧师(仰华牧师)10天内被两次行政拘留后,于第二次行政拘留期满时,贵阳市警方随即变更强制措施,对仰华牧师以“非法持有国家秘密罪”实施刑事拘留。

活石教会的仰华(李国志)牧师本月被南明分局治安拘留两次,每次五天。12月10日,警方以“阻碍执行职务”为名对仰华牧师实施行政拘留5天。到了12月15日,警方又以“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之名再次行政拘留5天。

12月20日,仰华牧师太太去拘留所接人,人没接到,见到仰华牧师被公安带走。她这样发出消息:今天接仰牧,没接到。只看到四个人把仰牧带上一部没有牌照的面包车,仰牧头上戴着黑头套,嘴可能被封着,喊他,他没回答。那四个人不准我靠近他,急匆匆的把仰牧塞进车中,疾驰而去。我问拘留所的人,他们只说,办案机关把他带走,他不能告诉我是哪个部门,之后我就回家了。现在也不知仰牧被带去何方,情况如何,真的只有交给主了!

张凯父母致温州被释放弟兄们的公开信

已释放的弟兄们: 


 
近日获悉,你们经过百天的历炼重见天日光明!感谢上帝眷顾这一切!感谢温州行政当局对法律的遵循以及对人间真情的理解!感谢众多律师奋勇的辛劳维权!感谢国内外为你们呼吁的友人!正是这些开明善举和给力,实现了你们人身解放和家庭团聚。我全家并代表儿子张凯,向你们表示真诚的慰问和衷心的祝福。

作为张凯的父母,我们和众多家属的心情是一样的。在难能不可通话的此时此刻,书此公开信,聊表寸意。 
 
我们特别想知道孩子被关押的情况。吃的什么?住的怎样?天气渐凉,我们交转的衣物是否送达?交转的《圣经》是否看到?凯换季易咳嗽,也不知是否生病?甚至总在联想他是否被刑讯!但又觉得没有什么可逼供的……! 
 

秋雨之福家庭教会被警骚扰 宜宾小学老师给学生讲圣经被立案

转自维权网


    成都警方骚扰秋雨之福教会


成都秋雨之福家庭教会近日遭到当局骚扰,在信徒聚会时派警察在现场坐镇。有信徒表示,这是当局心虚恐惧的表现。此外,四川宜宾一小学的余老师,因为给学生讲述圣经故事并带学生参加主日聚会而被家长以“宣扬邪教”为名告到教育局,并遭警方立案,余老师向本台表示,她已被学校停课,目前仍在等待警方的处理结果。

继贵州活石家庭教会之后,成都秋雨之福教会近日也遭到了警方的骚扰。教会信徒杨文婷12月19日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周三晚教会的祷告会,有两名警察一直坐在后方监控。

记者:“最近这段时间警方对于秋雨之福的骚扰比较严重是吗?”

杨文婷:“是,最近比较严重。礼拜三晚上做祷告,有个祷告会,还有两个警察坐在教会里面,两个警察还是穿着警服。他们是盯着教会。”

2015年十大中国基督教被迫害教案

对华援助协会特约评论员 郭宝胜

2015年是中国宗教当局继续强力推广“基督教中国化”、全面迫害基督教整体(家庭教会、三自会基层教会等)的一年。众多家庭教会被取缔、查抄,家庭教会传道人被抓捕甚至判刑,而对三自会基层教会,官方延续前一年的高压政策、累次在全国三自会系统召开基督教中国化论坛、推出为强拆十字架背书的《浙江省宗教建筑规范》、到2015年底浙江已有1500多个十字架被强拆,众多三自会牧师也被抓捕,这场自2014年以来配合“中国梦”、抵制和改造基督教的运动正在朝纵深发展,明年也许是对中国基督教会尤其是家庭教会更加不利的一年。2015年中共当局迫害基督教的案例此起彼伏、举世关注,今列举践踏基督徒信仰权利的十大迫害案例,以让世人唤醒记忆、关注和援助国内受迫害的基督徒们:

1.温州救恩堂及三江堂教案被捕牧师及信徒宣判
2.柳州教案宣判 官方媒体造谣不断
3.浙江颁布《浙江宗教建筑规范》、强拆1500多个十字架
4.广州广福教会被取缔和查抄 广东成为迫害教会第二大省
5.香港牧师邬小鹤被约谈、台湾牧师被拘留
6.众多家庭教会被威胁加入三自会否则取缔
7.张凯、黄益梓等温州维护十字架的律师、牧师及信徒被监视居住
8.浙江金华包国华牧师一家被囚禁、教会遭迫害
9.基督徒被以邪教罪判刑案例增多
10.贵阳活石教会被当局不断骚扰、最终取缔

谁能阻挡我们与神的联系?

作者:大漠孤烟


山东英才学院几位基督徒弟兄姊妹们正在经受着煎迫。

从家人微信中看到的一篇文字不免又有了说几句的意思。

李姓同学〞与其余六人组成一个祷告小组,每天中午或傍晚在教学楼楼梯之下的一个相对安静的地方祷告一小时,〞说是被人偷拍后报告了公安局,他们因此遭到了公安局的传唤。说〞正好当地教育厅前不久下了文件,说三人以上一起进行宗教活动就要被开除,〞〞学校要开除他们〞。

我常说自己总怀疑在这人间。一,基督徒祷告竟被报告公安局的现实;二,公安局因此就传唤祷告者的现实;三,教育厅的文件矛头直指〞宗教活动〞现实;四,〞学校要开除他们〞的现实;

杀猪匠屠夫为什么这么重要?




【 民主中国首发 】 作者: 凌云阁

屠夫并没有三头六臂,他之所以重要,不是个人有通天的本事,而是因为,他是正在成长壮大中的律师死磕+公民/访民围观+网络舆论动员/资金募集这种三位一体抗争模式中的核心节点,其次,是因为经过多年的活动和传播,屠夫已经成为民间抗争的象征性人物。因此,从屠夫被拘捕并被宣传机器高调抹黒开始,许多论者就认为,在专政的逻辑中,遏制也就是打击,动用人民日报,新华社和央视这样的顶级宣传机构,并号令全网转发,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为更大规模的打击做舆论准备,对死磕律师,人权活动者,公民和访民行动者的进一步打击即将展开,对屠夫个人的打击,很可能只是一个开始。

饱受酷刑折磨愈加坚强,耿和说高智晟在用生命做他要做的事情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耿和在寄给中国政治犯、良心犯的圣诞、新年贺卡上签名(CK摄)



中国的政治异议人士,经过中共的囚禁,精神和身体无不受到严重摧残。但历经绑架和监狱囚禁,遭受令人发指酷刑的高智晟,却更加坚强。高智晟的妻子耿和近日告诉记者,高智晟是在用生命做他要做的事情。高智晟认为:只有追求大家的幸福,自己的家才能得到幸福。

记者在几天前举行的旧金山华人集体签名,向中国政治犯、良心犯寄圣诞、新年贺卡的集会上,见到耿和。高智晟去年8月从新疆沙雅监狱获释,目前居住在陕北佳县农村老家。人们最近从海外网站上看高智晟接受采访的视频,见到他的一口牙已经全部松动和脱落。记者对耿和的采访,便从高智晟被禁止到西安治牙谈起。

耿和说:“家里人一直为他的吃饭发愁,因为他没有几颗牙了。他最苦恼的是吃饭,一碰钻心的痛,痛得厉害就吃止痛药。家里人给他联系好了西安军医大医院,也联系好了西安住的地方。房子都租好了,这时候房东来电话说,当地的公安警察找他谈话。房东不愿意租房子,他就去不了了。”

浙江教会人士陆续获释 维权律师张凯数人仍监居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浙江当局8月底展开大抓捕教牧人员行动后,当局在上月底陆续释放被关押人士,近日再有2人获释,但数人仍被监视居住。另外,贵州活石教会牧师两度拘留,有两名信徒近日被拘留。

温州龙湾永强牧区王运显长老上周五(11日)获释,5日后即周三(16日),藤桥牧区传道人魏文海亦获释。

温州信徒周四(17日)表示,继魏文海的获释,至今已有9人放了出来,仍有6人未释放。当地获释的教牧人员有到教会聚会,他们的状况还好,不清楚自己关押何处,并认为其他被关押人士应该会释放。

信徒说:这个时间我也说不准,好像关押在什么地方,他们都不知道,他们自已祷告,状态也都挺好。

大学生在学校祷告面临被开除,小学老师因为讲圣经故事被停课

对华援助协会通讯员         2015年12月17日




位于济南的山东英才学院是一所创办于1998年的普通本科大学。李斌斌、张雅奇、倪王洁、陈慧云、陈萍和家荣等六人是该校的学生,同时他们也是基督徒。他们组成了一个查经祷告小组,每天中午或傍晚会在教学楼楼梯之下一个相对安静的地方祷告一小时。

他们前天中午在祷告时,被人用手机偷偷拍了下来,并报告了公安局。公安局很快找到了学校,对这些基督徒大学生进行了传唤和询问。而正好教育厅不久前下了文件,说三人以上在一起举行宗教活动就要被开除,所以这次学校准备开除他们,除了家荣的院长让他写检讨报告,可能不开除他了,其他五名学生的院长还是说学校要开除他们。现在他们正在等候处理,他们教会呼吁广大基督徒为他们的未来祷告。

風雨同行,作主見證 --------- 記大溫地區教會支持守望教會爭取敬拜自由的晨禱會

北美浸信会信友堂




2015年12月12日,北美浸信會信友堂舉辦了主題為<<與北京守望教會風雨同行六週年戶外晨禱會>>。當天溫哥華的天氣是風雨交加,但有80多位信友堂的弟兄姊妹,從溫哥華,素里,三聯市來到位於溫哥華弗蕾莎街的教堂參加這個集會。另外,還有多家教會的牧者和弟兄姊妹也參加了這個禱告會,表達了主內肢體彼此相愛的心。

曾經在中國宣教,現任溫哥華<<北美浸信會以馬內利教會>>的主任牧師Ian Buntain首先做了召集禱告。禱告前,他風趣地糾正了一些人對中國現今信仰狀況的誤解。有人向他說,感謝神,現在中國終於有了信仰自由了。他回答說,是啊,中國的基督徒現在終於有了為基督信仰受逼迫的自由了。在禱告中,他提到守望教會是靠著神的加力,在中國大地上把基督的榮耀見證出來,我們支持守望教會爭取敬拜自由,乃是根據主耶穌主內肢體相愛的教導,表明自己是基督門徒的見證。

张磊律师:黑暗的一天:郭飞雄、孙德胜案宣判记




在2014年12月28日早上9点开庭至29日2点50分休庭整整一年后,郭飞雄案终于要开庭宣判了,时间是2015年11月27日,星期五。

我们于26日下午到达广州天河区法院边上的七天酒店,在办理入住手续时,我发现酒店对面的马路上,有七八个男子坐在路边打牌。入住房间后,从走廊往外一看,酒店边上的一个厂房的院子里,停了三部警车,其中一部大巴,三部车的停放位置,似都与去年开庭之前的一模一样,让人心生今昔是何年之感。

27日早上,一如既往的,法院大门外很远的路上,就是着装警察、秘密警察成群,进入法院的路口,法警林立。查验律师证件进入路口之后,有一段两百米左右的通道,每十米站立一个法警,煞有其事样。

浦志强案:尚宝军律师的一审补充辩护词
















生日当天会见唐荆陵先生记




昨天是中国著名律师浦志强先生因七条微博被荒谬审判的日子,浦律的执业地在北方的霾都;今天是中国公民不合作运动的首倡者和主要推动者唐荆陵先生44周岁的生日,唐律曾经的执业地和现在的羁押地在南方的羊城。

唐律的执业生涯或许没有浦律那么光辉,其声名或许也不如浦律般为众人熟知,然而其立场之坚定、勇气之卓绝、情操之高洁、品质之强韧,则使其成为中国大陆政治反对运动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和一面足以感召无数人起而为自由民主奋战的旗帜。

今天一大早,荆陵的另一位辩护人葛永喜律师就开车送我到了广州市第一看守所。因为是第一个到,取号也是A01号。唐袁王三君子案中袁新亭的辩护人胡新范律师恰巧也今天来会见,我们稍作寒暄,待会见时间到,一同进去。 

北京,宗教迎来严冬

Bernardo Cervellera


中国政府宗教事务局在其网站上宣布正在筹备召开全国宗教问题峰会,将重新审议政府控制宗教的法规。就此接受本社采访时,许多基督徒都表示担心将会迎来中国教会更加黑暗的严冬,被迫在更加沉重的限制中窒息。


中国政府宗教事务局副局长陈宗荣表示,峰会将涉及“加强”地方宗教事务负责人的培训,习近平还可能到会。


具体日期还未正式公布,有人说可能会在年底前公布。总之,一段时间以来,已经举行了多次筹备会议。从年初开始,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声便先后走访了国内五大宗教信仰团体(佛教、伊斯兰、道教、新教和天主教)并同各宗教代表见面。一月,他还到了中国地下天主教会团体人数最多的保定市。主持了中国政协宗教事务委员会的会议。

由“活石教会”让我想到 “三势”

缚来宾 麦琪微刊


这几天贵阳市一间很有名的家庭教会“活石教会”遭受严重的冲击,因为拒绝在政府的“三自”名义下那里登记,为此,很多信徒被威胁要求离开教会,而且教会遭受了毁灭性打击,已经被当地政府宣布取缔。“活石教会”的麻烦不是在今天,早在几年前,他们的活动时就常受到政府各部门的侵扰,去年当地政府就对他们发出最后通牒:若不在“三自教会”名义下登记,就要取缔他们的非法聚会。


在中国教会逾一个多世纪的教会史上,家庭教会是中国现阶段特殊的历史产物,是在政府长期的打压之下下,依然遵循圣经原则的真教会。

托克维尔平等与宗教思想的现代意义

林国基


托克维尔是十九世纪伟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其《论美国的民主》与《旧制度与大革命》两部著作已分别成为政治学、历史学的经典名著。但十九世纪后期、二十世纪上半期,托克维尔的思想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而二战以后西方却兴起研究托克维尔的热潮。这是因为托克维尔的洞察深刻,他在一百多年前对民主社会所做出的判断、预见和设想对现代社会仍有重要意义。本文不拟对托氏丰富的思想做全面评述,只将其平等观与宗教思想放在现代社会的背景下做一番考察,以探索托氏思想的现代意义。



托克维尔所处的十九世纪上半期,西欧和美国的工业化运动正蓬勃开展。英法德等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都由封建等级社会向现代民主社会转变。特别是1830年前后,英国有激进运动和议会改革,法国有复辟时期的自由主义运动、七月革命及七月王朝时期的共和运动,德国有民族统一运动(如1834年关税同盟)、自由主义运动(如青年德意志运动)。美国相对比较平静,但杰克逊时代进一步提高了普通民众的政治、经济地位。这些事件都表明了现代社会和民主时代来临。

事实与真相——地方召会脱敏记

吴 有


2014年对于中国基督教界来说是个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不单是《宗教事务条例》颁布实施十周年,也是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60周年,而这一年更发生了不少与基督教相关的重大事件,如深圳基督教会第一次在公众大型球场举行恢复礼拜三十周年的感恩庆典,以及福州中州堂第一次公开举办倪柝声110岁冥诞千人纪念活动⑴,更有从年初持续到年末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的浙江拆十字架风波,以及骇人听闻的山东招远全能神事件。而除了这些已经见诸报端的大型新闻事件外,还有一件没有进入公众视野但却影响深远的事件,就是召会”被邪教“一事:地方召会因山东招远事件被无辜牵连,并因凯风网发表文章将地方召会等同呼喊派且将其归类为需高度警惕危害公众的邪教,继而引发各地众召会的强烈抗议声明浪潮。

宗教视野下的美国宪法解释——评巴尔金的《活原旨主义》

丁晓东


在解释美国宪法时,原旨主义(originalism)和活宪法主义(living constitutionalism)历来被认为是截然相反的两种理论。原旨主义,不论其探寻的是宪法起草者的原意,批准宪法的人民的原意,还是宪法文本的原意,都是一种向后看的视角。原旨主义认为,除非经过宪法第5条款所要求的正式修宪程序的修订,无论是总统、国会还是法院都必须受到宪法原意的约束,都不得改变宪法的原意。就像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第78篇中所说的:“直到人民通过某些庄重和权威性的行为来改变现有的宪法形式,宪法无论是对人民集体还是对个人都具有约束力。”[1]在原旨主义者看来,宪法原意对后来者的约束,这是宪政主义的根本所在。

相对于原旨主义向后看的视角和强调宪法原意的约束力,活宪法主义则强调向前看的视角。活宪法主义认为,宪法解释应当“与时俱进”,不应当受原始含义的约束。这种观念早在麦卡洛克诉马里兰案中,马歇尔大法官就在判决意见中阐明过:“我们永远都不应当忘记我们解释的是一部宪法……制定者希望他能够永世长存,最终适应人类事务中的各种危机”[2]。对于活宪法主义者来说,如果仅仅寻求那些早已作古的宪法原意而不考虑当下和未来的现实,那么宪法将既不具有正当性也不具有实用性:不具有正当性是因为原旨主义遵循的只是那些死人的意志,不考虑当前人民解释宪法的权力;[3]不具有实用性是因为某些过时的宪法条文无法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严格的原旨主义将导致非理性甚至是荒谬的结论[4]。活宪法主义者认为,因为美国宪法的修宪条款所设置的门槛太高,可以在修宪程序之外通过宪法解释使得宪法永葆生机。

斯伟江︱寒夜将至,律师何为?

2015-12-14         斯伟江






为众人抱火者,
不可使他冻毙于风雪。
为自由开路者,
不可使他困顿于荆棘。

脆弱社会新闻多

我国当下的社会背景,如果拿费孝通的社会学理论,乡土中国已经日渐消逝,现在的社会结构,可以称之为:脆弱社会。脆弱最根本的原因是,软的,缺乏主流的价值体系;硬的一面,法律没有成为支撑社会的框架。
这种脆弱特征是,看似富足了,但总是缺了些什么。譬如,整个官僚体系,缺的是正当的政治伦理,也无法有足够的权威来解决社会矛盾,所以,维稳成为除经济建设之外的主要任务之一。

浦志强案一审结束,择日宣判

对华援助协会特约通讯员     2015年12月14日



著名维权律师浦志强“煽动民族仇恨罪、寻衅滋事罪”一案于2015年12月14日上午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当日中午庭审结束,没有当场判决。大批维权人士和网友赶去现场声援浦志强律师。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及欧盟各国人权官员也去法院要求旁听,其中美国、加拿大等国发表了各自的声明。整个网络尤其在微信群、推特群,网友纷纷把头像改成浦志强以表示支持这位优秀的为公义而战的维权律师。

当局出动了大量警力驱赶围观的群众,包括暴力推搡西方媒体记者。当局抓了几十名访民和抗议者。只有浦志强爱人及单位领导三个人得到旁听证,这个所谓的“公开审理”一如既往地阻止所有希望旁听的公民。这样的政治审判纯粹是走过场的“依法审判”表演。

乔木:审判律师浦志强

东 网               2015-12-14

现在浦志强已被羁押快两年,不断审讯调查,罪名一变再变,近年来常见的寻衅滋事、非法经营、嫖娼吸毒都不适用,最终就是以七条微博认定的言论罪起诉。今天,也就是12月14日开庭审判。公开不敢奢求,惟愿公正审判。

法律界人士声援浦志强




贺卫方:

2015年12月14日注定会载入中国法制史上的一个日子。。】值此前夕,我愿意跟明天将进入历史的法官检察官们一起重温培根的话:“一次不公平的司法判决比多次不公平的其他举动为患尤烈。因为其他举动不过是弄脏了水流,而不公平的司法判决则是把水源给败坏了。”(“论司法”,《培根论说文集》)


萧瀚:

关于老浦这事的感想:1.不是老浦有没有罪的问题,而是垬旧罪加新罪的问题;2.他们并不在乎继续增加罪行;3.一般而言,咱没法对法官寄于期望;4.我不太相信历史耻辱柱这种东西,中国人的用法跟国外也向来不一样,一般都是用来钉被迫害者和被冤屈者的;5.这套制度刚柔并济,每个螺丝钉在里面担当一个很小的角色,但最后能够制作出最可怕最无耻关键是最荒唐的恶来,这是made in China 现象的基本特征;6.以我对志强的了解,他做很多事,都是因为这事本身值得做,不是因为别的,现在为老浦呼吁,我也更愿意因为这事本身,而不是它外在的什么意义;7.这件事或许确实有很多附着价值,体现许多意义,但说实话,在这个人权如草芥之国,老浦根本不是最惨的----他是受迫害者中最幸运的之一,可以为他庆幸,这不是犬儒,而是事实;8.哲学家里我最喜欢加缪,他明知这个世界是荒谬的,但依然以一身朝阳面对,我觉得这才是最佳的姿态,把自己对世界的期待灭绝之后的行动才是最单纯的。无论老浦会遭遇什么,在一个没有默认共识的国族里它都只是个案,没有特别的剩余价值,在一个每天都有爆炸新闻的国度里它也只有三秒钟记忆,然而,依然当为老浦鼓与呼,因为我们既然还在呼吸,总要表现得自己是活物。

北大教授张千帆谈浦志强案 以言定罪是法治大忌


北大教授张千帆浦志强案 以言定罪是法治大忌 北大宪法学教授张千帆5月22日发表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上的文章标题是:“以言定罪是法治大忌”。文章分析了北京检察院浦志强律师的起诉书内容,认定这是一起“典型的以言定罪”的案件,违反了中国宪法第三十五条关于公民享有言论自由的规定。张教授认为,如果“警察可以因为言论等莫须有的罪名而剥夺维权律师的人身自由,中国的法治无疑将发生严重倒退”。
北京检察院上个星期对已经被逮捕关押一年多的维权律师提起公诉,两项控罪是“寻衅滋事”和“煽动民族仇恨”。起诉书说,浦志强涉嫌寻衅滋事罪,是因为在微博中对“田某某”和“申某某”进行了“公然辱骂,情节恶劣,破坏社会秩序”;而涉嫌的“煽动民族仇恨”罪,则是浦志强在微博中对新疆和云南一系列暴力事件发表的评论。

一个妻子的这一年

本文首发于《亚洲周刊》,刊出时略有删节。本次钓舆君推荐的内容,来源于公众号“雪访”2015年10月5日发布的版本。

每月一份制式的索物单,是来自丈夫的唯一信息

孟群到看守所给丈夫送衣物


“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这种启明或许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地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很微弱的光亮。这光亮源自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们的生命和作品。他们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点燃着,并把光散射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像我们这样长期习惯了黑暗的眼睛,几乎无法告知人们,那些光到底是蜡烛的光芒还是炽烈的阳光。”
——阿伦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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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5日,晴,北京高温。中午下班后,孟群在医院食堂里匆匆扒了点饭,就去赶地铁。
她手里拎个塑料袋,里面装着要送给丈夫的两件大背心和其它衣物。路上倒两次地铁,在“双桥”出站,又等出租车。有时,她也会坐公交。坐11个站,穿过尘土飞扬的京郊城乡结合带,豆各庄也就到了。
北京市第一看守所外的大门很隐蔽,门前没有挂牌子。灰色围墙外,有一排灌木,冬天时会变成金黄,她觉得“像一团火焰”。如今,只有一些不知名的野花疯长着。
孟群今年48岁,是一名医生,皮肤白净,说话慢声细语。这天她穿一身朴素的麻布衣服,运动鞋,身上唯一的饰物是一串暗红色的念珠。她是虔信的佛弟子。
从2014年5月到现在,她已经15个月没有见到丈夫了。前一天晚上,她从丈夫的老家滦县坐火车回来,打开楼下的邮箱,提前收到了丈夫的“信”,又惊又喜,以至掉泪。可说是“信”,也不过是每月一张的制式“索物单”而已。
但这已足够让她安慰,拿着索物单,她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来给丈夫送衣服。而在看守所灰色的墙外,她会觉得,自己和丈夫离得近一点了。
孟群比丈夫小两岁,也是大个子,1米72。她的丈夫,人称“大个子律师”,侠义纵横,在49岁这年,迎来了这场“几乎是命定的”牢狱之灾。
40多年前,孟群还在母亲的肚子里。那时正值“文革”,当中学校长的父亲被隔离审查,母亲去看望他,一路走着,一边剥花生,到了,花生也够一碗了,给父亲煮了吃,然后再回来。
她出生了,父亲起名“孟群”,说,就当群众,其他啥也不当。结果组织上来劝父亲,让改掉这个名字。父亲没改,“孟群”这名字就一直叫到今天。
如今,每个月,她也和母亲当年一样,要穿过偌大的北京城,去原本陌生的地方,来看望自己的丈夫了。

唯色:像末日,更似地狱打开,雾霾中,饿鬼纷呈

2015-12-09                      来源:自由亚洲



我听见你们毫不顾忌的声音,在午夜时分,在不过咫尺的门外,男性的声音,具备帝都的口音,悍然,傲然,但听不清在叫嚷什么,我就当听不见,听不见,而明天,是白拉姆降临的日子,欣喜的我,自会倾心于她,你们为何竞相跺脚?如被恶魔缠身!


一                                                
二十多天前的傍晚,我和朋友去某个僻静胡同里的越南风味饭馆,与安迪“最后的晚餐”。安迪是纽约时报驻北京的记者。我仍记得第一次见面的情景,那是2009年初春的一天,高个子的他坐在我家藏式风格的坐榻上似乎不太习惯,不时调整着姿势,用笔而不是录音笔飞快地记录我讲述的故事。有些与我个人遭际有关,有些与前一年发生在整个藏地的抗议与镇压有关。那段时间我其实非常焦虑与恐惧,敏锐的安迪察觉出我夹杂在轻言细语里的笑声是紧张的。后来他的报道一开始就转述了我的噩梦。是的,我梦见我回到拉萨,被一辆装满被捕藏人的军用卡车超过,那些年轻的和年长的藏人伤痕累累,我急着想用相机拍照,却找不到相机,就哭着追那辆卡车……

贵州省中共宗教干部、活石教会会友张坦谈“贵阳活石教案”

原贵州省宗教局基督教处处长、活石教会会友: 张坦





贵州新教案



2015年12月9日,世界人权日前一天,在澳洲探亲的我从微信上看到:我的教会 — —贵阳活石教会被当局取缔、查封,牧师被推揉呵斥关押拘留,数百弟兄姊妹分别遭 到跟踪、限制自由、屏蔽通信、约谈、威胁、扭打。过程中执法人员故意用粗暴手段 对待牧师和弟兄姊妹,意图引发冲突,便于将事件升级好抓人关人,可是牧师和弟兄姊妹回 向他们的只有怜悯的目光。毫无征兆地,我忠实的瑞士手表忽然在“9”上停了下来,似乎要将这个日子定格于历史。

是的,这一天注定要被历史记住。我只是纳闷:为什么又出现在贵州?

历史上贵州就是一个教案频发的“教案省”,近代《北京条约》签订后在中国境内发生的第一起教案,就是贵阳的“青岩教案”。事发在清咸丰十一年即1861年。是年端午,当地民众按习俗 “游百病”,路过姚家关天主教大修院门前时,高诵:“火烧天主堂,洋人坐班房”挑逗,与大修院修士发生争吵,争吵后并没有酿成事端。当时中国处在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时期,“门户”逐渐开放,各种矛盾十分尖锐。在此之先,贵阳官方的预备干部——候补道儒生缪焕章编撰并刊印《救劫宝训》一书,鼓吹“屏黜异端”,煽动反天主教的舆论。此举得到贵州巡抚何冠英和提督田兴恕的高度重视,二人遂联名发密函至全省各地方政府官员,要求“对欲图传播天主教淆惑人心者,以外来匪人看待,随时驱逐,或借故处之以法。” 青岩团务道赵畏三,本是一介儒生,膝下六子,竟出了四个举人和一个状元,算得上是贵州省的“第一读书人家”。赵畏三以其儒家“卫道士”的本色和“青岩团务道”的本职,立即按何冠英、田兴恕的命令,借题发挥,将大修院看门人罗廷荫、修生张文澜、陈昌品, 大修院女厨工王玛尔大斩首(四人也成为中国被罗马教廷封圣的第一批圣人)。“青岩教案”是之后更大规模的“义和拳案”的预演,它们的模式都是“道统”自居的知识分子作舆论倡导,“政统”的统治阶级公开或暗中操纵和支持, “饭桶”的愚民百姓充当炮灰。

贵阳活石教会仰华牧师和一位信徒先后被行政拘留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          2015年12月11日


贵阳活石教会被当局取缔


贵州省贵阳市活石教会12月9日遭到该市民政局和南明区宗教事务局取缔。当局发公告指该教会擅自以社团的名义进行活动,属于非法民间组织,还指该教会设立非法聚会场所。教会牧师仰华在同一天被警方处以行政拘留5天之后,第二天,教会一位女信徒陈路(音)被指在QQ聊天群发消息,言论过激,也处以5天拘留。

12月9日,贵阳市民政局和南明区宗教局联合公安局发起突击行动,三百多名公安特警及政府人员同时闯入活石教会位于南明区花果园社区、青阳区等三处聚会场所,取缔该教会。贵阳市民政局在花果园聚会场所帖出的公告称,活石教会未经登记,擅自以社团的名义进行活动,属于非法民间组织。而南明区宗教局的公告称,活石教会擅自设立宗教活动场所,违反了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有关规定,决定予以取缔。警方同时带走该教会牧师仰华,并处以行政拘留。

精英中的精英,律师中的良心 ——致中国的人权律师




如果说我以前竭力避免人权律师这个圈子,是因为李和平律师。我实在受不了自己的家门天天被警察守着,受不了丈夫在外地办案时被某个派出所抓了进去,受不了丈夫被套上黑头套绑走暴打。在709事件发生后,我想了解为什么这些律师成为人权律师?他们是怎样在外人看来满地黄金可捞的律师行业里,选择了不讨好,赚钱少,污蔑少不了的人权律师这条路?
接触人权律师五个月,我由衷地感慨:这群人权律师,是精英中的精英,律师中的良心!

那些个身价过亿的财阀,那些汲汲营营终于登上官场高位的高官,是世人眼中的精英,但是真正的精英却不是这样的!良心未泯的人才有机会成为精英。法治社会律师依法办案不稀奇,一个打着依法治国实际却肆意妄为践踏法律的环境里,依法维护当事人的基本权利,是要冒着“被煽颠”,“被寻滋”,“被失踪”等等危险的。所以,我称人权律师为精英中的精英,不是因为他们的学识才干——他们当然卓越,但是他们做的事任何一个律师都有能力去做——而是他们的执着,坚毅,不肯放弃。他们执着的要求维护委托人的基本的但被剥夺的各项权利:会见律师的权利 通信的权利,免于酷刑的权利……正是因为这样,那些曾经跟人权律师对垒的公检法司还有官员 一旦自己被牵涉刑事案件,拼了命的想要请人权律师,包括把李庄律师抓进监狱的某垮台高官。因为他们知道,只有人权律师会不屈不挠的维护他们的基本权利,使他们获得最大限度的法律帮助和人身安全。

请为贵阳活石教会代祷函



请为贵阳活石教会代祷函


我是贵阳活石教会的一名普通会友,现在澳洲探亲。近日在外网上看到我们教会不断受到有关部门的冲击并有贵阳市依法处置贵阳“活石教会”指挥部“机密”级《关于印发贵阳“活石教会”信教人员名单的通知》的披露,内心感到非常不平安。


贵阳活石教会是一个成立于六年前的新兴城市教会,有三个聚会点,数百名会众。今年以来,先是牧师们被禁出国,继而执事会主席被一个很牵强的罪名逮捕关押,又继而冻结了活石教会64万人民币账户,之后教会接到南明区城管局《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称该教会所在物业改变用途,属于违法,限三日内改正,否则每日每平方米罚款20元(每天一万三千元),再之后教会的执事们先先后后被所在单位约谈警告,近两百信徒被“一对一”约谈。紧接着的数个礼拜日崇拜均受到数百和数十的有关部门人员冲击。

对华援助协会严厉谴责中共贵阳市政府取缔基督教活石教会的严重违法行为

对华援助协会      2015年12月9日



对华援助协会惊悉:2015年12月9日,贵阳“基督教活石教会”遭查抄、被强行取缔。贵阳市民政局、贵阳市南明区宗教事务局发出公告强行取缔了“基督教活石教会”。公安局、民政局和宗教局等部门派数百人查封了教会所有物品。并带走仰华牧师和数名基督徒。此前,多名教会骨干被带离贵阳“旅游”,教会聚会场所被罚款,教会执事兼财务负责人被刑事拘留,教会资金被冻结。

对活石教会的逼迫打压是贵阳市政府一手策划并实施的,为此,专门成立了“贵阳市依法处置贵阳“活石教会”指挥部”。教会的骨干和两百多名基督徒都被“一对一”谈话威胁。据《关于印发贵阳“活石教会”信教人员名单的通知》的描述:“依法处置活石教会是一项政治任务,必须高度重视,单位主要领导必须亲自抓,要根据全市的统一部署,认真组织完成各项工作任务”。中共贵州地方政权把活石教会当成了政治上的反动组织和法律上的非法组织。

贵阳“基督教活石教会”今遭当局查抄、被强行取缔

对华援助协会特约通讯员          2015年12月9日



据维权网信息员张义民报道:2015年12月9日,星期三,贵阳“基督教活石教会”遭查抄、被强行取缔。贵阳市民政局、贵阳市南明区宗教事务局发出公告强行取缔了“基督教活石教会”,当局还派数百人查封了教会所有物品。面对此景,在教会的苏天富牧师说:请家人们守望祷告。

据了解:贵阳“基督教活石教会”从2013年就开始承受政府很大压力,当时教会的房东被威胁不准租房给教会,教会举办的一些活动也被政府强制取缔,和政府沟通结果是不让教会举行大型活动,可以有正常主日崇拜聚会。

2014年11月8日活石教会搬进教会信众奉献款购置的花果园写字楼聚会,遭到政府多个部门的冲击,不准聚会,除非活石教会选择加入“三自”。由于活石教会持守家庭教会的立场而不愿妥协,从此教会面临政府的强力打压。教会的聚会经常被骚扰,不同部门甚至不明身份的人来教会阻止聚会。透过查信徒身份证,停电,给每一个信徒打电话不准参加教会聚会。

源于圣经的宣教本土化策略——兼驳基督教中国化并非政府号召论



对华援助协会特约评论员 郭宝胜



2015年12月1-2日,浙江省基督教两会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暨基督教中国化研讨会。这是官方继在首都北京召开“基督教中国化之路”国际研讨会后在地方基督教界对基督教中国化运动的又一推动。在这次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基督教研究室主任唐晓峰博士作了题为“一个学者眼中的基督教中国化”的讲座。唐博士认为基督教中国化不是政府的号召,而是基督教在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基督教中国化的主体并非单一,学界、政界、教界都需要参与其中,而各界在中国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



唐博士的言论实际上是给官方发动并实施的这次基督教中国化运动涂脂抹粉、立贞洁牌坊,也在故意混淆源于基督教内部、本于圣经神学的宣教本土化与这次基督教中国化运动的关系,更会让中国基督徒们信以为真,以为这次运动是从基督教内部发起的,从而积极配合。

浦志强案最新消息

李知能 2015年12月08日



今日(2015年12月8日)为此案正式开庭审理前的庭前会议。浦及其律师均出庭于北京二中院。控方的两项控罪事实由此前的30余条微博缩减至附近中的七条微博。被告律师提出三项要求:1:浦发表过两万多条微博,要求法院调取所有的微博来考虑此案,不应以偏概全,一叶障目;其次:要求所有的所谓被伤害的证人出庭作证。律师说这些所谓被伤害的人可能根本没有看过浦的微博,哪里谈得上伤害?最后,律师认为此案被告没有被羁押的必要:被告身体不好,也并非暴力事由,更谈不上串供的可能。希望法院慎重考量被告律师的要求。

肖雪慧:绝妙的时代证词

肖雪慧:绝妙的时代证词              发表于 2015年6月2日





上月,浦志强被起诉了。 

浦案整个过程、最后作为罪证的36条微博,加上一份荒谬绝伦的起诉书,一起构成一份供人了解这个时期中国的政治、法律状况、民与政府、政府官员的关系,公民人权状况的绝妙证词。

 一.抓人、立案……起诉全过程无视人权、无视法律

 这个案子,从抓人、批捕、反复送检、退侦、起诉,每一环节都把中国“法治”特色展现得格外刺眼。 

最初借十几人在家里举行的研讨会以“寻衅滋事”名义刑拘数位学者、作家、律师。家中座谈,发张照片,居然就“寻衅滋事”了,实乃滑天下之大稽。而警方搞这么大阵仗,抓一批人,真实目的却是为了把浦志强收监。 

所以,案子开端,就扯掉了法律外衣:只要想治你,罪名随便找,还可以为了抓一个目标人物让其他数人陪抓!

浦志强:我像没有长大的孩子

网易新媒体     2013-12-03



网易2013年度英雄盛典,将最后的特别大奖颁发给了浦志强。身高马大的浦志强是一个有英雄情结的人,他嘚瑟说,英雄要懂政治,会审时度势。但他还说,自己所做的,只是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寻求将其落在实处,如果这也算是英雄,说明社会很糟糕。

问:你怎么界定英雄概念?

浦志强:我们不是一个产生英雄的时代,但是每一个行业领域都有一些人勇于坚持,我想所谓英雄,是有自己的信念自己的原则,能够耐得住寂寞,顶得住压力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就像蔡定剑教授所讲,宪政民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每个人都是改革的缔造者。把这作为自己的使命,我从律师角度选择我自己感兴趣,同时也自认为能够推动社会变革的一些具体案例。

免于恐惧是文明社会应有的自由 ----- 吁请权力机关尊重和保障被羁押者的权利

免于恐惧是文明社会应有的自由 

------吁请权力机关尊重和保障被羁押者的权利 

12月10日是世界人权日,针对7月9日前后多名律师及公民被抓捕后他们本应享有的诉讼权利被猇夺及猇夺后又普遍面临公力救济之困境,作为天然人权捍卫者的律师,出于对法律的信仰,出于对人权的认同,出于对每个人都不是一座孤岛而能自足存在的认识,我们在此郑重呼吁:相关的权力机关请尊重和保障被羁押者的权利,相关的权力机关请切实履行自己监督职责。

撇开警方抓捕羁押这些律师和公民的理由正当性与否不谈,仅从其辩护人及家属所公开透露的信息看,7月9日前后被抓捕的律师和公民事实上处于一种“被失踪”的状态,除了个别人短暂上过“央视”举报他人或自证其罪。他们的“被失踪”状态源于权力机关的下列违法之处:

广东已成打击家庭教会重点省份 广州家庭教会连续两日被公安冲击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     2015年12月8日

广州一家庭教会门前,当局拉起抵制“非法宗教”的横幅


广东省多个家庭教会近期被当局责令停止聚会活动,而当地宗教官员都是以中共党内传达的所谓指示、会议或文件等方式,要求基层官员阻挠信徒聚会。据广东一位信徒称,官员并未如以往般打出《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或《广东省宗教事务条例》,压制宗教活动。而是口头通知信徒不要聚会。12月5日及6日,广州白云区一家庭教会信徒聚会时,再被公安冲击,并警告他们要停止聚会。

对华援助协会新闻网在两周前曾报道,在中国政府进一步收紧宗教政策之下,各地宗教部门已在着手落实上级指令,全面收紧对家庭教会的控制。包括限制家庭教会人数增长,缩减城市教会的数目,阻止十个人以上的聚会,甚至严厉限制境外牧师入境从事宗教活动。据来自三自教会的牧师披露,12月起,中国当局将进一步限制家庭教会的发展,并将其列为宗教工作的“重中之中”。

共和国的双刃剑:政教分离原则

贺林欣

后现代的世界中,宗教似乎是件精致而易碎的古董,不需要尼采的锤子便已裂纹满身。可这纹路却不只出现在了宗教中,更一直撕裂到社会中,法律上。

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序言中写道:“组成国民会议的法兰西人民的代表们,鉴于公共灾祸与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是对于人权的无知、遗忘和蔑视,决定在一份庄严的宣言中列举人类自然的、不可让渡的与神圣的权利。……因此,国民会议在至高存在(l’Être suprême,有译本作‘上帝’)的注视与庇护之下,承认且宣布如下的人权与公民权利。”1946年法国第四共和国《宪法》序言第1款写道:“在自由的人民战胜了企图奴役与贬损人的政权后,法兰西人民再次宣告:任何人,无论种族、宗教和信仰,都享有不可让渡与神圣的权利……”

1958年法国第五共和国《宪法》第1条则写道:“法兰西是不可分的、世俗的(laïque)、民主的和社会的共和国。她保证所有公民,不分出身、种族或宗教,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她尊重一切信仰……”

中国基督徒文化使命刍议

北京守望教会网络期刊


曾几何时,常耳闻目睹有关中国基督徒“文化使命”的言谈文章,引发诸多遐思,也曾和二三友人心潮澎湃一番。但思之再三,觉得这是基督徒个人领受的召命而非教会整体意义上的目标,且得知并非所有人均对此表示认同,便未有积极参与讨论和推动,不过始终将此事留在心上,未有或忘。承蒙不弃,愿将平日思考端出,求教于诸位同道。


一、


基督教会作为时代中的信仰共同体,不可避免地要响应各样的时代议题;而基督徒个人作为社会的一份子,也势必参与到各种社会事务当中,不可能脱离自己的处境。因此,言及文化使命,对外向度是当有之意。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的高师宁研究员在 2008 年 10 月举行的“中国宗教与社会高峰论坛”上发言,对中国家庭教会的未来发展提出了三点思考:1、如何面对复兴的传统文化、传统宗教;2、如何理性地处理与其他宗教的关系;3、如何进入社会公共空间。实在切中问题的关键,发人深省。

适合当前中国教会处境的《朋霍费尔》

冠辉长老 文字整理:婴孩


编者按:《朋霍费尔:牧师、殉道者、先知、间谍》一书即将面世,不久前,橡树同工就此书开了一次策划会。席间,冠辉长老为我们讲述了此书吸引他的几个地方。他特别谈到,这本书对于当下的中国教会具有很强的适切性。第一,以朋霍费尔为代表的认信教会与帝国教会的抗争,抵挡政权对于教会的控制,这个问题是今天的教会也要面对的。第二,教会对待政权当采取什么措施,边界在什么地方,这也很值得我们去反思。


认信教会反对帝国教会的妥协,抵抗纳粹政权对于教会的控制。这个问题是今天中国的教会也正在面对的,非常适切,政府在浙江拆十字架,甚至通过五进五化试图进一步控制三自教会。

为何有“教会阿Q”?

胡志伟


  就笔者多年来与不同教会领袖的接触与交手,越来越体验柏杨于《丑陋的中国人》(1985年版) 所言 :「我们的丑陋,是在于我们不知道自己的丑陋。」柏杨如同鲁迅一样,深感中国文化积习的陋习,喜欢「假大空」,不能接受事实的真相,总有法子来自圆其说。


  鲁迅笔下的阿Q,是一位瘦弱常的小人物,每当他受人欺负时,阿Q总在心裡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他就心满意足的走了,这就是所谓「精神胜利法」,这正是阿Q不敢面对现实而产生的自欺自 大表现,如此自圆其说,就满足了阿Q心理不平衡。


  教会裡多的是这类阿Q,他/她们活在虚假的「堂会世界」,年日越久便会与真实世界脱节;更严重是这些「教会阿Q」,一旦上位成为领袖,这种领袖更会以「属灵口吻」取替「常识」来处理事情。由于这类「教会阿Q」不能面对实情,每当有人对堂会表达意见或批评,典型回应是对方不明白与认识我们的传统与做法,更有些会质疑对方动机与意图,还有些会「倚老卖老」(我在堂会事奉年日多过你,你识什么东东) !

家庭教会:敌我矛盾、制度外非政治社团与分类控制

沈阳


  
当前被认为与国家稳定息息相关的各种社会问题之中,有一种颇为特殊的人民内部矛盾,即制度外人民内部矛盾,较为集中地体现为制度外非政治性社团治理困境。有必要探讨如何社会管理创新,理性对待以基督教家庭教会为代表的制度外非政治性社团。只有制度化民主和制度化自治,才能积极地“化解社会矛盾”。


  一、基督教家庭教会本质上属于制度外人民内部矛盾


  基督教问题从来就不是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既不能说是敌人,又算不上核心的“自己”。基督教是个边缘话题,它从属于中国革命逻辑。只有当执政党基于自己的革命激情,要在全国建立纯正的意识形态信仰之后,基督教才显得更加重要。这样中国就成立了与西方教会决裂的、接受执政党直接领导(包括政治领导、组织领导,也包括思想领导)的中国 “三自”(自治、自传、自养)体系。

贵阳官方机密文件“稳控”活石教会 两百信徒被“一对一”约谈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        2015年12月7日




贵阳当局12月3日发出一份机密文件显示,当局成立所谓依法处置活石教会指挥部,针对两百多位信徒,按照“一对一,多对一”的原则,制定包保稳控工作方案,控制每一位教会信徒。该教会称,12月6日,再有一百多人闯入该教会拍摄,两百多位信徒已被政府方人员约谈,其中开商铺的被警告不得参加宗教活动,否则采取行动。11月22日起,活石教会聚会点被指违反相关规定每天罚款近一万三千元人民币。

贵阳基督教活石教会自11月29日遭到公安、规划局及城管大队等三十多人闯入之后,几乎每周均有官方人员登门拍照或以各种理由进入该教会,还责令该教会补缴罚款及停止聚会。12月6日,一百多位公安、宗教及城管等部门的人员到该教会摄像。

教会牧师仰华7日告诉本协会:“他们现在大肆逼迫我们,星期天,政府部门来了一百多人,有居委会、社区、派出所,还有宗教部门的,公安的,国保的,其他部门的”。

宪政民主政体革命为什么必须——郭飞雄上诉状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天河区人民法院2015年11月27日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和“寻衅滋事”两项罪名,判处我有期徒刑六年。案件编号:(2014)穗天法刑初字第1255号。法官:郑昕、罗成、鲁肖。

我在此提出上诉,要求依法重审此案,改判我无罪。理由如下:

一、《判决书》对我在声援南周事件中的行为后果系“导致现场秩序严重混乱”的认定严重有违事实。我和众多公民2013年1月7日至9日在南方报业大门外举行的声援南方周末的街头集会活动,事实上没有使任何一种意义上的公共场所秩序陷入严重混乱:广州大道主干道一直畅通无阻;在公民集会的实际场地——南方报业大院、大门外的人行道上,过街行人依然南来北往,正常通行。我本人于1月7日下午3点左右在南方报业已持续关闭的大门外人行道上发表捍卫言论自由、要求民主选举的声援演讲期间,没有出现任何过往行人因我和数十名听众在人行道上的短暂停留而无法通行的情形。这一切,都有法庭上所放映的我的演讲录像、秘密警察即国保的数段录像和演讲现场斜对面的即时交通视频直接为证。既然作为公共场所的交通干道和人行道的主功能正常发挥、实现,演讲和集会现场没有任何构成刑事意义的“扰乱”发生,那么,《判决书》关于“现场秩序严重混乱”的刑事量度认定就缺乏基本的事实依据,它无凭证地将非罪状态夸大为犯罪状态,完全无法成立。

驻华八年,回望我身后的那个中国

《纽约时报》前驻华记者:杰安迪 2015-11-30



北京——前两天的一个晚上,我和一些朋友在一家餐厅小聚,朋友里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在背景的巴萨诺瓦音乐中,我们抿着法国梅洛,用iPhone拍下彼此做鬼脸的样子。

从远处看,这场聚会完全表现出,在经历三十年不间断的经济增长后,在中国终于成为大国的心态带动下,近年来北京已经变得多么国际化。

但任何一个偷听到那晚谈话的人,都会对我的朋友表达出的焦虑和恐惧感到震惊。我即将结束在这里近八年的生活,朋友们是为我践行的。

他们中包括一位说话温柔的藏人作家、一名画家和一家小企业的老板。藏人作家一直拿不到护照,出不了国。画家朋友的作品去年被警方全部没收。那位企业老板则是一位单亲妈妈。虽然把尚处在青春期的儿子送去美国读书她有些不情愿,但她更“不愿他被中国的教育制度洗脑”。

爱与饶恕 ——“拆十字架事件”的汇报

发言:胡牧师;文字整理:孙牧师

各位弟兄姊妹:

6月18日晚上11点30分到6月19日早上7点多一点,大概前后8个小时,我们政府没有出具任何手续,强行拆走了我们综合楼顶上的十字架。跟各位讲这件事,因为在这里除了耶稣基督之外,你们就是这间教堂的主人,你们应该知道。

这里是我们教会的土地证,这两本是房产证,完全合法,没有任何的违规之处,拆的人也承认。当然,我们打了110,但是0571的110不接警,后来我们打了0575的110,由他们转给0571的110。我们做了我们能做的,但是终究没有阻挡住强拆者一个脚步。

现在呢,我们要做另外我们能做的事。我们已经拍摄了所有我们能拍摄的照片和录像,包括他们破坏了我们的7楼的那个门,现在还坏在那里,留下了记录。我知道那天晚上还有一些弟兄姐妹带着手机,也会有一些记录,你自己挑一下,找一个时间带来教会,我们作为资料来保存。

家庭教会是基督教中国化的下一个目标

对华援助协会特约评论员 郭宝胜



根据对华援助协会新闻网新闻报道,贵阳基督教家庭教会活石教会,11月29日遭到公安、规划局及城管大队等三十多人冲击,要求信徒停止聚会,并责令该教会因违法改变房屋使用用途而补缴罚款,两名牧师被传唤,此前,当地警方以经济案件为由,冻结了活石教会五十万人民币账户,并拘留了教会执事会主席张秀红,至今没有释放。贵阳活石教会的迫害案例不是偶然的,这是近期发生的诸多家庭教会被迫害案例中的一例。此例和其他案例都说明,中国官方推动的基督教中国化运动,在过去两年对三自会的打压和改造收效后,开始将运动的矛头对准家庭教会了。



就在几周前,国内众多牧者在浙江义乌市召开了一次应对目前形势的研讨会,会上有来自三自会的牧师披露,2015年12月起,中国当局将进一步限制家庭教会发展,并将其列为宗教工作的“重中之中”。国内不少地方的家庭教会负责人,已被当地宗教当局约谈,要求他们加入三自会,如果拒绝加入,会有后续行动跟进。另外,最近以来当局严格限制海外牧师入境,在香港多年牧养大型国际灵恩教会的一位美籍牧师,11月上旬被中国禁止入境;另有香港青年学生到贵州探访教会,遭到身份不明人士绑架及殴打。英国《卫报》还在“基督教中国化之路”国际研讨会召开前,就评论该次研讨会旨在应对信徒日益增多的地下基督教会问题。

信仰上帝才能反抗专制主义

taxinfo


美国前总统小布什:“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

 一个文明发达昌盛与否,表面上取决于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取决于对权力者的驯化。无数实践证明:人民若想幸福,最重要的就是驯服统治者,把他们关进笼子里。把统治者关进笼子,就是让人民掌握监督权。统治者只能享受有限的隐私,没有暗箱操作的机会,从而大大减少腐败的可能。1215年英国颁布的大宪章,第一次把法律的项圈成功地套到了国王的颈上。经过反复较量,到1689年,王权成了摆设。

如今的基督徒,还在保持沉默吗?

麦琪 

神学家朋霍费尔与他同时代的基督徒,都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即教会应该如何处理与恐怖政府之间的关系,而这直接关乎到每一个基督徒在面对不义之时的良心抉择与实际行动。德国新教徒领袖们生硬的沿袭着路德关于政教关系的理解,加之他们普遍对《罗马书》13章具有误解,于是,在国家被遭遇纳粹煽动起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情绪时,他们茫然失措,很快成为了纳粹的附庸;而天主教徒在面对恐怖政府时,也陷入属灵困境,他们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刺杀希特勒的陆军上校施陶芬贝格是一位天主教徒,他一再问神父:“教会能赦免一个杀害独裁者的杀人犯吗?”

1933年4月7日,刚刚上台几个月的德国纳粹政府,颁布了所谓的《雅利安条款》,该条款以“重建公职体系”为由,要求政府雇员必须具有高贵纯正的“雅利安”血统,也就是说,所有的犹太人都要被迫离职,这等于是将他们排斥在了德国主流社会之外。德国的教会与政府紧密联系,政府直接负责教会的财务开支,可想而知,这项条款必然会波及到德国的教会。教会立刻陷入了两难境地,是应该顺服掌权者,遵从国家主义权威呢?还是坚持圣经原则,与自己的弟兄姊妹站在一起?地上的掌权者,对天国子民构成了挑战。

基督教德国化、纳粹神学家有罪吗?

高峰枫

1933年1月,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标志着纳粹党全面掌握政权。在这改朝换代的当口,德国新教教会中有不少人认为,宗教当积极介入政治,于是颇有为希特勒政府摇旗呐喊者。这些支持纳粹的宗教界人士,组成“德意志基督徒”这样一个阵营(Deutsche Christen,英文译作“German Christians”),并设法攫取了新教教会的领导权。据保守估算,当时德国至少有四分之一的基督徒加入这一阵营,也有人计算,比例或可高达三分之一。这些人当中不乏知名神学家、牧师和学者,他们或是认同反犹的主张,或是不甘寂寞,要在新社会里有所作为。在超越世俗的宗教领域,如何在政治上积极表现呢?方法其实很多。比如,在不少教堂里,象征耶稣受难的十字架下,居然可以同时挂出纳粹的卐字旗(《雅利安人耶稣》一书的封面照片便是一例)。圣经里的弥赛亚和德意志民族的“救星”,就以这种古怪的方式被捆绑在一起,并肩战斗了。在举行敬拜仪式时,有些教堂的牧师和会众竟还要行纳粹举手礼,让人难以分辨这到底是礼拜还是党团集会。

政治与人格——写给参与议会选举的从政人

龚立人

十一月廿二日是香港区议会选举日。雨伞运动对这次选举有甚么影响?有多少个伞兵可以成功着陆(获选)?伞兵的参选是否只是对泛民票的再分配?这些关注对一年后的立法会选举可能有些启示,但我较关心参选人的从政热忱和他们对政治领域的了解。

 要回答我的关注,我们需要先认识议会政治是一个甚么的领域。议会政治主要是由权力决定吗?它主要以成果来衡量从政人的成就吗?道德在议会政治有作用吗?道德在议会政治是否只不过是从政人的政治筹码?就此,我想起韦伯(Max Weber)一篇写于一九一九年的文章——〈以政治作为一种志业〉。与本文有关的课题,第一,他提出的心志伦理与责任伦理之别。第二,他提出召命对从政人的重要性,尤其他痛贬力斥从政人的虚荣心,陶醉于没有结果的亢奋。

 简单来说,心志伦理与责任伦理之别是伦理学上的义务论与目的论之别。韦伯认为宗教伦理属于心志伦理,因为宗教伦理关乎无条件顺服,也不以结果来衡量决定和行动(即「基督徒只需作对的事,而结果就留给上主」)。他用的例子就是圣经的山上宝训。至于责任伦理,它属于政治伦理,因为它的决定和行动是基于审慎,而非关乎终极。再者,政治领域是一个两恶择其轻的世界,而非绝对,也非一个只由对与错决定的世界。就此,韦伯说:

中国作为一个政治神学概念

赵汀阳

内容提要 任何文化都有某种宗教信仰,这是一种文化的安身之处,或者说是自身确认的恒定依据。可是,通常认为中国缺乏一个总体性的宗教,而只有一些地方性的民间宗教,那么,如何能够解释中国的整体性以及安身立命的稳定依据?这是一直未能被解释之谜题。事实上,中国是一个神学概念,因此,中国就是中国人的信仰,或者说,中国本身的存在方式就是中国的神学信念。长期以来,中国被认为具有“包容性”。可是,为什么具有这种广泛的包容性?这又是一个问题。中国之所以形成中国是因其独特的“漩涡”动力模式,漩涡一旦形成就具有必然的向心力和自身强化的力量。中国漩涡的形成一方面与早期中国的政治行为有关,另一方面与早期中国发展出来的天下观有关,于是形成了“内含天下的中国”,中国也因此具有天下概念的无限兼容能力和无限内部化能力。这个“内含天下的中国”是一个神性存在,不能被削足适履地归入民族国家、文明国家或者帝国之类的政治概念或社会学概念。
关键词 天下 漩涡 向心力


概述:漩涡模式

叙述中国难于叙述天下。天下中有国,国中有家,这个体系层次分明,结构有序,而中国是一个内含天下结构的国家,以天下之意而行一国之实,那么,国家结构与天下结构如何得以结合?又如何形成?

在分析中国的生成与持续的动力结构之前,首先需要明确几个概念:周朝的天下体系衰于春秋而亡于秦,先秦属于前中国的天下时代。秦始皇开创行政一统的郡县制度①,使天下收缩为中国,自此天下故事转变为中国故事,因此,自秦至清是为古代中国。

虽然秦制度终结了天下体系,但天下概念仍作为政治基因存在于中国实体里,使中国成为一个内含天下性之国家。尽管秦汉以来的中国不再经营世界,却试图把中国经营为一个天下的缩版。这两种政治各有其志:经营天下之最终目的是使整个世界实现内部化(internalization of the world),使世界成为一个再无任何外部性(externalities)的万民共享社会,使一切政治实体得以协和共在,所谓“协和万邦”②;经营中国之主要意图是让中国万世长存,不再操心世界内部化,于是,外部世界变成了威胁和挑战。在周朝时,“荒服者不至”被认为是周穆王错误所导致的失序问题③,秦汉之后,如果“荒服”族群不与中原王朝为敌,就是岁月静好,国之洪福了。随着天下“无外”问题的退场,国家“内外”成了焦点问题。经营中国的注意力便集中于建构长治久安的内部秩序,同时试图使中国成为一个能够经得起任何外部博弈的国家。天下无外的理想本是“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④,随着天下体系的终结,无外的理想便收缩为后半句,化为中国内部的多元兼容原则,而正是这个原则使内含天下结构的中国具有政治现实性。

中国的双重性质注定了古代中国始终是一个未完成状态的概念,也是一个始终具有开放性的实体存在,就是说,中国存在于连续演变中,以“易”为其存在方式——“易”意味着表现为万变的不变之道,是变与不变的同体存在。因此,中国表现为一种生长方式,而其实体规模变化不定,时为秦之中土,时为唐元清之广域,或为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或宋辽金西夏之裂土。秦汉以来的中国作为裂土的时间甚至长过一统的时间,但大一统却始终是个政治神学信念。从历史形态上说,中国是一个分与合的动态过程,尽管分合不断循环,但合是其内在目的。大一统不仅是权力追求,也是和平生息的需要。根据《周易》的存在论原则,“生生”乃是存在之根本目的,有利于万物万民“生生”的政治状态就是合理的存在状态。信念虽然重要,但终究还需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客观动力。仅有大一统的信念仍然不足以必然解释中国的连续性和凝聚性,必定还存在某种势不可挡的客观动力,这正是需要分析的问题。

当代人的历史叙事难免暗含着当代思维的倒叙理解。虽然此时之当代性可以对彼时之当代性提出问题,却不能把此时之当代性倒置为彼时之当代性。假如把当代概念倒映并追认为古代事实,这种“逆向建构”会切断历史自身的筋脉,使一种历史变成了无线索的情节组合,失去自身连贯的历史性(historicity)。比如,来自西方历史线索的民族国家、民族主义、征服王朝、帝国主义等等现代学术概念对于西方历史是自然连贯的,而用于解释中国历史则造成历史线索的断裂。尽管1911年之后的中国故事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西方主导的历史的一部分(或许当代中国在断裂后又以某种方式重新生长),但假如把古代中国故事按照西方线索去逆向建构,终归是以鹿代马。

中国的精神世界发生于巫术而成熟于历史意识,如陈梦家所描述,是一个“由巫而史”⑤之发展过程。据张光直所考,中国文明之初,拥有精神解释力的“巫”与政治首领“王”是合一的,这意味着精神权力对于政治权力的重要性,而当文字出现,“史”具有了更强的精神解释力,于是史官与巫师曾经集于一身。⑥李泽厚认为由“巫”化出了“史”而终于形成以历史意识为主导的精神传统是中国文明之关键,他称之为“巫史传统”。⑦在历史取得了对存在的解释权以来,中国关于存在的反思形式就是历史性的,存在(being)被理解为变在(becoming)。与之相比,西方思想对存在的反思形式从希腊以来就是概念性的,存在必依永恒概念而在。中国的精神世界以历史为刻度,一切存在的意义都在历史性中展开,所谓“六经皆史”便是此意。

孔子理解的“春秋”必须表达大义,即存在之应在之道。各种叙事所理解之正统大义或有不同,每种关于正统的解释皆可用以支持一种叙事,但何为正统的论证却不能是一种自我叙事,否则就变成自相关的无效论证。微言虽达大义,大义却难自证。司马迁的“通变”意识似乎更接近历史变化本身,更接近存在之变在之道。在此,我不准备征引任何一种叙事之正统观念,而只限于分析中国是通过什么样的集体行动而被塑造的,就是说,不以历史叙述者的价值观点去理解中国是什么样的,而从历史行动者的博弈选择去理解中国如何是这样的。于是,中国的生成过程可以被理解为一个长期的博弈游戏,对其中变迁各家自有不同的价值看法,但形成中国的关键在于行动者的理性做法,正是行动者的做法定义了一个博弈游戏的问题、目的和性质。与历史行动者的视野相关,有两个问题是这里的关注焦点:(1)中国是个连续存在,那么,什么是形成中国连续性的动力结构?(2)对生存最有利的优势基因就会被不断重复,那么,什么是中国在历史中被不断重复的生存基因?

由于历史机缘不同,早期中国政治始于世界政治,即以天下体系为政治框架而建国建家;西方政治却始于城邦国家。这两种政治基因相异而或可互补,却不是能够合并的同类项。秦汉以来中国转为国家政治,但却不能等同于西方的国家概念,因为中国既不是城邦,也不是民族国家,甚至不是西方政治概念的帝国——尽管古代中国与帝国有某些外在相似处(比如没有法定边界),其实貌合而神异。貌似“帝国”的古代中国缺乏帝国主义性质,虽然并非从不扩张,但扩张不作为中国之立国意图,也不是国家行为的动力。也许可将中国勉强称为“大国”(great power),但这种说法没有表达出国家的政治性质。另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是有别于民族国家的“文明国家”⑧,时下在西方和中国都颇为流行。中国肯定不是民族国家,但把中国定位为“文明国家”,却也有令人迷惑之处。如果文明可以定义中国,为什么文明不能定义别的国家?难道别的文明缺乏特点以至于不能定义身份?同为多民族多文化的俄罗斯、印度、美国应该如何理解?另外,以民族定义国家有其明确的政治性质,而以文明定义国家却难以表达同等明确的政治性质。国家是个政治存在,对国家的定义终究需要表达其政治性质。如果仅仅从人类学性质去理解中国,那么王铭铭的“文明体”概念也比文明国家更恰当。⑨

使中国区别于民族国家的性质必是中国的政治概念或原则,即作为中国政治起始基因的天下概念及其“无外”和“协和”原则。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是天下的缩版(microcosm),是个以天下为内在结构的国家(a world-pattern state)。或者,如果以民族国家作为对应概念,则中国似可称为“万民国家”(inclusive state)。以上概念只适用于古代中国。至于现代中国,也有双重性质:传统中国性质加上现代国家性质。现代中国在古代中国的基因上引入现代国家的性质而成为一个现代主权国家,却仍然不是民族国家。关于现代中国性质的争议基于对现代国家概念的一个狭隘理解,即现代国家必是民族国家。实际情况是,现代主权国家至少有两个基本型:民族国家(例如欧洲各国)和合众国(例如美国、中国、俄罗斯、印度)。合众国同样具有法定边界和法定主权等现代国家性质,只是以多民族多文化而区别于民族国家。就目前趋势来看,越来越多的民族国家正在慢慢演变成合众国,欧洲多国之阿拉伯人、非洲人、东欧人和东亚人的人口增长迅速,已很难说是原本意义的民族国家了。因此,合众国有可能将会发展为现代国家的主要类型。

中国政治中一直内含天下基因,即使天下已收缩为中国,同时古代中国也缺乏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诉求。中国直到清末遇到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挑战才对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产生思齐之意,梁启超大概最早提倡学习西方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以便转型为现代国家⑩。古代中国没有主权概念,只有政权,没有法定边界,所谓领土,只是实力变化的函数。古代战争也不是民族战争,而是政权之间的战争。与宋作战的辽军统帅韩德让是汉人,灭宋的元军统帅张弘范也是汉人。如果按照现代民族主义概念,他们会被追认为汉奸,但在历史语境里,他们是出生并生活在北朝的居民,而北朝也是中国,正如宋是南朝之中国。只是张弘范相信天命在元,而文天祥相信正统在宋。

既然与民族冲动无关,那么古代中国的分合动力是什么?这种历史动力是如何形成的?中国是“万民”(现代的说法是“多民族”)汇集之地,中国历史也是万民合力之作,是一个多线索交织而成的故事。每一种具有连续性的历史都会有某类事件或问题不断重复出现,那么,什么原因或理由使得相似的事情不断发生?最简便的解释是将其归结为“传统”。中国连续不断的存在就经常被归功于中国文化传统,进而又通常被归结为儒家传统,儒家传统又被认为具有显著的道德性。这个文化神话实有若干疑点:首先,以什么历史事实来证明中国人在道德上更为高尚?这是个问题。我们恐怕不能忽视实际行为与道德教义之间的差距[11],因此需要意识到,实际上构成历史的行为另有更强的理由和动力。其次,儒家观念只是在宋以后具有最高权威地位,而那时中国存在模式早已形成,这意味着中国概念另有成形的道理。儒家肯定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但中国传统之多样性也是显然事实。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即使传统对历史具有足够大的解释力,传统也还不是落实到底的解释,我们仍然需要追问,为什么会形成如此这般的传统?这种传统的吸引力到底在哪里?一种传统为什么有其传播限度或文化边界?

历史事件只是故事,故事背后总有其历史内在动力结构。什么是使得某种事情不断重复发生的动力?这是需要解释的问题。历史事件无疑具有创造性而千变万化,而历史性却隐藏在千变万化的故事不断重复的动力结构里,这种内在动力结构定义了一种历史是什么样的博弈游戏,并且不断诱发前仆后继的行为。由于历史性并不直接体现在历史的故事性之中,而是隐藏在历史故事性之中的反故事性,是贯穿在不可重复的事件中的重复性,因此,历史性具有形而上的意义而能够解释一种存在之所以存在。当一种存在的时间性具有了自觉的动力结构就形成了历史性,历史就占有了时间。理解历史性的方式各有不同,或为超验神学,或为自然神学:如果历史被理解为有其终极目标,历史性就是一种使命;如果历史被理解为无限展开过程,历史性就是一种存在寻求自身永在的生长方式。后者正是中国历史之取向,即生生而日新之意。

存在的直接动力是寻找生存资源,这是自然状态;当存在试图谋求稳定可信的继续存在,或者说,当一种存在谋求占有未来,就必须寻找政治资源,于是就进入了政治状态。或可以说,追求存在一开始只是经济问题,但追求不被他人劫走的未来,就变成了政治问题。维持生存的单纯经济活动只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属于自然过程而尚未构成历史。一旦利益关系产生出权力问题,就进入了人与人的博弈游戏,所以历史总是从政治开始。权力意味着建立秩序,把可资利用的资源(available resources)变成所支配资源(controlled resources),以此使继续存在变成可信的预期。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就是试图以秩序去占有未来。当一种秩序试图规定未来必须如此发生,秩序就是在创造历史。由此可以理解沃格林所谓“历史的秩序来自秩序的历史”[12]。

如果一种历史秩序成为众所追求的政治资源,就会形成一个共同参与的博弈游戏,并且由此展开为一种共同的历史。对于中国,是什么样的历史秩序,什么样的博弈游戏,使中国历史成为万民的共同历史?当一种历史秩序或一种博弈游戏成为万民之共同兴趣,它就成为一个“聚点”(focal point)。这是借用谢林(Thomas C.Schelling)的一个博弈论概念,“聚点”指的是人们未经事先商量却不约而同的选择[13]。在这里,聚点可用于解释共同历史的形成。

曾经有一个实为假定的共识(难以考证这个看法的起源):中国是中原文化不断向周围“扩展”或“辐射”而形成的。张光直认为中原向外扩展的看法是个错觉,事实应该是各地文明的“相互交流”,而形成这个错觉的一个原因是,考古的兴趣一度集中在中原“支持了中原核心地位的错觉”[14]。鉴于新石器时期的中国存在着水平相当的多处文明及其互动,张光直的看法对于夏商周以前的早期中国可能是更准确的,但夏商周以来的中原事实上变成了中国之核心,如何理解这个核心的性质以及核心与周围的关系才是根本问题,或者说,如何解释中国成为一个包含了中原和“各地”的整体存在才是根本问题。中国的形成过程中的确存在着文化的互相交流和中心扩展的情况,但这两种现象仍然不足以构成必然解释:互相交流模式不能必然地解释中国整体性的形成,因为文化间的互相交流并不必然导致合一,还有各取所需而维持独立性的可能;中心向外扩展辐射模式也不能必然地解释中国整体性的形成,因为周围族群不断涌入中原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历史事实,而更重要的是,扩展未必能够保证合一,有可能被抵制,甚至有可能竞争失败。在理论上说,能够确保形成大规模的政治与文化存在的根本原因是吸引力,也就是孔子所谓“近者悦,远者来”的原则[15]。这正是我选择“聚点模式”来解释中国的理由,即必定存在某种吸引力导致中国成为一个共同选择。

中国历史自有诸多需要研究的聚点,我们在这里要分析的是贯穿中国古代历史的一个政治博弈聚点,即以中原为核心的“天下逐鹿”博弈游戏,其动力结构是一个有着强大向心力的漩涡模式,众多相关者抵抗不住漩涡的诱惑而前仆后继地“主动”加入游戏成为竞争者,也有许多相关者被动地卷入到游戏中,博弈漩涡逐步扩大,终于达到稳定而形成了一个广域的中国。
在地理上,从漠北到江南,从东海到西域之间的广大地面形成一个无分割的逐鹿空间,这个广域的核心地区,通常称为中原,是早期中国的发达地区(与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交通条件都有关系),不仅是最早的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也是文化中心,它意味着逐鹿游戏所能达到的权力极限而成为天下逐鹿的必争之地。“逐鹿中原”这个成语如此生动地概括了中国历史的博弈游戏,因此赵辉认为这个成语有效反映了以中原为核心的中国历史主流发展趋势[16]。假定所有具备实力的竞争者都对逐鹿中原感兴趣,需要进一步解释的问题就是:为什么逐鹿中原的游戏会形成“漩涡”模式,以至于欲罢不能地形成了中国历史的连续性?为什么逐鹿中原会形成追求大一统的向心力,而不是多方满足于各自割据的均衡?说到底,中原有什么不可替代而非争不可的特殊资源?

张光直相信,中国的“文明动力是政治与财富的结合”[17]。政治追逐财富是常理,但这里的问题是,作为古中原的黄河中段流域在物质文明上虽有相对的综合优势,却并无压倒优势,也并非每种技术都是最优。考古证据表明,北自内蒙古和辽宁一带,南至长江流域的早期中国,相当密集地分布着众多的文明产地,资源条件各有所长,技术能力大致接近,生活水平相差不远,却为何不满足于各安其所,而要逐鹿中原呢?即使中原的物质财富略有相对优势,也尚不足以解释中原必然成为众望所归的逐鹿之地,尤其难以解释为什么中原是个值得不断前仆后继的逐鹿之地。什么才真正是中原的决定性优势,这还需要进一步追问。物质财富和交通枢纽无疑都是重要因素,但似乎仍然不是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或许我们应该在物质条件之外去分析其他的诱惑。与消耗性的物质世界不同,精神世界是增值性的,精神世界越被使用就会凝聚更多的附加值和魔力,就越能够吸引更多的心灵。因此有理由相信,中原的特殊地位必定在于中原拥有一个值得争夺的精神世界,一个人人都可以加以利用去获得并保有权力的精神世界。

中原精神世界之所以具有号召力和普遍可分享性,至少在于以下几个决定性的因素:(1)汉字。这是早期中原形成的书写文字,在当时是中国地区能够记录和储存大量信息的大数据系统,是能够承载复杂思想和丰富叙事的书面载体,因此,以汉字为载体的精神世界是早期中国最具大规模传播能力的信息和知识[18];(2)思想系统。中原文化是当时具有最大容量的解释能力和反思能力的思想系统,具有反思人类行为和解释万物的世界观和历史观,集中表达在《周易》、《尚书》、《周礼》、《诗经》、《春秋》等早期文献里。这意味着中原的思想系统具备了组织空间和占有时间的能力,既占有历史性,又占有公共性,也就具备了组织大规模社会的能力和创造制度的能力,同时具有对历史、社会、制度和权力的正当性的自我解释能力,因此成为当时中国最具优势的精神资源;(3)周朝创制的天下观念也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天下概念的“无外”原则意味着最大限度的兼容性,不拒绝任何人的参与,也就预先承诺了一个任何人都可参加的博弈模式,也因此成为对所有人具有同等吸引力并且可加以同等利用的政治资源。与此相配合,周朝的天命观念以有德为得天下之理由,这等于论证了革命的合法性,逐鹿也就师出有名。天下观是一个化特殊性为普遍性的有效例子:天下概念虽是周朝的特殊发明,但天下概念的内容却具有其普遍意义,因此能够被普遍接受而成为一个政治神学资源[19];(4)政治神学的雪球效应。逐鹿的胜利者们为了保有对优势资源的合法利用和稳定占用,几乎都选择了周朝创作的天命传承故事,把自己的王朝加入到悠久的政治传承叙事中去成为这个长篇故事之一章节,以此解释其政治合法性。于是,不断丰富的历史本身变成了一个政治神话,几乎无人会拒绝利用这种现成的优势资源。

或许还有更多因素,但这几个决定性的因素已经足以形成逐鹿中原的漩涡模式。漩涡效应在于它的持续向心力,历史表明,最初一些政治势力为了夺取优势资源而主动卷入逐鹿中原的博弈,从而制造了漩涡,而随着更多政治势力的卷入,这个漩涡的体量不断扩大,优势资源和政治意义不断累积,因此进一步增强了漩涡的向心力效应。正是天下逐鹿游戏持续不断的漩涡效应创造了中国,而这个漩涡游戏的开放性——归功于天下观念——决定了中国是一个不断生长的概念。

天下之缩版


考古学通常把新石器时期看做是文明形成期。相对于中东两河流域和埃及文明,中国文明的形成或许不算早[20],但目前出土文物的技术风格显示中国文明应为独立发生。新石器中期,中原地区已开始农业生产,但仍属于农耕、游牧和渔猎混合经济,手工技术已能够制作陶器和玉器,有了原始饲养业。[21]新石器晚期出现丝织品和青铜器,特别是出现了大规模聚居地,有了城。山西南部临汾盆地的陶寺遗址有个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的大城[22],如此规模的大城被认为或许是个王城(此时尚早于夏朝,或许属于传说的某个圣王),其中还出土了疑似初始文字的符号[23]。据张光直,新石器末期的中原已具有“中国”文化基本特征,他相信当时已经出现的小米、水稻、高粱的种植、猪狗牛羊马的豢养、夯土建筑、蚕丝与麻、陶器、木雕和铜器、饕餮纹饰、甲骨占卜和象形文字,这些特征大概定义了以黄河流域为核心的早期中国文化[24]。另外,仰韶、大溪和红山出土文物说明,从蒙古、中原到长江流域都有龙的形象(蒙古红山的玉龙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龙形象),这意味着如此广域已有了大跨度的文化共通性[25]。张光直推测,自公元前4000年左右,华北华南等地的文化“已经互相连锁成为一个更大的文化相互作用圈(sphere of interaction)”[26]。

按照传说,公元前2000年左右开始了中国的王朝时代,但第一个王朝夏朝长期缺乏实证。1960年开始发掘的二里头遗址被认为说明了夏文化的存在(碳十四测定为公元前1900至1500年,正是传说的夏朝时期)[27]。夏文化的存在是否能够证明夏王朝的存在,仍有待更多证据[28]。二里头遗址位于洛阳平原,自古被认为是天下中心,包括夏商周三代在内的中国半数王朝都建都于此。在二里头文化之前,洛阳地区及其周边是新石器时期的中原核心文化区,是仰韶和龙山文化所在地,从中可见文化之连续性。在许宏看来,二里头遗址应该就是中国的原型,是最早的“中国”[29]。一个重要证据是,二里头遗址核心区有个规模巨大的疑似王宫,面积达10万平方米,主宫殿面积达1万平方米,其建筑布局一眼可见出与紫禁城的概念相似性[30],尽管比紫禁城要简单得多。1963年陕西出土一件称为“何尊”的青铜器上有周成王建造东都的诰命铭文,其中有“余其宅兹中国”之语,这是最早见于文字的“中国”。何尊上的中国所指就是二里头遗址所在的洛阳盆地[31]。

二里头遗址文物的丰富性说明二里头政权(是否夏朝政府有待证实)已经控制了大量资源和技术,拥有农业、畜牧业和渔猎的混合经济,玉石、陶器、漆器、青铜器、丝织品、酒器等等礼器或生活用品,甚至已经有了双轮车。遗址中发现的许多海贝意味着中原与远处沿海已有往来[32](二里头遗址与最近海岸之间直线距离约600公里)。二里头文化中最具意义也是最有争议的是:刻在陶器上的符号是不是初始文字?那些符号看上去很像文字,但无法解读。新石器的符号可能是后来文字的部分来源,张光直认为那些“零星出现的”符号大概尚未形成系统文字[33]。晚于二里头文化数百年的殷商文化确定有了成熟的文字,有甲骨文为证,也有古书记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34],说明殷商文字已经成熟到足以清楚记录制度规则和描述事件。文字的成熟需要足够长时间的过程,因此考古学家推测“不能设想夏王朝却还未曾使用文字”[35]。早时陈梦家推断,汉字之兴起“约当去今三千五百年,最早不得过于四千年以上”,应属于“商民族特有的文化”[36]。此说大致不差,或需略加修正。

可以说,二里头文化已包含了中原文化的最基本基因。虽难以罗列早期中原文化的基因图谱,但可选择几个基因作为示例。二里头的王宫初步表现了延续数千年的“中轴线”概念。作为一个神学性质的隐喻,中轴线概念贯穿在中国的大多数空间布局中,从房屋、庭院、宫殿到城市,甚至推广到对国家乃至天下的理解。具有中轴线对称格局的房屋既是家,也是国之微观模型,进一步也是天下之极小模型。另外,二里头的建筑结构也初步具备中国数千年传统建筑的基本样式。据梁思成的概括,中国的梁柱式建筑具有特异的外部轮廓,上有“翼展之屋顶”,下有“崇厚阶基之衬托”[37]。如此建筑格式也具有形而上学的隐喻性质:四周伸展的屋盖象征着天,厚实的基座象征着地,而人居于天地之间,寓意“天地人”的关系结构。对于人,天地本是最大的房屋,而房屋乃最小之天地,尽收天地之意于所居,正应“配天”原则(语出《中庸》)。

中原文化没有超越性的宗教,却对自然有着神学理解。自然是万物之道的最终标准,而自然之道以自身为准,即老子所谓“道法自然”。能以自身为准,正是神圣存在的本质指标,因此可以说,自然便是中国的一个神学概念。与自然一致(所谓配天)就是衡量人的世界的神学标准。把天地复制为家,便是象征性的配天之意,也是敬天之礼。可以推想,中国的“家”不仅是个家庭概念,同时也是一个自然神学概念。天地无穷伸延并且兼容万物,以天地为准之家同构地复制了天地的无穷兼容性,天地也被复制为不同规模而同构的家园:家庭是最小规模的家,国家是较大规模的家,天下是所有人的家。这种以天地为本的同构复制也同时复制了天地的神学性质,因此,“天下-国-家-国-天下”的双向循环复制,进一步构成了中国概念的神性,使其具有政治神学的意义。

宗教感或神学性是人类几乎没有例外的自然情感。宗教感来自某种免于质疑的神性信念,往往是一种文化的稳定性之所在,因此很难想象一种稳定连续的文化没有宗教感——虽不一定表现为有组织有教规之宗教。最容易理解的神性是超越性,因此,多数宗教都假定了一个超越性的至上存在。令人疑惑的是,连续稳定的中国本土文化竟没有原生一个超越性的宗教,学者们一直试图解释这个费解的事实,如“道德代替宗教”(梁漱溟)或“美育代替宗教”(蔡元培)的说法。道德与诗文在中国文化中确实被安置在高位,但仍然并不具有至上神性。与自然之道不同,道德与诗文无法以自身为绝对标准,也就不是终极标准,因此缺乏神性,也因此缺乏一致的判断标准(伦理和审美标准乃争议之地),也就不可能真正代替宗教。对于古代中国人,真正具有神性的概念首推“自然之道”,其次是最接近自然之道的“天下”,接下来应该是象征性复制了天地秩序因而复制了天地神性的“中国”。如果说古代中国的道德信念被赋予神性表现,也是因为人道被认为符合天道:自然是神性所在,道德只是自然神性的转现;同样,诗词也为自然之道之印证,其所赞美的日月、河山或草木也意不在风景之美学效果,而在于自然神性,或者在于带有自然神性负荷的生命、家国、故土。

中国概念的神学性质或可解释“中的国”(middle kingdom)的概念何以引来质疑之深层原因。假如中国的概念仅仅意味着地理意义上的世界中心位置,那么只是世界各地常见的主观感觉,不值得当真拒斥。正因为中国概念具有神学意义,所以对于一神教才是一个值得严肃对待的异教概念。儒家以为道德观念是中国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之根本,其实儒家道德并不被识别为特殊伦理观。这正是明末利玛窦的中国经验,他发现儒家道德与基督教道德可谓大同小异,因此相信中国是传播基督教之大好之地。传教士在中国遭遇的传教困难与伦理差异基本无关,而是因为思维方式的严重差异。当时中国的基督教“信徒们”同时继续信仰儒家、佛家、道家、祖先以及财神等神灵,传教士难以接受此种“不诚”。事实上各处的生活基本问题相类,道德也相差不远。因此,伦理道德恐怕难以说明中国的本质特殊性。

中国概念的神学化自有其线索。按照古代中国的想象,天下之中是中国。这个想象或许起源于地理感觉,如上所述,最早的“中国”在洛阳平原,稍后扩大为从西安、晋南到洛阳一带,也就是后来被称为“中原”的地方。这个位置四通八达,具有地理中心的作用。尽管中国概念已经借助关于天地空间格局的想象表达了自然神性,但在夏商时应该尚未成为一个政治神学概念。周朝建立了“世界性”的天下体系,天下体系中有千邦,中国居中而为宗主国,而天下体系每个层次都是同构的。当天下收敛为中国,中国继承了天下的基因而成为内含世界结构的国家,这种天下性质的负荷使中国从一个复制了天地秩序的自然神学概念同时成为一个复制了天下秩序的政治神学概念。

中国的空间演化同时也是空间概念的演化。国之本义是都城,字形示意为武器守卫着城墙所围之地。一国所辖地面不仅有都城,还有“郊”和“野”。都城近旁之周边地区为郊,包括诸多小城和“乡”,是有政治权利和义务的国人居住地;野乃是郊之外的大片农业地区,是没有政治权利的庶人或野人居住地[38]。中国是宗主国的首都,也就是王朝首都。周成王宣告建新都城:“余其宅兹中国”(把家安在中国),这个“中国”就在洛阳。随后中国的概念由宗主国的首都扩大为整个宗主国(王畿),继而大概在春秋时期,中国已可用于指称中原地区,周朝体系里有着宗亲关系和礼乐文化的众多诸侯国都在中国之中,包括黄河流域的河南、陕西、山西、山东、河北,以区别于南方和漠北的蛮夷文化地区。这意味着中国在地理意义之外又附加了文化意义。当长江流域的蛮夷诸侯(荆楚吴越等国)的文化与中原变得更相似,且有实力卷入中原争霸,中国概念就进一步扩大到长江流域,随着更多地区卷入到逐鹿中原的博弈游戏中,中国的概念也随之不断扩大,曾经扩大到比今天的中国大得多的地域:极致广域是元朝之地,西越葱岭,东临日本海,北纳西伯利亚,南至南海;其次的广域,也是长期稳定的疆域,是清朝之地,同样西越葱岭,东临日本海,南至南海,北有蒙古和小部分西伯利亚。中国概念取决于天下逐鹿的漩涡效应,也就是说,中国的规模取决于逐鹿游戏卷入多少参与者,同时,逐鹿的漩涡效应也使中国拥有多样综合的文化。

中国综合文化的形成方式,称之为“化”。化是变易,不是一方之改变而总是互化。因此,化区别于宗教的皈依(converting),而是多种文化对存在秩序的合力重构。也许最接近“化”的变易形式是基因变异或基因重组。在这个意义上也许可以说,善于化的中国概念具有某种“生物性”,或者借用塔勒布的概念,具有拒绝固守原状而善于变异的“反脆弱性”(anti-fragile)[39]。中国的善化能力与天下之信念有关。唯有天下原则能给予互化以合理合法的解释,这正是天下基因在中国概念里的功效之一。

在多族群多文化的互化过程中,中原文化一直是互化的主要资源。尽管进入中原的游牧族群通常部分保持着原有的文化(北魏孝文帝的全盘汉化运动是个例外),但由于缺乏中原拥有的高度成熟的知识生产系统(大量而全面的文献图书、教育系统和学术系统),于是几乎都理性地接受了中原业已高度发达的现成文化资源,进而也同样成为中原文化的拥有者和推进者。科举制被认为是中国文化一大发明,便为鲜卑血统的隋文帝一朝所创。入主中原的游牧王朝推进儒学的积极性不亚于汉人王朝,游牧王朝给予孔子的封号便至少与汉人王朝的封号平级,其中,汉朝追封孔子为公爵,唐朝追封为王,明朝追封为先师(精神领袖),而西夏(藏族)追封孔子为皇帝(最高封号了),元朝(蒙古)追封为王,清(满族)追封为先师。另一个意味深长的事例是,元朝首次把程朱理学定为科举考试标准答案,而宋朝自身却未曾给予程朱理学如此地位[40]。文化原产地并不能独占其文化解释权,一种文化一旦被分享就成为共同资源。众多族群分享中原文化的现象类似于欧洲各国分享来自希腊罗马和耶路撒冷的文化。

互化乃是不争之历史事实,谁主导互化,却是关涉到谁代表中国正统的敏感问题。这个问题的敏感性实为历史语境所造成。在多数情况下,逐鹿漩涡不断卷入的大多数竞争者都化为中国人,竞争者的原住地也因为卷入逐鹿中原的漩涡而合入中国,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满族等等,尽皆如此。宋朝之前,进入中原的北方竞争者的胜利都比较短暂,在宋朝时期却形成了长达300年的割据格局:辽(契丹)占据北部中国,地域大过宋,西夏(藏族)占据西北,宋占据中原和南方,当金(女真)取代了辽,把领地扩大到淮河一带,更占有了中原的大半部分。于是,谁代表中国“正统”就成为问题了。

辽与宋对峙,就权力主导而言,宋处于弱势,甚至为了和平而向辽纳贡,因此辽当仁不让地自视为中国之正统,但在外交措辞时则温和地说成平等之割据:“境分二国”但“两朝事同一家”(辽兴宗和辽道宗写给宋仁宗和宋神宗的国书如是说)。最有趣的是,辽太宗灭后晋时获得了据说是秦始皇为“万世”中国所制之传国玉玺,传国玉玺一直被神化为天命的物证,因此获得传国玉玺便被认为是正统的一个象征。辽兴宗曾经为科举命题为“有传国宝为正统赋”[41]。宋时处弱势,便采取与辽相反之理据而强调华夷之辨。王桐龄认为,正因宋朝幅员偏小,武力衰弱,对辽夏金元应付维艰,于是“尊王攘夷学说成为天经地义”[42];又据葛兆光,宋与辽金西夏的并立状态使宋陷于“从所未有的关于中国的焦虑”[43]。此种焦虑迫使宋朝的政治叙事从天命的普遍性退缩为特殊性,把“天下人的天下”观念替换为汉人的中国,这等于背离了周朝开创的普遍关怀之天命传统,而把天命理解为族群之私产或类似于殷商想象的上天特殊眷顾。此种退缩叙事虽有内部凝聚之效,其代价是失去了政治叙事的广泛容量。

南北朝之分通常被认为是临时状态,因此虽各执一词而未及根本。元朝和清朝皆为非汉人主政整个中国,尽管元朝和清朝不同程度地接受了中原文化,且与中原文化有着深入互化,但元朝和清朝的性质超出了宋代以来儒家叙事的限度,于是不得不重新解释正统。其中尤以元朝最难解释,元朝推行不平等的民族政策,基本国策是突出蒙古人的地位和传统,只因统治之需而部分采用了中原制度和文化,但在决策机构中蒙古人的人数超过半数,色目人也多于汉人[44]。元朝还放弃使用秦始皇传国玉玺的传统,另制材质规制不同之帝玺[45],此举或暗示元试图开启新统。

如何解释元朝的历史位置,据张兆裕的分析,这是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所遇到的“前人未遇之难题”。朱元璋给出了一个两面解释:蒙古皇帝几乎征服了整个天下,前无古人,必是天命所授,否则不能成功。既然蒙古受天命而主政整个天下,那么蒙古主政中国也是天意。然而,蒙古终究不适合治理中国,所以天命必然要回归中土,轮到他来做皇帝[46]。因此,朱元璋在象征正统传承的历代帝王庙里将元世祖忽必烈列入中国正统皇帝之序列。朱元璋对正统的新解并非全新,只是否定了宋朝的华夷之辨,回归周朝传统的天命解释,而周朝思想在中国传统中有着至高地位,其权威性远超宋儒,朱元璋的解释也就不难成立。宋明儒家的华夷之辨虽然引经据典于先秦,托词于孔子春秋大义之“攘夷”原则,实则有悖于周朝传统的天下和天命概念。翟式榖曾经指出华夷之辨乃是附会误读,“吾夫子作春秋,攘夷狄,亦谓吴楚实周之臣而首奸王号,故斥而弗与,非谓凡在遐荒尽可夷狄檳之”[47]。翟式榖的解读更符合周朝之天下古义。元朝虽然武功显赫,但在文化上除了个别突出成就,与宋朝相比有着大幅度的下滑,因此难言文治。元朝选择了以大一统作为合法性定位,所谓“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不为正统”[48]。于是,天命的证据收缩到只剩下地理指标:完成大一统。民心问题隐去了。

至于清朝,满族所居之东北属于明朝辖地,清朝主政中国也大体继承明朝制度,疆域远超明朝,民生状况良好,清朝前中期近150年的“盛世”在历史上罕有其匹,因此在正统性上的疑义远不及元朝。但在清初的明朝儒家遗民看来,清朝仍然有正统的疑问,王夫之借讨论宋朝之亡以喻明朝之亡:“宋亡,则举黄帝、尧、舜以来道法相传之天下而亡之也”[49]。“亡天下”是来自顾炎武的概念,顾炎武有言“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50]。王夫之的用法似乎偏离了顾炎武的原意。顾炎武虽怀故国,亡天下之论却非针对清朝,他在文中所举“仁义充塞”的例子是晋朝,而晋朝却非夷狄。王夫之另加解释的“亡天下”似乎意指中原文化传承之断裂,这一点恐与事实不符。清朝对中原文化的推崇应无疑义,清朝所沿用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伦理秩序都属于中原传统。

元朝和清朝正统性的真正疑点在于,元朝和清朝皇帝都保留了大汗身份,这一点被用来说明元朝和清朝并不属于中国传承线索中的王朝,而是征服了中国的外国。关于这个疑点,当代人无法完全接近历史真实,只能寻找最合理的解释。以当代理论去逆向建构古代事实,符合历史真实的概率恐怕要小一些,而以符合古人最大利益的理性理由去推测古人的选择,就更可能接近历史真实。按照“最大利益”(主要包括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去推想,摆脱中国王朝线索而定位为入侵者的征服王朝,这样的身份选择恐怕不符合元朝或清朝的最大利益,显然不可能是元或清的理性选择。元清皆保持其双重身份,是因为需要得到两种传统的一致支持,以便控制生活与生产方式都不同的两大区域。元朝和清朝都认为自己完成了前所未有的大一统伟业,并没有把所辖之地分开看做是两个国家,因为中原传统的天命观和大一统概念对于元朝或清朝都是最有利的政治神学叙事:只有成为大一统中国的合法传承之主,才能有效征用最大资源、最大权力和最大利益。既然加入中国历史线索符合元朝或清朝的最大利益,就很难想象元朝或清朝会拒绝对自身如此有利的政治和历史资源。在与明朝逐鹿中原之前,努尔哈赤在写给明朝万历帝的信中已经征用天下概念解释了满族主政中原的合法性:“天地之间,上自人类下至昆虫,天生天养之也,是你南朝之养之乎?……普养万物之天至公无私,不以南朝为大国容情。……天命归之,遂有天下”。[51]

据实言之,中国的概念始终是多文化的互化与共同建构的结果,既不是表现为汉化的同化,也不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互相拒斥与分隔,但在混成的中国文化中,由于以汉字为载体的精神世界更为丰富深厚,中原文化的基因始终起着主导作用,这也是无需回避的事实。即使北方族群(特别是蒙古和满族)入主中原,中原文化仍然是文化互化的主要资源,如前所述,嵌入中国的历史线索正是入主中原的北方族群的最大利益之所在,因此势在必然。无论元朝还是清朝,其政治合法性都仍然在中国思想中能够被解释,至少在周朝传统里能够被解释,也就是说,作为内含天下结构的国家,中国汇万民于一体并非难题。

直到清末,中国才真正遇到了无法自圆其说的身份难题:不仅中国在地理上并非天下之中心,在政治权力上也不是天下中心,甚至在知识生产上也并非天下中心。如果逻辑一致地根据天下概念去理解世界,清末以来的中国不再是天下概念里的那个“中国”,而只是一方“诸侯”。同时,古代中国的自身叙事也遭到外部世界的质疑,来自他者的叙事也带来了属于另一个世界的逻辑,也因此产生了语境错位的解释和跨文化理解的困难。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汉朝以来(特别是明清时期)的朝贡制度被看做是中国强加给世界的一种等级制。费正清称之为“朝贡体系”[52],他把朝贡制度解释为“中国的世界秩序,是一整套思想和做法。千百年来中国统治者们不断将这套东西加以发展,使之永久保存下来”[53]。然而,把朝贡制度理解为朝贡体系恐怕是言过其实的过度诠释。汉朝以来的“朝贡”虽保留了周朝的朝贡名称,却已无实质支配权力,基本上有名无实。周朝的朝贡是诸侯对天下体系的一种政治和经济义务,诸侯提交的贡赋虽不等于税收(弱于税收),但也是对周朝维护天下体系的成本费用分担。可是汉朝以来的朝贡制度只是一种政治想象,除了少数与中国王朝关系密切的藩属国(朝鲜、越南、琉球等),大多数朝贡国并没有承认对中国王朝的附属关系,中国王朝对朝贡国也没有政治和经济的支配关系。因此,汉以来的朝贡只是一种涉外制度而已,远够不上支配性的“体系”或者“秩序”。自汉唐至明清,朝贡关系采取厚往薄来政策,对朝贡者优厚赏赐、高价回赠,绝大多数朝贡国利用朝贡的优惠政策进行利好贸易,乃至争相朝贡,使朝贡贸易造成中国的巨大逆差,中国王朝甚至不得不限制朝贡的次数和货物数量[54]。由此可见周边国家所理解的朝贡之经济含义远多于政治含义。

我们还需要注意到反向朝贡的现象。汉武帝之前,西汉苦于与匈奴的长期竞争,为求得和平而“岁奉”匈奴许多财物,恰如李云泉所说的,这表明汉朝反向匈奴朝贡[55]。中原王朝对强势竞争者的反向朝贡并非特例,两宋对辽金也是反向朝贡。反向朝贡的现象说明,朝贡是一种通用的政治策略,并非单方专用,总是强势一方受贡。

中原王朝的涉外政策也不止朝贡一途,事实是朝贡与和亲两种策略长期并存兼用,虽然朝贡为主和亲为辅,但不能因此把中原王朝与周围政权的关系简单归结为朝贡。据阎明恕,和亲的作用在现代史学中被明显低估。和亲策略自商周至清朝一直运行,并非偶然事件,也并非总是迫于压力的权宜之计,而是长期策略,既有中原王朝处于被动地位的“消极和亲”,也有处于主动地位的“积极和亲”[56]。

朝贡关系中稍有实质政治意义的是册封和奉正朔:受册封意味着比较亲近的关系,在国事危急之时可以求助于中国;奉正朔则是使用中国皇帝的纪年来标记时间,如果朝贡国奉行中国王朝的纪年,就意味着承认中国的历史叙事是通用历史。按照这个逻辑,如今中国以及世界上多数国家都采用西方纪年,不知道算不算奉行西方之正朔?


南北朝之分通常被认为是临时状态,因此虽各执一词而未及根本。元朝和清朝皆为非汉人主政整个中国,尽管元朝和清朝不同程度地接受了中原文化,且与中原文化有着深入互化,但元朝和清朝的性质超出了宋代以来儒家叙事的限度,于是不得不重新解释正统。其中尤以元朝最难解释,元朝推行不平等的民族政策,基本国策是突出蒙古人的地位和传统,只因统治之需而部分采用了中原制度和文化,但在决策机构中蒙古人的人数超过半数,色目人也多于汉人[44]。元朝还放弃使用秦始皇传国玉玺的传统,另制材质规制不同之帝玺[45],此举或暗示元试图开启新统。


如何解释元朝的历史位置,据张兆裕的分析,这是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所遇到的“前人未遇之难题”。朱元璋给出了一个两面解释:蒙古皇帝几乎征服了整个天下,前无古人,必是天命所授,否则不能成功。既然蒙古受天命而主政整个天下,那么蒙古主政中国也是天意。然而,蒙古终究不适合治理中国,所以天命必然要回归中土,轮到他来做皇帝[46]。因此,朱元璋在象征正统传承的历代帝王庙里将元世祖忽必烈列入中国正统皇帝之序列。朱元璋对正统的新解并非全新,只是否定了宋朝的华夷之辨,回归周朝传统的天命解释,而周朝思想在中国传统中有着至高地位,其权威性远超宋儒,朱元璋的解释也就不难成立。宋明儒家的华夷之辨虽然引经据典于先秦,托词于孔子春秋大义之“攘夷”原则,实则有悖于周朝传统的天下和天命概念。翟式榖曾经指出华夷之辨乃是附会误读:“吾夫子作春秋,攘夷狄,亦谓吴楚实周之臣而首奸王号,故斥而弗与,非谓凡在遐荒尽可夷狄檳之”[47]。翟式榖的解读更符合周朝之天下古义。元朝虽然武功显赫,但在文化上除了个别突出成就,与宋朝相比有着大幅度的下滑,因此难言文治。元朝选择了以大一统作为合法性定位,所谓“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不为正统”[48]。于是,天命的证据收缩到只剩下地理指标:完成大一统。民心问题隐去了。


至于清朝,满族所居之东北属于明朝辖地,清朝主政中国也大体继承明朝制度,疆域远超明朝,民生状况良好,清朝前中期近150年的“盛世”在历史上罕有其匹,因此在正统性上的疑义远不及元朝。但在清初的明朝儒家遗民看来,清朝仍然有正统的疑问,王夫之借讨论宋朝之亡以喻明朝之亡:“宋亡,则举黄帝、尧、舜以来道法相传之天下而亡之也”[49]。“亡天下”是来自顾炎武的概念,顾炎武有言“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50]。王夫之的用法似乎偏离了顾炎武的原意。顾炎武虽怀故国,亡天下之论却非针对清朝,他在文中所举“仁义充塞”的例子是晋朝,而晋朝却非夷狄。王夫之另加解释的“亡天下”似乎意指中原文化传承之断裂,这一点恐与事实不符。清朝对中原文化的推崇应无疑义,清朝所沿用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伦理秩序都属于中原传统。


元朝和清朝正统性的真正疑点在于,元朝和清朝皇帝都保留了大汗身份,这一点被用来说明元朝和清朝并不属于中国传承线索中的王朝,而是征服了中国的外国。关于这个疑点,当代人无法完全接近历史真实,只能寻找最合理的解释。以当代理论去逆向建构古代事实,符合历史真实的概率恐怕要小一些,而以符合古人最大利益的理性理由去推测古人的选择,就更可能接近历史真实。按照“最大利益”(主要包括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去推想,摆脱中国王朝线索而定位为入侵者的征服王朝,这样的身份选择恐怕不符合元朝或清朝的最大利益,显然不可能是元或清的理性选择。元清皆保持其双重身份,是因为需要得到两种传统的一致支持,以便控制生活与生产方式都不同的两大区域。元朝和清朝都认为自己完成了前所未有的大一统伟业,并没有把所辖之地分开看作是两个国家,因为中原传统的天命观和大一统概念对于元朝或清朝都是最有利的政治神学叙事:只有成为大一统中国的合法传承之主,才能有效征用最大资源、最大权力和最大利益。既然加入中国历史线索符合元朝或清朝的最大利益,就很难想象元朝或清朝会拒绝对自身如此有利的政治和历史资源。在与明朝逐鹿中原之前,努尔哈赤在写给明朝万历帝的信中已经征用天下概念解释了满族主政中原的合法性:“天地之间,上自人类下至昆虫,天生天养之也,是你南朝之养之乎?……普养万物之天至公无私,不以南朝为大国容情。……天命归之,遂有天下”[51]。


据实言之,中国的概念始终是多文化的互化与共同建构的结果,既不是表现为汉化的同化,也不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互相拒斥与分隔,但在混成的中国文化中,由于以汉字为载体的精神世界更为丰富深厚,中原文化的基因始终起着主导作用,这也是无需回避的事实。即使北方族群(特别是蒙古和满族)入主中原,中原文化仍然是文化互化的主要资源,如前所述,嵌入中国的历史线索正是入主中原的北方族群的最大利益之所在,因此势在必然。无论元朝还是清朝,其政治合法性都仍然在中国思想中能够被解释,至少在周朝传统里能够被解释,也就是说,作为内含天下结构的国家,中国汇万民于一体并非难题。


直到清末,中国才真正遇到了无法自圆其说的身份难题:不仅中国在地理上并非天下之中心,在政治权力上也不是天下中心,甚至在知识生产上也并非天下中心。如果逻辑一致地根据天下概念去理解世界,清末以来的中国不再是天下概念里的那个“中国”,而只是一方“诸侯”。同时,古代中国的自身叙事也遭到外部世界的质疑,来自他者的叙事也带来了属于另一个世界的逻辑,也因此产生了语境错位的解释和跨文化理解的困难。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汉朝以来(特别是明清时期)的朝贡制度被看作是中国强加给世界的一种等级制。费正清称之为“朝贡体系”[52],他把朝贡制度解释为“中国的世界秩序,是一整套思想和做法。千百年来中国统治者们不断将这套东西加以发展,使之永久保存下来”[53]。然而,把朝贡制度理解为朝贡体系恐怕是言过其实的过度诠释。汉朝以来的“朝贡”虽保留了周朝的朝贡名称,却已无实质支配权力,基本上有名无实。周朝的朝贡是诸侯对天下体系的一种政治和经济义务,诸侯提交的贡赋虽不等于税收(弱于税收),但也是对周朝维护天下体系的成本费用分担。可是汉朝以来的朝贡制度只是一种政治想象,除了少数与中国王朝关系密切的藩属国(朝鲜、越南、琉球等),大多数朝贡国并没有承认对中国王朝的附属关系,中国王朝对朝贡国也没有政治和经济的支配关系。因此,汉以来的朝贡只是一种涉外制度而已,远够不上支配性的“体系”或者“秩序”。自汉唐至明清,朝贡关系采取厚往薄来政策,对朝贡者优厚赏赐、高价回赠,绝大多数朝贡国利用朝贡的优惠政策进行利好贸易,乃至争相朝贡,使朝贡贸易造成中国的巨大逆差,中国王朝甚至不得不限制朝贡的次数和货物数量[54]。由此可见周边国家所理解的朝贡之经济含义远多于政治含义。


我们还需要注意到反向朝贡的现象。汉武帝之前,西汉苦于与匈奴的长期竞争,为求得和平而“岁奉”匈奴许多财物,恰如李云泉所说的,这表明汉朝反向匈奴朝贡[55]。中原王朝对强势竞争者的反向朝贡并非特例,两宋对辽金也是反向朝贡。反向朝贡的现象说明,朝贡是一种通用的政治策略,并非单方专用,总是强势一方受贡。


中原王朝的涉外政策也不止朝贡一途,事实是朝贡与和亲两种策略长期并存兼用,虽然朝贡为主和亲为辅,但不能因此把中原王朝与周围政权的关系简单归结为朝贡。据阎明恕,和亲的作用在现代史学中被明显低估。和亲策略自商周至清朝一直运行,并非偶然事件,也并非总是迫于压力的权宜之计,而是长期策略,既有中原王朝处于被动地位的“消极和亲”,也有处于主动地位的“积极和亲”[56]。


朝贡关系中稍有实质政治意义的是册封和奉正朔:受册封意味着比较亲近的关系,在国事危急之时可以求助于中国;奉正朔则是使用中国皇帝的纪年来标记时间,如果朝贡国奉行中国王朝的纪年,就意味着承认中国的历史叙事是通用历史。按照这个逻辑,如今中国以及世界上多数国家都采用西方纪年,不知道算不算奉行西方之正朔?


3 逐鹿中原


天下逐鹿的说法最早见于《史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57]。在此,鹿代表最高权力。为什么以鹿代表权力?此事似无确知。权力是政治博弈的“猎物”,以动物象征权力并不难理解,但古中原猎物甚多,与鹿相较而更强更大或更有气势的动物并不少有,中原初兴之时正值全新世大暖期[58],气候温润,植被良好,不仅有牛有熊有虎有豹,甚至有大象和犀牛,为何选中鹿来代表权力?似乎有点费解。鹿的最早文献形象见于《诗经·小雅·鹿鸣》,“呦呦鹿鸣”所描绘的鹿是祥和温暖的形象,似与权力无关。张光直有个猜测:在古代遗址中可见鹿肩胛骨用于占卜,因此可能有“仪式意义”,或与逐鹿的含义有关[59]。不过这似乎不足为证。鹿肩胛骨固然可作为占卜的仪式用品,但古代占卜用品更多是牛肩胛骨,尤以龟壳为贵,这似乎暗示着,牛骨和龟壳的“仪式意义”超过鹿骨。我们或可另外推想:在早期中原,老虎大象虽更能代表力量,但过于凶猛,并非单纯的被动猎物,而是搏斗对象。只有单纯猎物才适合作为竞赛性的狩猎对象,而在单纯猎物里,鹿是具有“典型形象”的猎物,华美胜过野猪山羊狐兔,且有“王冠般”的鹿角,适合用于象征权力。对此有个旁证,《周易》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之语[60],说的是,由于没有得到山林管理官的指导,鹿躲入密林,君子不应穷追。这暗示着,在那时,猎鹿已成为在专业官员指导下为王公贵族准备的竞赛游戏。鹿或可因此成为权力象征。


逐鹿游戏的关键在于存在着难以抗拒的诱惑。逐鹿中原是政治权力的竞争,在以中原为核心地区的广域空间里,众多政治势力争夺最大权力以图控制最大资源。有些势力是主动参与者,也有因为连锁关系而被卷入的被动参与者。如前所述,逐鹿游戏的特性在于它具有漩涡效应,一旦被卷入就难以全身而退,除非放弃一切利益和土地而彻底出局(如部分匈奴和突厥之远遁)。成败兴衰只是一时之情节,却不是逐鹿游戏的历史性结构。前面我们概括地分析过中原成为权力聚点的逻辑推想,这里需要进一步理解中原成为聚点的历史语境与演变。


逐鹿为什么在中原?许宏推荐了两种有助于理解的解释。一种是卡内罗的“限制理论”:条件优越的地方有着集中的资源,众人纷至而使人口密度增大,中心区域的居住者便处于被包围的状态,于是不得不加强力量,扩大据点规模,以便自保或击败竞争者,结果在这个地区形成密集据点和激烈冲突。许宏相信远古中原可能存在着这种情形;另一种解释是赵辉的“中心理论”:中原地处广域的中心,因此成为交通、物流和情报中心,中原又因此汇集了最多的政治经验而变得更加成熟,而边缘地区由于缺少学习机会而竞争不利。赵辉试图说明,中原的成功与交通条件更有关系,而与经济实力没有必然关系[61]。这两种理论看来都能够部分地解释中原成为中心的历史条件,但仍有一些疑点。长江流域的自然资源和人口不少于黄河流域,文明兴起也不晚于(或稍晚于)中原,物质技术和交通条件也不弱于中原,为什么没有成为中心而直到春秋时代还被视为蛮夷?另外,假如交通物流是决定性因素,那么为什么西域没有成为中心?从更大空间的流通来看,西域更是四通八达的物流和信息中心,东接中原,西连中亚和中东,自有条件可以兼备东西方的物质和技术之长,事实上经西域传入中原或传入西方的物资和技术很多,以至于形成丝绸之路,可为什么西域的地位不如中原?


奥尔森的国家理论提供了另一种相关解释[62]。一个国家的成功必须具有强大的集体行动能力。可是奥尔森定理表明:小集团比较容易形成集体行动,而大集团总是存在严重的搭便车问题而往往导致集体行动的流产,因此,作为大集团的成功国家必定至少满足两个能够超越搭便车困境的特殊条件:(1)能够形成普遍共享利益,类似于儒家想象的“有德之邦”;(2)具有选择性激励的制度,类似于法家推崇的赏罚分明制度。根据历史及传说,在中原兴起的核心王朝都兼备圣王之德治传统和赏罚制度,大概符合奥尔森条件。奥尔森的理论或可解释成为逐鹿胜利者的条件,却无法用于解释中原成为逐鹿空间的必然性和持续性:为什么中原成为人们欲罢不能的逐鹿之地?我们一直在追问的是:中原究竟有什么非争不可的特殊资源?中原在交通上、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社会发展综合指标足以让众多势力前仆后继地卷入争夺游戏——可这已经是中原故事的后半部,问题在于中原故事的前半部。


中原成为聚点,肯定与资源有关,而同样不可忽视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与其他同样富有资源的地区相比,中原相对容易攻占,战争成本比较低。这个缺乏传奇色彩的原因听起来令人失望,但或许也是一个助长积极性的因素。经济条件、交通条件或战争成本等等因素或能解释逐鹿中原的偶然性,却仍然不足以解释逐鹿中原的必然性。我们真正需要理解的并非逐鹿中原事件之偶然发生,而是逐鹿游戏的持续性或一贯性,确切地说,需要解释逐鹿游戏为什么会成为一个漩涡。到底是什么原因形成了逐鹿游戏的漩涡模式?是什么因素维持了中原的漩涡向心力?只要形成了漩涡模式,逐鹿中原就不再是偶然行为而是必然的博弈了。


在人类发展出种种“征服自然”的技术之前,世界是一个无法支配而不可测的存在,因此,人类通向存在之谜的途径是“魔法”。占卜是最早的一种魔法,而后起的书写文字是使一切魔法失色的最大魔法。文字把一切事物保存在人可占有的形式里,既保住过去又预设未来,把属于自然的时间性变成属于人的历史性。文字因此创造了一个唯心主义的世界,而这个唯心主义的世界又以“摄魂”的方式去叙述客观存在的唯物主义世界。这就是最大的魔法。人借助文字而具有神力,所以仓颉造字而鬼神夜哭。在人类无法以唯物主义的方式占有世界时,就以唯心主义的方式去占有世界,创作或虚构了一个能够解释一切事物的精神世界,从而使生活超越一时一地之羁縻而“唯心地”存在于整个世界和所有时间维度之中。魔法就是力量,于是先民必争魔法。中原远古的“绝地天通”事件就是争夺魔法之役,圣王将巫术权力从民间收归国有,意味着唯有王者方可占有世界。与巫术不同,文字这个最大魔法天然具有普遍可分享性质而无法为任何权力所独占,于是,争相分享文字魔法所开拓的精神世界便成为生存之普遍行为。


既然中原最早发明了书写文字并且发展了以汉字为载体的精神世界,这个捷足先登的精神世界所占有的就不止是对世界的解释权,而且占有了中国这个存在的历史性,从而形成一种精神的路径依赖:分享这个精神世界就等于分享了历史,分享这个为更多人所分享的精神世界就能够获得更大的政治伸延幅度,也就分享了对存在最有利的更大可能世界。在这个意义上,中原最具特殊性的资源应该就是以汉字为载体的精神世界,这个无形资产比地理中心或物质资源更为显著也更重要。逐鹿中原的漩涡模式或由多种原因合力形成,但其中最具决定性的动力非常可能就在于争夺中原精神世界及其传统的分享权,也就是争夺知识生产能力和历史解释权。


当然,这只是一个基于合理的政治理由的推想。假定这个推想成立,下面的故事就大致顺理成章了。在历史上争夺中原的精神世界最为成功的例子当属以周公为首的西周政治家集团。周偏居西北而近西戎,在周朝攻取中原取代殷商之后,周公集团通过“德”的概念重新定义了天命的归属理由,修改了殷商独占天命的祖神与天帝合一传统,把天命概念转化成为惟德是辅的无私普遍天道。“德”必须落实为“行”方能得证,而行为构成历史意义。由此可推,应该是周确立了中原精神世界的历史性。此举成功地把周的新观念接续到了夏商传统上,合法地占有了中原的精神世界和历史的解释权,进而,周创制了天下观念而把中原的精神世界推向空间极致。可以说,周公思想是在时间和空间概念上的政治神学革命,时间转为历史,世界化为天下,并以此为中国的存在方式展开了大容量的历史性和世界性:与天之无穷相配而具有不绝之历史性;与地之广大相配而具有无外的世界性。这个精神世界的可能容量几近极致,由此可以大概解释中国文化之早熟,也可解释此后历代不断沿用的理由。


周朝衰落使列强再次有了逐鹿机会,数百年的春秋战国基本上奠定了逐鹿中原的漩涡模式,形成了逐鹿中原的稳定向心力。此后历代王朝不断加强这个漩涡效应。这个漩涡并没有始终固定在中原,无论漩涡中心如何游离中原核心地区,逐鹿游戏却没有偏离中原的精神世界而始终保持其漩涡模式。当漠北势力逐步成为逐鹿中原的最强竞争者,与中原势力大致势均力敌,时常还强于中原政权,逐鹿游戏的漩涡中心便由中原位移至幽燕一带,与此一致,中国王朝的首都也从西安洛阳移到北京。据周振鹤,金朝和元朝的建都理由已经言明了对天下之中之新解释,金朝建都北京并称为“中都”,最早明确表达了北京成为中国核心的理由:“唯燕京乃天地之中”;元朝建都北京也有同样的解释:“天子必居中”,于是“非燕不可”[63]。自宋朝以来,中国经济中心移到了江南。这说明政治博弈的漩涡中心未必总与经济中心一致。


逐鹿游戏的消长与进攻者或防守者的经济学考虑之间有着明显相关性。在经济和军事能力范围内,竞争各方可承受成本的最大值与收益最大值的比例决定了是否进行军事冒险,进攻或防御都发展到控制了最优之可及资源为止。这或可解释,为什么即使在中原王朝的实力明显强于漠北游牧族群时,也并不试图征服草原而满足于威慑漠北草原,反过来也可解释,漠北草原一旦势力明显强于中原,就必然南下建立自己的中原王朝,因为最优资源在中原。《盐铁论》中记录了汉朝关于是否应该武力征服匈奴的辩论,主和派点明了中原王朝不合适武力征服游牧部族的秘密:“匈奴之地广大,而戎马之足轻利,其势易骚动也。少发则不足以更适,多发则民不堪其役。役烦则力罢,用多则财乏”[64],即使用兵也追不到匈奴:“匈奴牧于无穷之泽,东西南北,不可穷极,虽轻车利马,不能得也”[65],所以对游牧部族作战以自卫反击为宜:“非贪壤土之利,救民之患也”[66]。相反,漠北进攻和统治中原的成本都相对低得多,而收益很大,一旦控制了中原,就不仅拥有充足的经济保障,而且获得最大的精神资源和政治资源。李鸿宾的研究说明,由于东北族群与中原来往密切,有更多的互相了解,对逐鹿中原最有兴趣,也最具入主中原的条件[67]。事实确乎如此,除了蒙古,成功入主中原的北方族群多为东北部族(鲜卑、契丹、女真、满族等)。


逐鹿游戏各方势力的消长也导致了中国式的“分合”问题。欧洲历史上也曾有分合,合的一个理由是帝国,分的主要理由是民族和宗教教派,欧洲对分的兴趣胜过合的动力,原因之一便是民族和宗教的精神向心力强于帝国。古代中国没有一神教,因此各种信仰缺乏强势要求而可兼容存在;也没有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文化差异或隔阂在精神力量上弱于天下一家的信念,因此也容易接受兼容存在。不过,精神理由还只是合的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终究需要能够推动“合”的实际行动,逐鹿游戏的漩涡向心力正是导致合的动力因素。当逐鹿游戏的向心力强度发展到一旦卷入漩涡就成为漩涡的一部分而把中国变成一个漩涡式存在,其漩涡效应就使“合”成为必然之势。对于每个竞争者而言,“分”都不是最大利益之所在,只是竞争能力不足时的自保策略,或者说,“合”乃是漩涡本身之大势,而“分”只是力抗漩涡而陷入僵局状态的权宜之计。


以秦朝算起,中国的南北朝状态或多方割据状态甚至长过大一统的时间,包括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和满族在内的北方族群割据半壁中国的时间占中国历史过半,主政整体中国的时间也有三百多年(元朝加清朝),另有西南族群的长期割据。漩涡模式使竞争失利者难以全身而退,竞争失利而拒绝“合”,就将因完全出局而失去一切利益,甚至失去家园而远遁。中国的漩涡式存在不断卷入众多族群,必定形成多民族多文化的共存局面。多文化多民族如何共存,或者说,如何在“合”中有“分”,就成为任何一个王朝必须解决的问题。这个万民共在的事实导致中国一直实行混合制度,一国两制或一国多制。


是谁发明了一国多制?是周朝吗?周朝的天下体系虽然兼容并蓄,各有其俗,但天下体系不是一国秩序,而是世界性的秩序,并非一国多制,而是多文化体系。秦朝改制才使中国成为一个国家,但天下的兼容基因使中国历代都大致奉行周朝的“不求变俗”原则的政治遗产[68]。事实上并非完全不变其俗,各族群在共存中互化之事一直存在。


当汉朝与匈奴卷入了漩涡式博弈,继而开通西域,开始直面众多族群如何共处的问题。汉承秦制,以“一统”制度取代了周朝的“协和”秩序,然而,一统制度只是解决了直辖地域的“同”问题,却不能解决“不同”之族群之间的“和”问题。对于军事实力与汉朝相当或虽略逊却难以平定的匈奴,汉朝试图通过和亲方式将其纳入朝贡概念,但匈奴与汉朝是竞争对手,并不是汉朝的加盟者,朝贡实为名不副实的概念挪用。汉朝的政治新经验来自开通西域,西域存在众多小规模部族,缺乏统一性,众多部族之间有冲突,与匈奴也有冲突,而又居于丝绸之路一带,与汉朝分享着丝绸之路的贸易利益,因此有与汉朝合作并寻求汉朝保护的积极性,“西域思汉威德,咸乐内属”[69]。当汉朝的统治延伸至西域,就面临文化差异问题。郡县制的直接统治并不适宜加盟的西域族群,汉朝发明了一种秩序延伸制度,称为“都护”[70],即监护官制度。汉朝设立的西域都护府,相当于郡的地位,却不是郡。都护府没有太守(行政主官),而只设都尉或校尉(军事主官)。这意味着,都护府是个军事监护单位,而不是社会管理单位。都护府的主要功能是军事据点,驻军屯田,看护西域,所看护的西域小国最多时达50个[71]。由于不具行政管理功能,都护府意味着不干涉西域各族的自治秩序,只维护西域与中央王朝的合作关系。都护府大概是中国最早的“一国多制”秩序,其“羁縻”原则成为后来隋唐羁縻制度的基础。


十六国时期北方游牧族群进入中原建立了并立割据的多个政权,治下汉人众多,因此实行“胡汉分治”制度。匈奴刘渊的汉国最早建立胡汉分治,皇帝身兼胡汉两族之共主,下辖两套官员,分管胡人和汉人。基本格局是胡人当兵汉人种田,胡官统辖军队,而汉官负责管理经济和社会,因此,胡汉分治同时就是兵民分治[72],这样就把国家划分为“军队”和“社会”两个空间,虽是两制,却不是政治上的一国两制,更像是社会分隔制度。唐朝的羁縻制度则具有真正的政治性。唐朝地域广大,族群众多,设立羁縻州作为中原以外地区的行政单位,其辖区内的制度依照该地区民俗而定,具有很大程度的自治权。羁縻州的自治程度各有不同,其中自治程度最高的是完全维持民族传统制度,从行政主官到各级官员都由本族人担任;自治程度其次的是中央派驻监督官员;自治程度稍弱的是中央派驻官员与本地官员联合管理[73]。后世的土司制度可以理解为羁縻制度的衍生版本。辽代实行蕃汉分治,北枢密院以契丹老法管理契丹人,南枢密院以汉法管理汉人[74]。蕃汉分治没有民族隔离的含义,并非胡汉分治的翻版,只是依俗而治。在辽朝高层中多有汉人官居宰相、枢密使、元帅、尚书、节度使、大将军等等,如韩德让官至大宰相、总南北二枢密,封晋王,已经位极人臣[75]。元朝制度尤为复杂,大体上以蒙古制度为尊,同时附会汉法,多制并举。例如法律是蒙古法、汉法以及回回法的多元联合体[76]。元朝地域极其广阔,大多数地区的情况对于元朝都是新经验,而元朝尚未形成稳定成熟的制度就衰落了。在总体上说,元朝在军事统治下基本上维持各地传统习惯,类似于军人政权。明朝大致沿袭唐朝的一国多制,边疆地区维持各族群的传统制度,其中,元朝为西南民族发明的自治土司制度在明朝发展成为成熟制度。清朝继承了明朝的成熟制度,在中原地区采用高度汉化的治理,在边疆各地实行自治与中央监管的混合制度而多有改进。大概言之,中国一直是内含多种制度的政治秩序:在先秦的天下时代,是多文化体系;自汉以来,是一国多制。


逐鹿的漩涡模式所形成的中国是个多文化多族群混合体,其中多文化的互化是一方面,而多族群的融合又是一个问题。虽是互相同化融合,但所谓的“汉人”或“汉文化”终究是主干,因此经常被认为其实是汉化。这是个相当混乱的问题。“汉”这个概念不仅自身具有复杂性,而且经常与“中国”概念混为一谈。汉族是现代概念所追认的界定,可问题是,中国从来不是民族国家,而是不断生长的弹性存在,其伸展度取决于逐鹿游戏的规模,凡是进入游戏漩涡的地区和族群都是中国的创造者。黄帝炎帝是西戎或东夷,商源于东夷,周源于西戎与夏之混合,隋唐皇族血统以鲜卑居多,更不用说元与清。古中原族群(夏商周等)与不断进入中原的周边族群(匈奴、突厥、鲜卑、羌人、藏族、契丹、女真、蒙古、满族、苗族等等)一直在融合中成为新中原人,其多族混成的结果才是现代所命名的汉族。更准确地说,早期中国并无汉人族群与非汉人族群之分。在夏商周时期,一些北方或西北族群本来也居住在中原深处。据王桐龄[77],直到春秋时期仍有许多北方或西北族群的诸侯国位于中原,分布在陕西、山西、宁夏、河北、山东、河南等地,在逐鹿博弈中失利才退向漠北,最后一个北狄强国中山国(河北中部)直到战国中期才被赵国攻灭。自汉朝开始,漠北势力增强,又纷纷加入逐鹿游戏。加入较晚的是吐蕃藏族,而居于青海、甘肃的藏族则更早就加入了逐鹿并多次割据于中原。公元763年,吐蕃曾一鸣惊人地攻陷中原首都长安。


从逐鹿漩涡可见,“中国”是一个远大于“汉”的概念。任何一种价值观叙事与中国的概念都有所偏差,只能由逐鹿漩涡的动力结构和生长方式之历史事实去界定。史书中所见之“历史事实”往往为历史叙事所建构,以最为复杂的元朝为例,明朝对元朝的叙事、元朝的官方叙事、蒙古的传统叙事以及西域关于元朝的叙事所理解的元朝性质各有差异,皆为价值观叙事。这里只是采用了最为收敛的可公度事实(the commensurable facts),即前文所定义的只以政治和经济利益为准的“最大利益”所能够解释的事实。以此观之,元朝虽以蒙古为尊,其最大利益却在中原,故忽必烈决定成为中国皇帝实为理性选择。这同样也可解释元顺帝兵败退至漠北而仍自认是元朝皇帝,史称北元,后只因反攻无望才瓦解。


王桐龄所著《中国民族史》以几近完美的详细材料描述了中国众多族群的互相同化过程。按照他的考证,以秦朝成为中国以来,历代王朝分别为众多民族所建立:金和清为满族所创,前赵、后赵、夏、北凉、元为蒙古族所创,前燕、后燕、西燕、南燕、西秦、南凉、北魏、北周、北齐、辽为满蒙混血民族(鲜卑、契丹等)所创,后唐、后晋、后汉为回族所创,前秦、后秦、后凉、西夏为藏族所创,而在号称汉人的国家中,齐国实为汉人与东夷混合,秦国为汉人与西戎混合,晋国和燕国为汉人与北狄混合,大理为汉人与苗族混合,同样,在号称汉人的大一统王朝中,秦汉晋隋唐宋明都是各族混合[78]。


无论古代中国各族是否有天然的自我中心意识,重要的是,外族并不被理解为必须回避的禁忌,少有不可逾越的民族界限。对于一个政权,政治权力是最要紧的利益。一个王朝是否拒绝其他民族分享政治权力,就是对民族意识的最好检验。王桐龄发现,无论谁主政中国,政治权力或统治阶层都向所有民族开放。他罗列了极其详细的证据说明每个王朝的高层官员分别来自众多民族。例如,在以汉人为主的朝代中,见于史册的非汉人官员在隋朝有匈奴、鲜卑以及其它胡人共51人,在唐朝有鲜卑、突厥、高丽、吐蕃、契丹、回纥、日本、印度等民族共122人(多有名将名臣,尉迟敬德是鲜卑人、哥舒翰是突厥人,高仙芝是高丽人,元稹是鲜卑人,李克用是沙陀人),在宋朝有鲜卑、匈奴、突厥、党项、阿拉伯等民族共34人(名将呼延赞是匈奴人),在明朝有蒙古、女真、回鹘等民族共174人;反过来,在以非汉人为主的朝代中,见于史册的汉人官员在辽朝有68人(包括位极人臣的韩德让和赵延寿),在金朝多达277人,在元朝,因功而被赐予蒙古名字的汉人官员有37人(包括名将史天泽、张柔、张弘范)[79],至于清朝,汉人官员远多于满族官员,多到难以统计,不乏名将重臣。另一个重要的检验标准是通婚,中国各族通婚(包括皇族宗室与外族通婚)历来十分普遍,并无禁忌,唯独宋与元有所顾忌,以宋朝最为极端,皇族完全不与外族通婚;元朝宗室很少与汉人通婚,汉人女子入宫也仅有9人,公主则不与汉人通婚[80]。


汉字的超稳定性或与汉字本身的图像性有关。一方面,作为媒介的汉字表达外在世界而建构了一个对象世界,另一方面,作为图像的汉字自身却又构成一个具有自足意义的图像世界。图像汉字的这种特殊性使汉字超越了作为能指(signifier)的符号而具有独立意义。语言的语音意义在于意指(the signified)或所指(referent),也就是说,语音符号的意义即指示(reference),这意味着,符号本身并无独立意义,若失去与所指的约定关系,符号的意义为空。作为图像的汉字却具有双重意义:所指意义和显现意义。公孙龙的费解名言“物莫非指,而指非指”[81]很可能针对的正是汉字的特殊性:事物皆为文字的所指对象,而文字自身的意义不等于指示。汉字作为“指”,当然具有符号的指示功能,但汉字这种“指”本身是图像,也就建构了一个“天下之所无”[82]而独立于对象世界的精神世界。


汉字图像所构成的还不仅是一个精神世界,同时又是一个自身具有建构功能的精神主体,兼备所思(cogitatum)与我思(cogito)之功能,当然那是一个匿名的主体,一个文化主体。因此,一个中国人的思想总是具有双重主体,个人心灵主体和通用的汉字主体,并且以双重主体同时凝视世界:心灵在看世界的同时,汉字也在“看”世界。典型情况如古典诗词,一方面表达的是诗人看到的外在世界,另一方面又是诗人以汉字组成的一个自足的图像世界,这使诗词具有自然世界与图像世界的视界叠合效果。汉字图像是体现精神之“形”,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汇合处,因此使特殊性具有普遍性,使过去始终在场,使历史性具有当代性,这种意义的厚度无疑是一种精神吸引力。


中国的汉化固然与汉文化的精神吸引力有关,但汉文化之所以成为众多逐鹿势力的共同选择之聚点,应该还与逐鹿者的理性选择有关。所谓理性选择,首先追求最大安全,其次追求最大资源。混成的“汉人”占中国人口大多数,因此,对于有能力入主中原(无论半壁还是全境)的其它族群,征用汉文化是一种占优策略(dominating strategy),不仅利于保证政治安全和经济利益,而且可以借助汉文化的精神解释力和知识生产力而获得政治的最大持续力。既然以汉字为载体的精神世界具有最大的信息储存空间和最大的信息生产能力,也就是具有最大的信息输入和输出能力,这对于建构政治神学和历史叙事,对于建立制度和组织社会都是不可或缺的资源。在西方精神世界进入东半部亚洲之前,以汉字为载体的精神世界是这个广域里无可匹敌的精神资源,于是,汉文化才能成为一种众所征用的共同资源。


中国作为众多族群逐鹿之地,胜负之事并无定数,关键在于,逐鹿游戏的漩涡有多大,中国就有多大,进入逐鹿游戏之中的地方就成为中国内部,而与逐鹿游戏无涉的地方便是中国外部。关于中国之内外,这是一个容易被误读的概念。在先秦的天下时代,根据天下无外的原则,天下是无界的,但地方政权所辖之地是有界的,因此,相对于政权辖地来说,就存在着内外之别。对于周朝宗主国的王畿来说,所有诸侯国都是外部,而诸侯国之间也互为外部;对于有着宗亲关系的分封诸侯国(所谓诸夏)来说,四方之东夷北狄西戎南蛮的加盟诸侯国是外部;对于天下体系内部的所有诸侯国来说,尚未进入天下体系的远方四海之地就是外部。天下体系终结之后,整个中原成为秦朝的直辖地(类似于王畿地区是周王的直辖地),而中原以外地区是尚未治理之外部,但有别于外国。秦汉之后,天下不再是政治制度,却仍然是一个知识视野。因此,内外并非指中国之内外,而是治理之地与未治之地之别,是以政权为界之内外概念,非以国家为界之内外概念。


这里不得不提到经常被误读的长城。早在秦长城之前,中国已经建造了多条长城,遗迹尚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或兼并的战争频发,各国为了自保开始各自修建长城,即在各国的军事前沿地带上根据地形的合理性所建造的军事工事。齐国最早修建长城,在其南部修建了长达千里的长城,其中西南段长城用于防御晋国,而正南、东南段长城用于防御楚国和越国[83]。虽然齐国与楚国和越国并不接壤,其间分布着众多小国,但作为大国的楚越经常跨国征战。楚、鲁、魏、秦、燕、赵、中山诸国随后也都修建了各自的长城。这些长城多半用于防御或进攻中原的其它诸侯国,只有一部分是用于防御漠北游牧族群。如齐国长城全部是防御中原诸侯国的。燕和赵都各有北长城和南长城,北长城用于防御漠北游牧族群,南长城用于防御中原诸国。中山国(游牧白狄)的长城却是朝西的,是为了防御赵国[84]。楚国的长城则北向而用于防御或进攻中原,如此等等。显然,各国的长城之修建取决于竞争者所在方向。秦朝长城则只是为了防御游牧族群,因为秦朝一统中原之后,竞争对手只剩下漠北势力了,而西域在那时尚未卷入逐鹿游戏。秦以后历代修建的多条长城同样说明了长城的意义取决于谁是竞争者。如北魏王朝在内蒙古地区修建长城是为了抵御同为游牧民族的柔然[85],高句丽修建长城是为了防御中原唐朝的进攻[86],辽在黑龙江、辽宁到内蒙古一带建有漫长的长城,值得注意的是,辽长城以外地区(远至俄罗斯部分地区和整个东北以及部分东西伯利亚)是辽的辖地,不是外国,就是说,辽长城完全是在辽的内地,几乎居中,显然与国界毫无关系,而是预防女真和室韦等部族的可能反叛[87]。


多数长城之所以位于与秦长城或明长城之重合地带或南北相去不远的位置,是因为这一带几乎就是古代中国两大经济区的分界线,即游牧(渔猎)经济和农耕经济的分界线,同时几乎就是中国东部季风区与西北干旱区的分界线,也是中国的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即半湿润和半干旱地区的分界线,大致符合“胡焕庸线”[88]:自黑河至腾冲一线。这条斜切线不是标准直线,而是依地形变化而弯曲、偏离或犬牙交错的连线。胡焕庸最早通过统计数字证明了中国的地形图、雨量图和人口分布图三者的大概一致性。这条线具有如此多层重叠一致的含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逐鹿游戏的博弈状态,大概把古代中国分成了游牧(渔猎)势力和农业势力两个大区域,也通常是一国两制(或一国多制)的分界线。当然,这种划界只是大概模样,在长城外部也有农业存在。


从长时段来看,这两大区域的军事力量大致势均力敌,各有兴衰之时,但经济生产方式以及生活方式的差异使长城一线最容易成为两大势力的博弈均衡线,两大势力博弈力竭休战或理性言和之时,往往就停止在长城一线。当然,每次的博弈均衡都有所出入,如河套地区,虽属干旱区,却有良好的灌溉条件,可农可牧,自战国以来,河套地区便反复易手[89]。大概言之,自从中国博弈由东西争胜转为南北争胜[90],长城一带就是典型的博弈均衡线,除非某一方拥有势不可挡的实力而实现大一统。当然,长城并非唯一的博弈均衡线,在南北争胜中,北方胜过南方的时候较多,除了长城一带,其次的博弈均衡线便是淮河秦岭一带,再次是长江。总之,长城不仅不是边界,而且是逐鹿博弈的中心地区,是中国的南北中线。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中国的核心随着博弈漩涡的变化而从中原位移到了北京。北京位于这条博弈均衡线附近,最利于同时控制南北中国,因此,有能力同时控制南北中国的王朝都选择了定都北京。


4 尾声:以变而在


中国的源流和成分如此复杂多变,又万变不离其宗。张光直称之为中国文明之“连续性形态”[91]。中国连续存在之原因当在于中国本身是一种生长方法。《周易》的形而上学是中国思维方式之本。存在之目的是永在。何以永在?在于变易,在于“生生”和“日新”。这意味着周易的形而上学不是一种关于“在而不变”的存在论(ontology of being),而是一种关于“以变而在”的存在论(ontology of becoming)。《周易》的存在论化成中国存在之方法论:一切皆在变易中,而变数不可知,存在之道便在于变通,也就是始终保持与变化同步协调。变通不仅是为了继续存在,也为了使存在变得更有容量,以至于能够应付“万变”,而能应付万变,存在才得以不变。老子在《道德经》中以“水”为隐喻阐述了应变性的思维方式:效果最优的存在方式就是如水一般随形而成,随机而遇。这种“水的方法论”或能解释中国何以善变而善存。作为生长方法而存在的中国具有“以变而在”的无限性,是以中国能够像一个“世界”那样存在,具有“世界性”容纳能力,能以“不是之是”的方式生长。孟子曰:“所过者化,所存者神”[92],或可注解中国持续的历史性。


一个称为“忒修斯之船”(The Ship of Theseus)的希腊故事说,一条木船有的木板破旧了,就置换了新木板,如此不断置换下去,终于这条木船的每块木板都更换过了,可是这条木船看上去还是原来的那条木船……。


注释:


[44]陈高华、史卫民:《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8卷》(白刚主编),人民出版社,1996,p.60.


[45]同上书,pp.37-38.


[46]张兆裕:“明代华夷之辨”,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编《古史文存·明清卷上》,2004,pp.265-277.


[47]翟式榖:“职方外纪小言”,见谢方:《职方外纪校释》,中华书局,2000。


[48]《元史·卷161·列传第48》。


[49]王夫之:《宋论·卷15·度宗》。


[50]顾炎武:《日知录·卷13·正始》。


[51]《清入关前史料选辑1》,中国人民出版社,1984,pp.289-296。


[52]费正清主编:《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p.283.


[53]同上书,p.1.


[54]郑有国:《中国市舶制度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pp.214-220.


[55]李云泉:《万邦来朝:朝贡制度史论》,新华出版社,2014,p.13.


[56]阎明恕:《中国古代和亲史》,贵州民族出版社,2003,p.157.


[57]司马迁:《史记·淮阴侯列传》。也见于班固:《汉书·蒯通传》。


[58]满志敏:《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pp.92-118.


[59]张光直:《中国考古学论文集》,三联书店,1999,p.53.


[60]《周易·上经·屯挂三》。


[61]许宏:《何以中国》,三联书店,2014,pp.96-99. 也见赵辉:“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形成”(《文物》2000年第1期)。


[62]参见奥尔森:《权力与繁荣》、《国家的兴衰》,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三联书店,1995.


[63]周振鹤:《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十六讲》,中华书局,2013,p.256.


[64]《盐铁论·备胡第38》。


[65]《盐铁论·西域第46》。


[66]《盐铁论·伐功第45》。


[67]李鸿宾:“逐鹿中原:东北诸族南向拓展的秘密”(《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1-29)


[68]《礼记·曲礼》。


[69]班固:《汉书·卷96下·西域传》。


[70]班固:《汉书·卷70·郑吉传》。


[71]孟祥才:《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三卷》(白刚主编),人民出版社,1996, pp.257-258.


[72]黄惠贤:《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四卷》(白刚主编),人民出版社,1996, pp. 72-80.


[73]俞鹿年:《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五卷》(白刚主编),人民出版社,1996,pp.256-260.


[74]李锡厚、白滨:《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七卷》(白刚主编),人民出版社,1996. p2; pp.74-87.


[75]王桐龄:《中国民族史》,吉林出版集团,2010,pp.394-398.


[76]姚大力:《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p.280.


[77]王桐龄:《中国民族史》,吉林出版集团,2010,pp.18-28.


[78]王桐龄:《中国民族史》,吉林出版集团,2010,序言。


[79]同上书,pp. 335-525.


[80]同上书,pp.440-441.


[81]《公孙龙子·指物论》。


[82]同上。


[83]段清波、徐卫民:《中国历代长城: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14,pp.1-17.


[84]同上书,pp.114-156.


[85]同上书, p. 247-248.


[86]同上书,pp.284-285.


[87]同上书,p.304


[88]胡焕庸:“中国人口之分布——附统计表与密度图”。《地理学报》,1935年第2期。


[89]周振鹤:《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十六讲》,中华书局,2013,pp.75-77.


[90]傅斯年:《民族与古代中国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p.3.


[91]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三联书店,2013,p.130.


[92]《孟子·尽心上》。


赵汀阳: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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