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高樸先生曾在美国金融业从业十年，现为全职人权倡导者，长期为其因宗教信仰被羁押的父母呼吁。其父亲高全福牧师于近四十年前创立西安锡安之光教会，与母亲庞羽女士于2025年5月被中国警方带走，随后被控“诈骗罪”并面临重刑威胁。

在本文中，高先生结合其自身家庭遭遇与金融从业背景，剖析了中国当局将教会信徒自愿奉献罗织为“金融犯罪”的最新镇压手段。他指出，这种将正常宗教财务行为“罪名化”的手法，不仅是对独立教会与信仰自由的赤裸裸剥夺，更揭示了中国当前法律体系将日常行为随时武器化的深层风险。

高先生警告，在华经营的外资企业与商业机构绝非旁观者——当法律规诫可被任意重塑，商业账目与日常运营同样可能面临被定性为罪名的危机。本文旨在从宗教人权与商业合规的双重视角，揭示中国当前法治现状对国际社会及跨国企业的深远影响。

对华援助协会

中国为何把教会奉献变成"诈骗"，企业也应警惕

高朴

2025年6月，中国山西省一家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杨荣丽15年有期徒刑。她是家庭教会"金灯台教会"的负责人，检方指控她的"诈骗"行为，就是收取信众的奉献。

两千年来，教会一直靠这种方式维持运作。金灯台教会的信众并没有受骗，他们自愿奉献，也清楚钱的去向。然而，在打压独立教会的行动中，北京变本加厉地采用一种令人不安的手法：把一种普通的做法当作金融犯罪来起诉。成都秋雨圣约教会的王怡牧师就是另一个例子：他于2019年被判处九年有期徒刑，罪名之一是与印刷基督教书籍有关的"非法经营罪"。

我的父母很可能是下一个。我的父亲高全福在近四十年前创立了西安的锡安之光教会。他和我的母亲庞羽都已69岁，生活俭朴，乐善好施。教会的资金由财务团队管理，并受长老和执事监督。父亲领取固定的讲道薪酬，母亲则以志愿者身份为大家做饭。

但在2025年5月，警察来到我们西安的家，带走了我的父亲，三周后又回来带走了我的母亲。最初的罪名是"利用迷信破坏法律实施"，但如今，随着以金融法律实施宗教迫害的手法被采用，他们已被改控诈骗罪。检方正在寻求判处12至13年。

诈骗罪并不符合事实，但也不需要符合。其目的是拿掉中国境外的批评者可能用来让当局难堪的一个话柄。迷信罪名看上去是赤裸裸的宗教迫害，而诈骗罪名看上去却像是依法执法。我父母真正的"罪过"，是拒绝把教会置于党的控制之下。他们的账目只不过是最容易下手的地方。

在华经营的普通企业应当把这视为一个警告。每家在中国的公司同样都要记账，而北京已经开始对商业机构使用类似的手法。2023年，警方突击搜查了美国尽职调查公司明茨集团（Mintz Group）的北京办公室，并拘押了五名中国籍员工长达两年。官方称该公司涉嫌"非法经营"，这与对王怡的指控如出一辙。该公司最终因未经批准的统计业务被罚款150万美元。去年，一名美国富国银行（Wells Fargo）的董事总经理因一起北京拒绝说明的刑事案件被禁止离开中国，直到美中两国经过外交谈判，她才得以回国。

这与美国企业早已习以为常的在华风险不同。多年来，美国贸易官员记录了强制技术转让、被迫成立合资企业以及国家支持的网络盗窃。企业之所以容忍这些侵害，是因为其业务的财务状况仍然足够好。我曾在股票和衍生品市场做过十年投资，深知几乎任何此类风险都可以定价。但是，一个可以在党认为有利时就把普通行为重新定性为犯罪的法律体系，是无法建模、无法对冲、也无法分散的。

许多美国企业高管与我的父母有着相同的信仰。他们应该问自己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北京可以把教会的什一奉献重新定性为应判十年以上徒刑的诈骗，那么它又会怎样把一家公司的账目变成武器？

随着中国经济疲软，这个问题变得更加紧迫，而中国领导层表现出比毛泽东时代以来任何时候都更愿意不择手段地达成目标。中国共产党目前进行内部清洗的手段，就是试图把金融腐败指控当作武器，甚至对自己的将领也是如此。

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最近那次会晤的议程涵盖了关税、人工智能和市场准入。它本该也涵盖法治，因为其他一切协议都建立在法治之上。如果北京想要外国资本，就必须证明它的法律明天与今天含义相同，而且对所有人都一样。

人权倡导者长期以来一直难以促使美国企业在其对华业务与中国政权的侵权行为之间划清界限。研究人员追查到强迫维吾尔人劳动已进入全球最大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的供应链，但直到美国海关开始扣留货物，这个行业才有所行动。大众汽车为其在新疆的合资工厂辩护了多年，最终才将其出售。苹果公司则一再公开向北京低头。高管们或许感到这些安排是错误的，也可能担心总有一天会反噬自身，但他们很难找到改变做法的商业理由。

对中国小型教会的压制是一种应该激起所有人愤慨的人权侵害。而中国政府推进这种压制所用的手法，即把常见的财务做法罗织为诈骗罪名，一旦在宗教领域得手，很快就会被用到商业领域。

高先生曾在美国金融业工作，后来成为全职倡导者，为其父母的自由奔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