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上帝才能反抗专制主义

taxinfo


美国前总统小布什:“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

 一个文明发达昌盛与否,表面上取决于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取决于对权力者的驯化。无数实践证明:人民若想幸福,最重要的就是驯服统治者,把他们关进笼子里。把统治者关进笼子,就是让人民掌握监督权。统治者只能享受有限的隐私,没有暗箱操作的机会,从而大大减少腐败的可能。1215年英国颁布的大宪章,第一次把法律的项圈成功地套到了国王的颈上。经过反复较量,到1689年,王权成了摆设。

如今的基督徒,还在保持沉默吗?

麦琪 

神学家朋霍费尔与他同时代的基督徒,都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即教会应该如何处理与恐怖政府之间的关系,而这直接关乎到每一个基督徒在面对不义之时的良心抉择与实际行动。德国新教徒领袖们生硬的沿袭着路德关于政教关系的理解,加之他们普遍对《罗马书》13章具有误解,于是,在国家被遭遇纳粹煽动起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情绪时,他们茫然失措,很快成为了纳粹的附庸;而天主教徒在面对恐怖政府时,也陷入属灵困境,他们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刺杀希特勒的陆军上校施陶芬贝格是一位天主教徒,他一再问神父:“教会能赦免一个杀害独裁者的杀人犯吗?”

1933年4月7日,刚刚上台几个月的德国纳粹政府,颁布了所谓的《雅利安条款》,该条款以“重建公职体系”为由,要求政府雇员必须具有高贵纯正的“雅利安”血统,也就是说,所有的犹太人都要被迫离职,这等于是将他们排斥在了德国主流社会之外。德国的教会与政府紧密联系,政府直接负责教会的财务开支,可想而知,这项条款必然会波及到德国的教会。教会立刻陷入了两难境地,是应该顺服掌权者,遵从国家主义权威呢?还是坚持圣经原则,与自己的弟兄姊妹站在一起?地上的掌权者,对天国子民构成了挑战。

基督教德国化、纳粹神学家有罪吗?

高峰枫

1933年1月,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标志着纳粹党全面掌握政权。在这改朝换代的当口,德国新教教会中有不少人认为,宗教当积极介入政治,于是颇有为希特勒政府摇旗呐喊者。这些支持纳粹的宗教界人士,组成“德意志基督徒”这样一个阵营(Deutsche Christen,英文译作“German Christians”),并设法攫取了新教教会的领导权。据保守估算,当时德国至少有四分之一的基督徒加入这一阵营,也有人计算,比例或可高达三分之一。这些人当中不乏知名神学家、牧师和学者,他们或是认同反犹的主张,或是不甘寂寞,要在新社会里有所作为。在超越世俗的宗教领域,如何在政治上积极表现呢?方法其实很多。比如,在不少教堂里,象征耶稣受难的十字架下,居然可以同时挂出纳粹的卐字旗(《雅利安人耶稣》一书的封面照片便是一例)。圣经里的弥赛亚和德意志民族的“救星”,就以这种古怪的方式被捆绑在一起,并肩战斗了。在举行敬拜仪式时,有些教堂的牧师和会众竟还要行纳粹举手礼,让人难以分辨这到底是礼拜还是党团集会。

政治与人格——写给参与议会选举的从政人

龚立人

十一月廿二日是香港区议会选举日。雨伞运动对这次选举有甚么影响?有多少个伞兵可以成功着陆(获选)?伞兵的参选是否只是对泛民票的再分配?这些关注对一年后的立法会选举可能有些启示,但我较关心参选人的从政热忱和他们对政治领域的了解。

 要回答我的关注,我们需要先认识议会政治是一个甚么的领域。议会政治主要是由权力决定吗?它主要以成果来衡量从政人的成就吗?道德在议会政治有作用吗?道德在议会政治是否只不过是从政人的政治筹码?就此,我想起韦伯(Max Weber)一篇写于一九一九年的文章——〈以政治作为一种志业〉。与本文有关的课题,第一,他提出的心志伦理与责任伦理之别。第二,他提出召命对从政人的重要性,尤其他痛贬力斥从政人的虚荣心,陶醉于没有结果的亢奋。

 简单来说,心志伦理与责任伦理之别是伦理学上的义务论与目的论之别。韦伯认为宗教伦理属于心志伦理,因为宗教伦理关乎无条件顺服,也不以结果来衡量决定和行动(即「基督徒只需作对的事,而结果就留给上主」)。他用的例子就是圣经的山上宝训。至于责任伦理,它属于政治伦理,因为它的决定和行动是基于审慎,而非关乎终极。再者,政治领域是一个两恶择其轻的世界,而非绝对,也非一个只由对与错决定的世界。就此,韦伯说:

中国作为一个政治神学概念

赵汀阳

内容提要 任何文化都有某种宗教信仰,这是一种文化的安身之处,或者说是自身确认的恒定依据。可是,通常认为中国缺乏一个总体性的宗教,而只有一些地方性的民间宗教,那么,如何能够解释中国的整体性以及安身立命的稳定依据?这是一直未能被解释之谜题。事实上,中国是一个神学概念,因此,中国就是中国人的信仰,或者说,中国本身的存在方式就是中国的神学信念。长期以来,中国被认为具有“包容性”。可是,为什么具有这种广泛的包容性?这又是一个问题。中国之所以形成中国是因其独特的“漩涡”动力模式,漩涡一旦形成就具有必然的向心力和自身强化的力量。中国漩涡的形成一方面与早期中国的政治行为有关,另一方面与早期中国发展出来的天下观有关,于是形成了“内含天下的中国”,中国也因此具有天下概念的无限兼容能力和无限内部化能力。这个“内含天下的中国”是一个神性存在,不能被削足适履地归入民族国家、文明国家或者帝国之类的政治概念或社会学概念。
关键词 天下 漩涡 向心力


概述:漩涡模式

叙述中国难于叙述天下。天下中有国,国中有家,这个体系层次分明,结构有序,而中国是一个内含天下结构的国家,以天下之意而行一国之实,那么,国家结构与天下结构如何得以结合?又如何形成?

在分析中国的生成与持续的动力结构之前,首先需要明确几个概念:周朝的天下体系衰于春秋而亡于秦,先秦属于前中国的天下时代。秦始皇开创行政一统的郡县制度①,使天下收缩为中国,自此天下故事转变为中国故事,因此,自秦至清是为古代中国。

虽然秦制度终结了天下体系,但天下概念仍作为政治基因存在于中国实体里,使中国成为一个内含天下性之国家。尽管秦汉以来的中国不再经营世界,却试图把中国经营为一个天下的缩版。这两种政治各有其志:经营天下之最终目的是使整个世界实现内部化(internalization of the world),使世界成为一个再无任何外部性(externalities)的万民共享社会,使一切政治实体得以协和共在,所谓“协和万邦”②;经营中国之主要意图是让中国万世长存,不再操心世界内部化,于是,外部世界变成了威胁和挑战。在周朝时,“荒服者不至”被认为是周穆王错误所导致的失序问题③,秦汉之后,如果“荒服”族群不与中原王朝为敌,就是岁月静好,国之洪福了。随着天下“无外”问题的退场,国家“内外”成了焦点问题。经营中国的注意力便集中于建构长治久安的内部秩序,同时试图使中国成为一个能够经得起任何外部博弈的国家。天下无外的理想本是“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④,随着天下体系的终结,无外的理想便收缩为后半句,化为中国内部的多元兼容原则,而正是这个原则使内含天下结构的中国具有政治现实性。

中国的双重性质注定了古代中国始终是一个未完成状态的概念,也是一个始终具有开放性的实体存在,就是说,中国存在于连续演变中,以“易”为其存在方式——“易”意味着表现为万变的不变之道,是变与不变的同体存在。因此,中国表现为一种生长方式,而其实体规模变化不定,时为秦之中土,时为唐元清之广域,或为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或宋辽金西夏之裂土。秦汉以来的中国作为裂土的时间甚至长过一统的时间,但大一统却始终是个政治神学信念。从历史形态上说,中国是一个分与合的动态过程,尽管分合不断循环,但合是其内在目的。大一统不仅是权力追求,也是和平生息的需要。根据《周易》的存在论原则,“生生”乃是存在之根本目的,有利于万物万民“生生”的政治状态就是合理的存在状态。信念虽然重要,但终究还需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客观动力。仅有大一统的信念仍然不足以必然解释中国的连续性和凝聚性,必定还存在某种势不可挡的客观动力,这正是需要分析的问题。

当代人的历史叙事难免暗含着当代思维的倒叙理解。虽然此时之当代性可以对彼时之当代性提出问题,却不能把此时之当代性倒置为彼时之当代性。假如把当代概念倒映并追认为古代事实,这种“逆向建构”会切断历史自身的筋脉,使一种历史变成了无线索的情节组合,失去自身连贯的历史性(historicity)。比如,来自西方历史线索的民族国家、民族主义、征服王朝、帝国主义等等现代学术概念对于西方历史是自然连贯的,而用于解释中国历史则造成历史线索的断裂。尽管1911年之后的中国故事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西方主导的历史的一部分(或许当代中国在断裂后又以某种方式重新生长),但假如把古代中国故事按照西方线索去逆向建构,终归是以鹿代马。

中国的精神世界发生于巫术而成熟于历史意识,如陈梦家所描述,是一个“由巫而史”⑤之发展过程。据张光直所考,中国文明之初,拥有精神解释力的“巫”与政治首领“王”是合一的,这意味着精神权力对于政治权力的重要性,而当文字出现,“史”具有了更强的精神解释力,于是史官与巫师曾经集于一身。⑥李泽厚认为由“巫”化出了“史”而终于形成以历史意识为主导的精神传统是中国文明之关键,他称之为“巫史传统”。⑦在历史取得了对存在的解释权以来,中国关于存在的反思形式就是历史性的,存在(being)被理解为变在(becoming)。与之相比,西方思想对存在的反思形式从希腊以来就是概念性的,存在必依永恒概念而在。中国的精神世界以历史为刻度,一切存在的意义都在历史性中展开,所谓“六经皆史”便是此意。

孔子理解的“春秋”必须表达大义,即存在之应在之道。各种叙事所理解之正统大义或有不同,每种关于正统的解释皆可用以支持一种叙事,但何为正统的论证却不能是一种自我叙事,否则就变成自相关的无效论证。微言虽达大义,大义却难自证。司马迁的“通变”意识似乎更接近历史变化本身,更接近存在之变在之道。在此,我不准备征引任何一种叙事之正统观念,而只限于分析中国是通过什么样的集体行动而被塑造的,就是说,不以历史叙述者的价值观点去理解中国是什么样的,而从历史行动者的博弈选择去理解中国如何是这样的。于是,中国的生成过程可以被理解为一个长期的博弈游戏,对其中变迁各家自有不同的价值看法,但形成中国的关键在于行动者的理性做法,正是行动者的做法定义了一个博弈游戏的问题、目的和性质。与历史行动者的视野相关,有两个问题是这里的关注焦点:(1)中国是个连续存在,那么,什么是形成中国连续性的动力结构?(2)对生存最有利的优势基因就会被不断重复,那么,什么是中国在历史中被不断重复的生存基因?

由于历史机缘不同,早期中国政治始于世界政治,即以天下体系为政治框架而建国建家;西方政治却始于城邦国家。这两种政治基因相异而或可互补,却不是能够合并的同类项。秦汉以来中国转为国家政治,但却不能等同于西方的国家概念,因为中国既不是城邦,也不是民族国家,甚至不是西方政治概念的帝国——尽管古代中国与帝国有某些外在相似处(比如没有法定边界),其实貌合而神异。貌似“帝国”的古代中国缺乏帝国主义性质,虽然并非从不扩张,但扩张不作为中国之立国意图,也不是国家行为的动力。也许可将中国勉强称为“大国”(great power),但这种说法没有表达出国家的政治性质。另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是有别于民族国家的“文明国家”⑧,时下在西方和中国都颇为流行。中国肯定不是民族国家,但把中国定位为“文明国家”,却也有令人迷惑之处。如果文明可以定义中国,为什么文明不能定义别的国家?难道别的文明缺乏特点以至于不能定义身份?同为多民族多文化的俄罗斯、印度、美国应该如何理解?另外,以民族定义国家有其明确的政治性质,而以文明定义国家却难以表达同等明确的政治性质。国家是个政治存在,对国家的定义终究需要表达其政治性质。如果仅仅从人类学性质去理解中国,那么王铭铭的“文明体”概念也比文明国家更恰当。⑨

使中国区别于民族国家的性质必是中国的政治概念或原则,即作为中国政治起始基因的天下概念及其“无外”和“协和”原则。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是天下的缩版(microcosm),是个以天下为内在结构的国家(a world-pattern state)。或者,如果以民族国家作为对应概念,则中国似可称为“万民国家”(inclusive state)。以上概念只适用于古代中国。至于现代中国,也有双重性质:传统中国性质加上现代国家性质。现代中国在古代中国的基因上引入现代国家的性质而成为一个现代主权国家,却仍然不是民族国家。关于现代中国性质的争议基于对现代国家概念的一个狭隘理解,即现代国家必是民族国家。实际情况是,现代主权国家至少有两个基本型:民族国家(例如欧洲各国)和合众国(例如美国、中国、俄罗斯、印度)。合众国同样具有法定边界和法定主权等现代国家性质,只是以多民族多文化而区别于民族国家。就目前趋势来看,越来越多的民族国家正在慢慢演变成合众国,欧洲多国之阿拉伯人、非洲人、东欧人和东亚人的人口增长迅速,已很难说是原本意义的民族国家了。因此,合众国有可能将会发展为现代国家的主要类型。

中国政治中一直内含天下基因,即使天下已收缩为中国,同时古代中国也缺乏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诉求。中国直到清末遇到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挑战才对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产生思齐之意,梁启超大概最早提倡学习西方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以便转型为现代国家⑩。古代中国没有主权概念,只有政权,没有法定边界,所谓领土,只是实力变化的函数。古代战争也不是民族战争,而是政权之间的战争。与宋作战的辽军统帅韩德让是汉人,灭宋的元军统帅张弘范也是汉人。如果按照现代民族主义概念,他们会被追认为汉奸,但在历史语境里,他们是出生并生活在北朝的居民,而北朝也是中国,正如宋是南朝之中国。只是张弘范相信天命在元,而文天祥相信正统在宋。

既然与民族冲动无关,那么古代中国的分合动力是什么?这种历史动力是如何形成的?中国是“万民”(现代的说法是“多民族”)汇集之地,中国历史也是万民合力之作,是一个多线索交织而成的故事。每一种具有连续性的历史都会有某类事件或问题不断重复出现,那么,什么原因或理由使得相似的事情不断发生?最简便的解释是将其归结为“传统”。中国连续不断的存在就经常被归功于中国文化传统,进而又通常被归结为儒家传统,儒家传统又被认为具有显著的道德性。这个文化神话实有若干疑点:首先,以什么历史事实来证明中国人在道德上更为高尚?这是个问题。我们恐怕不能忽视实际行为与道德教义之间的差距[11],因此需要意识到,实际上构成历史的行为另有更强的理由和动力。其次,儒家观念只是在宋以后具有最高权威地位,而那时中国存在模式早已形成,这意味着中国概念另有成形的道理。儒家肯定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但中国传统之多样性也是显然事实。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即使传统对历史具有足够大的解释力,传统也还不是落实到底的解释,我们仍然需要追问,为什么会形成如此这般的传统?这种传统的吸引力到底在哪里?一种传统为什么有其传播限度或文化边界?

历史事件只是故事,故事背后总有其历史内在动力结构。什么是使得某种事情不断重复发生的动力?这是需要解释的问题。历史事件无疑具有创造性而千变万化,而历史性却隐藏在千变万化的故事不断重复的动力结构里,这种内在动力结构定义了一种历史是什么样的博弈游戏,并且不断诱发前仆后继的行为。由于历史性并不直接体现在历史的故事性之中,而是隐藏在历史故事性之中的反故事性,是贯穿在不可重复的事件中的重复性,因此,历史性具有形而上的意义而能够解释一种存在之所以存在。当一种存在的时间性具有了自觉的动力结构就形成了历史性,历史就占有了时间。理解历史性的方式各有不同,或为超验神学,或为自然神学:如果历史被理解为有其终极目标,历史性就是一种使命;如果历史被理解为无限展开过程,历史性就是一种存在寻求自身永在的生长方式。后者正是中国历史之取向,即生生而日新之意。

存在的直接动力是寻找生存资源,这是自然状态;当存在试图谋求稳定可信的继续存在,或者说,当一种存在谋求占有未来,就必须寻找政治资源,于是就进入了政治状态。或可以说,追求存在一开始只是经济问题,但追求不被他人劫走的未来,就变成了政治问题。维持生存的单纯经济活动只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属于自然过程而尚未构成历史。一旦利益关系产生出权力问题,就进入了人与人的博弈游戏,所以历史总是从政治开始。权力意味着建立秩序,把可资利用的资源(available resources)变成所支配资源(controlled resources),以此使继续存在变成可信的预期。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就是试图以秩序去占有未来。当一种秩序试图规定未来必须如此发生,秩序就是在创造历史。由此可以理解沃格林所谓“历史的秩序来自秩序的历史”[12]。

如果一种历史秩序成为众所追求的政治资源,就会形成一个共同参与的博弈游戏,并且由此展开为一种共同的历史。对于中国,是什么样的历史秩序,什么样的博弈游戏,使中国历史成为万民的共同历史?当一种历史秩序或一种博弈游戏成为万民之共同兴趣,它就成为一个“聚点”(focal point)。这是借用谢林(Thomas C.Schelling)的一个博弈论概念,“聚点”指的是人们未经事先商量却不约而同的选择[13]。在这里,聚点可用于解释共同历史的形成。

曾经有一个实为假定的共识(难以考证这个看法的起源):中国是中原文化不断向周围“扩展”或“辐射”而形成的。张光直认为中原向外扩展的看法是个错觉,事实应该是各地文明的“相互交流”,而形成这个错觉的一个原因是,考古的兴趣一度集中在中原“支持了中原核心地位的错觉”[14]。鉴于新石器时期的中国存在着水平相当的多处文明及其互动,张光直的看法对于夏商周以前的早期中国可能是更准确的,但夏商周以来的中原事实上变成了中国之核心,如何理解这个核心的性质以及核心与周围的关系才是根本问题,或者说,如何解释中国成为一个包含了中原和“各地”的整体存在才是根本问题。中国的形成过程中的确存在着文化的互相交流和中心扩展的情况,但这两种现象仍然不足以构成必然解释:互相交流模式不能必然地解释中国整体性的形成,因为文化间的互相交流并不必然导致合一,还有各取所需而维持独立性的可能;中心向外扩展辐射模式也不能必然地解释中国整体性的形成,因为周围族群不断涌入中原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历史事实,而更重要的是,扩展未必能够保证合一,有可能被抵制,甚至有可能竞争失败。在理论上说,能够确保形成大规模的政治与文化存在的根本原因是吸引力,也就是孔子所谓“近者悦,远者来”的原则[15]。这正是我选择“聚点模式”来解释中国的理由,即必定存在某种吸引力导致中国成为一个共同选择。

中国历史自有诸多需要研究的聚点,我们在这里要分析的是贯穿中国古代历史的一个政治博弈聚点,即以中原为核心的“天下逐鹿”博弈游戏,其动力结构是一个有着强大向心力的漩涡模式,众多相关者抵抗不住漩涡的诱惑而前仆后继地“主动”加入游戏成为竞争者,也有许多相关者被动地卷入到游戏中,博弈漩涡逐步扩大,终于达到稳定而形成了一个广域的中国。
在地理上,从漠北到江南,从东海到西域之间的广大地面形成一个无分割的逐鹿空间,这个广域的核心地区,通常称为中原,是早期中国的发达地区(与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交通条件都有关系),不仅是最早的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也是文化中心,它意味着逐鹿游戏所能达到的权力极限而成为天下逐鹿的必争之地。“逐鹿中原”这个成语如此生动地概括了中国历史的博弈游戏,因此赵辉认为这个成语有效反映了以中原为核心的中国历史主流发展趋势[16]。假定所有具备实力的竞争者都对逐鹿中原感兴趣,需要进一步解释的问题就是:为什么逐鹿中原的游戏会形成“漩涡”模式,以至于欲罢不能地形成了中国历史的连续性?为什么逐鹿中原会形成追求大一统的向心力,而不是多方满足于各自割据的均衡?说到底,中原有什么不可替代而非争不可的特殊资源?

张光直相信,中国的“文明动力是政治与财富的结合”[17]。政治追逐财富是常理,但这里的问题是,作为古中原的黄河中段流域在物质文明上虽有相对的综合优势,却并无压倒优势,也并非每种技术都是最优。考古证据表明,北自内蒙古和辽宁一带,南至长江流域的早期中国,相当密集地分布着众多的文明产地,资源条件各有所长,技术能力大致接近,生活水平相差不远,却为何不满足于各安其所,而要逐鹿中原呢?即使中原的物质财富略有相对优势,也尚不足以解释中原必然成为众望所归的逐鹿之地,尤其难以解释为什么中原是个值得不断前仆后继的逐鹿之地。什么才真正是中原的决定性优势,这还需要进一步追问。物质财富和交通枢纽无疑都是重要因素,但似乎仍然不是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或许我们应该在物质条件之外去分析其他的诱惑。与消耗性的物质世界不同,精神世界是增值性的,精神世界越被使用就会凝聚更多的附加值和魔力,就越能够吸引更多的心灵。因此有理由相信,中原的特殊地位必定在于中原拥有一个值得争夺的精神世界,一个人人都可以加以利用去获得并保有权力的精神世界。

中原精神世界之所以具有号召力和普遍可分享性,至少在于以下几个决定性的因素:(1)汉字。这是早期中原形成的书写文字,在当时是中国地区能够记录和储存大量信息的大数据系统,是能够承载复杂思想和丰富叙事的书面载体,因此,以汉字为载体的精神世界是早期中国最具大规模传播能力的信息和知识[18];(2)思想系统。中原文化是当时具有最大容量的解释能力和反思能力的思想系统,具有反思人类行为和解释万物的世界观和历史观,集中表达在《周易》、《尚书》、《周礼》、《诗经》、《春秋》等早期文献里。这意味着中原的思想系统具备了组织空间和占有时间的能力,既占有历史性,又占有公共性,也就具备了组织大规模社会的能力和创造制度的能力,同时具有对历史、社会、制度和权力的正当性的自我解释能力,因此成为当时中国最具优势的精神资源;(3)周朝创制的天下观念也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天下概念的“无外”原则意味着最大限度的兼容性,不拒绝任何人的参与,也就预先承诺了一个任何人都可参加的博弈模式,也因此成为对所有人具有同等吸引力并且可加以同等利用的政治资源。与此相配合,周朝的天命观念以有德为得天下之理由,这等于论证了革命的合法性,逐鹿也就师出有名。天下观是一个化特殊性为普遍性的有效例子:天下概念虽是周朝的特殊发明,但天下概念的内容却具有其普遍意义,因此能够被普遍接受而成为一个政治神学资源[19];(4)政治神学的雪球效应。逐鹿的胜利者们为了保有对优势资源的合法利用和稳定占用,几乎都选择了周朝创作的天命传承故事,把自己的王朝加入到悠久的政治传承叙事中去成为这个长篇故事之一章节,以此解释其政治合法性。于是,不断丰富的历史本身变成了一个政治神话,几乎无人会拒绝利用这种现成的优势资源。

或许还有更多因素,但这几个决定性的因素已经足以形成逐鹿中原的漩涡模式。漩涡效应在于它的持续向心力,历史表明,最初一些政治势力为了夺取优势资源而主动卷入逐鹿中原的博弈,从而制造了漩涡,而随着更多政治势力的卷入,这个漩涡的体量不断扩大,优势资源和政治意义不断累积,因此进一步增强了漩涡的向心力效应。正是天下逐鹿游戏持续不断的漩涡效应创造了中国,而这个漩涡游戏的开放性——归功于天下观念——决定了中国是一个不断生长的概念。

天下之缩版


考古学通常把新石器时期看做是文明形成期。相对于中东两河流域和埃及文明,中国文明的形成或许不算早[20],但目前出土文物的技术风格显示中国文明应为独立发生。新石器中期,中原地区已开始农业生产,但仍属于农耕、游牧和渔猎混合经济,手工技术已能够制作陶器和玉器,有了原始饲养业。[21]新石器晚期出现丝织品和青铜器,特别是出现了大规模聚居地,有了城。山西南部临汾盆地的陶寺遗址有个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的大城[22],如此规模的大城被认为或许是个王城(此时尚早于夏朝,或许属于传说的某个圣王),其中还出土了疑似初始文字的符号[23]。据张光直,新石器末期的中原已具有“中国”文化基本特征,他相信当时已经出现的小米、水稻、高粱的种植、猪狗牛羊马的豢养、夯土建筑、蚕丝与麻、陶器、木雕和铜器、饕餮纹饰、甲骨占卜和象形文字,这些特征大概定义了以黄河流域为核心的早期中国文化[24]。另外,仰韶、大溪和红山出土文物说明,从蒙古、中原到长江流域都有龙的形象(蒙古红山的玉龙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龙形象),这意味着如此广域已有了大跨度的文化共通性[25]。张光直推测,自公元前4000年左右,华北华南等地的文化“已经互相连锁成为一个更大的文化相互作用圈(sphere of interaction)”[26]。

按照传说,公元前2000年左右开始了中国的王朝时代,但第一个王朝夏朝长期缺乏实证。1960年开始发掘的二里头遗址被认为说明了夏文化的存在(碳十四测定为公元前1900至1500年,正是传说的夏朝时期)[27]。夏文化的存在是否能够证明夏王朝的存在,仍有待更多证据[28]。二里头遗址位于洛阳平原,自古被认为是天下中心,包括夏商周三代在内的中国半数王朝都建都于此。在二里头文化之前,洛阳地区及其周边是新石器时期的中原核心文化区,是仰韶和龙山文化所在地,从中可见文化之连续性。在许宏看来,二里头遗址应该就是中国的原型,是最早的“中国”[29]。一个重要证据是,二里头遗址核心区有个规模巨大的疑似王宫,面积达10万平方米,主宫殿面积达1万平方米,其建筑布局一眼可见出与紫禁城的概念相似性[30],尽管比紫禁城要简单得多。1963年陕西出土一件称为“何尊”的青铜器上有周成王建造东都的诰命铭文,其中有“余其宅兹中国”之语,这是最早见于文字的“中国”。何尊上的中国所指就是二里头遗址所在的洛阳盆地[31]。

二里头遗址文物的丰富性说明二里头政权(是否夏朝政府有待证实)已经控制了大量资源和技术,拥有农业、畜牧业和渔猎的混合经济,玉石、陶器、漆器、青铜器、丝织品、酒器等等礼器或生活用品,甚至已经有了双轮车。遗址中发现的许多海贝意味着中原与远处沿海已有往来[32](二里头遗址与最近海岸之间直线距离约600公里)。二里头文化中最具意义也是最有争议的是:刻在陶器上的符号是不是初始文字?那些符号看上去很像文字,但无法解读。新石器的符号可能是后来文字的部分来源,张光直认为那些“零星出现的”符号大概尚未形成系统文字[33]。晚于二里头文化数百年的殷商文化确定有了成熟的文字,有甲骨文为证,也有古书记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34],说明殷商文字已经成熟到足以清楚记录制度规则和描述事件。文字的成熟需要足够长时间的过程,因此考古学家推测“不能设想夏王朝却还未曾使用文字”[35]。早时陈梦家推断,汉字之兴起“约当去今三千五百年,最早不得过于四千年以上”,应属于“商民族特有的文化”[36]。此说大致不差,或需略加修正。

可以说,二里头文化已包含了中原文化的最基本基因。虽难以罗列早期中原文化的基因图谱,但可选择几个基因作为示例。二里头的王宫初步表现了延续数千年的“中轴线”概念。作为一个神学性质的隐喻,中轴线概念贯穿在中国的大多数空间布局中,从房屋、庭院、宫殿到城市,甚至推广到对国家乃至天下的理解。具有中轴线对称格局的房屋既是家,也是国之微观模型,进一步也是天下之极小模型。另外,二里头的建筑结构也初步具备中国数千年传统建筑的基本样式。据梁思成的概括,中国的梁柱式建筑具有特异的外部轮廓,上有“翼展之屋顶”,下有“崇厚阶基之衬托”[37]。如此建筑格式也具有形而上学的隐喻性质:四周伸展的屋盖象征着天,厚实的基座象征着地,而人居于天地之间,寓意“天地人”的关系结构。对于人,天地本是最大的房屋,而房屋乃最小之天地,尽收天地之意于所居,正应“配天”原则(语出《中庸》)。

中原文化没有超越性的宗教,却对自然有着神学理解。自然是万物之道的最终标准,而自然之道以自身为准,即老子所谓“道法自然”。能以自身为准,正是神圣存在的本质指标,因此可以说,自然便是中国的一个神学概念。与自然一致(所谓配天)就是衡量人的世界的神学标准。把天地复制为家,便是象征性的配天之意,也是敬天之礼。可以推想,中国的“家”不仅是个家庭概念,同时也是一个自然神学概念。天地无穷伸延并且兼容万物,以天地为准之家同构地复制了天地的无穷兼容性,天地也被复制为不同规模而同构的家园:家庭是最小规模的家,国家是较大规模的家,天下是所有人的家。这种以天地为本的同构复制也同时复制了天地的神学性质,因此,“天下-国-家-国-天下”的双向循环复制,进一步构成了中国概念的神性,使其具有政治神学的意义。

宗教感或神学性是人类几乎没有例外的自然情感。宗教感来自某种免于质疑的神性信念,往往是一种文化的稳定性之所在,因此很难想象一种稳定连续的文化没有宗教感——虽不一定表现为有组织有教规之宗教。最容易理解的神性是超越性,因此,多数宗教都假定了一个超越性的至上存在。令人疑惑的是,连续稳定的中国本土文化竟没有原生一个超越性的宗教,学者们一直试图解释这个费解的事实,如“道德代替宗教”(梁漱溟)或“美育代替宗教”(蔡元培)的说法。道德与诗文在中国文化中确实被安置在高位,但仍然并不具有至上神性。与自然之道不同,道德与诗文无法以自身为绝对标准,也就不是终极标准,因此缺乏神性,也因此缺乏一致的判断标准(伦理和审美标准乃争议之地),也就不可能真正代替宗教。对于古代中国人,真正具有神性的概念首推“自然之道”,其次是最接近自然之道的“天下”,接下来应该是象征性复制了天地秩序因而复制了天地神性的“中国”。如果说古代中国的道德信念被赋予神性表现,也是因为人道被认为符合天道:自然是神性所在,道德只是自然神性的转现;同样,诗词也为自然之道之印证,其所赞美的日月、河山或草木也意不在风景之美学效果,而在于自然神性,或者在于带有自然神性负荷的生命、家国、故土。

中国概念的神学性质或可解释“中的国”(middle kingdom)的概念何以引来质疑之深层原因。假如中国的概念仅仅意味着地理意义上的世界中心位置,那么只是世界各地常见的主观感觉,不值得当真拒斥。正因为中国概念具有神学意义,所以对于一神教才是一个值得严肃对待的异教概念。儒家以为道德观念是中国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之根本,其实儒家道德并不被识别为特殊伦理观。这正是明末利玛窦的中国经验,他发现儒家道德与基督教道德可谓大同小异,因此相信中国是传播基督教之大好之地。传教士在中国遭遇的传教困难与伦理差异基本无关,而是因为思维方式的严重差异。当时中国的基督教“信徒们”同时继续信仰儒家、佛家、道家、祖先以及财神等神灵,传教士难以接受此种“不诚”。事实上各处的生活基本问题相类,道德也相差不远。因此,伦理道德恐怕难以说明中国的本质特殊性。

中国概念的神学化自有其线索。按照古代中国的想象,天下之中是中国。这个想象或许起源于地理感觉,如上所述,最早的“中国”在洛阳平原,稍后扩大为从西安、晋南到洛阳一带,也就是后来被称为“中原”的地方。这个位置四通八达,具有地理中心的作用。尽管中国概念已经借助关于天地空间格局的想象表达了自然神性,但在夏商时应该尚未成为一个政治神学概念。周朝建立了“世界性”的天下体系,天下体系中有千邦,中国居中而为宗主国,而天下体系每个层次都是同构的。当天下收敛为中国,中国继承了天下的基因而成为内含世界结构的国家,这种天下性质的负荷使中国从一个复制了天地秩序的自然神学概念同时成为一个复制了天下秩序的政治神学概念。

中国的空间演化同时也是空间概念的演化。国之本义是都城,字形示意为武器守卫着城墙所围之地。一国所辖地面不仅有都城,还有“郊”和“野”。都城近旁之周边地区为郊,包括诸多小城和“乡”,是有政治权利和义务的国人居住地;野乃是郊之外的大片农业地区,是没有政治权利的庶人或野人居住地[38]。中国是宗主国的首都,也就是王朝首都。周成王宣告建新都城:“余其宅兹中国”(把家安在中国),这个“中国”就在洛阳。随后中国的概念由宗主国的首都扩大为整个宗主国(王畿),继而大概在春秋时期,中国已可用于指称中原地区,周朝体系里有着宗亲关系和礼乐文化的众多诸侯国都在中国之中,包括黄河流域的河南、陕西、山西、山东、河北,以区别于南方和漠北的蛮夷文化地区。这意味着中国在地理意义之外又附加了文化意义。当长江流域的蛮夷诸侯(荆楚吴越等国)的文化与中原变得更相似,且有实力卷入中原争霸,中国概念就进一步扩大到长江流域,随着更多地区卷入到逐鹿中原的博弈游戏中,中国的概念也随之不断扩大,曾经扩大到比今天的中国大得多的地域:极致广域是元朝之地,西越葱岭,东临日本海,北纳西伯利亚,南至南海;其次的广域,也是长期稳定的疆域,是清朝之地,同样西越葱岭,东临日本海,南至南海,北有蒙古和小部分西伯利亚。中国概念取决于天下逐鹿的漩涡效应,也就是说,中国的规模取决于逐鹿游戏卷入多少参与者,同时,逐鹿的漩涡效应也使中国拥有多样综合的文化。

中国综合文化的形成方式,称之为“化”。化是变易,不是一方之改变而总是互化。因此,化区别于宗教的皈依(converting),而是多种文化对存在秩序的合力重构。也许最接近“化”的变易形式是基因变异或基因重组。在这个意义上也许可以说,善于化的中国概念具有某种“生物性”,或者借用塔勒布的概念,具有拒绝固守原状而善于变异的“反脆弱性”(anti-fragile)[39]。中国的善化能力与天下之信念有关。唯有天下原则能给予互化以合理合法的解释,这正是天下基因在中国概念里的功效之一。

在多族群多文化的互化过程中,中原文化一直是互化的主要资源。尽管进入中原的游牧族群通常部分保持着原有的文化(北魏孝文帝的全盘汉化运动是个例外),但由于缺乏中原拥有的高度成熟的知识生产系统(大量而全面的文献图书、教育系统和学术系统),于是几乎都理性地接受了中原业已高度发达的现成文化资源,进而也同样成为中原文化的拥有者和推进者。科举制被认为是中国文化一大发明,便为鲜卑血统的隋文帝一朝所创。入主中原的游牧王朝推进儒学的积极性不亚于汉人王朝,游牧王朝给予孔子的封号便至少与汉人王朝的封号平级,其中,汉朝追封孔子为公爵,唐朝追封为王,明朝追封为先师(精神领袖),而西夏(藏族)追封孔子为皇帝(最高封号了),元朝(蒙古)追封为王,清(满族)追封为先师。另一个意味深长的事例是,元朝首次把程朱理学定为科举考试标准答案,而宋朝自身却未曾给予程朱理学如此地位[40]。文化原产地并不能独占其文化解释权,一种文化一旦被分享就成为共同资源。众多族群分享中原文化的现象类似于欧洲各国分享来自希腊罗马和耶路撒冷的文化。

互化乃是不争之历史事实,谁主导互化,却是关涉到谁代表中国正统的敏感问题。这个问题的敏感性实为历史语境所造成。在多数情况下,逐鹿漩涡不断卷入的大多数竞争者都化为中国人,竞争者的原住地也因为卷入逐鹿中原的漩涡而合入中国,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满族等等,尽皆如此。宋朝之前,进入中原的北方竞争者的胜利都比较短暂,在宋朝时期却形成了长达300年的割据格局:辽(契丹)占据北部中国,地域大过宋,西夏(藏族)占据西北,宋占据中原和南方,当金(女真)取代了辽,把领地扩大到淮河一带,更占有了中原的大半部分。于是,谁代表中国“正统”就成为问题了。

辽与宋对峙,就权力主导而言,宋处于弱势,甚至为了和平而向辽纳贡,因此辽当仁不让地自视为中国之正统,但在外交措辞时则温和地说成平等之割据:“境分二国”但“两朝事同一家”(辽兴宗和辽道宗写给宋仁宗和宋神宗的国书如是说)。最有趣的是,辽太宗灭后晋时获得了据说是秦始皇为“万世”中国所制之传国玉玺,传国玉玺一直被神化为天命的物证,因此获得传国玉玺便被认为是正统的一个象征。辽兴宗曾经为科举命题为“有传国宝为正统赋”[41]。宋时处弱势,便采取与辽相反之理据而强调华夷之辨。王桐龄认为,正因宋朝幅员偏小,武力衰弱,对辽夏金元应付维艰,于是“尊王攘夷学说成为天经地义”[42];又据葛兆光,宋与辽金西夏的并立状态使宋陷于“从所未有的关于中国的焦虑”[43]。此种焦虑迫使宋朝的政治叙事从天命的普遍性退缩为特殊性,把“天下人的天下”观念替换为汉人的中国,这等于背离了周朝开创的普遍关怀之天命传统,而把天命理解为族群之私产或类似于殷商想象的上天特殊眷顾。此种退缩叙事虽有内部凝聚之效,其代价是失去了政治叙事的广泛容量。

南北朝之分通常被认为是临时状态,因此虽各执一词而未及根本。元朝和清朝皆为非汉人主政整个中国,尽管元朝和清朝不同程度地接受了中原文化,且与中原文化有着深入互化,但元朝和清朝的性质超出了宋代以来儒家叙事的限度,于是不得不重新解释正统。其中尤以元朝最难解释,元朝推行不平等的民族政策,基本国策是突出蒙古人的地位和传统,只因统治之需而部分采用了中原制度和文化,但在决策机构中蒙古人的人数超过半数,色目人也多于汉人[44]。元朝还放弃使用秦始皇传国玉玺的传统,另制材质规制不同之帝玺[45],此举或暗示元试图开启新统。

如何解释元朝的历史位置,据张兆裕的分析,这是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所遇到的“前人未遇之难题”。朱元璋给出了一个两面解释:蒙古皇帝几乎征服了整个天下,前无古人,必是天命所授,否则不能成功。既然蒙古受天命而主政整个天下,那么蒙古主政中国也是天意。然而,蒙古终究不适合治理中国,所以天命必然要回归中土,轮到他来做皇帝[46]。因此,朱元璋在象征正统传承的历代帝王庙里将元世祖忽必烈列入中国正统皇帝之序列。朱元璋对正统的新解并非全新,只是否定了宋朝的华夷之辨,回归周朝传统的天命解释,而周朝思想在中国传统中有着至高地位,其权威性远超宋儒,朱元璋的解释也就不难成立。宋明儒家的华夷之辨虽然引经据典于先秦,托词于孔子春秋大义之“攘夷”原则,实则有悖于周朝传统的天下和天命概念。翟式榖曾经指出华夷之辨乃是附会误读,“吾夫子作春秋,攘夷狄,亦谓吴楚实周之臣而首奸王号,故斥而弗与,非谓凡在遐荒尽可夷狄檳之”[47]。翟式榖的解读更符合周朝之天下古义。元朝虽然武功显赫,但在文化上除了个别突出成就,与宋朝相比有着大幅度的下滑,因此难言文治。元朝选择了以大一统作为合法性定位,所谓“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不为正统”[48]。于是,天命的证据收缩到只剩下地理指标:完成大一统。民心问题隐去了。

至于清朝,满族所居之东北属于明朝辖地,清朝主政中国也大体继承明朝制度,疆域远超明朝,民生状况良好,清朝前中期近150年的“盛世”在历史上罕有其匹,因此在正统性上的疑义远不及元朝。但在清初的明朝儒家遗民看来,清朝仍然有正统的疑问,王夫之借讨论宋朝之亡以喻明朝之亡:“宋亡,则举黄帝、尧、舜以来道法相传之天下而亡之也”[49]。“亡天下”是来自顾炎武的概念,顾炎武有言“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50]。王夫之的用法似乎偏离了顾炎武的原意。顾炎武虽怀故国,亡天下之论却非针对清朝,他在文中所举“仁义充塞”的例子是晋朝,而晋朝却非夷狄。王夫之另加解释的“亡天下”似乎意指中原文化传承之断裂,这一点恐与事实不符。清朝对中原文化的推崇应无疑义,清朝所沿用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伦理秩序都属于中原传统。

元朝和清朝正统性的真正疑点在于,元朝和清朝皇帝都保留了大汗身份,这一点被用来说明元朝和清朝并不属于中国传承线索中的王朝,而是征服了中国的外国。关于这个疑点,当代人无法完全接近历史真实,只能寻找最合理的解释。以当代理论去逆向建构古代事实,符合历史真实的概率恐怕要小一些,而以符合古人最大利益的理性理由去推测古人的选择,就更可能接近历史真实。按照“最大利益”(主要包括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去推想,摆脱中国王朝线索而定位为入侵者的征服王朝,这样的身份选择恐怕不符合元朝或清朝的最大利益,显然不可能是元或清的理性选择。元清皆保持其双重身份,是因为需要得到两种传统的一致支持,以便控制生活与生产方式都不同的两大区域。元朝和清朝都认为自己完成了前所未有的大一统伟业,并没有把所辖之地分开看做是两个国家,因为中原传统的天命观和大一统概念对于元朝或清朝都是最有利的政治神学叙事:只有成为大一统中国的合法传承之主,才能有效征用最大资源、最大权力和最大利益。既然加入中国历史线索符合元朝或清朝的最大利益,就很难想象元朝或清朝会拒绝对自身如此有利的政治和历史资源。在与明朝逐鹿中原之前,努尔哈赤在写给明朝万历帝的信中已经征用天下概念解释了满族主政中原的合法性:“天地之间,上自人类下至昆虫,天生天养之也,是你南朝之养之乎?……普养万物之天至公无私,不以南朝为大国容情。……天命归之,遂有天下”。[51]

据实言之,中国的概念始终是多文化的互化与共同建构的结果,既不是表现为汉化的同化,也不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互相拒斥与分隔,但在混成的中国文化中,由于以汉字为载体的精神世界更为丰富深厚,中原文化的基因始终起着主导作用,这也是无需回避的事实。即使北方族群(特别是蒙古和满族)入主中原,中原文化仍然是文化互化的主要资源,如前所述,嵌入中国的历史线索正是入主中原的北方族群的最大利益之所在,因此势在必然。无论元朝还是清朝,其政治合法性都仍然在中国思想中能够被解释,至少在周朝传统里能够被解释,也就是说,作为内含天下结构的国家,中国汇万民于一体并非难题。

直到清末,中国才真正遇到了无法自圆其说的身份难题:不仅中国在地理上并非天下之中心,在政治权力上也不是天下中心,甚至在知识生产上也并非天下中心。如果逻辑一致地根据天下概念去理解世界,清末以来的中国不再是天下概念里的那个“中国”,而只是一方“诸侯”。同时,古代中国的自身叙事也遭到外部世界的质疑,来自他者的叙事也带来了属于另一个世界的逻辑,也因此产生了语境错位的解释和跨文化理解的困难。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汉朝以来(特别是明清时期)的朝贡制度被看做是中国强加给世界的一种等级制。费正清称之为“朝贡体系”[52],他把朝贡制度解释为“中国的世界秩序,是一整套思想和做法。千百年来中国统治者们不断将这套东西加以发展,使之永久保存下来”[53]。然而,把朝贡制度理解为朝贡体系恐怕是言过其实的过度诠释。汉朝以来的“朝贡”虽保留了周朝的朝贡名称,却已无实质支配权力,基本上有名无实。周朝的朝贡是诸侯对天下体系的一种政治和经济义务,诸侯提交的贡赋虽不等于税收(弱于税收),但也是对周朝维护天下体系的成本费用分担。可是汉朝以来的朝贡制度只是一种政治想象,除了少数与中国王朝关系密切的藩属国(朝鲜、越南、琉球等),大多数朝贡国并没有承认对中国王朝的附属关系,中国王朝对朝贡国也没有政治和经济的支配关系。因此,汉以来的朝贡只是一种涉外制度而已,远够不上支配性的“体系”或者“秩序”。自汉唐至明清,朝贡关系采取厚往薄来政策,对朝贡者优厚赏赐、高价回赠,绝大多数朝贡国利用朝贡的优惠政策进行利好贸易,乃至争相朝贡,使朝贡贸易造成中国的巨大逆差,中国王朝甚至不得不限制朝贡的次数和货物数量[54]。由此可见周边国家所理解的朝贡之经济含义远多于政治含义。

我们还需要注意到反向朝贡的现象。汉武帝之前,西汉苦于与匈奴的长期竞争,为求得和平而“岁奉”匈奴许多财物,恰如李云泉所说的,这表明汉朝反向匈奴朝贡[55]。中原王朝对强势竞争者的反向朝贡并非特例,两宋对辽金也是反向朝贡。反向朝贡的现象说明,朝贡是一种通用的政治策略,并非单方专用,总是强势一方受贡。

中原王朝的涉外政策也不止朝贡一途,事实是朝贡与和亲两种策略长期并存兼用,虽然朝贡为主和亲为辅,但不能因此把中原王朝与周围政权的关系简单归结为朝贡。据阎明恕,和亲的作用在现代史学中被明显低估。和亲策略自商周至清朝一直运行,并非偶然事件,也并非总是迫于压力的权宜之计,而是长期策略,既有中原王朝处于被动地位的“消极和亲”,也有处于主动地位的“积极和亲”[56]。

朝贡关系中稍有实质政治意义的是册封和奉正朔:受册封意味着比较亲近的关系,在国事危急之时可以求助于中国;奉正朔则是使用中国皇帝的纪年来标记时间,如果朝贡国奉行中国王朝的纪年,就意味着承认中国的历史叙事是通用历史。按照这个逻辑,如今中国以及世界上多数国家都采用西方纪年,不知道算不算奉行西方之正朔?


南北朝之分通常被认为是临时状态,因此虽各执一词而未及根本。元朝和清朝皆为非汉人主政整个中国,尽管元朝和清朝不同程度地接受了中原文化,且与中原文化有着深入互化,但元朝和清朝的性质超出了宋代以来儒家叙事的限度,于是不得不重新解释正统。其中尤以元朝最难解释,元朝推行不平等的民族政策,基本国策是突出蒙古人的地位和传统,只因统治之需而部分采用了中原制度和文化,但在决策机构中蒙古人的人数超过半数,色目人也多于汉人[44]。元朝还放弃使用秦始皇传国玉玺的传统,另制材质规制不同之帝玺[45],此举或暗示元试图开启新统。


如何解释元朝的历史位置,据张兆裕的分析,这是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所遇到的“前人未遇之难题”。朱元璋给出了一个两面解释:蒙古皇帝几乎征服了整个天下,前无古人,必是天命所授,否则不能成功。既然蒙古受天命而主政整个天下,那么蒙古主政中国也是天意。然而,蒙古终究不适合治理中国,所以天命必然要回归中土,轮到他来做皇帝[46]。因此,朱元璋在象征正统传承的历代帝王庙里将元世祖忽必烈列入中国正统皇帝之序列。朱元璋对正统的新解并非全新,只是否定了宋朝的华夷之辨,回归周朝传统的天命解释,而周朝思想在中国传统中有着至高地位,其权威性远超宋儒,朱元璋的解释也就不难成立。宋明儒家的华夷之辨虽然引经据典于先秦,托词于孔子春秋大义之“攘夷”原则,实则有悖于周朝传统的天下和天命概念。翟式榖曾经指出华夷之辨乃是附会误读:“吾夫子作春秋,攘夷狄,亦谓吴楚实周之臣而首奸王号,故斥而弗与,非谓凡在遐荒尽可夷狄檳之”[47]。翟式榖的解读更符合周朝之天下古义。元朝虽然武功显赫,但在文化上除了个别突出成就,与宋朝相比有着大幅度的下滑,因此难言文治。元朝选择了以大一统作为合法性定位,所谓“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不为正统”[48]。于是,天命的证据收缩到只剩下地理指标:完成大一统。民心问题隐去了。


至于清朝,满族所居之东北属于明朝辖地,清朝主政中国也大体继承明朝制度,疆域远超明朝,民生状况良好,清朝前中期近150年的“盛世”在历史上罕有其匹,因此在正统性上的疑义远不及元朝。但在清初的明朝儒家遗民看来,清朝仍然有正统的疑问,王夫之借讨论宋朝之亡以喻明朝之亡:“宋亡,则举黄帝、尧、舜以来道法相传之天下而亡之也”[49]。“亡天下”是来自顾炎武的概念,顾炎武有言“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50]。王夫之的用法似乎偏离了顾炎武的原意。顾炎武虽怀故国,亡天下之论却非针对清朝,他在文中所举“仁义充塞”的例子是晋朝,而晋朝却非夷狄。王夫之另加解释的“亡天下”似乎意指中原文化传承之断裂,这一点恐与事实不符。清朝对中原文化的推崇应无疑义,清朝所沿用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伦理秩序都属于中原传统。


元朝和清朝正统性的真正疑点在于,元朝和清朝皇帝都保留了大汗身份,这一点被用来说明元朝和清朝并不属于中国传承线索中的王朝,而是征服了中国的外国。关于这个疑点,当代人无法完全接近历史真实,只能寻找最合理的解释。以当代理论去逆向建构古代事实,符合历史真实的概率恐怕要小一些,而以符合古人最大利益的理性理由去推测古人的选择,就更可能接近历史真实。按照“最大利益”(主要包括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去推想,摆脱中国王朝线索而定位为入侵者的征服王朝,这样的身份选择恐怕不符合元朝或清朝的最大利益,显然不可能是元或清的理性选择。元清皆保持其双重身份,是因为需要得到两种传统的一致支持,以便控制生活与生产方式都不同的两大区域。元朝和清朝都认为自己完成了前所未有的大一统伟业,并没有把所辖之地分开看作是两个国家,因为中原传统的天命观和大一统概念对于元朝或清朝都是最有利的政治神学叙事:只有成为大一统中国的合法传承之主,才能有效征用最大资源、最大权力和最大利益。既然加入中国历史线索符合元朝或清朝的最大利益,就很难想象元朝或清朝会拒绝对自身如此有利的政治和历史资源。在与明朝逐鹿中原之前,努尔哈赤在写给明朝万历帝的信中已经征用天下概念解释了满族主政中原的合法性:“天地之间,上自人类下至昆虫,天生天养之也,是你南朝之养之乎?……普养万物之天至公无私,不以南朝为大国容情。……天命归之,遂有天下”[51]。


据实言之,中国的概念始终是多文化的互化与共同建构的结果,既不是表现为汉化的同化,也不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互相拒斥与分隔,但在混成的中国文化中,由于以汉字为载体的精神世界更为丰富深厚,中原文化的基因始终起着主导作用,这也是无需回避的事实。即使北方族群(特别是蒙古和满族)入主中原,中原文化仍然是文化互化的主要资源,如前所述,嵌入中国的历史线索正是入主中原的北方族群的最大利益之所在,因此势在必然。无论元朝还是清朝,其政治合法性都仍然在中国思想中能够被解释,至少在周朝传统里能够被解释,也就是说,作为内含天下结构的国家,中国汇万民于一体并非难题。


直到清末,中国才真正遇到了无法自圆其说的身份难题:不仅中国在地理上并非天下之中心,在政治权力上也不是天下中心,甚至在知识生产上也并非天下中心。如果逻辑一致地根据天下概念去理解世界,清末以来的中国不再是天下概念里的那个“中国”,而只是一方“诸侯”。同时,古代中国的自身叙事也遭到外部世界的质疑,来自他者的叙事也带来了属于另一个世界的逻辑,也因此产生了语境错位的解释和跨文化理解的困难。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汉朝以来(特别是明清时期)的朝贡制度被看作是中国强加给世界的一种等级制。费正清称之为“朝贡体系”[52],他把朝贡制度解释为“中国的世界秩序,是一整套思想和做法。千百年来中国统治者们不断将这套东西加以发展,使之永久保存下来”[53]。然而,把朝贡制度理解为朝贡体系恐怕是言过其实的过度诠释。汉朝以来的“朝贡”虽保留了周朝的朝贡名称,却已无实质支配权力,基本上有名无实。周朝的朝贡是诸侯对天下体系的一种政治和经济义务,诸侯提交的贡赋虽不等于税收(弱于税收),但也是对周朝维护天下体系的成本费用分担。可是汉朝以来的朝贡制度只是一种政治想象,除了少数与中国王朝关系密切的藩属国(朝鲜、越南、琉球等),大多数朝贡国并没有承认对中国王朝的附属关系,中国王朝对朝贡国也没有政治和经济的支配关系。因此,汉以来的朝贡只是一种涉外制度而已,远够不上支配性的“体系”或者“秩序”。自汉唐至明清,朝贡关系采取厚往薄来政策,对朝贡者优厚赏赐、高价回赠,绝大多数朝贡国利用朝贡的优惠政策进行利好贸易,乃至争相朝贡,使朝贡贸易造成中国的巨大逆差,中国王朝甚至不得不限制朝贡的次数和货物数量[54]。由此可见周边国家所理解的朝贡之经济含义远多于政治含义。


我们还需要注意到反向朝贡的现象。汉武帝之前,西汉苦于与匈奴的长期竞争,为求得和平而“岁奉”匈奴许多财物,恰如李云泉所说的,这表明汉朝反向匈奴朝贡[55]。中原王朝对强势竞争者的反向朝贡并非特例,两宋对辽金也是反向朝贡。反向朝贡的现象说明,朝贡是一种通用的政治策略,并非单方专用,总是强势一方受贡。


中原王朝的涉外政策也不止朝贡一途,事实是朝贡与和亲两种策略长期并存兼用,虽然朝贡为主和亲为辅,但不能因此把中原王朝与周围政权的关系简单归结为朝贡。据阎明恕,和亲的作用在现代史学中被明显低估。和亲策略自商周至清朝一直运行,并非偶然事件,也并非总是迫于压力的权宜之计,而是长期策略,既有中原王朝处于被动地位的“消极和亲”,也有处于主动地位的“积极和亲”[56]。


朝贡关系中稍有实质政治意义的是册封和奉正朔:受册封意味着比较亲近的关系,在国事危急之时可以求助于中国;奉正朔则是使用中国皇帝的纪年来标记时间,如果朝贡国奉行中国王朝的纪年,就意味着承认中国的历史叙事是通用历史。按照这个逻辑,如今中国以及世界上多数国家都采用西方纪年,不知道算不算奉行西方之正朔?


3 逐鹿中原


天下逐鹿的说法最早见于《史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57]。在此,鹿代表最高权力。为什么以鹿代表权力?此事似无确知。权力是政治博弈的“猎物”,以动物象征权力并不难理解,但古中原猎物甚多,与鹿相较而更强更大或更有气势的动物并不少有,中原初兴之时正值全新世大暖期[58],气候温润,植被良好,不仅有牛有熊有虎有豹,甚至有大象和犀牛,为何选中鹿来代表权力?似乎有点费解。鹿的最早文献形象见于《诗经·小雅·鹿鸣》,“呦呦鹿鸣”所描绘的鹿是祥和温暖的形象,似与权力无关。张光直有个猜测:在古代遗址中可见鹿肩胛骨用于占卜,因此可能有“仪式意义”,或与逐鹿的含义有关[59]。不过这似乎不足为证。鹿肩胛骨固然可作为占卜的仪式用品,但古代占卜用品更多是牛肩胛骨,尤以龟壳为贵,这似乎暗示着,牛骨和龟壳的“仪式意义”超过鹿骨。我们或可另外推想:在早期中原,老虎大象虽更能代表力量,但过于凶猛,并非单纯的被动猎物,而是搏斗对象。只有单纯猎物才适合作为竞赛性的狩猎对象,而在单纯猎物里,鹿是具有“典型形象”的猎物,华美胜过野猪山羊狐兔,且有“王冠般”的鹿角,适合用于象征权力。对此有个旁证,《周易》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之语[60],说的是,由于没有得到山林管理官的指导,鹿躲入密林,君子不应穷追。这暗示着,在那时,猎鹿已成为在专业官员指导下为王公贵族准备的竞赛游戏。鹿或可因此成为权力象征。


逐鹿游戏的关键在于存在着难以抗拒的诱惑。逐鹿中原是政治权力的竞争,在以中原为核心地区的广域空间里,众多政治势力争夺最大权力以图控制最大资源。有些势力是主动参与者,也有因为连锁关系而被卷入的被动参与者。如前所述,逐鹿游戏的特性在于它具有漩涡效应,一旦被卷入就难以全身而退,除非放弃一切利益和土地而彻底出局(如部分匈奴和突厥之远遁)。成败兴衰只是一时之情节,却不是逐鹿游戏的历史性结构。前面我们概括地分析过中原成为权力聚点的逻辑推想,这里需要进一步理解中原成为聚点的历史语境与演变。


逐鹿为什么在中原?许宏推荐了两种有助于理解的解释。一种是卡内罗的“限制理论”:条件优越的地方有着集中的资源,众人纷至而使人口密度增大,中心区域的居住者便处于被包围的状态,于是不得不加强力量,扩大据点规模,以便自保或击败竞争者,结果在这个地区形成密集据点和激烈冲突。许宏相信远古中原可能存在着这种情形;另一种解释是赵辉的“中心理论”:中原地处广域的中心,因此成为交通、物流和情报中心,中原又因此汇集了最多的政治经验而变得更加成熟,而边缘地区由于缺少学习机会而竞争不利。赵辉试图说明,中原的成功与交通条件更有关系,而与经济实力没有必然关系[61]。这两种理论看来都能够部分地解释中原成为中心的历史条件,但仍有一些疑点。长江流域的自然资源和人口不少于黄河流域,文明兴起也不晚于(或稍晚于)中原,物质技术和交通条件也不弱于中原,为什么没有成为中心而直到春秋时代还被视为蛮夷?另外,假如交通物流是决定性因素,那么为什么西域没有成为中心?从更大空间的流通来看,西域更是四通八达的物流和信息中心,东接中原,西连中亚和中东,自有条件可以兼备东西方的物质和技术之长,事实上经西域传入中原或传入西方的物资和技术很多,以至于形成丝绸之路,可为什么西域的地位不如中原?


奥尔森的国家理论提供了另一种相关解释[62]。一个国家的成功必须具有强大的集体行动能力。可是奥尔森定理表明:小集团比较容易形成集体行动,而大集团总是存在严重的搭便车问题而往往导致集体行动的流产,因此,作为大集团的成功国家必定至少满足两个能够超越搭便车困境的特殊条件:(1)能够形成普遍共享利益,类似于儒家想象的“有德之邦”;(2)具有选择性激励的制度,类似于法家推崇的赏罚分明制度。根据历史及传说,在中原兴起的核心王朝都兼备圣王之德治传统和赏罚制度,大概符合奥尔森条件。奥尔森的理论或可解释成为逐鹿胜利者的条件,却无法用于解释中原成为逐鹿空间的必然性和持续性:为什么中原成为人们欲罢不能的逐鹿之地?我们一直在追问的是:中原究竟有什么非争不可的特殊资源?中原在交通上、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社会发展综合指标足以让众多势力前仆后继地卷入争夺游戏——可这已经是中原故事的后半部,问题在于中原故事的前半部。


中原成为聚点,肯定与资源有关,而同样不可忽视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与其他同样富有资源的地区相比,中原相对容易攻占,战争成本比较低。这个缺乏传奇色彩的原因听起来令人失望,但或许也是一个助长积极性的因素。经济条件、交通条件或战争成本等等因素或能解释逐鹿中原的偶然性,却仍然不足以解释逐鹿中原的必然性。我们真正需要理解的并非逐鹿中原事件之偶然发生,而是逐鹿游戏的持续性或一贯性,确切地说,需要解释逐鹿游戏为什么会成为一个漩涡。到底是什么原因形成了逐鹿游戏的漩涡模式?是什么因素维持了中原的漩涡向心力?只要形成了漩涡模式,逐鹿中原就不再是偶然行为而是必然的博弈了。


在人类发展出种种“征服自然”的技术之前,世界是一个无法支配而不可测的存在,因此,人类通向存在之谜的途径是“魔法”。占卜是最早的一种魔法,而后起的书写文字是使一切魔法失色的最大魔法。文字把一切事物保存在人可占有的形式里,既保住过去又预设未来,把属于自然的时间性变成属于人的历史性。文字因此创造了一个唯心主义的世界,而这个唯心主义的世界又以“摄魂”的方式去叙述客观存在的唯物主义世界。这就是最大的魔法。人借助文字而具有神力,所以仓颉造字而鬼神夜哭。在人类无法以唯物主义的方式占有世界时,就以唯心主义的方式去占有世界,创作或虚构了一个能够解释一切事物的精神世界,从而使生活超越一时一地之羁縻而“唯心地”存在于整个世界和所有时间维度之中。魔法就是力量,于是先民必争魔法。中原远古的“绝地天通”事件就是争夺魔法之役,圣王将巫术权力从民间收归国有,意味着唯有王者方可占有世界。与巫术不同,文字这个最大魔法天然具有普遍可分享性质而无法为任何权力所独占,于是,争相分享文字魔法所开拓的精神世界便成为生存之普遍行为。


既然中原最早发明了书写文字并且发展了以汉字为载体的精神世界,这个捷足先登的精神世界所占有的就不止是对世界的解释权,而且占有了中国这个存在的历史性,从而形成一种精神的路径依赖:分享这个精神世界就等于分享了历史,分享这个为更多人所分享的精神世界就能够获得更大的政治伸延幅度,也就分享了对存在最有利的更大可能世界。在这个意义上,中原最具特殊性的资源应该就是以汉字为载体的精神世界,这个无形资产比地理中心或物质资源更为显著也更重要。逐鹿中原的漩涡模式或由多种原因合力形成,但其中最具决定性的动力非常可能就在于争夺中原精神世界及其传统的分享权,也就是争夺知识生产能力和历史解释权。


当然,这只是一个基于合理的政治理由的推想。假定这个推想成立,下面的故事就大致顺理成章了。在历史上争夺中原的精神世界最为成功的例子当属以周公为首的西周政治家集团。周偏居西北而近西戎,在周朝攻取中原取代殷商之后,周公集团通过“德”的概念重新定义了天命的归属理由,修改了殷商独占天命的祖神与天帝合一传统,把天命概念转化成为惟德是辅的无私普遍天道。“德”必须落实为“行”方能得证,而行为构成历史意义。由此可推,应该是周确立了中原精神世界的历史性。此举成功地把周的新观念接续到了夏商传统上,合法地占有了中原的精神世界和历史的解释权,进而,周创制了天下观念而把中原的精神世界推向空间极致。可以说,周公思想是在时间和空间概念上的政治神学革命,时间转为历史,世界化为天下,并以此为中国的存在方式展开了大容量的历史性和世界性:与天之无穷相配而具有不绝之历史性;与地之广大相配而具有无外的世界性。这个精神世界的可能容量几近极致,由此可以大概解释中国文化之早熟,也可解释此后历代不断沿用的理由。


周朝衰落使列强再次有了逐鹿机会,数百年的春秋战国基本上奠定了逐鹿中原的漩涡模式,形成了逐鹿中原的稳定向心力。此后历代王朝不断加强这个漩涡效应。这个漩涡并没有始终固定在中原,无论漩涡中心如何游离中原核心地区,逐鹿游戏却没有偏离中原的精神世界而始终保持其漩涡模式。当漠北势力逐步成为逐鹿中原的最强竞争者,与中原势力大致势均力敌,时常还强于中原政权,逐鹿游戏的漩涡中心便由中原位移至幽燕一带,与此一致,中国王朝的首都也从西安洛阳移到北京。据周振鹤,金朝和元朝的建都理由已经言明了对天下之中之新解释,金朝建都北京并称为“中都”,最早明确表达了北京成为中国核心的理由:“唯燕京乃天地之中”;元朝建都北京也有同样的解释:“天子必居中”,于是“非燕不可”[63]。自宋朝以来,中国经济中心移到了江南。这说明政治博弈的漩涡中心未必总与经济中心一致。


逐鹿游戏的消长与进攻者或防守者的经济学考虑之间有着明显相关性。在经济和军事能力范围内,竞争各方可承受成本的最大值与收益最大值的比例决定了是否进行军事冒险,进攻或防御都发展到控制了最优之可及资源为止。这或可解释,为什么即使在中原王朝的实力明显强于漠北游牧族群时,也并不试图征服草原而满足于威慑漠北草原,反过来也可解释,漠北草原一旦势力明显强于中原,就必然南下建立自己的中原王朝,因为最优资源在中原。《盐铁论》中记录了汉朝关于是否应该武力征服匈奴的辩论,主和派点明了中原王朝不合适武力征服游牧部族的秘密:“匈奴之地广大,而戎马之足轻利,其势易骚动也。少发则不足以更适,多发则民不堪其役。役烦则力罢,用多则财乏”[64],即使用兵也追不到匈奴:“匈奴牧于无穷之泽,东西南北,不可穷极,虽轻车利马,不能得也”[65],所以对游牧部族作战以自卫反击为宜:“非贪壤土之利,救民之患也”[66]。相反,漠北进攻和统治中原的成本都相对低得多,而收益很大,一旦控制了中原,就不仅拥有充足的经济保障,而且获得最大的精神资源和政治资源。李鸿宾的研究说明,由于东北族群与中原来往密切,有更多的互相了解,对逐鹿中原最有兴趣,也最具入主中原的条件[67]。事实确乎如此,除了蒙古,成功入主中原的北方族群多为东北部族(鲜卑、契丹、女真、满族等)。


逐鹿游戏各方势力的消长也导致了中国式的“分合”问题。欧洲历史上也曾有分合,合的一个理由是帝国,分的主要理由是民族和宗教教派,欧洲对分的兴趣胜过合的动力,原因之一便是民族和宗教的精神向心力强于帝国。古代中国没有一神教,因此各种信仰缺乏强势要求而可兼容存在;也没有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文化差异或隔阂在精神力量上弱于天下一家的信念,因此也容易接受兼容存在。不过,精神理由还只是合的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终究需要能够推动“合”的实际行动,逐鹿游戏的漩涡向心力正是导致合的动力因素。当逐鹿游戏的向心力强度发展到一旦卷入漩涡就成为漩涡的一部分而把中国变成一个漩涡式存在,其漩涡效应就使“合”成为必然之势。对于每个竞争者而言,“分”都不是最大利益之所在,只是竞争能力不足时的自保策略,或者说,“合”乃是漩涡本身之大势,而“分”只是力抗漩涡而陷入僵局状态的权宜之计。


以秦朝算起,中国的南北朝状态或多方割据状态甚至长过大一统的时间,包括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和满族在内的北方族群割据半壁中国的时间占中国历史过半,主政整体中国的时间也有三百多年(元朝加清朝),另有西南族群的长期割据。漩涡模式使竞争失利者难以全身而退,竞争失利而拒绝“合”,就将因完全出局而失去一切利益,甚至失去家园而远遁。中国的漩涡式存在不断卷入众多族群,必定形成多民族多文化的共存局面。多文化多民族如何共存,或者说,如何在“合”中有“分”,就成为任何一个王朝必须解决的问题。这个万民共在的事实导致中国一直实行混合制度,一国两制或一国多制。


是谁发明了一国多制?是周朝吗?周朝的天下体系虽然兼容并蓄,各有其俗,但天下体系不是一国秩序,而是世界性的秩序,并非一国多制,而是多文化体系。秦朝改制才使中国成为一个国家,但天下的兼容基因使中国历代都大致奉行周朝的“不求变俗”原则的政治遗产[68]。事实上并非完全不变其俗,各族群在共存中互化之事一直存在。


当汉朝与匈奴卷入了漩涡式博弈,继而开通西域,开始直面众多族群如何共处的问题。汉承秦制,以“一统”制度取代了周朝的“协和”秩序,然而,一统制度只是解决了直辖地域的“同”问题,却不能解决“不同”之族群之间的“和”问题。对于军事实力与汉朝相当或虽略逊却难以平定的匈奴,汉朝试图通过和亲方式将其纳入朝贡概念,但匈奴与汉朝是竞争对手,并不是汉朝的加盟者,朝贡实为名不副实的概念挪用。汉朝的政治新经验来自开通西域,西域存在众多小规模部族,缺乏统一性,众多部族之间有冲突,与匈奴也有冲突,而又居于丝绸之路一带,与汉朝分享着丝绸之路的贸易利益,因此有与汉朝合作并寻求汉朝保护的积极性,“西域思汉威德,咸乐内属”[69]。当汉朝的统治延伸至西域,就面临文化差异问题。郡县制的直接统治并不适宜加盟的西域族群,汉朝发明了一种秩序延伸制度,称为“都护”[70],即监护官制度。汉朝设立的西域都护府,相当于郡的地位,却不是郡。都护府没有太守(行政主官),而只设都尉或校尉(军事主官)。这意味着,都护府是个军事监护单位,而不是社会管理单位。都护府的主要功能是军事据点,驻军屯田,看护西域,所看护的西域小国最多时达50个[71]。由于不具行政管理功能,都护府意味着不干涉西域各族的自治秩序,只维护西域与中央王朝的合作关系。都护府大概是中国最早的“一国多制”秩序,其“羁縻”原则成为后来隋唐羁縻制度的基础。


十六国时期北方游牧族群进入中原建立了并立割据的多个政权,治下汉人众多,因此实行“胡汉分治”制度。匈奴刘渊的汉国最早建立胡汉分治,皇帝身兼胡汉两族之共主,下辖两套官员,分管胡人和汉人。基本格局是胡人当兵汉人种田,胡官统辖军队,而汉官负责管理经济和社会,因此,胡汉分治同时就是兵民分治[72],这样就把国家划分为“军队”和“社会”两个空间,虽是两制,却不是政治上的一国两制,更像是社会分隔制度。唐朝的羁縻制度则具有真正的政治性。唐朝地域广大,族群众多,设立羁縻州作为中原以外地区的行政单位,其辖区内的制度依照该地区民俗而定,具有很大程度的自治权。羁縻州的自治程度各有不同,其中自治程度最高的是完全维持民族传统制度,从行政主官到各级官员都由本族人担任;自治程度其次的是中央派驻监督官员;自治程度稍弱的是中央派驻官员与本地官员联合管理[73]。后世的土司制度可以理解为羁縻制度的衍生版本。辽代实行蕃汉分治,北枢密院以契丹老法管理契丹人,南枢密院以汉法管理汉人[74]。蕃汉分治没有民族隔离的含义,并非胡汉分治的翻版,只是依俗而治。在辽朝高层中多有汉人官居宰相、枢密使、元帅、尚书、节度使、大将军等等,如韩德让官至大宰相、总南北二枢密,封晋王,已经位极人臣[75]。元朝制度尤为复杂,大体上以蒙古制度为尊,同时附会汉法,多制并举。例如法律是蒙古法、汉法以及回回法的多元联合体[76]。元朝地域极其广阔,大多数地区的情况对于元朝都是新经验,而元朝尚未形成稳定成熟的制度就衰落了。在总体上说,元朝在军事统治下基本上维持各地传统习惯,类似于军人政权。明朝大致沿袭唐朝的一国多制,边疆地区维持各族群的传统制度,其中,元朝为西南民族发明的自治土司制度在明朝发展成为成熟制度。清朝继承了明朝的成熟制度,在中原地区采用高度汉化的治理,在边疆各地实行自治与中央监管的混合制度而多有改进。大概言之,中国一直是内含多种制度的政治秩序:在先秦的天下时代,是多文化体系;自汉以来,是一国多制。


逐鹿的漩涡模式所形成的中国是个多文化多族群混合体,其中多文化的互化是一方面,而多族群的融合又是一个问题。虽是互相同化融合,但所谓的“汉人”或“汉文化”终究是主干,因此经常被认为其实是汉化。这是个相当混乱的问题。“汉”这个概念不仅自身具有复杂性,而且经常与“中国”概念混为一谈。汉族是现代概念所追认的界定,可问题是,中国从来不是民族国家,而是不断生长的弹性存在,其伸展度取决于逐鹿游戏的规模,凡是进入游戏漩涡的地区和族群都是中国的创造者。黄帝炎帝是西戎或东夷,商源于东夷,周源于西戎与夏之混合,隋唐皇族血统以鲜卑居多,更不用说元与清。古中原族群(夏商周等)与不断进入中原的周边族群(匈奴、突厥、鲜卑、羌人、藏族、契丹、女真、蒙古、满族、苗族等等)一直在融合中成为新中原人,其多族混成的结果才是现代所命名的汉族。更准确地说,早期中国并无汉人族群与非汉人族群之分。在夏商周时期,一些北方或西北族群本来也居住在中原深处。据王桐龄[77],直到春秋时期仍有许多北方或西北族群的诸侯国位于中原,分布在陕西、山西、宁夏、河北、山东、河南等地,在逐鹿博弈中失利才退向漠北,最后一个北狄强国中山国(河北中部)直到战国中期才被赵国攻灭。自汉朝开始,漠北势力增强,又纷纷加入逐鹿游戏。加入较晚的是吐蕃藏族,而居于青海、甘肃的藏族则更早就加入了逐鹿并多次割据于中原。公元763年,吐蕃曾一鸣惊人地攻陷中原首都长安。


从逐鹿漩涡可见,“中国”是一个远大于“汉”的概念。任何一种价值观叙事与中国的概念都有所偏差,只能由逐鹿漩涡的动力结构和生长方式之历史事实去界定。史书中所见之“历史事实”往往为历史叙事所建构,以最为复杂的元朝为例,明朝对元朝的叙事、元朝的官方叙事、蒙古的传统叙事以及西域关于元朝的叙事所理解的元朝性质各有差异,皆为价值观叙事。这里只是采用了最为收敛的可公度事实(the commensurable facts),即前文所定义的只以政治和经济利益为准的“最大利益”所能够解释的事实。以此观之,元朝虽以蒙古为尊,其最大利益却在中原,故忽必烈决定成为中国皇帝实为理性选择。这同样也可解释元顺帝兵败退至漠北而仍自认是元朝皇帝,史称北元,后只因反攻无望才瓦解。


王桐龄所著《中国民族史》以几近完美的详细材料描述了中国众多族群的互相同化过程。按照他的考证,以秦朝成为中国以来,历代王朝分别为众多民族所建立:金和清为满族所创,前赵、后赵、夏、北凉、元为蒙古族所创,前燕、后燕、西燕、南燕、西秦、南凉、北魏、北周、北齐、辽为满蒙混血民族(鲜卑、契丹等)所创,后唐、后晋、后汉为回族所创,前秦、后秦、后凉、西夏为藏族所创,而在号称汉人的国家中,齐国实为汉人与东夷混合,秦国为汉人与西戎混合,晋国和燕国为汉人与北狄混合,大理为汉人与苗族混合,同样,在号称汉人的大一统王朝中,秦汉晋隋唐宋明都是各族混合[78]。


无论古代中国各族是否有天然的自我中心意识,重要的是,外族并不被理解为必须回避的禁忌,少有不可逾越的民族界限。对于一个政权,政治权力是最要紧的利益。一个王朝是否拒绝其他民族分享政治权力,就是对民族意识的最好检验。王桐龄发现,无论谁主政中国,政治权力或统治阶层都向所有民族开放。他罗列了极其详细的证据说明每个王朝的高层官员分别来自众多民族。例如,在以汉人为主的朝代中,见于史册的非汉人官员在隋朝有匈奴、鲜卑以及其它胡人共51人,在唐朝有鲜卑、突厥、高丽、吐蕃、契丹、回纥、日本、印度等民族共122人(多有名将名臣,尉迟敬德是鲜卑人、哥舒翰是突厥人,高仙芝是高丽人,元稹是鲜卑人,李克用是沙陀人),在宋朝有鲜卑、匈奴、突厥、党项、阿拉伯等民族共34人(名将呼延赞是匈奴人),在明朝有蒙古、女真、回鹘等民族共174人;反过来,在以非汉人为主的朝代中,见于史册的汉人官员在辽朝有68人(包括位极人臣的韩德让和赵延寿),在金朝多达277人,在元朝,因功而被赐予蒙古名字的汉人官员有37人(包括名将史天泽、张柔、张弘范)[79],至于清朝,汉人官员远多于满族官员,多到难以统计,不乏名将重臣。另一个重要的检验标准是通婚,中国各族通婚(包括皇族宗室与外族通婚)历来十分普遍,并无禁忌,唯独宋与元有所顾忌,以宋朝最为极端,皇族完全不与外族通婚;元朝宗室很少与汉人通婚,汉人女子入宫也仅有9人,公主则不与汉人通婚[80]。


汉字的超稳定性或与汉字本身的图像性有关。一方面,作为媒介的汉字表达外在世界而建构了一个对象世界,另一方面,作为图像的汉字自身却又构成一个具有自足意义的图像世界。图像汉字的这种特殊性使汉字超越了作为能指(signifier)的符号而具有独立意义。语言的语音意义在于意指(the signified)或所指(referent),也就是说,语音符号的意义即指示(reference),这意味着,符号本身并无独立意义,若失去与所指的约定关系,符号的意义为空。作为图像的汉字却具有双重意义:所指意义和显现意义。公孙龙的费解名言“物莫非指,而指非指”[81]很可能针对的正是汉字的特殊性:事物皆为文字的所指对象,而文字自身的意义不等于指示。汉字作为“指”,当然具有符号的指示功能,但汉字这种“指”本身是图像,也就建构了一个“天下之所无”[82]而独立于对象世界的精神世界。


汉字图像所构成的还不仅是一个精神世界,同时又是一个自身具有建构功能的精神主体,兼备所思(cogitatum)与我思(cogito)之功能,当然那是一个匿名的主体,一个文化主体。因此,一个中国人的思想总是具有双重主体,个人心灵主体和通用的汉字主体,并且以双重主体同时凝视世界:心灵在看世界的同时,汉字也在“看”世界。典型情况如古典诗词,一方面表达的是诗人看到的外在世界,另一方面又是诗人以汉字组成的一个自足的图像世界,这使诗词具有自然世界与图像世界的视界叠合效果。汉字图像是体现精神之“形”,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汇合处,因此使特殊性具有普遍性,使过去始终在场,使历史性具有当代性,这种意义的厚度无疑是一种精神吸引力。


中国的汉化固然与汉文化的精神吸引力有关,但汉文化之所以成为众多逐鹿势力的共同选择之聚点,应该还与逐鹿者的理性选择有关。所谓理性选择,首先追求最大安全,其次追求最大资源。混成的“汉人”占中国人口大多数,因此,对于有能力入主中原(无论半壁还是全境)的其它族群,征用汉文化是一种占优策略(dominating strategy),不仅利于保证政治安全和经济利益,而且可以借助汉文化的精神解释力和知识生产力而获得政治的最大持续力。既然以汉字为载体的精神世界具有最大的信息储存空间和最大的信息生产能力,也就是具有最大的信息输入和输出能力,这对于建构政治神学和历史叙事,对于建立制度和组织社会都是不可或缺的资源。在西方精神世界进入东半部亚洲之前,以汉字为载体的精神世界是这个广域里无可匹敌的精神资源,于是,汉文化才能成为一种众所征用的共同资源。


中国作为众多族群逐鹿之地,胜负之事并无定数,关键在于,逐鹿游戏的漩涡有多大,中国就有多大,进入逐鹿游戏之中的地方就成为中国内部,而与逐鹿游戏无涉的地方便是中国外部。关于中国之内外,这是一个容易被误读的概念。在先秦的天下时代,根据天下无外的原则,天下是无界的,但地方政权所辖之地是有界的,因此,相对于政权辖地来说,就存在着内外之别。对于周朝宗主国的王畿来说,所有诸侯国都是外部,而诸侯国之间也互为外部;对于有着宗亲关系的分封诸侯国(所谓诸夏)来说,四方之东夷北狄西戎南蛮的加盟诸侯国是外部;对于天下体系内部的所有诸侯国来说,尚未进入天下体系的远方四海之地就是外部。天下体系终结之后,整个中原成为秦朝的直辖地(类似于王畿地区是周王的直辖地),而中原以外地区是尚未治理之外部,但有别于外国。秦汉之后,天下不再是政治制度,却仍然是一个知识视野。因此,内外并非指中国之内外,而是治理之地与未治之地之别,是以政权为界之内外概念,非以国家为界之内外概念。


这里不得不提到经常被误读的长城。早在秦长城之前,中国已经建造了多条长城,遗迹尚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或兼并的战争频发,各国为了自保开始各自修建长城,即在各国的军事前沿地带上根据地形的合理性所建造的军事工事。齐国最早修建长城,在其南部修建了长达千里的长城,其中西南段长城用于防御晋国,而正南、东南段长城用于防御楚国和越国[83]。虽然齐国与楚国和越国并不接壤,其间分布着众多小国,但作为大国的楚越经常跨国征战。楚、鲁、魏、秦、燕、赵、中山诸国随后也都修建了各自的长城。这些长城多半用于防御或进攻中原的其它诸侯国,只有一部分是用于防御漠北游牧族群。如齐国长城全部是防御中原诸侯国的。燕和赵都各有北长城和南长城,北长城用于防御漠北游牧族群,南长城用于防御中原诸国。中山国(游牧白狄)的长城却是朝西的,是为了防御赵国[84]。楚国的长城则北向而用于防御或进攻中原,如此等等。显然,各国的长城之修建取决于竞争者所在方向。秦朝长城则只是为了防御游牧族群,因为秦朝一统中原之后,竞争对手只剩下漠北势力了,而西域在那时尚未卷入逐鹿游戏。秦以后历代修建的多条长城同样说明了长城的意义取决于谁是竞争者。如北魏王朝在内蒙古地区修建长城是为了抵御同为游牧民族的柔然[85],高句丽修建长城是为了防御中原唐朝的进攻[86],辽在黑龙江、辽宁到内蒙古一带建有漫长的长城,值得注意的是,辽长城以外地区(远至俄罗斯部分地区和整个东北以及部分东西伯利亚)是辽的辖地,不是外国,就是说,辽长城完全是在辽的内地,几乎居中,显然与国界毫无关系,而是预防女真和室韦等部族的可能反叛[87]。


多数长城之所以位于与秦长城或明长城之重合地带或南北相去不远的位置,是因为这一带几乎就是古代中国两大经济区的分界线,即游牧(渔猎)经济和农耕经济的分界线,同时几乎就是中国东部季风区与西北干旱区的分界线,也是中国的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即半湿润和半干旱地区的分界线,大致符合“胡焕庸线”[88]:自黑河至腾冲一线。这条斜切线不是标准直线,而是依地形变化而弯曲、偏离或犬牙交错的连线。胡焕庸最早通过统计数字证明了中国的地形图、雨量图和人口分布图三者的大概一致性。这条线具有如此多层重叠一致的含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逐鹿游戏的博弈状态,大概把古代中国分成了游牧(渔猎)势力和农业势力两个大区域,也通常是一国两制(或一国多制)的分界线。当然,这种划界只是大概模样,在长城外部也有农业存在。


从长时段来看,这两大区域的军事力量大致势均力敌,各有兴衰之时,但经济生产方式以及生活方式的差异使长城一线最容易成为两大势力的博弈均衡线,两大势力博弈力竭休战或理性言和之时,往往就停止在长城一线。当然,每次的博弈均衡都有所出入,如河套地区,虽属干旱区,却有良好的灌溉条件,可农可牧,自战国以来,河套地区便反复易手[89]。大概言之,自从中国博弈由东西争胜转为南北争胜[90],长城一带就是典型的博弈均衡线,除非某一方拥有势不可挡的实力而实现大一统。当然,长城并非唯一的博弈均衡线,在南北争胜中,北方胜过南方的时候较多,除了长城一带,其次的博弈均衡线便是淮河秦岭一带,再次是长江。总之,长城不仅不是边界,而且是逐鹿博弈的中心地区,是中国的南北中线。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中国的核心随着博弈漩涡的变化而从中原位移到了北京。北京位于这条博弈均衡线附近,最利于同时控制南北中国,因此,有能力同时控制南北中国的王朝都选择了定都北京。


4 尾声:以变而在


中国的源流和成分如此复杂多变,又万变不离其宗。张光直称之为中国文明之“连续性形态”[91]。中国连续存在之原因当在于中国本身是一种生长方法。《周易》的形而上学是中国思维方式之本。存在之目的是永在。何以永在?在于变易,在于“生生”和“日新”。这意味着周易的形而上学不是一种关于“在而不变”的存在论(ontology of being),而是一种关于“以变而在”的存在论(ontology of becoming)。《周易》的存在论化成中国存在之方法论:一切皆在变易中,而变数不可知,存在之道便在于变通,也就是始终保持与变化同步协调。变通不仅是为了继续存在,也为了使存在变得更有容量,以至于能够应付“万变”,而能应付万变,存在才得以不变。老子在《道德经》中以“水”为隐喻阐述了应变性的思维方式:效果最优的存在方式就是如水一般随形而成,随机而遇。这种“水的方法论”或能解释中国何以善变而善存。作为生长方法而存在的中国具有“以变而在”的无限性,是以中国能够像一个“世界”那样存在,具有“世界性”容纳能力,能以“不是之是”的方式生长。孟子曰:“所过者化,所存者神”[92],或可注解中国持续的历史性。


一个称为“忒修斯之船”(The Ship of Theseus)的希腊故事说,一条木船有的木板破旧了,就置换了新木板,如此不断置换下去,终于这条木船的每块木板都更换过了,可是这条木船看上去还是原来的那条木船……。


注释:


[44]陈高华、史卫民:《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8卷》(白刚主编),人民出版社,1996,p.60.


[45]同上书,pp.37-38.


[46]张兆裕:“明代华夷之辨”,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编《古史文存·明清卷上》,2004,pp.265-277.


[47]翟式榖:“职方外纪小言”,见谢方:《职方外纪校释》,中华书局,2000。


[48]《元史·卷161·列传第48》。


[49]王夫之:《宋论·卷15·度宗》。


[50]顾炎武:《日知录·卷13·正始》。


[51]《清入关前史料选辑1》,中国人民出版社,1984,pp.289-296。


[52]费正清主编:《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p.283.


[53]同上书,p.1.


[54]郑有国:《中国市舶制度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pp.214-220.


[55]李云泉:《万邦来朝:朝贡制度史论》,新华出版社,2014,p.13.


[56]阎明恕:《中国古代和亲史》,贵州民族出版社,2003,p.157.


[57]司马迁:《史记·淮阴侯列传》。也见于班固:《汉书·蒯通传》。


[58]满志敏:《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pp.92-118.


[59]张光直:《中国考古学论文集》,三联书店,1999,p.53.


[60]《周易·上经·屯挂三》。


[61]许宏:《何以中国》,三联书店,2014,pp.96-99. 也见赵辉:“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形成”(《文物》2000年第1期)。


[62]参见奥尔森:《权力与繁荣》、《国家的兴衰》,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三联书店,1995.


[63]周振鹤:《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十六讲》,中华书局,2013,p.256.


[64]《盐铁论·备胡第38》。


[65]《盐铁论·西域第46》。


[66]《盐铁论·伐功第45》。


[67]李鸿宾:“逐鹿中原:东北诸族南向拓展的秘密”(《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1-29)


[68]《礼记·曲礼》。


[69]班固:《汉书·卷96下·西域传》。


[70]班固:《汉书·卷70·郑吉传》。


[71]孟祥才:《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三卷》(白刚主编),人民出版社,1996, pp.257-258.


[72]黄惠贤:《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四卷》(白刚主编),人民出版社,1996, pp. 72-80.


[73]俞鹿年:《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五卷》(白刚主编),人民出版社,1996,pp.256-260.


[74]李锡厚、白滨:《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七卷》(白刚主编),人民出版社,1996. p2; pp.74-87.


[75]王桐龄:《中国民族史》,吉林出版集团,2010,pp.394-398.


[76]姚大力:《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p.280.


[77]王桐龄:《中国民族史》,吉林出版集团,2010,pp.18-28.


[78]王桐龄:《中国民族史》,吉林出版集团,2010,序言。


[79]同上书,pp. 335-525.


[80]同上书,pp.440-441.


[81]《公孙龙子·指物论》。


[82]同上。


[83]段清波、徐卫民:《中国历代长城: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14,pp.1-17.


[84]同上书,pp.114-156.


[85]同上书, p. 247-248.


[86]同上书,pp.284-285.


[87]同上书,p.304


[88]胡焕庸:“中国人口之分布——附统计表与密度图”。《地理学报》,1935年第2期。


[89]周振鹤:《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十六讲》,中华书局,2013,pp.75-77.


[90]傅斯年:《民族与古代中国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p.3.


[91]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三联书店,2013,p.130.


[92]《孟子·尽心上》。


赵汀阳: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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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智晟:加入他们,在这民族历史的空前巨变中证明自己的价值——郭飞雄再被构罪之评论

高智晟            2015年11月28日



我失眠是罕有的事件,今天临晨两点后再无力入睡。这是被软禁村里以来的第二次失眠(前次失眠是在去年得悉刘霞被骚扰的信息时的事)。

2010年4月底,使凶徒们自己惊心动魄的酷刑间隙,打手们赤裸着上身躺倒在椅子上喘歇,彼时我是侧倒在地上(因手被背铐着)。绝不足两分钟,鼾声大起一一是我发出的。头上被人踢了一脚,一名打手大为骇异,惊得跳起来大骂:“高智晟,你丫的真的没肝没肺呀,每次这种过程后,连大爷们都几天睡不好觉,你丫的还是人吗?”“几天睡不好觉,那是你的人性还残存着的证据,”我回了他一句。我的睡觉能力是颇可以的。

获悉飞雄再被中共恐怖组织构罪的消息,尽管是在料想中,但依然对黑恶势力如此明火执杖的反人类丑行,持续地震惊着。

关于温州市公安局严重侵害律师辩护权的报告

张培鸿 2015年11月28日


关于温州市公安局严重侵害律师辩护权的报告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业务委员会:

自二零一四年二月起,浙江省政府以“三改一拆”为名,对温州地区基督教教堂的标志性符号十字架展开了大规模的强拆行动。今年七至八月间,温州各地部分教堂先后与北京张凯律师、上海张培鸿律师所属律师事务所签订了法律顾问服务协议,意图在现行法律政策范围内进行维权。顾问律师接受聘请后依法执业,对拆迁单位没有提供相应法律文书的部分强拆行为、夜间强拆以及野蛮执法等问题及应对措施,为顾问单位进行了正常的法律培训。

贵阳活石教会遭逾三十人闯入 教会罚款增至十多万元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       2015年11月30日



贵阳基督教家庭教会活石教会,11月29日遭到公安、规划局及城管大队等三十多人闯入,当时正在聚会的有两百多位信徒。来人责令该教会补缴罚款,又要求信徒停止聚会。教会牧师30日告诉记者,对方试图冲入聚会场所,被阻止。官员称,由22日至29日,该教会罚款已增至十万元以上,信徒将委托律师向当局提起行政复议。

11月29日,贵阳市规划局、南明区城管大队及花果园派出所公安等三十多人,在未出示证件的情况下,再度闯入活石教会。来人手持执法仪,同时拍摄教会信徒,并要求该教会缴纳罚款。

活石教会牧师仰华30日对记者讲述事发情景时称:“昨天贵阳市规划局,南明区城管局,还有花果园派出所,还有一些便衣,没有亮明身份的便衣,三十多个人。昨天我在讲道,他们想冲击我们教会,当时我们有些弟兄就阻止他们。后来他就在茶水间、图书室录像取证,与我们弟兄姊妹发生语言争执”。

台州椒江石柱教堂十字架被当局拆除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      2015年11月30日


台州椒江石柱教堂十字架被拆除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三甲街道优良村石柱教堂顶端的十字架,11月30日上午,被政府方人员数十人拆除。当地信徒称该教堂建成数年,每个周末有一千多名信徒聚会。去年当局已要求该教会自拆十字架,但被拒绝。当地街道办及政府部门,对此次拆十字架三缄其口,不愿具体说明。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三甲街道优良村的石柱教堂十字架,11月30日早上遭数十人强拆。优良村一位村民当天接受记者查询时称,十字架已经被拆除,但对具体情况不愿多说:“白天听路过的人说的”。

郭飞雄、孙德胜案一审刑事判决书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    ( 2014)穗天法刑初字第1255号公诉机关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检察院。被告人杨茂东,别名郭飞雄,男,1 966年8月2日出生于湖北省武汉市,汉族,文化程度大学,户籍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新江大路8号。2007年1 1月14日因犯非法经营罪被本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201 1年9月1 3日刑满释放。因本案于201 3年8月8日被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1 2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广州市天河区看守所。

郭飞雄:判决庭上的最后答辩



郭飞雄:判决庭上的最后答辩

这个判决是反正义、反法律的,是中国反民主的黑暗势力对我和孙德胜所作的卑劣的政治迫害。我们是完全无罪的。

法律深处流淌的是主体、尊严的声音。“那律法上更重要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然而,你们的这一判决却践踏公义、违反人性、破坏基本的程序正义。你们对堂堂正正履行公民政治权利的我们所制造的这一政治冤案,乃是将本当用于匡扶正义、保障人权的司法机构,颠倒用于构陷无辜的公民,用于碾压人权,用于践踏中华民族的核心利益——宪政民主事业。你们的行为犯罪意图十分明显,情节特别严重,实属恶中之恶。

你们的行为已经严重触犯了刑律。未来民主法治时代的法庭,将用公正的方式审判你们的罪行,将用人道的光芒照耀你们那久已被野性、贪欲、恐惧和仇恨所淹没的人性。没有正义和赎罪,就没有有尊严的仁慈与宽恕。

曹雅学:访谈温州牧师:对基督教的打压与改造

来源: 美国之音
曹:L牧师,今年七月温州拆十字架高峰的时候,我采访了你。我们知道,这场拆教堂、拆十字架的运动在浙江省、特别是温州持续了一年半,几座非常宏伟的教堂被拆毁,有估计说,上至一千五百个教堂顶上的十字架被强力拆除。但是八月、九月以来,好像没有听到拆十字架的消息了。这场拆除运动停止了吗?
L:拆十字架行动基本告一个段落了,但打压并没有结束,且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之中。从2015年8月末至9月初起,当局变更了打压的策略和方式,将记者报道事实视为国家机密外泄;破天荒的以情报外泄等非宗教性罪名构陷传道人。温州秘密抓捕关押了近二十位神职人员及法律顾问,至今超过二个月。

中国教会牧师研究应对困境 多名海外牧师及信徒入境受阻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          2015年11月27日


中国当局正在收紧家庭教会,图为广东一曾受逼迫的家庭教会


中国政府正进一步收紧宗教政策。据浙江基督徒引述来自北京宗教部门人士及多个渠道消息称,各地宗教部门已在着手落实上级指令,全面收紧对家庭教会控制,包括限制家庭教会人数增长,缩减城市教会的数目,阻止十人以上的聚会等。严格限制境外牧师入境从事宗教活动。已有香港一大型国际教会的美籍牧师被阻止进入中国大陆。中国曾在2011年出台秘密文件称,用10年时间,彻底清除家庭教会。

继浙江省政府大规模强拆教堂十字架后,各地家庭教会最近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对此,两周前,浙江、福建、湖北、辽宁等各省市的“三自”及家庭教会牧师在浙江省义乌市举行会议,商讨各自教会所面临的生存环境,以及如何尽可能减少受到的新一轮打压。期间,有来自三自教会的牧师披露,12月起,中国当局将进一步限制家庭教会发展,并将其列为宗教工作的“重中之中”。

新疆伊犁基督徒申请港澳通行证被拒 信徒告公安局下周三开庭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    2015年11月26日




新疆伊犁哈萨克州霍城县清水河基督教会的两位信徒,曾因在家中带领孩子讲圣经故事,遭到当地警方以“利用宗教扰乱社会秩序”为由,行政拘留。11月上旬,娄楠楠及另一位信徒到县公安局申请前往港澳地区通行证,被警方拒绝。该教会牧师娄启元26日称,教会就警方早前行政拘留两位信徒,起诉公安局,被驳回后,再提上诉,该案二审将于12月2日开庭。

新疆伊犁哈萨克州霍城县清水河家庭教会的两名信徒娄楠楠及张宏恩,今年4月在家中带领多名孩子进行辅导课程时,被当地公安人员带到派出所,后被县公安局以“利用宗教扰乱社会秩序”为由,处以行政拘留。其后两信徒不服,起诉县公安局处罚失当,要求撤销原有处罚,结果败诉。于是向当地法院提起上诉,案件将于12月2日开庭。

自由才是奇迹之源

米尔顿•弗里德曼



自从欧洲人首次向美洲殖民——1607年在詹姆斯敦,1620年在普利茅斯——以来,美国就成了一块磁石,吸引着人们,有来冒险的,有从暴政下逃出来的,或者干脆就是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孩子谋求较好的生活的。

开始时是涓涓细流,但在美国独立战争和美利坚合众国成立以后,细流慢慢变粗,到十九世纪就成了一股洪流。千百万人不堪忍受苦难和暴政,被自由和富裕的生活所吸引,横渡大西洋和太平洋来到了美国。

他们踏上美国国土时,并没有发现黄金铺的路;生活也不象从前想象的那么好过,但他们确实获得了自由,获得了充分发挥他们才能的机会。靠着苦干、精明、节俭和老天爷的保佑,大多数人实现了自己的希望和梦想,诱使他们的亲戚朋友也来参加他们的奋斗行列。

基督教中国化之路研讨会意欲何为?



对华援助协会特约评论员 郭宝胜



根据中国宗教网报道,2015年11月20日至2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国宗教学会、北京市基督教两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主办的“基督教中国化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这次大会是2014年8月5至6日举行的“纪念三自会60周年暨基督教中国化研讨会”之后又一次有关基督教中国化的较大规模大会,与近两年来大大小小同一主题的数十次研讨会相比,这次多了些国际面孔,如美国富勒神学院欧迪安教授、台湾魏悌香、芬兰黄保罗和罗明嘉、加拿大梁燕城等等。除了有“国际”特色外,这次大会的目的,也无非是为中国政府自2013年习近平上台后推出的基督教中国化大政方针推波助澜、扩大声势而已。



从官方宣传和社交媒体流露出来的该大会信息来看,该次大会同样围绕基督教中国化运动的理论旗手卓新平所谓的“基督教中国化三要素”展开研讨的:1。基督教对中国政治的认同;2.基督教对中国社会的适应;3.基督教对中国文化的表达。该次大会由于邀请众多学术界、艺术界人士参与,所以更加强调了基督教对中国文化的表达,并以所谓的文化表达、文化适应、文化融入,来消解掉基督教的本质特色。

广西贺州“主神教”案3人获刑 曾致两女孩辍学失联

来源:澎湃新闻网



11月23日上午,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法院一审以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分别判处被告人黄彩琼、李美英、聂群英有期徒刑四年、三年和二年,并对三被告人用于犯罪的违禁品予以没收。

法院审理查明,2013年8月后,被告人黄彩琼、聂群英到贺州市公会镇、大平乡、水口镇各村,以挨家挨户向村民发放祷告书及宣传资料的方式发展信徒。2014年2月,被告人李美英和张全英(另案处理)跟黄彩琼到贺州市公会镇等地传播“主神教”,受黄彩琼管理。黄彩琼、李美英、聂群英等人还在公会镇瑞昌村将村民赖宏柱家发展成为“主神教”的接待家庭,多次召集村民集会并公开进行邪教活动,最终导致信徒吴仕锦的两个女儿吴某凤、吴某群(均系未成年人)辍学并失联数月。

燕薪律师:2015年11月24日会见柴宝文情况通报

2015年11月24日会见柴宝文情况通报




今天下午在哈尔滨市香坊区法院取到了柴宝文一案的一审判决书,因“徐纯合被枪击事件”中编造“某华社两记者收受好处费颠倒黑白进行歪曲报道美化行凶者李乐斌”的柴宝文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刑期至2018年5月18日止。

随后本人去香坊区看守所会见了柴宝文,并听取了他对一审判决的态度和意见,柴宝文表示要坚决上诉。下午本人已将上诉状递交给一审法院香坊区法院的郭相喜法官。

请监督温州市公安局是否不正常使当事人解聘律师


浙江省温州市人民检察院:

李柏光律师去温州市检察院投诉



我们是北京市同翎正函律师事务所律师张磊、北京市共信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柏光,是温州市公安局正在办理的张凯、刘鹏等人被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案件张凯、刘鹏的辩护律师。

2015年11月13日,我们接到自称温州市公安局警员的人使用0577-89980392的电话通知我们称张凯、刘鹏二人分别解除了其亲属为他们委托的辩护律师(即我们二人),2015年11月16日,我们分别收到了使用温州市公安局制式信封收装邮寄的内容为张凯、刘鹏解除我二人为其辩护的委托的材料的复印件。

柳州基督幼儿园180万财产被罚没 校园被清空老师求职遭封杀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        2015年11月24日


柳州市华林外国语实验幼儿园,自今年7月被该市鱼峰区法院强制执行查封之后,该校被罚款八十万元人民币,另有约一百万元的设备及教学用品也被没收。信徒称,目前被遣散的十多位基督徒教师遭到当局封杀,无学校或幼儿园敢请。

广州良人教会在柳州市创办的华林外国语实验幼儿园,因使用了带宗教色彩的教学材料,幼儿园园长程洁、教会长老黄秋瑞及会计李嘉桃,今年4月,被当地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判刑及罚款。7月17日,鱼峰区法院又对该幼儿园下达执行裁定书,责令三日内关闭,并处罚款八十万元人民币。

贵州黔西大关教会五信徒案退侦 另有三姊妹获释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         2015年11月22日


今年七月,大关教会被公安查抄


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县大关镇基督教家庭教会徐国庆等五名基督徒涉邪教案,当地检察院认为公安起诉意见列举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久前退回县公安局,要求补充侦查。另外,10月中旬被治安拘留15天的三名女性基督徒已经获释。当地信徒称,在警方的压力下,他们已经不敢参加集体聚会。

黔西县大关镇五名基督徒戴小强、徐国清、康成举、黄华鑫、唐黄贵,9月1日被当地检察院以“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逮捕后,不久前,已经被县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提交的涉案证据不足,事实不清,退回公安局补充侦查。10月中旬,被黔西县公安局以“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拘留的基督徒徐国英、徐国慧及徐国琼,被治安拘留15天后,11月上旬获释。

该教会一位不具名的基督徒11月22日告诉记者,徐国清等人的案件被检察院退回公安局,但他们仍被羁押在看守所:“他们(被逮捕者)还在县看守所,被拘留的三姊妹已经出来了”。

基督徒与教会都没有理由远离政治

夏晨曦


前言

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是一个很让人匪夷所思的时代,在普世价值得到广泛的认可,自由民主国家占到了全球国家总数的一半,但是普世大公教会却向这个世界上仅存的少有邪恶政权频频示好,然而这个教会之前却曾多次下达通谕谴责极权主义,共产主义,甚至通过教廷圣职部发布命令,禁止教徒接近共产党及其组织,违者将受到绝罚。一些基督新教教会即使身处在自由的土地上,很多牧者不仅找出种种借口对邪恶的共产政权保持沉默,更有甚者还搬出圣经为其辩护。

如同洛克不相信国王权力来源与亚当的父权一样,我也同样不相信圣经会教导他的信徒面对邪恶保持沉默,甚至还要顺服邪恶掌权。

教会史就是一部文明对抗野蛮的历史

作者:荔枝


遗憾的是,很少有人去读教会史,人们对此抱有偏见。“不看,这是教会自己写的吧?这种神棍编出来的东西,不值一信。”就此,他们永远在自己的偏见中看待宗教,他们无法改变既有的认知。这不是一个好现象,至少不利于互相交流。基督教编写的东西是不可信的,那又凭什么说非基督教编写的才是可信的呢?什么时候无信仰无宗教成了政治正确?是啊,无信仰无宗教一直是政治正确,在我们这个国家里,光荣无尚的共产主义国度。




对整个西方文明的一知半解来自对宗教的偏见。这使得中国人很难理解西方文化,也无从进入西方文化的精神世界,哲学也好,文学也好,都是如此。东西方隔阂的大裂痕早已在思想精神这一维度上划开,以至于东西方都在各说各话。我想要问的是,我们为什么不愿意接触宗教?就好像避免什么危险的东西一样唯恐不及地回避宗教问题。这种鸵鸟的方式真的有利于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嘛?


弥迦先知会呼吁信徒如何投票?

卢家辉


  香港区议会选举临近,基督徒应如何参与?若选择参加投票,又应投给谁?「民主派」候选人?「基督徒」候选人?抑或政纲符合基督教价值(例如:反同性婚姻立场)的候选人?……


  天主教汤汉枢机早前发出牧函,呼吁教友在区选及往后其他选举中,要以候选人及其政党对家庭和婚姻的立场,作为投票时的重要指标之一。这份牧函虽然只代表天主教对家庭婚姻议题的信仰立场(性神学)、以及其对社会政策制订的优次取态(公共神学),但它也颇能反映现时香港主流基督教会的价值立场。


  究竟,基督徒参与投票时,是否只考虑候选人的家庭婚姻议题立场?基督徒还有甚么重要因素(例如:社会公义议题)也应该要慎重考虑?而且,基督徒所指的「公义」又是哪一种「公义」?圣经是怎说的?笔者最近再次细味弥迦书,一边读,一边想:假如先知弥迦今天在世,他会呼吁香港的基督徒如何投票呢?

全球化与「传统宗教」的前途


全球化与「传统宗教」的前途


全罗兰•罗伯逊


我将会论证到宗教和文化的前途,大致来说还是一片光明的。尽管普遍人认为所谓的传统宗教和本土文化在全球化之下受到极大的威胁。事实上,全球化的概念常常被人说成要为不堪一击的古典传统和「本土」负责。对比来说,我要论证的是﹕对全球化如此的责难是不恰当的﹔而且我要坚持的是全球化能加强传统文化。我的论文与我写其它有关全球化的宗教的文章是有关的。1

全球化
就当前的目的来说,全球化可以简单的定义为世界的压缩。这压缩的概念是指增加社会文化的密度和加速扩展意识知觉。全球化虽然只是在近世纪以一种显著可见的方式加速扩展,但全球化本身是一直长期的发展,跨越多个世纪。全球化应该被清楚确认为一个多面的进程。换句话说,它同时是文化的、经济的及政治的,并且,我们不应以为此进程必然会引至较强意义上的全球一体化。密度——或许,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是指极大的且日益增加的相依性——并不同于一体化。一体化意指规范性的凝聚力的增加。全球一体化是一个错综复杂的问题,而全球广泛的相依性却简单得多。究竟全球化会否引至抑或将会引至世界更大的一体化的问题,是没有直接了当的答案的,因为目前同时显示出来的,既有更大的分裂,又有更大的全球合一。

中国需不需要尊重宗教的教育?

刘波


 近期,一则关于穆斯林乘客与空姐因餐饮问题发生冲突的消息在微博上广泛流传,虽然此事已被证明纯属虚构,原始微博也被删除,但假消息引起了大量对穆斯林群体的侮辱、诋毁和谩骂。事实上在如今的网络空间中,各种针对穆斯林整体的侮辱性言辞已经司空见惯。

  如此大规模、系统性的诋毁行为,是中国其他宗教群体如基督徒、佛教徒、道教徒都不曾遭遇的。按理来说,首先起来反对族群歧视的应该是知识分子。但这些歧视不仅没有得到主流知识分子的抗议和反对,而且很多知识分子本身就是其中的一员。朝天吐唾沫,难免反落自身,侮辱者也遭受反侮辱。长此以往,族群之间的矛盾和敌视情绪必将加深。

张磊律师、李柏光律师给温州市公安局要求会见被监视居住的张凯、刘鹏的律师函

对华援助协会特约通讯员      2015年11月23日


张磊律师要求温州市公安局同意其会见张凯


著名基督徒维权律师张凯自2015年8月25日在温州下岭教会被警方带走后,对外宣布被监视居住。同时被监视居住的还有张凯律师的助理刘鹏。他的律师李贵生和张磊几次去温州要求依法会见张凯,都被温州警方无理拒绝。张凯的父亲去温州,花了一周时间访问温州公安等部门,要求了解张凯的确切罪名和关押地点,但也一无所获。10月17日,张凯在北京的住所被温州警方搜查,同时,张凯的妹妹张丽被温州警方口头传唤。

11月13日,张磊律师和李柏光律师接到温州警方电话通知,说是张凯和刘鹏已解除他们的代理律师。16日接到温州市公安局的信函,里面有张凯律师和刘鹏的书面解除律师的信函。张磊律师和李柏光律师担心其委托人的解除律师的做法不是其真实意思的表达,也担心这样的信函可能是在温州警方的刑讯逼供下所为,因此发律师函给办案单位,依据有关法律规定要求温州警方同意两位律师会见张凯和刘鹏,以确认解除律师是他们本人真实意思的表达。

王默:我的自我辩护词

我的自我辩护词

王默(右)和谢文飞



几十年前共产党人高喊反腐败、反独裁,追求自由民主的口号,把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从大陆赶到了台湾,从而颠覆了中华民国国家政权,并把中华民国分裂成了大陆与台湾2个国家,造成了中华民国的灭亡。

我这次仅仅是因为参与拉了一条支持港人占中,支持港人为自由而战的横幅就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送上被告席。我不知道区区一条横幅跟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之间有什么逻辑、因果关系?常识告诉我只要国家存在国家政权就会存在。只有国家被外来侵略者灭亡吞并或者分裂成几个国家的情况下,这个国家的政权才能算被颠覆。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港人占中抗争所要采取的是一人一票,普选特首以及更多自由的权利,这些都是宪法范围内的公民权利,是受法律保护的。我远在广州只是通过拉横幅来表达我对港人在中争取权利行为的支持态度而已,这就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了?如果我的行为算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哪么几十万参与占中的港人算什么罪了?

贵阳活石教会聚会场所面被责令整改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    2015年11月19日



贵阳基督教家庭教会活石教会,11月18日接到该市南明区城管局通知称,该教会所在物业改变用途,属于违法,限三日内改正。逾期每天平方米罚款20元。换言之,该教会648平方米,每天将被罚款近13000元。今年7月28日,该教会执事会主席张秀红被公安带走后,以“涉嫌非法经营罪”刑事拘留,当局至今没有结论。

贵阳活石教会11月18日接到该市南明区城市综合执法局发出的《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指其位于南明区花果园楼盘C区9栋2单元第24层的四套房间,改变规则可使用用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和《贵州省城乡规划条例》之规定,属于违法。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自逾期日起,每日每平方米罚款20元。限期三日内改正。

该教会牧师苏天富19日告诉记者:“我昨天不在,他们(城管)一是去教会,二是来家里下达一个整改通知,他也没有注明说要改什么,他那边下的整改通知,一是说在执法,另外他们根据规划局给他们下达的意见,我们违背了规划条例,要处罚每天每平方米20元”。

贵阳市活石教会再遭逼迫

贵阳活石教会苏天富牧师           2015年11月18日



11月16日去清镇接母亲看医生,路上接到贵阳南明区城管大队李姓执法人员电话,让我下午两点必须去到他们办公室配合调查有关南明区花果园我名下房子涉嫌改变规划用途(该房是我和另外两位同工梁学武和张秀红代教会持有,其中张秀红被公安以非法经营罪在7月28日抓捕直到现在还没有放人。)我回复是否可以改到第二天,对方说那等他们通知。

接近中午12点接到母亲准备送去医院,对方再次来电说不行必须马上赶过去,否则会影响我的利益,只好把母亲放下赶到南明区城管大队。所谓调查就是认定我们改变规划用途,我当然不接受。今天早上接到电话母亲不行啦,已经不清醒,我马上开车赶过去,半路上发现手机好多未接来电,打过去又是之前的南明城管大队工作人员,要我2点在教会房子里等他们,我讲母亲状况去不了,安排同工在教会等他们,对方回应我必须在现场,我只能无语。

被监视居住的张凯及其助手刘鹏两人被迫解聘律师

对华援助协会特约通讯员     2015年11月17日




因为帮助浙江温州强拆十字架的教会依法维权,而被刑拘随后监视居住的北京基督徒维权律师张凯及其助手刘鹏律师,两人分别在11月12日和11月9日写了解聘代理律师的解聘书。

张凯说:“因个人考虑,暂时解聘张磊律师为我的辩护人。”

刘鹏说:“我是刘鹏,目前在温州这边一切都好,根据我的判断,请律师为时尚早,案件尚处于侦查阶段,由于案情的缘故,请了律师也不能来会见,等侦查阶段之后再说。故不同意聘请北京市共信律师事务所指派的李柏光、刘培福二位律师担任我的辩护人。”

对华援助协会一直严密关注为温州教会维权而被拘押的张凯等律师的情况。对华援助协会认为对张凯等律师的打压,实质是浙江省当局对宗教自由迫害的升级。浙江省拘押帮助教会和基督徒的维权律师,实质是制造恐怖,告诉所有被打压的教会和信徒,你们只能服从政府,法律是帮助不了你们的。同时也恐吓了其他维权律师,如果胆敢为这些教会的信徒辩护,你们就是政府的敌人,我们就对你实施专政。这是典型的权大于法的做法,也是严重的破坏法治的犯罪行为。对华援助协会将严密关注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并呼吁中国政府践行法治,保障张凯律师等人的合法权益,立即停止对教会和基督徒的逼迫。






酷刑见证者高智晟律师的近况与心声


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主持人张敏采访报道 2015,11,14




*傅希秋:我为什么公布高智晟律师11月3日的一封来信*

11月10日在美国的民间机构对华援助协会主席傅希秋牧师在互联网上公布了一封中国维权律师高智晟于被软禁中发自国内的来信。

我请傅希秋牧师讲讲事情的经过。

傅希秋:“我们一直在关心高律师现在被软禁期间尤其是身体状况。我们都知道他被酷刑之后,牙齿始终是一个最大的身体上的伤痛。家人也都在努力,希望给他看牙。

11月3日我收到高律师的一封私信,里边提到了他8月份之后第二次又要让家人去退票,本来已经说好的要去西安看牙。所以他就写了这封信。

关于彻查张六毛死亡案、异地尸体检查、异地司法鉴定的律师意见书




最高人民法院
广东省人民检察院
广州市人民检察院:

广西百举鸣律师事务所接受张六毛家属张七毛、张五洲等人委托,指派覃臣寿律师担任张六毛涉嫌寻衅滋事案、颠覆国家政权案张六毛的辩护人(控告代理人)。现已经确认,张六毛在侦查羁押期间死亡。2015年11月16日,本律师陪同张七毛、张五洲等家属到广州市殡仪馆银河园确认、查勘张六毛遗体。以下则为律师、家属现场看到的遗体表征疑点问题综合:右脚脚踝处有脚镣深痕;左脚小腿有两条十多厘米长明显淤青的(创伤性?)疤痕,有胶布贴过的痕迹,左小腿腿毛被刮。腹部全部淤青;肛门便血;左手手背明显红肿,没有看到针点;胸部明显几块血痕,有长方形,有弧形;右手臂有创伤性伤痕(?);十个手指淤青,十个脚趾苍白;枕部有明显痕沟,枕头处都是血;脖子后背显红色;嘴巴张开很大,口腔、嘴唇有血迹、血疤(大出血?);右肘内侧下方2厘米处有大块肿块,旁有深窝;左脚小腿有黄色条状,显出淤青;右耳下方有创口?淤血?

蔚和平神父之死∶地下教会在用生命福传

天主教福传团                     2015-11-17


上世纪在天主教会打压最严重的时候,天主教神父,修女,主教以及教友被关监狱,限制活动以及直接杀害是常有的发生。

在改革开放后,天主教非公开团体仍然不被认可,甚至部分神职人员被限制人身自由或直接幽禁。但是直接杀害甚至暗杀的情况还未有耳闻。
11月8日,原本应该在东北兴城参加会议的非公开神父蔚和平神父却无缘由的被发现溺亡在生养他的黄河里。

太原警方确认为:自杀。

浙江瑞安瑶池花园家庭教会被官方责令停止聚会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                 2015年11月17日



浙江省瑞安市仙降街道横街村瑶池花园基督教会聚会场所,被该市宗教局指其“擅自设立宗教活动场所”,“违反了宗教事务条例”,11月13日发出处罚条例,责令停止活动。该市宗教局一位官员对记者说,凡私设宗教场所,均属违法,要予以取缔。

中国当局打压家庭教会的情况愈来愈严重,宗教政策正在进一步收紧。浙江省瑞安市仙降街道横街村瑶池花园基督教会聚会场所负责人张仁爱,11月13日接到该市宗教局发出的“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指该聚会点未曾办理任何相关手续,擅自设立宗教活动场所,组织人员进行宗教活动的行为,违反了《宗教事务条例》第十二条,《浙江省宗教事务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三十五条之规定。根据《浙江省宗教事务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一,第四款之规定,责令该聚会点停止活动。

捍卫生命和自由之战——评巴黎恐怖袭击

张伦         法国赛尔齐·蓬多瓦兹大学副教授


巴黎再次遭袭!恐怖分子疯狂滥杀无辜,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法国历史上黑暗的一页,文明世界历史上严酷的一夜。或许,一些对情况不太了解的人们会再次将其简单地归结为文明的冲突,宗教的对立,法国的傲慢,但事实上, 这场屠杀所显示的是一场文明与野蛮的冲突,人性与反人性的抗衡,而法国正在进行的这场捍卫生命和自由价值的战役,其成败关系到法兰西共和模式的存亡,也必然关系到世界安危以及人类文明的未来。

前所未有的恐怖袭击

很久以来,法国的反恐专家甚至是社会大众,对法国有一天可能会遭受这类恐怖攻击是有精神准备的:在法国电视二台的现场评论中,一个前特种部队的官员透露:从2001年开始,特种部队就已经有如何面对腰间捆旁炸带的自杀恐怖分子的训练。——这或许也就是昨日在特种部队冲进情况不明的剧场解救人质时,能够在恐怖分子将观众当作人墙向前推进,在离特种部队人员三米远的地方引爆炸弹的情况下,将其中一名击毙,且未伤及人质和自身,使其未能引爆炸弹,造成更大伤亡。

非基同盟与本色运动

王治心


要说非基同盟,必须先说非基同盟所以产生的背景。简单地说,它的背景有两点值得注意的:一即新思潮的运动,一即外交上的反应。说到新思潮运动,开始于非基同盟产生前六年,这运动是由于北大的六君子发生:六君子就是陈独秀,钱玄同,沈尹墨,刘复,胡适,及周作人,这时正是蔡元培做北大校长。这运动实是中国的丈艺复兴,对于一切旧思想,旧伦理,旧制度,旧学说,皆加以价值上的重估。所以它不单是影响到中国整个的丈化,亦与基督教有莫大的关系。陈独秀所著基督教与中国人,胡适所著不朽,蔡元培所著以美育代宗教,都足以表现新思潮运动对于宗教的态度。同时,对于中国思想界发生重要影响的外国人,莫过于美国的杜威与英国的罗素两博士,他们应中国教育领袖之请,来华演讲。杜威主张实验主义,罗素主张经济的社会主义,同样对于基督教有反对的态度。杜威以宗教不当占学校课程之一部,罗素提倡男女自由同居,都是给新思想运动以莫大影响,胡适是杜威的学生,所以以实验主义做他的思想中心,处处叫人抱着“为什么”的怀疑态度。宗教是感情的产物,不能用“为什么”的理智来分析,以为凡不能以理智分析的所谓形而上部分,都是非科学的,非科学的东西,都在排斥之例,只有科学才是万能的。六个人中,影响最大而最速的,莫如陈独秀的唯物主义,胡适的实验主义,其次则钱玄同的疑古。当时青年学生界,莫不跟着他们跑:非基同盟,不可谓非新思潮运动中的一种结果。我们看他们反基的理由,大都是以马克斯的唯物史观,与信仰科学万能为出发点,后来才走到反帝国主义的路上。

“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吴雷川是如何看待和处理儒家传统和基督教传统

梁 慧 柴燃恒


吴雷川(1870-1944),本名震春,早岁蜚声翰苑,于国学素有深造,后皈依基督教,是少数具有“进士”科名的中国基督新教教徒。他毕生从政与学,先后担任过杭州市长、中央政府教育部参事等,晚年任燕京大学校长、教授。

回顾吴雷川生活的年代,跨越了晚清和民国,经历了袁世凯复辟、北伐战争、国民党统治、日本侵华等重大历史事件,在当时的社会处境中,中国知识菁英面临艰难的精神信仰选择,一方面,传统的儒释道已不太符合时代的需求,尤其是五四以来,孔孟之道受到全面的批判与否定;另一方面,外来的基督宗教面临二十年代以来排外主义、科学主义、非基督教运动的攻击和挑战。处在这样文化、神学的夹缝中,如何重新确立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信仰确据,辩护基督教在中国存在的合理性与有效性,成为中国现代神学家无法回避的问题。

作为儒、耶身份兼具的知识阶层,吴雷川是如何寻求本土的神学策略,“建立一个以中国社会需要为出发点所构成的基督教”,回应民族危机的剧痛,促进国家的改良。吴氏独特的双重身份,促使其必须重新检视“中国固有的学术与礼教”与“被排斥为外来宗教的基督教”,由此达成“乃可称为中国的基督教”,这构成其评判中西宗教文化传统的出发点。

政治参与暨教会发展─台湾两大基督教会神学背景之观察与初探

武永生、袁义昕、张证豪


内容提示:综观台湾基督新教之发展,台湾基督教长老会与地方召会可视为代表性之教会。然而,此二主流教会组织对于台湾政治与社会之参与度,从实践结果观察,二者间之明显差异恰切形成两个极端之现象。简言之,台湾基督教长老会热衷于政治之参与,反观地方召会却对政治之相关事务,长期以来都保持一贯不参与之态度。固然,自指导思想上可以索骥此二主流基督新教教会对政治参与差异之源头,如基督长老教会积极参与政治改革之现象,当可溯及加尔文之政治神学;而地方召会服从掌权者,却不过问政治之态度,可清晰辨别系深受倪柝声根据圣经所传承神学思想影响之结果。本文尝试进一步透过文献上可征实之资料,以该二主流教会历年教徒人数之变化为基础,分析并观察台湾社会中教会政治参与对教会发展兴衰之影响。根据相关资料之初步研析,我们观察到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在政治参与度高时,教会却呈现负成长。然而其经过内部反弹与全球化潮流,进而试图政治中立,以适应多元化社会时,教会即迈向正成长。至于地方召会虽然一贯以来遵循圣经相关教导,实行教会与政治分离之原则,历年来其教会会众不断呈现正成长。根据此一台湾教会兴衰与政治参与关联之初步实证观察,本文推论当教会在面对政治时,其不当之参与及距离,或许产生信徒对教会神圣性之怀疑,疏离于宣教之热忱,因而导致教会信众人数之变异。据此基本观点,本文将从神学、信徒态度以及历史脉络,探讨基督徒如何在胸拥社会关心之情怀下,根据圣经原则与政治保有正确之关系,藉以取得其中之平衡,作为深入思索基督教会与政治关系之初步研究。

基督教青年会提倡“人格救国”及其反响

李志刚


一、前言

自鸦片战争满清败北,中英南京议和签订条约,中国赔款二千一百万银元;割让香港;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口岸通商;中国进口货税率由中英两方议定,中国门户由此洞开。其后列强入侵,迫签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国势日蹙。国中有识之士,有见国家危在旦夕,极力倡言救国,先后有推翻满清;倡行洋务;维新变革;宪制改政;进行革命种种的主张。而基督教徒提倡救国言论,亦为数不少,如洪秀全、洪仁轩、王韬、何启、容闳、孙中山均有独特见解。至于在华基督教士及教徒,如李提摩太牧师(Rev Timothy Richard)、林乐知牧师(Rev. Yong J.Allen)、李佳白牧师(Rev. Gilbert Reid)、山雅各牧师(Rev. James Sadler)、艾约瑟牧师(Rev. Joseph Edkins)等人都有经世论著。 惟是各人主张取得时人认同与否?以及事业成功与否?全属个人意见。但以教会名义提出一种救国的主张,因而又获得教会的支持,在中国现代教会史上是未有所见。若是由教会机构倡导一种思想,深受教会信徒的认同,并得社会的反响,则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所提倡的“人格救国”最具代表性。是以本文主要探究“人格救国”概念的源起,及其运动的发展,以及对政治和教会引发的反响。

基督教中国化运动与本色化运动是一回事吗?


对华援助协会特约评论员 郭宝胜



上个世纪初,中国基督教会内部自发地发起了一场名为“基督教本色化”的运动,希望中国基督教在组织机构上能够摆脱外国差会而自治自养,在传播形式上能够与中国文化水乳交融,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的基督教。这一运动并没有当时政府的参与、也没有把某个党派的思想作为本色化的特征之一,它与目前被中国政府大力推动的所谓基督教中国化的政治运动有根本的区别,因它本质上还是一个非政治的宗教界运动。但是不幸的是,正如上个世纪初教会内部发起的三自运动最终被中共政权抢夺了领导权一样,目前方兴未艾的基督教中国化运动也被当局说成是当年的基督教本色化运动的延续。因此有必要厘清二者的关系,从而看清出这次的基督教中国化运动完全是为党国服务的政治运动、跟基督教本色化并无实质关系。



这次基督教中国化运动的理论旗手全国人大常委、中国宗教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就指出上个世纪初的基督教本色化运动为现今的基督教中国化运动铺垫了基础。他在《“中国化”:基督教在华更新的必由之路》中写道:“赵紫宸、吴雷川、王治心、诚静怡、韦卓民、丁光训、陈泽民等中国基督教领袖曾对基督教的‘中国化’有过许多构想和论说,这为我们今天基督教‘本色化’的努力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创造了有利条件”(注:见2014年8月5日《中国民族报》)

张荣平(张圣雨):我的自辩状:法律辩护与道德辩护

我的自辩状之一:法律辩护


张荣平(张圣雨)

起诉书指控我:“自2011年7月起发表《我们的民主不是梦》等8篇文章,恶意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煽动组织颠覆国家政权”。

我认为这样的指控很荒唐!“恶意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怎能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联系在一起,莫非中国还处在“朕即国家”的皇权专制时代?在信奉“君权神授”的皇权专制社会,人们认为一个国家的兴亡是上天的安排,皇帝的权力也是上天授予的。因此,国家的法律就是所谓的王法是以皇帝的名义按照皇帝的意志制订的,诋毁皇帝可以视同“判国”被判死刑,甚至诛灭九族!但是在当今法治社会,国家领导人和普通公民一样作为一个法律个体,二者的地位是平等的。正常的法治社会,所谓“攻击国家领导人”充其量也只侵犯了领导人的名誉权,依照正常的司法程序,应该由国家领导人用个人名义对嫌疑人的毁谤行为提起诉讼,而不是以国家名义提起公诉。

被监视居住的张凯等人疑遭公安压力,欲解除原代理律师

对华援助协会通讯员     2015年11月14日


根据因维护十字架而被监视居住的张凯律师的代理律师张磊律师在网上透露:2015年11月13日上午, 温州市公安局一位潘姓警员使用电话057789980392通知张磊律师:张凯本人解除了(张凯母亲委托的)张磊律师为他辩护的委托,并称张凯本人写有解除委托的文件。


几乎同时,11月13日上午,温州市公安局一位潘姓警员使用电话057789980392通知刘鹏辩护律师李柏光和刘培福律师,说刘鹏本人解除了(刘鹏母亲委托的)李律师和刘律师为他辩护的委托,并称刘鹏本人写有解除委托的文件。,随后温州公安局会把这文件寄给李、刘二位律师和刘鹏母亲。

请关注温州下岭教堂11月16日要被强拆

对华援助协会通讯员   2015年11月13日



浙江温州市鹿城区下岭基督教堂因在去年圣诞节在教堂台阶废墟进行圣诞夜赞美崇拜而举世闻名。也是为十字架维权的张凯律师最后被抓捕的教堂,张凯曾长期定点驻扎在下岭教堂。


2014年12月2日,下岭教堂收到了最后通牒——立刻腾空教堂,即将强制拆除十字架。此前官方曾多次口头明示,拆了十字架就能保住教堂。下岭教堂后来聘请张凯等律师维权,律师们的诉讼反击使当局强拆十字架行动暂时停顿。下岭教堂的成功案例也让张凯在浙江一战成名,到2015年8月中旬,已有近百教会与他确定了委託代理关系。但在8月底,张凯等律师和下岭教会主要牧师都被公安抓捕,并被监视居住。

四川达州河市镇家庭教会遭当局驱赶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        2015年11月11日



四川省达州河市镇一家庭教会,11月10日遭到镇政府人员驱赶,官员指信徒聚会没有向宗教部门申请,属于“非法聚会”。要求该教会信徒撤出现有的聚会场所。信徒称,他们只是亲朋好友及邻居在一起聚会,而且聚会人数少于向宗教局登记的最低标准50人。因此,希望当局不要关闭该聚会场所。

中国家庭教会的生存空间日趋恶化。四川省达州市河市镇上的一个家庭教会,11月10日突然接到镇政府通知,要求教会不准在当地租房,同时责令信徒立即停止聚会。信徒当天发帖称,镇政府不准他们在镇上租房聚会,又说该教会没有提出申请。根据相关规定,未经批准,不得聚会。信徒还称,上午正值祷告会,社区一位主任到聚会场所查看,信徒没有理会,并给了该主任福音单张。下午时分,信徒正在学诗歌,镇政府来人指信徒“非法聚会”,并催促他们到宗教局申请,否则将予以取缔。

该教会信徒李胜芬11日告诉记者,前一天镇政府官员和社区主任到该教会:“昨天早上,社区里面的一个主任来问,但没有讲什么。下午,镇上一个书记来了,说我们(聚会)没有经过审批,要审批后才让我们在这里聚会。来人又说我们镇的异端邪教很多,我们说我们是以家庭为单位,如果按照审批规定,需30至50人以上,才可以申请。我们没有那么多人,我们在家庭里,朋友、亲戚在一起聚会不行吗,他说不能在一起聚会。我说,这怎么能叫宗教自由”。

李胜芬说,来人翻看了教会的宗教书籍,也查看了墙壁上的经文。她说:“看了我们的圣经,然后看我们的诗歌本,了解我们教会。因为我们做礼拜的地方有十字架、圣经,墙上贴的经文,他们也都看了。他说,相信你们是真正信耶稣的人,但是不合法,因为没有申请。应该到宗教局指定的地方去聚会。我说现在不是(信仰)自由吗,如果到城里去聚会,老信徒年纪大,有的人晕车,我说你们怎么不给我们自由?”。

该教会成立至今,刚届满三年,有信徒数十人。李胜芬说,她多次向镇政府官员强调,他们未到需要登记的人数:“我说按照现在信仰自由政策,我就坚持在这里聚会。你要我申请,我们没有这么多人数。现在宗教局不可能批准。他说,你要是坚持聚会,我就坚持不让你聚会。昨天下午就说到这里”。

记者:你们这个教会成立多少年了?

回答:到今年9月份,三年。



近期各地均传出基督徒受到打压事件。本协会10日报道,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七一路家庭教会的七十多位信徒,10月中旬举行聚会时,遭到数十名公安和宗教局人员冲击,包括牧师在内的五人被警方处以行政拘留15天,其中年长的台湾牧师沈振国和他的妻子获释后,身体状况不佳,返回台湾修养。一位牧师告诉记者,警方已经查封该教会。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报道。





秦晖:还有多少墙要拆掉?——柏林墙倒塌20周年札记

2015-11-09                      秦晖




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精神与风气。通常,当我们无法准确查知这种风气的源头时,我们就以一场具体的戏剧化事件作为它的原点,尤其是在这个事件蕴含有完美的禁锢与自由、沉闷与变革意义的时候。可以说,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在历史上恰好扮演了这样的角色。它代表的不只是东西对峙的终结,它也象征着民众的自由流动、市场的自由扩张与思想的自由传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定义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面貌。在柏林墙倒塌20周年之际,让我们与一些杰出的思想者一起,再次评价它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根据东德法律也是犯罪”
  1961年8月13日,前东德(民主德国)建立了隔绝东西柏林的“反法西斯防卫墙”。从此勃兰登堡门内外的两个柏林成为两个世界。在墙的西边没有任何防御措施,老百姓可以一直走到墙根。而在东边,沿墙一线(包括途经原来柏林市中心的繁华地带和斯普雷河边的景观地带)宽一百多到数百米的建筑全部被推平铲光,形成一条严禁民众接近的无人区(人称“死亡区”),其间有铁丝网栅栏、军车巡逻道、?望塔、钢筋水泥碉堡、自动信号报警和机枪自动射击装置、警犬巡逻线、探照灯和高杆式强光照明灯、车辆陷坑、松土地带、哨卡岗楼密布,完全是一个恐怖地带。面对西方的指责,东德政府最有力的辩护就是:这一切并不具有对西边的进攻性,它只是“防卫墙”,是防御性的。东德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拥有防卫的权利。

高智晟究竟当住在那里?

高智晟究竟当住在那里?
一一问中国恶势力。



我无论如何存在着,这是实在的。不仅止于此,这还是我目前无力,且也无意改变的事实。便是已强大至全天候狂躁难安的你们,好像也不大有能力改变这个使你们头痛不已的现实。目前,赫然横在你们面前的根本问题是:我一时半会儿还无法从这个世界上消失,这是你们在过去十年里的实在的经验。该试的手段也都试过了,使我消失的国策也实在是用了不少的,岂止是殚智竭力,简直是罗掘了整个政权的智商,结果如何?我活着就是这全部努力失败的证据。

〞你绝对不能回北京,对此,我们愿面对任何复杂局面〞,〞新疆的维稳形势异常严峻,你必须离开〝,〞绝不能住在这里(指榆林市),将不惜动用任何手段〝。这是你们的警察去年说的话。

〞从49年以来,你们即用这种下流的手段,随时,随意闯入私权利领域恐吓自己的人民。石头都在进化,你们什么时候进化到能了解这世间还有着私权利,能懂得公权力也还有着边缘这种人类常识?〞这是今天下午,面对突然闯进我室内的三位警察时我的质问。

最荒谬的是,面对我又问〞你们来做什么?〝时,三位伟人言无伦次,竟不清楚进我室内的目的。〞我再去问问领导〞,有一位边说边跑去外面打电话。另一位则说〞那就算是'查户口','查重点人口'吧〝,自我纠缠了一阵后无趣退去。

葛永喜律师会见唐荆陵记


洛阳七一路家庭教会被查封 五名信徒被行政拘留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       2015年11月10日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七一路家庭教会的七十多位信徒,10月中旬举行聚会时,遭到数十名公安和宗教局人员冲击,包括牧师在内的五人被警方处以行政拘留15天,其中年长的台湾牧师沈振国年近七旬,他和妻子获释后身体状况不佳,匆忙返回台湾修养。一位牧师告诉记者,警方已经查封该教会,但未出示法律文书。

洛阳市西工区七一路家庭教会10月中旬遭到当地警方查封,公安指信徒非法聚会。教会牧师李加恩11月10日告诉记者,当时有数十名信徒聚会,公安突然闯入:“我们那一次聚会有大概五十多人,当聚会到第二天(10月13日)下午两点多,当时台湾牧师沈振国正在和我们分享圣经,来了有宗教局的,国保大队的五十多人,不让聚会,让我们停止。又挨个登记身份证。然后把我们几个负责的,包括台湾来的牧师,全部带到公安局问情况,之后什么也没有说,也未作解释。直接把人送到拘留所关押15天”。

爱国爱教、依法依规、拆十字架?守公平、行公义

周家乐


  转自《浙江日报》九月廿一日报道:


  省委副书记王辉忠在宁波调研宗教工作时强调,「爱国爱教 依法依规 同心同行」。要始终坚持宗教发展中国化方向,坚持依法管理宗教事务,不断提高我省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准,促进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促进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与党和政府同心同行。要进一步增强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的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强化对祖国、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法治的认同。」 1


拆十字架事件


  二○一四年起的拆十字架事件虽然有牧者、信徒个人或群体的反抗,但没有甚么对此事的公开表态。随着拆十字架事件的延续和深化,有关的消息、图片在公共媒体中传播。拆十字架事件,中国教会被推到「公共空间」了,这已不纯粹是教会的事,已被报道成是中国政府的国策修订,例如「五进五化」等。教会进入「公共空间」,首先要面对「公共空间」的管理者——政府!

略论宗教与中国社会转型(三)


任天堂       转自民主中国


清朝末年的教案以及现在中国的教产问题或许可以从基督教民主主义兴起的历史中寻找答案。中国基督教的本土化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西方基督教民主主义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如果从1800年左右开始算,到1950年左右走向正轨,经历了大概150年。这个时间也是中国基督教经历的历史。在中国基督教本土化方面,港台要比大陆稳健得多。比如香港占中和美丽岛事件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牧师群体所起的作用,而大陆目前虽能看到有一些家庭教会的牧师表现出对普世社会的关怀,但人数很少,影响很微弱;更多的是教会扩张的宗教情感,可谓践行了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牧师身份与教会的关系。在台湾美丽岛事件、香港占中事件和大陆维权运动中,牧师很大程度上是以一个公民的身份在活动。



我在自学德语的时候,知道德国有基督教背景的政党,后来接触到基督教后,发现很多别扭的地方,比如对政教分离理解的纷争。可是基督徒真的不可以有政治诉求?德国基督教政党怎么解释?另外就是中国教会的神学背景我接触的加尔文宗比较多,倡导教会的“纯洁性”,世界“全然败坏”,“唯独教会”,愿景仿佛要在中国建立一个日内瓦。最近拆十字架等事件,我思考其中问题,才发现现代西方基督教民主主义的蓬勃发展,比如对欧洲一体化的影响。这又是在中国基督教教会从未听闻的。所以,艾未未说中国没有工会、基督教等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独立组织,中国远远没有现代化。

宗教灰市中的三自教会个案

林承慧、郭承天


本文藉由田野调查,实际走访位于中国北方城市和南方城市的教会,并在两地各挑选一个三自教会和一个家庭教会,共四个个案,观察其在前述四个变项上的呈现。其中关于“神学演变”,由于不若其他变项,有明显、独立的外显行为,也可能受到不只一种的神学观念影响。故下文将藉由教会其他层面的发展,来观察、分析其可能的神学立场和转变。

―、北方的三自教会“甲1”

(―〕发展概况与灰市行为

甲1成立于1914年,并于中共建政后,投入三自爱国运动的行列,成为中共认可的合法教会。目前教堂占地4千平方公尺,人数约有7千,主日礼拜在不同时段分成6场进行,其中一场还是专门英文礼拜,是当地人数最多、规模最大 的教会,也是许多外宾来访时的指定聚会地点。

但如此有代表性的合法教会,在实际的行为上却不见得循规蹈矩,笔者第一次参与甲1礼拜时,台上的牧师就公开呼吁信徒“要在政策上打擦边球,以灵巧的方式,进行福音工作。”平时教会也常挑战政府底线,如未经核准就邀请境外牧师上台讲道,或邀请不合法的宗教人士进行授课、培训、主持宗教活动;教会所设的儿童和青少年主日学,也违反了政府不允许对未成年进行宗教教育的不成文规定;在政府的反对下,教会仍坚持在每场聚会开始前敲钟,并在教堂外广场办圣诞节活动、组织信徒跳赞美操等。

宗教自由促进社会的民主与和谐

克利福德•华莱士

宗教自由的世俗价值:社会和谐
与不同的思想和信念共处

宗教自由和民主是相辅相成的,它们彼此以一些方式强化和巩固对方。宗教自由活动,促进一个更人道、更宽容的社会。

例如,绝大多数宗教教导某种力量的重要性要大于个人。正是这种信念的本质特性将信徒置于这样一个位置:他/她认为万物的开始和结束以及生命的意义,都超越个体的需要和欲望。如果一个人认识到别人都是平等的,那么就有更大的可能与社会其他成员融合在一起。一个人会变得更加适应于平等,同时也更加适应于对更高力量的垂直的信仰——这种信仰将慢慢注入一种谦卑的观念。

更强大的水平和垂直的社会观念,创造了“倒转”,或说是(促使个体)脱离自我、走向社会。这种“倒转”现象,增加了真诚关心他人的可能性。而关心那些有需要的人,对一个社会很重要,将促使社会内部更大的和谐。

河南省洛阳市家庭教会聚会受冲击,外籍台湾人沈振国老牧师及师母等5人被行政拘留15天

对华援助协会特约通讯员    2015年11月9日



河南省洛阳市七一路基督教会在上月中旬举办神学培训的过程中,受到洛阳市警方的冲击,聚会被迫中止,受邀来讲圣经课的新西兰籍台湾人------69岁的老牧师沈振国牧师及师母李江华,被洛阳市公安局西工分局处以行政拘留15日的处罚。同时受到行政拘留15日处罚的还有教会骨干李加恩牧师、李江涛牧师和梁景牧师。

洛阳市七一路教会组织的神学培训是在2015年10月12日到16日。有来自河南、山西等地70多位家庭教会的领袖参加。会议到第二天(13日)下午,至少有30多位公安国保警察及当地宗教局官员冲入会场,宣布该聚会是非法宗教集会,强行予以取缔,并带走教会的骨干多人。当晚洛阳市公安局西工分局认定这是地下教会非法聚会,并把组织聚会的五名骨干成员处以行政拘留15日。

贵州桐梓县官员召集14村支书开会, 强迫家庭教会归入三自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                 2015年11月9日



贵州省遵义市铜梓县花秋镇一家庭教会,10月28日,再次被县宗教局人员威逼加入有官方背景的三自教会。该教会负责人称,县宗教局官员和公安召集该镇14个村的支书开会,以停发养老金向信徒施压,逼迫家庭教会信徒归入三自。另外,每年一度的圣诞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国部分地区的宗教官员正排查当地家庭教会如何过圣诞。

铜梓县花秋镇家庭教会的同工,10月28日上午举行培训会时,该县宗教局官员和派出所公安到场,声称要传达宗教局指示,要求信徒立即停止聚会,被拒绝。该教会负责人牟先生11月8日告诉记者,当地宗教局官员要求他们加入三自教会:“县宗教局,镇派出所召集14个村的(中国共产党)村支书开会,压制每家每户的弟兄姊妹,不准聚会”。

记者:是几号找你们的?

回答:是28、29号这两天。他就说,我们要去(宗教局)登记,如不登记就不符合法律,属于非法聚会,把我们赶出来,不准我们聚会。那一天是我们的同工聚会。我们说,我们要把聚会完成以后才跟你们谈,我们不能随便离开。

花秋教会有25年历史,信徒有两百多人。牟先生说,县政府于五年前成立一个三自教会,有信徒约50人,因人数未达到兴建教堂的标准,于是要求花秋教会加入三自,被拒绝。他说,不少人受到被扣养老金的威胁,不敢聚会:“他现在用村里的人来压制我们弟兄姊妹,叫他们不要聚会。现在我们清点一下,有二十多人不敢聚会。有些信徒比较软弱,听说要扣他们的养老金或者低保,他们就惧怕了。我们跟我们的弟兄姊妹说,他逼迫我们走,我们不能走,要他们给我们一个书面手续”。

牟先生说:当局在打如意算盘:“叫我们去桐梓县的工会教堂,现在他们有五、六十个人,桐梓县要修一个大的教堂,现在宗教局批下来,但他们人数不够,他逼迫我们加入他们工会教会”。

去年,该教会自筹资金50万元兴建的教堂,被当地国土局认定是违法建筑,法院一审裁定国土局胜诉,教堂面临被没收。牟先生说,他们已向遵义市中级法院提出上诉。代理该案的刘律师称,法院认定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他们正等待再次开庭。

今年前十个月,中国各地的家庭教会受到规模空前的打压。随着2015年圣诞节临近,各地宗教局又在部署打击教会的行动。广州广福教会负责人马可11月8日告诉记者,区宗教局官员打电话向他查询,该教会今年圣诞节举行聚会的情况。他说:“前几天,区宗教局打电话给我,说你们要搞大型聚会啊,我说是啊,我们没有外国人参加,我们都是国内的人聚集。租一个可容纳一千人的地方,举行圣诞节晚会”。

马可之前居住的房屋被房东提前解约后,他新租房屋再次被当局骚扰。他说:“他们(居委会)打电话给我,叫我过去。我没有去,现在我比较忙,是我住宅区的一个街道办。他说,你管理费没有缴纳。我说,我从来没有不叫过。他说,你住哪一栋楼,哪一户?我说你精神病啊,你不知道我住哪一栋,哪一户,怎么知道我们没有缴纳管理费”。

记者:现在是无论你搬到哪里,他都骚扰你?

回答:对对对。



除广州教会,四川阆中教会的信徒也被当地公安调查圣诞节聚会。该教会牧师李明波说:“最近,他们问我们教会的一个弟兄说,圣诞节在哪里过,我们弟兄说,圣诞节租一个场子,警察就这么问我们今年的圣诞节在哪里做”。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报道。

警察非法暴力监督组(“法外之暴”监督组)对于广州公民张六毛看守所内死亡案之声明

警察非法暴力监督组(“法外之暴”监督组)对于广州公民张六毛看守所内死亡案之声明

昨晚,我们从网络上获悉广州公民张六毛在广州警方看守所内死亡的消息,我们非常震惊!据张六毛妹妹张唯楚所述,张六毛2015年8月15日因寻衅滋事罪被广州警方刑事拘留,刑拘37天后,亲属一直在等待逮捕通知书,迟迟未得,11月4日凌晨2时,等来的电话通知他们张六毛已经死亡!11月5日上午9时许,张六毛案代理律师告诉我们,到目前为止亲属和律师并不清楚张的死亡原因以及他因何被刑拘和具体案情。不公布张六毛死亡原因的真相,广州警方相关单位及个人涉及非法暴力致张六毛死亡的嫌疑就挥之不去。而且,在张六毛弥留之际,警方为何不通知家属见最后一面,最基本的中国人情何在?!人道何在?!

一个人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了?法治何在?我们和社会公众有知情权,我们强烈要求公布张六毛死亡之真相,为此发出如下郑重声明:

一、 我们支持我们已获悉的梁基颂等数百人签名的张六毛案公民监督团的六点要求,并将坚持协助推动这六点要求的落实和确证。

二、 我们将作为后援团支持和协助张六毛亲属及代理律师共同推动张六毛死亡案的相关司法程序及其依法维权工作。

三、我们再次强烈呼吁更多民众站出来对警察非法暴力说不!人心不能再冷漠下去了!政府必须依法把民众的监督权、抗议权还给人民!

关于严晓洁案的紧急报告

温州市人民检察院:


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张培鸿、徐炜瑾律师受严晓洁本人委托,担任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案严晓洁的辩护人。辩护人在接受委托后发现本案公安部门存在大量严重违反程序之处,特向贵院紧急报告如下:

辩护人于9月7日下午在温州市看守所会见严晓洁时了解到,严晓洁系温州市龙湾区上江三自教堂的按立牧师。因在今年7月初给教会的弟兄姐妹发短信请大家为教会十字架守望祷告而被温州市公安局龙湾区分局行政拘留,后又在9月3日由行政拘留转为刑事拘留,由蒲州派出所承办。辩护人于9月14日向蒲州派出所书面申请取保候审,但未收到任何回复。

9月23日下午辩护人再次前往温州市看守所会见,严晓洁十分惊讶,称警方当日上午提审时曾说“不会让律师会见你”。果然,会见仅进行了10分钟,看守所以“承办不允许”为由强行带走当事人,无故中止律师会见。9月25日辩护人再次提出会见请求,但看守所称严晓洁已被释放。

深圳关爱中心的近况和代祷

在6月30号遭到大逼迫的时候我们的同工带着十几个被帮助者“逃亡”了几天之后在惠州市靠近深圳坪地的地方租赁到一处非常适合的地方,独院幽静,四面绿荫,鱼塘、果园、菜地,真是神为我们特别预备的“伊甸园”!正在装修的过程中又被相关部门追踪到这里,8月14号再次强行带走8名被帮助的人员送往深圳市救助站,8月16号又被剪断了我们的电线,我们就借来发电机发电,仍然坚持在这里装修、种植和养殖,继续开展事工。同时我们也仍然坚持到外地和在深圳本地传福音布道。

9月28号我们就630所遭受的逼迫向盐田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得到了受理,但至今没有通知开庭日期。

现在我们这里同工和被帮助的人员总共十几个人,每天在一起读经祷告,养鸡种菜,同工也经常到其他教会讲道和到广场布道,并且计划最近再去外地传递异象,传福音布道,推动福音事工。

贾灵敏普法被判四年,这法治,如了谁的愿?

作者:韩青

今天下午突然听到这一消息,贾灵敏老师被巩义法院判刑四年,只因为她给全国各地的拆迁户义务普法,只因为她想为之前自家房子被强拆、自己家人被殴打讨回公道。

贾灵敏原本是很体谅当地政府的,五年前,她还是小学老师。二七区齐礼闫村拆迁在即,她并没想着去理论一下,也没想着要去当钉子户,而是打算按照课本上说,相信并支持政府决策。
但没想到,2010年6月22日,她和家人半夜突然被人从家里拖出,暴打一顿后,扔到了几十里外的樱桃沟。回来后,家里已是一片废墟,连家具,也被埋在里边。
同被埋在里边的,还有她的尊严和对政府的信任。自此,她开始走上抗争之路,从小学老师变成了法律老师,从上访到普法,从郑州周边到全国各地,到处都有她的身影,而且纯是自费。

“广州李旺阳”张六毛妹妹亲述其家兄死亡经过




因为家兄张六毛在广州市白云区第三看守所死亡事情,获得各位朋友们的关心和关注,也为了避免在信息传播中产生一些偏差,或让警察方面故意下圈套,让朋友们误信谣言,以刑九条入罪朋友们,现就今天的事情向朋友们告知。并委托陈学进律师就他今天陪同我们会谈时所发生的事情发布公告。在此再次感谢各路朋友们的关心和关注。这两天因为心情沉重无法一一接听回复朋友们的来信来电,也因为要处理的事务太多,需要手机保持通畅,及充足电量,所以不能一一感谢各位朋友们的关心,事情我会及时发布通告,在现场的朋友也会就他们的所见所闻发布他们的见闻。张唯楚恭谢。

家兄张六毛于2015年8月15日因寻衅滋事罪被广州市黄村派出所刑事拘留,关押在广州市天河区看守所,其间有天河黄村派出所陈副所长建议我们找律师,因为我自己了解一些法律知识,就没有懂规距的请他建议找哪一位律师,后来我在申请取保候审,及请律师会见,均被拒绝。

基督徒昝爱宗被抄家 胜山家庭教会十字架被拆

对华援助协会驻香港特约记者乔农       2015年11月4日




杭州作家、基督徒昝爱宗11月3日被当地国保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抄家及传唤。昝爱宗的电脑、手机等物品被扣查后,已无法与外界联系。另外,慈溪市胜山家庭教会信徒11月4日告知记者,该教会的十字架于五月份被当局拆除。

杭州独立媒体人、关注十字架的基督徒昝爱宗,11月3日被杭州公安局国保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从他的家中带走,公安同时抄走他电脑、手机等物品。昝爱宗在回家后发微信称:“求主怜悯,今日被指涉颠覆国家安全罪,手机及电脑等被查扣,笔录后暂时自由回家,案情不能说,微信不再发言。暂时写一些科技论文为生。感谢救助耶稣基督施恩,帮助,也感谢到家搜查多个小时的十多位警察,为主的缘故,我没有仇恨任何一个人呢,也没有仇敌,又因为圣经说上帝就是爱,我爱世上所有的人。不便警察使用微信,方便只能暂时邮箱联系。”

鲁迅、柏杨和龙应台等人的国民性批判错在哪里?

鲁迅、柏杨和龙应台等人的国民性批判错在哪里?

——兼谈文艺和知识的区分

 

张雪忠




(作者按:我写这篇文章是为了表明,国民性这一概念,以及所谓的国民性批判,完全是知识不足的产物。人们如果缺乏适当的方法和必要的知识,但又企图解释社会现象或解决社会问题,就喜欢臆造各种毫无解释作用的伪概念,提出各种徒劳无功甚至遗害无穷的怪主张。国民性批判及其各种素质论的变种可谓流毒深远,它们最大的危害,就是将各种政府治理危机渲染成社会道德危机,从而妨碍公共政策的检讨与改进。文章采用对话体的形式,只是为了写作的方便。)
友人:过去一百年来,中国的不少文化名人都曾主张通过国民性批判或改造,来改变中国人的文化特质和精神面貌。在这方面,鲁迅、柏杨和龙应台三个人,被不少人视为不同时代的代表人物。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张雪忠:是的,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国民性批判活动确实是此起彼伏,与此同时,批评国民性批判的声音也不绝如缕。但在我个人看来,一方面,国民性之类的概念,以及围绕这些概念所进行的所谓国民性批判,都是知识不足的产物,是因为有些人尚未掌握必要的方法和知识,就试图去解释社会现象和解决社会问题;另一方面,那些批评国民性批判的人,也大都不得要领,大都停留在“民族劣根性是否存在或是否普遍”的现象层面,或是纠缠于“制度和国民性孰因孰果”的伪问题,最终难免陷入国民性批判者所营造的话语泥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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