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极权的本质决定着中国民企被周期性剥夺的宿命

在近代至今的中国经济变迁中，民营经济的存废与起伏始终是一面照出中共政治权力本质的镜子。中共党魁习近平自执政以来，以“国进民退”为战略导向，逐步收紧对市场经济与私人资本的控制；近年来，更是通过司法武器化、监察留置化以及行政干预等手段，频繁抓捕、没收、打压民营企业家。从早期的限制扩张、强设党建，到后来的行业整顿、重罚捕人，这一过程绝非偶然的政策偏离，也不是单纯的经济治理失误，而是中共极权统治逻辑的必然产物。中共极权的权力独占性与社会控制本能，决定了它在根本上无法容忍一个独立于体制之外、具备经济自主性与社会影响力的民营企业家阶层。 对民营资本的“养胖—整肃—剥夺”，已经成为极权体制在面对政治安全焦虑与财政危机时周期性发作的内在病症。

中共党魁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大登台后，祭出的所谓“国进民退”的战略，本质上是对经济自主权的剥夺。

中共的改革开放并非建立在对私有产权的宪政保护之上的，而是在极权体制出现生存危机时，对民间经济活力的一次政策性放权。然而，极权体制的基因里始终带有对自发社会力量的恐惧。

习近平上台后，全面扭转了邓小平时代韬光养养与适当放权的策略，重新树立党领导一切的极权意志。在经济领域，“国进民退”成为统治阶层的核心指导思想，具体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国有企业的血脉垄断。权力资源、信贷资金、市场准入和土地要素被大规模向国有企业倾斜，国企被赋予共产主义执政基础的政治地位。

其二、民营企业的边缘化与工具化。民营企业被视作提供就业、增加税收的工具（所谓的“56789”贡献），但在政治定位上永远是次等的、被防范的对象。

其三、以党建强行嵌入私企。当局要求民营企业普遍设立党支部、引入公有资本参股或设立“黄金股”，企图从内部掌控民企的决策权与控制权，剥夺其作为独立市场主体的经营自主性。

这种中共对民企的战略逆转宣告了中共曾经标榜的市场化改革假象的破灭。极权统治者无法忍受经济资源脱离党的掌心，因此必须通过“国进民退”，将一切经济活动重新纳入国家资本主义与权力意志的掌控之下。

随着中共党魁习近平针对民企的政策逆转，中国民营企业从野蛮生长走到了被司法扫荡，各式变相抓捕与抄家灭族纷纷上演。

如果说“国进民退”是在政策和要素分配上挤压民企空间，那么近年来对民营企业家的强力清洗与抓捕，则是极权国家暴力对民营资产的直接掠夺与摧毁。

这些抓捕行动通常打着“扫黑除恶”、“金融整顿”、“防范风险”或“寻衅滋事”等法律旗号，其实质却是通过政治化司法对民营企业家进行人身摧残和财产剥奪。其最典型的案例是制造孙大午案，而将数百亿资产的大午集团彻底剥夺。

河北农民企业家孙大午及其创办的大午集团，本是恪守社会责任、探索民间自治与企业福利的典范。然而，正因为其极高的社会声望、独立的思想倾向以及与国营农场的产权纠纷，招致当局的满门抄斩式打击。孙大午被以多项罪名重判18年，全家与公司高管被连锅端，数百亿资产被以极低价格贱卖接管。孙大午案充分表明任何拥有独立社会动员力或道德感召力的民企，都被极权视为潜在的政治威胁。

同时，中共极权统治集团还对民企中科技与金融巨头进行清算。从马云的蚂蚁金服IPO被叫停、阿里巴巴被施以巨额罚款，到包商银行被接管、诸多地产巨头与金融大鳄被拘留留置、资产剥离，极权体制通过打击所谓“资本无序扩张”，彻底敲碎了民营资本巨头的政治妄想。

中共极权集团对民企剥夺通常采取司法武器化与留置合法化的手段。纪检委与监察委的权力延伸，使得民营企业家常常在没有任何正当法律程序保障的情况下被长期留置。司法不再是公正的裁判者，而沦为权力没收资产、逼迫民间交出股份和资金的抽血工具。

中共极权对民企采取的整治剥夺的战略性逆转政策，深刻反映出极权专制与民营企业不相容的内在逻辑。历史事实证明，中共极权体制与现代民营经济在本质上是不可调和的。中共之所以无法容忍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根源在于极权专制与民营企业具有如下三方面不可调和的矛盾特性。

第一、 权力独占性与经济自主性矛盾。极权统治的精髓在于控制。现代民营企业的壮大，意味着民间社会获得了不依赖于体制配给的财富创造能力。财富带来了独立思考、自主选择以及对权力的议价能力。极权统治者深信，一旦民营资本家拥有了不受党控制的资源，就可能转化为政治上的异己力量或反对势力。

第二、 政治安全与经济效率的矛盾。在民主与法治国家，政府追求经济效率与社会繁荣，而在极权国家，党的执政安全永远高于经济发展的效率。即使压制民企会导致经济下滑、失业暴增、外资撤退，极权政权也在所不惜。因为相较于经济衰退，一个不受控制、富可敌国且不受体制节制的民营企业阶层，才是极权安全的最大威胁。

第三、 中共极权意识形态的原罪与民营经济发展的矛盾。中共的马列主义基因从来没有彻底根除“剥削论”与“消灭私有制”的终极教条。民营企业家在中共的意识形态光谱中，注定只是暂时阶段性的同盟者与被改造对象，而非“自己人”。无论企业家如何戴红帽、捐善款、向党表忠心，其私有制的原罪决定了他们在体制眼中始终是可随时抛弃的工具。

中共极权与民营经济存在的如上矛盾，决定着极权必然对民营企业整肃剥夺的病症会周期性发作，从而反复上演“养肥割韭菜”闹剧，进而使中国经济反复坠入崩溃深渊。

翻看中共夺取政权后的历史，不难发现中共对民营企业的整肃、压制与剥夺，并非偶尔为之的突发事件，而是极权政权在不同发展阶段必定重复发作的周期性病症。

纵观中国民企发展历史，会发现其重复行走在“养肥——收割”的周期反复中。先期中共极权对民企放权收税，即养肥期。当极权体制因僵化和腐败陷入财政危机、经济崩溃时，为了维持统治，当局会暂时收敛权力干预，出台鼓励民营经济的政策，利用民间的创造力来创造财富、解决就业、充实国库。而一旦民企形成规模，中共极权便会产生安全恐惧，于是进入对民企的压制掠夺阶段，即收割期。随着民营经济积累的财富增加，社会影响力上升，或者当极权政权再次陷入财政吃紧、地方债务高企时，极权的焦虑与贪婪就会发作。当局便会重新祭出意识形态武器和国家暴力机器，以各种罪名清洗民企，将财富收归国有或填补财政窟窿。

这种养肥了再杀的周期性发作，不仅构成了民营企业家的宿命轮回，也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不可逆转的深重创伤，直接导致中国民企对产权安全感的彻底丧失。当法治被任意践踏，产权沦为权力的附庸，企业家阶层不再对未来抱有预期。用肢投票的“润”（移民）、资金外逃、放弃长期投资与创新，成为民营企业的普遍选择。同时，这种对民企的收割还导致市场经济活力的熄灭。扼杀了民营经济，就扼杀了创新与就业的源泉。依靠低效、臃肿的国企无法支撑庞大人口的就业与现代化转型，最终导致整个国家经济陷入停滞与衰退。今天中国社会经济断崖式下坠，正是中共对民企政策的直接后果。

从习近平上台后的“国进民退”战略部署，到近年来对孙大午等无数民营企业家的司法镇压与资产掠夺，一条清晰的极权逻辑主线贯穿始终。中共的极权性质决定了它决不可能真正接纳一个独立、自由、受法治保护的民营经济体系。

民营企业在中国四十余年改革开放中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并非来自体制的恩赐，而是民间破茧而出的自由生命力。然而，在缺乏宪政民主与法治保障的极权体制下，这种生命力随时会被权力的狂暴发作所吞噬。只要中共极权体制不改变，对民营企业的整肃与剥夺就会作为一种周期性病症反复发作，直到整个体制在自身的僵化与封闭中走向不可避免的崩溃与灭亡，这就是中共极权与中国民企的宿命。

对华援助协会特约评论员

2026年10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