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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照片：北京一名路人在“禁飞无人机”标志旁 (2023年5月31日） |
从北京“禁飞无人机”看中共极权的恐惧与谎言
北京市9月13日召开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北京市无人驾驶航空器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将自2026年11月15日起实施。
《规定》声称：“为适应首都地区无人驾驶航空器管理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切实筑牢首都安全防线，保障群众根本利益，本市优化出台了修订后的《规定》，在原有管理规定基础上进一步严密管控举措，全面排查安全隐患，加强首都地区空域安全管理。”
《规定》明确，本市行政区域全域为无人驾驶航空器管制空域，禁止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实施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活动，禁止在本市行政区域内持有、存放无人驾驶航空器及其核心部件，禁止运输、携带无人驾驶航空器及其核心部件进入本市行政区域。《规定》还要求特殊保障单位应当建立安全管理制度，明确管理责任，防止发生安全事件，特殊保障情形的飞行活动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有关报道也承认，今年5月1日，《北京市无人驾驶航空器管理规定》及配套文件《北京无人驾驶航空器信息核实办法》正式施行，要求开展的信息核实工作已于7月31日顺利结束。目前，结合修订后的《规定》本市全域禁止持有、存放无人驾驶航空器及其核心部件的要求，原《北京无人驾驶航空器信息核实办法》将随新法规的颁布实施同步停止执行。可见，今年5月才刚刚出台的所谓“实名登记”使用无人机，在短短3个月后，便变成了全域禁飞无人机。中共如此快变的政策法规，出尔反尔的谎言治世行事习性，让民间措手不及，进而引发全社会哗然。
在现代社会，科技的发展本应拓展人类的自由与边界。然而，在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之下，任何具有自主性、去中心化特征的技术，往往都会成为当权者眼中潜在的威胁。近年来，北京市对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无人机）的管控政策经历了一场戏剧性的演变：从最初要求进行所谓的“实名登记”、承诺只要合规便可依法使用，到如今演变成全域禁飞、禁存、禁运乃至实质上的清零。
这一政策的急剧收紧，不仅是一次对科技民用领域的粗暴绞杀，更是一面照出极权本质的镜子。它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谎言治国的权术演练，以及深植于极权骨子里的深重恐惧。
复盘北京对无人机管控的轨迹，堪称一部典型的温水煮青蛙式朝令夕改史。
起初，当消费级无人机逐渐普及，民众出于航拍、娱乐或工作需求购买使用时，管理部门并没有直接一刀切，而是推出了实名登记制度。当时的官方口径与各类合规指引传递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只要纳入监管、只要实名登记、只要信息核实，公民的合法持有和使用权利就是受到认可和保障的。
许多民众遵循了这一契约，主动向公安机关申报了个人信息、机身编码，将自己置于全方位的数字化监视之下，以为这样便买到了合法的安心。
然而，这种基于契约的信任很快被权力单方面撕毁。当权者用实名登记摸清了全城的无人机底数、锁定了所有设备与机主的精准坐标之后，政策的螺丝便开始疯狂绞紧。从最初的重点区域限飞，到全域划为管制空域，再到后来的严禁持有、严禁存放、严禁运输、携带（甚至连核心部件和异地存放都被严格限制）——这实际上构成了对民间无人机的“全城清零”。
中共当局当初承诺的“登记后可使用/存放”变成了一纸空文。这种先诱导登记、后关门打狗的做法，是典型的谎言治国。暴露出在中共极权的逻辑中，法律、法规和政策从来不是约束权力、保护公民权利的契约，而是权力工具箱里的随从。今天可以为了收集数据而许诺温和，明天就可以为了绝对安全而推翻前诺。民众在不知不觉中交出了隐私，最终却发现连拥有的权利也被彻底剥夺。
如果说谎言是极权统治的外在面具，那么恐惧则是其内心的底色。北京上空对小小无人机的全面戒严，正是这种病态恐惧的具象化表现。
全域禁飞真切地透析出中共极权对“上帝视角”与失控信息的恐惧。无人机赋予了普通人一种前所未有的从空中俯瞰大地的“上帝视角”。通过镜头，民间可以越过层层高墙、冲破官方精心构筑的舆论景观，直接俯瞰真实的城市面貌、大型活动的安保部署，甚至是权力运作的盲区。对于一个极度依赖信息垄断和形象工程的政权而言，这种不受官方控制的自主记录权无异于一种挑衅。哪怕是一个小小的航拍镜头，在缺乏安全感的统治者眼中，也可能变成解构宏大叙事、泄露权力窘态的利器。
全域禁飞还真切地彰显出中共极权对去中心化抵抗的恐惧。现代无人机技术具有极强的便携性、隐蔽性和低成本突防能力。在极权主义的防御体系中，传统的维稳对象是线性的、有迹可循的群体，而现代科技产品却带来了“原子化”的不确定性。统治者无法预测当一个不满现状的个体操纵无人机飞过敏感区域时会发生什么。这种对不可控变量的极度过敏，导致了中共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过一个的全面禁绝，也绝不留一丝缝隙的维稳惯性。
同时，全域禁飞还揭开了中共极权“万世永固”的虚假。作为权力中枢的北京，在极权政治学中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象征意义。为了维护这种虚假的“万世永固”，北京的物理空间被层层加码、切割和净化。从对上访人员的拦截，到对街巷毛细血管的严密监控，再到如今连一个几百克的消费级无人机、甚至其核心零部件都被当作违禁品清除，恰恰折射出统治集团外强中干的虚弱心理——越是高墙深院、戒备森严，越说明其内心的极度不自信。
总之，从北京禁飞、禁存、禁运无人机的闹剧与悲剧可以看出，当今的极权统治已经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为了绝对的安全，必须剥夺一切自由；为了维持谎言，必须制造更多的谎言与禁令；而越是剥夺、越是封锁，其面对技术进步和民间社会时暴露出的恐惧也就越深重。
无人机本是人类工业文明与科技创新的结晶，但在北京的上空，它却成了一块试金石，照出了权力的蛮横与虚弱。一个连老百姓手里几个航拍器都要瑟瑟发抖、全城围剿的庞然大物，看似武装到了牙齿，实则早已被内心的风声鹤唳蛀空。谎言可以延缓真相的到来，禁令可以暂时筑起高墙，但对自由与技术的恐惧，终究无法在历史的长河中筑起永恒的堤坝。
对华援助协会特约评论员
有关报道也承认，今年5月1日，《北京市无人驾驶航空器管理规定》及配套文件《北京无人驾驶航空器信息核实办法》正式施行，要求开展的信息核实工作已于7月31日顺利结束。目前，结合修订后的《规定》本市全域禁止持有、存放无人驾驶航空器及其核心部件的要求，原《北京无人驾驶航空器信息核实办法》将随新法规的颁布实施同步停止执行。可见，今年5月才刚刚出台的所谓“实名登记”使用无人机，在短短3个月后，便变成了全域禁飞无人机。中共如此快变的政策法规，出尔反尔的谎言治世行事习性，让民间措手不及，进而引发全社会哗然。
在现代社会，科技的发展本应拓展人类的自由与边界。然而，在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之下，任何具有自主性、去中心化特征的技术，往往都会成为当权者眼中潜在的威胁。近年来，北京市对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无人机）的管控政策经历了一场戏剧性的演变：从最初要求进行所谓的“实名登记”、承诺只要合规便可依法使用，到如今演变成全域禁飞、禁存、禁运乃至实质上的清零。
这一政策的急剧收紧，不仅是一次对科技民用领域的粗暴绞杀，更是一面照出极权本质的镜子。它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谎言治国的权术演练，以及深植于极权骨子里的深重恐惧。
复盘北京对无人机管控的轨迹，堪称一部典型的温水煮青蛙式朝令夕改史。
起初，当消费级无人机逐渐普及，民众出于航拍、娱乐或工作需求购买使用时，管理部门并没有直接一刀切，而是推出了实名登记制度。当时的官方口径与各类合规指引传递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只要纳入监管、只要实名登记、只要信息核实，公民的合法持有和使用权利就是受到认可和保障的。
许多民众遵循了这一契约，主动向公安机关申报了个人信息、机身编码，将自己置于全方位的数字化监视之下，以为这样便买到了合法的安心。
然而，这种基于契约的信任很快被权力单方面撕毁。当权者用实名登记摸清了全城的无人机底数、锁定了所有设备与机主的精准坐标之后，政策的螺丝便开始疯狂绞紧。从最初的重点区域限飞，到全域划为管制空域，再到后来的严禁持有、严禁存放、严禁运输、携带（甚至连核心部件和异地存放都被严格限制）——这实际上构成了对民间无人机的“全城清零”。
中共当局当初承诺的“登记后可使用/存放”变成了一纸空文。这种先诱导登记、后关门打狗的做法，是典型的谎言治国。暴露出在中共极权的逻辑中，法律、法规和政策从来不是约束权力、保护公民权利的契约，而是权力工具箱里的随从。今天可以为了收集数据而许诺温和，明天就可以为了绝对安全而推翻前诺。民众在不知不觉中交出了隐私，最终却发现连拥有的权利也被彻底剥夺。
如果说谎言是极权统治的外在面具，那么恐惧则是其内心的底色。北京上空对小小无人机的全面戒严，正是这种病态恐惧的具象化表现。
全域禁飞真切地透析出中共极权对“上帝视角”与失控信息的恐惧。无人机赋予了普通人一种前所未有的从空中俯瞰大地的“上帝视角”。通过镜头，民间可以越过层层高墙、冲破官方精心构筑的舆论景观，直接俯瞰真实的城市面貌、大型活动的安保部署，甚至是权力运作的盲区。对于一个极度依赖信息垄断和形象工程的政权而言，这种不受官方控制的自主记录权无异于一种挑衅。哪怕是一个小小的航拍镜头，在缺乏安全感的统治者眼中，也可能变成解构宏大叙事、泄露权力窘态的利器。
全域禁飞还真切地彰显出中共极权对去中心化抵抗的恐惧。现代无人机技术具有极强的便携性、隐蔽性和低成本突防能力。在极权主义的防御体系中，传统的维稳对象是线性的、有迹可循的群体，而现代科技产品却带来了“原子化”的不确定性。统治者无法预测当一个不满现状的个体操纵无人机飞过敏感区域时会发生什么。这种对不可控变量的极度过敏，导致了中共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过一个的全面禁绝，也绝不留一丝缝隙的维稳惯性。
同时，全域禁飞还揭开了中共极权“万世永固”的虚假。作为权力中枢的北京，在极权政治学中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象征意义。为了维护这种虚假的“万世永固”，北京的物理空间被层层加码、切割和净化。从对上访人员的拦截，到对街巷毛细血管的严密监控，再到如今连一个几百克的消费级无人机、甚至其核心零部件都被当作违禁品清除，恰恰折射出统治集团外强中干的虚弱心理——越是高墙深院、戒备森严，越说明其内心的极度不自信。
总之，从北京禁飞、禁存、禁运无人机的闹剧与悲剧可以看出，当今的极权统治已经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为了绝对的安全，必须剥夺一切自由；为了维持谎言，必须制造更多的谎言与禁令；而越是剥夺、越是封锁，其面对技术进步和民间社会时暴露出的恐惧也就越深重。
无人机本是人类工业文明与科技创新的结晶，但在北京的上空，它却成了一块试金石，照出了权力的蛮横与虚弱。一个连老百姓手里几个航拍器都要瑟瑟发抖、全城围剿的庞然大物，看似武装到了牙齿，实则早已被内心的风声鹤唳蛀空。谎言可以延缓真相的到来，禁令可以暂时筑起高墙，但对自由与技术的恐惧，终究无法在历史的长河中筑起永恒的堤坝。
对华援助协会特约评论员
2026年9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