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以《人民公社好》为毛大集体时代招魂



9/14/2026


中共以《人民公社好》为毛大集体时代招魂

2026年9月4日,一篇题为《人民公社好》的文章出现在《辽河文苑》第4版。版面中央,“人民公社好”五个黑体大字极为醒目,文章上下分别配以带有鲜明毛泽东时代审美特征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宣传画:强壮的农民挥舞农具,群众围绕水利工程劳动、欢呼,一整套熟悉的“集体劳动、改天换地、社会主义建设”视觉符号被重新搬回公众视野。

从全文内容来看,作者并不是在简单记录个人经历,而是在系统性地重新评价人民公社制度:人民公社时期虽然生活艰苦,却完成了大量水利、农田和基础设施建设,塑造了集体主义精神,并为后来农村发展留下了重要基础。文章最终形成的并不是我怀念过去,而是一个更加明确的结论——那个制度值得肯定,甚至值得重新赞美。

文章一出,网络哗然,国内微信不断出现一些质疑探讨文章,几天之后,所有探讨质疑人民公社的文章全部被删除,只留下“此内容因违规无法查看”,那篇引发争议的文章——《人民公社好》却赫然高悬于版面,招摇依旧。如此鲜明对照,从中可见中共为毛时代人民公社招魂的用心。

在当代中国的历史记忆与现实舆论场中,任何关于毛泽东时代核心制度的重新包装,都绝非单纯的怀旧或学术讨论,而是具有鲜明现实指向的政治表态。近期,随着以《人民公社好》为代表的文章和相关宣传内容再度进入公众视野,这种试图抹去制度性灾难、片面美化集体化狂热的叙事,再次引发了知识界与社会公众的广泛警惕。这不仅是对一段惨痛历史的公然篡改,更是在为毛泽东时代的极左路线乃至文化大革命的幽灵招魂。

《辽河文苑》第4版


人民公社化运动作为中共曾经祭起的“三面红旗”之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留下了极其沉重且痛苦的印记。

由于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国大陆于1959-1961年间经历三年困难时期,又称三年大饥荒时期,期间经济倒退、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同时出现严重粮食短缺,人群普遍营养不良。据各方估计,大饥荒共造成中国大陆1500万至5500万人非正常死亡。

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史实彰显着对中国历史的深重影响,具体可包括,农民工作过度:人民公社使农民在初期都工作过度、筋疲力尽,平均主义的工资制度,即按需计酬,降低了劳动生产率;导致食品短缺:人民食堂需要将农民私有的粮食全部收缴,统一烹调之后再按需分配给所有公社社员,有人将之形象化地称为吃大锅饭,然而由于大量浪费,且农民无法自由退出,公社食堂有限的粮食储备被迅速消耗完毕,导致了随后的食品短缺;挫低劳动积极性:由于农民所得并不直接与个人付出成正比,没有直接反馈的集体化生产逐渐挫低了人们的积极性。耕种公地的最终结果是农民们没有直接的责任感,生产积极性不高,发生了社会懈怠现象,当个体认为自己的工作已湮没在团体之中,就会在团体中懈怠下来。造成类似于苏联农业集体化后的产量下降。

如此沉痛的历史,然而在今天,审视近期重回公共视野的《人民公社好》此类文章,其核心叙事手法如出一辙居然是,通过极度夸大甚至虚构局部的建设成果,彻底掩盖整体体制的罪恶。


1959年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

文章常常将那一时期修建的水库、开凿的渠道作为人民公社“伟大优越性”的铁证。但经济学与历史学早已证明,大型基础设施的建设可以发生于各种社会形态中,并不能自动推导出极高损耗的农村集体化体制具有合理性。这种论证逻辑的跳跃,本质上是用汗水和白骨堆砌的物理痕迹,去论证一个极权奴役制度的正当性。

中共极权今天祭出《人民公社好》,本质就是人民公社与国家奴隶主义的复辟。将人民公社美化为充满凝聚力的社会主义田园诗,是对亿万中国农民苦难史的背叛。从本质上看,人民公社绝非什么互助合作的温情天堂,而是一种将数亿农民牢牢束缚在土地上的国家奴隶主义。

其首先表现于剥夺人身自由。通过户籍制度与严格的生产队管理,农民失去了自由迁徙、自主择业的权利。生产队长作为国家的微观代理人,拥有对社员劳作、分配乃至日常生活的绝对支配权。

再表现于榨取剩余价值。依靠超经济的强制力,国家通过低价统购统销,无偿或低偿剥夺农业剩余,以支撑城市工业化。农民不仅没有分享到发展的果实,反而沦为二等公民。

当今天有人再度高唱《人民公社好》时,他们试图召唤的,正是这种权力高度集中、个人毫无权利、社会完全依附于国家机器的超稳定封建法西斯结构。

人民公社的罪恶可谓罄竹难书,路人皆知,然而值得警惕与追问的是,为何中共此时为大集体人民公社基因招魂?


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总是押着相同的韵脚。当前这种毛时代农村叙事与极左思潮的沉渣泛起,绝非孤立的文化现象,而是深层次社会焦虑与政治风向交织的产物。

从中可以看出中共极权集团对改革开放共识的蚕食。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正是从凤阳小岗村农民按下红手印、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否定或美化人民公社,逻辑上必然导向对农村土地私有化和市场化改革的敌视,是对四十多年来市场经济与私有产权保护共识的公然解构。

从中还可以窥见中共极权文革幽灵的底层逻辑。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够爆发并持续十年,正是基于人民公社所培育的服从文化、群众动员机制以及对异质思想的极端残酷绞杀。为主张全面平均主义和绝对服从的人民公社招魂,等同于为文革中那一套“大批判、大发动、大清洗”的政治狂热输血。它向社会释放了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极左的合法性从未真正消失,它随时准备在合适的温床中破土而出。

古今中外的历史事实一再证明,一个没有历史记忆的民族是危险的,而一个允许权力随意篡改和美化灾难历史的社会,更是在为下一次悲剧埋下伏笔。

《人民公社好》之类文章的出台,不仅是在为一个早已被历史和亿万中国人民抛弃的僵死制度唱赞歌,更是在为那个带来无尽浩劫的乱时代招魂。对此,所有珍视现代文明、法治、自由与基本人权的人们,都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历史的教训已经足够深刻,绝不容许倒退的倒影再次吞噬未来的方向。

对华援助协会特约评论员

2026年9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