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维护极权统治的反腐是权斗，必定越反越腐

本月25日中共纪委通报2026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共接收信访举报218.8万件次，其中检举控告类信访举报56.2万件次。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厅局级干部2773人、县处级干部2.3万人、乡科级干部7.5万人；立案现任或原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5.4万人。处分41.2万人，其中党纪处分30.7万人、政务处分13.4万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厅局级干部2274人，县处级干部1.8万人，乡科级干部5.6万人，一般干部5.6万人，农村、企业等其他人员28万人。

如此触目惊心，可谓旷古绝今的反腐“业绩”数据，力证着中共极权统治下中国官僚集团的糜烂程度。而同样值得关注的是，这种反腐惊人数据，多年来一直呈直线上升趋势，没有任何拐向下降迹象。

如2025年7月19日中共纪委通报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52.1万件，处分42万人，其中包括省部级干部30人；2024年上半年通报数据显示，在175.4万件次的信访举报当中，有47.7万件次属于检举控告类信访举报，已对40.5万件立案，共处分33.2万人，当中包括25名省部级干部、2127名厅局级干部。

这般持续不断增加的反腐被查官员数量，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人认为中共反腐取得了成效，而是强烈认识到中共反腐是越反越腐，中共官场已经完全腐烂到不可收拾。这让人不禁要问，为什么中共极权的反腐会导致如此不堪状况？

在政治学与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中，腐败通常被视为权力缺乏约束与监督的产物。然而，当一个极权体制展开大规模反腐败运动时，公众往往容易产生一种错觉，认为这是统治者自我净化、重建社会秩序的决心。

事实上，以维护极权统治为核心目的的反腐，本质上并非基于法治精神与制度重建的清廉化努力，而是一种工具化的政治权力斗争。这种反腐非但无法从根本上根除腐败，反而会在制度逻辑上陷入越反越腐的恶性循环。

在法治社会中，反腐的基本原则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与程序正义。无论涉事者的政治立场或职位高低，司法机关均依照确凿证据与法定程序进行调查与裁判。

然而，中共在维护极权统治的语境下，反腐败的逻辑被彻底异化。极权体制的核心诉求是权力的绝对集中与统治秩序的绝对安全，因此，反腐运动的优先级与靶向性，完全取决于政治统治的需要。

当反腐服务于极权统治时，它便失去了中立性，演变成对政治敌对阵营的选择性清除，以及对官僚体系的忠诚度测试。

这种反腐会集中表现出选择性调查与定罪。在资源垄断与权力缺乏监督的体制内，腐败往往是普遍存在的结构性现象。当每个人都存在经济或合规问题时，抓谁与不抓谁就成了最高统治者手中的绝对权力。这种选择性执法使反腐变成了打击异己、整肃派系的合法的政治清洗工具。

同时反腐还表现出利益与权力的二次再分配。清洗落马官员后留下的权力真空与利益份额，迅速被忠于新权力的亲信或盟友接管。这种过程并未消除腐败的土壤，只是完成了腐败权力的转移与再分配。官员们从中汲取的教训并非“不可腐败”，而是“唯有在权力斗争中站对队伍，才能保全腐败的收益”。

从人类反腐经验教训可知，极权体制反腐难以奏效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政治架构本身与反腐所必需的制度要素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

有效反腐赖以生存的三项核心要素——独立的司法体系、自由的媒体监督、以及活跃的公民社会——无一例外都会对极权统治构成潜在挑战。为了维持绝对权力，极权体制必须严厉压制社会监督与新闻自由，这就注定了其反腐只能采取自上而下的内部清洗与自我监督模式。

这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著名的“阿克顿勋爵悖论”（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与“谁来监督监督者”的治理困境：

世界各国反腐也一再证明，反腐若仅仅依靠高压惩治与政治清洗，而不对产生腐败的权力结构（如审批权、资源分配权、市场干预权）进行实质性削减与改制，就无法改变官僚体系的激励机制。

在运动式反腐的高压下，官僚体系并不会自发走向廉洁，而是为了适应新的政治风险进行行为方式的变异，让腐败形式隐蔽化与高级化。虽然显性的直接金钱交易减少，但更加复杂、隐蔽的利益输送形式迅速填补空白。例如，利用家族成员进行海外资产布局、期权式腐败（在位时给予特权，退位后获取报酬）、以及通过特定政策定向让利等。腐败从明晃晃的交易演化为高智商的利益嵌套。

这还让政治忠诚成为最大的寻租资本。在权斗式反腐中，“政治正确”与“忠诚表态”成为了官员最重要的护身符。官僚层级将主要精力从公共服务转向政治迎合，甚至通过营造政绩工程与盲目执行上级指令来换取政治安全。这种将公共资源用于换取个人政治资本的行为，在经济学上是比普通经济贪腐破坏力更大的政治寻租。

同时，这种反腐还导致“不作为”与治理效能的全面衰退。当腐败风险高企而权力边界依然模糊时，官员最理性的选择往往是“少干少错、不干不错”。过度集权与反腐高压结合，导致行政体系陷入大规模的懒政、怠政与避责心理，使得社会整体运作成本与制度性消耗急剧上升。

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反复证明，把反腐作为巩固极权统治手段的逻辑，最终会把社会带入一个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通过集中权力以推行反腐，使为了打破既存利益集团的阻力，统治者需要将权力更加高度地集中于自身或少数核心机构。而这种极权加剧导致权力失衡。权力的进一步集中，意味着社会缺乏任何可以制衡顶层权力的机制，行政干预经济与社会的范围继续扩大。这样自然会衍生新的权力寻租空间。权力越集中，官僚体系手中的寻租价值就越高，滋生腐败的土壤反而更加肥沃。这种寻租加剧，又会引发新一轮政治焦虑与清洗。面对层出不穷的新腐败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不忠诚，统治者只能发动规模更大、手段更严厉的新一轮反腐运动。

在这种循环中，反腐不仅未能成为扫除腐败的清道夫，反而成了制造新特权、维持旧结构、推高治理成本的催化剂。

现代文明世界的反腐成功经验揭示，任何不以限制公权力、建立独立司法、保障公众知情权与监督权为前提的反腐运动，无论其初期口号多么响亮、声势多么浩大，本质上都只是统治阶层内部重新划分利益与权力的政治游戏。

极权统治的生存依赖于绝对权力的垄断，而绝对权力恰恰是腐败最温馨的温床。试图通过巩固极权来清除腐败，无异于“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当反腐彻底演变为权斗工具，其最终结果必然是腐败形态的不断演化与泛滥，使整个体制在越反越腐的怪圈中走向深层的制度性衰竭。

2026年7月29日

对华援助协会特约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