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重庆一名69岁农民3月5日乘坐地铁进城卖菜 （法新社） |
随着3月中共的人大与政协两会临近，网络关于提高农民养老金的话题日益加温，有人士对此依法履行公民权利而公开发起向两会要求提高农民养老金的建议，如《郎晓君：这片土地，欠农民一个晚年——关于大幅提升农村基础养老金的呼吁》、《微尘voyager1 ：关于提高农民养老金标准，明确中长期目标，切实保障与促进内需的建议》等等，事实上这种呼吁与建议已经持续多年，然而，中共两会却从来没有将这些提上议程，更没有切实回应。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宏大叙事中，农民阶级始终被中共当局宣传描述为“共和国的脊梁”。但在这一表象之下，却是极度失衡的资源分配：一方面是超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与公务员优渥的退休待遇，另一方面则是数亿农民每月仅有一两百元的养老金。而多年来，试图在体制内为农民呐喊、建议提高养老金标准的代表与学者，却频频遭遇噤声甚至政治冷藏。
这种现象揭示了一个冷峻的政治现实：在缺乏选票约束的体制下，权力只对授予其来源的对象负责。没有公民的选票，农民的待遇改善便只能寄希望于权力的“恩赐”，而非制度性的权利保障。
谈论农民待遇问题，只要追溯一下中国工业化积累的原始过程，便知理所当然。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从农村提取了巨额剩余价值用于城市建设。改革开放后，农民工群体又以廉价劳动力的方式，为“中国制造”创造了全球竞争优势。
然而，当这代农民老去时，他们面对的却是极不对等的社会保障。中共体制内机关事业单位人员拥有完善的退休金制度，其数额往往是农民养老金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而农民尽管近年来养老金有所上调，但在通货膨胀背景下，每月一百余元的收入在医疗和基本生存面前完全是杯水车薪。
这种不公并非单纯的财力不足，而是价值排序的问题。在决策者的天平上，维系官僚系统的忠诚与城市中产的稳定，其优先级远高于那些分散在田间地头、缺乏发声渠道的底层老农。
值得特别警惕的是，近年来，已出现一些令人不安的趋势——即便是在现有的表面代议框架（如人大）内，为农民争取利益的声音也变得愈发艰难与危险。具体表现为：
已有为提高农民养老金连续发声的代表离奇落选，虽然在中共纪律挂帅，党性压过人性的铁律下，没有代表公开出来指斥中共对提高农民养老金提案者打压，但了解中共历史与现况者有理由怀疑提案与一些落选者的逻辑联系。
而民间网络世界对提高农民养老金的探讨与提议的言论空间在日益萎缩。在公共舆论场，关于提高农民养老金的讨论常被限流。相关学者如果提出激进的再分配方案，可能会面临校方约谈或社交账号封禁。如前面提及近日通过微信发出的有关提高农民养老金待遇的建议与呼吁，不仅网络搜索无法显示，而且已出现删除情况。
这种压制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利益分配的决定权完全掌握在党和政府手中，不允许任何自下而上的倒逼。 当提出问题的人被解决，问题本身就成了“不存在”或者“正逐步好转”的政治幻象。
面对中国农民养老金如此窘境，如何突破中共对农民养老金的歧视性对待？对此世界文明国家的发展已经一再证明，唯有选票才能使“臣民”上升到“公民”，才能真正为农民养老金公平待遇提供有力保障。
为什么选票如此重要？从政治学角度看，选票是产生政治责任感的唯一根源。
在民主社会，政客为了获得选票，必须竞争性地提出更有利于多数人的福利方案。中国农民群体数量庞大，如果他们拥有真正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任何政党或候选人都无法忽视数亿农村选民。为了胜选，他们会主动提出提高养老金、改善农村医疗的竞选纲领。同时，选票赋予了农民撤换失职官员的权力。如果承诺的福利不兑现，执政者将面临下台的风险。
而在中共目前的体制下，官员的升迁取决于上级评价。由于农民既不能决定官员的去留，也无法通过选票游说公共财政，他们自然沦为博弈中的被牺牲者。没有选票，农民就只是生产要素（劳动力），而不是政治主体（公民）。
中共目前的官僚体系的本质是向权力来源负责，而不会对选民负责。
中共为何不愿真正大幅改善农民待遇？除了财政压力，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其政权的稳定性逻辑。
中共的治理依赖于一个庞大的官僚阶层和强力的维稳系统。这一系统的运行成本极高，必须优先保证他们的福利以换取忠诚。在资源总量有限的情况下，养老金的分配本质上是一场零和博弈。如果给农民发钱，就意味着要削减特权阶层的福利或缩减政府开支。
在没有选票压力的情况下，理性的独裁者绝不会为了无权的农民去得罪有权的官僚和城市既得利益集团。
因此，所谓的“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在缺乏民主机制监督的情况下，往往沦为形象工程或口号宣传，难以触及分配机制的核心。
人类历史反复证明，任何缺乏监督的权力都不会主动让渡利益。农民待遇的改善，不能寄托于某位领导人的爱民如子，也不能寄托于那种随时可以收回的提案权。
真正的改变始于政治权利的回归。只有当农民手中握有那张可以决定官员仕途的选票时，他们的养老金才不会是“恩赐”的零碎，而是他们作为国家主人理应分享的劳动成果。
禁言呼吁者、剥夺代表资格，实际上是切断了社会自我修正的阀门。在权力只对上负责的逻辑下，农民的待遇问题将长期处于“维持生存”而非“尊严生活”的底层状态。唯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与选举民主，中国农民才能摆脱二等公民的宿命，迎来真正公平的老年保障。
对华援助协会特约评论员
2026年2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