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从中共对网络管控出台的法规看极权数字利维坦的构成
元月31日，公安部发布《网络犯罪防治法（征求意见稿）》，表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但根据过往历史事实，可以肯定不管公民意见如何，不久将来这部法规将正式实施。该法共有七章六十八条，涵盖网络基础资源管理、网络犯罪生态治理、网络犯罪防治义务等内容。它虽以“有效遏制网络犯罪源头、整治网络犯罪生态”为名，但因条文中对“境外支付账户”、“翻墙工具”等等涉及网络使用做出了前所未有的新规定新限制，而引发网民恐慌，世界震惊。
这标志着中共的网络管控法律体系经过三十余年的演变，已从最初的临时性行政规章，发展为如今涵盖国家安全、数据主权、内容审查及人工智能治理的立体式极权监控网络。截至2026年初，这一体系已臻于“全周期、全要素、全覆盖”的严密程度，显示着中共数字利维坦的形成。
纵观中共在网络管控上的演进历史，大际可以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1994年—2011年为行政手段与物理防线初步建立的奠基阶段
在互联网进入中国之初，中共的管控重心在于物理接入的控制与特定行为的禁止，这期间陆续出台的一系列法规及其核心为：
1. 《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1994年）： 这是中国最早的计算机网络法规，确立了公安机关对网络安全的监管权。
2. 《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1996年）： 明确规定所有互联网络必须通过国家公用电信网提供的国际出入口信道，这标志着“大防火墙”（GFW）在法律层面的立项。
3. 《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2000年）： 首次确立了互联网服务的“许可制”与“备案制”，并开列了“九不准”内容红线，成为后来内容审查的基础。
4. “金盾工程”（2003年启动）： 虽非单一法律，但作为公安部主导的政策性技术工程，它实现了海量数据库与实时监控技术的融合，确立了数字化监控的技术范式。
第二阶段，2012年—2016年以实名制与“以警治网”的强化阶段
2012年后，随着中共极左新党魁的祭台，伴随移动互联网爆发，中共开始将管控重心从防信息进入转向“控发布主体”，这期间主要出台的法规及其核心为：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2012年）： 具有标志性意义，以法律形式正式推出了“网络实名制”，要求用户在办理接入、发布信息时提供真实身份。
2. “两高”司法解释（2013年）：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办理网络诽谤等刑事案件的解释，确立了“转发500次/浏览5000次”即可入罪的标准，标志着网络言论正式进入刑事打击范畴。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2015年）： 首次提出“网络空间主权”概念，将网络安全上升至国家核心利益高度。
4. 《反恐怖主义法》（2015年）： 强制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为公安、国安机关提供技术接口和解密支持。
第三阶段，2017年—2023年以三大法案筑起“数字高墙”的集成阶段
这一阶段，中共通过三部重磅法律，完成了对网络运营者、数据流向及个人身份的深度穿透。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2017年实施）： 这是网络管控的“基本法”，全面固化了等级保护、实名制和数据境内存储义务。
2. 《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2020年）： 提出“积极导向”要求，将“不违规”提升至“必须歌功颂德”的政治层面，强化了平台的巡查和算法推荐责任。
3. 《数据安全法》与《个人信息保护法（PIPL）》（2021年）： 尽管名义上保护隐私，但实质上赋予了国家对“重要数据”的绝对控制权。任何被视为影响“国家安全”的数据处理活动都受到国家安全审查。
4. 《互联网用户账号信息管理规定》（2022年）： 强制在个人主页显示“IP属地”，进一步剥夺了网民的匿名生存空间。
第四阶段，2024年—2026年为 AI监管与跨境执法的新常态的升级阶段
随着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的迭代，中共的管控手段进入了“智能化”与“长臂化”的新阶段，期间出台的法规及其核心为：
1.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2023年）及后续细则： 规定AI生成内容必须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且服务提供者需进行安全评估。这实际上对AI设置了政治审查过滤器。
2. 《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2024年）： 细化了数据出境的安全评估标准，强化了对互联网平台作为“守门人”的政治考核。
3. 修订后的《网络安全法》（2026年1月1日起施行）： 大幅提升处罚额度： 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的罚款上限从100万元飙升至1000万元。正式将AI治理纳入国家网络安全体系，强制要求利用AI提升“网络防御（监控）”水平。明确规定对于在境外从事损害中国国家安全、公共利益的行为，可以追究法律责任。
4. 《网络犯罪防治法（征求意见稿）》（2026年初）： 试图将一切非官方许可的技术绕过、信息传播、加密通讯定义为潜在犯罪，并赋予警方极大的预警与直接干预权。
中共30年来围绕互联网管控出台的这些法规政策，其数量之多、修订之频、覆盖之广，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据不完全统计，仅中央部委层面就出台与互联网管控直接相关的行政规章与法律超过150部，这表明着中共对互联网从“管理”到“绝对统治”的质变。
从中共对互联网不断出台如此庞大法规管控体系，可以清晰看到其逻辑演变：在主体上，从管“网站”到管“每个人”再到管“每个算法”；在空间上，从管“境内”扩张到管“跨境数据”乃至“海外言论”；在手段上，从“事后打击”演进为“实时监看”和“AI预警”。
这一系列法律政策的叠加，构建了一个密不透风的数字利维坦。它不仅是为了防范犯罪，更是为了确保任何对中共极权统治产生挑战的信息碎片，在萌芽状态即被系统自动过滤或被法律铁拳粉碎。
对华援助协会特约评论员
2026年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