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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极权主义的逻辑中，语言与权力具有高度的同构性。乔治·欧威尔（George Orwell）在《1984》中曾揭示：当词汇量被缩减，人们感知世界和反抗压迫的能力随之萎缩。今日中共推行的“语控、边控、标控”，正是这种逻辑在数位时代的变体。
语控（Language Control）。透过淡化英语教育，政权实施的是“思想去全球化”。语言的隔绝即是文明的断裂，旨在将国民的智性活动封锁于官方构筑的汉语语义牢笼内，使其丧失与普世价值对话的能力。
边控（Border Control） 。护照的“代管”将流动的公民转化为被定格的人质。物理空间的封锁，确保了思想的“纯度”不被外界资讯的“杂质”所干扰。
标控（Sign Control）。城市景观中英文标识的消失，是文化孤立主义的视觉宣示。它在日常生活中营造出排外氛围，试图以虚假的主体性掩盖深层的自卑与恐惧。
这三者交织，构成了本篇评论所批判的“新闭关锁国”。这不再仅仅是18世纪那种因无知而产生的傲慢，而是一种在21世纪因恐惧而产生的自残式防御。极权者深知，自由的灵魂始于对多元世界的观察，而封锁一个国家的最有效方式，就是先封锁它的语言与视野。
当上海的考场不再响起英语的朗读声，当边境的闸门对普通公职人员缓缓落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民族正被迫背离人类文明的主航道。这场“新闭关锁国”究竟是为了守护什么样的“安全”？又将把中国引向怎样的孤岛边缘？本文将为您深度剖析这一极权回路下的危险趋势。
对华援助协会高珍赛
从中共近年来语控、边控到标控看极权的“新闭关锁国”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闭关锁国”往往是一个帝国走向衰落或者腐朽落后国家拒斥文明的标识。18世纪的大清王朝曾以“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为由，在广州一口通商，将外部世界的变革拒之门外。今日，在21世纪的数字化浪潮中，人们惊觉某种历史的韵脚正在回归：
从上海小学英语考试被取消的语控，到多地公民护照“被代管”的边控，再到一些公共空间曾经的英文标识被抹除的标控。这些看似孤立的政策调整，实则构成了中共极权主义下“新闭关锁国”的拼图，折射出政权在安全焦虑与意识形态紧缩下的战略禁锢。
首先，中共通过英语教育的边缘化，意图达成与文明世界的语言隔离，从而实现与人类进步思想的脱钩。
上海，曾是中国最开放、最具国际化色彩的窗口。然而，本月21日网络贴出《上海市宝山区乐业小学通知》说“接市教委、区教育局通知，三到五年级由学校每学期组织一次期末考试，只包含语文和数学学科，不含英语学科(英语为考查学科)。故原定1月22日(周四上午)的英语期末分项评价取消。”上海教育部门已经正式取消小学英语期末考试，与此同时全国范围内英语在教培体系、中高考权重中的地位动摇，正在释放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
英语不仅是一种工具，更是通往现代文明、科学前沿与普世价值的钥匙。中共对英语教育的冷处理，其本质是意识形态的“防御性筑墙”。极权统治者意识到，语言是思想的载体。当一代年轻人能够熟练阅读外媒、直接接触西方人文思想时，官方的宏大叙事便面临失效。通过削弱英语教育，政权试图将国民的认知世界限制在中文互联网的局域网内。这种语言脱钩不仅仅是教育政策的转向，更是一种精神上的类同大明王朝的“禁海令”，旨在培养出一批技术上达标、思想上被阉割的只服务于统治需要的“单向度人”。
与语言隔离努力相应的还有中共祭出的物理枷锁——护照收缴的边控，从而使人员流动“定点冻结”。
如果说教育改革是长线的思想封锁，那么针对公职人员、基层教师甚至普通公民的护照收缴，则是物理意义上的锁国。
近年来，中国甘肃、贵州、云南等等多地先后曝出当局强制收缴教职员工、国企员工护照，并实施严厉的出境审批制度。这种做法将公民的迁徙自由完全收归国家权力所有。在极权逻辑下，出境权被从公民权利异化为国家恩赐。通过限制人员流动，中共不仅在防范资本外逃和所谓的西方渗透，更是在构筑一个封闭的人力资源池。当护照不再是连接世界的门票，而变成了系在脖子上的绳索，中国社会正加速回归到毛泽东时代那种单位制管控。这种对边界的严防死守，反映了政权对外界真相影响内部稳定的极度恐惧。
同时，中共在进行语控、边控时，在许多地方甚至包括国际大都会城市，纷纷展开去除英文标识的对英语符号的清洗，显示着中共极权“文化孤立主义”的推进。
在北京、北京地铁及多地公共场所，原本清晰的英文导引被替换为汉语拼音或干脆移除。这种做法常被官方冠以“文化自信”之名，但在国际社会看来，这无异于一种“地名民族主义”的自恋与自闭。
公共空间语言的单一化，是对国际化规则的公然拒绝。一个追求开放的现代大国，理应以包容多元文化为荣，而中共通过抹除英文标识，在物理视觉上营造出一种“非我族类”的排他性。这不仅是向外商和游客闭门谢客，更是向国内民众传递一种暗示：中国不需要世界，世界必须适应中国。这种虚假的文化自信实则是深层的文明自卑，是在全球化竞争中受挫后，试图通过符号清洗来获得心理代偿的退行行为。
中共近年来之所以出现如上语控、边控、标控诡异现象，本质上是极权安全压倒经济发展的逻辑必然。
中共之所以选择在此时重拾闭关锁国的旧梦，源于其政权逻辑的底层变迁——政权安全逻辑已经彻底压倒了发展逻辑。
在全球供应链去中国化、地缘政治紧张的背景下，中共预判了与西方文明的长期对抗。为了在极端情况下维持统治，它选择脱钩的防御机制，提前实现“内循环”，包括思想上的内循环和人员上的内控。
中共还借由AI监控、大数据和防火墙，建立了人类历史上最严密的电子牢笼。这种“数字锁国”比大清的土墙更难逾越，它让每一个节点都在权力掌控之中。
当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不再，中共需要制造外部敌人，通过煽动民族主义来巩固政权，实现合法性重构。闭关锁国带来的隔阂，恰恰是滋生仇外心理和狂热忠诚以维护极权统治的最好温床。
历史早已一再证明，闭关锁国从未真正救过任何一个王朝，它只会让一个国家在封闭中萎缩，在自大中落后。今日中共的“新闭关锁国”，虽然披着高科技与民族复兴的外衣，其内核依旧是对现代文明的抗拒。
当上海的孩子不再把英语当作探索世界的工具，当公民的护照锁在保险柜里蒙尘，当街头的英文标识消失在民族主义的尘埃中，中国正在从世界文明的主航道上缓缓偏航。这种极权的自我封闭，或许能获得暂时的统治稳定，但锁死的是一个民族的创造力与未来，最终换来的，必将是与世界文明日益扩大的鸿沟，以及在孤立中迎来的历史反噬。
2026年1月25日
对华援助协会特约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