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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县桂律师资料照片 |
十年风雨不改初衷——基督徒律师方县桂的亲身经历
（中国-2025 年 7 月 13 日）十年前的 2015 年 7 月 9 日，中国当局发动了史无前例的“709大抓捕”行动，对全国范围内的活动人士、律师、人权捍卫者及其亲友展开大规模镇压。此次行动涉及逾 300 人被拘留、审讯或监禁，被视为中国历史上对人权捍卫者最严重的镇压之一，其对异议和公民社会的无情压制，至今仍在延续。
在大抓捕十周年之际，CSW（基督徒团结会）发布基督徒律师方县桂的亲身叙述，他的经历深刻揭示了“709”事件的深远影响以及中国日益严峻的人权法治环境。方县桂律师当年被捕，其后因持续代理人权案件而再次面临监禁威胁，最终被迫逃离中国。
午夜骤变：温州办案突遭抓捕
方县桂律师回忆，2015 年 7 月 10 日凌晨 1 点左右，他与另外两位律师正在浙江温州苍南县办理案件，原计划次日为当地受威胁拆除十字架的教会讲课。
“当天不断收到其他律师被抓捕的消息，我们开玩笑说会不会也会被抓。没想到当天晚上 1 点左右，刚睡着不久听到嘈杂的暴力开门的声音，很快十几个着便衣，身份不明人士破门而入，把我们三位律师戴眼罩，反手扭送、提裤子带下楼。”方律师描述道。
下楼后，他们被分别塞进私家车，随后被带到苍南县新城派出所。“当时正好是温州的台风天，但派出所审讯室开着空调，在凌晨显得格外地寒冷，阴森地都不敢去上厕所，直到凌晨4点才开始询问我，轮番来了几波人，没有做笔录，直到第二天快中午时分再次询问，最后被告诫死磕律师见多了，告知温州不欢迎我们！”
“客气”背后的蓄谋已久：刑事拘留
2015 年 8 月 25 日晚，方律师再次被捕，当时他正准备次日与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宗教或信仰自由特使会面。“当天晚上我有不详的预感，和另一位助理开玩笑说我们会不会被摁住在这里，没想到当晚 11:30 左右，我们刚回房间不久，还没来得及休息就被便衣推开房门，比较客气被告知带我们去了解一些事情。”
“客气的背后是对我们蓄谋已久的抓捕行动，”方律师说，“在24小时之内，我被轮番提审，问我是否清楚在温州基督教协会前会长高建国牧师追悼会上游行的情况，谁组织、策划的，问‘十架维权手册’、控告时任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以及温州各地教会串联的事情，对这些问题，我基本秉持不清楚、不记得、想不起来的策略。”他坚持“回答的越多越是‘共犯’”的原则，只承认自己做过的事情。最终，国保以“态度不好（没有交代清楚）”为由，对他作出刑事拘留的决定。
煎熬的羁押：禁闭室与“葡萄棚”
被关押在温州市看守所期间，方律师经历了持续审讯。9 月 7 日，他被转至不足 6 平方米的禁闭室，身心受到极大摧残。“便池就在睡觉的笼板旁边，定时有人送饭进来，高音喇叭 24 小时轮番播放‘王警官讲话’，刺眼的日光灯 24 小时开着，到点还要坐直不许动，这 6 天导致我身心极大伤害。”转回监室后，他被禁止与人说话，甚至“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都开始怀念被提审有人说话的日子。”
9 月 24 日，方律师被转至“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直到被取保候审他都未能见到律师。在被指距的宾馆里，他被 24 小时武警看守，窗户被涂黑，光线全无，只能通过送饭时间和偶尔可以听到外面“人妖、蛇表演”的广告车声音。我告诉自己，只记住几月几号和礼拜几。我在里面学会了拿矿泉水瓶健身，要求自己每周五晚上通宵祷告。
10 月 17 日，他被转至俗称“葡萄棚”的指定居所，后来得知这是之前讯问我的执法办案中心的一块指定居所。在这里窗户可以打开比较大，外面做饭的阿姨是一位基督徒，经常轻声吟唱赞美诗，我们也跟着唱，隔壁几个屋有弟兄也经常带领大家唱诗，偶尔大声祷告，听到隔壁弟兄的声音，确认了我们这几个屋关的都是同案。
方律师说，在“葡萄棚”的日子，“虽然人身自由被囚禁，但灵里是活跃的，特别怀念那时大家一起唱小敏的诗歌‘同路人’的日子，当时的感受是，哪怕把我拉出去枪毙了，也可以欢快地面对死亡，在朝见主的路途中并不孤单，有弟兄有主同在。”
拒绝“电视认罪”：坚守底线
在“葡萄棚”被羁押期间，一位国保曾要求方律师录制视频，指控其他律师和学者。
他回忆，有国保甚至要求他说“无耻”、“下流”这类词。方律师警觉起来，询问国保视频是否会上电视，国保反问他“见过这种案件上电视的吗？”
在 12 月初，一位国保给了我一本圣经，我如饥似渴地读着，那时发现一天居然可以读 80 多章圣经，感慨在外面浪费了多少时间。也是这个时候，一位警官和管我案件的国保警官，要求我录个视频，用手指朝上指了指，说如果上級审核认可了我的视频，就可以把我放了。
警官提醒要求我指控主办律师，甚至告诉我说“无耻”、“下流”这类词都可以，要求我指控远在美国的杨凤岗教授（普渡大学宗教与社会中心主任），当时指导过我们十字架维权行动。期间也问过我是否知道对华援助协会，是否知道傅希秋牧师，当时的我的微信有一个 Bob 的牧师好友，好像姓傅，好像聊过几句话，但其它的确实不知道，我如实告知。
“那时（被抓之前）涉刑法分则第一章罪名（危害国家安全类）的案件确实还不流行上电视认罪，我说没有看到过。我问，录视频之前我要不要洗澡、刮个胡子之类的，国保说随便我。我听到说随便我，不要求收拾一下自己的形象，应该不会在电视上播。”
在录制过程中，方律师没有按照国保的要求使用污蔑性词语，而是以“不应该”、“不对”等积极形容词的方式表达。“国保提醒我怎么说，一遍遍地给我录，但我坚持前面的底线，国保最终跟我说先拿这些去给领导汇报，如果可以就不再来。”
重回律师职业：新时代的“只做不说”
2015 年 12 月 10 日，国际人权日，方律师被取保候审。他至今仍清晰记得这个日期，让国保感到惊讶。回到北京与家人团聚后，温州事件给他带来了深深的恐惧。他于 2016 年重回化学工程设计工作。然而，2018 年 4 月，他再次决定回归律师职业，并于 2020 年开始独立执业，代理了大量案件，包括教案和异议人士的法律援助。
方律师指出，709 事件后，中国的人权律师界发生了巨大变化。“709之前，律师、学界、传媒、公民群体等各界别可以开研讨会，可以签联合声明共同为冤案呼吁。现在不同了，各界别有意避免共同研讨案件。”
他表示，人权律师被迫与“习近平的新时代”妥协，对人权案件基本秉持“只做不说”的观点。“尚且有一些辩护空间，司法局一般也只是例行打招呼‘依法依规辩护’，但人权案件是需要发声的，是需要国际社会关注的……即是当事人的愿望，也是把其主张、为义受逼迫的情况发出来激励后来者，也是和国际社会关注中国人权法治的力量互动的机会。”
然而，在当前环境下，“人权案件要让外界知道，但直接由律师发出已经不现实了，所以，透过家属，如果没有家属，过一段时间透过其他朋友发出。”他强调，在“习时代斗争意识很强烈，见不得任何不同声音”的情况下，“我们持守的是和国际社会有限、安全接触的原则。”
流亡与坚持：为理念传承而发声
方律师深切感受到中国不断增长的国际影响力给中国人权法治关注带来的阻力，尤其是在疫情之后，国际社会的关注度明显降低。尽管如此，他仍积极参与国际人权会议，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人权法治和宗教自由状况，并制裁侵犯人权的中国官员。他坦言，“大多数情况我并不报什么成效，不指望呼吁了就看到效果，沟通交流是第一目标。”
这种坚持也伴随着巨大的个人风险。2024 年 4 月，方律师在布鲁塞尔参加欧盟人权会议的行程被国安调查，他和家人身陷“巨大的风险中”。2016 年，他曾被国保警告，如果再“危害国家利益”，将不会再像“这次是幸运的”那般被取保候审。
作为三个孩子的父亲，为了不让家人再次面临危险，方律师于 2024 年 5 月 10 日紧急撤离曼谷，再未回国，如今已逃到英国寻求庇护。即使在庇护期间，他接受 RFA采访，只是“说了下逃亡原因，点评了习时代法治倒退的情况”，便被北京市司法局指责他“反党反社会”，北京公安也对他接受采访的事情进行调查。北京市司法局甚至以“暂缓全律所人员年检”来威胁他。为避免连累同事，他被迫注销了律师执业证。
方县桂律师表示，在“习新时代，中国人权捍卫者和中国人权律师生存空间越来越逼仄”，但重要的是“传承理念，不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 他相信，人权律师在代理案件中与同行和家属的互动，都是传递人权法治理念的重要机会。
最后，方律师呼吁，“在寒冬季节做好防寒，保护好自己，得机会带动、温暖身边人，待春暖花开时。”
对华援助协会特约记者高珍赛
（中国-2025 年 7 月 13 日）十年前的 2015 年 7 月 9 日，中国当局发动了史无前例的“709大抓捕”行动，对全国范围内的活动人士、律师、人权捍卫者及其亲友展开大规模镇压。此次行动涉及逾 300 人被拘留、审讯或监禁，被视为中国历史上对人权捍卫者最严重的镇压之一，其对异议和公民社会的无情压制，至今仍在延续。
在大抓捕十周年之际，CSW（基督徒团结会）发布基督徒律师方县桂的亲身叙述，他的经历深刻揭示了“709”事件的深远影响以及中国日益严峻的人权法治环境。方县桂律师当年被捕，其后因持续代理人权案件而再次面临监禁威胁，最终被迫逃离中国。
午夜骤变：温州办案突遭抓捕
方县桂律师回忆，2015 年 7 月 10 日凌晨 1 点左右，他与另外两位律师正在浙江温州苍南县办理案件，原计划次日为当地受威胁拆除十字架的教会讲课。
“当天不断收到其他律师被抓捕的消息，我们开玩笑说会不会也会被抓。没想到当天晚上 1 点左右，刚睡着不久听到嘈杂的暴力开门的声音，很快十几个着便衣，身份不明人士破门而入，把我们三位律师戴眼罩，反手扭送、提裤子带下楼。”方律师描述道。
下楼后，他们被分别塞进私家车，随后被带到苍南县新城派出所。“当时正好是温州的台风天，但派出所审讯室开着空调，在凌晨显得格外地寒冷，阴森地都不敢去上厕所，直到凌晨4点才开始询问我，轮番来了几波人，没有做笔录，直到第二天快中午时分再次询问，最后被告诫死磕律师见多了，告知温州不欢迎我们！”
“客气”背后的蓄谋已久：刑事拘留
2015 年 8 月 25 日晚，方律师再次被捕，当时他正准备次日与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宗教或信仰自由特使会面。“当天晚上我有不详的预感，和另一位助理开玩笑说我们会不会被摁住在这里，没想到当晚 11:30 左右，我们刚回房间不久，还没来得及休息就被便衣推开房门，比较客气被告知带我们去了解一些事情。”
“客气的背后是对我们蓄谋已久的抓捕行动，”方律师说，“在24小时之内，我被轮番提审，问我是否清楚在温州基督教协会前会长高建国牧师追悼会上游行的情况，谁组织、策划的，问‘十架维权手册’、控告时任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以及温州各地教会串联的事情，对这些问题，我基本秉持不清楚、不记得、想不起来的策略。”他坚持“回答的越多越是‘共犯’”的原则，只承认自己做过的事情。最终，国保以“态度不好（没有交代清楚）”为由，对他作出刑事拘留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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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州永嘉乌牛东洋伯特利教堂遭遇强拆 （2014年） |
煎熬的羁押：禁闭室与“葡萄棚”
被关押在温州市看守所期间，方律师经历了持续审讯。9 月 7 日，他被转至不足 6 平方米的禁闭室，身心受到极大摧残。“便池就在睡觉的笼板旁边，定时有人送饭进来，高音喇叭 24 小时轮番播放‘王警官讲话’，刺眼的日光灯 24 小时开着，到点还要坐直不许动，这 6 天导致我身心极大伤害。”转回监室后，他被禁止与人说话，甚至“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都开始怀念被提审有人说话的日子。”
9 月 24 日，方律师被转至“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直到被取保候审他都未能见到律师。在被指距的宾馆里，他被 24 小时武警看守，窗户被涂黑，光线全无，只能通过送饭时间和偶尔可以听到外面“人妖、蛇表演”的广告车声音。我告诉自己，只记住几月几号和礼拜几。我在里面学会了拿矿泉水瓶健身，要求自己每周五晚上通宵祷告。
10 月 17 日，他被转至俗称“葡萄棚”的指定居所，后来得知这是之前讯问我的执法办案中心的一块指定居所。在这里窗户可以打开比较大，外面做饭的阿姨是一位基督徒，经常轻声吟唱赞美诗，我们也跟着唱，隔壁几个屋有弟兄也经常带领大家唱诗，偶尔大声祷告，听到隔壁弟兄的声音，确认了我们这几个屋关的都是同案。
方律师说，在“葡萄棚”的日子，“虽然人身自由被囚禁，但灵里是活跃的，特别怀念那时大家一起唱小敏的诗歌‘同路人’的日子，当时的感受是，哪怕把我拉出去枪毙了，也可以欢快地面对死亡，在朝见主的路途中并不孤单，有弟兄有主同在。”
拒绝“电视认罪”：坚守底线
在“葡萄棚”被羁押期间，一位国保曾要求方律师录制视频，指控其他律师和学者。
他回忆，有国保甚至要求他说“无耻”、“下流”这类词。方律师警觉起来，询问国保视频是否会上电视，国保反问他“见过这种案件上电视的吗？”
在 12 月初，一位国保给了我一本圣经，我如饥似渴地读着，那时发现一天居然可以读 80 多章圣经，感慨在外面浪费了多少时间。也是这个时候，一位警官和管我案件的国保警官，要求我录个视频，用手指朝上指了指，说如果上級审核认可了我的视频，就可以把我放了。
警官提醒要求我指控主办律师，甚至告诉我说“无耻”、“下流”这类词都可以，要求我指控远在美国的杨凤岗教授（普渡大学宗教与社会中心主任），当时指导过我们十字架维权行动。期间也问过我是否知道对华援助协会，是否知道傅希秋牧师，当时的我的微信有一个 Bob 的牧师好友，好像姓傅，好像聊过几句话，但其它的确实不知道，我如实告知。
“那时（被抓之前）涉刑法分则第一章罪名（危害国家安全类）的案件确实还不流行上电视认罪，我说没有看到过。我问，录视频之前我要不要洗澡、刮个胡子之类的，国保说随便我。我听到说随便我，不要求收拾一下自己的形象，应该不会在电视上播。”
在录制过程中，方律师没有按照国保的要求使用污蔑性词语，而是以“不应该”、“不对”等积极形容词的方式表达。“国保提醒我怎么说，一遍遍地给我录，但我坚持前面的底线，国保最终跟我说先拿这些去给领导汇报，如果可以就不再来。”
重回律师职业：新时代的“只做不说”
2015 年 12 月 10 日，国际人权日，方律师被取保候审。他至今仍清晰记得这个日期，让国保感到惊讶。回到北京与家人团聚后，温州事件给他带来了深深的恐惧。他于 2016 年重回化学工程设计工作。然而，2018 年 4 月，他再次决定回归律师职业，并于 2020 年开始独立执业，代理了大量案件，包括教案和异议人士的法律援助。
方律师指出，709 事件后，中国的人权律师界发生了巨大变化。“709之前，律师、学界、传媒、公民群体等各界别可以开研讨会，可以签联合声明共同为冤案呼吁。现在不同了，各界别有意避免共同研讨案件。”
他表示，人权律师被迫与“习近平的新时代”妥协，对人权案件基本秉持“只做不说”的观点。“尚且有一些辩护空间，司法局一般也只是例行打招呼‘依法依规辩护’，但人权案件是需要发声的，是需要国际社会关注的……即是当事人的愿望，也是把其主张、为义受逼迫的情况发出来激励后来者，也是和国际社会关注中国人权法治的力量互动的机会。”
然而，在当前环境下，“人权案件要让外界知道，但直接由律师发出已经不现实了，所以，透过家属，如果没有家属，过一段时间透过其他朋友发出。”他强调，在“习时代斗争意识很强烈，见不得任何不同声音”的情况下，“我们持守的是和国际社会有限、安全接触的原则。”
流亡与坚持：为理念传承而发声
方律师深切感受到中国不断增长的国际影响力给中国人权法治关注带来的阻力，尤其是在疫情之后，国际社会的关注度明显降低。尽管如此，他仍积极参与国际人权会议，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人权法治和宗教自由状况，并制裁侵犯人权的中国官员。他坦言，“大多数情况我并不报什么成效，不指望呼吁了就看到效果，沟通交流是第一目标。”
这种坚持也伴随着巨大的个人风险。2024 年 4 月，方律师在布鲁塞尔参加欧盟人权会议的行程被国安调查，他和家人身陷“巨大的风险中”。2016 年，他曾被国保警告，如果再“危害国家利益”，将不会再像“这次是幸运的”那般被取保候审。
作为三个孩子的父亲，为了不让家人再次面临危险，方律师于 2024 年 5 月 10 日紧急撤离曼谷，再未回国，如今已逃到英国寻求庇护。即使在庇护期间，他接受 RFA采访，只是“说了下逃亡原因，点评了习时代法治倒退的情况”，便被北京市司法局指责他“反党反社会”，北京公安也对他接受采访的事情进行调查。北京市司法局甚至以“暂缓全律所人员年检”来威胁他。为避免连累同事，他被迫注销了律师执业证。
方县桂律师表示，在“习新时代，中国人权捍卫者和中国人权律师生存空间越来越逼仄”，但重要的是“传承理念，不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 他相信，人权律师在代理案件中与同行和家属的互动，都是传递人权法治理念的重要机会。
最后，方律师呼吁，“在寒冬季节做好防寒，保护好自己，得机会带动、温暖身边人，待春暖花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