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华援助协会—2025年5月26日）

 

观察：中国算不算真的开放？

诸一丁

 

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个国家从此开始了漫长的人与人斗的历史。在这几十年的斗争中，中国没有给过这个世界馈赠过任何发明创造、任何像样的文学艺术贡献，倒是发明了无尽的罪名，少说也有上千。例如反动派，牛鬼蛇神，右派分子，地富反坏右，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一小撮走资派，小资情调，死不悔改的走资派，靡靡之音，反动学术权威，左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黑五类，等等，等等。所有这些罪都可以致人于死地。其中一项罪叫偷听敌台广播，又叫里通外国。

文革前，我父亲买了台短波收音机。文化大革命时，被红卫兵收走，说这个短波收音机可以用来收听敌台广播。文革后又还回来了。夜深人静时，父亲打开收音机，把声音调到最低，耳朵贴在收音机上，听台湾的广播。我有时醒来，见父亲在偷听台湾电台，父亲就十分紧张地说，你千万不能跟同学说，我们家的收音机可以收听海外电台。

1976年，在家没有人时，我也会偷偷打开收音机，偷听海外电台。那时，我已经知道，偷听海外电台是犯罪行为。我同一条街上的一个年轻人，夏天时，当街睡在竹板床上，听外海电台，结果他睡着了，到了深更半夜，声音比较清晰，被过路人听到，就举报到派出所，结果这个年轻人被判劳教一年。还有一例更残忍，广东女青年胡连珍，才20多岁，比我大不了多少，1977年因为收听敌台被枪决。

有一次，无意中，我收听到了“美国之音”的“英语900句”节目。我就到处问，谁有这本书，后来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借到了“英语900句”，期限是3天，我就开始抄写这本书。1977年高考时，部分原因是因着读“英语900”句而考上了英语系。从此命运发生改变。到了系里一聊，发现好几个同学都曾偷听“美国之音”。到80年，同学就公开聚在一起听美国之音了。

一晃五十年过去了，中国因为加入WTO，实行改革开放，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加入WTO时，慎重向全球宣告，要开放中国。甚至现在，中国领导人几乎在各个重大场合，仍旧要一本正经地宣告，中国将继续深入对外开放，中国的国门打开了就不会关上。听到中国领导人的言辞，大家心里不仅高兴不起来，反而都充满了疑惑，如果一个人家的门打开了，那这扇门就开着了，又哪里来的门要越开越大呢？所谓越开越大，就是这个门并没有完全打开，可能打开了50%，可能连50%都没有，才能越开越大。没有听说过欧美国家的门要越开越大。

外国有款产品，在国外没有任何销路，只卖给中国大陆人，读者知道这是一款什么产品吗？这就是突破中国防火墙的VPN。你要上Google，必须先点开VPN，方能进入Google看世界。这就说明，中国的开放是十分有限的。今天，放眼全世界，只有中国有防火墙，就连越南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从来没有设计过防火墙。可能有人会说，北朝鲜也设防火墙。是的，要比烂，中国只比北朝鲜好一点点。

中国不仅设立防火墙，还有法律不许使用防火墙。在中国街头，警察可以随意叫中国公民拿出手机，命令开锁，接受检查，看手机是否下载有VPN软件。人们在使用VPN正欢时，会接到警察的电话，“我们检测到了你正在使用VPN，请到派出所一趟，接受调查”。使用VPN者战战兢兢到了派出所，承认了“犯罪行为”，当警察的面卸载了VPN，又交一笔罚款。警察再温柔地威胁一句当事人说：这是第一次，交罚款，如果有第二次，那就是拘留了。那就会留案底，对你找工作、出国都不利。

国家安全局又天天放风，说，国门开了，外面的特务要来了，大家警惕呀，帮助国家抓特务呀。搞得大家心里七上八下。心想，还是呆在井底算了，免得有接触特务的嫌疑。

安彦魁持合法护照签证出国，结果被控偷渡，判刑一年。李艳萍同样罪名被判7年。孙承浩去了趟韩国，也被抓，至今在牢里，不审不判，已经两年。最离谱的是，曹三强牧师、沈绍春牧师，去缅甸扶贫，戒毒，传播中国文化，直接帮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结果双双被判刑7年。还有许多同类案例。这些被判刑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他们全部是中国家庭教会的传道人。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所谓开放，是选择性开放，就是哪些事开放，对哪些人开放，对哪些人不开放，都有一套不为人知内幕统治术。所以，当中国领导人说，中国的门会越开越大，我们基督徒听了还是蛮高兴的，这就给了我们这些基督徒一线希望，希望以后中国的大门侥幸能开到宽得能容忍我们基督徒也能进出自由，宽到我们不必用VPN就能与全世界沟通，宽到政府不用拿监狱来恐吓我们老百姓。我们也盼望中国的门一次开得够宽敞，一次宽到位后，免得国家主席天天要为下一轮如何开得更大而操心。

（作者诸一丁为中国家庭教会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