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4月27日
05:08
左起：2023年3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王沪宁与李强在人大会堂出席全国人大会议
编者按：这是林培瑞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2006年3月，刘晓波写了一篇文章，想解释一件伤脑筋的事情：外国人遇见中国官僚，为什么就是看不懂？他写道，不懂古代中国，是“因为帝制中国的古老和封闭，因而显得怪怪奇奇、神秘莫测”。看不懂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因为红色中国与世隔绝，关起门来天翻地覆。”但看不懂今日的中国是个谜。现在能到中国来，能跟官僚面谈，但还是看不懂人家的“八面玲珑”。
刘晓波 (资料照片)
国家领导人的滑头是问题的一部分。刘晓波指温家宝“一口气列出十大理由，以证明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然而，话说到敏感问题，却“顾左右而言他”。刘晓波主要关心的其实是一个比真话假话混杂更深的问题，是一个涉及人心里结构的问题，是很奇特的现象，老外自然难懂。
“双面孔”的海归官僚
与外国人有接触的中国人，有很多是在西方受过教育然后回国的“海归”。英语流利，对西方风俗习惯熟悉。老外听这些人说话感觉舒服，甚至有点像听“自己人”的味道。与古代“难懂”的问题相反，现在反而是一种“过分容易懂”的事情。在这儿，“懂”的意思只是一个圆滑的表面。
老外不问对方心里更深的层面会不会有别种想法，甚至根本意识不到更深层面的存在。刘晓波举了两个人做例子：“靠研究西方政治学起家的王沪宁”和“专门研究西方法治和人权问题的专家夏勇”，两人在外国人面前是开明人士，在中国人面前却是另外一套。这是“双面孔”问题。
更可怕的是“人格分裂而又统一”的现象，例子不少。刘晓波文章里分析当年的教育部长周济，北京大学校党委书记的闵维方，和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李希光。这三位都在美国名牌高等学府念过书，在美国时滔滔不绝地讲学术自由，“让美国人听得非常受用，并惊讶于中国教授如此开明。”但回国后，三人都极力限制言论自由，压制互联网，惩罚不听话的人，乃至在中国网络上享有“言论管制卫道士”的臭名。
刘晓波这么描写他们的犬儒主义：“这些人在西方留学的经历，除了为个人资历‘贴金’和当作仕途‘敲门砖’之外，再无任何意义，非但没有使他们变得更开明更道德更具职业荣誉感，反而使他们变得更狡猾更恶毒更唯利是图…脸皮都很厚，从来不在乎言行背离，不在乎好话说尽而坏事作绝,
却没有任何道德负担和心理障碍。”
唯利是图的中共官僚
这些海归是名副其实的bi-cultural(跨文化的)，西方学界的时髦话语和中共的潜规则都了如指掌，这是很可观的“成就”。
但请问：他们忠于什么? 民主自由的理想？不。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也不。他们只忠于自己的利益。西洋游戏能玩儿，中国游戏也能玩儿。怎么对我有利怎么来。
外国人要是看穿了这些人的表层，自然以为下面的第二层他们是“中共的好士兵”。但这也不全对。第二层下面还有第三层，是“一切为自己”，这层才是他们的实质。
这算“颠覆”吗？唯利是图去玩中共的制度，不是颠覆吗？可惜不能那么说。与其说是颠覆，不如说是配合典型行为。谁不这样做呢？习近平不这样做吗？
刘晓波的文章里还比较了“海归”与“愤青”的犬儒主义，说明两者都是“人格分裂而又统一”：“他们(指愤青)昨天还在美国使馆前高声抗议，后天又来这里排长队办理赴美留学的签证。最最奇特的是，在大骂美国与争相去美国留学之间，他们并不认为有什么自相矛盾之处，甚至连一点点心理波折或内心责问都没有，很自然地骂了，也很自然地去美国留学了。骂的时候真的义愤填膺，坐上飞往波士顿的班机时的欣喜若狂更是发自内心，非但没有任何道德负担，反而自我感觉良好。”
自然界的动物不需要“信仰”这个东西，唯独人类需要。50年代很多中国人把理想寄托到社会主义，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理想弄虚了，邓小平六四血城后，中国人更是需要别的信仰。佛教、道教恢复了，基督教兴旺，法轮功出现等等。共产党唯一的两张牌是民族主义和拜金主义。但蔓延得最广的，尤其在官场上，大概是犬儒主义。
洋人也要负一半责任
刘晓波在文章结尾不责怪外国人：“这样的中共及其官僚，要求西方人看得懂，恐怕是太强人所难了….不是因为智商不够，而是由于心眼太直，跟不上中国人那九曲十八弯的花花肠子。”
刘晓波不怪洋人，我倒想骂两句。
“眼睛太直”没错，但“直”不完全是“天真”的意思，也有一层“自大”的意思。西方人有时候感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是最普世的，因此不觉得有必要认真地去理解别人的“九曲十八弯”是怎么回事。尤其是美国政府里(或跟政府接近)的“中国通”们，常常用一种“照镜子原则”去理解中共。
比如，在分析官僚派系竞争的问题上：美国的国务院，国防部，司法部，教育部等等一直在财政上竞争，你多了我少了，很容易引起妒忌。情报局，调查局，安全局之间也竞争，有时候甚至不分享情报。美国的中国通们常常照镜子，认为美国的竞争是这样的，所以中国的大概也差不多。但这么分析很容易忽略中共自有的因素：谁是谁的恩人(或敌人)，谁是谁的亲戚，同学，同乡，老战友，老哥们儿等等。中国紧密的关系线是跨机构的，跟美国的以机构为本的竞争不同。
博明(Matthew Pottinger)
洋人“眼睛太直”的毛病有没有办法治疗？这问题很复杂，但我认为应该从语言基础开始。美国的中国通们出书时，书皮上常常声称作者fluent
in Chinese(汉语流利)。这是假话，为了卖书写的。很多“中国专家”到中国去访问中共官员，用英语做访问，必要的时候请翻译帮忙。哪怕是会一点口语的专家，也远远不够挖进海归的第二层和第三层的意识。
自1972年尼克松访华一直到2017年博明(Matthew
Pottinger)加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前，美国的高层洋人顾问中没有一个能说像样的中国话。请美籍华人帮忙？也是到了前几年才出现了一个余茂春
位于华盛顿的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暨高级研究员余茂春 (照片提供: 余茂春)
进美国国务院做高级中国顾问。在国务院里起作用的人当中，余是第一个了解中共游戏规则的。
苏联共产党控制东欧的时候美国并不那么短视。卡特总统请了波兰来的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做国家安全顾问；克林顿总统找了捷克来的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做国务卿。刘晓波当年wen为什么老外看不懂中共，我们洋人也得付一部分责任。
（对华援助协会特别转载自美国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