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付强
在冷战时期，为取得“人心之争”的胜利，美苏两国政府都打出“宗教牌”，积极利用各种宗教组织开展对外宗教交流活动。在这一过程中，两国在指导思想上都将宗教视为一种外交工具，目的是为本国外交提供“合法性”，而开展的领域主要在舆论宣传领域。美苏宗教外交的经验表明：宗教是一种重要的外交资源，利用宗教来构建一国的信仰版图十分重要，开展“宗教外交”是增强一国“软实力”的可行手段。
虽然自埃蒙德•古里恩创造“公共外交”概念以来学界对何为公共外交未有统一的认知，但不少学者都倾向于认为公共外交是一国政府或由政府支持的非政府组织及公众开展的、针对外国非政府组织及公众的、旨在促进本国国家利益或提升国家形象的外交活动。在开展公共外交活动过程中，一些国家的政府常授权、委托或默认国内各种宗教组织、宗教领导人、宗教信众开展针对另一国内宗教组织、宗教领导人、宗教信众的交流活动。这种在宗教领域开展的公共外交活动可称之为宗教外交。利用宗教开展公共外交的活动自古有之，在冷战时期亦是如此，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积极利用本国的宗教资源来开展对外宗教交流活动，以实现本国的外交目标。
冷战时期美苏的宗教外交
鉴于信奉无神论的冷战对手苏联利用莫斯科牧首区在东正教世界的影响力来实现苏联外交目标的行为，杜鲁门政府决定把上帝打造成为反对苏联的“第一道防线”，联合世界上所有信仰宗教的力量，建立一条国际反共“宗教阵线”。杜鲁门曾向其妻子贝斯•杜鲁门透露：美国正在与坎特伯雷大主教、路德宗主教、希腊东正教会牧首以及罗马教皇谈论建立国际反共“宗教阵线”事宜，他还准备派其助手迈伦•泰勒去拜访最有名望的佛教人士以及西藏的大喇嘛。为建立国际反共“宗教阵线”，杜鲁门政府出台了一份名为“美国信息交流项目中的道德和宗教因素”的报告，要求美国在优先联合“天主教徒、新教徒、东正教徒和犹太教徒”的基础上，与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孔教和神道教“求同存异”，以“反对共产主义”。为此，美国利用国内外宗教组织为铁幕背后的教会提供包括《圣经》在内的非政治性宗教文献，鼓励西方牧师和君士坦丁堡牧首区牧首的代表到铁幕之后与东正教会领导人进行交流，创办教会无线电广播节目以把东正教会的服务和音乐传递给铁幕背后的东正教徒，利用美国之音重点攻击苏联政府对宗教的敌视以及俄罗斯人民所遭受的宗教迫害，在东欧国家的社会组织中宣扬宗教自由的价值。艾森豪威尔上台后，针对缅甸、泰国、老挝等小乘佛教国家制定了“宗教行动计划纲要”，利用宗教组织、宗教领袖、普通信徒对之开展宗教交流活动，此后又将“计划纲要”扩展至佛教国家、伊斯兰教国家、印度教国家。在开展宗教交流的过程中，美国政府常利用基督教教会、天主教教会、犹太教教会、穆斯林团体等来实施。
鉴于俄罗斯东正教会在苏联卫国战争中做出的贡献，斯大林决定改变之前的宗教迫害政策，实施宗教宽容政策，并积极利用宗教服务于苏联的内政外交。在苏联政府的授意下，俄罗斯东正教会在战后加强了与“敌对”的英国、法国、美国等国教会的交流，试图削减西方民众特别是宗教徒对苏联的敌意；在苏联的势力范围内，俄罗斯东正教会加强了与当地东正教会的联系，使之接受莫斯科牧首区的管辖，以增强苏联在当地的合法性；在中东地区，俄罗斯东正教会访问了中东地区除君士坦丁堡牧首区以外的几大东正教牧首区，目的是提升苏联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在赫鲁晓夫时期，虽然赫鲁晓夫发动了反宗教运动，但其仍未遗忘利用基督教和平会议、穆斯林团体等开展保卫世界和平、裁军、对外解释苏联宗教现状的活动。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政府除了利用俄罗斯东正教会以世界教会联合会为平台对西方国家民众开展反对美国的斗争外，还利用国内穆斯林团体开展对穆斯林国家、利用国内佛教徒开展对亚洲佛教国家的出访、朝圣等交流活动。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政府在“新思维”的指导下，也积极利用国内宗教组织开展与罗马天主教会、国外宗教组织领导人、宗教团体等的“请进来 走出去”活动。
宗教作为一种外交工具主要用于宣传领域
美苏两国虽社会制度迥异，但在冷战时期都不约而“同”地拾起了宗教这种“遗失的治国术”以实现本国的外交目标。在这一过程中，其呈现以下特点。
两国在指导思想上将宗教视为一种外交工具。美国虽然常强调政教分离，并指责苏联把俄罗斯东正教会变成其外交政策的一种工具，但美国政府自身也常将与政治相“分离”的宗教纳入到美国的外交体系中，将其作为一种外交政策工具来对待。美国心理战略委员会的一封密级备忘录就指出，“宗教作为一种同共产主义斗争的工具的潜力是极其惊人的。我们寻求利用宗教作为一种冷战武器的总体目标是促进世界宗教兴旺，因为共产主义在一个宗教兴盛的世界里是无法存在的。”杜鲁门政府在实施遏制战略时也借助宗教来确定遏制的范围——即哪些国家将参与遏制（相信上帝与道德准则的国家），哪些国家将被遏制（不信仰上帝的国家）。
利用俄罗斯东正教会作为对外扩张的一种工具一直是俄国对外政策的历史传统。虽然在十月革命后苏联政府实施了“政教分离”政策，但在占领波罗的海、割占东波兰以及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后，苏联政府重拾“宗教武器”，利用莫斯科牧首区“同化”并统一上述地区的东正教会，以为苏联对上述地区的统治提供合法性源泉。二战结束后，苏联又派遣俄罗斯东正教会领导人频繁出访中东欧、中东与英法美, 将不少脱离莫斯科牧首区的东正教区重新纳入莫斯科牧首区的宗教管辖范围之内。赫鲁晓夫时期、勃列日涅夫时期以及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宗教政策都带有明显的“工具性”色彩。针对苏联的宗教政策，安娜•迪金森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苏联宗教政策的实质：“在苏联的领导层眼中，莫斯科牧首区主要被视为一种国家外交政策的工具。”
两国开展宗教外交的目的是为本国外交提供“合法性”。在当代国际关系中，合法性不但是一国政府的重要特征之一，还是各国外交政策制定者最为有效的资产。因此，利用宗教来增强自身外交政策的合法性成为各种国际行为体的惯用策略。美国学者乔纳森•福克斯直接指出了宗教的巨大外交功能，即宗教“能使外交政策合法化”。在利用宗教增添自身政策的合法性方面，美国政府可以说是深谙此道。例如，美国常把遏制苏联和共产主义的政策描绘为反对“邪恶的共产主义”的“十字军东征”。
在利用宗教增加自身政策的合法性方面，苏联政府也知“耻”而后勇。二战后苏联政府开始派遣俄罗斯东正教会代表团访问欧洲、北美以及中东地区的东正教会，召开东正教会国际宗教会议，用飞机运送穆斯林神职人员前往麦加朝觐，接待访问苏联的教会领导人等，甚至提出要“与罗马教廷建立公开的外交关系。”苏联宗教政策发生变化的目的是希望“俄罗斯东正教会及其他教会的领袖在国内事务上支持苏联政府，并通过反对西方大国的政策和热情地支持苏联的和平运动为苏联外交政策提供合法性。”
两国开展宗教外交的领域主要在舆论宣传领域。曾任美国助理国务卿的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曾表示，同苏联的斗争“是一场争取人心的斗争，我们必须打赢这场斗争。”为取得“人心之争”的胜利，美苏两国政府都打出“宗教牌”。在美国政府方面，美国领导人在冷战伊始就宣传，“苏联共产主义和自由世界之间的冲突是一场宗教冲突……一场争夺现代人灵魂的斗争”，认为“在宣传保卫西方文明与基督教，反对无神论的苏俄方面，宗教是一种关键的宣传工具。”美国著名福音布道家葛培理也宣称：“世界已经分裂为两大阵营，其中一方是我们所看到的共产主义，其宣称反对上帝、反对圣经、反对所有宗教！”杜鲁门在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马歇尔计划”的“真理运动”时，宗教一直是其利用的宣传工具之一。
在苏联政府方面，其主要利用俄罗斯东正教会进行宣传。在二战后出访法国时，为使东正教区都回归母教会（俄罗斯东正教会），尼古拉对教区居民发表了多次演讲，描绘了苏联境内各宗教的蓬勃发展景象，其意在于劝说教区居民不要相信苏联存在宗教迫坏的“谣言”，同意接受莫斯科牧首区对法国境内东正教区的宗教管辖。在举行俄罗斯东正教会自治500周年庆典时，莫斯科牧首区特意渲染了东正教会对和平与正义的热爱，同时批判新教和罗马天主教会对战争与剥削的偏好。
宗教外交的启示
宗教作为一种兼具“硬实力”与“软实力”于一身的武器，常成为各国外交政策决策者们竞相争夺的资源。在冷战时期，信仰有神论的美国与信仰无神论的苏联都积极利用各种国内外宗教资源来开展服务于本国外交政策的对外交流活动，这显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宗教是一种重要的外交资源。宗教作为一种强大的道德观念体系，其既能成为一国外交政策的“路线图”，亦能为一国外交政策提供一种“黏合剂”。首先，宗教在为领导人提供一套理解与认识世界的系统化、理论化信仰体系的同时，其关于“善恶”“正邪”“是非”等的规范性信念更是直接影响领导人的具体政策制定。冷战后西方国家屡次进行的所谓的“人道主义干预”正是在基督教“正义战争论”的指导下发生的。其次，宗教是一种区分“自我”与“他者”的身份标识。在国际关系中，宗教一直是划分“敌我”，建构“自我”与“他者”身份的最主要方式之一。在冷战期间，美国政府就常把美苏之间的冷战描述为有神论者（自我）和无神论者（他者）之间的“宗教冲突”。再次，当一国政教关系“和谐”时，宗教有助于在国内促进民众特别是宗教徒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极大地增强该国的凝聚力；在国外，能促进“同根同源”的宗教徒对本国政府认同的同时，亦能促进宗教“同质”国家之间的同盟。杰克•斯奈德就指出，在判断同盟和敌人时，传统的权力计算和宗教意图可能同时起作用。
构建一国的信仰版图十分重要。宗教虽然在国际关系中是一个非领地性的文化单位，但其却拥有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难以企及的巨大“版图”。某一国家内占主导地位的宗教所拥有的“信仰版图”或大于一国的疆域，或与一国的疆域相重叠，或与一国的疆域犬牙交错。例如，世界三大宗教各自所拥有的信仰版图很显然比世界任何以其为主导宗教的国家的疆域都要辽阔；神道教所拥有的信仰版图与以神道教为主导宗教的日本的疆域也比较吻合；而在乌克兰，其东部地区信奉东正教，西部地区则信仰天主教。宗教的信仰版图与一国疆域的这种复杂关联因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为政治领导人所利用。苏联在冷战时期就利用俄罗斯东正教会把其他国家境内的教区纳入莫斯科牧首区的“宗教管辖”之下，利用穆斯林团体开展对伊斯兰世界的宗教交流，这为苏联建立了一片巨大的战略缓冲区。徐以骅教授在《信仰中国》一文中指出，拥有丰富宗教资源的国家应借助宗教建立自己的“信仰版图”，以为本国的国家安全提供一道隐性的战略缓冲地带，为本国经济发展提供一片广阔的“地缘经济”区域，为本国树立良好的国家宗教形象提供支撑力量。
开展“宗教外交”是增强一国“软实力”的可行手段。约瑟夫•奈指出，一国的“软实力”主要来自三种资源：文化、政治价值观以及被视为具有合法性和道德威信的外交政策。宗教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表现形态”，是“软实力”的一种有效来源。因此，常有一些国家的政府利用宗教来开展对外交流活动，来增强本国的“软实力”。冷战期间，苏联政府开展的一系列宗教外交活动对提升苏联的“软实力”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例如，俄罗斯东正教会代表团对英国国教会的回访促使其改变了支持卡尔洛维茨东正教教派的态度，转而支持莫斯科牧首区的教会。一些原本脱离莫斯科牧首区宗教管辖的东正教会又重回其怀抱，而俄罗斯东正教会拥有的巨大“软实力”直接成为苏联“软实力”的来源。作为冷战后美国最重要的人权立法之一，美国政府通过《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虽然有促进世界范围内宗教自由的目的，但在世界范围内推行美国式民主才是其真正的用意，而《国际宗教自由法》则为美国的外交政策提供了道德制高点，成为美国“软实力”的重要来源之一。
（作者为察哈尔学会研究员，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副教授。）
本文原载于《公共外交季刊》春季号总第21期，转自共识网http://www.21ccom.net/articles/world/qqgc/20150304121689_all.html
虽然自埃蒙德•古里恩创造“公共外交”概念以来学界对何为公共外交未有统一的认知，但不少学者都倾向于认为公共外交是一国政府或由政府支持的非政府组织及公众开展的、针对外国非政府组织及公众的、旨在促进本国国家利益或提升国家形象的外交活动。在开展公共外交活动过程中，一些国家的政府常授权、委托或默认国内各种宗教组织、宗教领导人、宗教信众开展针对另一国内宗教组织、宗教领导人、宗教信众的交流活动。这种在宗教领域开展的公共外交活动可称之为宗教外交。利用宗教开展公共外交的活动自古有之，在冷战时期亦是如此，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积极利用本国的宗教资源来开展对外宗教交流活动，以实现本国的外交目标。
冷战时期美苏的宗教外交
鉴于信奉无神论的冷战对手苏联利用莫斯科牧首区在东正教世界的影响力来实现苏联外交目标的行为，杜鲁门政府决定把上帝打造成为反对苏联的“第一道防线”，联合世界上所有信仰宗教的力量，建立一条国际反共“宗教阵线”。杜鲁门曾向其妻子贝斯•杜鲁门透露：美国正在与坎特伯雷大主教、路德宗主教、希腊东正教会牧首以及罗马教皇谈论建立国际反共“宗教阵线”事宜，他还准备派其助手迈伦•泰勒去拜访最有名望的佛教人士以及西藏的大喇嘛。为建立国际反共“宗教阵线”，杜鲁门政府出台了一份名为“美国信息交流项目中的道德和宗教因素”的报告，要求美国在优先联合“天主教徒、新教徒、东正教徒和犹太教徒”的基础上，与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孔教和神道教“求同存异”，以“反对共产主义”。为此，美国利用国内外宗教组织为铁幕背后的教会提供包括《圣经》在内的非政治性宗教文献，鼓励西方牧师和君士坦丁堡牧首区牧首的代表到铁幕之后与东正教会领导人进行交流，创办教会无线电广播节目以把东正教会的服务和音乐传递给铁幕背后的东正教徒，利用美国之音重点攻击苏联政府对宗教的敌视以及俄罗斯人民所遭受的宗教迫害，在东欧国家的社会组织中宣扬宗教自由的价值。艾森豪威尔上台后，针对缅甸、泰国、老挝等小乘佛教国家制定了“宗教行动计划纲要”，利用宗教组织、宗教领袖、普通信徒对之开展宗教交流活动，此后又将“计划纲要”扩展至佛教国家、伊斯兰教国家、印度教国家。在开展宗教交流的过程中，美国政府常利用基督教教会、天主教教会、犹太教教会、穆斯林团体等来实施。
鉴于俄罗斯东正教会在苏联卫国战争中做出的贡献，斯大林决定改变之前的宗教迫害政策，实施宗教宽容政策，并积极利用宗教服务于苏联的内政外交。在苏联政府的授意下，俄罗斯东正教会在战后加强了与“敌对”的英国、法国、美国等国教会的交流，试图削减西方民众特别是宗教徒对苏联的敌意；在苏联的势力范围内，俄罗斯东正教会加强了与当地东正教会的联系，使之接受莫斯科牧首区的管辖，以增强苏联在当地的合法性；在中东地区，俄罗斯东正教会访问了中东地区除君士坦丁堡牧首区以外的几大东正教牧首区，目的是提升苏联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在赫鲁晓夫时期，虽然赫鲁晓夫发动了反宗教运动，但其仍未遗忘利用基督教和平会议、穆斯林团体等开展保卫世界和平、裁军、对外解释苏联宗教现状的活动。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政府除了利用俄罗斯东正教会以世界教会联合会为平台对西方国家民众开展反对美国的斗争外，还利用国内穆斯林团体开展对穆斯林国家、利用国内佛教徒开展对亚洲佛教国家的出访、朝圣等交流活动。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政府在“新思维”的指导下，也积极利用国内宗教组织开展与罗马天主教会、国外宗教组织领导人、宗教团体等的“请进来 走出去”活动。
宗教作为一种外交工具主要用于宣传领域
美苏两国虽社会制度迥异，但在冷战时期都不约而“同”地拾起了宗教这种“遗失的治国术”以实现本国的外交目标。在这一过程中，其呈现以下特点。
两国在指导思想上将宗教视为一种外交工具。美国虽然常强调政教分离，并指责苏联把俄罗斯东正教会变成其外交政策的一种工具，但美国政府自身也常将与政治相“分离”的宗教纳入到美国的外交体系中，将其作为一种外交政策工具来对待。美国心理战略委员会的一封密级备忘录就指出，“宗教作为一种同共产主义斗争的工具的潜力是极其惊人的。我们寻求利用宗教作为一种冷战武器的总体目标是促进世界宗教兴旺，因为共产主义在一个宗教兴盛的世界里是无法存在的。”杜鲁门政府在实施遏制战略时也借助宗教来确定遏制的范围——即哪些国家将参与遏制（相信上帝与道德准则的国家），哪些国家将被遏制（不信仰上帝的国家）。
利用俄罗斯东正教会作为对外扩张的一种工具一直是俄国对外政策的历史传统。虽然在十月革命后苏联政府实施了“政教分离”政策，但在占领波罗的海、割占东波兰以及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后，苏联政府重拾“宗教武器”，利用莫斯科牧首区“同化”并统一上述地区的东正教会，以为苏联对上述地区的统治提供合法性源泉。二战结束后，苏联又派遣俄罗斯东正教会领导人频繁出访中东欧、中东与英法美, 将不少脱离莫斯科牧首区的东正教区重新纳入莫斯科牧首区的宗教管辖范围之内。赫鲁晓夫时期、勃列日涅夫时期以及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宗教政策都带有明显的“工具性”色彩。针对苏联的宗教政策，安娜•迪金森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苏联宗教政策的实质：“在苏联的领导层眼中，莫斯科牧首区主要被视为一种国家外交政策的工具。”
两国开展宗教外交的目的是为本国外交提供“合法性”。在当代国际关系中，合法性不但是一国政府的重要特征之一，还是各国外交政策制定者最为有效的资产。因此，利用宗教来增强自身外交政策的合法性成为各种国际行为体的惯用策略。美国学者乔纳森•福克斯直接指出了宗教的巨大外交功能，即宗教“能使外交政策合法化”。在利用宗教增添自身政策的合法性方面，美国政府可以说是深谙此道。例如，美国常把遏制苏联和共产主义的政策描绘为反对“邪恶的共产主义”的“十字军东征”。
在利用宗教增加自身政策的合法性方面，苏联政府也知“耻”而后勇。二战后苏联政府开始派遣俄罗斯东正教会代表团访问欧洲、北美以及中东地区的东正教会，召开东正教会国际宗教会议，用飞机运送穆斯林神职人员前往麦加朝觐，接待访问苏联的教会领导人等，甚至提出要“与罗马教廷建立公开的外交关系。”苏联宗教政策发生变化的目的是希望“俄罗斯东正教会及其他教会的领袖在国内事务上支持苏联政府，并通过反对西方大国的政策和热情地支持苏联的和平运动为苏联外交政策提供合法性。”
两国开展宗教外交的领域主要在舆论宣传领域。曾任美国助理国务卿的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曾表示，同苏联的斗争“是一场争取人心的斗争，我们必须打赢这场斗争。”为取得“人心之争”的胜利，美苏两国政府都打出“宗教牌”。在美国政府方面，美国领导人在冷战伊始就宣传，“苏联共产主义和自由世界之间的冲突是一场宗教冲突……一场争夺现代人灵魂的斗争”，认为“在宣传保卫西方文明与基督教，反对无神论的苏俄方面，宗教是一种关键的宣传工具。”美国著名福音布道家葛培理也宣称：“世界已经分裂为两大阵营，其中一方是我们所看到的共产主义，其宣称反对上帝、反对圣经、反对所有宗教！”杜鲁门在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马歇尔计划”的“真理运动”时，宗教一直是其利用的宣传工具之一。
在苏联政府方面，其主要利用俄罗斯东正教会进行宣传。在二战后出访法国时，为使东正教区都回归母教会（俄罗斯东正教会），尼古拉对教区居民发表了多次演讲，描绘了苏联境内各宗教的蓬勃发展景象，其意在于劝说教区居民不要相信苏联存在宗教迫坏的“谣言”，同意接受莫斯科牧首区对法国境内东正教区的宗教管辖。在举行俄罗斯东正教会自治500周年庆典时，莫斯科牧首区特意渲染了东正教会对和平与正义的热爱，同时批判新教和罗马天主教会对战争与剥削的偏好。
宗教外交的启示
宗教作为一种兼具“硬实力”与“软实力”于一身的武器，常成为各国外交政策决策者们竞相争夺的资源。在冷战时期，信仰有神论的美国与信仰无神论的苏联都积极利用各种国内外宗教资源来开展服务于本国外交政策的对外交流活动，这显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宗教是一种重要的外交资源。宗教作为一种强大的道德观念体系，其既能成为一国外交政策的“路线图”，亦能为一国外交政策提供一种“黏合剂”。首先，宗教在为领导人提供一套理解与认识世界的系统化、理论化信仰体系的同时，其关于“善恶”“正邪”“是非”等的规范性信念更是直接影响领导人的具体政策制定。冷战后西方国家屡次进行的所谓的“人道主义干预”正是在基督教“正义战争论”的指导下发生的。其次，宗教是一种区分“自我”与“他者”的身份标识。在国际关系中，宗教一直是划分“敌我”，建构“自我”与“他者”身份的最主要方式之一。在冷战期间，美国政府就常把美苏之间的冷战描述为有神论者（自我）和无神论者（他者）之间的“宗教冲突”。再次，当一国政教关系“和谐”时，宗教有助于在国内促进民众特别是宗教徒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极大地增强该国的凝聚力；在国外，能促进“同根同源”的宗教徒对本国政府认同的同时，亦能促进宗教“同质”国家之间的同盟。杰克•斯奈德就指出，在判断同盟和敌人时，传统的权力计算和宗教意图可能同时起作用。
构建一国的信仰版图十分重要。宗教虽然在国际关系中是一个非领地性的文化单位，但其却拥有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难以企及的巨大“版图”。某一国家内占主导地位的宗教所拥有的“信仰版图”或大于一国的疆域，或与一国的疆域相重叠，或与一国的疆域犬牙交错。例如，世界三大宗教各自所拥有的信仰版图很显然比世界任何以其为主导宗教的国家的疆域都要辽阔；神道教所拥有的信仰版图与以神道教为主导宗教的日本的疆域也比较吻合；而在乌克兰，其东部地区信奉东正教，西部地区则信仰天主教。宗教的信仰版图与一国疆域的这种复杂关联因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为政治领导人所利用。苏联在冷战时期就利用俄罗斯东正教会把其他国家境内的教区纳入莫斯科牧首区的“宗教管辖”之下，利用穆斯林团体开展对伊斯兰世界的宗教交流，这为苏联建立了一片巨大的战略缓冲区。徐以骅教授在《信仰中国》一文中指出，拥有丰富宗教资源的国家应借助宗教建立自己的“信仰版图”，以为本国的国家安全提供一道隐性的战略缓冲地带，为本国经济发展提供一片广阔的“地缘经济”区域，为本国树立良好的国家宗教形象提供支撑力量。
开展“宗教外交”是增强一国“软实力”的可行手段。约瑟夫•奈指出，一国的“软实力”主要来自三种资源：文化、政治价值观以及被视为具有合法性和道德威信的外交政策。宗教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表现形态”，是“软实力”的一种有效来源。因此，常有一些国家的政府利用宗教来开展对外交流活动，来增强本国的“软实力”。冷战期间，苏联政府开展的一系列宗教外交活动对提升苏联的“软实力”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例如，俄罗斯东正教会代表团对英国国教会的回访促使其改变了支持卡尔洛维茨东正教教派的态度，转而支持莫斯科牧首区的教会。一些原本脱离莫斯科牧首区宗教管辖的东正教会又重回其怀抱，而俄罗斯东正教会拥有的巨大“软实力”直接成为苏联“软实力”的来源。作为冷战后美国最重要的人权立法之一，美国政府通过《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虽然有促进世界范围内宗教自由的目的，但在世界范围内推行美国式民主才是其真正的用意，而《国际宗教自由法》则为美国的外交政策提供了道德制高点，成为美国“软实力”的重要来源之一。
（作者为察哈尔学会研究员，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副教授。）
本文原载于《公共外交季刊》春季号总第21期，转自共识网http://www.21ccom.net/articles/world/qqgc/20150304121689_all.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