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鹏 采访：深圳商报记者 魏沛娜
据了解，杨鹏的研究领域为古典哲学与公共治理，著有《成为上帝》、《东亚新文化的兴起——东亚经济发展论》、《老子详解——老子执政学研究》和《为公益而共和》等作品。
“上帝”信仰主要体现在儒墨两家
《文化广场》：“上帝”在中国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词，人们一般都认为“上帝”是属于西方的神，您为何会想到来寻找中国的“上帝”？
杨鹏：“上帝”是中国本土宗教概念，最早出现在殷商甲骨文中，是殷商君王祭拜的最高的神，中国的至上神。以后中国历朝历代，君王都祭祀“上帝”。明末清初，利玛窦等耶稣会士来华传教，他们认为中国经典中的“上帝”内涵，与《圣经》中耶和华内涵相同，因此他们用上帝来翻译了《圣经》中的至上神。随着基督教的流传，“上帝”逐渐成了基督教的至上神概念。我来寻找中国的“上帝”，是启示的结果。“上帝”是超越性和普遍性的，对“上帝”的认识，在犹太人中转化成了《圣经》。古代中国人，对“上帝”也有认识，这些认识的元素散见于中国经典之中。
《文化广场》：其实中国是有着传统的上帝观，比如又将上帝称为“天帝”、“天神”、“皇天上帝”等，您能否简单介绍一下，“上帝”在中国经过了怎样一个演变过程？
杨鹏：殷墟甲骨文中，称之为“帝”或“上帝”。周朝典籍《尚书》、《诗经》中，称之为“天”、“帝”、“上帝”、“昊天上帝”。中国二十四史等典籍中，混称为“皇天上帝”、“昊天上帝”、“上帝”、“天”、“上天”等，偶尔也称“天帝”。周朝称“天”、“上帝”以来，几千年没有多大变化。
《文化广场》：您在书中主要梳理了中国典籍中的“上帝”信仰，那么，儒家、道家、墨家对“上帝”的信仰分别有何差异？
杨鹏：“上帝”信仰或“天”信仰，主要体现在儒家和墨家之中。孔子和墨子，都是信“上帝”的。孔子与墨子的不同，是孔子“敬鬼神而远之”，超越了祖先崇拜和自然神崇拜，孔子的信仰精神已向“天”一神崇拜发展，但墨子还沉迷在殷商以来的“上帝崇拜+自然神崇拜+祖先崇拜”的多神宗教信仰中。老子是“敬天尊道”的，但总的来说，道家后来形成以“道”为尊的思想，不敬天，不尊帝。
君王垄断“敬天”带来特权与压制
《文化广场》：“昭事上帝”的学问大概在董仲舒以后就基本停息了，但其仪式仍在延续，您认为这种仪式对中国文化信仰的构建发挥了怎样的影响？
杨鹏：周朝的治国理念，是“敬天保民”。“敬天”，就要祭祀皇天上帝，“保民”就要抓军事国防，以后历代王朝，都遵守这一传统。历代王朝，祭祀上帝是君王义务。北京最壮观的古代建筑，一是长城，这是“保民”，二是天坛，这是祭祀皇天上帝的所在，这是“敬天”。
《文化广场》：就我的阅读范围，很少看到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真正对“上帝”做过详细的探讨，这是为什么呢？
杨鹏：这与天子垄断上帝祭祀有关。天子是奉天承运的上天之子，天命在身，是上帝选择来治理天下万民的，是上帝在人间的唯一代理人。君王在祭祀上帝时，是以臣自居的。某种程度上，天子是唯一的大祭司，只有君王才有权与上帝沟通，也只有君王才能传上天之意。中国知识分子只是天子门生，是替天子办事的臣仆，他们无权与上帝沟通，无权传达天命。你会看到，《圣经》中，先知或祭司是直接与上帝沟通的，是先知和祭司在传达上帝旨意。《圣经》中，是政教分离的，但中国历史是政教合一的，君王即是上帝之子，既是世俗权力的代表，也是宗教权力的代表。知识分子之上有君王，知识分子揣摩的是君王之心而非上帝之心。君王隔开了中国知识分子与上帝的联系，长期下来，中国知识分子就只善于向君王写折子建言，不会向上帝献颂诗，更不会以上帝之名纠正君王。
《文化广场》：“敬天崇祖”是中国文化中最基本的信仰要素，但有时也被统治者所利用，以致压制了老百姓的身心自由，您如何看待这种“上帝”崇拜对中国历史文化产生的影响？
杨鹏：“敬天崇祖”，这是中国的信仰传统。之所以可能会成为压制百姓自由的东西，是因为君王对“敬天”的垄断，这是最大的特权，信仰的特权。全中国，天坛只有一个，只属于君王。不是“敬天”带来不平等不自由，而是君王垄断“敬天”带来的特权与压制。平等，要从宗教开始，从“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开始。人人皆有权信上帝，人人皆有权成为上天之子，人人皆天子。
“天人合一”的核心是“信仰上帝”
《文化广场》：提到“上帝”，肯定也离不开对“天人合一”的讨论，您将“天人合一”理解为“崇拜上帝+顺应自然”，如此解释是不是忽略了对人的重视？
杨鹏：“天人合一”的两层意义，就是“信仰上帝，顺应自然”。正是因为对人重视，才希望人能够“信仰上帝+顺应自然”，这是对人的生命的最大护佑。
《文化广场》：自古至今，“天人合一”的思想可谓是东方文明普遍的表述，而钱穆先生曾讲到“此一观念实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您认为“天人合一”的思想至今对人们仍有哪些启迪意义？
杨鹏：钱穆对“天人合一”只理解对一半。钱穆不明白，“天人合一”的核心是“信仰上天”、“信仰上帝”。追求“天人合一”，是因为“天人分离”了。天人分离了，人与上帝分离了，人与上帝的自然之道分离了，生命空洞而危险，所以要“天人合一”。
《文化广场》：如今随着科技愈加发达，社会上似乎出现一种离开“人”来讲“天”的思想，我觉得从人类生存角度来讲，这种思想潜伏着巨大的危险。不知您如何看？
杨鹏：唯物主义认为，一切宗教，一切意识形态，都只是人的生理和物质需要的反映。唯物主义，就把人唯物了，把人当成了动物。唯物主义不理解，人性之中，有灵性的一面，超越物质的一面，有与超越性力量合一的一面。人是灵与肉的结合体，唯物主义只看到肉，结果就只把人导向肉。
《文化广场》：当下出现的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其实都是暴露出中国人信仰缺失的问题。您认为这种精神信仰缺失的根源出在何处？有没有办法可以挽救？
杨鹏：当年经济缺失，是因为经济不自由。信仰缺失的根源，在于信仰不自由。坚守《宪法》中对宗教信仰自由的陈述，开放各种宗教的探索，无论是老宗教还是新宗教，只要不违背法律，应有自由的空间。有了宗教自由，才有宗教精神的发展。
原刊于深圳商报文化广场2014年7月22日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