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维吾尔在线网站负责人伊力哈木被判处无期徒刑。
伊力哈木被判无期徒刑,让我想起”天安门暴徒”。据传,在监狱中,学生领袖王丹看见一大堆”天安门暴徒”,很高兴朝他们喊,我是王丹,我们是一起的,共同坚持。这一些”天安门暴徒”回到,你判三年,我们判无期,死缓,差距这么大,有什么一起。”天安门暴徒”就扔个石头,捡把枪,为什么就判死刑无期,其刑期之重与其危害性不成比例,而王丹作为领袖就三年,可见中共一贯的政治逻辑:民众才是有杀伤力的,真正颠覆的,必须重重严打下去。
伊力哈木是维族的温和派代言公知,因为维族人少处于被严重国内殖民状态,所以对维族整体或者大多数人有着代表性,没有代表权有代表性,达赖喇嘛获和平奖等于全体藏人获奖,刘晓波获奖,则是汉族中知识分子少数人的事情。汉族之大,之多元,之破碎,早已经消灭了代表权或代表性。也可以说,刘晓波这些人的努力,就是在汉人或国人有共同之处之外的地方,是少数人的事。我认识的一个北京警察,在刘获奖时对我说,如果刘晓波获奖是为了公众的利益而获得,我也支持他。所以我认为必须找到汉人或国人之共同处境,这就是国内殖民。见面时我曾和伊力哈木有个争论,他说维族的处境是汉维矛盾,我说是官民矛盾。国内殖民的被压迫被剥削处境,维族,藏族以及大部分汉人,是一样的同构的。只有退到国内殖民的共同处境之中,维族藏族大部分汉人才是共同体的。”
网友假装没事”老修说:我非常不明白,越来越不明白!为什么面对一个罪恶集团,你从事反对,却要假装很无辜的觉得自己无罪?!你对人民无罪,可是你必须对他们“有罪”!这才是一个真正的良心饭,这才是真话,这才是基于内心真实的表达。
”假装没事”老修提出政治犯说自己”有罪”或”没罪”那种提法更好。我也认为”有罪,就要干”比较好。这里有着主奴辩证法转化的问题。首先这个没法要求具体的人,因为对自由的向往是天性,囚徒困境中理性选择并不多很难,这种不可承受的重负,外人不可以指手画脚。其次,可以从抽象意义上探讨,在共党法庭上,做无罪辩护,就意味着,在现有秩序格局内,可以有更高的自然法或者未来的历史法庭审判,来让自己”无罪”,在共党法庭内,向其求取更高的自然法或未来的历史法庭审判。也就是强化更高的自然法或者未来的历史法庭可以在49秩序之内降临,这是一种”美化”。许志永在新公民案件庭审中的不发言作法不错,对此有所突破,但最后陈词还是说了,被破坏了。
做”无罪”辩护,努力逃脱惩罚,就意味着在弱势和被审判客体地位的承认,就意味着对现政权合法性的承认。如果说自己”有罪”呢,杨子立刚出来的时候寻求申诉翻案,我劝他说牢都坐完了,你再去翻案,不是把自己的民主勋章搞没了。就是”有罪,就要干”有一种扭转主客体地位价值重估的能量,这种能量会让人就是承认”有罪”,公众会认为于国家于民主有功,从而以自己的牺牲否定了现政权的合法性,凸显了自己的主体性,虽然弱小但不再是弱者。在零八县长刘晓波被抓辩护以言论自由,我后来就写文章评论说这虽然争取了同情但降低了自己的政治高度。如果不承认”有罪”,认为”无罪,就要干”最好。所以”就要干”行动的意志是关键的。而认为”无罪,自己不想那么干”确实会消解自己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从伊力哈木教授判无期徒刑来看,这三十年的政治犯和政治打压也是有等级体系的,第一阶梯的是从党内高层试图越轨的,如赵紫阳,高高拿起板子,轻轻发落。自己人,所以那一些”打压对党不好”的劝谏的话,社会舆论是有用的,之所以有用,就是因为千丝万缕的关系在。第二阶梯是党内边缘人士公知,权贵的奴才,这些类人不确定,也许轻打,也许重打,劝谏的话也许有用,也许没用,就看他的主子们有没有个把大发慈悲。第三阶梯是奴隶或政治贱民,这类人属于严打对象,专政铁拳打得到肉的,这时候再大社会影响,再多呼吁都不影响严打。伊力哈木虽然是公知,但是被奴役民族的。对伊力哈木被重判,对党妈大喊这对党不好,是个政幼稚病。这种思维方式,就是证明这三十年的民间抗争是比较幼稚的,是党内性不断渗透到民间,民间把自己也当做党内性的延伸部分,我认为这三十年的知识分子抗争充满着极权主义的病毒,是极权主义控制渗透公民社会的有力证据和有机组成。因为我呼吁民国当归,实在不行,就将就以”党外性”。“没有共党在场”,作为抗争合法性建设的前提。
在大陆能获得空间谈民主的,都已经是落后时代需要的,陈年烂货,陈芝麻烂谷子没啥用的。或者压根都是大骂小帮忙或者空炮。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否则共党是不会让谈的。也许行动没有这困境或者净化摆脱。我开始的时候,就意识到这一点,就努力挣脱这一困境,不断创新,让自己话语专制原罪尽可能稀释。尽可能逃出磁场和陷阱,我花费了很多努力。
在这样一个五千年的无物之阵之中,我们始终有无知之幕:我们的抗争会不会是对方延续专制的阴谋。例如民营企业家就是共党养的猪,是努努长得白白胖胖的,但这还是为了党国杀猪的时候多几斤肉。在专制猪圈里面,猪使劲长肉式的抵抗,只有神意偶然让猪圈倒了,这肉才是为自己长的,但自己还是猪。
有自我警惕,才会机会挣脱牢笼,没有警惕,就是努力给党国长猪肉。当我们民间的力量与党国悬殊,手段和能力距离目标遥远,小伙伴画饼充饥,望梅止渴,是不断靠想象和自大来”获取”胜利,我就越怀疑党国的阴谋施加于我们身上。
共党主导侵蚀造出来的世界,并不是巫术的世界,并不是很多人花瓶与口炮,念念咒就能变好的。在共党的主动进攻下,我们被迫地回答共党出的考卷那样,按照其安排和设定的方法进行抵抗之间,被议题设定,就像在猫手中被玩弄的小老鼠,有什么政治拯救之力呢,怎么可能超脱出茫茫苦海。
在专制出的试卷中抵抗得津津有味,很有悲壮的英雄感,自信满满,你们看到了希望,我看到美好被毁灭的悲剧。相对于启蒙,维权算一次自我议题设置,相对于公车上书,加入民众为民众维权算一次自我设置议题,相对于改革与革命,民国当归算一次自我设置议题。尽管处境是相同的,都是知行分离,行动无能,但我使劲在克服在超越,在猪圈之中抛弃猪努力长肉吃地沟油的抗争。
虚拟的政治反对派,算党外性,但并不是如台湾民进党那样的”党外抗争”,因为民进党还有公民社会根基,党外抗争还可以由公民社会来承载或者支撑,而大陆的连公民社会本身都是雏形,还有不稳定性,公民社会还需要建设,正如老民运胡石根还得建设教会一样。政治反对派在当下性中只会是虚拟的图景,形成不了。还有一个很致命的问题就在于,他们是站在共党雄壮的城门叫骂,没有武器攻城,时间长了,就成了这罪恶之城的风景之一,努力做党外性但成了党内性的伤疤,还是党内性。道德批判,自己是没法成为主体的。按照瘦痴的讲法,它必须以党内公知为寄宿的宿主,共存亡。只有两个城的”汉贼不两立”,才能使民间阵营有着主体性,我的想法在旷野建自己的城,建设保守自己的城,虽然弱小,但时间必定站在我们这边,对面的城必定荒芜倾倒,遭到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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