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清除美国文化影响的经过

作者:杨奎松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确定了三条对外方针。用毛泽东比较形象的语言来表述,这就是:“一边倒”、“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由此可见,新中国政权能否稳固是问题的关键。当时新政权还只能采取联合政府的形式,允许相当部分“旧民主主义分子”、“民主个人主义”者进入政府。而这些人对美国有着相当好感,力主新中国应当在美苏之间保持中立的“中间派”们,在中国的城市居民当中还有着很大的社会基础,毛泽东担心他们中的某些人有朝一日会成为美帝国主义“从内部来破坏革命”的那种“反对派”。这也正是为什么,当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刚一公布《美国与中国关系》(白皮书),毛泽东马上作出激烈反应的主要原因。他反复告诫那些仍然对美国抱有幻想的“中间派”、“中间阶层”、“落后分子”,或者“自由主义分子”、“旧民主主义分子”、“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们,万万不可继续执迷不悟,坚持“亲美”、“崇美”、“恐美”的“错误思想”、“糊涂思想”和“反人民的思想”参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83~1516页。美国政府的白皮书,尤其是艾奇逊寄希望于中国民主个人主义势力的观点,让新政权感到极大的威胁。因此,建国伊始,新中国政府就不能不把切断美国与中国的政治、外交、经济、文化联系,肃清美国在中国的社会影响,设定为一个极为重大的政治斗争目标。而由于中共全面执掌政权,美国在政治、外交乃至于经济上,均因与新中国绝交而对中国大陆失去了影响力;因此,从社会文化的层面切断大陆民众与美国的联系,消除城市居民中“亲美”、“崇美”、“恐美”思想,彻底摧毁“民主个人主义”的社会基础,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显得特别突出。


美国文化的影响,包括宗教、学校、广播、电影等四个方面。本文分别就新政权对上述影响所采取的清除措施及实施的经过,作一概略的考察。


一、阻断美国的宗教影响


自抗日战争以来,中共对西方宗教始终采取比较宽容的政策。这除了抗战期间出于统战的需要外,还基于对信仰自由及苏联经验的理解,相信这种宗教问题有其特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不能靠强力来取消。因此,即使在战后土改运动期间,地方上接连出现粗暴对待基督教和天主教神职人士与教徒的情况,一旦发现,中共中央通常及时去电批评和制止。在1948年,中共中央曾专门发出过《关于宗教信仰政策及处理教会问题的指示》,再度告诫各地:“我党对中外教会采取信教、传教自由政策(只要遵守法令,不加干涉),系根据现阶段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而来,即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宗教信仰仍然存在。须知天主教、基督教之存在是有其一定社会经济基础的,纵然封建落后,甚至反动,但并非一下能消灭的。如果采取毕其功于一役的办法,借土改或间谍案的机会,将教堂没收消灭,必犯冒险主义的错误。”《中央关于宗教信仰政策及处理教会问题的指示》(1948年11月)。


新中国成立之际,在大陆范围内天主教和基督教徒已有将近400万人。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允许其在遵守我们法令的条件下继续活动”的基本方针《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3页。,吸收两教重要人士进入政治协商机构,以便对其施以监督和影响。但由于天主教组织严密,且直接受命于梵蒂冈,神职人员多为外国传教士,故与中共始终疏远隔膜;而基督教因为教派林立,神职人员中中国人相对较多,有些还颇为进步,与中共人员又久有来往。因此,在政治协商会议召集之际,中共中央统战部就特别吸收了吴耀宗等5名基督教人士来做宗教界代表。


然而,在美苏冷战的背景下,基督教的相对开放,特别是中国相当一部分基督教团体一直依赖于美国教会的资助和指导,从而在实际上受到美国教会的控制;苏联方面又对美国人在中国的活动和影响高度关注,因此一些地区的基督教活动很快就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警觉。1949年11月17日,李克农曾告诉苏联大使罗申说,华北一些基督教传教士和宗教人士的活动很令人怀疑。中国的基督教过去主要活动在城市中,而今却经常有很多农村里的中国人来到城里参加基督教会所组织的礼拜和祈祷。参见《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关于李克农谈话的备忘录》(1949年11月17日)。一些省市领导也表现出了类似的担心,他们提出:“某些宗教活动的范围,已经超过了宣传宗教的限度,对我们的工作发生了相当的影响。”参见《上海市委宣传部关于搜集有关宗教活动的材料的通知》(1950年5月18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A22-2-4~11。


随着类似的情况日渐增多,中共中央对两教的担心明显地变得越来越严重。1950年3月21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基督教和天主教团体,必须从政治上和经济上与帝国主义割断联系,实行“三自”,即“自治”、“自养”、“自传”《李维汉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21页。至于原因,周恩来随后表示:“各地基督教天主教中有混进帝国主义的间谍,加上帝国主义国际背景”。要避免让人怀疑,就不能允许外国人在中国传教、办教。“中国教应由中国人办。”《周恩来在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第二次报告》(1950年4月13日),陕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23-8-1。


在中共的推动下,7月28日,吴耀宗等人联名发出了《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即《三自宣言》),号召全国基督教徒一致切断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以爱国主义精神,实行自治、自养、自传。罗冠宗主编《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文选(1950-1992)》,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1993年,第16~17页。中共中央随即发出《关于天主教、基督教问题的指示》,第一次把天主教和基督教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以至帝国主义间谍活动直接挂起钩来,提出:“我国的天主教、基督教,一方面是宗教问题,另一方面在长时期中又被帝国主义用为对我国进行文化侵略的工具,其一部分组织又被帝国主义用为进行间谍活动的机关。”鉴于两教具有相当的群众性,我们不能靠行政命令的办法简单取缔,而应以爱国主义的宣传,通过揭露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与间谍活动的阴谋,领导和支持其中的爱国分子,推动两教自身的革新运动,把两教变为中国人自己办的宗教事业。《中央关于天主教、基督教问题的指示》(1950年8月19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22-2-1-1~3,并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海南出版社,2000年)第53页。同年11月,四川广元天主教发表《自立革新宣言》,在此前后,上海天主教人士也提出中国天主教应由中国教徒自办。


由于顾虑到数百万教徒的态度,中共中央这时对于实现两教彻底切断与美国等国联系的时间表,尚无严格的限定。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明确主张:“此事不宜太急,太硬性”,以免“造成对立”。“要把美帝国主义的残余势力从中国完全肃清,还需要三四年的时间。”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497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09~110页。但是,9月23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全文刊载了吴耀宗等人的《三自宣言》后不久,中国就被迫出兵朝鲜,与美国作战,这一情况不可避免地冲击了中共此前的斗争策略。


1950年12月,美国政府公开宣布冻结中国在美国国内的财产,并宣布将对中国实施经济封锁。28日,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也公开作出回应,宣布管制美国在华一切财产、冻结美国在华公私存款,并通过了文教委员会主任郭沫若所作的《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报告》。该报告要求一切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乃至宗教机关和团体,均须立即切断与美国等国的联系,改由政府接办或由中国人自办《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510~515页。上海市政府以减免房地产税等经济措施,支持和帮助上海教会人士开展“三自”革新。


抗美援朝运动极大地支持了中共所进行的爱国主义的宣传鼓动工作,因而也使得发动针对外国传教士的血泪控诉活动和驱逐以宗教为掩护从事反华活动的外国神职人员的行动,迅速成为一种潮流。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1953年12月,全国先后有134个城市召开了针对“帝国主义分子和反革命败类”的大规模的控诉会169次,至于各地小规模的控诉会则不计其数《三年来全国基督教工作基本总结和今后工作的方针任务的意见》(1953年12月4日),陕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23-3-305。


在这场清除帝国主义文化干涉与影响的运动当中,有着严密教规约束,直接受命于梵蒂冈的天主教团体,明显地要较各自为政的基督教团体顽固得多。然而,由于战争的关系,美国在华传教士的反革命威胁更为突出。因此,这场斗争的重心明显地更侧重于清除美国在华残存势力和影响,许多美国传教士被控从事间谍活动,或从事反革命煽动活动,受到拘捕或驱逐。如1951年1月以后各报陆续披露的各种外国传教士、神甫及主教的反革命案件,几乎全部都是美籍神职人员。像平原省的米甘,湖南省的高尔飞、翁明德,广东省的福尔德,湖北的牧育才、郭时济、徐贲德、苏良,广西的其履根,江西的费济时等,都是美籍。只有天津的文贵宾和满世济是法籍和荷籍。参见《新湖南报》1951年1月24日、4月3日;《平原日报》1951年2月23日;《新华日报》1951年5月29日,7月12日;《长江日报》1951年6月13,22日;《天津日报》1951年6月24日;《湖北日报》1951年7月19日;《苏北日报》1951年8月12日;《东北日报》1951年8月15-16,21日;《光明日报》1951年8月18日,等等。


因为这种情况,也因为基督教团体在中国各种派别甚多,和国外教会联系的情况差别甚大,因此,基督教徒响应吴耀宗等人的《三自宣言》,也就明显地容易得多。到1953年底,参加签名的基督教徒,已达到了40万人之多,大约占到了全国基督教徒总数的2/3。《三年来全国基督教工作基本总结和今后工作的方针任务的意见》(1953年12月4日),陕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23-3-305。因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与美国全面对抗,再加上抗美援朝运动在国内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动员的社会压力,和从事反华活动的外国传教士的相继被驱逐,新政权一举达成了阻断美国通过宗教组织渠道继续在中国发挥影响力的既定目标。


二、接办美国津贴的学校


与针对美国宗教渗透的斗争相比,关于新中国成立以后与美国争夺对大中学生的思想影响问题,则多少遭遇了一些麻烦。


根据刘少奇1949年7月4日给斯大林的报告:“仅仅英、美两国,在中国设立的专门学校与大学校就有卅一所,神学院卅二所,图书馆廿九所,文化团体廿六个,中学校三百廿四所,小学校二千三百六十四所。”《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第12页。因直接由美国方面的资金支持和赞助的学校数量众多,在中国各类学校总数中所占比例较大据1950年6月1日《马叙伦部长在第一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的开幕词》中说:当时全国共有高等学校我227所,其中教会设立的学校24所,约占总数的10%。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海南出版社,2000年)第25页。,因此,学生乃至教授职员中对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抱以好感者自然人数众多。由这些学校培养出来的毕业生,每年大量地进入到社会当中去,包括就职于政府机关和各类学校,他们也就不可避免地会把“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情绪散布到四面八方。和较多地在宗教信仰的范围传播思想和进行活动的基督教、天主教教徒比较起来,这些学生和教职员在社会中的影响范围显得更要广泛得多。新政府必须尽可能快地缩小美国在这方面的影响。


但是,和解决西方宗教影响问题一样,新中国成立之初,因所面对的问题异常繁杂,一时也只能牵就,根据轻重缓急,对学校工作则采取循序渐进的策略。新政权在各类有着外国背景的学校当中所采取的初始做法:一是发展进步势力;一是强化政治思想教育。但这两方面的工作,都受到了相当大的挑战。


在发展进步势力的问题上,新政权依据以往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开展学生工作的经验,借助于政权和舆论宣传的力量,对所有教会学校和直接受到教会资助的大中专学校,都大力进行了党团组织的建设,并以党团组织,特别是以青年团组织为中心,通过各种方式联络靠近政府的同学,在学生中发展进步势力。这一工作一度取得了相当明显的成果。以上海沪江大学为例,到1950年初,全校学生958人中,就已发展党员27人,团员178人,进步学生占到全校学生的1/3,信教学生仅为273人,占全校学生的24.7%,即还不到1/3。


但是,由于中间派学生亦长期受到社会中“亲美”和“崇美”的文化心态的熏陶与影响,反感新政权强化学生的政治教育。尤其是在有教会或美国津贴背景的学校学生当中,对美国抱以好感的人数众多,以至于当时中共的政治宣传往往会受到学生们的公开抵制。比如,上海沪西区委书记在圣约翰大学作《国际形势与美国政策》时事政治报告中批评美国时,却被学生当场鼓倒掌,弄得几乎下不来台《徐汇区委宣传部宣教工作报告》(1950年6月14日),上海档案馆藏,档案号A22-2-5-88。上级领导人来作政治报告都如此,这时在教会学校里开设政治课会遭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就更是可想而知了。


因为新中国刚成立时,各大城市中进步学生的政治热情十分高涨,因此最初政府明令在高校开设政治课时,一般反映尚好。多数学生因为新鲜,也不大反感。但是,时间一长,情况就大不同了。一方面,当时没有统一的政治课教材,多数学校政治课教师本身就是勉强为之,对中共的知识及其理论了解很少,只能以读报和教条式的口号解读作为教授的内容,这种教学方式很快就开始让学生感到厌烦了。另一方面,在一些教会学校,政府明令不许以宗教课程作为必修的内容,却硬性规定要开设政治课,结果是这边神职人员不能向所有学生宣讲上帝造人的学说,那边信教学生却必须接受政治课教师教授由猿变人的进化论观点,这不可避免地造成学校内部教徒和反宗教师生之间的尖锐对立。


为了巩固教会学校中教徒对上帝的信仰,许多学校的牧师采取了对抗政治课教育的做法。不允许上课讲圣经,他们就利用课余时间组织青年讲座、圣经小组,开办圣经班、慕道班、唱诗班等,加强对学生宗教信仰的引导和影响《教会学校工作简报(二)》(1950年5月27日),上海档案馆藏,档案号B105-5-1345-1~2。而一些极端顽固的神职人员,更是积极在教师和学生中进行反宣传,声称:“共产党是魔鬼,不要和他们接近,会被他们引诱去的。”宣传“苏联穷得很,它还要请美国帮助,怎样能帮助中国呢?”煽动学生说:“美国人就要回来了,你们不要进步。”劝告教师说:“天主教的人不能讲政治课。”他们还经常组织学生观看美国电影,影响到在一些教会学校里,学生们“一见到美国旗就鼓掌,并高呼说‘美国太棒了!’”天津市委宣传部:《关于满济世和圣母御侍团有关情况报告》,1951年5月7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215-4-56-1~9。因此,一些学校里学生反苏亲美态度明显,传播“亲苏亲美不亲民”、“蒋匪毛匪都是匪”之类的顺口溜《教会学校工作简报(二)》(1950年5月27日)。,则成了一种时髦。


毫无疑问,中共中央对教会学校以及受美国津贴资助的相关学校团体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觉,但此时还没有做好接收这些学校的足够准备,因此,更为注意的焦点则是那些可能威胁到政权稳固的上层宗教教育界人士。担心他们中的某些人士有朝一日会被美国人招募成用来实施“内部破坏”的间谍《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关于李克农谈话的备忘录》(1949年11月17日)。而对于一般的教会学校,即使存在着诸多问题,新政权当时通常无意采取断然措施来解决问题。像对天主教创办的辅仁大学,教育部虽全力赞助进步校长陈垣在学校中贯彻政府意图,但当天主教会以停拨经费要挟陈垣解聘积极宣传反宗教观点的几位政治课教师时,教育部对此也只是根据学校的请求,不声不响地支付了该校当月所需的经费而已,并未乘机将学校收归国有。不仅如此,教育部部长马叙伦随后还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与天主教会代表进行了具体的商谈,希望教会在遵守政府基本政策和相关法令的条件下,恢复与辅仁大学之间的关系。只是因为天主教会明确表示不能接受政府方面提出的条件,教育部才不得不宣布由政府接办该所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第62~63页。


基于此种情况,新政权对教会学校以及有美国背景的其他学校中发生的情况,一度也坚持采取不扩大矛盾的做法。比如,1950年10月初,教育部就政治课教育所发布的指示,虽然明确提出要把进行反美教育列为政治课教育的中心任务,强调要“首先进行反对美帝侵略及批判对美帝存在幻想的教育”,但是,针对发生在教会学校中的种种问题,却仍旧特别说明:“在教会学校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注意不要刺激宗教感情,着重团结全体师生,从政治上争取和团结教友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可根据理论说明宗教的本质,不得发动群众性的反宗教的运动,或组织反宗教的展览会和群众集会等。”《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第60页。只是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之后,特别是美国宣布对华经济封锁之后,新政权的这一做法才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1950年12月,由于美国方面率先采取了对华经济封锁的政策,中国政府不得不面对要部分接收受到这一冲击影响的那些过去接受美国津贴的学校的现实。29日下发的《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报告》中,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对美国津贴的中国学校的情况,进行了如下说明:即“在中国20所教会高等学校中间,受美国津贴的即占17所之多;300余所教会中等学校中间,受美国津贴的约近200所,几占2/3;小学方面受美国津贴的约1500所左右,约占全部教会小学的1/4”。显然,报告并不主张将这些学校全部收归公办,它力主在实行完全自办的原则下,最好仍由私人出资,不得已时再交由政府接办。《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第71~72页。


根据政务院的这一决定,教育部于1951年1月11日下发了《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教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关的指示》,要求将凡过去接受美国津贴的学校,应根据情况改由中国人私人出资办理,或接收为公立学校,而美籍董事一律解职,美籍人员一律不得担任学校行政职务,美籍教师可酌情处理。而考虑到现实的条件和斗争的策略,指示明确要求各地务必要“将接受美国津贴的学校与接受其他外国津贴的学校区分开来”。《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第75~76页。


经过一系列的工作,到这一年的12月26日,教育部正式报告政务院称,整个处理工作已告完成。由政府接收改为公立的高等学校计11所,改由私人出资维持而政府补助的计9所;改为公立的中等学校计51所,改由私人出资维持而政府酌予补助的计217所。另外还处理了465所初等学校。总共有753所大、中、小学,“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文化侵略的工具变成为中国人民服务的教育事业,使18万余青少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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