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道: 为“民主”与“博爱”的事业而奋斗! ——赵常青弟兄访谈录

文/钟道

赵常青简历

赵常青,一九六九年四月出生于陕西南部的秦巴山区,一九八八年考入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

一九八九年四月中旬学潮爆发后,积极参加和组织反官倒、反腐败、争民主、争人权的爱国学生运动。五月中旬与其他同学共同发起成立陕西师范大学学生自治会并担任自治会宣传部长;北京戒严后,曾组织一学生“声援团”前往天安门广场声援并加入“外高联”;“六四”大屠杀后被捕并先后被关押于劳动人民文化宫、“K字楼”和秦城监狱。

一九九七年九月,中共十五大召开前夕,赵常青曾撰写《改革政治体制,走民主化道路》的公开信分寄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各省省委书记(包括各直辖市市委书记和各自治区党委书记),呼吁中共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走民主化道路。

一九九八年元月因竞选人民代表被汉中市国家安全局逮捕,同年七月,被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同年九月赵常青被送往汉中监狱(陕西省第三监狱)服刑。与此同时,赵常青被所在单位国营八一三厂 “开除厂籍”。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七日,中共十六大召开前,因从事民主人权活动(包括起草《中国公民运动宣言》草案、联络国内一百七十余位民主人士签名营救闯关回国而被捕的杨建利、组织全国一百九十二位民主人士联署致信中共十六大要求民主改革等)被西安市公安局逮捕(陕西省公安厅直接参与),二零零三年八月被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再次判处有期徒刑五年,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在渭南监狱服刑期间,赵常青因抗拒改造,被关过四次共计十个月的禁闭。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平安夜,在陕西省渭南监狱,赵常青蒙神呼召,自己给自己洗了个凉水澡,宣布受洗并归入主耶稣基督的怀抱,成为基督徒。二零零六年初,赵常青因拒绝参与狱中队列训练而被第四次关禁闭,通过祷告,蒙神“给力”,进行了非常成功的维权抗争,为被关禁闭和“严管”的服刑人员争取到吃饱饭的权利。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底刑满出狱后,二零零八年底,积极参与《零八宪章》的讨论和修改工作,是首批三百零三名《零八宪章》签署人之一。二零零九年到北京后,参与了系列维权活动。并与胡石根、范亚峰等人成功组织两次“挺温”研讨会。

二零一零年十月八日下午,因集会庆祝刘晓波获得二零一零年度“诺贝尔和奖”,被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处以行政拘留八天(与王荔蕻、屠夫吴淦一起);后被遣送回老家县城一家宾馆里软禁七十八天。

在从事相关民主人权活动的同时,赵常青还先后在海外刊物《民主中国》、《北京之春》、《博讯》、《民主论坛》、《维权网》上发表数十篇文章。

二零一一年,饱经磨难的赵常青在北京爱加倍教会与一主内姊妹结婚成家,二零一二年六月蒙神恩典,喜得一子。

二零零四年,赵常青获得“全美学自联”颁发“自由精神奖”,二零一零年与王荔蕻、吴淦共同获得国内维权界颁发的“纳米诺贝尔奖”。


采访缘起

对于赵常青弟兄我早有耳闻。二零零九年他来北京之后,我们曾经一起参加范亚峰弟兄主持的北京中原教会的周四查经。在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之后,我去参加北京守望教会的聚会,并成为守望教会的会友后,彼此就分开了。再后来,就听说常青弟兄在北京爱加倍教会由崔约瑟牧师进行了正式洗礼。到了二零一一年,听说常青弟兄结识了一个主内基督徒姊妹,并结婚了。我当时见到婚后不久的常青弟兄时,就发现他的面容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精神饱满、容光焕发,疲惫受伤的心灵获得了休整,从主耶稣基督而来的大爱,充满了常青弟兄的心胸,气色和神情都给人一种蒙了神莫大恩典的感觉,重生得救的确信洋溢在常青弟兄的神情和话语之中。


到了二零一二年初,因着北京守望教会持续近一年的户外敬拜,在过了圣诞节之后仍然无法回到室内的缘故,而守望教会治委会也鼓励不能去户外平台敬拜的守望会友,参加北京其他教会的聚会。我经过与朱红弟兄的商谈,就恢复了北京中原教会停了五年的菜市口聚会圣所的聚会,于每周六的上午十至十二点,在其中做些服侍性质的讲道事工,主要是带领查考《罗马书》。其间,常青弟兄来参加过我们的几次聚会,在服侍北京中原教会菜市口聚会圣所的同时,我也写一些访谈类的文章。想起常青弟兄从一九八九年大学一年级的时候起,就献身于中国的民主化事业,并为此三次入狱,两度被判刑,在监狱中度过了近八年半的青春时光,经与常青弟兄约定后,做了如下的访谈。

亲历八九民运和秦城监狱的青春无悔

钟道:从你的简历上看,在一九八九年你二十岁的时候被关进秦城监狱四个半月,很多当年因“六四镇压”而被关进秦城监狱的人,都以此为荣,并自称为是“秦城大学”毕业的,你可以对这段经历做个回顾吗?

赵常青:好的,这要从我思想上的转型谈起。实际上,我思想上的转型,在高中时期就表现出一些苗头。在上高二以前我一直是优秀学生,对执政党是完全信任的,接受的是共产主义的传统教育,从少先队员、共青团员一路过来,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当时对共产党是没有任何怀疑的。

在一九八六年,我还是高二学生,当时看到农村搞计划生育,拆房子,抢粮食,抢东西,打人。我心里想,这政策怎么走到这么个地步?以后就开始怀疑。然后把这一现象做了一个社会调查,就计划生育问题在我们村和周边几个村做了一个调查。见到的情况非常令人遗憾,我就写了一篇作文,我们语文老师认为我写的很好,但他没有敢给我写评语,他在班上将这篇文章读了,影响很大,他又将它推荐给高三的语文老师,在老师之间传阅。这篇文章已经表现出对现有一些问题的怀疑,但是就事论事,并没有上升到对制度层面的检讨。

到一九八六年冬,合肥、南京、上海等地发生了学潮,学校老师让我们写批判自由化的文章。尽管我已经处于一种怀疑状态,但还只是就具体问题而言,并没有从更高的层面去思考。所以老师让写文章批判,我便积极写文章批判“方刘王”,即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老师认为我的文章写得好,还贴出去展示。

一九八八年我考上了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考学考的不如意。我当时成绩是我们县第二名,而且是我们家乡的第一个“大学生”,我第一志愿报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但人大没录上就把我给调到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去了,我虽然很不高兴,但考虑到一些实际情况,我还是去上学了。

上大学之后,我的眼界和视野空前的扩展,通过在图书馆阅览室的大量阅读,我发现我们中学时代所接受的教育和现实的实际情况截然不同,甚至是完全相反的。比如说中学课本里会讲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通过比较发现,社会主义整体上比资本主义要差得远,如苏联不如美国,东欧不如西欧,北朝鲜不如南朝鲜,大陆中国不如台港澳,这一比较,结论就出来了。

而且当时正处于八十年代后期,正是中国 “文化大讨论”的高潮阶段,学界和知识界的思想启蒙运动异常热烈,当时有好些书刊影视对我影响非常大,比如《河殇》,严家其写的《文革十年史》,李泽厚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都对我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在这样一种文化大讨论的背景下,我的视野发生变化,相应的我的思维也发生了变化。

在一九八八年冬的时候,我对社会现实问题非常关心,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是《危机!危机!!危机!!!》,当时就想将这篇文章修改之后,寄给邓小平和赵紫阳这两位领导人的。这些危机主要指一九八八年的经济危机,农业危机,生态危机,意识形态的危机和道德危机,当时的危机感特别强烈,后来这篇文章放在自己抽屉了,没有发表,留下来了。

一九八九年春,开学后当时校办杂志《大学春秋》和校团委为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进行了征文活动,主题是“五四精神与现代化”。我当时思想非常活跃,就写了一篇题为《西化与现代化》的文章,一万多字,评委老师给的评语是“此文体系庞大,前后贯通,但字数过长,可以作为毕业论文入选”。而我当时还是大一的学生。在这篇文章里,我第一次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对现实体制的否定,认定了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要走“西化”的道路,“西化”在某种意义上和“现代化”就是等同的概念。而且在这篇文章中,我第一次为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平反”,对于一九八六年的自由化思潮我起初认为是错误的,但到了一九八九年春,我认为这就是对的,在文章中就谈到中国应该实行民主化和多党制、三权分立等等。

与此同时,我当时的危机感也更加的强烈,在日记及给同学的通信里面,我多次写到:“我现在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意识,希望走上街头,向民众进行宣传,引起民众的注意,来挽救这个民族和国家面临的系列危机。”我心里的这种呼唤和担忧,与一九八九年春的整个社会心理高度吻合。当时我还很年轻,只有二十岁,但心里就有这种呼唤,就有这种焦虑——更加“巧合”的是时间不长,我的这种“危机”感就变成了学潮的现实。我写文章的时候是三月份,四月中旬学潮就发生了。

刚进大学时我就常收听美国之音和BBC,一九八九年春还有一系列件事对我的影响也比较大,这就是方励之、许良英在北京发起的知识分子签名运动,要求释放魏京生。我在收听BBC的时候第一次了解到魏京生,我觉得他很了不起,提出“第五个现代化”,对共产党的“四个现代化”形成强烈冲击,还有布什邀请方励之参加宴会。这一系列事件在我心中做了前期的铺垫,在《西化与现代化》文章里我已经给“方刘王”平反了,即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而且对于一九八六年冬因为学潮被迫下台的胡耀邦,引起了我深深的同情,发自内心对他十分认可,当时认为他是中国的民主先驱。

钟道:以上谈了你思想的转型和觉醒,在具有了民主思想的基石后,当胡耀邦去世这件事突然发生后,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赵常青: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号那天,我们全班同学出去春游,那天是星期六,春游到下午的时候,一个同学拿着收音机在路上听,听到胡耀邦因病去世的消息,我第一句话就说:“胡耀邦去世不仅对于国家是个损失,至少对于我个人是个重大损失。”这是我当时的原话。回到学校当天晚上特别困,特别累,我还是爬在床上写了一篇悼词。有悼词,还有挽联,我不会写毛笔字,把纸就往那一铺,请同宿舍的同学抄写上去。

写好之后在第二天早晨就贴出去了,贴到学校的公告栏了,应该说我是历史系最早悼念胡耀邦的。贴出去之后,在四月十六号我就到其他高校去看情况去了,到西安交大、西北大学去看,不约而同的都有一些悼念文章的大字报。

到四月十七号,我知道西北政法学院有一个悼念胡耀邦的小型集会。上午我连课都没去上,就买了宣纸,扎了两朵有小脸盆大小的大白花,请女生扎的。扎好之后,中午饭后,我就和同宿舍的另外一个同学,拿着大白花前往西北政法学院参加悼念活动,却不料在学校大门口被守在那里的学生处老师和门卫给拦下来了,我就说:“参加悼念活动怎么不可以去呀?”老师就说啥:“你咋不买张飞机票到北京去参加悼念活动呢?”没办法,我们只好退回来,从另外一个小门出去参加了西北政法学院学生的游行悼念活动。

大概在全国性悼念活动的压力下,四月二十二号,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胡耀邦的追悼会。我在学校联合教室看完追悼会的直播现场后,就和其他同学自发的上省政府新城广场去了,那个集会活动非常壮观,整个新城广场是人山人海。当天下午,集会民众遭到驱赶和殴打,但愤怒的市民们进行了勇敢的反击,集会民众与全副武装的警察发生了激烈的拉锯战,停放在省检察院里的汽车也被愤怒的市民放火焚烧了,以至于《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公开点名批评了西安,另一个被点名的是“长沙”——说什么“在西安、长沙发生了一些不法分子打、砸、抢、烧的严重事件”。

悼念胡耀邦的活动结束以后,中文系、历史系、物理系、政教系等系的一些比较活跃的学生,就开始组织学生组织,叫“大家谈”,“大家谈”是学生沙龙性质的,差不多每天晚上一些活跃的学生就聚到学校的一个教室谈论一些时事方面的事情。

到了五月三号那天,我们开始酝酿(在西安的)“五四”大游行,我起草并张贴公布了《五四宣言》和《告师大老师书》,下午黄昏的时候,在学校大操场举行学生集会,我们在上面做了动员。第二天上午,我为学生游行队伍,制作了的第一面横幅,上面写着“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八个大字。虽然我当时只是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但是我制作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横幅则成为学校游行队伍里面的第一面旗帜,而且这八个大字此后也成为规范我整个人生、规范我所有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最高宪法,这是我在八九年第一次带领大家扬起了这样一面旗帜。

钟道:在追求宪政民主的道路上,很多人都走过了一条由自发到自觉的道路,请谈谈你是如何经历由自发到自觉的?

赵常青:“(西安)五四大游行”之后,学校还是继续上课,但是北京学生开始绝食以后,对全国各地影响很大。对我也一样,我就与其他学生一起酝酿响应北京学生的绝食运动。在五月十三、十四、十五号这几天,我们就酝酿成立学生自治会,到五月十六号,我们学生自治会就正式成立,有宣传部、联络表、情报部,还有组织部,就四个部,我当时承担了宣传工作,是陕师大学生自治会的首任宣传部长。

五月十六号晚上,在学校教学大楼前,拉了一排桌子,做学生动员。学生很多,在下面讲学生听不见,就喊叫让登到桌子上,我就第一个登上桌子演讲,号召第二天全校罢课,去游行,声援北京学生的绝食。这次演讲很成功,一些老师也支持学生,我演讲之后一些老师也登上桌子演讲,五月十七、十八、十九号,我们也组织了一些宣传团,到一些工厂和街道里面向市民宣传,宣传主要是反官倒、反腐败,还有就是争民主。我们的游行队伍唱的歌主要是《国际歌》,当时我们都是无神论的,没有救世主,要靠我们自己来救自己,做天下的主人,从民主的角度,影响都非常好。

五月十九号晚上,李鹏发布戒严令以后,我当时也和自治会其他一些同学和老师去到钟楼和新城广场,把学生往回劝。当时天上下着濛濛雨,学校去了大轿车,我们担心出一些什么事,所以就把学生往回劝。

回来后我就辞去了学生自治会宣传部长的职务,我另外组织了一个学生声援团。在五月二十二号,就从西安到北京,戒严之后西安到北京的直达车停开了,声援学生很多,没办法就先上了西安到郑州的车,在车上我先把各个车厢的学生(包括同一列车上的西安、咸阳、汉中学生)进行了登记,登记后经过与列车长商量,将所有学生集中到一列车厢里。

在火车快到郑州的时候,我站到座位上给全车厢的上百位同学做了一次简单讲话,主要内容是:请大家上下车及转车时要互相照顾,注意安全,有什么问题要相互及时通气,集体解决。最后我翻开记录有北京学生《绝食宣言》的笔记本说:“我请大家跟我一块宣读北京学生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所宣读的这份《绝食宣言》,也当作我们进京斗争的誓言!”。同学们都说好,一下子全站起来了,气氛变得庄严肃穆,于是我请大家举起右手,我也举起右手,所有同学都举起了右手。接着我照着笔记本领读一句,大家跟着读一句。那一刻不管是男同学还是女同学、不管是本校的还是外校的,所有的人都以非常激昂的声调跟我宣读这份誓言,斩钉截铁般的声音震动着整节车厢。宣誓完毕,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我又请大家一块唱《国际歌》,随着我起的头:“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大家便放开青春的嗓门唱了起来,车厢里的气氛很有一些悲壮感,大家都有一种奔赴国难的感觉。“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不仅是一百多年前巴黎工人阶级的呐喊,它也是所有反压迫、反专制、反强权人民的战斗歌声。那一刻,当我站在座椅上看到那一张张青春的脸庞,听着这淹没整节车厢的《国际歌》声,我的心里是无限激动的,我感到了一种澎湃的热血,感到了一种激荡的旋律,感到了一种壮丽无边的时代最强音!

钟道:听说在发生“六四镇压”的那天,你并不在北京,这是怎么回事?

赵常青:我们是五月二十三号到北京的,天安门广场正是旗正飘飘、人山人海,看到“召开人大,罢免李鹏,要求民主,反对军管”的十六个大字挂在人民纪念碑上,我当时心里非常感叹,我感叹的是什么呀?就是:“我第一次到北京,居然是以这样一种从来没有想到的身份出现的,居然是带着这样一种非常强烈的使命感,像五四运动的学生一样,来挽救民族危机,争民主,反腐败,反官倒,争人权。”我觉得这也许就是我一生的使命和异象。

然后我在北京做了一些事,我参加了“外高联”,与连胜德、王醒、哈斯、华夏、刘云等人在一块做一些事情,五月二十九号晚,看到中央工艺美院的师生树立民主女神像,观看了这样的现场场景。到六月初的时候,广场的学生都已经很疲惫,我心里就有种想法,就是广场的学生到底还要不要坚守的问题。我当时是想:学生还一定要坚守,但是我觉得坚守的任务应该是交给北京学生来承担,因为外地学生在广场的生存环境实在是很恶劣,尽管北京市民非常热情,送小笼包子、水、馒头等等,尽管很热情,但是外地学生长时间在广场露天,还是处于非常恶劣的生存状态,而且各地学生回各地开展当地的学生运动也很重要。

在这种情况下,我当时就代表“外高联”到北大去,想找“北高联”王丹他们去沟通一下,想看他们对于广场的学生运动到底是一个什么意思,当时没有找到王丹,最后好像是封从德在和我谈这个问题,封从德的意思是外地学生回到本地去开展学生运动,可能更有意义。我当时是说:广场不能丢失。他说:北京学生能够坚守下来。

在六月二号,我当时收集了一些材料后,就跟连胜德(他当时是“外高联”副总指挥)说:“我到这来,差不多十天了,我先回到西安,把有些情况和那边交流一下。这边一旦有紧急情况的话,我会立马赶回来。”所以在六月二号的时候,我就坐火车回西安了。六月三号下午我到的西安,回到学校,匆匆的一洗,当时困得呀,倒头就睡了,一口气睡到六月四号,睡的很沉。

到六月四号早晨,我起来到楼下去买饭,大字报贴出来了。北京发生流血,已经死亡了几百人。我回屋赶紧把收音机打开,一听,果然是这样,美国之音和BBC都在报道,我立马和另外几个学生进行了商量,认为现在是真正需要支援北京的时候了,要往北京那边去。我简单收拾了一下,说:“先去打个前站,需要这边紧急支援的话,我会打电报回来。”就这样跟几个同学匆匆交待后,另外两个要好的同学把我送到前往北京的火车上,就这样,我从北京回到西安不到一天就又匆匆坐上前往北京的火车。

六月五号早晨十一点左右,火车到达北京丰台车站。从丰台上车的人说,北京火车站已经进不去外地学生了,进京的车辆都封锁了,只许从北京出,不能进。听到这样的说法,我立即决定跳车,无论如何不能被挡在北京外面。于是我迅速拉开车窗,从窗户上跳了下去,幸好当时的火车跑的不快,落地后只是翻了两个跟头,除了路基侧面的乱石扎破了我的手掌流了一些血外,其他部位没有受到伤害。我当时就想到广场去,从南礼士路过长安街的时候,就看到满地的瓦砾,街上被烧毁的车辆,广场那边根本进不去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就去找“北高联”,那个时候公交都已经瘫痪了。六月五号那天晚上我就住在北京外交学院,外交学院学生自治会的负责人是章华,章华就跟我谈了六月三号下午到六月四号,北京学生从广场撤退的一些情况,他说“他还要坚守”,我注意到外交学院国旗已经降了半旗,章华手臂上则戴着黑纱,学校的喇叭还播放着哀乐,那个场面很感人。他说“现在已经进入非常时期了”, “北高联”已经自动解散,已经不发生任何作用了。

钟道:在很多学生领袖和民主运动中的活跃分子都往北京之外跑的时候,你却再次来到了北京,这确实需要很大的勇气,请谈谈你是怎么进入秦城监狱的?

赵常青:在这种情况下,在外交学院我就决定做调查,我要了解六月三号到六月四号“北京屠杀”的真实情况,我当时给自己定了这样一个任务。考虑到那个时候街上还断断续续的有枪声,我在外交学院就写了封遗书,而且遗书是用红笔写的,一旦被流弹打死了,也好给老家的父母有个交代!

调查了两天,到六月七号,在西单,被戒严部队拦住了,拦住之后就把我一搜查,调查笔记,还有遗书什么的,就落到他们手上了。他们立马就把我捆起来,带到中南海新华门外,在长安街路边的树丛里边,就把我狠打了一顿。当时,天还下着雨,打完之后,我是头破血流。然后就五花大绑着,一前一后,一左一右,四个当兵的,前面一个军官,共有五个人,把我押着从新华门外前面的长安街往东走,走了不远,我就看见我附近的路边还有一个人也在挨打,应该也是学生。

当时整个从西单到天安门广场,全是军人。到天安门广场我一看,发现装甲车和坦克挤占了整个北广场,还有头戴钢盔、身穿迷彩、全副武装的士兵,是黑压压的呀!当时我就想:几天前,广场上还是旗帜飘扬的民主广场;几天后,就成了这样的一个恐怖的军警世界,我必须承认,当我在广场的时候,是根本没有想到这样恐怖主义的画面的。

当几个士兵押着我跨越金水桥向天安门里面走去的瞬间,望着悬挂在天安门上方的毛泽东画像,我心里突然想起了荆轲刺秦王前在易水河畔所发出的千古绝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是的,就我当时的身心状况而言,我觉得这两句古诗好像是专门为我而写的——当时的我浑身沾满泥污,被荷枪实弹的四个军人五花大绑地押送着前行,又时值黄昏,阴沉沉的天正下着濛濛细雨,而我的头上还流着血,雨水和着血水从头上顺着脸庞往下淌着——在那一刻我真有一种身赴刑场的感觉。

但是士兵们把我押进天安门,就交给戒严部队指挥部了。当时戒严部队指挥部就设在天安门里面,北京市公安局也在里面设了“服务”中心,戒严部队就把我移交给北京市公安局了。然后是搜身,抽掉我的裤带,剪去裤子上的腰钩,做了一个简单的登记,然后就把我押到车上。北京市公安局又把我从天安门里拉出来,拐了个弯,拉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去了。

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我被弄进一个小房子,我一进去,看见审讯的一张桌子,桌子后面墙上溅的血点,成爆炸状。估计是在审讯别人的时候,用手抓住头发撞墙,头上的血溅到墙上形成的。四周墙上是血迹斑斑,看上去很恐怖的,由于我已经被戒严部队打得很严重,坐在地上都站不起来了。是故审讯我的公安人员没有再打我,而是给我做笔录,做完笔录,公安人员就当着我的面在房子里面撒尿。估计是外面雨太大,尿急了,他也出不去,也不是故意的要羞辱我,但是他当时那个举动,当着我的面就在房间里撒尿,我当时是非常的吃惊。

然后,两个人就把我架着,我已经站立不起来了,腿都是肿的,就把我拉到另外一个房子,另外一个房子里面已经有一大堆人了,有学生,有市民。我进去以后,看到里面有学生和市民,就往学生这边一靠。靠墙角的地面则躺着一个全身乌黑的人,全身乌黑,从头到脚全身青紫,那是一个壮汉,很壮实的一个年轻人,戴着手铐脚镣躺在地上,半死不活的。我估计是被当做“暴徒”对待的市民。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前几天,都是几个学生把我扶进扶出,其中包括人民大学的刘希亮、南京建工学院的张建成,还有西北农业大学的柯伟。

到了六月九号下午,突然把我们拉出去照相,当时天色阴沉,照相回来之后,我们几个学生就商量,会不会今天晚上把我们拉出去枪毙,我们几个人讨论的结果是,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然后我们就商量,如果真把我们拉出去枪毙,我们就死之前一定要喊口号,当时商议要喊的口号很简单,就是“民主万岁、自由万岁”。结果是我们虚惊一场,其实把我们拉出去照相,后来也没有其他动作,就是人家的程序,需要你们的资料。

到六月十二号晚上,来了一辆车,把我一个人拉走了。拉到哪去了呢?拉到了半步桥监狱,在那呆了一个晚上。从六月七号到六月十二号五天的时间里,都关押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小房间里,在那里一天只吃一顿饭,一点稀饭,或者是一张饼什么之类的,勉强维持生命嘛!

六月十三号一大早就把我给送到秦城监狱去了。到了秦城监狱,我当时关在六号牢房,一进去,号子里面已经有三个人了。一个人是清华大学的孙建伟,还有一个北京师范学院的陈来,还有一个是我在广场“外高联”时的战友连胜德。我觉得我和连胜德的缘分在哪里呢?广场上在一块共事,都在“外高联”,在秦城监狱又关在同一间牢房里了。我当时就觉得很高兴呀!大家都是学生呀!患难之中见到熟人了,真是很亲切的。当时都戴着手铐,手都是铐着的。

钟道:那些当兵的对于在大街上抓到的学生和市民可真是够狠的呀!你在秦城监狱里是什么样的光景呢?

赵常青:秦城监狱那里睡的铺很低,我简单介绍一下秦城监狱。那个睡的铺是木板的,是木板通铺,那个木板通铺离地面大概不到一尺高,边上有暖气片。窗户是通气窗,靠着房顶的,你站起来是看不到窗外景观的。

六月十五号把熊炎又送来了,熊炎送到我们牢房了,熊炎是八九年上了报纸的二十一个通缉犯之一,北大的研究生。他进来时,牢门一开,刚看到我们就举起带着手铐的双手微笑着说:“我们是革命同志呀!”那镜头非常精彩。六月十五号以后又有北京语言学院的张前进、政法大学的龚志中、清华大学的梁煜陆陆续续的进到我们六号监舍。

我们这些人关在一个号子里,每天三顿饭,有稀饭,有咸菜,有窝窝头,我觉得那个菜很香,尤其那个薄薄的肉片,现在我还回味呢!秦城监狱是带卫生间的,我第一次见到坐式马桶,是在秦城监狱见的。我们学生也是年轻呀!大家一天到晚在一起,谈的火热。

我记得有一天,听见上面楼上,咚咚咚咚的,好像打人的声音。然后我们就都受不了了,当时是孙建伟大喊一声:“不要打了!”之后是整个牢房都开始喊“不要打了”。整个号子都在喊,然后大家开始唱《国际歌》,这样整个楼房都惊动了。实际上呢,不是打人,是武警在那搞训练!

就这样整天都在里面,反正也是没事可做。我当时和熊炎关系是最好的,当时和张前进的关系还不咋样,前进当时是北京语言学院的,留着大胡子,一天都是说些笑话呀什么的,反正我当时是很严肃的人,我就喜欢谈论严肃的话题,就和熊炎谈论民主人权、五四运动、北大精神有关的话题,不愿意和前进谈笑话。从内心来说,我心里也是急,为什么急呢?一个是不知道自己会面临什么样的处理,第二个就是老是想到老家母亲。家在农村嘛,母亲是很爱我惦记我的,整个暑假家里人不知道我人到哪里去了?担心母亲会很焦急和挂念。而且我是在校学生,还要上学,都快开学,这可咋弄呀?

我对于警方的审讯问题早有心理准备,考虑到我在西安的事情北京方面不会去调查,而我在北京的事情除了六月七日被捕时在我书包里搜出的调查记录和遗书外没有其它直接证据能证明我在“外高联”的身份与活动,而且六月中旬连胜德一进六号监舍,我便请他在官方审讯时不要说认识我,不要说我在“外高联”的事。而且六月四日我在火车上,不在北京,这样我的问题就会轻得多。果然,警方在讯问我时一开始要我老实交代自己在北京的活动,我一口咬定就他们直接掌握的那些东西,他们由于拿不到我第一次来京的活动证据,因而便将讯问重点放在我为什么要做调查、为什么要写遗书的问题上。我说做调查、记笔记只是我个人的生活习惯,没有任何目的,而写遗书则是由于六月五日我还看到有人死亡——当想到自己也有死亡的可能性时便写下了遗书。在前后几次的谈话中我始终坚持这样的说法,最后也就不再提审我。

也许正因为我的这种机智,加上我又不是北京学生,结果“秋后算账”时我竟成功地保住了学籍。

为中国的民主转型事业上下求索并两次获刑入狱八年

钟道:你在二十岁的时候,因为要见证和调查“六四镇压”而第一次入狱四个半月,并且进入的是举世闻名的秦城监狱。后来又为中国的民主事业两次入狱,服刑八年,真是为民主事业而历尽苦难。请你谈谈从秦城监狱出来后,以及后两次入狱服刑的经过。

赵常青:到了中秋节前后,西安那边来人,把我从北京接回去了。具体哪天记不清了,已经是九月下旬了。把我接回学校后,系主任首先找我谈话,系主任对我说:“你所有的事情,不要跟任何人说,我知道就行了。”系主任非常爱护我,那一年我们历史系的系主任对我的帮助非常大。他对我说:“将来学校清查办,可能还要找你谈话,向你了解情况,你也什么都不要说。你就说你和当时大多数学生一样。”那是系主任关心我,帮助我,爱护我。我依“计”而行,结果在学校清查过程中,我顺利过关。

大概在早冬之际,学校要对学生党团员做重新分类登记,团员被分成优秀团员—合格团员—经教育合格团员—不合格团员四个等级。班上团支部书记对我说,你可以定为“经教育合格团员”,经教育合格团员是第三类,第四类就是不合格团员。我听了就很生气,因为当时评优秀团员的时候,班上投票,我按照同学投票是班上五个优秀团员之一。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学生投票评优秀团员,似乎并不是根据你信仰共产主义来投票的,而是根据你的学习、为人、品德等综合因素,觉得他认可你,就会投票给你。

团支部书记的话让我很生气,我立马就找到辅导员,辅导员也是系上团总支的负责人,我就说:这不行,昨天班上评选优秀团员,把我评为五名优秀团员之一。这个“优秀”我不要了,我认为我要么是合格团员,要么是不合格团员,绝没有什么“经教育合格团员”这个说法。我当时的口气非常的坚决,要么合格,要么不合格,经教育合格对我来说是一种严重的侮辱。

辅导员问我,谁告诉你的?我就实话实说,是谁谁谁告诉我的,把他给噎下去了。最后他就把团总支书记叫去训了一通,训了一通之后,我估计他们就私下里讨论了一通,最后还是给了我一个“合格团员”的身份。我的想法就是,要么合格,要么不合格,要想定“经教育合格”,滚远!

从秦城监狱回西安母校后,虽然我并没有受什么处分,但学潮与秦城监狱的洗礼,使我的思想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革命性变化,那就是:

第一,六四大屠杀使我对共产党的认识发生了颠覆性转变。

第二,从实践的意义使我第一次认识到民主的重要性。

第三,我决定为祖国的民主事业奋斗终生!

从监狱回来后,已是大学二年级,我就一头扎到哲学的王国里去了,我用了整整两年时间来研读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我当时给自己定的目标,是要从意识形态问题上,要从根本问题上,来解决和颠覆马克思主义。

要颠覆马克思主义就得从哲学这个地方入手,毛泽东当年不是说“要从哲学入手,要从伦理学入手,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吗?我当时就给自己设置了这样的一个使命,要从根本上改造才行。

钟道:你在上大一的时候有了这么一场特殊的历程。在没有第三方介入情况下的民主,常常失败。比如中国建立了第一个亚洲民主共和国,北方是北洋派系,南方是孙中山的革命党,达成协议,结束了第三方的满清。形成了总统制、议会制、宪政等一整套的制度。中国当时民主共和制度得以建立,就是因为有第三方势力的存在,为的是对付清朝和皇权。当第三方势力消失后,只有两方存在,民主就演变成为双方的对决,最终又是走向单一的专制。

西方民主制度的建立,比如美国的民主,是因为有第三方力量,即对上帝的信仰,才约束住双方,在这个圣约的基础上,才有了民主的存在空间。


赵常青:一九八九年所经历过的事情,对于我整个人生来说,是个里程碑。街头化的广场民主运动,再加上秦城监狱这样一个血与火的洗炼,使得民主成为高高的飘扬在我心灵大地上的一面旗帜。从那一刻开始,从一九八九年开始,从六四开始,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这一生就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了,唯一一件能做的事情,就是要将民主的事业进行到底,唯一的规定了的一个方向就是民主的方向,就是为中国的民主事业而奋斗,这就是一九八九年给我留下来的唯一的人生目标。

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我就开始比较关心一些组织化的事情,也和一些老师讨论过。一九九二年大学毕业前,我还专门到上海去,与同济大学和复旦大学的一批“八九的朋友”,在地下餐厅讨论了这样的话题,就是毕业之后怎样联络的问题。结果是,我人在上海还没有回来呢,上海那边已经把情报交给我们学校了。

结果是我还没有回来,系主任就让班长给宿舍留话了,说系主任要找我:“一回来,让他立马到我这来。”我一回来同学就传达给我,我一到系主任处就问我:“你到上海去,是不是又搞什么活动了?”我在他面前,那是实话实说了,我说:“就是。”他说:“学校已经开始追查这事情了,不管谁找你谈话,你就说你到上海是看同学去了,毕业前去玩去了。请假的事情,我跟学校已经打招呼了,说你跟我请假了。”

我这才意识到我去上海是没有请假的,我去上海差不多十天,光这就够开除了。系主任对学校说“我去上海跟他请假了”。就算是请假也轮不到去跟系主任请假呀,现在他给我挡了,把我给保护起来了,又保护了我一次。因为系主任的保护,我没有受到学校的追究。

毕业分配了,很多同学找张三,找李四,送东西。系主任笑着说:“你就稳坐钓鱼台,也不想想办法。”我说:“我靠谁呀?我能活动谁呀?听天由命吧!”系主任就笑了,他说:“我把你给安排到汉中市,那里有个核工厂,即八一三厂,是个三线企业,估计工厂里人员的素质会比地方高些,将来你不管考研还是调动都会方便些。”按政策规定,我们都是哪里来回哪里去的,我是根本分不到那里去的,而且汉中当地的学生也都争抢那个地方。但是,同样因为系主任关照我这个曾经“坐牢”的学生,我就被安排到中国核工业总公司下属的八一三厂了。

在这里,我想把我大学时代的这位多次帮我“过关”的恩师的名字公布在这里,他叫邵宏谟,生于一九三六年,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二年是我们历史系的系主任和系党总支书记。今年老人已经七十六岁了,我衷心的祝愿恩师在神的爱和恩典里健康长寿!

钟道:那个年代的大学生处于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变动时期,从学校到工作单位,很多人都没有能够长期干下去,以你的丰富经历、理想和性格,也不会例外吧?

赵常青:是的。我在汉中八一三厂子弟中学,工作了五、六年时间,汉中工作的五、六年时间中我读了大量的书,包括大量的关于“苏东剧变”方面的书。我当时就在想,怎样走出汉中的问题?当时系主任还是建议我考研究生,通过考研回到中心城市,然后再来谈理想的问题。

这样,我就在一九九五年投考北大研究生,当时考的是北大社会发展研究所的研究生,结果我成绩很好,那年考北大那个专业的全国有四十多人,总共要录取六个人,北大推荐一名,面向全国招五个人,我的成绩排第二。当时我报考的导师都跟我说:“没有问题,你来了以后,再把英语往上提一个档次,每年我们所里都有对外交流的机会,然后你还可以出国去看看。”我非常高兴,就等着到北大读书了,结果时间不长,导师来封信,说:“不行了,北大之上的有关部门,将我的情况,告诉了北京大学保卫处,北大保卫处又将我的情况告诉了研究生院,结果是在政审的关口上,把我给掐掉了。”导师给我的原信上就是这样写的,“北大之上的有关部门”,我想应该就是公安部了,这样就把给我刷掉了,这对我的打击很大。

后来,到一九九八年他们把我逮捕之后,在法庭上,我才知道我的事,原来一九九三年春天,陕西省公安厅就对我立案侦查了。在此情况下,考研这条道路就走不通了,于是就只能从实践层面向民主的方向前进了。

一九九七年底,汉中市的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我对选举,尤其是竞选非常感兴趣。为什么呢?我是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每次评选三好学生,选班干部,都是学生投票,当堂画票,几个学生在黑板上写正字、画正字,有监票的,有唱票的,有模有样的。我觉得这就体现了民意,而且我觉得民主就是选票,我们那个时候的老师也很民主,班主任不干预选举,不像现在老师要干预。所以我一知道要举行地方人大的选举,我立马就投身在竞选人大代表这个活动里面了。当时全厂有四千多职工,我就发了公开信,先做民意调查,涉及厂工会问题,厂里面的腐败问题,企业管理问题等等,我设计了好多问题来做民意调查。

钟道:参选地方人大代表,是近三十多年来,中国很多有民主理想和追求的都人走过的道路,结果很令人失望,其中的故事也很多,而你的故事是因此获刑入狱,也算是很特殊的。

赵常青:实际上在竞选的过程中,就发生冲突了,发生冲突的原因是汉中市国家安全局找到厂里,在厂里的中高层会议上,宣布说:“赵常青这个人是有八九六四背景的,是八九那批学生,打着合法性的旗号来公开与共产党进行较量的,所以一定要想方设法不能让他当选。”我不是正式候选人,但是在提名初步候选人中有六十一个职工提名我了,按照《选举法》规定有十人提名就可以成为候选人,厂里没有办法挡,在公布初步候选人名单时还是把我给公布了,其他的初步候选人都是副厂长、处长之类的。

在一九九八年元月初竞选的时候,武汉的秦永敏、北京的何德普,对我的竞选都是非常支持的。秦永敏当时对海外发布了很多报道,就是关于我竞选事情的报道,引起了诸多海外媒体的关注,如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的记者都将采访电话打到厂里,我当时没有电话,也没有手机,只是从很多同事那里听到这种说法。

一九九八年元月十四号正式投票,投票的前一天晚上,汉中市国家安全局就正式出动了。来了十几个人,到我房间里搜查,到我女朋友的房间搜查,到我办公室搜查,并将我连夜传唤。到第二天元月十四号早上,我就说:“我作为国家公民的政治权力还没有被剥夺,我要回去履行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我还要去投票呢。”他们就说:“你不要急,我们一会把投票箱给你抱到这里来,让你投票。”结果到十点的时候,把投票箱真的用车拉来了,还有监票人什么的都来了。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把两个副厂长的名给打个叉,然后再写上我的名字,然后再画个“圈”,真的就投了自己一票。

当天下午就把我释放了,释放不到半个小时,就把我监视居住,六个警察就每天住在我房里,三班倒。选举结果是第一轮投票选举,有一个副厂长比我高四十多票,另外一个副厂长比我低二百多票,我得票是第二名,但是我们三个人得票都不过半。按照《选举法》的规定就要搞二次选举,如果搞二次选举的话,我就是当然的候选人,法定的候选人。

为了防止我当选,厂里干脆把二次选举给取消了。听说后来上面为我们厂指定了一个人做“列席代表”,有参加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但是没有任何发言的权力,所以我们厂几千人在后来五年的时间里是没有代表的,他们作为国家主人的身份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过了几天,就把我给刑事拘留了,刑事拘留的理由是“涉嫌危害国家安全”。一个月后又把我给释放了,转为监视居住。到三月二十五号正式逮捕,逮捕后就要给我个说法,汉中市安全局局长苟光明对我说:“我们认为,选举过程中的事都是合法的,我们现在不追究这个事情了。”那追究什么呀?追究在一九九七年“十五大”召开之前,我写的一封公开信,公开信的题目是《改革政治体制,走民主化道路》,在信里面我建议中共走台湾道路,用二十年时间完成中国民主化转型。他们就在那里面给我挑了几句话,就把我给判了三年刑。我是因为这封公开信被判的刑,而不是直接因为竞选。但我写公开信是在一九九七年八月,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没有人找我任何麻烦,一旦我进行竞选,麻烦就来了,这不是胡整吗?《宪法》第四十一条明确规定:国家公民有向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虽然你共产党不是国家机关,但你是国家的执政党,党的决策对国家未来五年起到很关键的作用,所以国家公民仍然有权力向执政党提出批评和建议。你共产党也有所谓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样的一个思想路线嘛!但是他跟你讲理吗?他跟你讲法吗?你一认真,麻烦就来了,因寻求民主,我第一次被执政当局正式判了三年刑。

钟道:你从第一次获刑入狱到第二次的获刑入狱,其间不到一年零八个月的自由时间,又分别都是在“十五大”和“十六大”之前的所谓敏感期,看来争取民主还是要讲究策略呀!

赵常青:一判刑单位就把我开除厂籍,我的户口就给打回老家了,从那以后我就成为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农民了。我在监狱服刑整整三年,一天刑也没有减,我不认罪,不认为自己违反了国家法律,不认罪就不可能给你减刑。

二零零一年二月二十四号我出来之后,就在西安打工。在西安,当时林牧的影响很大,林牧原来是胡耀邦的秘书,后来做过国务院科技干部局局长、西北大学党委书记,八九年公开站出来支持学潮,六四后被整肃。二零零二年我在林牧的指导下,就开始运作一些民主人权方面的活动,比如“营救杨建利”的活动,在全国范围组织了一百七十多人发了一封公开信,因为杨建利从海外回国,到东北开展民运和工运活动,就被以“煽动颠覆罪”被逮捕和判刑了。在二零零二年的时候还没判,没判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营救他。与此同时,我还在林牧先生指导下起草了《中国公民运动宣言》,准备联合其他省市的民主人士共同发起——中国公民运动!

二零零二年又刚好赶上“十六大”,在“十六大”前我又组织了一个一百九十二人签名的联名上书,也是一个政改建议。结果在“十六大”之前,陕西省公安厅直接出面把我又给逮捕了。逮捕之后又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判了五年刑。

钟道:听说你在渭南监狱(陕西省第二监狱)里的维权抗争得着了上帝恩手的祝福。我们知道在中国的监狱里面,死个把人是很容易的事情,例如躲猫猫死、喝凉水死、打扑克死、高兴死等等的,不一而足,中国监狱里面服刑人员是根本没有人权的,死法也可以说是五花八门、稀奇古怪。在监狱里面维权抗争是一件特别危险的事情,请你谈谈那次成功维权抗争的经历。

赵常青:从二零零二年到二零零七年我就在陕西省渭南监狱里服刑,逮捕那天是二零零二年的十一月七号。我这一案子,当时在四川是把欧阳懿逮捕了,上海是把桑建成和戴学忠逮捕了,北京是把何德普给逮捕了。在监狱服刑五年中,由于我不认罪,拒绝唱红歌,拒绝队列训练,拒绝劳动,由于这种不认罪悔改的行为,被关了四次禁闭。四次禁闭,总共关了有十个月,就是单独囚禁。在监狱里面第四次关我禁闭时,我进行了成功的维权。

在前三次关禁闭,一天吃半斤粮,把人给饿的半死,头晕眼花。但是前三次我都忍受了,我想“既然到了这样一个处境,我在里面忍受就是了”。到第四次时,我觉得自己无法忍受了,我要抗争。

那是二零零六年的二月十九号,当时我不参加队列训练,就又把我给关禁闭了。我一想又要关三个月,又要饿三个月。不行,得开展斗争,于是我一进去就对禁闭室的值班人员说:“我要见监狱长或者是驻守检察官,我要反映问题,明天下午三点之前如果不来人的话,我将宣布无限期绝食。”

我盼星星,盼月亮,盼到第二天下午三点,没有人来。

没有人来,我当时就特别生气,这就是在把人往绝路上逼,逼着人往绝路上走呀!我就要开始绝食了,但是又不想静悄悄的开始绝食,我要给弄点动静出来。这个时候我就准备喊口号,想了半天,想了四句口号出来。哪四句口号呢?就是“反饥饿,反虐待,要吃饱,要健康。”这都是《监狱法》规定的,是狱方应该给的正当权利,是犯人应有的权利。

在我准备喊口号的时候,我突然感到底气不足,喊不出来。感到没有力量,喊不出声音来。然后,我就进到禁闭室里面的屋,把门一关,就开始祷告。我说:“主啊!我要斗争,求你给我勇气!给我力量!主啊!我要斗争,求你给我勇气!给我力量!”那是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号下午三点到四点钟发生的事情,我就这样进行祷告……。

非常神奇的是,在我祷告的那一瞬间,我感到一种铺天盖地的的力量,从头顶源源不断的落下来,充满了我整个的心胸。我感到浑身都充满了力量,然后我一转身,一脚把门给踢开。禁闭室是一间小房子,分成两半,里面是一间很小的房子,睡在水泥地上,外间是小小的放风间,两平方米,有铁栅栏隔断的空间。我一脚把里间的门蹬开,冲到外间的铁栅栏前,把手攥拳高高扬起,用我那个最高的声音,喊出了那四句口号。“反饥饿!反虐待!要吃饱!要健康!!”每一句要求都重复三遍。

钟道:在与他人彻底隔绝和饥饿的状况下,寂寞、无助、无力、孤独会把人给逼到一个绝望境况,在当时绝望的处境下,你能够想起向天父上帝祷告,而上帝也垂听了你的祈祷,真是你人生的一大幸事。

赵常青:是啊!我声音本来就比较高,又以自己最高的声音把四句口号喊出来,立马就把看守全部给惊动过来了,监狱的督察人员也过来了,还有由服刑人员所充当的打手也围了过来。他们把铁栅栏门一打开,把我往墙上一推,立马就用背铐给我铐起来了。但是,由于当时有督查监狱的负责人在场,当着负责人的面就没敢打我。

就问我:“你喊啥?”我说:“我喊啥!我要吃饱。我肚子饿。”

陕西省监狱管理局,二零零三年对全省有承诺,就是监狱要保证每个服刑人员吃饱、吃热、吃的健康卫生。我说:“我们这些被关禁闭的,严管的,虽然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被关进来了,但是作为服刑人员的身份没有改变,所以我仍然有吃饱、吃热、吃的健康卫生的权利。”我说:“《监狱法》也是这样规定的呀!你们一天给半斤粮食,怎么能吃饱?吃的健康呀?这是虐待!所以我要抗议。”

负责人就说:“你不要喊了,我今天晚上就给你解决。”我说:“不是给我解决一个人的,要把那些所有严管的、关禁闭的都要解决。”有些犯人就是因为打架呀,这样那样犯规的,然后被关禁闭的,好多人呢!我说:“所有这些人,都要吃饱。”他就说:“行!统一解决。”这事就成功了,给大家争取到一点权利嘛!

监狱长知道我被关禁闭的事了,后来监狱长找我谈话,说:“你前半生吃了不少苦,知识文化也比较高,比较关心国家和社会的前途,你看监狱有什么工作需要改善,也请你提下意见。”当时我是关在陕西省渭南监狱,我一听,噫!这是机会呀!渭南监狱是陕西省第二监狱,它那个图书室一本书借给服刑人员看,是一天两毛钱,一本杂志是一天一毛钱,收费的,这当然不合理嘛!然后我就对监狱长说:

“服刑人员本身是家庭的负担,他哪里来钱呀?家庭有亲人来会见的,带来一些钱,来汇款的,他们想学点文化,看本书呢!还有能力看。那些长年没有家人探监,没有汇款的这些人,他到哪去弄钱来看书呢?有好些服刑人员想在监狱里面学点文化,为出狱后重建家园,做点准备的,你们收费这就让好多服刑人员,没有办法为自己出狱之后,重新做人,重返社会,做一些预备。”我说:“根据我了解的一些情况,监狱的文化建设、图书建设,这样的一些建设是纳入国家财政开支的,你现在这种收费是明显的不合理收费。如果你们监狱认为这收费是合理的,我保留向省司法厅,乃至司法部反映这个问题的权力。”

监狱长一听这话,就说:“你别急,我下去调查。如果真有这事,我们改!”结果监狱长下去,真的调查了这事,半个月整顿,从二零零六年的六月一号开始,监狱的所有图书杂志,面向所有的监狱服刑人员免费开放了。

就这两件事情,传出去以后,服刑人员对我还是很认可的。

钟道:你为中国的民主转型事业经历了三次的牢狱之灾和多次的软禁,在你的谈话中所表现出来的是无怨无悔,四十三岁才结婚生子,这种对国家和中华民族的大爱实在可以说是感天动地,值得记念!

赵常青:到二零零七年十一月,我的五年刑期就满了,出狱以后,在二零零八年,我又参与了《零八宪章》的讨论修改,成为《零八宪章》的第一批联署人之一,对于《零八宪章》所提到的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的六大理念,以及相应的十九条,我是完全认可的。

到二零零九年,我来到了北京。然后就参与一些维权活动,包括三网友案、刘晓波案、刘贤斌案等等我都进行了关注,二零一零年秋还与范亚峰和胡石根等,组织了两次挺温研讨会,讨论政改。

到二零一零年十月,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发布的当天,因为庆祝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活动,我与王荔蕻、吴淦被北京市局拘留了八天。八天之后就把我送上飞机,送回陕西了。送回陕西后就在老家县城的一家酒店,被软禁了六十八天,这样就到了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一年我就成立了家,四十二岁终于结婚了。前些年因为从事民主维权活动而坐牢,就把成立家庭问题给耽误了,所以去年才成立了一个小家庭。爱人也是比较虔敬的基督教徒,比较好的,性格非常温和,我自己也觉得很幸福,现在仍继续关注中国的民主转型事业。相信在上帝的祝福,在上帝的爱和恩典里,中华民族的民主转型事业,一定会在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得到完全的实现。

民主的事业就是博爱的事业,博爱的事业也是福音的事业

钟道:我想问一下,你是如何接触到基督教?如何认识耶稣基督的?关于个人归信耶稣基督的事情,请你简单的谈谈。

赵常青:我小时候是什么神都信。佛教呀!道教呀!见神就拜。上了高中了,受到辩证唯物主义的教育,就变成一个唯物主义者,变成无神论者了。但是,一九八九年关进秦城监狱,从北京回到陕西师大继续读书以后,当时我们学校有一个外教,是瑞典的女老师,叫英格尔,她了解到我的情况以后,对我特别关心,她就送给我《圣经》,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圣经》,叫我重点读《约翰福音》。

她是基督徒,就常请我和我的几个相好的同学,到她家里去,她就为我们做祷告。点上蜡烛,把灯一拉,她为我们祷告,让我们都闭上眼睛。那种很神秘的,被神祝福的气氛深深的感染了我。从文化的意义上来讲,我对西方文化是非常的亲和,非常的认同。主要是指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但是我一直没有公开宣布自己对基督的信仰。为什么呢?我当时是有这样考虑的,我觉中华文化从本质上来讲,是受儒家文化影响比较深的文化,中国是个实用主义的民族。信仰的是啥?信仰的是实用主义。

孔子说: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我当时想,在这样的一个文化价值的主导下,如果我公开宣布对基督的信仰,这可能不利于我将来从事民主和社会活动。

钟道:这是哪一年的事情?

赵常青:那是在一九八九和一九九零年时候的事情,发生在我上大学期间。我认定了自己这一生是要去为民主奋斗的。那么我就想,如果是公开的去信仰一个从中国传统文化来看,属于西方的一个神的话,会与中国人的社会文化心理产生重大冲突,这会影响我将来从事一些社会政治活动,因此我愿意从内心里保留对神对上帝的那种敬畏,但是我不愿意来公开宣布。

那么到什么时候我才感到自己迫切需要回到主耶稣的怀抱呢?就是发生在二零零四年,这时候是我第三次入狱。在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十四号的平安夜,在渭南监狱里面,我当时迫切的感到需要回归我主耶稣基督的怀抱,我当时在监狱里面没有办法受洗,也没有人敢给你施洗,我就自己给自己洗了个凉水澡,然后我宣布自己就受洗了,然后就站在了我主耶稣基督的旗帜之下。

钟道:你那个时候没有《圣经》吧?你在监狱里面是怎么得到《圣经》的呢?

赵常青:《圣经》是这样的,二零零四年我所在的渭南监狱里面,有一个贩毒的,被判了无期的这样一个服刑人员。他的老母亲,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是信仰基督教的,就给自己的孩子——那个毒贩子送来一本《圣经》。

这事让我知道了。但是他又不看,他不看我想看呀!我就买了一条烟送给他,对他说:“你现在不看这本《圣经》,能不能你把这本《圣经》给我?我拿过来读。”我说:“我读,可能要在上面划的。”我读书有划的习惯,用笔在上面写划。我说:“我可能在上面要划一些。”我的意思是“我能不能把你的《圣经》给买过来?”

他当然很高兴,监狱里面服刑人员巴不得得些好处,他就喜欢吸烟,贩毒的人、吸毒的人对烟本来就很要命的。他特别高兴,收了一条烟就把《圣经》给我了。然后我就开始读《圣经》,先读《新约》,后读《旧约》。心里喜欢呀!通读了一遍,又挑选了一些章节来读,还做了读经笔记。我在监狱里面读《圣经》的笔记应该还在这里,(常青于是找出当年监狱中的读经笔记),我给你读读我当时读《圣经》的笔记,这是读《新约全书》的笔记,我把我写的一段话给你读一遍:

“从去年夏天,到今年春,我已经断断续续的把《圣经》读过一遍。”

钟道:这是哪一天的笔记?应该有具体的时间和日子吧!

赵常青:这是二零零五年十月六号的笔记,我是从二零零四年夏天开始读《圣经》。“并且从去年圣诞节开始,我已正式宣布自己为我主基督的信徒,但是纵观自己近十个月来,自己的言行,我觉得自己在许多方面,已偏离了我主基督所指引的方向。尤其是最近两个月,我觉得自己的心灵陷入茫茫迷蒙,长此以往,前面的危险将是不言而喻的,我必须醒来,必须从牢狱之苦痛的现实迷蒙中,回归我主的怀抱。为了一种清醒的回归,从今天开始,我准备重温《圣经》,重温我主历经磨难所作出的教导,并将其中最为重要的指示,摘录如下,时时自习,自励自觉,以免再度陷入不测之心灵深渊,与此同时,我祈求我主基督,宽恕我既有的心灵迷蒙,祈求我主,重新点亮我心灵的灯塔。使我能够在这异常艰难的岁月中,穿越夜的黑暗,清醒而有力量的走向前方,走向充满光耀与爱的前方。”

这是我二零零五年十月六号早晨做的祷告,后面就是做的一些《圣经》话语的摘录。我是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十四号晚上平安夜,自己洗了个冷水澡受洗的,正式宣布归到我主耶稣基督的旗下。而且最神奇的是啥?最神奇的就是第四次关禁闭,就是在我第四次蹲禁闭喊口号的那次,那是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日下午发生的事情,二月十九号我被关进去的,二月二十号我宣布绝食,宣布绝食后以我的性格,那不是做个样子给你看的,那是拿生命在往前冲呢!知道吧!监狱里死一个人很简单,真的很简单。所以,如果我那一天,不喊那些口号的话,我就很可能死在里面了,就可能死掉了。

钟道:你那时候是不是还有肺结核病?身体各个方面的健康状况都很糟糕,体质很差的情况下绝食,确实是在拿生命做赌注。

赵常青:对呀!很可能在里面就死掉了。但是我非常感恩的是啥?就是在我站起来,准备呐喊的时候,在准备发出声音的时候,我却感到没有力量,而在我感到没有力量的时候,我想到的是啥?向我主呼求!我想到了向上帝呼求给我力量,知道吧!然后我进到房子里面做这样的祷告,而且我祷告的时间很短,就是在很急切中的,我说:“主啊!我要斗争。”我说:“请你给我力量,给我勇气,我要斗争。”正好就是在祷告的一瞬间,上帝把祂那种铺天盖地的力量浇灌到我的全身。

所以这个斗争就很成功,神不但给我力量让我斗争,而且是让我这种斗争成功了呀!斗争的成功等于说是上帝在我生命非常危机的关头,伸出大手拯救了我!救了我的命,免除了我的死亡,所以我就特别的感恩!(讲到这里,常青已是泪流满面,声音哽咽。)

钟道:可以说是你的生命到了最低谷,藉着你的信靠,主耶稣基督救了你。

赵常青:这是主对我生命的挽救,而且最为重要的是,这是我对主最为深刻的见证,就是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号的下午的那个祷告。在涉及到民主事业的问题上,我也向主祷告了,而且主给了我答案。

就是在二零零六年的大年初一,我当时在监狱自己的床上祷告。我祷告说什么呀?我说:“主呀!对于我这一生来说,最重要的事业就是中国民主化事业,这是我追求一生的事业。”我说:“中国无数的先驱,已经摸索了二十多年的时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直到现在,中国还依然处在非民主的体制下。”我说:“主啊!我现在在监狱里,我希望主在我出狱之前,能够擦亮我的眼睛,能拂去我心灵上面这个蒙昧的灰尘,然后给我指引一条中国民主化的道路,究竟这条路到底应该怎么走?”我说:“主啊!这是我出狱之前最重要的事情,也是我这一生最重要的事情。”

感谢主!那是在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号,在我“关禁闭抗议事件”之后,当时我已经能吃饱了。那天我在监狱房间里面擦地板,边擦边思考,这个民主化的道路,到底该怎么办?我还有一年的时间就出狱了,到外面去怎么办呀?突然就感到心灵宇宙有一种电闪雷鸣,在电闪雷鸣中我的心灵被照亮了,而且是立马就感到有种非常清晰的概念在心里。中国的民主化道路该怎样走呢?这条道路是什么呀?就是中国民间反对派应该先参政,后执政;先做矮子,后做顶天人。就是要与执政党合作,来做这个事。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中国民主化的转型事业,光靠民间的力量,是拿不下来的。必须要有执政党这样一个体制内力量的共同合作,必须要有的。神对我当时就是这样的一个启示,而且我还专门写了一首词,来记念这件事。这首词是这样的:

贺新郎

指南针

经几番浮沉,

算而今,

十七年来,

三破牢门。

坎坎坷坷历苦辛,

难平怀中忧愤,

更煎熬风雨黄昏。

自信生来负天令,

却常叹前道雾茫茫,

指南针,

何处寻?

阴阳交化又一春,

谁能料,

四陷牢底,

幽禁缠身。

休道饥寒交迫苦,

惟有愿景牵魂。

三月三,

滚滚霹雳,

万里电光指亮程。

先矮子,

再做顶天人,

望乾坤,

好风云。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这么说,在陕西省渭南监狱,尤其是第四次关禁闭时的思考收获,超过了我前此三十七年人生的总和,就是这个收获,这个收获就是主对我的启示。我出狱以后,后来不是到北京来了吗,到北京以后,我接触到家庭教会。

刚开始我是到方舟教会去,到余杰所在的那个教会,后来是接触到陈天石,他建议我到亚峰那个教会,天石是在亚峰那个教会,叫北京中原教会,然后我就到亚峰那个教会去了。亚峰问我:“受洗了吗?”我说:“我已经受洗了”。他说:“你什么时候受洗的?”我说:“我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十四号我自己给自己受洗了。”亚峰说:“你耍的大了你,耶稣还在约旦河受施洗约翰的洗呢,你自己给自己施洗了。不行,这个不算数,没有哪家教会承认你是已经受洗了的。”结果我就准备受洗呀,后来因为居住地发生变化,我便转到爱加倍教会去了。二零一零年七月十号,在爱加倍教会,由崔约瑟牧师给我正式施洗。当时一块受洗的还有李昕艾、古川等弟兄姊妹,当然还有别的弟兄姊妹,我这就不说了。这就是我认识基督,认识主耶稣的一个前后经过。

在福音化问题上,我重点关注的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怎样把福音的事业,把圣经的事业,把主基督的事业,和民主的这样一个事业给对接起来,从理论上和逻辑上给他打通。这样一个关系,我认为我已经打通了。

钟道:怎么打通的呢?你是怎么打通民主和福音之间关系的?

赵常青:怎样打通的呢?民主和福音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呢?民主的事业我认为恰恰就是福音的事业。为什么这样认为呢?我们生活在新约时代,基督第一次来临之后,我们就生活在新约时代。新约的核心思想,最高理念是什么呀?就是主的命令。主的最高命令是什么呀?第一就是爱主,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

那么就是爱神爱人。这个是什么呀?这就是新约的最核心思想,在我看来也是整本《圣经》的最核心思想。主的最高命令嘛!博爱的事业就是《圣经》的事业,博爱的事业就是民主的事业。博爱什么呀?在《圣经》面前,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当你爱人如己,当你寻求民主事业,你如果没有对同胞的这种大爱,你不会去为他们争取这种民主权力的。

民主的前提是什么呀?人人平等,人人一票呀!民主的前提是人人平等,众生平等。而基督教是讲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如果我们不提上帝,不提天父的话,人世间的众儿女是什么关系呢?是弟兄姊妹关系,是人人平等的关系。因为这是平等的,所以我们在国家、在社会、在政治公共事务问题上,我们每个公民都有平等的发言权,都有平等的参与的权力。

所以说民主的事业就是博爱的事业,就是圣经的事业,是天父的事业。这在逻辑上是成立的,从理念上也是相通一致的,这就打通了呀!圣经最核心的思想就是博爱,民主也是实现博爱的事业,就是为了大家争取平等的权力,争尊严,争一个健康的、公正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这就是我对民主、对福音在这些年来的一个思考。

钟道:有神论是承认有神的存在,而《圣经》中所启示的上帝作为人类宇宙万物的最高主宰,是第三方,在祂的面前无论你、我任何双方,还是所有的党派都受限于第三方的干预之下,才会有平等和民主。当无神论者,在不承认上帝存在的情况下,就没有福音,也没有民主化的政治平等。

赵常青: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你刚才谈到了第三方的问题,我的理解是不同的,我觉得不能用第三方,所谓第三方是你把他看成是和你我一样的平等关系,但实际上我们和上帝之间不是平等关系,不是对等关系,我觉得不能把上帝看为第三方,祂就是我们的最高主宰,就是引导我们整个世界、整个宇宙向前发展、向前演进的这样一面最高旗帜,所以我认为不能把上帝称为第三方,祂就是最高主宰。

谈到这个问题就是联系到中国的民主化转型的问题,中国的转型是一个综合工程、是一个系统工程,包括了政治体制、政治制度的转型,经济体制、经济制度的转型,还包括文化建设,包括道德建设,包括信仰上的一个重新塑造。那么,我认为这个时代,官方之所以能够无限作恶,执政集团之所以能够无限作恶,是因为没有能够对这个制度有所约束,监督不到位,分权制衡不到位,一切都由他们说了算,所以他们可以肆意妄为,可以为所欲为。天下最无耻、最不要脸的事情都让他们干完了,还要自我吹嘘“伟光正”什么的。中国这个社会从传统上讲是一个道德社会,道德是一个很软的东西,起不了约束作用,所以现在是世风日下,对于因官方败坏而引起的整个社会的败坏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我的心里常常有一种非常非常的忧患意识。

忧患什么呢?一个是如果这种制度和体制不改变,还是这种非民主的体制继续搞下去的话,那么我的孩子出生后,第一他不会有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第二他的将来也很成问题。因为我们处于社会最底层,草根阶层,他不会有一个健康的公正的发展环境和生活环境,他依然要受权贵集团的这种压迫、压榨和欺凌。而且这种现实的制度环境、体制环境不改变的话,不排除我的孩子继续走我曾经走过的,争取民主、争取人权的这个道路,不排除我的孩子继续的坐牢、再坐牢,抛洒自己的热血,就像一九八九年天安门的六四青年一样被屠杀掉。

每当我想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的灵魂是颤抖的,我之所以灵魂颤抖,是因为我觉得我的孩子不一定会有我这么坚强,我是挨过那么多打,挨饿,受侮辱,关禁闭……若干次的那种苦难。我觉得好多事情不堪回首,我觉得我的孩子将来要再去承受这些苦难的话,我觉得我们做父亲的就对不起孩子,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

如果我的孩子会遭遇这种情况,你的孩子呢?也可能会遭遇这种情况,当官的那些人的孩子,我们的邻居、同事、同学的孩子,其他许许多多人的孩子,他们也会遭遇类似的情形。所以我认为,为了孩子们有一个公平健康的成长环境和发展环境,我们必须是要想尽一切办法,联合一切力量,团结一切力量,把民主转型的事业做下去,而且一定要做成,使得孩子们免于这些苦难。这是从民主转型的角度来讲,这是一种忧患。

还有一种忧患,就是从现实的道德状况产生的。如果这种下沉的、堕落的社会态势得不到遏制,这种腐败、这种不负责任的局面得不到整顿,那么孩子们也会在这样的一个大染缸里面,遭遇到各种各样的污染,这是非常危险的,我觉得这是不允许的。

这要靠什么?我觉得第一要靠上帝的祝福,靠上帝的爱;第二就是靠我们,作为神的儿女的团结努力和奋斗。

我前两天还到北海公园和景山公园散步去了,下着雨,我一个人去的。我边散步边思考,我突然发现了一个很叫我感到吃惊的现象。北海公园上面的白塔你知道供奉的是谁?供奉的是藏传佛教密宗创始人宗喀巴和他的两个弟子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神像,而白塔前面不远的地方就是中国的权力中枢——中南海。也就是说中南海后面靠着什么呀?靠着藏传佛教密宗的创始人宗喀巴以及达赖和班禅。然后我又到景山公园,景山公园的山顶万春亭里供奉的则是毗卢遮那佛,是释迦牟尼佛的法身,而景山前面是故宫,故宫是皇宫呀,皇宫紫禁城,这就出现了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现实权力中枢中南海的“靠山”是藏传佛教的宗喀巴,而传统皇权中心(故宫紫禁城)的靠山则是景山山顶万春亭里的毗卢遮那佛也即释迦牟尼,都是佛教佛教至上。我当时就想,难怪咱们这个国家现在堕落到这种状态,因为佛教是忍让,强调人的生老病死都是苦的,而苦的原因是因为你有各种各样的欲望,所以佛教就要消灭人的各种欲望,所以统治者作恶的时候,就让你忍受吧,你要逆来顺受,你忍受到底,你就解脱了。这就是佛教带给中华民族的教化,所以执政党就让民间要忍让,让你逆来顺受。我当时就想,要是什么时候能够在权力中枢的前面,建立起仰望上帝的十字架,建立起奉行平等和博爱原则的基督圣教堂,我觉得中华福音化,中华民族未来的发展,都不成问题了。

钟道:在传福音上,在要实现这个理想上,你有什么特别的负担吗?

赵常青:我认为在福音化问题上,我自己应该承担的是什么使命呢?就是打通福音与民主的逻辑关系。在这个事情上,好多人不明白的,好多人把基督化、把福音与民主的关系没有弄清,认为基督是信仰、是宗教,而民主则是世俗的政治,二者没有关系,秉持的是一种非常错误的“基督-凯撒”分离观,坚持所谓基督的归基督,凯撒的归凯撒,认为民主和福音是没有交集的,这个问题很严重。

所以如果说在福音化上,我要承担某种责任的话,那就是在这方面写点东西,尽可能打通民主和福音之间的逻辑关系。但是,我认为神给我的最大的使命,不是在福音的传播上,而是为中国民主化的事业而奋斗。民主的事业就是我一生的事业,而且民主的事业就是神的事业,就是神所命令的博爱的事业,所以,我要把我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民主的事业当中来,也就等于是投入到神福音的事业当中了。

钟道:我们都知道,按照逻辑的说法,知行合一,言行一致,这是符合逻辑的。但是除了逻辑之外,还有一个中国逻辑。中国逻辑是说了不做,做了不说。按照中国逻辑,说的事不一定去做,要做的事一定不能说。你觉得中国逻辑与逻辑的不同是因为什么?根源是什么?

赵常青:根本原因就是口是心非的问题,是因为中国长期的经历这种中央集权的压迫。长期压迫的结果,使得本来是被动的心理状态,最后转换为一种主动的不自觉、甚至是自觉的反应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悲剧。说一千道一万,还是要归结为这种专制的制度,所以说专制的制度和体制得不到改变,比较恶劣的这种状况还会继续延续下去。我相信神的祝福,神对中华大地的祝福,福音的祝福,民主的祝福,这个时代已经拉开序幕了。中国的民主转型事业,在2010年代的十年会来临,而今年是到第三年了。神对中国的祝福,对中华大地民主化的祝福,对中华大地福音化的祝福,一定会花开万里、果累云天!

中国家庭教会正在兴起,而且是以几何基数般的增长速度在前进,而且我认为中国执政党里面的健康力量、改良力量和进步力量,也在向着我们所寻求的这样一个共同的方向在前进,必须看到这一点。如果我们看不到执政党内部存在着这样一个健康力量的话,那么我觉得我们的眼光是短见的,是浅薄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党内的健康力量调动起来,朝野良动,做共同的努力。

在二零一零年的一次“挺温”研讨会上,我提出了“合纵连横”的概念。合纵就是民间要联合,民间要团结,而不能说搞什么独立,搞什么小菜园子、小山头,民间要团结,要联合。但是光团结民间还不行,还要连横,连横是连谁呀?要连体制内的改革力量,把他们也要团结起来。然后大家共同来完成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前无古人的民主化事业,最后大家殊途同归,一个民主、统一、繁荣、博爱的国度,就会覆盖中华大地的每一个角落!

二零一二年七月六日初稿,二零一二年七月十八日修订完稿。

《开普敦承诺》与福音化前景——北京第三次研讨会纪要

对华援助协会   2012年08月31日

“《开普敦承诺》与福音化前景”北京第三次研讨会,于2012年7月20日下午,由北京圣爱团契徐永海弟兄主持。会前,与会者齐声歌唱《爱的诗歌》。张明选牧师为研讨会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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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p_image006徐永海:《开普敦行动号召》的主题是“为了我们所服侍的世界”, 在第二次研讨会上,我们研讨了《开普敦行动号召》的第一个主题“在多元化、全球化的世界中见证基督的真理”,今天我们研讨第二个主题“在支离破碎的世界中建立基督的和好”。《开普敦行动号召》六个主题的前三个,指出了我们当今世界的现实,一个是多元化和全球化,一个是支离破碎的世界,还有一个就是其他宗教信仰。这就是我们当今社会的现实,在这个现实当中,作为基督徒,我们如何更好的传福音?从《开普敦行动号召》后三个主题当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答案。《开普敦行动号召》的第六条是“在基督身体里同工,在宣教上合一”。

主题发言一:没有多党宪政的民主法治,就没有“基督的和好”——中国的民主转型与在支离破碎的世界中建立基督的和好。

楚延庆:我们这次研讨的主题是“在支离破碎的世界中建立基督的和好”。

clip_image008现今我们生活在一个支离破碎的中国,我个人认为这种支离破碎是一件好事情,因为中国正在发生的民主化转型是一个破解性质的转型。中国经过了文革,经过了改革,正在经历的民主化转型,是要在基督里完成的一个转型过程,因为耶稣基督是人类社会历史的主宰。

对于这个转型过程,我借用范亚峰弟兄曾经提出的“四个解体”来分析,在此我将“四个解体”转换为“四个破解”,因为“解体”是被动用语,讲的是人的被动行为,而“破解”是主动用语,讲的是神主动的作为。我以“四个破解”来分析当今支离破碎的中国是如何被破解而成的。然后我们再来探讨,如何在中国建立基督的和好。

一、“四个破解”中第一个就是计划经济的破解。

一九四九年之后,计划经济以掠夺和剥夺所有中国人的私有财产,建立了高度专制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掠夺和剥夺性质的计划经济体制完成后,我们都知道,在十年后的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中国发生了三年大饥荒,饿死了有三千万以上的中国人口。

这种专制的制度通过建立计划经济,它把粮食垄断和集中起来,以粮食作为武器,使人处在饥饿的状态下,长达三年之久的饥饿状况带来了中国大规模人口的死亡。因人为制造的饥饿恐惧和恐慌,使得所有的中国人都臣服在被奴役的状况之下,由此在中国建立了一个高度集权的,一元化的,党政军三位一体的,所谓的社会主义。

当时的主政者刘少奇和邓小平面对这种现实,想扭转因高度计划经济所带来的悲惨现实,想把生机带给中国,在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就适当的引进了自由市场经济。刘邓的路线当时就动摇了毛泽东的独裁集权,由此引发了毛泽东旨在打到党内反对者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经过了十年的党内斗争和较量,一九七六年在毛泽东死后,邓小平复出,提出了改革开放,就从根本上破解或者说是解体了计划经济,也从根本上动摇了高度集权的专制独裁体制,带来了现今所谓的“江胡盛世”。对于计划经济的破解,功劳应该是归功于邓小平的。

二、第二个我要说的就是意识形态的破解。

中共的意识形态的来源是马列主义,但更为直接的来源是第三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中共在获得政权之后,在全国推行的意识形态,是要在地上建立共产主义的乌托邦,为人们描绘了一个人间的天堂,要把全中国人的意识形态都统一到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当中,完全苏联化。一九四九年之后,中共本来还是有其他可能性的,但是因为一九五零年夏天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得其他几种可能性完全都不存在了。我们从今天解密的一些历史资料中看出,朝鲜战争是斯大林秘密怂恿和指使金日成发动的,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套,中国就跳入这个套中,其结局就是一边倒,倒向苏联,断绝了与西方国家的任何联系,追随苏联的意识形态而完全苏化。

人类世界本来就是因着与神隔绝的堕落,就处于被罪所污染和辖制的世界当中的。因着人的有限性和自我为中心的罪的本性,使得人根本不可能建立起一个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地上天堂。这样的意识形态完全是假基督、假弥赛亚、假先知的东西,在一九四九年之后,这个虚假的东西把中国给绑架了。中国在被绑架的情况下,也因着两千多年来皇权的传统,就高举了一个中国的偶像,把毛泽东给神化了。毛泽东成为了救世主和弥赛亚,要带领大多数中国人谋幸福,要从独裁、压迫和三座大山的专制中解放出来。但是三年大饥荒和十年文革残酷斗争的现实,使得虚假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彻底破产了。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破产以“林彪之死”为标志性事件,林彪编撰毛主席语录,高举红宝书,在军队和全国推行毛泽东思想,“最高指示”,“一句顶一万句”,把毛泽东思想推到了顶峰。在完全神化毛泽东之后,自己却在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连同老婆和儿子一家人都从飞机上摔死在了蒙古。林彪之死可以说是震动了中国的各个领域,周恩来因林彪之死而兔死狐悲的大哭,彭德怀说“他这样死,我不同意”,而邓小平在听闻林彪之死后,马上就意识到机会来了。

林彪事件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发生,对于以阶级斗争为纲,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破解,是起到了很关键的转折性作用的,使得中共高层不得不向西方开放,与美国建交,对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虚假意识形态完全抛弃,也知道这种东西的虚假。在改革开放后的十年中,赵紫阳当中共总书记的时候就曾经说“什么是社会主义呀?我也不知道。”就搞出一套所谓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来为中国进一步的改革开放铺路,就标志着意识形态理论的破解是已经完成了的。

中国被根本不可能建成的共产主义乌托邦意识形态所绑架,其中的假基督、假先知,如马恩列斯毛,被高举到神圣的位置上,被偶像化和全能化,被塑造成为人类和世界的救世主和弥赛亚,而实际是少数人对大多数人的彻底专制和独裁。共产主义乌托邦的意识形态在文革十年的残酷现实中,走向了破灭和解体。意识形态解体的功劳应该归功给林彪,正是林彪对毛泽东的公开歌颂和宣扬,以及他私下里的反对,到公开的决裂,不可避免的在全中国范围内粉碎了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之前林彪在一九五零年时,反对出兵朝鲜本身也是一件很值得玩味的事情。

三、第三个就是中共领袖集团的破解。

领袖集团的破解,也是在文革中得以实现的。文革中毛泽东首先打倒刘邓,后来逼死林彪,自己临死之前先拽上周恩来和朱德,毛泽东的作为本身就宣告了中共领袖集团的解体。邓小平在第三次复出之后,得到了军方的拥戴,他的复出首先是逼退了华国锋,又辞退了胡耀邦,六四之后软禁了赵紫阳,之后又吓到了江泽民,留给了胡锦涛。

以至于邓小平在一九九七年死后的“后邓小平时代”,在中国所谓的“江胡盛世”形成了一个双核心的政局。从中共领袖集团来讲,从毛泽东晚年,到邓小平后期,所制造出来的领袖集团,其破解而来的也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局面,这是缺乏民主法治的个人独裁专制体制所无法消除的一个祸患的局面。

在二零一二年的中共“十八大”前期,我们看到了“薄熙来事件”的发生,这绝对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必然性在里面的,独裁专制的领袖集团内部的矛盾,也面临着一个总爆发的局面。在每次没有民主选举的权力继承和交接班过程中,都会在中共的领袖集团内部发生你死我活的权力利益斗争。以上是第三个破解,领袖集团的破解。

四、第四个破解就是“党政军三位一体”体制的破解。

为此我们就要考察中国现行的政权是怎么建成的?由此我们来看中国是如何走向一个支离破碎政局的?首先是“党指挥枪”,党控制军队,表明了中国的军队是一支党卫军。政权是怎么来的呢?政权是“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这个政权是靠枪杆子得来的,这就表明了现行政权的基础,它倚靠的是强权和恐惧的力量建立起来的。党指挥枪,枪建立政,由枪顶着政的后脑勺,不服从就干掉。

对于这样的三位一体,即党政军的三位一体,其本身就是很邪恶的一个三位一体的体制。那么,这么一个三位一体的体制是怎么破解的呢?其中最关键的一位就是党的问题,因为枪归党指挥,枪杆子里面又出政权。而党的解体又是怎么发生的呢?我们都知道,在江泽民当政的时候,中共党员是四千多万了,到了胡锦涛当政后期的现在,已经八千万了。这种膨胀,而且是膨胀得越来越大的现象,我们从物理学上也能够知道,当你不断的膨胀,不断的膨胀之后,其核心的凝聚力会越来越小,膨胀过程本身就是多元化和解体的过程。

这样党的解体一旦发生了,必然带来的是军的问题,党指挥枪,党已经解体了,它就没有办法再指挥枪了,军的力量就会强大起来,政权是靠枪杆子建立的,军就会出来辖制政,很明显的一个局面,这种破解可能性的后果就是出现一个军政的局面,在党不断膨胀和解体的乱局中,就是会生出军政的局面,这是在中国很有可能会发生的一件事情。

“党政军三位一体”体制的破解,会使得我们看到,中国社会确实是一个支离破碎的世界,中国是在支离破碎的世界当中的。由此引出我下面要讲的一个话题,就是要“建立基督的和好”的话题。

五、什么是建立基督的和好?

要建立在基督里的和好,首先要明确的一个概念就是,什么是“基督的和好”?我在谈论“和好”的话题时,有一个前提就是,如果没有多党宪政的民主法治,就不会有“基督的和好”。

对于中国社会可能我们会认为,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存在这样那样的话题,但中国社会实质上不存在其他的社会问题和话题,因为所有的话题,都是一个政治话题,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归结为政治问题。

“三农”是不是政治问题?“三农”是政治问题;股市是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肯定是政治问题;医疗是什么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包括教育,教会建堂,也都是政治问题,守望教会买房子要建堂就成为了政治问题,教育也是政治问题;甚至于无神论者所认为的自然灾害,比如说四川大地震,北京大雨淹死了很多人,都演变成为了政治问题;就连生孩子都是政治问题,因为有计划生育;什么菜篮子、米袋子,这都是一把手工程,也全都是政治问题。就目前来讲,在中国我想不出有什么问题,是不能被归结为政治问题的。由此得出结论,所有的中国问题都是政治问题。

那么你要“建立基督的和好”问题,首先就要抓根本问题,而中国的根本问题就是一个问题——政治问题,即一党独裁专制要转型为多党宪政的民主法治问题。

因此,在中国要想“建立基督的和好”,首先就是要从一党独裁政治转型为多党民主政治。如果没有多党宪政的民主法治,只由一党中的极少数人来决定一切社会问题,中共八千万党员,不是八千万人都有话语权的,而是由八千万党员中的极少数人,来决定中国社会中的各种各样问题,那么这样的社会就不会有公平和正义,而没有公平正义的“和好”,就不是“基督的和好”。我们在谈论“和好”的时候,这个前提是要“有基督”的和好,而“在基督里”是包含有公平公义的,如果没有公义和公平的存在,就不是“基督的和好”。那是什么呢?可以是奴役,可以是稳定压倒一切,可以是各种各样的和好,但绝对不是“基督的和好”。

《开普敦行动号召》第二条说的是“在支离破碎的世界中建立基督的和好”,基督徒要建立的“和好”是“基督的和好”,而“基督的和好”一定是包含有公平正义在里面的和好,不是只由极少数人来决定一切社会问题的和好。可是现实的中国专制政治制度,不允许有“基督的和好”,那又如何是好呢?我们又应该怎么办呢?

六、后现代主义带给我们支离破碎的现实。

在谈论“如何建立基督的和好”话题时,这就涉及到了我们的社会现实。我们今天的社会现实是处在一个后现代主义的时代。“后现代”是相对于“现代”而言的,现代主义是高举人类的理性,包括有工具理性和道德理性,高举工具理性产生了科学至上,高举道德理性就是认为人类社会的一切问题和困境,都可以通过自由民主主义,或者是社会民主主义得到有效的解决和控制,总而言之,现代主义认为人能够搞定一切,没有神,人也不需要神。现代主义经过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五百年的发展,在二十世纪的时候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两次世界大战,几乎是席卷全球的唯物主义的共产革命,现代主义把人类社会的现实推到了极为悲惨的境地。科学的发展不是拯救了人类,而是把人类推到了毁灭的边沿,民主产生的是由少数人控制下的占大多数的下层人,对少数人的暴政,面对这种否定神存在,把人类理性高举为神的悲催现实,更为极端的后现代主义就应运而生了。

后现代主义所主张的主要有三点,“历史是没有真相的,文本是没有意义的,真理是没有标准的。”后现代把现代的一切都否定掉了。

我们如果用后现代主义所主张的三点来评价毛泽东的话,就会发现后现代主义对于毛泽东实际是一个非常好的解读,后现代主义与毛泽东可以说是一脉相通的。在毛泽东那里的历史是可以随意书写和篡改的,其写出的文章也可以是变化多端为其需要而服务的,真理在毛泽东的手中如同玩偶一般可以没有底线的随意解读。毛泽东可以说是后现代主义的实践大师,在他那里道德是没有任何的标准和底线;毛泽东自己说出来的话,林彪说一句顶一万句,毛泽东就说那些都是狗屁;历史也是没有真相的,是可以随便演绎的,甚至可以由他来随意创造和编造的。

我们就是处在这样的一个后现代主义的中国社会现实当中。而我们基督徒认为,历史是有真相的,历史是祂的故事,一切隐秘的事,包括万物在创造和拯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每个人在末了的时候都要向基督交账,并接受基督再来后的审判。历史是上帝的历史,是有真相和真实存在的,就是圣经所启示出来的,并藉着万物和人类所彰显的。上帝是王,是主,是世界的王和世界的主,在罪恶如同洪水一样泛滥的时候,上帝依然是坐着为王的,祂在掌管着一切,而且万有都是在祂的掌管当中的,最后还要归于祂,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的进程。

我们基督徒是不会同意后现代主义说法的。文本是没有意义的吗?我们知道文字不是没有意义的,上帝就是使用文字来启示祂自己的,圣经是上帝的话,安立在天永不改变。真理是没有标准吗?上帝的律法给出了真理的标准,摩西十诫作为真理的标准,来规范到人类的生活。后现代主义对于现代而言,把这个世界给弄成了一个支离破碎的世界。在中国因为所有的问题最终都被归结为政治问题,后现代对于现代是一个不断破解的事实,我认为是通过后现代主义的“四个破解”是一个已经实现和正在完成的一个事实。

七、如何建立基督的和好?

面对着后现代主义的破解、解构和解体的现实冲击,我们基督徒的责任就是“在支离破碎的世界上建立基督的和好”,在耶稣基督的福音中,恢复与天父上帝的和好,与人的和好。历史下一步所要走的就是“建立基督的和好”,在基督里建立和好。你要建立基督的和好,就一定是包含有公平公义在里面的,在政治上重建中国社会。而在中国的政治重建中,能够包含公平公义的就是多党宪政的民主法治的社会制度。要实现这样的社会制度,我给大家推荐一本书,这本书是现年八十四岁的美国政治学家吉恩·夏普所写的《从独裁到民主》,这本书的中心主题是“非暴力抗争”。

“非暴力抗争”是在已经解构了的专制体制上,实现中国社会的民主转型的最为有力的武器。为此,夏普先生曾经说过一句很精彩的话:“独裁政权需要人民的顺从和合作,如果人民不到政府部门上班,不参军,独裁政权就无法维持下去,这就是非暴力抗争的力量;非暴力抗争就是武器,甚至比炸弹和枪炮更有力量。”神在人类社会设立政府的目的是让政权成为神的佣人,去“赏善罚恶”,如果政权背离了“赏善罚恶”的公平正义原则,这个政权就是悖逆神的,因而也就是非法的,最终会受到神的惩罚。这也就是《圣经》里“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来源。《罗马书》十三章所讲的是理想状况下的政府和公民,而现实与理想是有着巨大差距的,在这巨大的现实差距面前,“非暴力抗争”就是我们最好的武器。“非暴力抗争”不仅仅是“游行示威静坐绝食的抗争”,而是可以多元化、全球化与多样性。

夏普的著作在很多国家广为流传,但他怀疑自己的著作没有传说中的影响力。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称:“夏普被认为是革命者最好的朋友,更准确地说,他是独裁者最可怕的梦魇。”他的名著《从独裁到民主》诞生于二十年前,一共九十三页。当年,一名流亡的缅甸人建议夏普为缅甸民主人士写点东西,夏普认为自己对缅甸不了解,无法专门为缅甸民主活动写书,但他可以讲述如何从独裁走向民主。该书问世后不久,在缅甸被秘密传阅,有人因拥有此书获刑七年。后来,这本书被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夏普的另一本小册子《非暴力行动一百九十八招》中提到的很多方法(如绝食、讽刺画等),被多国抗议者采纳。

“塞尔维亚抵抗运动”(一九九八年由贝尔格莱德的大学生建立)在反抗时任总统米洛舍维奇时,曾参考该册子。二零零零年,塞尔维亚反抗人士发誓推翻他的统治,海报上、T恤上都印有“他完了”的口号,这让塞尔维亚人意识到,他并非不可战胜。

乌克兰二零零四年爆发橙色革命,使反对派领导人尤先科在选举中获胜。当年,首都基辅的独立广场成了橙色旗帜的海洋(橙色是尤先科阵营所用的颜色)。这次革命采用了《非暴力行动一百九十八招》的第十八招:旗帜的展示及象征性的颜色。

他的方法也在伊朗引发了政治地震。慕名而来的人络绎不绝,他们去拜访夏普,倾听他毕生创立的理论:如何发动革命。和他交谈后,他们都颇有收获。《从独裁到民主》中的一句话被广泛提及:“独裁者绝对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强大,人民也绝对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弱小。”美国《纽约时报》的报道称:“对全球的暴君来说,他的思想可能具有致命性。”二零零九年,夏普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纽约时报》的报道称,夏普非常腼腆,“与其说他是革命者,不如说他是个思想家”。我们都知道二零一零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是颁发给中国的刘晓波了。

通过“非暴力抗争”来“建立基督的和好”,实现多党宪政的民主法治国家,建立这样的制度这样的国家,如果是采取暴力革命的方式,是行不通的。历史的经验也告诉我们,没有“基督的和好”的以暴易暴,换来的还是暴政。中共就是打着民主的旗号,通过暴力革命来获得政权的,但是因为没有“基督的和好”,人人没有神,也不怕神,当他一旦获得政治权力之后,在掌握了不受制约的最高权力之后,他的拳头比你硬的时候,其独裁的本性就会暴露无遗,你不听从的话,他就会拿拳头打你,这是人堕落的本性所具有的。我们所谈论的“基督的和好”,是讲求公平和正义的,是以“约法”为基础的和好。

主题发言二:在普世教会合一背景下,家庭教会的圣职及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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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红:感谢主!也感谢圣爱团契来主持这次的研讨会,特别感谢延庆弟兄为前两次研讨会做了很好的文字总结的工作,特别感谢胡石根弟兄为这三次研讨会的平安举行做了大量的有成效的工作。因为我们研讨会已经是第三次了,每次都能够平安的来,平平安安的回去,没有受到什么搅扰。

我们研讨的内容越来越深入,虽然我们人不多,但是在特点的条件下,我们能把一件事情持续地做下去,这个成绩就是很了不起的。因为第三届洛桑会议以后,在中国大陆没有太多的反应,这种连续性、专题的、深入的研讨,我觉得还是很了不起的,很重要。就我个人而言,在这个过程中已经得到了很多的造就。原来很多不清楚的问题,越来越清楚,原来很多肤浅的问题,相对也深入了。《开普敦承诺》是洛桑运动在未来十年,非常基础性和纲领性的文件,我们这个研讨也是非常必要、非常重要的。

我今天说一个实际的问题:“在普世教会合一背景下,家庭教会的圣职及供应”。

家庭教会是某些特定时代存在的一种教会的形式,在《圣经》里面的使徒时代,保罗多次提到在某某人家中的教会,比如《罗马书》十六章的第三节,保罗问百基拉和亚居拉安时,向他们家中的教会问安。《使徒行传》第十七章,《哥林多前书》十六章,《腓立门书》第一章,都提到了家庭教会,所以家庭教会是圣经所记载的一种基础的教会形式,可以说使徒时代更多地方的一种情况就是在家庭中聚会和敬拜,那个时代就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充满了灾难和逼迫的时代。在我们现今的时代中,《开普敦行动号召》的第二条说,“在一个支离破碎的世界上建立基督的和好”,所以我们也面临的是一个支离破碎的时代,所以家庭教会在这个时代的兴盛,与使徒时代有类似之处,所以说家庭教会是有充分的圣经依据的,此其一。

另外就是,家庭教会有其特点,很小,分散,经常是处于一个受逼迫的条件下。因为小和分散,就不能像欧美传统概念和意义上的教会那样,有很大的教堂,有很正式的神职人员的体系,有很好的供应,一般来说没有这个条件,或者说开始的时候没有这个条件。因为小和分散,就存在一些问题,就是很少有专职的神职人员,专职的侍奉人员,供应比较缺乏。这是其特点,也是弱点。

在这样缺少专职的侍奉人员、缺少必要供应的条件下,如何建立和发展家庭教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有些家庭教会,由小到大,已经是很大了,比如说守望教会教会,某某教会,都有了一定的规模了,也找到了自己的方式,如何组织自己的人员,如何传播福音,如何建立聚会,建立神职人员和供应的体系,都有了各自的办法。因着人员的增加,奉献的收入就比较多了,就可以供应必要的神职人员,建立必要的聚会场所,像守望教会就买了很大的地方来准备作为聚会场所。也有的是找到了其他的途径,比如有的教会就有一个书店,卖书和礼品,就找到了这样一种自己教会存在的方式和供应渠道。但是从总体来说,家庭教会普遍存在神职人员缺乏,供应不足的问题。

对家庭教会的批评和攻击也往往是在这两个方面。经常听到对家庭教会的攻击:你们连个教堂都没有,就在谁谁家里凑合,这叫什么教会,不就是在你们家里嘛,你们连个牧师也没有,传道也没有,就是你们自己叫自己了,自己给自己讲道,不过是一个沙龙嘛!就是自己在家里聚会和讨论。

这种批评经常会听见,一般会来自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政府的有关方面,在说起家庭教会的时候,有关的部门和人员会有这种说法。第二就是三自方面,你们家庭教会叫什么教会,连个牧师都没有,也没有教堂,就是几个老头老太太凑到一起唱唱歌,念念经,你们就叫教会了。第三个方面就是家庭教会内部,自己也攻击自己,互相说,自己内部也说,甲教会批评乙教会,你们才五个人,才六个人,你们说谁谁是牧师长老,不是你们自己封的嘛!开始是说“你们没有圣职人员”,如果你说“我们有呀!有牧师和长老”,你会说“那是谁按立的?不是自己封的嘛!”所以说,自己对自己也很不讲理,你有也不对,没有也不对,就是你怎么都不是,自己对自己也很苛刻。

我们看《圣经》上很明确的说“教会里面是要有必要的职分和安排的”。长老有长老的职分,监督有监督的职分,执事有执事的职分。为什么说必须要有这些职分?我们都知道人都是有限的,他要有这样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你就要给他一个适当责任的名份,这个责任的名叫什么?牧师长老不是一个官,他是一个职务和职份,是在上帝面前承担职务的份。所以教会要存在下去,就必须要有人勇于承担职份,你这个教会才能够兴旺起来。《圣经》关于职分有充分的教导,我相信大家都比我熟悉。

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第一我们要向社会和有关当局解释,我们这个所谓教会,所谓职份是怎么一回事情。不是一个官,不是其他的什么,它就是要有人来干这个事,是心里愿意干这个事。第二就是我们要在主内充分交通,把设立职份的理由,向各位弟兄姊妹讲清楚,就是为什么要搞这个东西,交通不充分的话,产生一些问题也不好,如果说因此已经产生了一些问题,我认为各方面都有责任。从我们这些在家庭教会里承担职分的人来说,我们要做充分的解释,另外也希望有关的弟兄姊妹,也都回到主的路上来,大家共同都从福音事业总体的发展上,来考虑职份的问题。

家庭教会的建造需要有人来承担职份,承担责任。前几天有一个属灵前辈,是师母,我们到她那去拜访,出门的时候,对徐永海语重心长的说了三个字,我相信也是对我们大家说的:“徐永海,责任哪!”这个老师母九十四岁了,出门送出来的时候说“徐永海,责任哪!”对我来说是非常有冲击的,我会永远记住这几个字。

既然是我们面临这样一些困难,关于职份的事情,我们希望各个家庭教会,因为小嘛!我们能够探讨一种在家庭教会里面,既合乎《圣经》要求,也合乎教会传统的方式,来建立我们家庭教会的圣职体系。我们大家一起来商量,因为小嘛,就需要联合,联合起来做这个事情,在这个事情上要合一,在人心和教会发展的人力资源上要合一。

第二就是供应的问题,既然有神职人员,就可能要牵扯上供应的问题,实际上现在的家庭教会多数来说都是兼职人员。之所以有很多方面批评我们,也是对的,因为确实多数都是兼职人员,你必须是另外有一个或者几个是职业的,来养你在教会这部分的工作。如果你在教会部分的工作是没有收入的,那你就必须从事其他的工作。守望教会的会友中白领多,可以供应教会;有些教会是自己做一些生意来供应教会;有一些就是企业家自己办的教会,可以供应专职人员,蔡伯伯在苏州的教会,就是老板办的教会,教会成员都是服装城的员工,就解决了专职人员的供应问题。

还有就是我们原来的中原教会,中原教会的特点就是做不大,到了二三十人的时候就不能再往大做了,两次聚会后就要换一个地方,第一次谈好租下聚会场所了,第二次就有干扰了,第三次这个地方就不租给你了,你就要换地方了。平均一个地方只能做两次,因此你是做不大的,做不大就不能够有足够的、充足的奉献,也不能够建立一个买卖之类的,也不行。我们又不能做大,又要有必要的专职人员来运转这个教会,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虽然做了七八年,但还是一个很不成熟的教会,因为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好的方式。可以说中原教会有几个不同的部分,比如张前进的那部分,他发展的比较大了,比较大了就做不下去了,做了几次就被禁止掉了。我们那里倒是比较稳定,因为我有技术上的措施,也是因为小,人数控制在一个小的范围之内,地方也小。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供应,没有供应就只能是我自己凭着信心,凭着热心去侍奉,而一旦我出现一些情况,比如我去生小孩了,搬到燕郊去住了,这个聚会就停止了。

这就说明我们没有找到一个教会能够正常运转的、发展下去的方式。我感到特别的亏欠,就是只有教训,而经验很少,因此特别希望能够听到大家的意见。

讨论发言(篇幅所限,以下是部分参会人员的发言摘录)

胡石根:感谢主!今天能听到各位弟兄非常好的见解。今天的两个主题发言都做了很多的准备,也会引来更多的争论,我觉得引起争论是引起一个良好讨论的开端。

第一个主题是谈“宪政民主”与“基督的和好”之间的关系,这实际上就是民主化与福音化的问题,我们要把这两个问题整个的都放在国度化的框架下来谈,把他看成是一场属灵的争战,在这样的框架下我们来谈国度性的民主化和国度性的福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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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的问题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民主化主要是解决政治上的问题,制度上的问题,因为没有制度上的民主和自由,我们基督徒连敬拜我们主的自由权利都受到严重的侵害,我们家庭教会的教产,我们基督徒的人身自由都受到侵害,所以,如果仅仅讲福音化,恐怕不能够很好的解决民主化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只专注于民主化,恐怕我们的民主化就建立在一个沙滩上,因为一百年前,我们就建立了这样的一个民主化的国家,中华民国是亚洲第一共和国,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国家,后来为什么垮掉了呢?在六十年前,为什么就被一个共产极权的体制所取代了呢?

显然,在一百年前的中国人,还没有做好接受主耶稣基督的准备,在当时的土壤里还长不出民主的花朵,更结不出民主的果子,所以福音化的问题是改善土壤的问题,是解决人心的问题,解决文化的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建筑在这上面的所有的建筑,都是不牢靠的,所以我们要打好基础,把这基础打扎实了。这一百年的民主化进程中曲曲折折,其实都在神的掌管当中,是要让我们中国人清醒的认识到,是要让我们在痛苦的经历中清楚的看到,如果没有福音化,我们的民主化是非常不牢靠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要解决好这两个问题,我相信这两者是相互促进的,而不是相互排斥的。

只有那些敌基督的、极权的,他才害怕民主化,同时也害怕福音化,那么当维权人士民主人士受到打击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家庭教会的那些领袖们也同样受到了打击,都是因着同样的道理,在这里我就不深入的展开,我希望以后的研讨会能有更深入的探讨。

“基督的和好”是两个方面,首先是神与人的和好,其次是在基督里人与人之间的和好。首先解决神与人,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通过祂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已经缔造了这样的和好,以祂自己为赎罪祭,像我们这样一些在罪恶中挣扎和污秽不堪而得到拯救的人,通过祂的赎罪祭,我们得以和阿爸天父建立和好关系。这是最重要的,我们靠着这个才得以站立的稳。这是神与人主动和好,而我们人呢?应该抓住这个机会,抓住我们的主,紧紧的抓住,不要放松,从神建立和好关系。然后我们要在基督里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和好。所以无论是人与神和好,还是人与人的和好,根本的前提是犯罪的人要认罪悔改,所以主耶稣在加利利的海边传道开始时的第一句话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跟施洗约翰当年所处的时代很相似,什么意思?就是主耶稣将要再临这个世界,祂要施行审判。我们就是处于这样的时代,就是施洗约翰为主的第一次来修直道路,主第一次来是用祂的爱来成就神拯救人类的计划,主耶稣第二次来是要用祂的公义临到这里施行审判。我们这些被基督呼召的人,首先要在基督里面实现和好,也就是我们这些在支离破碎的世界当中的支离破碎的教会要实现基督的和好,就是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人要实现合一,没有这样的合一,要传福音给这个世界上的人,确实是很难。另外,所有的机构、所有的组织、所有的团体都要认罪悔改,如果不认罪悔改就无法在基督里和好。这就要求我们为我们的同工祈祷,为我们的教会祈祷,为我们的弟兄姊妹祈祷,首先祈祷神怜悯、宽恕我们教会中的弟兄姊妹,同时我们祈祷神保守我们的教会在祂心意里得到合一,因祂所赐的名来得到合一,然后我们祈祷神让那些统治者,能够回心转意,能够认罪悔改,只有这样他才能得到人子的宽恕,才能够实现与基督的和好。

李弟兄:说到民主宪政与基督教,我还是有一些要表达的。很显然圣经说摩西去见法老说:让我的百姓去,到旷野去,去守节。目前就是这样的情况,我们要自由的敬拜我们的上帝,但是有种势力,撒旦的代表,限制上帝赋予祂子民的这样的权利,这种限制就是敌基督的,毫无疑问的。对于基督徒来讲,他是天然的自由主义者,是要争取这种自由的敬拜我们上帝的权利的。

但是,根据我所了解的教会,包括教会内部,对宪政民主知道的太少,甚至还很反感。他们会说那些人是搞民运的,你看有哪一个人的私生活是道德的?自己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去批判这些争取民主、争取公义的民运人士,我听到以后,我觉得非常的伤心。为什么?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你既然没有这样的勇气力量去行公义,别人行公义去争取自由,你就别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去指摘别人。我觉得这是我们中国目前的教会的悲哀,当然不是所有的教会都是这样,而是部分。

另一个,我要谈到守望教会这样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我曾经问了不少于十位牧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给我回馈回来的,我感到很惊讶,批判的占到80%,十个人有八个人批判,不应该这样,带偏了,等等的。赞同的有两个。从这件事情上,我看到我们中国教会目前还不能够觉醒,对宪政民主也好,对我们自由的敬拜也好,甚至对上帝今天如何的引领,带领我们中国的教会,真的没有这种敏锐,不能够回应《圣经》中所说的“你要体验,省察,心意更新而变化”的话。

今天挺有意思的是,有几个民运人士,也是基督徒,在这里思想碰撞碰撞,我也来凑凑热闹,真的让我们来思考,上帝在引领我们,特别是在这样一个变革的世代。尤其是在“十八大”前,今天早上我和一个弟兄聊天,“十八大”后要么就是军阀混战,千万人头落地,要么就是共产党内部能够进行改革。但是有一点,内部不能改革,肯定是外部改,外部改就痛苦了。就是面临这样的一个世代,我们教会准备好了没有?我们给我们的弟兄姊妹一个什么样的教导?我相信上帝的话,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安慰、引领祂的子民的,但是在中国,我感到非常的软弱。

朱红:我突然想起来,“搞民运的”,份量大了一些,他这个思维方式不一样。我还是坚持要谈一下教会建造的问题。

既然大家都同意我们是在进行着一场属灵的争战,争战是打仗的意思,首先就要有一支军队,军队有各种职务的组成,还要有武器弹药,有粮草供应,“司政后”的每个系统都要有。我们搞了很多年,教会还是小小的,我们不能简单的说“是因为我们受到了逼迫”。我们个人都是有限的,为什么我坚持强调圣职的问题?因为我们都有限,而教会必须有人带,而带的这个人他必须经过全面的学习,深入的思考,昼思夜想,把全部的精力放在这个里面。教会总需要有这么一两个人,来承担这样的职责。

很遗憾的是,我们很多的家庭教会就没有这样的圣职人员,我们去看那些发展的好的成功的教会,一定是有那么几个人,是全部摆上全部奉献出来的。我们没有发展的好,我们承认我们没有摆上,我们拿很少的精力放在教会的。比方说到星期六、星期天,第二天要聚会了,我可能星期六的晚上才想起来要准备讲稿,我才去翻圣经,唱什么诗歌呀!这个怎么行呢?不可以呀!因为大家都一样的,你也看圣经,我也看圣经,大家的文化程度都不低,认识很多中国字,也认识很多英国字,你不比别人多预备,你凭什么跟人家讲?你讲的是人家已经学习过的,大家来了是浪费时间,你自己呢,严格的说也是一种犯罪,你耽误了主的工作,还耽误了大家的时间,所以教会里必须有人真正的摆上,把很多的时间和大部分的精力,放在这个地方,你去建造教会。

我是干过大大小小的企业,干企业是很难的,我的体会是:钱在人家的口袋里,你要想办法弄到你的口袋里,这个事情何其难也!

教会更难,你是要人家的灵魂到你这个地方来。那不是说你简单说说,我弄了几句圣经出来,搞了几句顺口溜,把我自己想说的很多话,因为觉得自己的话没分量,找些圣经来佐证一下,好像上帝说的就比较有分量了,很多情况是这样的。因为我没有经过全面的系统的装备,也不是像“三自”一样,要经过什么神学院的毕业,发多少钱之类的,而是你真的要把你的精力,你的智慧,你要真在的把你对这个世界和你生命主要的盼望,放在这个地方。你的工作是这个,这样你才能够带好一个教会。

有的家庭教会就是很好的教训,原来的带领人不让会众称他牧师,而是称他为先生,……你一个带领人走了,死了,你的教会就差不多了。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要让教会有一个不受某种因素过多影响的建构,从而达到自我运转、自我发展的一套东西。圣经里面是说了很多这些职分和管理方面内容的,关于教会建造的教导也很多,人财物都是要顾虑到的,这些是属世的东西,但是我们教会建造一方面有属灵的部分,一方面也是一个现世的社会实体,也有自己存在的一些属世的条件。

楚延庆:关于教会建造和圣职设置的问题,我想澄清一点。如果你对“小群教会”和“耶稣家庭”有所了解的话,就可以知道,他们不是没有圣职的设置,而是有明确的圣职的。“小群教会”中称为“老弟兄”的就是承担教会建造中重要职分的。因为倪柝声受“英国达秘弟兄会”的影响,在建造教会的时候,没有设立牧师长老执事的职位,但是并不表明没有圣职,只不过是以“老弟兄”代替了“牧师长老”的职分。

“耶稣家庭”也是有圣职的,如果你翻开《圣山》的话,有几期中的文章就是专门介绍到内蒙古“耶稣家庭”历史的,你就会知道在“耶稣家庭”中,其圣职的职分和设置是非常清晰和明确的。

如果没有圣职和职分的话,没有职分的职责传承和传统的话,确实就会如朱红长老所说的那样,会“人亡政息”,这是非常清楚的,也是不言而喻的。不管是政府、企业、还是各种组织,都是有职务和职份的,这是秩序的需要。有上就会有下,有前才会有后,有左也才有右,如果上下前后左右的秩序不建立起来,就是空虚混沌和渊面黑暗,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的创造就是,头三天创造了形式,后三天是对形式的充满。神是让我们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照秩序行,而不是让教会混乱,关于圣职设立的必要,是没有什么好争议的事情。我想象不出有任何的教会或者机构,是在混乱和无序中得着发展壮大和长期成长的。

赵常青弟兄:《开普敦行动号召》有六条,怎样在多元化的中国做一些事情呢?我们要牢记主的最高命令,首先是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爱人如己。民主的事业和福音的事业在逻辑上是什么关系呢?民主的事业就是爱的事业,就是博爱的事业。如果我们没有对同胞的爱,对他们受伤害,对自己受伤害,而应有公义之心来维权的话,无论你是追求民主的还是福音的,都是虚伪的,都是没有主耶稣的爱与公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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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年来,我在追求民主的事业中,正是出于对同胞深深的爱,对这个国家深深的爱,对悲剧发生在这片土地上深深的同情。所以我认为不管是教会的带领人也好,还是像我一样的普通的信徒也好,一定要深深的意识到,当主把最高命令给我们后,我们要这个最高命令在现实生活中来检验自己,看看执行得怎么样?执行得好,民主的事业和福音的事业就能做好,中华福音化和中华民主化就能做起来。不要再说什么“基督的归基督,凯撒的归凯撒”了,所有的一切都是基督的,连凯撒的最后也是要归于基督的,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凯撒做的如果不是爱与公义的事业,如果做的是害人的事业,像叙利亚的阿萨德集团做的那样,对他国家平民一次又一次的屠杀,就是违抗上帝命令的,就要给予反对。中国政府也自称是人民的政府,自称是“伟光正”的政府,你做的一切就应该是符合正义的,符合爱的事业,就应该与国际社会一起来纠正阿萨德政府的行为,就应该站在人民的一边来反对那些多次屠杀人民的独裁者,否则的话就是一种耻辱。

如果我们高举基督的旗帜,高举上帝的旗帜,就是要坚决反对和谴责阿萨德政府的暴力屠杀。我想强调的一点就是,博爱的事业就是民主的事业,在逻辑上也就是福音的事业。

胡石根:非常感谢各位的发言,使我很受启发。我想接着补充刚才说的家庭教会发展、圣职和供应的问题。确确实实,家庭教会经过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的发展,人数增多了,聚会点也很多了。前不久我碰到一个广州的家庭教会三百人,还有一个教会五百人,但是在他们的家庭教会里面没有一个正式按立的神职,他就自己写名片,谁谁谁牧师。我就问他:“你们按立了吗?”他说:“没有。”我就想:看来这既是中国家庭教会现实发展中遇到的一个瓶颈的问题,也确确实实可能需要我们从观念上,从实际上来解决这个问题了。

首先,我认为解决这个问题迫在眉睫,但是我们也不能够超乎形势的需要,要按照《圣经》所提出的设立圣职的原则来进行。第二就是要根据每个教会自身的发展来进行。第三,就是要根据他本人对教会的发展,以及他自身对于福音工作的使命感。最后,还是要尊重正统教会的历史传统。

从这样几个方面来平衡的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我想这个问题会得到比较好的解决,但是我们显然需要把他当做一件迫在眉睫尽快解决的问题来对待,而不是把它商量到符合更多人的意思,符合更多人的意见等等,要是这样的话,恐怕这事就很难做好,甚至做不起来。因为家庭教会本身就是众说纷纭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坚持的原则,主要是《圣经》的原则,这是最重要的,如果脱离这个就都是人意,而不是基督的心意,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圣职的按立,本身还要与教会的发展,教会的治理结合起来,就如同刚才提到的人亡政息的问题。有的家庭教会,如果一个很好的带领人不在了,一个很好的家庭教会很快就会衰落下去,这确实是令人痛心的。神当然不喜悦这样的情况发生。从这方面来说,就不仅仅是按立神职的问题,还有建立一个良好的教会治理结构的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既有神职按立的问题,又有建立完善教会治理结构的问题。

家庭教会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可能很多问题还没有显现出来,我相信再经过若干时间就会显现出来。一些教会实行家长制的管理方式,显然同我们所追求的神喜悦的教会的目标是不相称的。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神喜悦的,符合现实发展,也与未来社会发展相匹配的这样一个民主治理的结构。所以要从治理结构的角度来解决中国家庭教会的发展问题,尤其是城市教会的发展问题。城市教会是中国家庭教会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城市教会如果还仿效农村教会那样的形式,显然是很难发展,也很难持续的。所以建立好的教会治理结构,就能够从制度上解决人亡政息的问题。

因为教会的良好运转再也不是靠一个两个教会带领人,而是要靠一个完善的教会治理结构、教会制度这样的东西来运行,使家庭教会步入一个非常良好的运行轨道。这就是我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个初步的思考,也请各位能够提出一些宝贵意见。

贾弟兄:我们基督徒都是有君尊的祭司,在耶稣没来之前,祭司和君王二者是分开的,有一个是圣职,有一个是俗职,但是在主耶稣来了之后,这二者调和为一,主耶稣带着我们基督徒都成为了有君尊的祭司,这二者是可以调和的。

刚才大家都在谈民主和宪政这块,我有一个看法是从圣经上来的。大卫做王,首先是有神的允准,就是有祭司来膏抹他,但是他被以色列人公认为王,这个中间是隔了很长的一个时间。那么如果说,他被膏立那一刻,是神命令他做王,我们姑且起个名字叫“神主”。那么到最后,他被民众拥戴为王,我们也姑且起个名字叫“民主”。我相信这二者之间是有联系的,但是在以色列当中,我们神所允准的方式是“神主”为先,然后再获取民众的支持。这是我的一个看法,我也期待着神预备有耶稣生命的基督徒,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兴起。

赵常青:在研讨会上或者是在小组聚会中,要尽可能的不要单刀直入的谈论民主政治的话题,有一些人可能会因此吓跑了,或者是感到非常恐惧就不参加聚会了。我想这个问题是非常现实的问题,但是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

如果我们把自己当成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们毫无疑问的是必须无条件的执行主的最高命令,就是“爱神和爱人”的这样一个命令。你要执行这个命令去“爱人”,“爱人”不是一个抽象的话题,你要“爱人”,就要去关心他的一些现实问题,关心他在现实中所受到的伤害,比如什邡被打死的两个十四岁的九零后,比如被暴力强拆的被拆迁户,比如众多的遭受到不公正对待的访民群体,比如其他地区的弟兄姊妹因为聚会敬拜而遭受到的逼迫和不公正的对待。如果是关心到这一系列非常现实问题的话,就是国家如何爱人的问题,如果国家、政权和我之间,要建立良性的爱的关系的话,那么我想舍民主是解决不了的。所以我谈话的重点就是讲民主、福音和爱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就是要耐心地把这些关系讲清楚,这些关系在逻辑上是相通的。如果我们把福音、民主、爱的关系对立起来,或者是切割了之后,就有可能造成,你谈民主,我谈福音,他谈爱人,成为孤立的。而实际上,爱的事业就是民主的事业,也是福音的事业。

我们把这些关系打通了之后,传福音就可以联系到我们的民主现实问题,帮助我们解决很多现实问题。我们为此而努力,不再惧怕,上帝一定会给予我们祝福的,也就不会带给弟兄姊妹以恐惧,以及怯懦,所以我们要大胆的执行主的最高命令。一是宣讲,二是执行,而且是无条件的执行。

张明选牧师:弟兄姊妹都讲了很多关于民主化和福音化,包括教会的治理。既然提出来研讨,就会有不同的观点,所以我的观点和看见就是“没有基督化就没有民主化”。从整本《圣经》来看,人权是来自上帝的,所以我们今天要搞民主化必须要基督化,没有基督化的基础根本就没有民主化。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西方国家有民主化正是因为他们接受了基督以后,他们才产生了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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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中国没有产生民主化呢?我们中国封建王朝几千年都是专制,就是以皇帝为中心,就是以皇帝为头,为了维护皇帝的政权,可以不择手段压制百姓,错杀、枉杀一切。为啥?为了保护他的政权,他就不需要民主化。

从我的观念来看,从我二十七年信主的历程来看,从传福音维护基督徒的权利,一直到建立中国基督家庭教会联合会,就是为了教会的合一和民主的发展,所以我们要推进教会的合一和民主的发展,必须要有从上帝而来的爱和圣经的基础。离开了《圣经》你是谁也说服不了,没有耶稣基督的爱和生命,就没有和平。谈和谐已经谈了十年了,但现实是越来越糟。没有耶稣基督的爱,他说的再好,也不会和谐,和谐是来自上帝,只有在基督里才会有真正的和谐。倡导和谐就是倡导爱,爱是只有在基督里,所以说中国的国情和西方不一样。基督化是属于神权,神权是爱,民主化是属于人权,人权也是来自神。没有神权就没有人权,维护专制根本是和上帝相对抗的。

我们今天谈到民主化,从共产党建国的一九四九年,一直到六十、七十年代,都是政治化,根本就谈不到民主化。到邓小平加入联合国,搞改革开放,中国加入联合国你不开放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就不能加入联合国。所以它被逼无奈,才开始了开放。八十年代一开放,才把坐监的基督徒释放出来,重新建立了三自教会,三自教会一建立,家庭教会一看不对,他们是政治组织,信的是地上的王,加入三自的中国教会都被政府所控制了,跟上帝没有直接的关系了,所以家庭教会才产生了。

家庭教会的产生是要坚守耶稣基督真理。为推进中国的福音发展和民主化,都是要在基督里,不在基督里你就根本就没有民主,民主就是在上帝的爱里。所以这十几年来,不管怎么喊和谐,因为它没有上帝的爱,它的和谐是为了维护它的专制,叫它民主它也民主不了,它一民主一投票,就要完,它干吗?它不干。为什么呢?一民主就要像西方一样,以投票来选一个总统,选一个官员出来,一投票,可以说是老百姓70%都对他们失去了信任,他才不会干呢!这是属地的和属天的两个观念,所以我们要推进民主就是要把基督的道理,以传福音的方式来推进,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中国人认识耶稣的人越多,民主化就越发展。

改变这个现实体制,不是你我能够改的。为什么呢?因为上帝使用撒旦就是为了推进神国度的建设,没有撒旦抵挡神的儿子,抵挡神的教会,神的国度就不能发展,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知道,教会的发展越是在高压下,越是能够推进福音工作的发展,没有逼迫就没有教会的发展。西方国家的教会为什么堕落呢?就是因为在一个好的环境下,就越走越麻烦。中国基督徒在高压之下,越抓越杀,越离上帝近,越有上帝的同在,信心也就越大。中国教会发展到今天,没有神的儿女们对神的信靠,光靠传道人也是不能想象的。

城市化和城市福音化是要有经济基础的,农村福音化的农村教会有的就是一颗爱主的心。城市教会和农村教会有不同的发展方向,所担当的福音使命却是一样的。一个农村小孩子信了耶稣之后,与耶稣建立了生命中爱的关系后,传扬耶稣的福音,他也能够推进福音的发展。我这些年为教会维权,作为神的儿子和仆人,就要为那些受压迫的,为那些受欺压的中国公民们奔走,在宗教局打官司,一百多个官司就是这样打的。

(钟道根据研讨会录音整理,2012-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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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继续强制遣返克钦难民

对华援助协会  2012年08月30日

自本月21日(2012-08)开始,中国政府对云南境内的克钦难民采取了强制遣返行动。虽然克钦独立军与缅甸政府军的战斗尚未平息,但大批难民迫于无奈已回到了克钦境内。8月29日,记者就目前的态势采访了几位在克钦独立政府里负责难民事务的官员;他们对外界现在普遍关注的一些情况做了较为详细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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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克钦独立政府卫生部排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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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Lana Zubja难民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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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La Ying难民营

一位部长级官员告诉记者——被中国强制遣返的难民人数已达到4255人(943个家庭),他们被分散在几片不同的区域。这其中有1291人(305个家庭)被送到了Lana Zubja难民营;有20人(6个家庭)转移到南坎;22人(6个家庭)搬到了Maija Yang。有4人(1个家庭)回到了拉咱;因为难民离开时要携带自己的物品,拉咱又路途遥远,所以到拉咱的人数最少。有1086人(274个家庭)前往Man Wing县城,那里有两个难民营。一个可以容纳1000人,另一个可以容纳700多人。现在这两个难民营都已人满为患、空间拥挤,无法再接收更多的难民。特别要提到的是1832人(351个家庭),他们有的是因为村寨太靠近战区,回去太危险。有的因为家人中有当山兵的,所以要躲避老缅兵——因为他们凡是被抓到的就会被枪毙,缅政府军对待山兵的家属是丝毫不会手下留情的。因着上述原因,这1832名难民,全部进到了Man Wing的大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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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Lung Kawk难民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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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Lung Kawk难民营

强制遣返行动已经使云南境内的大部份克钦难民回到了缅甸;只剩下一小部份,中国政府还未开始对他们采取行动。现在云南境内的难民营还有Man Hai(62人)、Hka Dawng Pa(496人)、Lahta Masat shadaw(6)Hpare(761人)、Pang Wa Ten Htan(1652人)。他们还能在云南居住多久是个未知数;像Man Hai难民营,已经接到了中国政府的通知——“3天内必须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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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难民做饭使用的简陋灶台

一名克钦独立政府人士表示:自难民问题产生以来,对他们的供养一直就是很困难的事情。现在政府在财政上已经捉襟见肘,但难民的需求依然是有增无减。目前紧缺的第一是粮食,第二是药品。中国将云南境内的难民强制遣返,将使得克钦独立政府对救援物资的需求量会更为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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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电台:陕基督徒办夏令营遭取缔 粤再有教会被封提行政复议(图)

自由亚洲电台普通话   2012-08-29

陕西省洛南县一个基督教家庭教会举办学生夏令营,遭公安冲散,教会物品被扣查,组织者一度被捆绑送派出所盘问。而广东省东莞市黄江镇再有家庭教会被当局查封。星期三,有传道人向市政府寄出行政复议申请,要求撤销宗教局作出的处罚决定。

 

图片:东莞中福普天教会传道人杜亚平住所的水和电被切断。(杜亚平提供/首发)

近期,中国各地的家庭教会持续受到当局打压。

据总部在美国德州的“对华援助协会”消息,上周五(8月24日)上午,陕西省洛南县三要镇家庭教会举办学生夏令营,遭到公安冲击,学生被赶走,一位老师一度被抓,电脑等学习用品被抢走,当局没有出具任何手续。

对华援助协会对此表示谴责,敦促当局切实依法保护公民信仰的权利,并立即归还非法抢走的教会财物。


夏令营组织者遭捆绑

河南的中国家庭教会联合会会长张明选牧师周三告诉记者,公安闯入信徒聚会点,抢走教学用具。

“他们夏令营,带走一个人,把他们的电脑和东西收走了。”

记者:他们当时有多少人在一起?

回答:有几十个人,详细情况问那边吧。

记者致电三要镇的家庭教会常姓基督徒,他讲述了当时情况。

“当时我们小孩都在吃饭,派出所来人,还有乡长、队长共八个人闯进来就问,饭小孩都没吃,他们带走一个人,就是给小孩讲课的,这个弟兄姓王,把他带到派出所,把他拖到车上,把他的手绑着,把他家里边的宗教布置撤掉。”

记者:带走多长时间?

回答:估计有四十分钟。还把他的投影机、笔记本电脑都拿走,还没有还。

记者:有没有给清单?

回答:没有,没有。

记者:他们有没有出示法律手续?

回答:没有,他们没有出示证件。

记者:当时有多少学生?

回答:当时有三十几个。

他说,当局指他们非法聚会,并提出警告。

“说是非法聚会,没有手续,他说家庭教会没有手续,今后再也不要聚会了。”

记者:当时夏令营上什么课?

回答:基督徒对小孩上补习,对青年人的忠告。

记者:你们三要镇家庭教会一共有多少信徒?

回答:三要有五个家庭教会,两百多人。

东莞黄江教会遭查封

本台近期多次报道,安徽、广东等地的家庭教会活动受到警方和政府人员阻挠,上周报道的东莞高步镇中福普天教会和塘厦镇中福万民教会被当局查封及限期关闭。

万民教会的李鹏牧师周三告诉本台,近期再有黄江镇的一个教会被查封。

“有几家教会都被封了,高步的,还有黄江镇上的一个教会。”

记者:黄江镇上的教会是什么时候被封的?

回答:就在最近。

本周二,中福普天和中福万民等多个教会的牧师和信徒前往市宗教局,要求就教会被查封的法律程序和局长展开对话,当局拒绝撤销发出的“查封通告”。

中福普天教会传道人杜亚平周三对记者说,已向市政府发出对宗教局的处罚决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我和李鹏弟兄,我们几个都去了,见他们的局长,希望他撤销处罚条令,他们的工作人员接见了我们,答复是不能撤销,他说‘我们这是在执法’,他们认为他们做的是正确的,现在我们走法律程序,今天我把行政复议寄到东莞市人民政府(给市长),他们不做的话,他们有五天时间,到时候我们就上诉。”

记者:你们昨天去了多少人?

回答:昨天我们五个,对话吧。有两位牧师,两位传道人,一位姐妹。

记者:是代表几个教会?

回答:我们各自都有自己的聚会点。

记者:听说黄江镇也有一个家庭教会被查封?

回答:是, 对对对。

信徒向市府提行政复议

塘夏镇中福万民教会的李鹏牧师说,他们被房东逼迁后,曾多次找当局对话。

“我找了我们镇上的社会事务局,他们说需要我们登记办证,要到‘三自’去聚会,我说我们是家庭教会,不可能去‘三自’的,他说‘那没办法’,去宗教局找他们,后来就约时间就这个星期四(8月30日),他们来我们教会谈。”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记者乔龙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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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守望教会 2012年8月26日户外敬拜通报

[image2.png]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主内平安!本主日是今年我们户外的第35个主日,天气晴朗有雾。据我们统计,包括那位自周五被带到宾馆的姊妹,这个主日至少有22位弟兄姊妹在平台或其他地方被带走。这些弟兄姊妹被分别送往三个派出所。有13位弟兄姊妹在当天上午被释放回家;其余的弟兄姊妹在当天晚上8点前陆续被释放出来。

继上周谢敏姊妹被释放之后,她就暂时住在一个姊妹的家里;但她们在随后几天的生活中多次受到骚扰。不仅有人上门搅扰,还把接待的姊妹家的电话放在58同城的租房板块上。我们对此种行为提出强烈的谴责。愿做这些事的人被神责备,使他们的良心被触动,就为此悔改。

我们在此也请求弟兄姊妹为谢敏姊妹,以及在这个过程中遭遇被搬家等事情的弟兄姊妹来祷告,求主亲自安慰他们的心;也盼望我们肢体之间多多挂念他们,就如同圣经所说的:“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来10:33-38)。


但我们也要谨记,我们不是在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空中属灵气的恶魔争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的住(弗6:12-13)。因此,在这场属灵的争战中,让我们以基督的勇敢和刚强来面对,并以从基督那里来的爱心、忍耐、和平与怜悯来替代从我们血气中而来的情绪或怒气。愿主帮助我们,全心来倚靠他,不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罗12:21),而且得胜有余。

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神,是他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对辖制教会的势力不跪不拜。这确实是一场属灵的争战,关系到我们教会能否在这世代中站立,因此就与我们每个人有关系。盼望全教会能够投入到同心合意的祷告中,求主将圣灵浇灌下来,复兴我们的生命,提升我们的信心,赐给教会合一的争战的力量,继续引导我们前行!我们也相信,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一位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掌权、用他超然的护理在保守着他的教会的神。愿神在这争战的时期,带领他的教会与他一同经历得胜。

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和平安、天父上帝的慈爱和怜悯、圣灵保惠师的感动、更新与引导,常与每一位守望教会的弟兄姊妹以及各处挂念守望教会并为之祷告的弟兄姊妹同在!阿们!

北京守望教会
2012年8月28日

紧急关注:北京两位律师前往新疆沙雅监狱,会见高智晟遭狱方拒绝

对华援助协会    2012年08月28日

Shaya Prison对华援助协会获悉,本周一(2012-08-27)北京两位著名的维权律师黎雄兵和李苏滨,接受高智晟律师的大哥高智义的委托,专程前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沙雅监狱,申请会见高智晟,遭到沙雅监狱和自治区监狱管理局的拒绝。

8月26日,两位律师从新和县来到沙雅县,沿途经过了警察岗哨身份检察。年8月27日上午8点,从沙雅县城前往沙雅监狱,临近监狱经过被铁丝网拦截的唯一公路,再经身份检察和随行车辆的开箱检查。9点来到监狱,找到狱政科内勤警察董萍,两位律师提出请求会见高智晟。

董萍警察说,会见高智晟需要领导审批,今天周一监狱召开党委会议和行政会议,需要等待会议结束后请示领导,才能决定是否批准两位律师会见。

10点许,狱政科长许姓警察来到狱政科内勤室,董萍警察将两位律师的会见请求转交许科长处理。许科长审查了律师会见函、授权委托书、律师证以及委托人高智义的身份证复印件,并要求进一步查看两位律师们的身份证。阅毕,将申请会见的手续连同两位律师们的身份证拿走,说是去请示监狱领导。

11点30分左右,许科长和一位康姓监狱领导将两位律师们请进狱政科长室,答复会见处理意见:

1、 高智义的委托书不符合要求,需要有高智晟本人的委托才可以。所谓的理由是,司法部的《律师会见监狱在押罪犯暂行规定》中规定,律师会见在押罪犯条件是“接受在押罪犯委托”。
2、 高智晟本人是资深律师,案件申诉不需要聘请其他律师代为申诉。
3、高律师不愿会见任何家属和律师.

两位律师们提出,可以简短见面征求高智晟本人意见,看他是否同意高智义委托律师进行案件申诉。监狱说“不符合规定”。 两位律师们又恳切提出,能否请监狱警察将高智义签署的聘请律师代为申诉的委托授权书,转交高智晟本人,让其签署意见表明是否同意委托律师进行申诉。对此,监狱说“没有必要”。
两位律师无奈离开沙雅县,于周二(8月28日)上午,来到新疆自治区监狱管理局,对沙雅监狱的行为提出异议,并进行投诉。狱政处的一位凯姓副处长与两名警察接待了他们,重复了不予批准会见的意见,并且表明,沙雅监狱的意见就是他们的意见。

两位律师表示,监狱方面主张的律师需要“接受在押罪犯委托”才能会见的规定,完全违背常理和逻辑,也违反现行法律。刑事诉讼法、监狱法、律师法等均规定,在押罪犯或被告人的亲属可以委托律师,律师凭亲属委托书、律师证和律师事务所会见函,可以会见在押人员。狱方和监管局编造用各种不合理的理由,拒绝律师合理合法的会见申请要求,严重违背了法律的规定,也无理剥夺了高律师本人会见律师和家属的合法权益。

鉴此,两位律师将向其他有关部门反映和争取会见的权利,继续进行反映和交涉,并会采取进一步的法律范围内的程序,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利。

对华援助协会谴责新疆沙雅监狱和自治区监管局的错误决定,呼吁国际社会敦促中国政府有关当局改变目前作法,立即恢复高律师会见家属和律师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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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律与宗教文摘》电子月刊——2012年07月

对华援助协会 2012年08月28日

image本期目录

一、西部民族地区宗教组织与社区自治 ..... 2
二、中国需要宗教法(上)——走出中国宗教管理体制的困境 ..... 8
三、全球化语境中法制建设若干问题的思考 .....  24
四、浅析我国宗教立法的完善策略 ..... 32
五、古代宗教思想对法制的影响..... 37
六、政教分离—— 又一个被翻译误导的荒唐解读..... 41
七、宗教多元论与中国当代基督教神学建设..... 50
八、从十字架在美国大选中的作用看美国的政教关系 .....  56
九、法律需要宗教的救赎——贵阳小河案的证悟 .....  64
十、浅析西方宗教神性与法律理性的历史聚散..... 66
十一、宗教史与法制史的完整关联——彭小瑜教授新作《教会法研究》..... 70
十二、法律、宗教与法律信仰..... 72

十三、中国政府与梵蒂冈教廷因祝圣主教一事再起争执 ..... 75
十四、青海再有藏族僧俗被捕判刑 甘藏人赴拉萨绕检查一死一伤 ..... 75
十五、乌鲁木齐家庭教会暑期儿童查经班遭警方查封..... 76
十六、江西黎川家庭教会遭驱散 教师被传唤教会物品被扣 ..... 77
十七、江西黎川县家庭教会被没收物品归还 聚会恢复 ..... 78
十八、法轮功成员在美国国会草坪集会抗议中国迫害..... 79
十九、云南勐卡镇严厉打压传教信教 搜缴圣经 ..... 80
二十、京警阻止牧师与基督徒聚会 新疆和田十七信徒被传唤..... 80
二十一、三位中国法律界人士同获“捍卫宗教自由和法治勇气奖” ..... 81
二十二、中华维权律师协会“2012年度十佳维权律师”评出 对华援助协会代其颁奖..... 83
二十三、河南新疆信徒续遭打压被抓 十八大前当局加紧宗教监控 ..... 83
二十四、美国务院:中国宗教自由在2011年出现恶化 ..... 85
二十五、美再责中国宗教不自由 宗教人士例证北京反驳 ..... 85
二十六、天主教的宗教自由活动在国家独立日圆满结束..... 86
二十七、浅谈中国社会的法律信仰-—读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有感..... 87
二十八、民国时期广东的道教政策论析..... 92


点击下列链接阅读或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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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基督徒医疗队到访克钦

中国基督徒记者协会 记者Olen报道

克钦当地时间2012年8月26日,一支由15人组成的国际基督徒医疗队,顺利抵达克钦独立政府所在地——拉咱,为难民们义务提供人道医疗援助。

 

时值缅北雨季,连绵不绝的雨水给拉咱及其周边的道路交通,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与破坏。因此,这支医疗队的弟兄姐妹无法前往克钦政府为他们安排的住地。抵达拉咱的第一夜,他们所有人是在一间并不宽敞的、当地信徒用来聚会的屋子里,与自己的行李拥挤在一起度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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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雨中的边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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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连日降雨导致的山体滑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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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医疗队的部分成员

虽然晚上都没有休息好,但是带着对克钦难民肢体迫切的爱与关怀,当太阳升起时,这支医疗队的弟兄姐妹就携带着他们的专业器械,赶往人数最多的街洋卡难民营。目前统计显示,这片区域的难民总数已突破10000人。在拉咱唯一的一所难民医院,就设在这个营地里。医疗队到达难民营后,了解了现在医院里的情况。前来就诊的难民患者排起了长龙,这些医疗队的弟兄姐妹马上就忙碌了起来。有人在为难民诊断病情,有人在一旁调配药品。难民患者在就诊之后,可以拿到适合自己病情的药;然后会有医疗队的成员来为他(她)详细说明用药方法。因着语言的差异,这一切都是在翻译人员的帮助下完成的。为了这次医疗事工,克钦独立政府一共派出4名政府翻译来到街洋卡。医疗队在难民营里的工作进行了两天,他们发现这里的形势不容乐观。肺结核与传染病是目前对难民们最大的危胁,医疗队将这一情况及时传达了克钦政府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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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在主席官邸的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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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克钦独立政府主席—宗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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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Christian Wei为宗卡主席祝福祷告

在为难民看病的同时,这支医疗队的领队和代表也受到了克钦独立政府主席宗卡的亲切接见。26日下午,领队科特斯、美国优光国际大学校长Christian Wei,在中国基督徒记者协会负责人张胜其弟兄的陪同下,前往主席官邸。会晤的时间长达一个半小时,气氛是坦诚而又喜乐的。宗卡主席向客人表达了衷心的感谢,求上帝多多地赐福。谈话结束时,在场所有人一同起立,由优光国际大学校长Christian Wei,为宗卡主席做祝福祷告。

这支医疗队的所有弟兄姐妹,以自己的行动见证了主耶稣关于基督徒应当“彼此相爱”的教导,也让我们看到“灵胞更比同胞亲”。这些外国肢体不远万里来到克钦,对待难民就像自己的家人一样。他们没有利益所图,只为在上帝面前坦然无愧。愿我们中国的每位弟兄姐妹也行动起来,实践耶稣基督对信祂之人的教导。让克钦的难民肢体看到——神依然爱他们,并通过基督教实际的爱的行动,不断得到证明。

缅甸千余克钦难民被中国强制遣返

对华援助协会  2012年08月27日

近日,云南境内的缅甸战乱难民,遭到中国政府的强制遣返,引发难免不满和国际关注。

最早关于这些克钦难民被中国政府强制遣返的消息,是克钦独立政府的网站上公布的。对华援助协会获悉后,立即派出云南前线的基督徒记者,就此事采访了有关的克钦政府官员,了解到有关这一事件较为详细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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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一名克钦政府的工作人员接受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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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难民Labya Htu

8月24日(2012),基督徒记者们见到了难民Labya Htu。她原来居住在云南境内的弄岛难民营。她告诉我们:“21号的时候,开始了遣返行动。没有商量的余地,必须马上搬走。大家恳求那些赶我们离开中国的人:‘求求你们了,现在那边还在打仗啊。’但他们却威胁说:‘再不走,就把你们送到老缅那儿!’”随后,有20多辆中国政府安排的汽车驶进了难民营地里装载难民。“那些车都是运牛粪的车,太臭了!”Labya Htu说道,“我们的房子都被强拆了。”讲到这里,一旁的克钦政府工作人员补充道:“那些难民营里建房子需要用的铁皮、木板、竹子,没有一样是中国政府援助的。可是现在,他们却把这些给拆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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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弄岛难民营被强拆前的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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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难民在弄岛难民营里的景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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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难民被强制遣返时的情景。

这位克钦政府工作人员向我介绍了目前的总体态势——在云南境内一共有11个克钦难民营。遭到强制遣返的除了Labya Htu所在的弄岛难民营,还有La Ying、Lung Kawk两个难民营。因为是强制遣返,所以造成了局势的混乱。对于被遣返的确切难民人数,克钦独立政府也不清楚,大概估计是1000多人。这其中50%被送到了克钦境内Nba Pa寨附近的Lana Zubja难民营,40%的难民回到了他们各自的村寨,他们都是Man Wing县人。剩下的10%则是投奔了自己的亲戚家;有的是在弄岛、有的是在拉咱,难民Labya Htu现在就是住着自家亲戚的房子。这名工作人员特别补充道:“那40%的难民所在的Man Wing县,就位于中缅边境的克钦邦一侧,与另一侧的中国弄岛是‘面对面’的。Man Wing县的附近就是时常会有克钦独立军和老缅兵战斗的地方;现在没有打,所以那些难民暂时能回去。若战斗再一打响,他们只有再跑回弄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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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远处是Labya Htu居住的房子;汽车是克钦政府为着采访而特别提供的。

中国政府强制遣返难民的举动,在克钦民众当中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有人猜测:中国政府此举是因为老缅政府的施压所致;中国在缅甸的投资太多了,所以要听老缅的。有的人认为,中国政府驱赶难民完全是在逃避责任;把难民从云南都遣返之后,各方媒体就不会再关注那里。一名克钦人向我表达了他的不满:“1958年也有很多汉族中国人来到克钦避难,我们没有赶他们回去。现在,好多中国人在克钦开发资源,赚了很多钱;我们也没对他们怎么样。那些难民不是想一直住在中国,实在是因为还在打仗,回自己的寨子太危险了。”

截至记者发稿前,又从克钦独立政府得到了最新消息——云南境内其它几处难民营,都已经收到了中国政府关于要求难民离境的最后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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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陕西洛南县家庭教会学生夏令营遭冲击抓捕

对华援助协会  2012年08月27日

据报,8月24日(2012)上午10点左右,陕西省洛南县三要镇的家庭教会举办的学生夏令营遭到国保的冲击,学生都被赶走,一位老师被抓捕,下午获释,电脑等学习用品被抢走,并没有出具任何手续。

对华援助协会对此表示谴责,敦促陕西当局切实做好基层工作,依法保护公民信仰的权利,并立即归还非法抢走的教会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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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忘与谎言:评《环球时报》对守望教会的报道

对华援助协会  周末话评   2012年08月24日星期五

http://hexiefarm.files.wordpress.com/2012/08/crabfarm09082012-a.gif北京时间前天(2012-08-22),中国政府官方第一喉舌《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英文版,就北京守望教会基督徒在8月19日星期天举行户外敬拜而再次遭到警方抓捕的事件,通过健忘与谎言的手法,发布了《警方制止非法家庭教会的聚集》的报道,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次日,守望教会发布《基督教北京守望教会针对<环球时报>不实报道的回应》,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批驳。

首先,正如守望教会所驳斥的那样,这篇报道的题目直接将守望教会的户外敬拜定为非法,是误导读者。报道在论证“非法”这一论点的过程中,唯一的论据是“守望教会的谢敏说……那天大约有200人聚集”,“根据法律程序,在中国任何超过30人的聚集都需要经过官方的批准。”但同时,该报道又引用律师补充说,“如果谢宣称的200人的数字属实的话,……”这里,说明了这一论据未经核实,属于道听途说。


其次,该报道引用两位从未听说过的律师的评论,说明守望教会户外敬拜是“扰乱公共秩序”,并且“在2011年的4月,警方抓捕了北京守望教会在户外聚会的人。他们的行为触犯中国法律,扰乱了社会秩序。”这里,两位无名律师断定守望教会违法,是因为聚会人数超过30人,且扰乱秩序,却没有提出任何核实的证据,说明到底有多少信徒参加了户外敬拜,且是怎样扰乱的。而且,既然违法一年多了,并且是在伟大的首都北京,为什么至今那些“违法者们”还没有受到任何法律程序的惩罚,甚至连处罚通知书都没有呢?那些弟兄姐妹们每个星期天都是被警察抓走,而之后似乎发现并没有违法,所以每次都释放了。这就是为什么,《环球时报》的报道也提到,“东升派出所的警官目前还没有对该事件发表意见。”而根据守望教会的声明和户外敬拜通报,参加此次户外敬拜的谢敏姊妹被东升派出所关押35小时,遭到副所长刘雷雷的虐待长达26个小时,那么,到底是谁在违法?谁在扰乱法治秩序?

综合上述两点,在执法部门和司法部门至今还没有定论的情况下,作为媒体的《环球时报》的这篇报道,就迫不及待地定论为“非法家庭教会的聚会”,显然是属于杜撰谎言了。 2011年4月26日,《环球时报》中文版在《个别教会要避免让自己政治化》一文中,点评守望教会在4月24日的复活节户外敬拜,也是采用这种半真半假的欺骗手法。

此外,该报道在谈到守望教会户外敬拜的原因时,说:根据中国现行法律,在中国的新教团体必须要登记在三自爱国会的下面,如果在室内官方指定的教会聚集就会受到保护“。接着,仅仅通过律师之口说明守望教会的户外敬拜是从“2011年的4月”开始的,但是,却只字不提之前的历史,包括守望教会2009年11月01日被政府所迫在暴风雪中的海淀公园的第一次户外敬拜。

Profile picture对此,守望教会在发出的严正声明中指出,“就此问题,守望教会已多次作出回应,对此问题的回应请参看北京守望教会2007年向国家宗教局提交的‘关于教会登记的意见’。”在这份《基督教北京守望教会关于教会登记的意见》中,说明了在2004年底《宗教事务条例》颁布后,守望教会于2005年初就积极地依法申请登记,希望纳入官方基督教体系,但是却屡次遭到拒绝,尤其是2006年中申请三次和行政复议一次,都被驳回。并且,从此以后,“公安国保部门多次直接干预,对房主强力施压,导致房屋及会议室等场地的租赁合同被解除。” 甚至,众所周知,守望教会在2009年12月15日集信徒们的巨资通过合法程序签约购买的聚会场所,在官方的幕后干涉下,至今无法拿到钥匙,并且没有得到任何解释。那么,到底是谁在违反中国自己的法律呢?

因此,《环球时报》作为著名媒体,竟然不提守望事件的历史背景,而且需要通过一位律师的有选择回忆才能追溯到2011年的4月,显然是不知道守望教会多次声明的始于2005年的该教会顺服于掌权者的心路历程;这就属于健忘了。两位律师也可能是在大环境中,伴随《环球时报》一同健忘了。

根据这篇报道,接受采访的两位律师分别是,来自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的彭坤,和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的江守辉(音译)。根据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的网页,没有任何与这个音译相同或相似的名字,但这家律师事务所多次获得司法部和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等的表彰,可见背景不同寻常。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则更有来头,在2010年的01月和02月分别受到温家宝总理和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的亲切视察。而盈科的那位彭坤律师,他在两个多星期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大放厥词,就广东省佛山市一位16岁少女李舒舒因抢救一位误入马路的1岁女童而被货车撞伤却被当地交警部门定为“实施了有妨碍交通安全的行为”的荒唐事件,竟公然支持说“当地交管部门的执行是合法的”。这里,他公然强调了政府部门的错误执法是合法的;但对于守望教会的合法敬拜活动,他却配合《环球时报》定性违法,欲加其罪。

Deng Tuo对于《环球时报》和律师的健忘,还是有方可医的,但这需要对历史的不可健忘。1961年,著名的杂文作家马南邨(本名邓拓—左图)开始在《北京晚报》的“燕山夜话”栏目中发表大量的杂文,后汇成文集,包括《伟大的空话》、《三种诸葛亮》、《从三到万》、《一个鸡蛋的家当》等文章,直言不讳,辛辣深沉,批判新中国的种种可怕和可笑的社会政治现实,文笔高超,轰动北京,大快人心。因此于1966年遭到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党政府的因言治罪,“燕山夜话”被定性为“毒草”,作者随被迫害致死。(注:当时中国只有一部《宪法》,但没有任何法律,所以定罪名多用比喻或直抒胸臆) 令人惊奇的是,这些文章至今仍不过时。

邓拓在《专治健忘症》一文中,清楚指出健忘症的原因是“春脉太过”,暗喻当时的党政府和某些领袖处于高度兴奋状态,如同吃了春药,忘记了对人民的华丽承诺,而积极治疗的方法之一则是民间道教结合现代西医的偏方:先用狗血喷头,然后当头棒喝,则愈。

可见,这种偏方是对《环球时报》和两位律师之症的。

如果讳医忌医,则不是明智之举,也非大报和律师风范,而且,邓先生早在半个世纪前的这篇文章中就已明确指出,健忘症发展到最严重的阶段,会导致“发疯或者变傻这两个结果”。

但是,如果健忘症治好了,又当怎样治疗《环球时报》的撒谎和两位律师的配合撒谎甚至指鹿为马呢?

在《圣经·约翰福音》8:44中主耶稣基督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

那么,谁是《环球时报》的父呢?众所周知,是党和政府的第一喉舌《人民日报》。既然这样,《环球时报》的撒谎就无药可医了,即使偏方也没用。

而那两位律师,或许会继续同《环球时报》父子保持高度一致,跳着和谐的春脉舞步,并越发进入健忘的变傻和谎言的亢奋中,最终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一同发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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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插图来源:蟹农场,作者疯蟹  http://hexiefarm.wordpr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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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东莞市高步镇家庭教会被查封,教会负责人杜亚平发出代祷信

对华援助协会  2012年08月24日

m0823-ql1p2.jpg本周一(2012-08-20)下午,广东省东莞市高步镇家庭教会被查封。自由亚洲电台普通话栏目于8月23日周四对此进行了独家报道(http://www.chinaaid.net/2012/08/rfa_24.html)。(图:东莞市民族宗教事务局的责令该教会停止聚会的文件  RFA提供)

对华援助协会强烈谴责并敦促地方当局迅速纠正错误,停止逼迫,保证教会的合法信仰活动。本协会将继续密切关注案情的进一步发展。

下面是这个教会的负责人杜亚平弟兄发出的紧急呼吁代祷信:

我们是基督教家庭教会,看到成千上万的民工他们过着三点一线(饭堂、宿舍、车间)的枯燥生活心灵上精神上,极需要耶稣基督福音的救赎,所以在2008年7月份租了广东省东莞市高步镇上江城九龙湾广场启富楼二楼作聚会点已有近五年的时间。当地治安队、联防队、公安局、出租屋房东以及周围的邻居他们都知道我们是基督徒的聚会在星期天敬拜上帝。

时间:2012年8月20号(星期一)下午4:00左右

当事人:教会的杜亚平(传道人)


事情经过:2012年8月20日下午四点钟,东莞市高步镇政府社会事业办公室理事长:黎寒来高步镇下江城村委会主任及相关领导;治安队2人,电工等人来到我们的聚会点:


1、不由分说把我们教会以及我个人的住处断水断电,严重影响了教会正常秩序、和我们一家人的正常生活;

2、东莞市高步镇政府社会事业办公室理事长:黎寒来在我们聚会点无理的给我们教会和家里的三个门上分别贴了封条封了我们的门(封条是2012年4月11号过了是日期的通知而且是复印的)。

3、他们又在我们聚会点的四个门上加了四把锁:使我们不得进入!4我们的李弟兄在拍照时遭到他们无理的谩骂,他们强制性的让李弟兄和杜亚平,删掉所拍到的有关他们头像的照片,还威吓说:“不希望在网上看到它”。与黑社会如出一辙!他们走后,我们随机打黎寒来的电话向他索取新的处罚通知,他却支吾说:“他已申报东莞市宗教事务局的张科长了,我今天贴的这个就管用,你有疑问去找张科长去”。

我们是合法公民、宪法赋予我们有信仰的自由,基督徒又是社会的安全团体、我们希望东莞市高步镇政府社会事业办公室理事长、以及东莞市宗教局尽快的撤销这一没有法律依据的决定,维护宪法赋予公民的信仰权利,使我们基督徒有正常信仰聚会生活、同时也希望弟兄姊妹转发并未我们迫切代祷!谢谢!

杜亚平传道  2012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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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A独家:东莞两家庭教会被查封 信徒将请愿拒入官方三自(组图)

自由亚洲电台普通话  2012-08-23

广东东莞市的两处基督教家庭教会聚会点,正被当局逼迫登记加入官方三自爱国教会,他们或被当局查封及断水停电,或被房东限令搬出。一位教会负责人表示,将联合教会传道人向东莞市宗教局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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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星期一,东莞高步家庭教会被当局查封及停水断电。(教会提供/记者乔龙)

本台记者日前收到中福普天教会东莞高步聚会点传道人杜亚平的求助称,运作五年的聚会点被镇政府官员派人断水停电,并在大门贴上复印的封条。


他周四告诉本台,东莞市宗教局官员4月11日曾经登门告知,并发出责令停止聚会通知,本周一下午,镇社会事务办公室理事长黎寒来再次上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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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当局在家庭教会聚会点门上贴封条。(教会提供)

“限我三天时间搬离高步,我们就说不能搬离,我们没有违反《宪法》,基督徒信仰聚会是自由的,他们按照广东省宗教信仰事务条例,就说我们聚会场所没有登记,我个人没有相关传道证件,就这两方面。下午四点钟,他们就把我们教会水电全部停掉,我们总共六间房,四间是聚会用的,两间是我自住的,我住的地方到现在还是没有水、没有电。”

本台致电高步镇政府了解教会被断水停电,接听电话的职员叫记者向社会事务办公室的黎寒来查询。

“教会啊,这个我不太清楚,你打社会事务办黎寒来吧。”

记者多次致电社会事务办及黎寒来,但显示无人接听。

该聚会点现有约七十名信徒,大部分是农民工。

在东莞传道多年的杜亚平说,看到成千上万的民工每天过着饭堂、宿舍、车间三点一线的生活,极需宗教,但是当局不愿看到家庭教会。

“他们的目的就是不让我们聚会,我们理解宗教事务条例是,家庭教会聚会只要是正常的宗教活动,受国家保护的。广东省宗教事务条例第15条和26条就是我刚才说的两点,说我们的聚会点没有进行登记,我们知道如登记就要登记在‘三自’教会名下,因此家庭教会是没办法登记在他们名下的,所以他们认为我们违反了他们的条例。”

塘厦镇的家庭教会也遇到类似情况。中福万民教会的李鹏牧师对记者说,上周二之前,房东多次致电给他,限令一个月内搬走,并拒收房租。

“居委会、治安队,还有派出所、公安局分局的,都去过我那里,我们也是租的一个房东的房子,租一层一年多了,最近他们总是去查,登记教会信徒身份证,当面跟我们说的都挺好,背后向房东施加压力,不许租房子给我们,再租给我们,就把他整个出租屋封了,房东就不敢租给我们,打电话给我,说限你们一个月搬走,派出所的人说你们没有办营业执照,我也给你们一个月时间,不收你们房租,你们要搬走。”

他说,本来曾与房东签下五年租赁合同,无奈之下找居委会和镇政府交涉。

“塘厦镇社会事务局的,找他们谈,他们也是说叫我去‘三自’教会,我说我们是家庭教会,不去‘三自’,他们说‘你要登记啊’,我说我们人数少,几十个人聚会,也达不到登记的条件,他说没有登记就不能租。”

对于东莞当局试图将属地的家庭教会纳入官方教会名下,李鹏认为:“东莞市盖了几个教堂,人也不多,他们用这个手段想把家庭教会解散,好增加(官方)教堂的人数,另外一个问题,东莞还是用四十年前对待家庭教会的手段对待我们,你现在已去登记就受‘三自’管辖了,所以我们不情愿这样。”

李鹏牧师12岁时受洗礼,1996年全职侍奉做传道人,曾被教会派到东北做福音工作,2000年到广州牧会做门徒训练,2005年和妻子黄瑞来在东莞做工厂宣教。

他认为公民的宗教信仰受到《宪法》保护,如果当局逼迫,使他们被迫去公园和广场聚会就会被指破坏了和谐社会,因此他们也不可能搬家,而且死也不会登记在“三自”的名下。

他说,将联合当地的传道人讨公道。

“我们准备联系东莞的家庭教会传道人,一起去找东莞宗教局谈。”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乔龙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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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ql1-08232012095543.html

自由亚洲电台:北京律师探望阿里木江遭狱方拒绝(图)

自由亚洲电台普通话  2012-08-22

新疆维吾尔族基督徒阿里木江早前被新疆法院以“泄密罪”判刑15年,家属提出申诉后,法院去年2月裁定维持原判,家人继续提出申诉,他的代理律师上周日按法律程序要求探监,到监狱后临时遭到拒绝,理由是案件涉及秘密。


图片:阿里木江•依米提。(资料图片/博讯)

广受各界关注的维族基督徒阿里木江被判刑后,在新疆第三监狱服刑。

总部在美国德州的基督徒维权组织“对华援助协会”周二消息称,8月12日上午10点左右,阿里木江的妻子古丽努尔聘请的基督徒律师,拿着申请会见手续,到新疆监狱管理局狱政处询问何处长。


一小时后何处长对律师说:会见必须经服刑人员本人授权同意,请你到新疆第三监狱联系,他们到第三监狱,王科长说可以会见,下午3点半来办会见手续。但最终仍被拒绝。

该协会负责人傅希秋周三告诉本台,阿里木江被判刑后,各方都非常关注。

“他的家人非常希望继续申诉,据我们了解,在8月12日,北京的一个维权律师去申请会见阿里木江,结果狱方违法,并且无理拒绝,律师是有合法手续并且按照监狱相关的规定去申请。”

他说,当天下午三点半,律师找到监狱王科长办公室,王科长拿出笔记本里写好的几句话开始念,一旁的警察拿着摄像机对着双方摄像,王科长说,经过研究,不允许律师会见阿里木江,因为这个案子涉及国家机密,律师和阿里木江谈论案件事实本身就是国家秘密,不能允许律师和他会见。

“本来监狱当局说是可以会见,但是到狱政科长办公室的时候,监狱当局却以所谓案件本身是国家秘密,不能允许他和律师会见,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当局违反法律法规,律师当场也表示抗议。”

2009年8月6日,喀什市中级法院秘密判决阿里木江有期徒刑15年,罪名是“向境外人员非法提供国家秘密”。

2010年11月,新疆高院接受了阿里木江的妻子古丽努尔和母亲的申诉,决定重新审理。

12月17日,在家属的要求下,代理此案的北京共信律师事务所派遣律师李敦勇到乌鲁木齐,与古丽努尔见面。但法官劝他家属不要再花钱请律师,说该案件经合议庭研究过,已经定下来了。

2011年2月,法院裁定维持原判。

阿里木江的妻子古丽努尔周三告诉记者,上周和北京律师李柏光前往探监,也遭到拒绝。
“说他的情况不允许会见。”

记者:您本人可以去看他吗?

回答:可以。

记者:您最近一次是在什么时候看过他。

回答:就在上个月。

记者:他的情况怎么样?

回答:他挺好的。

记者:每天需要工作多长时间?

回答:具体的我不太清楚。

记者:你们见面多久?

回答:二十分钟,就是讲家里孩子情况,说孩子们挺好。

记者:他在里面的伙食怎么样,有没有说?

回答:他说挺好。他比较惦记家里,孩子的情况。

记者:您给他带去点什么?

回答:带点日用品什么的。

阿里木江的案件引起国际社会关注,2008年9月12日,针对阿里木江的案件,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非法任意拘押事件处理工作组”作出决定,并颁发2008年第29号文件,认定阿里木江被非法任意拘押的事实成立。

目前,努尔古丽一个人抚养两个孩子,她说将继续为丈夫申诉。

“律师再继续申请(会见)吧,希望我们申诉能成功,希望他早一点能够回到家里。”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乔龙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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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A独家:安徽信徒补习文化遭驱散及打伤 大学基督徒志愿者被政治审核(图,视频)

自由亚洲电台普通话  2012-08-22

安徽省临泉县姜寨镇家庭教会为当地中小学生举办的文化补习班,遭当局驱散。一位同工周三告诉本台,他在镇政府大院遭到政府人员辱骂及打伤,公安还限令来自北京多所大学的基督徒志愿者离开。一位回到北京的大学生说,多人因此被校方政治审核。



视频:安徽临泉家庭教会基督徒和家长不满当局不准学生补习,与官员交涉。(教会提供/记者乔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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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安徽临泉姜寨镇家庭教会的活动遭到当局驱散。(教会提供/记者乔龙)

安徽省临泉县姜寨镇的家庭教会同工吕根生星期三对本台介绍,因当地教育落后,教会为了提高中小学生的文化,透过北京一个教会,邀请一批大学包括北京理工大学、北京航天航空大学及交通大学等在校志愿者,来当地为学生做夏季辅导,首批七人于7月16日抵达,却遭到当局粗暴对待。

“我们收了82个学生,从六年级(小学)到九年级(高中),19号,临泉县公安局、我们姜寨镇派出所、镇政府的人进入我们教堂,把我们的老师、北京来的大学生带到镇政府,个人谈话,让他们签字,又让他们立即离开临泉,我们说又没有违法。”

他说,当时包括他在内的四名教会信徒也被公安谈话,并警告是“非法”聚会,必须取消取缔,不让大学生为孩子补课。

“当时我们也同意了,也签过字了,但到20号早晨,我们还都在吃饭,孩子的家长还没有到,我们中心校的校长带着全镇的小学校长和班主任,大约50人左右,闯入教堂拉孩子就走,吓唬孩子说‘非法活动’,孩子不愿意走,吓得哭了不走,这时候我们教会同工还有家长赶到,和他们理论,最后学生拿出手机拍照,校长和老师又把学生的手机抢跑了。”

最后,教会牧师带领同工三人到镇政府交涉。吕根生说,牧师被政府人员请到楼上,他和另一位李姓同工在楼下,于是发生了政府人员打人的暴力事件。

“他们就辱骂我们基督徒什么什么,出来一个人就打我,说就打你基督徒,看你怎么样,在镇政府院里当时就有五十个政府工作人员,我就喊说镇政府的人打人,我跑到大门口,他们又把我打一次,当时派出所的干警有两个人,都在门口,我向他们报警,他们也不管。直到把我追到大门口向南五十米处,把我打倒,派出所的人才把我抬到警车上,把我拉到镇医院。”

吕根生因腰部受伤,其后被转到县医院。记者就此致电镇派出所,向公安查询伤者报警为何不处置,公安称:“怎么没有理他,理他了,作为案件受理了。”

记者:你们有没有调查?

公安:调查了,具体。。。。具体。。。。你。。。你是哪里?

记者: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公安:这个事向县(公安)局汇报了。

记者:哦,有没有下来什么指示?

公安:不知道。

已经回到北京的一位大学生基督徒告诉记者,他们受北京中关村三自教会派遣前往当地,志愿者报名后,自费到当地为学生补习语文、数学、英语、音乐及娱乐等课程。

“上钢琴课的时候,突然就有人冲进教室来,当时教室的门是关着的,他们没有敲门,问我们干什么,我们说在教钢琴课,他们就直接拿我们上课的教材开始拍摄、拍照,然后问我们的身份证,当天就跟我们说,要我们第二天就回去。”

该名要求匿名的学生说,当时第二批志愿者已经抵达,也因此两次向镇政府请愿及提出继续上课的申请,但无人理睬。

“我们就想说,如果他们不放心,可以派人过来跟踪我们上课或给我们找一个合适的地点,那个请愿书我们都打印出来了,让教会的人送过去,但对方没有什么反应。”

另一位要求匿名的基督徒大学生说,镇政府已将事件通知北京的有关大学,部分人的学业可能受到影响。

“然后学校领导打电话来调查我们,因为我们有两三个同学是“保研”(保送研究生院)的,都说要重新对我们政治审核,学校说有人举报我们在外面传教,我就说我们没有在外面传教,我们这次是去支教的。学校说要对他们重新进行政治审核,现在这件事情也不知道对我有没有影响,去的同学当中有四个被学校调查了。”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乔龙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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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ql1-08222012090858.html

基督教北京守望教会针对《环球时报》不实报道的回应

Profile picture北京守望教会  2012年8月23日

就8月22日《环球时报》(英文版)有关北京守望教会的不实报道作出如下回应:

①文中将守望教会的户外事件定性为“非法家庭教会的聚会”。无论是守望教会作为家庭教会的身份还是她的聚会性质(包括户外崇拜),至今没有一个执法部门,也没有法律依据将其定性为非法。因此,《环球时报》在标题中给出这样的定性明显是对广大读者的误导。

②文中又说,守望教会户外敬拜是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室内聚会场所”,而且引用天明牧师的话说是因为“屋主最后都取消了合同”所导致。这与事实严重不符。事实是公安国保部门多次直接干预,对房主强力施压,导致房屋及会议室等场地的租赁合同被解除。

③文中引用律师的话说“警方有权利对嫌疑人合法地拘禁24小时,但是谢被虐待的事实如果属实的话,那么可以认为是犯法的”,这样的说法有弱化已发生事实之嫌疑。事实上海淀区中关村大街派出所和东升派出所合计拘禁谢敏35小时,期间谢敏被东升派出所刘雷雷副所长虐待长达26小时,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详情请参看北京守望教会向东升派出所提出的“抗议信”)。

④文中还特别提到“根据中国现行法律,在中国的新教团体必须要登记在三自爱国会的下面,如果在室内官方指定的教会聚集就会受到保护”。就此问题,守望教会已多次作出回应,对此问题的回应请参看北京守望教会2007年向国家宗教局提交的“关于教会登记的意见”。

北京守望教会(8月23日)

附: 北京守望教会2007年向国家宗教局提交的“关于教会登记的意见”:

http://www.xhjournal.com/article/2008/11/20081117173254325401.shtml



点击下列链接阅读对华援助协会翻译的环球时报的报道:

http://www.chinaaid.net/2012/08/blog-post_23.html

环球时报:警方制止非法家庭教会的聚集

对华援助协会翻译

Global Times环球时报英文版  2012-8-22 2:00:04   作者: Yin Yeping

“守望教会,作为一个没有登记的家庭教会,在20号大约200人的聚集已经干扰了社会秩序。” 当守望的一名成员投诉当地警方拘禁他们的20位成员时,一位律师这样表态。

守望教会的谢敏说,在中钢广场附近一个安静的户外花园,守望参加崇拜的常常聚集的地方,那天大约有200人聚集。

金天明,守望的牧师,他承认从去年4月开始他们每个周都在户外聚会,虽然他们一直都在尽力地找合适的室内聚会的地方。”每次我们找到地方,屋主最后都取消了合同。“ 金说,有时大约有20人被不同的派出所警察带走。

金告诉环球时报,那些被拘禁的人星期一都已经被放了,但是谢敏声称在她被关押在东升派出所24小时的时间内,遭到了虐待。

守望另外一名成员登载在新浪微博上,声称谢被羁押期间不公对待的帖子,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力。

教会官方要求海淀区公安部门就这样的(非法)待遇正式道歉。

彭坤,来自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说警方有权利对嫌疑人合法地拘禁24小时,但是谢被虐待的事实认可属实的话,那么可以认为是犯法的。

如果谢宣称的200人的数字属实的话,彭说,那么根据法律程序,在中国任何超过30人的聚集都需要经过官方的批准。

江守辉(音译)律师,来自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说中国公民有权利选择信什么宗教,“但是选择在一个公开的地方作为宗教场合显然是不合宜的,因为他们在扰乱公共秩序。”

根据中国现行法律,在中国的新教团体必须要登记在三自爱国会的下面,如果在室内官方指定的教会聚集就会受到保护。

“在2011年的4月,警方抓捕了北京守望教会在户外聚会的人。他们的行为触犯中国法律,扰乱了社会秩序。” 这位律师对环球时报宣称。

东升派出所的警官目前还没有对该事件发表意见。


Police stop illegal house church service
Global Times | 2012-8-22 2:00:04   By Yin Yeping

The unregistered Shouwang house church has disrupted social order by gathering around 200 people at an outdoor Christian service on Sunday, said lawyers, as one of the participants accused local police of detaining 20 members.

The service, with 200 members present, was held in a garden near Zhonggang Mansion, a quiet outdoor space where Shouwang worshippers often meet, said congregant Xie Min.

Jin Tianming, the pastor of Shouwang, admitted that their weekly outdoor meetings started in April 2011, although they tried on several occasions to find suitable indoor premises. 

"Each time we thought we found somewhere, the landlords finally cancelled the agreements," said Jin.

Around 20 people were detained and held in police stations across Beijing for some time, according to Jin.

Jin told the Global Times  that all the detained members were released on Monday, but Xie claimed that she was maltreated while being held for 24 hours at Dongsheng police station in Haidian district. 

A post on Sina's microblog service Monday from another church member, which contained claims of Xie's treatment while in detention, attracted a lot of attention.

The church is asking for an official apology from Haidian district police for their alleged bad treatment.

Peng Kun, from Beijing Yingke Law Office, said that police can legally detain a suspect for 24 hours, but it would constitute a breaking of Chinese law if the maltreatment Xie alleged is proven to be true.

Any gathering of over 30 people in China needs official approval, said Peng, based on legal precedence, which Shouwang's congregation exceeded if the figure of 200 that Xie cited is correct.

Chinese citizens have the right to choose what religion to  follow, said Jiang Shouhui, of Beijing Deheheng Law Office.

"But it's not appropriate to choose a public place as a religious venue, because it will create public disorder," said Jiang.

Protestant groups in China must register with the Three-self Patriotic Movement Committee of the Protestant Churches of China, according to Chinese regulations on religion, and are protected by law if they worship inside an official church.

In April 2011, police arrested Shouwang congregants who were worshiping outdoors in the Zhongguancun area. This act of worship violated Chinese laws and regulations by creating public disorder, said lawyers, according to a Global Times' report at the time.

Officers at Dongsheng police station would not comment on the case Tuesday.

http://www.globaltimes.cn/content/72834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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