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收紧信访新规 警方获更大权力打压“进京上访”



10/19/2026

上访网络资料图片
中国收紧信访新规 警方获更大权力打压“进京上访”

(北京—2026年10月19日)多年来,在中国庞大的威权治理体系中,进京上访一直是普通民众在地方求助无门时的最后希望。然而,根据人权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近日发表的一份最新调查报告,中国政府正透过新出台的行政规范,逐步堵死这条通往首都的申冤路径,并赋予警方更大的法律授权来惩处上访者。

总部位于欧洲的人权机构保护卫士在报告中指出,中国国家信访局于今年夏季正式实施《国家信访局关于进一步规范群众来访登记的办法》。多位受访的中国人权律师分析,新规在2022年《信访工作条例》的基础上使用了更为强硬的措辞,实质上将公安机关的执法权力直接引入了信访处置机制。

报告重点提到了新规中的两项核心条款:第4条规定,除非上访者能出具文件证明其已在本级或上一级(最高至省级)信访部门走完法定程序,否则北京国家信访部门将不予登记受理;第6条则明文禁止“重复进京上访”,并授权公安机关对重复上访者进行“教育”或“疏导劝离”,同时将在首都“滋事扰序”或“缠访闹访”等行为划入刑事或行政处罚的范畴。

专家与法律界人士认为,这项政策转变标志着中央政府治理逻辑的深刻调整。在过去,信访制度常被视为中共统治体系的“安全阀”。在缺乏独立司法体系和自由媒体的情况下,中央高层藉由接受民众赴京告状,既能收集底层民怨、监控社会动荡的苗头,又能借此查核与制衡地方官员的施政表现。

中国古代各大王朝都有实施进京上访和截访制度,称京控、告御状,是古代百姓透过赴京申诉实现权利救济的制度,为统治者平衡中央与地方权力的工具。直至中华民国则设有监察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96年1月1日起,国务院施行《信访条例》,对信访、信访人、信访事项等都作了明确的解释。 2014年4月23日,国家信访局公布《关于进一步规范信访事项受理办理程序引导来访人依法逐级走访的办法》,明确不受理越级上访,仅分级受理来访。

随着中国全面转向高度数位的监控社会,中央政府似乎不再依赖传统的信访窗口来收集情报。报告分析称,新规的主要目的在于大幅压低信访案件总数,并将维稳责任完全压回地方。透过切断“进京告御状”的可能性,中央正极力阻绝任何可能在首都酝酿的政治风险或公共安全事件。报告援引律师观​​点指出,这一强硬政策的加速推出,亦可能与今年春季北京郊区发生的暴力冲撞事件有关,当时一名深感绝望的访民在首都引发了严重的安全危机。

对上访群体而言,警权的直接介入意味着生存空间的进一步压缩。过去,地方当局为了阻止民众赴京,往往依赖私营安保公司、雇用打手进行非法的“外包镇压”,或是以“寻衅滋事罪”及强行送入精神医院等手段进行暗箱操作。报告指出,新规将治安与执法手段“正名化”,警察现在可以名正言顺地以法律名义在第一线阻拦或逮捕上访者。

对华援助协会会长傅希秋博士此表达了严重的忧虑,他指出:这一制度的转变标志着中国治理模式正从传统的“压制性回应”彻底走向“全面管控”。长久以来,信访制度虽非完善的司法救济途径,却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了制度减压阀的作用,为底层弱势群体留下一条向中央申诉的最后狭缝。如今,当局以治安和刑事手段全面取代行政沟通,虽然短期内能够显著降低赴京访民的数量、维持首都表面的秩序与平静,但在缺乏独立司法公正和地方权力监督机制的情况下,这种“将矛盾堵在基层”的做法,极可能使基层积怨缺乏合理排解管道,进而将原本可透过行政沟通解决的个案诉求,逼向更深层的对立甚至极端暴力事件。警权的制度化扩张看似解决了“维稳问题”,实则将社会风险隐匿并积压于地方,对未来的治理稳定构成更为深远的隐患。”

对华援助协会高珍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