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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的“709大抓捕”，是中国近年人权法治历史上沉重且难以抹灭的一页。无数人权律师与公民在顷刻间身陷囹圄此，许多家庭也被迫承受了常人难以想像的离散。
本文为原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主任周世锋律师之女——周怡然的亲历陈述。 2015年事件爆发时，她年仅五岁；直至2022年父亲刑满获释，她已成长为十二岁半的少女。在漫长的七年多岁月里，她不仅失去了至亲的陪伴，更目睹了母亲在重重压力与病痛折磨下独自支撑家庭、最终遗憾离世的苦痛。
这篇文字真实记录了一个女孩对童年缺失与家庭伤痕的故事，更是对“709事件”司法公正与法律尊严的叩问。周怡然以个人与家庭的遭遇切入，详细讲述了政治迫害对个体生活的深远影响，并针对案件审理过程中的违法疑点、事后申诉救济的重重阻碍提出了具体指控。她郑重向中国当局与国际社会发出呼吁，要求正视历史错案、依法宣告无罪、追究违法侵权责任，并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
《中国之春》首发了本文，期望透过这个年轻却坚韧的声音，让大众重新关注“709事件”受害者及其家属的真实处境，共同守护社会对公正与法治的信念。
对华援助协会
一个女儿关于“709”的陈述与呼吁 ——周怡然致中国社会与国际社会
作者: 周怡然
我是周怡然，原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主任周世锋的女儿。
2015 年，中国发生了被广泛称为“709 大抓捕”的事件。我的父亲周世锋是这一事件中受到刑事追究的人权律师之一。他被判处七年有期徒刑，直到 2022 年 9 月 24 日才刑满回家。
我写下这些文字，不仅是因为他是我的父亲，更因为这场发生在我童年时期的政治迫害，改变了我的家庭，也深刻影响了我的成长。
我希望中国社会和国际社会能够正视“709”事件，推动纠正相关冤错案件，追究违法侵权行为的责任，让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和尊严得到尊重。
我要求中国现执政者立即、无条件纠正“709”事件中针对人权律师和公民的错误判决，依法宣告无罪，并追究经调查证实实施违法行为者的相应法律责任。
一、我的童年，被迫与父亲分离
2015 年“709”事件发生时，我只有五岁多。
2022 年 9 月，父亲刑满回家时，我已经十二岁半了。
这七年多，本应是一个孩子在父亲身边撒娇、成长、逐渐认识世界的时光。我本应该有更多机会向父亲讲述学校里的事情，向他请教问题，在遇到困难时得到他的陪伴。
但这些平常而珍贵的生活，对我而言，却成了无法弥补的缺失。
2015 年 7 月 9 日深夜，父亲还没有回家。我记得自己曾几次给他打电话，问他什么时候回来。
第一次，他说：“今天不回来了。”
过了一会儿，我又打电话，问他是不是快到家了。他仍然告诉我，第二天早上回来。
我不甘心，又打了一次电话。我当时只是一个想等爸爸回家的小女孩，反复确认他是不是快到家了。
最后，我只能无奈地说：“好吧。”
我当时并不知道，那可能是我童年生活中最后一次这样自然地等待父亲回家。
第二天早上，父亲被三名便衣人员带走。根据父亲后来向我讲述的情况，当时对方没有出示证件，也没有说明理由。
一个孩子很难理解，为什么前一天还在电话里说话的父亲，突然就不见了，而且一走就是七年多。
我后来才逐渐明白，这不仅是一次家庭分离，也是一场政治迫害给一个孩子留下的长期伤害。
二、母亲独自支撑这个家，直到永远离开我
父亲被抓后，母亲承担起了照顾我的全部责任。
母亲原本身体就不好。父亲被抓以后，她的身体状况进一步恶化，曾多次住院抢救。即使身体已经残疾、行动困难，她仍然坚持给我做饭、接送我上下学。
有很多次，母亲凌晨起来为我准备早饭，却因为身体不支而重重摔倒在地上。
那时的我还小，不懂得母亲究竟承受着多大的痛苦。我只知道，她一直在努力照顾我。
七年多以后，父亲终于回家。母亲曾用手机给父亲写下一句话：
“你走 7 年，我没有死。”
每次想到这句话，我都很难受。
2023 年底，母亲再次住院抢救。2024 年 7 月 3 日，她永远离开了我。
后来，我了解到，在“709”事件发生时，母亲安装的心脏起搏器已经到了需要更换电池的时候。但由于父亲被抓捕、判刑，家庭长期处于极其困难的状态，这件事没有得到及时处理。
我一直为此感到痛苦和遗憾。我无法改变母亲已经离开的事实，也无法确定，如果当年没有发生这一切，母亲究竟还能陪伴我多少年。
但我知道，如果父亲没有被抓走，我们一家人至少本来有机会共同面对困难，而不是让母亲一个人承担那么多。
母亲去世后，我失去了母亲，也永远失去了那些本来可能拥有的家庭时光。
我不愿把亲人的离去简单地归结为某一个原因。但我无法回避一个事实：政治迫害造成的伤害，不会随着一个人刑满释放就结束。它可能继续影响一个家庭，甚至留下无法挽回的后果。
三、父亲回来了，七年多的分离却无法一笔勾销
父亲刑满释放后，一直努力照顾我。
我感谢他，也知道他很爱我。
后来，我听父亲和家人讲起，我小时候，他特别疼爱我，而我也非常依恋他。
可是，七年多的分离，毕竟不是一句“回来了”就能完全弥补的。
当父亲重新回到我的生活中时，我已经不是当年那个五岁多、每天盼着爸爸回家的孩子了。我长大了，开始有自己的想法，也经历了许多父亲无法陪伴的时刻。
我们需要重新熟悉彼此，重新建立亲近的感觉。
这种感受很难用几句话解释清楚。父亲明明就在身边，却有一些本来应该自然而然形成的亲密，需要重新建立。
我认为，这也是“709”事件造成的一种容易被忽视的伤害。
人们谈论政治迫害时，往往关注被捕者被判了多少年、承受了什么待遇、失去了什么工作，却容易忽视孩子失去的陪伴、亲人之间被迫中断的感情，以及一个家庭在多年分离之后不得不重新开始的生活。
对我而言，这些都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
四、我想知道，父亲究竟犯了什么罪？
父亲在监狱期间，曾多次给我写信，但据我了解，其中很多信件被扣留。
2019 年儿童节前夕，父亲曾就给我打电话一事与有关方面交涉。此后，尽管监狱中其他服刑人员可以按照规定与家人通话，父亲在近六年的监狱生活中，据他向我讲述，只被允许打过两次电话。
对一个长期见不到父亲的孩子来说，一次电话、一封信，都是非常珍贵的事情。
我一直想问：父亲究竟触犯了中国哪一条法律？为什么他需要承受这样的待遇？
父亲向我讲述了他被抓捕、审讯、起诉和判刑的经过。他告诉我，自己被带走时没有看到合法手续，也没有得到清楚的理由；在此后的办案过程中，他遭受了长期强制固定姿势、被限制正常辩护等不当对待。
根据父亲提供的材料，他还指称，相关人员伪造或补办了部分法律手续，篡改了重要录音证据，并在审判过程中侵害了他的诉讼权利。
这些指控涉及严重的法律问题，应当由独立、公正的调查予以核实。
我不是当年案件的办案人员，也没有亲身经历父亲在羁押期间的每一个细节。但我作为他的女儿，亲眼看到了父亲被带走，也亲身经历了此后七年多家庭生活的改变。我有理由要求有关机关认真审查父亲提出的证据和申诉，而不是让这些问题一直得不到回答。
父亲还告诉我，在案件处理过程中，有关人员曾对他表达过这样的意思：法律并不能真正限制他们想抓捕谁的权力。
如果这些情况属实，那么问题就不仅仅是我父亲个人的遭遇，而是任何一个普通人能否得到法律保护的问题。
法律不应当因一个人的职业、观点或者所表达的意见而失去对他的保护。任何人是否有罪，都应当依据事实和法律，通过公正的司法程序作出判断。
五、我所了解到的“709”，不应当被遗忘
父亲被抓以后，我逐渐了解到，受到刑事追究的并不只有他一个人。
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受到冲击，多名人权律师、公民和维权人士被抓捕、起诉或者判刑。许多家庭因此承受了与我们相似的分离、恐惧和生活困境。
父亲还向我讲述了他认为案件受到不当干预的情况，并向我展示了他长期保存的控告材料。
在这些材料中，父亲指称，时任公安部有关领导孙力军、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等人曾对案件处理施加不当影响；他也对天津有关办案人员、检察人员和司法人员提出了具体指控。
这些涉及具体个人的指控，应当根据证据依法调查，不能仅凭任何一方的陈述代替正式调查结论。但同样重要的是，有关机关不能仅仅因为被控告者具有重要职务，就拒绝调查或者让案件长期没有结果。
父亲刑满释放后，没有停止申诉和控告。他整理材料，向有关机关反映情况，也向国际社会讲述“709”事件。
据我了解，他曾向有关机关提交申诉材料，但在寻求司法救济的过程中遇到了障碍。他还曾就自己的微信账号被永久封禁一事进行投诉和起诉，希望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
父亲认为，微信账号被封禁与他持续揭露“709”事件有关。相关原因和责任，应当由有关方面根据事实作出说明。
这些事情也影响了我的生活。
有一次，学校在群里通知家长接学生放学。因为父亲无法正常收到相关信息，我在寒冷的冬夜独自在学校外等候。
还有一次，学校通知家长缴纳中考体育测试费，父亲同样因为无法及时收到通知而延误。类似的事情并非只有一次。
对成年人而言，一个社交账号被封禁可能只是生活中的一件麻烦事。但对一个未成年孩子而言，当父母无法正常接收学校通知时，受到影响的可能是最具体、最普通的日常生活。
2026 年 9 月中旬，我使用的母亲原有的手机号码又遭遇双向通信限制，收到的理由是涉及电信诈骗。我不理解这一处理的具体依据，也希望有关方面能够说明事实、依法处理。
我不要求任何人因为我的家庭背景而给予我特殊待遇。我只希望自己和其他普通公民一样，能够正常学习、与家人联系，并在遇到问题时获得公正的处理。
六、我希望得到的，不是特殊照顾，而是公正
这些年来，父亲一直在为自己申诉。
我知道，这条路并不容易。
但我也认为，一个人刑满释放，并不意味着有关案件中的所有问题都已经得到解决；一个家庭重新生活，也不意味着此前受到的伤害就会自动消失。
如果判决存在错误，就应当依法纠正。
如果办案人员实施了刑讯逼供、伪造证据、非法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违法行为，就应当依法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追究责任。
如果有关人员利用职权干预司法，就应当查清事实，不能因为其曾经身居高位而免于审查。
我希望有关机关能够公开、认真地审查“709”相关案件，依法处理申诉，向当事人和家属说明处理结果。
我也希望，曾经因“709”事件而受到影响的其他律师、公民及其家属，能够得到公正对待。
我提出这些要求，不是因为我认为父亲永远不会犯错，也不是因为我希望任何人不经调查就被认定有罪。
我要求的是：每一个人的案件都应当依据事实和法律处理；每一项严重的违法指控都应当得到认真调查；每一个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人，都应当有机会通过公正程序获得救济。
这才是法律应有的意义。
七、我的呼吁
我是一名在“709”事件中失去父亲陪伴七年多、后来又失去母亲的女儿。
我不能让自己的童年重新来过，也不能让母亲重新回到我身边。
但我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让更多人看到，“709”事件不仅仅是一批律师和公民被抓捕、判刑的案件。它还改变了许多家庭的命运，影响了许多孩子的成长，并在一些人心中留下了至今无法消除的伤痛。
我郑重呼吁：
第一，要求中国现执政者正视“709”事件，立即、无条件推动纠正相关错误判决，对应当宣告无罪的律师和公民依法宣告无罪，恢复他们应有的权利与尊严。
第二，要求有关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调查“709”案件中关于非法抓捕、刑讯逼供、伪造证据、干预司法等严重指控，对经查证属实的违法犯罪行为依法追究责任，不因涉事人员的职务和身份而区别对待。
第三，要求有关司法机关依法受理和审查当事人的申诉，公开、透明地回应相关法律问题，让受到影响的当事人及其家属能够获得真实、明确的答复。
第四，呼吁国际社会、人权组织、法律界和媒体继续关注“709”事件，帮助保存和核实相关证据，持续推动案件得到公正处理，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我希望有一天，当人们再次谈起“709”时，不再只是记得那些被带走的人、那些判决和那些家庭的痛苦，也能够看到社会对公正的坚持，以及错误得到纠正的可能。
我不希望任何孩子再经历我所经历的事情。
我也不希望任何一个家庭，仅仅因为亲人坚持自己的法律信念，就被迫承受长期分离和难以弥补的伤害。
我年纪还不大，但我知道，有些事情不能因为时间过去了，就当作从未发生。
我要求的不是同情，而是公正；不是特殊待遇，而是法律面前应有的平等；不是让谁受到报复，而是让事实得到查明，让责任得到追究，让错误得到纠正。
“709”不应当被遗忘，受到伤害的人不应当被遗忘，公正也不应当被遗忘。
周怡然
2026 年 10 月 23 日
说明：本文涉及父亲案件的具体办案过程、相关人员行为及司法程序问题的部分内容，主要依据父亲周世锋的口述、其提供的控告材料及其他公开的“709”事件资料整理。相关指控应以原始材料、正式文书及依法调查的结果为准。
本文由《中國之春》首發
本文为原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主任周世锋律师之女——周怡然的亲历陈述。 2015年事件爆发时，她年仅五岁；直至2022年父亲刑满获释，她已成长为十二岁半的少女。在漫长的七年多岁月里，她不仅失去了至亲的陪伴，更目睹了母亲在重重压力与病痛折磨下独自支撑家庭、最终遗憾离世的苦痛。
这篇文字真实记录了一个女孩对童年缺失与家庭伤痕的故事，更是对“709事件”司法公正与法律尊严的叩问。周怡然以个人与家庭的遭遇切入，详细讲述了政治迫害对个体生活的深远影响，并针对案件审理过程中的违法疑点、事后申诉救济的重重阻碍提出了具体指控。她郑重向中国当局与国际社会发出呼吁，要求正视历史错案、依法宣告无罪、追究违法侵权责任，并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
《中国之春》首发了本文，期望透过这个年轻却坚韧的声音，让大众重新关注“709事件”受害者及其家属的真实处境，共同守护社会对公正与法治的信念。
对华援助协会
作者: 周怡然
我是周怡然，原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主任周世锋的女儿。
2015 年，中国发生了被广泛称为“709 大抓捕”的事件。我的父亲周世锋是这一事件中受到刑事追究的人权律师之一。他被判处七年有期徒刑，直到 2022 年 9 月 24 日才刑满回家。
我写下这些文字，不仅是因为他是我的父亲，更因为这场发生在我童年时期的政治迫害，改变了我的家庭，也深刻影响了我的成长。
我希望中国社会和国际社会能够正视“709”事件，推动纠正相关冤错案件，追究违法侵权行为的责任，让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和尊严得到尊重。
我要求中国现执政者立即、无条件纠正“709”事件中针对人权律师和公民的错误判决，依法宣告无罪，并追究经调查证实实施违法行为者的相应法律责任。
一、我的童年，被迫与父亲分离
2015 年“709”事件发生时，我只有五岁多。
2022 年 9 月，父亲刑满回家时，我已经十二岁半了。
这七年多，本应是一个孩子在父亲身边撒娇、成长、逐渐认识世界的时光。我本应该有更多机会向父亲讲述学校里的事情，向他请教问题，在遇到困难时得到他的陪伴。
但这些平常而珍贵的生活，对我而言，却成了无法弥补的缺失。
2015 年 7 月 9 日深夜，父亲还没有回家。我记得自己曾几次给他打电话，问他什么时候回来。
第一次，他说：“今天不回来了。”
过了一会儿，我又打电话，问他是不是快到家了。他仍然告诉我，第二天早上回来。
我不甘心，又打了一次电话。我当时只是一个想等爸爸回家的小女孩，反复确认他是不是快到家了。
最后，我只能无奈地说：“好吧。”
我当时并不知道，那可能是我童年生活中最后一次这样自然地等待父亲回家。
第二天早上，父亲被三名便衣人员带走。根据父亲后来向我讲述的情况，当时对方没有出示证件，也没有说明理由。
一个孩子很难理解，为什么前一天还在电话里说话的父亲，突然就不见了，而且一走就是七年多。
我后来才逐渐明白，这不仅是一次家庭分离，也是一场政治迫害给一个孩子留下的长期伤害。
二、母亲独自支撑这个家，直到永远离开我
父亲被抓后，母亲承担起了照顾我的全部责任。
母亲原本身体就不好。父亲被抓以后，她的身体状况进一步恶化，曾多次住院抢救。即使身体已经残疾、行动困难，她仍然坚持给我做饭、接送我上下学。
有很多次，母亲凌晨起来为我准备早饭，却因为身体不支而重重摔倒在地上。
那时的我还小，不懂得母亲究竟承受着多大的痛苦。我只知道，她一直在努力照顾我。
七年多以后，父亲终于回家。母亲曾用手机给父亲写下一句话：
“你走 7 年，我没有死。”
每次想到这句话，我都很难受。
2023 年底，母亲再次住院抢救。2024 年 7 月 3 日，她永远离开了我。
后来，我了解到，在“709”事件发生时，母亲安装的心脏起搏器已经到了需要更换电池的时候。但由于父亲被抓捕、判刑，家庭长期处于极其困难的状态，这件事没有得到及时处理。
我一直为此感到痛苦和遗憾。我无法改变母亲已经离开的事实，也无法确定，如果当年没有发生这一切，母亲究竟还能陪伴我多少年。
但我知道，如果父亲没有被抓走，我们一家人至少本来有机会共同面对困难，而不是让母亲一个人承担那么多。
母亲去世后，我失去了母亲，也永远失去了那些本来可能拥有的家庭时光。
我不愿把亲人的离去简单地归结为某一个原因。但我无法回避一个事实：政治迫害造成的伤害，不会随着一个人刑满释放就结束。它可能继续影响一个家庭，甚至留下无法挽回的后果。
三、父亲回来了，七年多的分离却无法一笔勾销
父亲刑满释放后，一直努力照顾我。
我感谢他，也知道他很爱我。
后来，我听父亲和家人讲起，我小时候，他特别疼爱我，而我也非常依恋他。
可是，七年多的分离，毕竟不是一句“回来了”就能完全弥补的。
当父亲重新回到我的生活中时，我已经不是当年那个五岁多、每天盼着爸爸回家的孩子了。我长大了，开始有自己的想法，也经历了许多父亲无法陪伴的时刻。
我们需要重新熟悉彼此，重新建立亲近的感觉。
这种感受很难用几句话解释清楚。父亲明明就在身边，却有一些本来应该自然而然形成的亲密，需要重新建立。
我认为，这也是“709”事件造成的一种容易被忽视的伤害。
人们谈论政治迫害时，往往关注被捕者被判了多少年、承受了什么待遇、失去了什么工作，却容易忽视孩子失去的陪伴、亲人之间被迫中断的感情，以及一个家庭在多年分离之后不得不重新开始的生活。
对我而言，这些都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
四、我想知道，父亲究竟犯了什么罪？
父亲在监狱期间，曾多次给我写信，但据我了解，其中很多信件被扣留。
2019 年儿童节前夕，父亲曾就给我打电话一事与有关方面交涉。此后，尽管监狱中其他服刑人员可以按照规定与家人通话，父亲在近六年的监狱生活中，据他向我讲述，只被允许打过两次电话。
对一个长期见不到父亲的孩子来说，一次电话、一封信，都是非常珍贵的事情。
我一直想问：父亲究竟触犯了中国哪一条法律？为什么他需要承受这样的待遇？
父亲向我讲述了他被抓捕、审讯、起诉和判刑的经过。他告诉我，自己被带走时没有看到合法手续，也没有得到清楚的理由；在此后的办案过程中，他遭受了长期强制固定姿势、被限制正常辩护等不当对待。
根据父亲提供的材料，他还指称，相关人员伪造或补办了部分法律手续，篡改了重要录音证据，并在审判过程中侵害了他的诉讼权利。
这些指控涉及严重的法律问题，应当由独立、公正的调查予以核实。
我不是当年案件的办案人员，也没有亲身经历父亲在羁押期间的每一个细节。但我作为他的女儿，亲眼看到了父亲被带走，也亲身经历了此后七年多家庭生活的改变。我有理由要求有关机关认真审查父亲提出的证据和申诉，而不是让这些问题一直得不到回答。
父亲还告诉我，在案件处理过程中，有关人员曾对他表达过这样的意思：法律并不能真正限制他们想抓捕谁的权力。
如果这些情况属实，那么问题就不仅仅是我父亲个人的遭遇，而是任何一个普通人能否得到法律保护的问题。
法律不应当因一个人的职业、观点或者所表达的意见而失去对他的保护。任何人是否有罪，都应当依据事实和法律，通过公正的司法程序作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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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被抓以后，我逐渐了解到，受到刑事追究的并不只有他一个人。
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受到冲击，多名人权律师、公民和维权人士被抓捕、起诉或者判刑。许多家庭因此承受了与我们相似的分离、恐惧和生活困境。
父亲还向我讲述了他认为案件受到不当干预的情况，并向我展示了他长期保存的控告材料。
在这些材料中，父亲指称，时任公安部有关领导孙力军、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等人曾对案件处理施加不当影响；他也对天津有关办案人员、检察人员和司法人员提出了具体指控。
这些涉及具体个人的指控，应当根据证据依法调查，不能仅凭任何一方的陈述代替正式调查结论。但同样重要的是，有关机关不能仅仅因为被控告者具有重要职务，就拒绝调查或者让案件长期没有结果。
父亲刑满释放后，没有停止申诉和控告。他整理材料，向有关机关反映情况，也向国际社会讲述“709”事件。
据我了解，他曾向有关机关提交申诉材料，但在寻求司法救济的过程中遇到了障碍。他还曾就自己的微信账号被永久封禁一事进行投诉和起诉，希望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
父亲认为，微信账号被封禁与他持续揭露“709”事件有关。相关原因和责任，应当由有关方面根据事实作出说明。
这些事情也影响了我的生活。
有一次，学校在群里通知家长接学生放学。因为父亲无法正常收到相关信息，我在寒冷的冬夜独自在学校外等候。
还有一次，学校通知家长缴纳中考体育测试费，父亲同样因为无法及时收到通知而延误。类似的事情并非只有一次。
对成年人而言，一个社交账号被封禁可能只是生活中的一件麻烦事。但对一个未成年孩子而言，当父母无法正常接收学校通知时，受到影响的可能是最具体、最普通的日常生活。
2026 年 9 月中旬，我使用的母亲原有的手机号码又遭遇双向通信限制，收到的理由是涉及电信诈骗。我不理解这一处理的具体依据，也希望有关方面能够说明事实、依法处理。
我不要求任何人因为我的家庭背景而给予我特殊待遇。我只希望自己和其他普通公民一样，能够正常学习、与家人联系，并在遇到问题时获得公正的处理。
六、我希望得到的，不是特殊照顾，而是公正
这些年来，父亲一直在为自己申诉。
我知道，这条路并不容易。
但我也认为，一个人刑满释放，并不意味着有关案件中的所有问题都已经得到解决；一个家庭重新生活，也不意味着此前受到的伤害就会自动消失。
如果判决存在错误，就应当依法纠正。
如果办案人员实施了刑讯逼供、伪造证据、非法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违法行为，就应当依法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追究责任。
如果有关人员利用职权干预司法，就应当查清事实，不能因为其曾经身居高位而免于审查。
我希望有关机关能够公开、认真地审查“709”相关案件，依法处理申诉，向当事人和家属说明处理结果。
我也希望，曾经因“709”事件而受到影响的其他律师、公民及其家属，能够得到公正对待。
我提出这些要求，不是因为我认为父亲永远不会犯错，也不是因为我希望任何人不经调查就被认定有罪。
我要求的是：每一个人的案件都应当依据事实和法律处理；每一项严重的违法指控都应当得到认真调查；每一个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人，都应当有机会通过公正程序获得救济。
这才是法律应有的意义。
七、我的呼吁
我是一名在“709”事件中失去父亲陪伴七年多、后来又失去母亲的女儿。
我不能让自己的童年重新来过，也不能让母亲重新回到我身边。
但我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让更多人看到，“709”事件不仅仅是一批律师和公民被抓捕、判刑的案件。它还改变了许多家庭的命运，影响了许多孩子的成长，并在一些人心中留下了至今无法消除的伤痛。
我郑重呼吁：
第一，要求中国现执政者正视“709”事件，立即、无条件推动纠正相关错误判决，对应当宣告无罪的律师和公民依法宣告无罪，恢复他们应有的权利与尊严。
第二，要求有关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调查“709”案件中关于非法抓捕、刑讯逼供、伪造证据、干预司法等严重指控，对经查证属实的违法犯罪行为依法追究责任，不因涉事人员的职务和身份而区别对待。
第三，要求有关司法机关依法受理和审查当事人的申诉，公开、透明地回应相关法律问题，让受到影响的当事人及其家属能够获得真实、明确的答复。
第四，呼吁国际社会、人权组织、法律界和媒体继续关注“709”事件，帮助保存和核实相关证据，持续推动案件得到公正处理，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我希望有一天，当人们再次谈起“709”时，不再只是记得那些被带走的人、那些判决和那些家庭的痛苦，也能够看到社会对公正的坚持，以及错误得到纠正的可能。
我不希望任何孩子再经历我所经历的事情。
我也不希望任何一个家庭，仅仅因为亲人坚持自己的法律信念，就被迫承受长期分离和难以弥补的伤害。
我年纪还不大，但我知道，有些事情不能因为时间过去了，就当作从未发生。
我要求的不是同情，而是公正；不是特殊待遇，而是法律面前应有的平等；不是让谁受到报复，而是让事实得到查明，让责任得到追究，让错误得到纠正。
“709”不应当被遗忘，受到伤害的人不应当被遗忘，公正也不应当被遗忘。
周怡然
2026 年 10 月 23 日
说明：本文涉及父亲案件的具体办案过程、相关人员行为及司法程序问题的部分内容，主要依据父亲周世锋的口述、其提供的控告材料及其他公开的“709”事件资料整理。相关指控应以原始材料、正式文书及依法调查的结果为准。
本文由《中國之春》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