践踏人权的罪魁正图谋为世界人权指明方向

6月11日至12日，中共在北京召开“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统称“北京人权论坛”）并借机推出了缺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新闻自由、结社自由等等公民基本人权的所谓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2030年）》。中共官方宣称，有来自近百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嘉宾与会。此次论坛的主题是“携手发展 共享人权：《发展权利宣言》通过40周年与全球人权治理新愿景”。中国官方借此强调发展权、生存权和各国自主选择人权道路的重要性。

与此同时，围绕中国言论自由、互联网审查和公民表达空间的争议再次受到关注，使这场论坛不仅成为国际人权治理会议，也成为不同人权观念交锋的窗口。

近年来，中共在人权领域的频繁动作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与深思。通过定期举办所谓的“北京人权论坛”以及连续发布多轮《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中共不仅在对内强化其执政合法性，更在对外展现出一种强烈的战略意图：试图重塑国际人权定义，篡夺国际人权话语权，进而为世界人权“指明方向”。

这一现象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政治逻辑与战略图谋。作为一个在历史和现实中因诸多侵犯人权行为而备受国际社会指责的政权，中共通过官方叙事的包装，正试图从“被审判者”摇身一变成为“审判员”。

“北京人权论坛”自2008年创办以来，已成为中共开展“人权外交”和进行对外宣传的重要制度化平台。通过这一论坛，中共极力推行一套有别于普遍性人权价值的“中国特色人权观”。

北京人权论坛公然偷换概念，将生存权与发展权置于国际人权首要。纵观在北京人权论坛的历届议题中，“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人权”被作为核心教条反复灌输。中共以此将人权简化为经济增长、基础设施建设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

其实质目的是，通过这种叙事企图割裂人权的完整性。它暗示在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之前，公民的政治权利、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以及免受任意拘押的权利是可以被“顺延”或“牺牲”的。

这种将经济成就等同于人权进步的逻辑，本质上是为威权主义统治提供合法性辩护。

同时，北京人权论坛通过邀请大量发展中国家的政要、学者以及部分西方左翼人士参会，试图制造一种“天下苦美久矣”的国际舆论氛围。

中共利用部分南方国家对西方历史上的殖民主义、干涉主义的不满，将西方对人权普适价值的坚持贴上“人权政治化”、“双重标准”和“意识形态工具”的标签。

通过这种方式，论坛拉拢了一批在人权记录上面临类似国际压力的国家，共同抵制联合国的监督机制，企图在国际社会中建立一套以“互不干涉内政”为核心的、免受问责的人权新秩序。

而中共借机发布的所谓《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本质上就是用法律与制度化外衣包装的极权叙事。

如果说北京人权论坛是中共对外展示的橱窗，那么定期发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则是其对内对外进行合法性论证的白皮书。然而，仔细研读这些计划，不难发现其文本表述与现实制度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首先，表现为文本上的“完美”与现实中的“缺位”。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往往包含大量关于保障妇女、儿童、老年人权益，以及改善司法程序、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的详尽指标。这种制度化的文本呈现，给外界一种“中国高度重视并积极推进人权法治化”的假象。

然而，这些计划无一例外地排除了对公权力制约、司法独立、新闻审查取消以及政治参与权等核心人权指标的探讨。

在实际运行中，当《行动计划》中宣称的“依法治国”遭遇维护政权稳定的维稳政治任务时，前者往往被践踏得荡然无存。对异见人士的秘密拘押、对维权律师的系统性打压、以及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的强力同化政策，与《行动计划》中的漂亮辞藻形成了讽刺的对比。

其次，人权被中共高度工具化，作为政治上的防御与进攻的武器。

中共公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时机与频率，往往与国际社会对其人权状况的批评周期相重合（如联合国普遍定期审议等）。

其防御功能是，向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展示“我们不仅有人权，而且有计划、有步骤地在改善”，以此作为抵御外界批评的防弹衣。

而其进攻功能则为，通过将社会经济数据（如脱贫人数、人均寿命、人均收入）纳入人权行动计划，中共得以反向指责西方国家存在贫富分化、枪支暴力、种族歧视等问题，从而将国际人权辩论引向“比拼经济社会治理成果”的歧途。

中共之所以如此苦心孤诣地运筹“北京人权论坛”并不断出台《人权行动计划》，就是图谋篡夺人权领域话语权，要将自己从“被动防御”转到“指明方向”。

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共在国际人权舞台上主要采取“被动防御”和“消极对抗”的姿态。然而，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以及西方民主国家内部面临的种种挑战，中共的人权战略发生根本性转变：从躲避批评走向主动定义，从参与国际规则走向要为世界人权“指明方向”。

中共将自身的人权观融入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宏大叙事中。在官方宣传中，中国式现代化被注入了“人权新形态”的内涵。中共宣称，中国成功走出了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并公开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推介这种“极权发展模式”，声称这为那些“既想加快发展又想保持独立”的国家提供了“中国方案”，指明了“新方向”。

中共不仅在观念上进行渗透，更在多边组织中展开了系统性的权力争夺。

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场合，中共联合其盟友，通过提出各种淡化个人权利、强调国家主权和经济发展的决议草案，逐步蚕食和改变联合国自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确立以来的普适人权标准。

这种做法被称为“白蚁效应”——它不公开砸碎既有的国际人权大厦，而是通过修改词汇定义、削减人权特别报告员的预算、阻挠非政府组织（NGO）获得联合国咨商地位等手段，从内部掏空全球人权监督机制。

一个自身侵犯人权罪恶累累的政权，试图成为全球人权的“掌舵人”和“指路明灯”，这是当代国际政治中最具讽刺意义的现象之一。这种话语篡夺的图谋如果得逞，将给人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其一，致使人权普适性消解。 一旦“人权由各国国情决定”成为国际共识，人权将沦为统治阶级随意裁剪的政治外衣，失去其作为限制国家暴政之底线武器的功能。

其二，致使全球极权主义合法化。中共推行的“生存权高于一切”的模式，本质上是为威权乃至极权统治提供国际合法性。它告诉世界各地的独裁者：只要能维持基本的经济运行或社会控制，任何对公民自由的践踏都可以被合理化。

历史事实证明，中共通过召开北京人权论坛、公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等一系列精心编排的战略举措，清晰地展现了其重塑国际政治秩序的野心。这绝非单纯的修辞之争，而是一场关乎人类未来基本自由与尊严的制度与价值之战。

面对这种旨在“指明方向”的话语篡夺图谋，国际社会必须保持清醒的认知。人权的内核永远是对个体尊严的捍卫和对绝对公权力的约束。任何以“国家发展”、“安全稳定”或“国情特殊”为名压制个体自由、剥夺公民基本权利的叙事，无论包装得多么精致，都无法掩盖其反人权、反法治的专制本质。重申《世界人权宣言》的普适价值，捍卫国际人权机制的独立性与有效性，是国际社会抵制极权话语扩张、守护人类文明底线的当务之急。

对华援助协会特约评论员

2026年6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