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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表机巨头日本佳能（Canon） （微博照片） |
从中山佳能被扣“恶意赔偿”看中共低人权低工资发展模式的邪性
据媒体报道，11 月 21 日日本佳能中山工厂正式停产，11 月 29 日补偿方案公布，核心补偿是“2.5N + 1”，再加上 5 个月工资的就业支援金，工龄超 10 年还有 1.5 万的专项奖励，最牛的是不设工资和工龄上限，有 18 年老员工算下来能拿 40 万补偿。
方案一经披露，在中共官网竟然出现《警惕外企打着高裁员赔偿的幌子制造对立和矛盾》的文章，指责佳能此举是“恶意赔偿”，意在“扰乱中国市场环境”，“故意拉高国内企业的用工成本”，“别有用心地激化国内劳资矛盾”等等。
“恶意赔偿”这四个字，堪称当代中国社会最黑色的幽默。当一家企业遵守契约、尊重人权、给予劳动者体面退出机制时，竟然被视为一种“恶意”。这一荒谬指控的背后，隐藏着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中最难以启齿的秘密：中国制造的竞争力，长期建立在对劳动者权益的系统性压低之上；任何试图打破这种“低人权低工资默契”的行为，都被视为对现行体制和本土资本利益的挑战。
为何中共会祭出“恶意赔偿”之说？因为佳能的做法像一面照妖镜，照出了本土企业与现行体制的丑陋。
在中国，绝大多数民企乃至国企，在裁员时往往绞尽脑汁规避法律责任。从“N+1”的艰难维权，到各种花式逼迫员工“自愿离职”，再到996、007的常态化剥削，中国劳动者的生存状态长期处于一种“温水煮青蛙”的压抑之中。
佳能的高标准赔偿，瞬间打破了这种压抑的平衡。它向中国工人展示了另一种可能性：原来劳动是有尊严的，原来契约是可以被超额履行的。这种对比让习惯了压榨劳动力的国内权贵资本感到恐慌，因为一旦工人们觉醒并要求对等待遇，那个建立在廉价劳动力基础上的利润大厦将摇摇欲坠。因此，他们必须污名化这种文明的行为，将其定义为“恶意”，试图将工人的视线重新拉回“忍受剥削是爱国、要求权利是捣乱”的逻辑陷阱中。
清华大学教授秦晖曾深刻指出，中国经济奇迹的核心秘密之一是“低人权优势”。所谓的“人口红利”，在本质上是“人权负利”。
佳能事件再次印证了这一点。中共过去四十年的经济腾飞，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将劳动力由“人”异化为单纯的“生产要素”。这种模式的运作依赖于以下几个核心支柱：
被剥夺的博弈权（独立工会的缺位）： 在正常的市场经济国家，工资水平和福利待遇是劳资双方博弈的结果，工会是平衡资本权力的关键力量。在中国，中华全国总工会（ACFTU）是党及其政府的附庸，其职能并非维护工人权益，协助资方和政府进行“维稳”。当工人失去组织权和罢工权，他们就成了原子化的弱势群体，面对强权资本毫无议价能力。佳能的“高赔偿”是基于其母国工会力量和企业伦理的延伸，中国本土企业之所以能维持低工资，正是因为没有独立工会这一制衡力量。
户籍制度下的半奴役状态： 户籍制度将中国公民人为地分为“市民”与“农民”。数亿农民工在城市出卖劳动力，却无法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教育、医疗、养老）。这种制度设计使得政府和企业可以廉价使用劳动力，却无需承担劳动力的再生产成本。农民工用完即弃，不仅是企业的耗材，也是国家财政的弃儿。这种制度性的歧视，为“低工资模式”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供体。
法治的工具化与资本的合谋： 虽然中国有《劳动法》，但在GDP挂帅的政绩考核体系下，地方政府往往与资本结成利益共同体。为了招商引资，政府默许甚至纵容企业违反劳动法，将降低用工成本作为一种”投资环境优势“。当工人维权时，公检法机关往往站在资方一边，动辄以“寻衅滋事”打击讨薪或抗议的工人。佳能的守法甚至超法行为，反衬出中国法治在劳工保护领域的长期缺席与疲软。
有人会问，中共宣扬“共同富裕”，为何在实际操作中却维护“低人权低工资模式”？这涉及到一个更深层的政治逻辑。
首先，高积累与低消费是国家资本主义的特征。 通过压低劳动者所得，国家和国企能够截留大部分剩余价值，用于庞大的基建投资、军备扩张以及维稳开支。如果像佳能这样大幅提高劳动者收入，意味着利润向民间转移，政府支配资源的权力将被削弱。
其次，贫困是统治的一种手段。 商鞅的《商君书》中提到“民弱国强”，这一法家思想在中国几千年的统治术中从未断绝。让民众维持在一种“为了生存而疲于奔命”的状态，他们就没有闲暇和资源去思考政治权利、去追求民主自由。一个拥有高收入、高福利保障的公民社会，必然会产生更高的政治诉求，这对极权体制构成了潜在威胁。因此，维持“低人权、低福利、低工资”不仅是经济账，更是政治账。
佳能的撤离和其留下的“恶意赔偿”传说，实际上宣告了中共这种掠夺型发展模式正在走向尽头。
中共长期压榨劳动力，导致居民收入占GDP比重极低。当全球经济放缓，出口受阻时，中国急需内需拉动经济。然而，拿着微薄工资、背负高额房贷、缺乏社保托底的中国民众，哪里有消费能力？佳能员工拿到高额赔偿后可以消费、可以创业，而大多数中国工人失业即返贫。低工资模式最终杀死了国内市场，形成了恶性循环。
“恶意赔偿”的指责反映出中共主导的本土企业在低端压榨中苟活的现实。这种环境会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守法、体面的外资企业被迫撤离，留下的全是擅长钻营、压榨员工的“血汗工厂”。这不仅导致产业升级失败，更加剧了社会的不公与戾气。
曾经，中共可以用“把蛋糕做大”来掩盖分配不公的问题。但随着经济下行，蛋糕不再增长，分蛋糕的矛盾日益尖锐。当民众发现，所谓的“大国崛起”只是权贵的狂欢，而自己连一份体面的遣散费都被视为“恶意”时，这个政权宣扬的“为人民服务”的合法性基础将彻底崩塌。
人类发展的历史早已证明，中山佳能的“2.5N+1”不是恶意，而是文明的底线，是现代商业伦理与人权观念的正常体现。它之所以在中国显得突兀且被污名化，是因为这片土地长期浸泡在“不仅要你干活，还要你廉价；不仅要你廉价，还要你感恩”的极权扭曲逻辑中。
“恶意赔偿”这四个字，是对中共“低人权优势”发展模式最辛辣的讽刺。它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在这个体制下，人的价值被彻底物化，劳动者的尊严被视为经济发展的绊脚石。
这种建立在剥夺和压榨基础上的繁荣，注定是不可持续的。当一个国家将“善待国民”视为“恶意”，将“低人权”视为“优势”，它就已经站在了人类文明的对立面。佳能走了，带走的是资本和技术，留下的是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里，我们看到的不是盛世的繁华，而是无数在低工资、低保障中挣扎的个体，以及一个依靠吞噬自己孩子来维持庞大身躯的利维坦。
对华援助协会特约评论员
2025年1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