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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以来，网络上一直热议着五个相同姓名者。据浙江宣传微信公众号刊发文章《“最忙五人组”不能忙完就算了》，内中历数张吉惟、林国瑞、林玟书、林雅南、江奕云五个名字，从危机事件中的英雄，到平凡世界中的民众；从政府采购的评审专家，到书法大赛的获奖选手；从行政处罚公示，到学术期刊编委会名单；甚至在羽毛球比赛的参赛名单里，都能见到“他们”，因而被网络戏称“全网最忙五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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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观“全网最忙五人组”出现的各种场合，发现这些名字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省份、不同的官方机构发布的公告中反复“穿越”，其身份之多变、行程之繁忙，远超任何现实中的个人。这种明显的逻辑谬误和低级错误集中反映出中共宣传的欺世盗名。
这一事件的发生，并非偶然的失误，而是中共宣传机器在特定时期，奉行“任务式宣传”的必然产物。
这反映着中共宣传面对危机的需求导向。在重大危机发生后，宣传部门的首要任务并非报道事实真相，而是要迅速“抢占舆论高地”，制造“形势一片大好”的假象，从而转移公众对灾难真相和政府失职的关注。
同时还反映出中共宣传的素材库思维，即为了快速完成上级下达的“英雄事迹”报道任务，基层宣传人员往往使用中央或地方宣传部提供的“通用模版”和“标准素材照片”。当基层单位为“创新”而过度使用这些通用素材时，就导致了照片的交叉污染和大规模重复。
“五人组”事件还暴露了中共的宣传机器工具化，说明宣传仅仅是为维护统治服务的工具，而非致力于新闻真实性的机构。在中共的意识形态中，“宣传”并非西方语境下的信息传播，而是一种政治动员、思想统一和权力巩固的手段。当宣传需求和新闻真实发生冲突时，真实性必须无条件让位于宣传需求。这种谎言的广泛、密集和统一的传播，意图制造一种“群体错觉”，即所有人都相信、所有人都“感动”，从而迫使少数清醒者自我审查和沉默，最终达成“万马齐喑”的社会氛围。
这事件还反映出中共宣传低效的审核机制。这一低级错误能够大范围流传，反映了中共内部宣传系统的傲慢与低效。他们相信民众只会接受他们“投喂”的信息，而缺乏独立思考和求证的能力，因此对信息的重复与漏洞毫不设防。
如此“最忙五人组”谎言的低智化和批量化，正是中共宣传体系在追求“政治正确”和“速度效率”过程中，对事实的根本蔑视。
“全网最忙五人组”事件，如同一面社会X光片，穿透了中共宣传的外壳，直击其“谎言欺世”的本质。在这里中共的谎言，并非简单的隐瞒，而是对客观事实的彻底颠覆和重塑。
中共长期以来实行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控制着所有媒体的采编和发布。官方媒体被要求“姓党”，成为党的喉舌。在这种环境下，真正的独立调查报道难以生存，取而代之的是歌功颂德、报喜不报忧的宣传话语体系。当官方垄断了信息的发布渠道，公众接收到的信息往往是经过筛选、美化甚至编造的。
“最忙五人组”的假名单事件，是官方公信力崩溃的一个缩影。当人们发现连最基本的政府采购公告、处罚决定这样的官方文件都能堂而皇之地造假时，对政府发布的一切信息的信任度自然降到冰点。这种系统性的造假，从大跃进时期饿死数千万人却宣传“亩产万斤”甚至“十几万斤”的谎言，到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冤假错案，再到当下的基层治理乱象，一脉相承。
在“谎言治国”的体制下，不仅是制度层面的问题，社会道德也随之沦丧。为了保住饭碗、谋取利益，基层人员选择放弃职业操守和个人良知，参与到造假行为中。人们生活在一种变异的文化环境中，见证了太多不道德和造假的事物被常态化，导致是非黑白的标准模糊不清。
从“史上最忙五人组”的荒唐故事中，我们清楚地看到，谎言并非中共在特定危机中的偶然策略，而是其维持统治的系统性、结构性和内在性的基石。
中共的宣传机器，不惜以最拙劣、最荒谬的方式，也要制造种种符合其党性的“感动”和“成就”，编造出利于其统治的舆情与宣传，其核心动机是维护权力合法性。任何危机的真相，都可能动摇其“伟大、光荣、正确”的执政叙事。因此，必须用谎言筑起防火墙。同时中共宣传还旨在对人民实施精神控制。 通过重复和统一的谎言，消解民众的独立思考能力，塑造一个被控制的、单向度的社会。
然而，正如“全网最忙五人组”所证明的，在信息时代，即使是最严密的控制，也无法阻挡常识和逻辑的光芒。当谎言低级到一定程度，其本身的荒谬性就成为了最强大的反抗武器。这起事件是一堂生动的社会课，它不断提醒着所有被统治者：对官方话语的警惕、对真相的坚持和对荒谬的嘲讽，是维护个体尊严和良知的不二法门。同时也告诉世界，只有彻底终结新闻垄断、建立透明的监督机制，让真相得以自由传播，才能从根本上杜绝“最忙五人组”这样的荒诞剧再次上演。
2025年12月17日
对华援助协会特约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