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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半岁又怀二胎，孕妇骑电动车出行 |
2025年12月1日，被称为“史上最严”的《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GB 17761—2024）强制性实施过渡期结束，旧国标车全面禁售，各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查扣行动。
这部冠以“史上最严”的电动车技术规范，如同冬季的寒潮般刺骨。新国标的电动车从电池、车身材料、限速、定位等方面都有强制性规定：时速≤25km/h，车速超过22km/h 就会触发提示音；电机功率≤400w；塑料占比 ≤5.5%（以合金材料为主）；防篡改改装电池、控制器和电池北斗定位，商用车强制装，私家车选装；整车重量，铅酸的≤63kg，锂电的≤55kg；后视镜、脚踏板和链条安装。这些看似为了“安全”的条款，在现实中却演变成了一场针对底层民众的围猎。它不仅是一份技术文件，更是一面照妖镜，照出了极权以技术为借口治理背后的傲慢，以及权力在缺乏约束时对民众生存空间的野蛮入侵。
“限速25km/h，超速切断动力。”这是新国标的核心条款，也是引发最大争议的安全悖论。
在管理者眼中，慢就是安全。然而在现实的中国混合交通流中，25km/h不仅不安全，反而可能致命。在没有独立非机动车道的道路上，电动车被迫与时速60km/h以上的汽车混行。过低的速度差，使得电动车在面对后方来车时毫无避险能力，只能沦为路面上的“移动路障”。
更荒谬的是“超速切断动力”的设计。在下坡或需要瞬间加速避险的场景下，动力突然切断带来的顿挫感和失控感，本身就是巨大的安全隐患。
为什么制定者坚持这个并不符合流体力学和交通心理学的限速？答案指向了“蛮横”。与其花大力气去规划合理的非机动车道、去教育机动车驾驶员礼让、去建立精细化的交通管理体系，不如简单粗暴地给两轮车套上枷锁。
这种“一刀切”的管理思维，是极权治理的典型特征。它预设了民众是愚昧的、无法自控的巨婴，因此必须由“全知全能”的父权政府来接管一切。它不相信自发秩序，只相信强制力。于是，数亿人的出行效率被强行压低，整个社会的运转成本被无形拉高，而这一切，仅仅是为了让管理者在报表上感到“可控”。
如果说技术参数的荒谬只是让人感到不便，那么新国标对产业链和存量车的清洗，则是对底层民众生计的直接掠夺。
GB 17761—2024对整车重量和电池电压的限制，实质上是在倒逼铅酸电池退场，强制推行锂电池。然而，锂电池不仅价格昂贵，其安全性在当前的技术和管理水平下更是饱受诟病。近年来频发的电动车火灾，绝大多数源于劣质锂电池。新国标不仅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反而因为成本的上升，迫使更多人去购买翻新、拼装的劣质锂电，制造了更大的公共安全黑洞。
更重要的是，对于不仅要用它代步，还要用它谋生的群体——外卖员、快递员、装修工、小摊贩来说，电动车是他们在这个高物价时代赖以生存的最后工具。新国标导致车辆购置成本大幅上升，续航能力却大幅下降。
2025年12月1日之后，街头巷尾的查扣行动，让无数家庭陷入恐慌。一辆旧国标电动车，可能是一个清洁工两个月的工资；一辆被扣的新车，可能意味着一个外卖员半个月白跑了。当执法者以“法治”的名义，开着皮卡车在街头将那一辆辆承载着生计的电动车像抓牲口一样扔上卡车时，法律的尊严荡然无存，只剩下权力的狰狞。
这不是执法，这是阶层霸凌。制定规则的人开着奥迪，即使拥堵也能享受空调和音乐；而遵守规则的人，在寒风中因为车速慢了5公里而被罚款、被扣车。这种巨大的阶层割裂，使得新国标看起来更像是一场针对穷人的“路权清洗”。
中国之所以出现新国标的荒谬，根源在于立法程序的封闭与独断。
涉及3.8亿辆电动车、影响近半数国民出行的重大政策，在制定过程中，我们听到了专家的声音，听到了行业协会的声音，听到了主管部门的声音，唯独没有听到使用者的声音。所谓的“征求意见”，往往流于形式，核心条款从未因为民意而动摇分毫。
这种“闭门造车”的决策机制，正是极权主义治理逻辑的体现。在他们看来，社会治理是一项工程技术问题，只需要工程师和官僚在实验室里计算出最优解，然后强行推广即可。民众的感受、习惯、传统，统统被视为阻碍“进步”的噪音。
当公权力不再对民意负责，而对民生漠视，当立法过程缺乏博弈与制衡，产出的必然是这种“何不食肉糜”的荒唐规则。它不仅缺乏合法性基础，更缺乏执行的社会基础。结果必然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厂家生产符合国标的“裸车”，门店提供解限速和改装服务，骑行者想尽办法躲避交警。法律的权威在这一过程中沦为笑柄，社会陷入了“猫鼠游戏”的恶性循环。
GB 17761—2024 的出台与强推，不仅是一次失败的技术标准化行动，更是一次严重的政治信任危机。它用一种极其野蛮的方式，提醒着每一个中国人：你的财产、你的出行方式、甚至你谋生的工具，随时可能因为一纸文件而被定义为“违规”和“淘汰”。
所谓的“野蛮”，不仅仅是指执法手段的粗暴，更是指这种治理逻辑对人的主体性的践踏。它将人视为管理的对象、数据的节点、交通流中的障碍，唯独没有把人当成“人”。
如果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需要以牺牲底层民众的便利与生计为代价；如果所谓的“安全规范”，最终演变成了对守法良民的精准收割；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这样的“规范”究竟是在保护谁？这样的“治理”究竟要把社会带向何方？
2025年12月5日
对华援助协会特约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