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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位中国神父在罗马接受教宗比约十一祝圣为主教 |
1926年10月28日，刚恒毅总主教协同六位中国神父在罗马，接受教宗比约十一祝圣为主教。他们分别是：湖北浦圻教区，成和德（方济会士）；河北安国教区，孙德桢（遣使会士）；浙江台州教区，胡若山（遣使会士）；河北宣化教区，赵怀义（北京教区神父）；江苏海门教区，朱开敏（耶稣会士）；山西汾阳教区，陈国砥（方济会士）；居中为刚恒毅总主教。这是继罗文藻主教接受祝圣（1685年）后241年以来，中国人第二次接受主教祝圣。
一百年前，中国迎来首批国籍主教。如今，学者们齐聚香港，反思那场本地化运动的深远影响。
（香港 — 2025 年 8 月 25 日）在中国天主教会本地化运动迈入百年之际，来自全球的学者近日齐聚香港，参与一场回顾与反思 1926 年六位华人主教在罗马受祝圣的国际研讨会。这场会议不仅追溯教会历史的关键转折，也触及当代中国宗教处境、民族身份与全球教会的互动方式。
这场名为“ 1926 年六位国籍主教罗马祝圣百年纪念：中国天主教本土化与国籍枢机的兴起”的研讨会，于 8 月 11 日至 12 日举行，地点为香港浸会大学。来自中国大陆、港澳、美国、奥地利、捷克与意大利等地的近二十位学者参与，探讨 1926 年那场具有象征意义的祝圣仪式对中国教会、社会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的深远意涵。
历史背景：从义和团到本地神职的兴起
1926 年 10 月 28 日，时任教宗庇护十一世在罗马圣伯多禄大殿亲自祝圣六位中国籍主教——赵怀义（宣化代牧区）、孙德祯（Melchoir Sun De-zhen，蠡县代牧区）、胡若山（Joseph Hu Jo-shan，台州代牧区）、成和德（Odorico Cheng He-de，蒲圻代牧区）、陈国砥（Aloysius Chen Guodi，汾阳代牧区）与朱开敏（Simon Zhu Kai-min，海门代牧区）。他们的任命，被视为中国天主教摆脱西方主导、走向本地化的转捩点。
此一决定，发生在中国社会剧烈变动的年代：从 1900 年“义和团运动”中对外国传教士的大规模攻击，到 1911 年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及 1926 年北伐战争。梵蒂冈对中国局势日益关注，并开始推动在地神职人员的培育与任命。1919 年，教宗通谕《夫至大》发布后，便开始积极派遣特使巡视中国，推动修院建设与宗座代表团的设立，为日后的本地化奠定基础。
四大主题，交织历史与当代思考
此次研讨会聚焦四个主题，包括中国教会的本地化进程、华人枢机的研究、六位主教的个别经历与挑战，以及整体的历史评估。
美国惠特沃斯大学的安东尼·克拉克（Anthony E. Clark）教授，以“Resurgam”（拉丁语「我必复兴」）为题，首次公开 1924 年上海主教会议、1926 年祝圣仪式与 1946 年圣统制建立的数字化影像与文献。他指出，这一系列事件标志着中国教会逐步摆脱殖民印记，走向自我治理与神学自主。
波士顿学院的保罗·马里亚尼（Paul Mariani）与香港浸会大学朱宜怡教授，则分别以近着为例，讨论中国主教在特定历史处境中的角色与张力。马里亚尼从金鲁贤主教的生平切入，探索改革开放后教会的复兴；朱则藉由研究汤汉枢机与早期枢机如田耕莘、于斌，指出这些教会领袖如何在政治夹缝中维系信仰、建立对话与发展本地策略。
「不再是洋教」：宗教适应与文化对话
同济大学的周萍萍认为，1920 年代的本地化运动，是宗教适应与民族主义兴起交织下的产物。“华人主教的任命，削弱了天主教作为‘洋教’的印象，促进了其与本土文化的对话。”
来自澳门圣若瑟大学与捷克马萨里克大学的学者则指出，在战争与社会动荡中，这些主教多半过着简朴生活，透过虔诚祈祷与坚持教会传统，发展出一套既忠于罗马教会、又融入中国文化的牧灵与传教策略，成为后世华人神职的典范。
与会者普遍指出，1926 年的祝圣仪式，尽管发生在民族主义高涨与政局动荡的背景中，却并非外力的妥协，而是教会内部主动推动的本地化成果——反映出中国天主教会在忠诚与自立间的细腻平衡。
当代视角：从史学转向反思
香港中文大学的 Naomi Thurston 指出，今日的教会史研究受到全球史、后殖民论述与跨文化视角的强烈影响，呼吁学者们在使用数位资源与论述框架时，须反思自身的立场与研究方法，警惕简化的意识形态干预。
她指出：“教会不只是一个宗教机构，它同时也是文化的载体与政治现实的参与者。当我们重新检视 1926 年的祝圣事件时，也是在回望一个全球信仰如何在本地土壤中生根发芽的历史。”
在研讨会结束时，多位学者指出，1926 年的本地化运动已不只是教会历史的一页，更是一个仍在延续的实验。百年后的今天，虽然中国天主教早已成为由中国人主导的教会，但当年那些被祝圣的主教们所展现的语言能力、国际视野、与政权对话的智慧，以及他们身上的简朴与坚韧精神，依旧值得当代教会领袖深思与效法。
对华援助协会高珍赛
四大主题，交织历史与当代思考
此次研讨会聚焦四个主题，包括中国教会的本地化进程、华人枢机的研究、六位主教的个别经历与挑战，以及整体的历史评估。
美国惠特沃斯大学的安东尼·克拉克（Anthony E. Clark）教授，以“Resurgam”（拉丁语「我必复兴」）为题，首次公开 1924 年上海主教会议、1926 年祝圣仪式与 1946 年圣统制建立的数字化影像与文献。他指出，这一系列事件标志着中国教会逐步摆脱殖民印记，走向自我治理与神学自主。
波士顿学院的保罗·马里亚尼（Paul Mariani）与香港浸会大学朱宜怡教授，则分别以近着为例，讨论中国主教在特定历史处境中的角色与张力。马里亚尼从金鲁贤主教的生平切入，探索改革开放后教会的复兴；朱则藉由研究汤汉枢机与早期枢机如田耕莘、于斌，指出这些教会领袖如何在政治夹缝中维系信仰、建立对话与发展本地策略。
「不再是洋教」：宗教适应与文化对话
同济大学的周萍萍认为，1920 年代的本地化运动，是宗教适应与民族主义兴起交织下的产物。“华人主教的任命，削弱了天主教作为‘洋教’的印象，促进了其与本土文化的对话。”
来自澳门圣若瑟大学与捷克马萨里克大学的学者则指出，在战争与社会动荡中，这些主教多半过着简朴生活，透过虔诚祈祷与坚持教会传统，发展出一套既忠于罗马教会、又融入中国文化的牧灵与传教策略，成为后世华人神职的典范。
与会者普遍指出，1926 年的祝圣仪式，尽管发生在民族主义高涨与政局动荡的背景中，却并非外力的妥协，而是教会内部主动推动的本地化成果——反映出中国天主教会在忠诚与自立间的细腻平衡。
当代视角：从史学转向反思
香港中文大学的 Naomi Thurston 指出，今日的教会史研究受到全球史、后殖民论述与跨文化视角的强烈影响，呼吁学者们在使用数位资源与论述框架时，须反思自身的立场与研究方法，警惕简化的意识形态干预。
她指出：“教会不只是一个宗教机构，它同时也是文化的载体与政治现实的参与者。当我们重新检视 1926 年的祝圣事件时，也是在回望一个全球信仰如何在本地土壤中生根发芽的历史。”
在研讨会结束时，多位学者指出，1926 年的本地化运动已不只是教会历史的一页，更是一个仍在延续的实验。百年后的今天，虽然中国天主教早已成为由中国人主导的教会，但当年那些被祝圣的主教们所展现的语言能力、国际视野、与政权对话的智慧，以及他们身上的简朴与坚韧精神，依旧值得当代教会领袖深思与效法。
对华援助协会高珍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