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刘凤钢受洗后和王明道先生和师母 (Photo:刘凤钢X) |
政策、利益链与家庭教会的生死抗争
作者:刘凤钢牧师
日期:2025年7月25日
一、引言:宗教政策升级的信号
2025年,中国宗教生态进入最严厉的整治阶段。“五进五化”运动不仅是文字性的治理方针,而是被具体化、工程化、项目化的全国行动,直接改变了基督教群体的生存空间。
所谓“五进”,指的是:
•干部进宗教场所
•国旗国歌进场所
•爱国主义宣传进场所
•政策法规进场所
•安防监控设备进场所
“五化”包括:
•宗教中国化
•管理规范化
•活动法治化
•信仰本土化
•组织制度化
官方宣称这些措施旨在“促进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但事实表明,它已成为强制性的制度性要求,深刻重塑宗教生活,甚至对宗教自由构成系统性冲击。
与此同时,政策落地过程伴随着政治忠诚度考核与经济利益链条,地方干部不仅在推进“五进五化”中承担“维稳责任”,更借此形成新的灰色权力生态。
本文基于对浙江、北京、山西等地近期宗教事件的调查,结合地方执行细节,全面剖析“五进五化”的政策基因、执行逻辑、利益驱动及信仰群体的应对,揭示一场全国性的信仰围剿背后复杂的权力结构。
二、政策起源:浙江“三改一拆”与“十字架风暴”
“五进五化”的雏形可追溯至浙江省2013年启动的“三改一拆”运动。表面目标是城市改造与违法建筑拆除,实质却集中针对基督教建筑标志,尤其是十字架。
据地方信徒统计,2014年至2016年,浙江省超过2000处教堂或礼拜点的十字架被强制拆除。此举引发国内外广泛关注,甚至被国际宗教自由组织列入年度迫害报告。
政策背后的战略目标,是习近平2013年提出的“宗教中国化”,要求宗教在政治忠诚、文化表达、社会治理等层面“嵌入”中共意识形态。这一战略使宗教政策呈现三个特点:
1.工具化:宗教被纳入社会治理体系,要求服从党政安排;
2.符号化:通过拆十字架、挂国旗,视觉上实现国家主导的象征置换;
3.安全化:引入监控、备案制度,将宗教活动纳入安全防控网络。
台州作为浙江样板区,率先提出“五进”,将政治宣传、硬件改造与干部驻场结合,成为后续全国推广的试点。
三、全国化路径:从蔡奇经验到法规支撑
2017年,时任浙江高官的蔡奇升任北京市委书记,其治理经验迅速在首都落地。2018年,北京锡安教会因拒绝安装摄像头被强行取缔,成为标志性事件。该案例不仅震慑全国宗教群体,也展示了政策落地的新手段:技术管控+执法协同。
同年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正式确立了行政审批、场所备案、安全设施建设等硬性要求,为强制执行提供法律依据。
从2020年至2025年,全国范围内的“五进五化”逐步从倡导性政策演变为考核指标,地方政府通过签订“责任状”,层层传导压力。与之同步的,是各地采购监控设备、安防系统、LED宣传屏的市场化操作,形成庞大的资金链条。
四、2025:高压治理的典型案例
1. 北京锡安教会全国性打击
2025年6月,北京锡安教会在全国的十余处分堂被同时查封,行动涉及多个省份,公安、宗教事务部门联合执法,信徒被约谈或行政拘留。此举显示打压不再局限于地方,而是跨省协调,中央意图明显。
2. 山西杨荣丽案:重判15年
山西临汾金灯台教会传道人杨荣丽,因拒绝加入“三自”体系,被指控“诈骗”并判刑15年,成为近年宗教案件中最重刑罚。庭审过程封闭,辩护权受限,引发国际舆论批评。
3. 杭州市萧山区:大规模行动
杭州市萧山区在2025年上半年成为宗教打压的典型区域。该区在“五进五化”推进中,被列为重点试点,几乎所有大型家庭教会在过去数月遭遇清理,礼拜场所查封,设备被移除,宗教活动被迫中止。
与温州等地相比,萧山区执行力度更高,形成“全覆盖、零容忍”模式。这表明地方政府将宗教治理纳入政治考核,并采取强制化路径,确保短期内达到可量化指标。
五、利益链条:从政治任务到灰色收益
调查发现,“五进五化”的推进不仅是意识形态要求,更深植于地方官员的政治激励和经济利益之中。
1. 政治考核压力
地方干部需将宗教管控纳入“平安建设”“社会稳定”评分,涉及职务晋升。未能完成“五进五化”指标,直接影响仕途。
2. 采购链条腐败
“五进五化”带来大规模硬件采购需求,包括:
•视频监控系统
•人脸识别设备
•X光安检机
•LED宣传屏
•国旗及标语物料
这些项目资金来源于地方财政及专项“维稳经费”。由于缺乏透明度,供应商往往通过关系中标,合同金额虚高,部分官员借机收受回扣。
3. 抵制导致“灰色收益”受损
当家庭教会拒绝安装设备,项目预算缩水,直接影响地方干部的隐性收入。这也是部分地区出现“过度执法”的原因:为了维持利益链条,地方干部甚至主动升级手段,加大执法力度。
六、杭州市萧山区模式:政策落地的极端化路径
萧山区在浙江经济版图中地位特殊,产业集中、人口密集,宗教群体基础庞大。根据地方信源,自2025年4月起,萧山区宗教治理工作由区宗教事务部门牵头,公安、国保、街道办协同,形成“专项工作组”。
行动特点包括:
•集中时间窗口:在重大政治节点(如敏感纪念日、国际宗教会议期间)前后集中执法;
•硬性指标化:将“五进五化”完成率纳入区级政绩考核,形成倒逼机制;
•封闭式执法:采用夜间封控、现场查封等手段,限制舆论扩散;
•经济切断措施:冻结场所租赁、终止物业服务,迫使教会停摆。
结果是,数月内,萧山区大部分中大型家庭教会失去合法聚会空间。信徒被迫分散至小型私宅或转入线上,但在线宗教活动同样受到监控和干预。
此模式为“五进五化”的极端化样本,可能成为其他城市复制的模板。
七、国际维度:宗教政策与外交博弈
宗教打压并非纯国内事务,而与中美关系紧密相关。川普回归后,中美对抗升级,北京在意识形态安全领域采取更强硬立场,将宗教视为潜在外部渗透渠道。
外交筹码逻辑
近年来,宗教案件频繁出现在中美人权对话中。北京通过高压手段制造“谈判筹码”,以宗教议题换取经济或外交利益。这种策略使基督教群体承受政策压力的同时,也成为国际博弈的隐性受害者。
八、未来趋势:数字化治理与信仰地下化
•技术加码:AI监控、人脸识别、算法预警将实现对宗教活动的实时管控;
•场所“清零”:未备案的家庭教会面临彻底取缔,宗教活动将更依赖虚拟平台;
•信仰隐匿化:教会将采取小组制、加密通讯、跨境信息链维系信仰;
•国际监督加剧:联合国、美国宗教自由委员会可能将中国列入更高风险等级,但对政策走向影响有限。
结论:信仰空间的收缩与利益博弈的暗面
“五进五化”不仅是宗教治理工具,更是中国治理模式向“全方位控制”演化的体现。它结合了意识形态再塑、安全逻辑嵌入与经济利益勾连,使宗教自由成为权力和利益博弈的牺牲品。
在此格局下,中国的家庭教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信仰群体的选择空间在收缩,政策的执行力在强化,而隐秘的利益链条却在加速运转。未来,这场围绕信仰、权力与利益的角力,仍将深刻影响中国社会的结构与价值秩序。
作者简介:刘凤钢:北京人,原北京基督教圣爱团契牧师。出生於1959年,1987年信主、1989年11月19日受洗、1995年8月,因“教案”被劳教教养两年。2003年7月,因调查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政府抓捕事件,2004年8月,当局以“非法刺探国家情报”的名义判处其三年监禁,2007年2月刑满释放。2007年11月8日按立为牧师,同年12月,刘凤钢再次被逮捕,被判两年监禁,实际服刑两年半。现居加拿大。
作者:刘凤钢牧师
日期:2025年7月25日
一、引言:宗教政策升级的信号
2025年,中国宗教生态进入最严厉的整治阶段。“五进五化”运动不仅是文字性的治理方针,而是被具体化、工程化、项目化的全国行动,直接改变了基督教群体的生存空间。
所谓“五进”,指的是:
•干部进宗教场所
•国旗国歌进场所
•爱国主义宣传进场所
•政策法规进场所
•安防监控设备进场所
“五化”包括:
•宗教中国化
•管理规范化
•活动法治化
•信仰本土化
•组织制度化
官方宣称这些措施旨在“促进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但事实表明,它已成为强制性的制度性要求,深刻重塑宗教生活,甚至对宗教自由构成系统性冲击。
与此同时,政策落地过程伴随着政治忠诚度考核与经济利益链条,地方干部不仅在推进“五进五化”中承担“维稳责任”,更借此形成新的灰色权力生态。
本文基于对浙江、北京、山西等地近期宗教事件的调查,结合地方执行细节,全面剖析“五进五化”的政策基因、执行逻辑、利益驱动及信仰群体的应对,揭示一场全国性的信仰围剿背后复杂的权力结构。
二、政策起源:浙江“三改一拆”与“十字架风暴”
“五进五化”的雏形可追溯至浙江省2013年启动的“三改一拆”运动。表面目标是城市改造与违法建筑拆除,实质却集中针对基督教建筑标志,尤其是十字架。
据地方信徒统计,2014年至2016年,浙江省超过2000处教堂或礼拜点的十字架被强制拆除。此举引发国内外广泛关注,甚至被国际宗教自由组织列入年度迫害报告。
政策背后的战略目标,是习近平2013年提出的“宗教中国化”,要求宗教在政治忠诚、文化表达、社会治理等层面“嵌入”中共意识形态。这一战略使宗教政策呈现三个特点:
1.工具化:宗教被纳入社会治理体系,要求服从党政安排;
2.符号化:通过拆十字架、挂国旗,视觉上实现国家主导的象征置换;
3.安全化:引入监控、备案制度,将宗教活动纳入安全防控网络。
台州作为浙江样板区,率先提出“五进”,将政治宣传、硬件改造与干部驻场结合,成为后续全国推广的试点。
三、全国化路径:从蔡奇经验到法规支撑
2017年,时任浙江高官的蔡奇升任北京市委书记,其治理经验迅速在首都落地。2018年,北京锡安教会因拒绝安装摄像头被强行取缔,成为标志性事件。该案例不仅震慑全国宗教群体,也展示了政策落地的新手段:技术管控+执法协同。
同年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正式确立了行政审批、场所备案、安全设施建设等硬性要求,为强制执行提供法律依据。
从2020年至2025年,全国范围内的“五进五化”逐步从倡导性政策演变为考核指标,地方政府通过签订“责任状”,层层传导压力。与之同步的,是各地采购监控设备、安防系统、LED宣传屏的市场化操作,形成庞大的资金链条。
四、2025:高压治理的典型案例
1. 北京锡安教会全国性打击
2025年6月,北京锡安教会在全国的十余处分堂被同时查封,行动涉及多个省份,公安、宗教事务部门联合执法,信徒被约谈或行政拘留。此举显示打压不再局限于地方,而是跨省协调,中央意图明显。
2. 山西杨荣丽案:重判15年
山西临汾金灯台教会传道人杨荣丽,因拒绝加入“三自”体系,被指控“诈骗”并判刑15年,成为近年宗教案件中最重刑罚。庭审过程封闭,辩护权受限,引发国际舆论批评。
3. 杭州市萧山区:大规模行动
杭州市萧山区在2025年上半年成为宗教打压的典型区域。该区在“五进五化”推进中,被列为重点试点,几乎所有大型家庭教会在过去数月遭遇清理,礼拜场所查封,设备被移除,宗教活动被迫中止。
与温州等地相比,萧山区执行力度更高,形成“全覆盖、零容忍”模式。这表明地方政府将宗教治理纳入政治考核,并采取强制化路径,确保短期内达到可量化指标。
五、利益链条:从政治任务到灰色收益
调查发现,“五进五化”的推进不仅是意识形态要求,更深植于地方官员的政治激励和经济利益之中。
1. 政治考核压力
地方干部需将宗教管控纳入“平安建设”“社会稳定”评分,涉及职务晋升。未能完成“五进五化”指标,直接影响仕途。
2. 采购链条腐败
“五进五化”带来大规模硬件采购需求,包括:
•视频监控系统
•人脸识别设备
•X光安检机
•LED宣传屏
•国旗及标语物料
这些项目资金来源于地方财政及专项“维稳经费”。由于缺乏透明度,供应商往往通过关系中标,合同金额虚高,部分官员借机收受回扣。
3. 抵制导致“灰色收益”受损
当家庭教会拒绝安装设备,项目预算缩水,直接影响地方干部的隐性收入。这也是部分地区出现“过度执法”的原因:为了维持利益链条,地方干部甚至主动升级手段,加大执法力度。
六、杭州市萧山区模式:政策落地的极端化路径
萧山区在浙江经济版图中地位特殊,产业集中、人口密集,宗教群体基础庞大。根据地方信源,自2025年4月起,萧山区宗教治理工作由区宗教事务部门牵头,公安、国保、街道办协同,形成“专项工作组”。
行动特点包括:
•集中时间窗口:在重大政治节点(如敏感纪念日、国际宗教会议期间)前后集中执法;
•硬性指标化:将“五进五化”完成率纳入区级政绩考核,形成倒逼机制;
•封闭式执法:采用夜间封控、现场查封等手段,限制舆论扩散;
•经济切断措施:冻结场所租赁、终止物业服务,迫使教会停摆。
结果是,数月内,萧山区大部分中大型家庭教会失去合法聚会空间。信徒被迫分散至小型私宅或转入线上,但在线宗教活动同样受到监控和干预。
此模式为“五进五化”的极端化样本,可能成为其他城市复制的模板。
七、国际维度:宗教政策与外交博弈
宗教打压并非纯国内事务,而与中美关系紧密相关。川普回归后,中美对抗升级,北京在意识形态安全领域采取更强硬立场,将宗教视为潜在外部渗透渠道。
外交筹码逻辑
近年来,宗教案件频繁出现在中美人权对话中。北京通过高压手段制造“谈判筹码”,以宗教议题换取经济或外交利益。这种策略使基督教群体承受政策压力的同时,也成为国际博弈的隐性受害者。
八、未来趋势:数字化治理与信仰地下化
•技术加码:AI监控、人脸识别、算法预警将实现对宗教活动的实时管控;
•场所“清零”:未备案的家庭教会面临彻底取缔,宗教活动将更依赖虚拟平台;
•信仰隐匿化:教会将采取小组制、加密通讯、跨境信息链维系信仰;
•国际监督加剧:联合国、美国宗教自由委员会可能将中国列入更高风险等级,但对政策走向影响有限。
结论:信仰空间的收缩与利益博弈的暗面
“五进五化”不仅是宗教治理工具,更是中国治理模式向“全方位控制”演化的体现。它结合了意识形态再塑、安全逻辑嵌入与经济利益勾连,使宗教自由成为权力和利益博弈的牺牲品。
在此格局下,中国的家庭教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信仰群体的选择空间在收缩,政策的执行力在强化,而隐秘的利益链条却在加速运转。未来,这场围绕信仰、权力与利益的角力,仍将深刻影响中国社会的结构与价值秩序。
作者简介:刘凤钢:北京人,原北京基督教圣爱团契牧师。出生於1959年,1987年信主、1989年11月19日受洗、1995年8月,因“教案”被劳教教养两年。2003年7月,因调查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政府抓捕事件,2004年8月,当局以“非法刺探国家情报”的名义判处其三年监禁,2007年2月刑满释放。2007年11月8日按立为牧师,同年12月,刘凤钢再次被逮捕,被判两年监禁,实际服刑两年半。现居加拿大。
对华援助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