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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峭岭资料图片 |
王峭岭女士是“709”家属的杰出代表，王峭岭与李和平的故事，始于他们的大学时代。那时，维权运动尚是遥不可及的词汇，在王峭岭眼中，李和平是班上一个毫不起眼的瘦小男生，两人没有太多交集的同窗。一次在北京的重逢，李和平对王峭岭暗生情愫，直到第三次见面，王峭岭发现眼前的男人挺精神的......这为他们组建家庭也奠定了日后并肩面对风雨的情感基础。
做李和平的妻子，很快就成了一件无比艰难的事。 2015年“709大抓捕”的雷霆之势，让数百位维权律师及其家属受困，李和平律师便是其中之一。当警察带着搜查令闯入家中时，年仅15岁的儿子李泽远虽然佯装镇定，但一个少年脸上的惊恐与不解，无疑深深刺痛王峭岭的心。
李和平被北京公安秘密关押，王峭岭几乎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寻找丈夫的下落、奔走呼吁——“喊”，无暇顾及儿子的学业与成长。孩子出国求学的自由被剥夺。即便李和平律师获释回家后，全家依然遭受着当局的严密监控和持续打压，不断的逼迁、居无定所，甚至在2023年准备离境前往泰国时，一家三口在机场被拦截，理由是“可能危害国家安全”。
王峭岭获得“法德人权奖”，以表彰“她为被羁押的中国律师和活动家的家属不懈地发声”，这是一份崇高的荣耀，也是对这一家人所承受苦难的注脚。
这是一篇来自王峭岭女士的回忆文章，字里行间深刻地记录了她的丈夫、维权律师李和平在“709”大抓捕中被捕后，她所经历的煎熬与抗争。文中，王峭岭女士回顾了自己独特的抗争方式——「喊」，而其灵感竟是源于《圣经》。
在丈夫被捕的初期，为了保护所属的家庭教会免受牵连，王峭岭女士毅然选择退出。而后，在营救丈夫的路上，她付出常人难以想像的努力。那些无数次在看守所外、法院门口、甚至街头巷尾的「喊话」，是对不公的控诉，更是她内心信念的爆发。
这段充满血泪的抗争历程，见证了一位妻子为营救丈夫所展现的坚韧与智慧，也让她积累了宝贵的抗争经验。她的故事，让人肃然起敬，对华援助协会转载自王峭岭的X（推特），向世人展示一个在极权压迫下，个体如何凭借信仰与爱，迸发出巨大勇气与力量。
更高的磐石（一）——纪念709抗争十周年
我是“709”姐妹中的王峭岭，是“709”李和平律师的妻子。
人们熟悉我，是从“709”开始，但“709”之前，我做什么，好多人并不知道。
我做家庭主妇之前，在外企上过几年班。
2004 年我信主后，2011 年全职服事的同时在教会读神学。神学还没读完，“709”案发生了。
所以，“709”发生之初，最痛苦的事情，不单单是我的丈夫被失踪了，愤然发声和默不作声的挣扎——这应该是最挣扎的部分——是最大的痛苦。
真理使人得自由（约翰福音8：32），但我学的圣经真理好像除了祷告，就只有默然不语（诗篇39:9）了。配合警察，听警察的——哪怕是警察违法甚至犯罪——似乎是中国基督徒的常见动作。
我的法律背景给我带来的看法是，我就算触犯了法律，你们也得按照程序来！为什么搜走的物品不给清单？为什么人被带走后，24小时内不给通知？为什么我们聘请了律师要被你们威胁说是对案情不利？如此违背法律程序的抓捕，如此的不公义，要诉诸媒体，要公开，才能起到监督作用。（其实，这些是常识，是每一个公民都需要知道的常识。）
这两方面的挣扎，我现在叙述起来轻描淡写，但是十年前，那是我辗转难眠的痛苦。
我害怕给自己所爱的教会带来麻烦！
教会里有我属灵的父母，有我情同家人的弟兄姊妹。他们鼓励扶持我12年。
我在痛苦中祷告，想起了圣经中写的，女子在城里被侵犯，没有喊叫，罪就在自己身上。
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网络发达，自媒体发达，就像在城里。“喊”，是有用的！而且，不喊是罪在自己身上的。（申命记22:23-27 ）
一念至此，豁然开朗！
其实“709”一发生，我就知道自己不能再回到原先的教会了。政治案件的复杂程度，牵连之广，不是一个小小的家庭教会能承担得了的。如果为我们一个家庭的缘故，整个教会被冲击，那是我最不想看到的。
还有，律师以及维权前辈所建议我做的：发声，是我自己心里面所纠结的，也是教会不赞成的。
当决心已下，我就写邮件跟教会牧者说明，不再回教会，然后就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呼吁文章（我的丈夫李和平之一）。
接下来，我起诉了新华网，因为新华网用虚假的新闻报道抹黑我的丈夫李和平律师。
这是个民事诉讼，但是我和律师找了一个多月都不肯露面的警察们坐不住了，打电话约我“聊一聊”。
我没义务跟他们“聊”，我有权利拒绝跟他们“聊”。我拒绝了三次，警察们就上门传唤我。无他，就是要威胁呗。我要求先看传唤文书，警察死活不肯把文书交到我手里。因为我家是个大铁门，我害怕，我不敢开门，警察又不肯从门缝里递给我看。从上午十点僵持到下午两点多，他们找来锁匠，强行打开了我家的大门，进来了7个警察，6男1女，强制传唤我到派出所。领头的是北京市公安局的国保头子孙荻。
我真的害怕！这是真实的人性。在中国，遇到这种情况，谁又能镇定自如呢？除非久经沙场的老将。
我以为警察要抓我，像抓我丈夫那样。但是，在派出所讯问了五个小时后，把撬开门向我亮的刑事传唤通知书拿来让我签字，把我放了出来。涉嫌罪名是“网络寻衅滋事”。刑事传唤通知书是无法申请行政复议的。
（做笔录的警察，是一大早从天津调过来的。笔录结束后，他还问我到底是什么事？亮的工作证是这个天津警察的，只有他一个人的工作证。其他警察拒不亮工作证。天津的警察跟我说，一开始拿的是行政传唤证，后来看我死活不开门，就到换了刑事传唤通知书。）
这五个小时，孙荻反复说的就是：请律师对你老公的案子不利。我觉得孙荻说这话时，罕见的有点底气不足。这让我很奇怪，明明是他气势汹汹，我被吓得两股战战。后来想了很久，觉得这话他自己也不信，也觉得不能说服我。我是学法律的人，他说请律师对案子不利？他能说得出口是他维稳需要，但底气明显不足。
这是我第一次被带到派出所，原因是我起诉了新华网。如果我起诉新华网，但是不公开这件事，警察或许不会找我。但是，我起诉的同时，坚决公开了这件事，因为要“喊”。所以，警察着急了，想跟我见面吓唬我。但我没经验，就采取了最笨的方法，坚决不见（因为没有法律义务）。坚决要求按照程序，先让我看传唤文书，于是升级到强制传唤。现在回想起来，我前前后后在不同的地区（北京、天津、乌兰浩特、长沙）十几次被带到派出所，一次比一次经验丰富。
从第三次起，在派出所，警察头头们都要进询问室，嘱咐询问我的警察：（对）她，按照程序来！
大家听出来这话的意思了吗？就是警察们询问被传唤人时，常常是违法的，没有按照程序来！
所以，学习基本的法律常识，是必要的。是在遭受不法对待时，可以扭转局面的！
我是个胆小的人，经历了这一场警察的传唤回到家后，嚎啕大哭了一场。终于明白，相信党相信政府，是一个谎言！这场传唤让我抱有的幻想死了，终于面对现实！
多年后，我看一个案子的家属到二审了，才找到人权律师，才开始喊——我说这太晚了呀。律师朋友说，有时候，人是需要被社会主义铁拳砸醒的！
其实，我自己就是被社会主义铁拳砸醒的。
人被砸，要喊疼，要呼救。这是本能，这不违反圣经教导。
所以，要喊，要高声喊，要四处喊，要不停歇地喊！
2025年5月27日
做李和平的妻子，很快就成了一件无比艰难的事。 2015年“709大抓捕”的雷霆之势，让数百位维权律师及其家属受困，李和平律师便是其中之一。当警察带着搜查令闯入家中时，年仅15岁的儿子李泽远虽然佯装镇定，但一个少年脸上的惊恐与不解，无疑深深刺痛王峭岭的心。
李和平被北京公安秘密关押，王峭岭几乎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寻找丈夫的下落、奔走呼吁——“喊”，无暇顾及儿子的学业与成长。孩子出国求学的自由被剥夺。即便李和平律师获释回家后，全家依然遭受着当局的严密监控和持续打压，不断的逼迁、居无定所，甚至在2023年准备离境前往泰国时，一家三口在机场被拦截，理由是“可能危害国家安全”。
王峭岭获得“法德人权奖”，以表彰“她为被羁押的中国律师和活动家的家属不懈地发声”，这是一份崇高的荣耀，也是对这一家人所承受苦难的注脚。
这是一篇来自王峭岭女士的回忆文章，字里行间深刻地记录了她的丈夫、维权律师李和平在“709”大抓捕中被捕后，她所经历的煎熬与抗争。文中，王峭岭女士回顾了自己独特的抗争方式——「喊」，而其灵感竟是源于《圣经》。
在丈夫被捕的初期，为了保护所属的家庭教会免受牵连，王峭岭女士毅然选择退出。而后，在营救丈夫的路上，她付出常人难以想像的努力。那些无数次在看守所外、法院门口、甚至街头巷尾的「喊话」，是对不公的控诉，更是她内心信念的爆发。
这段充满血泪的抗争历程，见证了一位妻子为营救丈夫所展现的坚韧与智慧，也让她积累了宝贵的抗争经验。她的故事，让人肃然起敬，对华援助协会转载自王峭岭的X（推特），向世人展示一个在极权压迫下，个体如何凭借信仰与爱，迸发出巨大勇气与力量。
更高的磐石（一）——纪念709抗争十周年
我是“709”姐妹中的王峭岭，是“709”李和平律师的妻子。
人们熟悉我，是从“709”开始，但“709”之前，我做什么，好多人并不知道。
我做家庭主妇之前，在外企上过几年班。
2004 年我信主后，2011 年全职服事的同时在教会读神学。神学还没读完，“709”案发生了。
所以，“709”发生之初，最痛苦的事情，不单单是我的丈夫被失踪了，愤然发声和默不作声的挣扎——这应该是最挣扎的部分——是最大的痛苦。
真理使人得自由（约翰福音8：32），但我学的圣经真理好像除了祷告，就只有默然不语（诗篇39:9）了。配合警察，听警察的——哪怕是警察违法甚至犯罪——似乎是中国基督徒的常见动作。
我的法律背景给我带来的看法是，我就算触犯了法律，你们也得按照程序来！为什么搜走的物品不给清单？为什么人被带走后，24小时内不给通知？为什么我们聘请了律师要被你们威胁说是对案情不利？如此违背法律程序的抓捕，如此的不公义，要诉诸媒体，要公开，才能起到监督作用。（其实，这些是常识，是每一个公民都需要知道的常识。）
这两方面的挣扎，我现在叙述起来轻描淡写，但是十年前，那是我辗转难眠的痛苦。
我害怕给自己所爱的教会带来麻烦！
教会里有我属灵的父母，有我情同家人的弟兄姊妹。他们鼓励扶持我12年。
我在痛苦中祷告，想起了圣经中写的，女子在城里被侵犯，没有喊叫，罪就在自己身上。
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网络发达，自媒体发达，就像在城里。“喊”，是有用的！而且，不喊是罪在自己身上的。（申命记22:23-27 ）
一念至此，豁然开朗！
其实“709”一发生，我就知道自己不能再回到原先的教会了。政治案件的复杂程度，牵连之广，不是一个小小的家庭教会能承担得了的。如果为我们一个家庭的缘故，整个教会被冲击，那是我最不想看到的。
还有，律师以及维权前辈所建议我做的：发声，是我自己心里面所纠结的，也是教会不赞成的。
当决心已下，我就写邮件跟教会牧者说明，不再回教会，然后就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呼吁文章（我的丈夫李和平之一）。
接下来，我起诉了新华网，因为新华网用虚假的新闻报道抹黑我的丈夫李和平律师。
这是个民事诉讼，但是我和律师找了一个多月都不肯露面的警察们坐不住了，打电话约我“聊一聊”。
我没义务跟他们“聊”，我有权利拒绝跟他们“聊”。我拒绝了三次，警察们就上门传唤我。无他，就是要威胁呗。我要求先看传唤文书，警察死活不肯把文书交到我手里。因为我家是个大铁门，我害怕，我不敢开门，警察又不肯从门缝里递给我看。从上午十点僵持到下午两点多，他们找来锁匠，强行打开了我家的大门，进来了7个警察，6男1女，强制传唤我到派出所。领头的是北京市公安局的国保头子孙荻。
我真的害怕！这是真实的人性。在中国，遇到这种情况，谁又能镇定自如呢？除非久经沙场的老将。
我以为警察要抓我，像抓我丈夫那样。但是，在派出所讯问了五个小时后，把撬开门向我亮的刑事传唤通知书拿来让我签字，把我放了出来。涉嫌罪名是“网络寻衅滋事”。刑事传唤通知书是无法申请行政复议的。
（做笔录的警察，是一大早从天津调过来的。笔录结束后，他还问我到底是什么事？亮的工作证是这个天津警察的，只有他一个人的工作证。其他警察拒不亮工作证。天津的警察跟我说，一开始拿的是行政传唤证，后来看我死活不开门，就到换了刑事传唤通知书。）
这五个小时，孙荻反复说的就是：请律师对你老公的案子不利。我觉得孙荻说这话时，罕见的有点底气不足。这让我很奇怪，明明是他气势汹汹，我被吓得两股战战。后来想了很久，觉得这话他自己也不信，也觉得不能说服我。我是学法律的人，他说请律师对案子不利？他能说得出口是他维稳需要，但底气明显不足。
这是我第一次被带到派出所，原因是我起诉了新华网。如果我起诉新华网，但是不公开这件事，警察或许不会找我。但是，我起诉的同时，坚决公开了这件事，因为要“喊”。所以，警察着急了，想跟我见面吓唬我。但我没经验，就采取了最笨的方法，坚决不见（因为没有法律义务）。坚决要求按照程序，先让我看传唤文书，于是升级到强制传唤。现在回想起来，我前前后后在不同的地区（北京、天津、乌兰浩特、长沙）十几次被带到派出所，一次比一次经验丰富。
从第三次起，在派出所，警察头头们都要进询问室，嘱咐询问我的警察：（对）她，按照程序来！
大家听出来这话的意思了吗？就是警察们询问被传唤人时，常常是违法的，没有按照程序来！
所以，学习基本的法律常识，是必要的。是在遭受不法对待时，可以扭转局面的！
我是个胆小的人，经历了这一场警察的传唤回到家后，嚎啕大哭了一场。终于明白，相信党相信政府，是一个谎言！这场传唤让我抱有的幻想死了，终于面对现实！
多年后，我看一个案子的家属到二审了，才找到人权律师，才开始喊——我说这太晚了呀。律师朋友说，有时候，人是需要被社会主义铁拳砸醒的！
其实，我自己就是被社会主义铁拳砸醒的。
人被砸，要喊疼，要呼救。这是本能，这不违反圣经教导。
所以，要喊，要高声喊，要四处喊，要不停歇地喊！
2025年5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