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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6月5日2025年）2025年6月1日，秋雨圣工举办了题为“看得见的山上之城”，纪念成都秋雨圣约教会王怡牧师52岁生日的分享会，分享会的主题聚焦王怡牧师的公共神学思想。
王怡牧师信主前是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他曾就民主、自由、法制、人权写过大量文章。曾被“南方周末”杂志评为影响“中国的前50位公共知识分子”，被英国《金融时报》评为“25位值得关注的中国人”。信主后他回应神的呼召做了牧师。在福音的整全性表达中，王怡牧师很注重信仰的公共性，他曾说：“福音不是一个私人事件，而是一个公共真理。”“当教会不再对抗世界的时候，它就开始背叛基督。”“教会不是国家的仆人，也不是社会的工具，而是上帝在地上的见证。”在他涉及公共神学的公开表达中，他不仅指出了当今华人教会实践上的一些误区，也指出了基督信仰具有公共性，基督徒在社会公共事务里负有使命。
此次分享活动中，来自美国东南浸信会哲学博士（T. Jarred Jung）分享了他的论文——《昂贵的凯波尔主义：在逼迫情境下的新加尔文主义公共神学，以王怡牧师为焦点》。作为长期在中国宣教的西方学者之一，钟博士敏锐地捕捉并深入研究了王怡牧师的神学贡献。他探讨了新加尔文主义公共神学在宗教逼迫环境下的适用性，比较王怡牧师的神学与荷兰神学家亚伯拉罕·凯波尔和赫尔曼·巴文克的神学的异同。
他认为王怡牧师延续和发展了凯波尔、巴文克的新加尔文主义公共神学，证明了新加尔文主义公共神学在受逼迫的处境下依然适用。他认为，王怡牧师将加尔文-凯波尔式的“公共神学”引入到中国处境中，使信仰抗命的方式成为中国家庭教会福音运动的一部分。这不仅是对神学在具体文化处境化下的解读，更是对信仰实践化的落实，是对公共神学极具创造性的推进。
秋雨圣约教会李英强长老作了题为《从十字架道路到十字架神学》的分享。李英强长老认为王怡牧师最具原创性的地方在于：他把中国家庭教会的传统和新加尔文主义结合，更加在中国现实中突出十字架道路。
李英强长老总结了王怡牧师“十字架神学”的五个要点：
一，基督的绝对主权。抵挡偶像崇拜的根本力量。是唯一的救主和主宰。是十字架道路的深刻依据，脱离个人道德勇气。
二，教会是天国的大使馆，天国的有形彰显，不仅是信徒的聚集，还是上帝永恒国度在地上看得见的山上之城。教会的回应是整体性的，回应逼迫和信仰抗命是整体性的，不是个人性的。现代国家试图扮演上帝。
三，昂贵的凯波尔主义。处境化运用新加尔文主义。核心是不惜一切代价守住教会自身，是最重要的文化贡献。激进的保守主义，保守的是福音，激进就是不妥协，付代价。
四，整全的救恩论，对恩典的强调，不能失落的救恩。
五，健康而强烈的末世论。积极参与又分别为圣。
他认为王怡牧师公共神学所强调的十字架道路带着血与火的生命体验，修正了新加尔文主义。在实践上具体体现在以下的方面：
1，王怡牧师认为生命比观点更重要。警惕一些改革宗教会知识化、理性化倾向。他认为神学是跪着思考的，带着眼泪祷告，神学不能脱离现实，成为抽象的理论。
2，王怡牧师强调十字架是一切神学的起点和终点。基督徒要走十字架道路，为义受苦，为主坐牢。
3，拥抱“然而”的神学，避免“所以”的神学，防止为寻求严密的神学而窥探上帝的奥秘。热爱祷告、传福音。
4，反对宗派主义。不是改革宗主义，不是唯独改革宗，对家庭教会保持尊重，不苛责。
5，以十字架道路的强烈健康末世论，抵挡新加尔文主义过度的乐观，防止世俗化，矫正了实践文化使命中的“重今生重地上”，削弱了福音的终末性和颠覆性。
李英强长老认为王怡牧师的公共神学既有整全的教义和世界观，又有有归正神学的生命实践。王怡牧师反对一切的偶像崇拜，在实践上有火热的敬虔和受苦的心志。如果这种神学扎根中国，就能成长出一批以基督为中心、在讲台和生命成长上都体现得出来的“十字架教会”。教会具有公共性，应在公共领域见证天国，必要时采取信仰抗命。
王怡牧师认为，践行代价高昂的凯波尔主义的教会必然反对成功神学和消费主义的影响，成为社会中非主流的主流，不是消费社会，而是以爱来服侍邻舍。以第一诫命为中心，警惕一切道德主义和律法主义，呼唤悔改。既能在苦难中忍耐，又能在盼望中等候，确信上帝的国度已经临到这地。认识到自己全然败坏，生出极深的谦卑，依靠圣灵的引导，与世界与教会内部持续争战。
李英强长老认为，王怡牧师公共神学具有重要意义，它可以为当代全球受逼迫的教会提供一种实践模式，来阐释苦难的意义，以清晰的教会论来回应逼迫，“信仰上的抗命”，能弥补加尔文主义和新加尔文主义的局限，能有更广阔的应用前景。对中国的城市教会有警醒的作用，抵挡当代的流行文化，包括成功神学等。同时为欧美教会提供一种警醒和参照。不是使教会回到社会的中心，而是用十字架回应挑战。
近几年，王怡牧师的影响开始引起海外神学界的关注，耶鲁大学神学院开设了一门叫“中国神学家”的课程，王怡牧师就是其中一位。王怡牧师的作品《中国家庭教会史》已被翻译成韩文。他的公共神学作品被一位研究“中国家庭教会”的美国学者 Hannah ·Nation 收录在名叫《信仰抗命》的英文书中，这本书已经有了德文译本。
在公共领域，知道王怡牧师的人越来越多，一些神学生将他的文章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为什么西方学界、教会、神学院这么关注中国教会与王怡牧师？或许因为中国的教会在逼迫中所展现的信仰和立场，不仅激励了中国本土的教会，也触动了国度里其他国家的教会。当西方教会在信仰自由的环境中、在物质繁荣的巴比伦的诱惑中，信仰越来越被自由派神学、成功神学侵蚀时，王怡这位来自遥远的中国教会的牧师，在逼迫中的思考与见证，反倒成为他们的提醒与鞭策。
李英强长老认为从教会历史看，中国家庭教会的十字架神学，是继清教徒运动、北美复兴后的第三次运动。
对华援助网特约记者柠檬报道
王怡牧师信主前是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他曾就民主、自由、法制、人权写过大量文章。曾被“南方周末”杂志评为影响“中国的前50位公共知识分子”，被英国《金融时报》评为“25位值得关注的中国人”。信主后他回应神的呼召做了牧师。在福音的整全性表达中，王怡牧师很注重信仰的公共性，他曾说：“福音不是一个私人事件，而是一个公共真理。”“当教会不再对抗世界的时候，它就开始背叛基督。”“教会不是国家的仆人，也不是社会的工具，而是上帝在地上的见证。”在他涉及公共神学的公开表达中，他不仅指出了当今华人教会实践上的一些误区，也指出了基督信仰具有公共性，基督徒在社会公共事务里负有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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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瑞杰博士谈王怡公共神学（视频截图） |
此次分享活动中，来自美国东南浸信会哲学博士（T. Jarred Jung）分享了他的论文——《昂贵的凯波尔主义：在逼迫情境下的新加尔文主义公共神学，以王怡牧师为焦点》。作为长期在中国宣教的西方学者之一，钟博士敏锐地捕捉并深入研究了王怡牧师的神学贡献。他探讨了新加尔文主义公共神学在宗教逼迫环境下的适用性，比较王怡牧师的神学与荷兰神学家亚伯拉罕·凯波尔和赫尔曼·巴文克的神学的异同。
他认为王怡牧师延续和发展了凯波尔、巴文克的新加尔文主义公共神学，证明了新加尔文主义公共神学在受逼迫的处境下依然适用。他认为，王怡牧师将加尔文-凯波尔式的“公共神学”引入到中国处境中，使信仰抗命的方式成为中国家庭教会福音运动的一部分。这不仅是对神学在具体文化处境化下的解读，更是对信仰实践化的落实，是对公共神学极具创造性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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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英强长老谈王怡的公共神学（视频截图） |
李英强长老总结了王怡牧师“十字架神学”的五个要点：
一，基督的绝对主权。抵挡偶像崇拜的根本力量。是唯一的救主和主宰。是十字架道路的深刻依据，脱离个人道德勇气。
二，教会是天国的大使馆，天国的有形彰显，不仅是信徒的聚集，还是上帝永恒国度在地上看得见的山上之城。教会的回应是整体性的，回应逼迫和信仰抗命是整体性的，不是个人性的。现代国家试图扮演上帝。
三，昂贵的凯波尔主义。处境化运用新加尔文主义。核心是不惜一切代价守住教会自身，是最重要的文化贡献。激进的保守主义，保守的是福音，激进就是不妥协，付代价。
四，整全的救恩论，对恩典的强调，不能失落的救恩。
五，健康而强烈的末世论。积极参与又分别为圣。
他认为王怡牧师公共神学所强调的十字架道路带着血与火的生命体验，修正了新加尔文主义。在实践上具体体现在以下的方面：
1，王怡牧师认为生命比观点更重要。警惕一些改革宗教会知识化、理性化倾向。他认为神学是跪着思考的，带着眼泪祷告，神学不能脱离现实，成为抽象的理论。
2，王怡牧师强调十字架是一切神学的起点和终点。基督徒要走十字架道路，为义受苦，为主坐牢。
3，拥抱“然而”的神学，避免“所以”的神学，防止为寻求严密的神学而窥探上帝的奥秘。热爱祷告、传福音。
4，反对宗派主义。不是改革宗主义，不是唯独改革宗，对家庭教会保持尊重，不苛责。
5，以十字架道路的强烈健康末世论，抵挡新加尔文主义过度的乐观，防止世俗化，矫正了实践文化使命中的“重今生重地上”，削弱了福音的终末性和颠覆性。
李英强长老认为王怡牧师的公共神学既有整全的教义和世界观，又有有归正神学的生命实践。王怡牧师反对一切的偶像崇拜，在实践上有火热的敬虔和受苦的心志。如果这种神学扎根中国，就能成长出一批以基督为中心、在讲台和生命成长上都体现得出来的“十字架教会”。教会具有公共性，应在公共领域见证天国，必要时采取信仰抗命。
王怡牧师认为，践行代价高昂的凯波尔主义的教会必然反对成功神学和消费主义的影响，成为社会中非主流的主流，不是消费社会，而是以爱来服侍邻舍。以第一诫命为中心，警惕一切道德主义和律法主义，呼唤悔改。既能在苦难中忍耐，又能在盼望中等候，确信上帝的国度已经临到这地。认识到自己全然败坏，生出极深的谦卑，依靠圣灵的引导，与世界与教会内部持续争战。
李英强长老认为，王怡牧师公共神学具有重要意义，它可以为当代全球受逼迫的教会提供一种实践模式，来阐释苦难的意义，以清晰的教会论来回应逼迫，“信仰上的抗命”，能弥补加尔文主义和新加尔文主义的局限，能有更广阔的应用前景。对中国的城市教会有警醒的作用，抵挡当代的流行文化，包括成功神学等。同时为欧美教会提供一种警醒和参照。不是使教会回到社会的中心，而是用十字架回应挑战。
近几年，王怡牧师的影响开始引起海外神学界的关注，耶鲁大学神学院开设了一门叫“中国神学家”的课程，王怡牧师就是其中一位。王怡牧师的作品《中国家庭教会史》已被翻译成韩文。他的公共神学作品被一位研究“中国家庭教会”的美国学者 Hannah ·Nation 收录在名叫《信仰抗命》的英文书中，这本书已经有了德文译本。
在公共领域，知道王怡牧师的人越来越多，一些神学生将他的文章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为什么西方学界、教会、神学院这么关注中国教会与王怡牧师？或许因为中国的教会在逼迫中所展现的信仰和立场，不仅激励了中国本土的教会，也触动了国度里其他国家的教会。当西方教会在信仰自由的环境中、在物质繁荣的巴比伦的诱惑中，信仰越来越被自由派神学、成功神学侵蚀时，王怡这位来自遥远的中国教会的牧师，在逼迫中的思考与见证，反倒成为他们的提醒与鞭策。
李英强长老认为从教会历史看，中国家庭教会的十字架神学，是继清教徒运动、北美复兴后的第三次运动。
对华援助网特约记者柠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