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神父告白：登记背后的信仰“十字架”与牧灵困境

（北京-2025年6月7日）亚洲新闻网获得一封匿名“地下”神父的证言，揭露了在2018年《中梵临时协议》阴影下，北京日益强硬地推行“爱国会”成员制度，给中国天主教神职人员带来牧灵职责履行的现实困境。这封信函以“‘登记’的新十字架”为题，直指中国神父在被要求“转化备案”——即登记加入中国官方认可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和官方系统后，所面临的信仰与牧灵的深层危机。

“合法身份”背后的良知撕裂

匿名神父在信函中清晰分析了中国当局强制要求所有神父进行“正式登记”，也就是所谓的“转化备案”，意味着他们必须登记加入中国官方认可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和官方系统。虽然这种“备案”在法律上获得“合法身份”，但在实际牧灵与信仰良知层面，神父们却会遭遇一系列复杂的挑战，司铎的日常牧职将面临诸多现实困境，牧灵职责履行却因着登记而受限重重。

神父在信函中指出，加入天主教官方机构对信仰良知造成撕裂与内在冲突。天主教会强调“良知自由”和“对信仰的忠诚”。而加入爱国会，意味着接受一个被普世教会质疑的组织的领导。对部分神父而言，备案仿佛是向政权妥协，产生“背叛信仰”的负罪感，长久压抑。此外，与教宗共融模糊化。虽然教宗出于牧灵考虑接受部分“备案主教”的合法性，但中梵协议并未要求神父必须备案。一旦备案，部分神父可能被误解为“不再忠于圣座”，在教内身份产生灰色地带。

牧灵空间：看似拓宽，实则受限

信函中第二点指出，牧灵空间看似拓宽，但却受限重重。虽然可在政府批准的教堂中举行弥撒、讲道、举行圣事。但讲道内容严格审查，需避免谈及教宗权威、普世教会、信仰迫害、地下教会现状等敏感话题。教堂配有摄像头、政府人员旁听甚至监控讲道。

教务活动自由受到限制。举办活动、培训班、青少年主日学等都需要申报审批；无法自由设立修院或圣召培育团体；讲道或领经需要官方批准，限制信友合作牧养空间。为更新上岗证考核常态化，神职人员疲于应付常态化考核。

教友群体的信任危机

信函第三点指出来自教友群体的信任危机。未作登记的地下教友会对备案的神父产生的疏远，长期坚持地下信仰的教友可能认为备案神父“妥协、投降”；原本熟悉的信友网络可能中断，影响牧灵成果的延续。登记的官方教友出现复杂的反应，有些教友接纳备案神父，也可能因为教内复杂历史，对其身份保持观望； 面对两边都不完全接纳，备案神父可能陷入“孤岛状态”。

“再转化”与“自我阉割”的压力

信函第四点指出，加入官方登记的神父面临“再转化”或“自我阉割”的压力。随着中国政府宗教政策推进中不断推进，即使在最初的备案阶段只是“登记”，但接下来政府会持续提出更多要求，包括：出席政治学习会；举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讲”；强调宗教中国化口号；配合拆十字架、挂国旗等行为；“去圣化”教堂装饰与讲道语言。这位神父认为每一次配合，都是一次新的“转化”，导致信仰进一步被稀释。

在这个过程中，神父成为政教博弈的“中间人”，被迫在“维稳”和“牧灵”之间周旋；面临信友的质问与政府的命令，极易产生身心疲惫和信仰焦虑。

灵性与身份的长期模糊化

信函内容最后表示，在政府被迫下登记的神父灵性与身份的长期模糊化，出现内心认同危机，虽“被合法”，却可能感到“信仰身份不清楚”；容易产生牧职意义感丧失、自我否定、退缩乃至厌倦。灵性成长出现停滞，为了“安全”，不得不“自我审查”；不再敢谈圣召、不敢劝青年修道、不敢讲真理；渐渐变得“形式化、制度化”，失去先知角色。

信函末了无奈的结语：备案不是终点，而是新的十字架。备案后的神父处于一种非常微妙的状态：表面获得合法性，内在却面临比地下更深的灵性挑战。这引发耐人寻味的疑虑：他们是否能够坚守信仰不变形？牧养教友不失真？在体制之中保持良知与见证？自我回答：这是一条需要极大智慧、勇气和祈祷才能走下去的路。

教宗良十四世当选之际，教廷会否重新检讨中梵临时协议有待观察，但无论如何，教廷都必须向中国施压，促其停止迫害地下教会神职人员与信徒。在中国政府大张旗鼓推动“宗教中国化”以中共意识形态植入宗教之际，这位匿名神父的信函正反应出当今中国天主教徒的现实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