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里兄耐克鞋上的血迹、教学楼前抢回的学生遗体、天空中呼啸的飞机、政法大学主楼前疾驰的军车——一切都营造出一种恐怖氛围，仿佛解放军随时会冲进校园抓人杀人。一位老师焦急地说：“赶紧逃吧，他们进来后，会冲着你们几个来的。”

此前，我曾在社交媒体上提及，一位如今已成为大富豪的政法大学同事协助安排了北京段的逃亡。他先将我们安顿在北京电影学院一位中共老导演家中。这位朋友帮我们与外界联系，购买火车票，最终在硝烟弥漫的北京送我们登上了逃亡列车。

记得王军涛兄曾说，若找不到我们几个，他绝不离开北京。为此，苏里兄甚至正儿八经地理发、化妆，出门与军涛兄接头，确认逃亡路线。仁华兄此刻与一位美人故事打开了第一页。此后延续到了美国。。。记得我还和苏里兄起草了一份入狱声明，打算登报公开发表，但在被提醒极度危险后，只得作罢。最终，我们登上了北京站的逃亡列车。

纪念会上，郑旭光兄问：“为何八九年关键一战我们输得如此惨烈？”借他的话，即便我们输了，何必36年后还这般纠问？一次就能赢，当然好；若需再战才能赢不也正常吗？捷克人1968年失败，1989年不也赢回来了吗？更何况，我们面对的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极权党国，牧师邵俊说认为，这地方没有上帝，被魔鬼霸占着。如此这般，输了一次又如何？

有发言者感叹，36年后我们仍在海外流亡。我一向是喜欢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祖国这句话，而且，我一直这样对自己说，“美好的仗我们已经打过。”

一个党国极权国家的人能亲历一场关乎中国与人类命运的大事件——正如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所言，“行使言论自由与和平集会自由，呼吁民主、人权和结束猖獗腐败”——何为遗憾？

我是八九事件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的亲历者，良心拷问后，我的答案是：我和我们没有做错什么。虽然我认为胡平先生“见好就收”道理对但实际无法操作，但他今天说，36年前那场运动“和平、理性、自律，简直是一个奇迹”，我却说不出半个不字。

如果有错，是我们当初天真地相信党国极权共产党会改革，愚蠢地不会相信它会在北京用几十万正规军杀人。

我们努力了，我们没有做错过什么，但我们“最后输得如此惨烈”，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力量对付邓小平的三十万大军。

来源：陈小平X（推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