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华评论—2025-05-30）中共极权统治依仗阴谋起家，热衷于间谍活动，形成了间谍思维，因此治国理政沉迷于抓间谍运动，由此泛化出的“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等等，成为极权统治的金册宝典，一再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环境下被统治集团祭起，以拯救面临覆亡的统治危机。

本月25日，中共国安部在微信公众号发布题为《揭露间谍的N副面孔》的文章，声称境外间谍可能利用各种身份，并列出五类“间谍面孔”，“不调查的侦探、不研究的学者、不营业的商人、不观光的游客、不走心的恋人”。

所谓“不调查的侦探”，文章称，境外间谍以侦探公司、咨询公司的名义，以核实信息、有偿咨询为由，打探高精尖领域敏感信息；所谓“不研究的学者”，即境外间谍打着学术交流、科研合作的旗号，频繁出入高校、科研院所，实施策反；所谓“不营业的商人”，即境外间谍装成实力雄厚的商人，以投资、合作等为幌子，用金钱诱惑、感情拉拢等手段实施策反；所谓“不观光的游客”，即以参观旅游、探亲访友为名入境，自行或诱使境内人员进行测绘、现场观搜等活动，并要求民众及时举报；所谓对“不走心的恋人”，即境外间谍假借“恋爱”名义接近赴外留学生或实施网络勾连，发展成为恋人关系后实施策反活动，云云。文章还称，“除了以上几副面孔，境外间谍还可能伪装成记者、签证官、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等各类身份”。

由中共国安不惜笔墨详细列举所谓间谍的不同面孔，可见中共当局多么急切期望国民提高警惕，热情高涨地投入抓间谍运动。

事实上，中共国安部2023年8月1日就通过中国社交媒体微信发布公开社会动员令，声言“反间防谍需要全社会动员”，号召全民举报间谍，并宣布举报有功者有赏。

可见今日中共国安再次详细列举间谍识别种种，是延续过往全民动员而作出的细致深入辅导，意在将抓间谍普及推广下去。

从中共历史来看，抓间谍一直是中共奉若神明的法宝。在中共1949年夺取中国政权之前，中共以抓特务、抓间谍为名在1920年代掀起镇压AB团运动，致使大批官兵被残杀；1940年代在延安以整风之名将成千上万的中共党员和武装人员当作间谍抓捕屠杀。到中共夺取大陆政权后的1966年，中共发动文化大革命，抓捕迫害了成千上万被扣上间谍罪的中共党员及普通民众。更耐人寻味的是，1967年9月8日，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亲自写了一个逮捕王光美的报告，称王光美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的特务、日本和蒋匪特务”。而毛泽东的妻子、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在这个报告上签字同意， 从而将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妻子长期追随中共革命的老党员王光美监禁10多年，迫害得九死一生。

中共这种从革命夺权到执政统治无休止的抓间谍，屠杀残害数以万计的无辜生命，制造了不可胜数的人间惨剧，给中共自身的夺权革命也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其灾难性后果有目共睹。然而，中共却从来不吸取教训，一如既往地不断掀起一波波抓间谍高潮。

到文革后，中共痛定思痛，一度声言将阶级斗争热情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但是八九民主运动后，中共又再度以敌对势力为借口，以稳定压倒一切为由头，不断寻找所谓的境外敌对势力间谍，到了中共新党魁习近平登台，更是复辟文革，以依法治国名义，祭出反间谍法，将间谍广泛而模糊地定义，以便将阶级斗争通过反间谍名义来展开。

据查，中国在2014年通过了覆盖面广泛的反间谍法。一些专家表示，该法已经“模糊而权力巨大”。但中国在2024年4月修订了该法，使之打击面更大。最新的修订扩大了间谍的定义，从覆盖国家机密和情报扩大到“跟国家安全和利益相关的文件、数据、资料和物品”，但该法没有明确说明这些名目的具体范围是如何定义的。与间谍机构有联系的针对中国关键的信息基础设施的网络攻击也被定义为间谍活动。中国的这一举措对外国公司、记者和学术研究人员直接带来影响，使他们的工作面临更进一步被反间谍的法律风险。现在中共国安索性通过画像贴标签，列出各类间谍脸谱，以期国民参与识别、检举、抓捕间谍。

中共之所以于此时刻高度热情于激发动员国民投入抓间谍运动，皆因中共极权统治内忧外患，政治危机，经济崩溃，文化凋敝，社会动荡，民怨沸腾，中共为了转移矛盾，转嫁罪责，而将国民注意力吸引到抓间谍上，通过掀起抓间谍运动，使社会人人自危，互相攻击，自顾不暇，进而民间无力关注极权统治的罪恶，也无法集结起抗拒极权统治的力量，从而为极权统治苟延残喘赢得时间。

然而，从人类历史来看，共产极权在世界各地建立起来的政权，无不热衷于抓捕间谍，但却无法拯救其统治的灭亡。曾经数十个共产极权国家，纷纷土崩瓦解，现在仅存着几个共产政权在风雨中飘摇待变，就力证着抓间谍无法给共产极权统治覆没提供起救命稻草。历史一再证明，唯有终结极权，放弃抓间谍下的敌对思维，开启现代普世文明的宪政民主制，才能从根本上跳出极权抓间谍难免灭亡的魔咒。

对华援助协会特约评论员

2025年5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