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2025 年 3 月 19 日）近年来，随着中国政府对宗教政策的收紧，中国天主教会内部的权力斗争与政治操控日益明显。沈斌主教的上任，本应带来上海教区的稳定，然而却成为北京当局对宗教全面控制的象征。这一事件的核心，不仅关乎一名主教的个人命运，更是中国宗教自由受限、信仰被操控的典型案例。
2012 年 7 月 7 日，马达钦在主教祝圣礼上被任命为辅理主教，随后他立即宣布辞去“爱国会”职务，当时他说：“今后身心应该全部放在牧事福传上面，有一些职务不便再担任，所以从今天祝圣的时刻开始，我不再方便担任爱国会成员。”仅数小时后他便被政府强行隔离，接受监视居住至今，失去履行职责的权利。这一举动揭示了中国政府对宗教信仰的强势干预，暗示上海甚至北京都无法接受这则宗教政策的失败的案例，同时凸显政府对不顺从政权的宗教人士的严厉惩罚。马主教原本是政府所青睐的候选人，却因为一次忠于信仰的选择，沦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这一事件显示出中国宗教管理制度的荒谬与不公。按照教会法典，马主教的任命完全合法，宗座的意愿一贯是明确的，即马达钦今后将是主教们的继任者、上海教区的正权主教。但中国政府却利用“中国天主教主教团”一个不受教廷认可的机构的决定，单方面的撤销他的职位，并以行政手段剥夺其履职权利。更荒谬的是，政府在撤销任命的法规发布前，便已先行作出决定，显示这不过是“事后立法”的政治操作。
独立于梵蒂冈的非法“主教团”单方面撤销马达钦辅理（官方使用“助理”）主教的任命书的行为本身可疑且不合法。参与祝圣礼的那几位主教，必须对马达钦主教的“有效性”和“合法性”（有效合法）进行辩护，而不是屈服于政权的压力。
与马达钦主教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获得政府全面支持的沉斌主教。他不仅顺利上任，还迅速掌握教区的行政与财务大权，推行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的实质，究竟是为了教区的福祉，还是为了加强政府对宗教事务的掌控？
亚洲新闻在转述一篇由上海匿名的天主教徒提供的文章时指出：沈主教履新后，大幅度”调整司铎班”、调整了工资，强化了财务管理，制定了不少规章。 ”显然这是积极推动爱国会政策，使得教区管理更加符合政府意志。在官方报导中，这些举措被塑造成教区“重现生机”的标志，但许多信徒却不认为这是一个属灵的进步，而是宗教世俗化、政府全面掌控教会的象征。
值得注意的是，沈主教的任命并未缓和马主教的处境，反而让马主教的未来更加黯淡。按照上述这位上海天主教徒的说法，沈斌主教若愿意“再次提名马主教，后者可以马上出来工作。”理论上可解决问题，但两年过去，沈主教依旧保持沉默。这是否意味着他对政府的政策选择了顺从？或许令人担忧的是，他是否正在配合政府，以确保马主教永无出头之日？
上海教区的这位匿名的天主教徒还就两位主教的特长和缺点进行了对比，“马主教以深厚的灵修和出色的表达能力着称，其讲道备受赞誉。相比之下，人们批评新主教的讲道不那么属灵。”该天主教徒在文章称：“马主教因其节俭、简单的生活，以及在人际关系中保持适当界限的能力而广受尊重。相比之下，新主教工作作风世俗化，任命家乡他信赖的人担任上海的要职而受到批评。”
上海教区的情况只是中国天主教会现状的缩影。在政府的强势干预下，宗教自由不断受到压缩，教会内部的决策越来越受政治因素影响。马达钦主教的受难并非孤例，而是整个中国宗教政策下无数受压迫牧者的写照。
当沈斌主教成为政府的“模范主教”，当信徒的声音被漠视，当真正忠于信仰的牧者被禁锢，我们不得不问：中国天主教会的未来究竟是属于信仰，还是属于政治？
在这样的体制下，上海的信徒们被迫接受官方指定的“教会秩序”，但他们内心深处仍渴望真正的信仰自由。这种压制与挣扎的矛盾，何时才能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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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华援助协会特约通讯员高珍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