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劳动节仅两团体请愿及摆街站 社民连指警方加强监控



5/03/2024


202453 02:59

  • 美国之音


香港社民连4名成员,23条立法后首个五一劳动节到政府总部外请愿,
在警方以红色胶带围封的示威区内拉横额及发言 (美国之音)

有关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法》23条正式实施一个多月之后,星期三迎来第一个五一劳动节。这是香港连续第5年没有团体发起劳动节游行争取工人权益,这次只有两个公民团体分别请愿及摆街站,包括社民连4名成员到金钟政府总部外请愿,争取“生活工资”。

他们批评警方在23条立法后加强监控公民组织的活动。 前职工盟主席黄迺元去年申请5-1游行后一度被警方带走问话,并撤回申请。他今年在荃湾摆街站,争取清洁工人权益。他还表示已经逐渐适应“被关心及问候 ”。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前的五一劳动节,在香港无论建制或民主派的劳工组织都会发起游行或集会,争取劳工权益,新冠疫情下当局以限聚令为由,禁止劳工团体发起游行集会。

社民连五一请愿争取生活工资

社民连主席陈宝莹等4名成员星期三到政府总部外请愿,他们手持写上“工人权益摆一边,老板要求大过天”等字句的横额,以及一个“穷光蛋”道具,讽刺政府花大钱搞“夜缤纷”活动,但工人们变成“穷光蛋”,不能享受社会的劳动成果。

社民连促请港府设立标准工时、全民退休保障以及失业援助金等,并提倡将最低工资调整为“生活工资”水平,订为每小时61.5港元(7.9美元)

香港连续5年没劳动节游行“教人唏嘘”

社民连外务副主席周嘉发宣读“国际五一劳动节声明”表示,即使新冠疫情后“社会全面复常”,但香港已连续第5年没有举办劳动节游行,因此认为“不禁教人唏嘘”。

声明表示,过去4年没有劳动节游行,香港工人的劳动条件和民生不断恶化。 根据香港政府统计处数字,香港工人的实质工资从19929月到202312月,超过11年之间,只是上升了26.9%,但同期香港GDP扣除通胀后(2023年市价计算) 却已增加接近1.7倍。 低工资成为香港贫穷问题这个“深层次矛盾”的根源。

批最低工资是“贫穷工资”


社民连4名成员在政府总部外进行五一劳动节请愿前,被多名警员截查 (美国之音)

声明批评,港府最近提出的调整,只是将最低工资“无效化”,以最低工资每小时41.8港元(5美元)计算,工人即使每月工作26日、每天8小时,扣除强积金后 月入只有9,152(超过1,170美元),以一家四口的双职家庭为例,最低工资将会比贫穷线还低,最低工资实际是“贫穷工资”!

社民连前主席黄浩铭表示,港府最近承诺最低工资每年一检,并且“只加不减”,但最新的加幅只有1.8港元,即是每小时最低工资只有41.8港元(5美元),他认为是香港的耻辱。

黄浩铭说:“(最低工资)工作一小时,原来是换不到一顿饭的。”

质疑工联会不办五一游行呼应夏宝龙

社民连内务副主席余炜彬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工联会今年以香港已踏入“由治及兴”的阶段为理由,不申请举办五一游行,但又举办一系列劳动节活动,令外界怀疑是回应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提出,游行不是表利益诉求的唯一方式,他认为这样只会令工人没有发声争取权益的渠道。

余炜彬说:“民生这些利益议题就很容易被人‘劫’(当借口),但问题就是如果没有一个游行,即是真正由基层会员、由工友自己发声的话,我们怎样能够确保工联会 或者工会的领袖讲的说话就真是工人的心声呢﹖”“所以我觉得问题是今日(劳动节请愿)的安排,我们只有4个人,真的非常之可怜,但是最可怜的是香港工人,是5年都没有劳动节游行。”

23条立法后警方加强监控公民团体活动

余炜彬又表示,社民连势孤力弱,加上去年前职工盟主席黄迺元申请五一游行后突然被警方带走问话,今年没有再申请游行,他又认为就算申请都不太可能获得批准

余炜彬说:“黄迺元是因为‘不可抗力’的原因失踪,然后他再次出现的时候,就已经说是因为‘不由自主’的原因;是要取消这个(五一)游行的申请,甚至连(去年 )三八妇女节的游行,都是搞不了。即是我们(社民连)几个人都受到警告,即是所以就是,问题是这几年来不要说是五一游行,是任何游行都没有,所以问题就是我们会不会去申请(五一游行),其实就是我们就是力量微薄,真的背不起这个‘鸡头’(发起人)。”


社民连外务副主席周嘉发(右一)表示,23条立法后在公众活动接受传媒访问时,警方的镜头(左上方以胶袋包裹)都会近距离拍摄,这种情况以往较少见(美国之音 照片)

社民连外务副主席周嘉发表示,23条立法后警方对公民团体举办活动加强监控,甚至派出超过20警力全程录影拍摄社民连五一请愿行动,连接受传媒访问都全程录影,这种情况以往较少见。

前职工盟主席黄迺元和前干事杜振豪去年取消申办五一游行后,今年改以清洁服务业职工会及物业管理及保安职工总会名义,星期三下午在荃湾港铁站外摆设街站,向市民讲述垃圾征费对前线清洁工人及物业管理人员的影响。 他们摆立街站时,有多名军装警员在旁戒备,亦有警员上前查问。

黄迺元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去年的经历最难忘是做不到五一游行这件事,但是碍于法例所限,不能够公开事情的细节,亦因为去年的经历,今年不再申请五一游行,他又表示,已经逐渐适应“被关心及问候”。

(对华援助协会特别转载自美国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