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华评论—2023-11-14）随着中共当局11月6日在人民大会堂高调召开“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学习推广‘枫桥经验’60周年暨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坚持发展‘枫桥经验’20周年大会”，连日来，中共各大官媒不断推出各种相应解读、宣传、推广报道，一时间，“枫桥经验”甚嚣尘上，铺天盖地，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让对中国时势稍有认识者都感到一场以“枫桥经验”为模式的斗争正狂风骤雨般席卷中国大地。有人惊呼“文革重启”，有人预言这是文革2.0升级版，而在现代大数据管控下，灾难会更甚文革。

据中共官媒对本次纪念大会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6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104个“枫桥式工作法”入选单位代表，要求他们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在此之前的9月20日，习近平在“枫桥经验”的发源地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参观了枫桥经验陈列馆。

由此可见，这次纪念大会规格之高，份量之重，是直接由中共党魁主导参加的会议。

另据新华社报道，在当日举行的“枫桥经验”纪念大会上，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对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总结要点是：坚持和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依靠基层组织和广大群众，……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这也就是说，今后中共将依靠其基层组织，联合群众，驱动群众，来解决社会矛盾纠纷，而作为统治集团的政府公权力，尽量不直接出现在解决矛盾中。

会议强调，基层党组织是源头化解矛盾纠纷的战斗堡垒，要建强基层战斗堡垒。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推动基层党的组织和工作全覆盖。

 多么似曾相识的表达，只要稍稍了解中国现代史的人，当会记得这种“战斗堡垒”，“全覆盖”在中共历史的惯常手段与作派，而这正是以党代法，以党代政，党管一切的变相表达，其实是赤裸裸宣示党的管控力要深入社会每个角落，要全覆盖，不留死角。

 会议指出，要发挥党的领导政治优势，从健全制度、落实责任、搭建平台、科技支撑四个方面入手，开创工作新局面。

 在如何运用现代科技力量助力矛盾纠纷化解方面，会议明确指出，要推动数据联通，加大工作力度，实现对矛盾纠纷情况的全量掌握；要完善数据链条，实现对矛盾纠纷的准确录入、统一编码、有序分流、全程跟踪，构建调解、仲裁、行政复议、行政裁决、诉讼、信访等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的线上闭环链路，通过线上数据流转，督促推动线下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要创新数据应用，实现对苗头性问题的预测预警、对矛盾纠纷形势的综合研判，实现重大涉稳问题提前预警、提前掌握。

这种所谓“科技支撑”就是将现代网络科技充分运用到管控民众生活、工作、言行、思想等各方面，做到“全量掌握”、“统一编码”、“全程跟踪”、“提前预警、提前掌握”。如此严控之下，每个人没有隐私，每个人私下或不经意或一时愤激流露出的思想、言论，将被及时记录在案，被以各种政治标准予以审核衡量，并因此随时可能面临被划入另类，作为预警、稳控与斗争的对象。

会议最后指出“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做到‘预防在前、调解优先、运用法治、就地解决’，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纵观整个会议的精神，完全没有任何个体权利的丁点存在，只充斥着通过党组织这根杠杆来驱动群众这个团体，将个体毫无保留地监控跟踪记录编码清楚，使个体从行动到思想丧失一丝一毫隐私，让每个个体在“枫桥经验”的管控模式下成为完全透明的人，让个体在现代科技支持下成为摆在“群众”案板上供肆意审核裁量处理的物件。尽管这其中提到过“运用法治”，但显然此“法”是指方法，而不是律法。因为整个“枫桥经验”的群众斗争，本质上就是要抛开法治，无视权利、秩序与规则，要利用群众斗争的汪洋大海淹没掉每个个体存在。

要想真切理解“枫桥经验”的本质，只要再看看这个所谓“枫桥经验”的演化历史，便会一目了然。

枫桥经验，据百度百科解释是指20世纪60年代初，浙江省诸暨县（现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的“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经验，为此，1963年11月毛泽东就曾亲笔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

“六四”镇压之后，“维稳”成为中共主流口号。1991年5月2日，《人民日报》刊登报道，称赞枫桥“依靠群众维护社会稳定”。“枫桥经验”成为“维稳经验”。

2008年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的周永康对“枫桥经验”进行的总结是：坚持抓源头、抓苗头、抓基层、抓基础，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把问题解决在当地、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到了习近平时代，“枫桥经验”先后成为“扫黑除恶”、“动态清零”的经验。

由此可见“枫桥经验”从文革前掀起群众斗争，到六四屠杀后赋予维稳，再到后来成为“打黑除恶”帮手，一路走来，无论嘴脸如何变换，本质上都是抛开国家现行的法制，完全利用民众的情绪，采取斗争的手段，在群众内部发现敌人，制造敌人，打击敌人，从而达到人人自危，个个自顾不暇，无力对社会与政府进行任何思考与质疑，唯有盲从与狂热。

这种利用群众斗争的疯狂，西方群众心理学对此有过解释，例如勒庞的“乌合之众”理论和赖彻的法西斯群体暴力研究。

勒庞认为，群众习惯盲从，易于操纵，偏执、专横而暴力。赖彻则根据弗洛伊德理论认为，群众对领袖有性欲迷恋，领袖对群众有催眠作用。法西斯动员理论，则将这些群众的特性合理化和正当化，从而开展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到了列宁时代，保守的“乌合之众”已经成为先进的“革命群众”。而共产极权就一直利用这种群众心理，抛开一切法制与秩序，驱动群众互撕互斗，十年文革灾难，正是这种群众斗争的剧情。

 由今天“枫桥经验”纪念推广的官宣，到检视其一路演化来的历史，无不显明着“枫桥经验”实质就是抛开一切法制，肆意掀起民斗，以群众斗争来代替社会法治，来清剿一切不顺服权力者。

当此中国社会矛盾日炽，危机迭起之际，中共当局再度高调祭起“枫桥经验”，其狼子野心，路人皆知。

  

  

对华援助协会特约评论员

2023年1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