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福增:中梵修和不可漠视之公义



2/17/2018

为2006年3月26日北京的天主教徒在祈祷
(Photo:GETTY IMAGES)

(香港-2018年2月17日,编按:作者邢福增教授为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院长。原文为香港电台节目《香港家书》2月17日内容,稿件由作者提供。节目网址

家明:

上次跟你通信,原来是年半前了。近半年来,我正享用安息年假,离港专心写作,没想到收到你的来信。

你说得对,相信中梵即将就主教任命问题签署框架协议。对此,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公开表达忧虑,这与梵蒂冈高层的乐观态度,形成强烈对比。作为教友的你,问我该如何看是次争论。我认为,我们不应忽略协议背后涉及的深层问题。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梵关系走过曲折的道路。自中共建国以来,因著拒绝接受政治力量的操控,不少神职人员及教友受到政治衝击,甚至被中共以「反革命集团」罪名拘捕。中国政府为分化在信仰上效忠教宗的教会, 在1957年支持「中国天主教教友爱国会」成立,并且在翌年,更违反天主教传统,首次举行「自选自圣」主教。此后中梵关系可说陷于历史低谷。不过,不少神职人员及教友,即使在最恶劣的环境下,仍坚守信仰,展现无比坚毅的信德。

今天中国天主教形成的爱国教会与地下教会并存现象,可说是这段政权干预宗教的历史结果。家明,你是否仍记得我在课堂上提醒同学,要避免简单的二元思维,即使在爱国教会内,仍有不少忠于信仰的教友。但同时我却指出,爱国会及主教团作为中国政府扶植的爱国宗教团体,事实上是党国宗教管理体制的一员,而非单纯的宗教组织。这些爱国宗教团体的存在,说明党国不容许完全独立自主的民间组织,所谓「独立自主」、「民主办教」,只是一种伪装的政治口号。政治权力以不同形式(当然包括主教的人选)掌控宗教事务,充份反映出中国宗教自由的残缺。

是次中梵协议的争论焦点之一,是中梵在主教任命问题上的共识,是否可以乐观地理解为中国天主教会的合一?特别是,为了促成这个合一,要求长期为信仰受苦的地下教会作牺牲,是否合情合理?

协议容许教宗可以有权批淮任命主教。但只要熟悉中国政教关系者都了解,中国政府绝不会放弃对宗教领导人的实质任命。因此,日后经过「民主选举」及「中国主教团任命」这两个程序送到教宗面前的名单,一定是经过统战部及宗教局的「筛选」。虽然协议容许教宗作最终的委任,但获得中方认可的主教,一定是在政治上安全系数极高的人选。

相对而言,梵方的让步却远比中方为大。因为教宗需要宽免七位非法主教,甚至要求两位地下主教作牺牲,让出教区主教的职份。此举表面上是一种合一的修和,但对于半世纪以来一直坚持信仰的地下教会,却是极大的伤害。没有公义作基础的修和,是否真正的修和?对于许多为信仰付上代价的神职人员及教友,如此牺牲,又教他们情何以堪?

更严重的是,协议将原来在党国体制以外的地下教会送进「鸟笼」之内,需要接受中共宗教管理体制在各方面的控制。梵方消息人士期望,日后可以争取扩大鸟笼空间,是否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近日甚至有梵方高层盲目地讚美中国,被视为讨好中方的政治献媚。这些为合理化中梵不对等协议而作的各种辩解,根本完全无视党国控制宗教的政治现实。

我想起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萧伯纳(George B. Shaw)曾说:「理性的人改变自己适应世界;不理性的人试图改变世界顺应自己。因此,所有进步都依赖不理性的人达成」(“The reasonable man adapts himself to the world, the unreasonable one persists in trying to adapt the world to himself. Therefore, all progress depends on the unreasonable man.”)今天,对中梵不对等协议持异见者,一定会被视为不够务实、不识大体、不懂策略;但所谓务实、大体与策略,真的能带来好的改变吗?信仰的理想,不是应该成为改变世界的力量吗?其实,教会历史已经给我们明确答案。

今天是大年初二,刚好踏进教会节期的四旬期。昔日主耶稣在旷野四十日,拒绝恶者的试──不是为求存而让石头变成食物、也非为彰显自己能力而试探上主,更不会为权柄与荣华而向恶者下拜。让我们也在四旬期默念主的教导──「不叫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并切切为中国教会祈祷。

你的老师

邢福增

2018年2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