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十字架时代温州教会何去何从



8/28/2016

十字架,无法回避的痛与爱---季风过后,我们将何去何从

张远来

约16:33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太24:14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

And this gospel of the kingdom will be preached in the whole world as a testimony to all nations, and then the end will come.

无论你多想置身事外,作为中国基督徒,我们都无法回避一个基本的事实,也都活在一个你不能逃避的处境和上帝对你考验的环境中。一场声势浩大的拆十字架运动正在席卷整个浙江大地。据网上的统计,在这场运动中,超过1300个十字架被拆除,而且越演越烈。我们的教会正面临一场自文革以来最大的外在危机。在教会的历史上,人类的历史上,我们从来没有遇见过如此荒谬的事实——那代表者仁爱与和平的十字架会被拆除。我们已经无须疑惑,也无法用“三改一拆”给自己找一个阿Q式的自我安慰的理由,这是一场深思熟虑的针对基督教的持续性运动,某些人的想法也不可能止于那有形十字架的拆除。他们痛恨的不是这一横一竖的有形的十字架,而是这十字架背后所代表的独立思考的精神、自由意识的信仰、平等公正的理念、救赎牺牲的精神和对人性善及奴役之合法性的质疑。我们面对的真正的敌人不是十字架的被拆,不是执行拆十字架命令的无知的工人,或者国家的暴力机器,甚至不是下达执行拆十字架命令的某个人。我们的敌人是其背后的掌死权的空中的邪灵,敌视十字架所代表救赎牺牲精神的理念、思想、权势和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在中国我们的十字架正在被拆除,在美国,他们刚刚通过了同性恋的合法化。这是牠两千年来,一直对基督教所做的事——要么消灭她,要么诱惑她,要么改变她的旗帜,要么玷污她的信仰。

这是一个开始,也不是终极的目的,不是一阵即将过去的风,即使风声止息,我们依旧会面对一个风后的世界。我们需要的也不是将精力消耗在那表面的争端之上,这正是撒旦渴望的结果。我们需要的是正视我们的处境,重归我们的使命,寻找我们的出路——那条后十字架时代,那条在两千年前,基督早已告诉我们将会遇到的处境中,我们该何去何从的出路。

一、拆十字架运动对温州教会的影响

罗8:28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保罗说:我虽被捆绑,但福音总不被捆绑。我相信,无论是对中国教会,还是对我们温州的教会而言,拆十字架运动的积极意义都远远大于消极意义:

1.教会的一次大清理,让教会变得更加纯洁,同时精神领袖将会形成

对教会发展而言,长久的温墩环境会让教会失去敏锐的判断力和危机意识,从而变得像老底嘉教会那样不冷不热。温州教会经过了30多年的发展,我们早已失去了起初的那份热忱和活力。拆十字架运动一下子提振了温州教会的精神,也对不同性格见解的教会人士进行了一次大清洗,在教会的艰难面前,更显出忠心良善与伪善巧伶之徒的区别。也锻炼了教会的智慧,帮助教会学会面对不同的处境,从而变得更加成熟。对于忠心爱主的属灵领袖,经过这次风玉的洗礼,将更能树立其属灵的权威,从而形成温州教会所需要的精神性属灵的领袖。这对推动中国教会的国度观,促进教会的正向联合都会,建立中国教会的体制,都有着不可或缺的意义。

过去,温州不乏卓越的领袖,但因为其自身的狭隘,或者平淡的处境,没有给卓越的领袖一个普遍性认可的机会,故也基本都局限在自己的片区。而面对一个普遍性的拆十字架运动,这一事件将帮助某些领袖突破自己的区域,从而形成温州信仰意义上普遍被认可的属灵领袖。

2.教会体制的一次大洗牌,教牧权威得以建立一个适应中国处境的交换体制将会被建立

在过去,温州很多教会教牧团队该有的权益与责任没有得到该有的体现。平信徒领袖管理教牧的现象比比皆是。教牧同工往往也落得清闲,对教会的牧养管理缺乏管家的责任心,最多也就是对某些不良现象提出自义性的批评。在这次的运动中,很多教牧表现了在使徒行传的模式中,很明显是由使徒为基督代表的牧会策略,及由教牧,而不平信徒来主导教会的牧养和发展,即使平信徒组成的行政团队,也都是为了服务于教会的牧养。拆十字架运动中,显示了在教会危机面前,全职传道人的优势。他们更理解教会,更懂得运用属灵传统和圣经知识,从圣经中找到基督教的伦理观。一般而言,教牧阶层没有多少不动产,因此,他们可以更加没有牵挂地维护信仰理念。而长执则不同,他们能成为长执,相当一部分原因是由其经济基础和社会地位决定的。有更多的财富也意味着有更多牵挂,也更容易受到相关部门的左右。因此,在拆十字架运动中,他们往往是退缩的,而全职传道人则更能维护信仰精神,从而在这一运动中很容易凸显出谁更加靠近信仰。这一趋势有利于温州教会找回使徒模式的教会治理。

使徒模式是由教牧团队和行政团队两部分组成的教会治理。使徒负责制定教会的方向和牧养规划,行政团队负责寻找资源,帮助教牧团队达成牧养目标。行政团队是教牧团队的辅助,或者说是助手,而不是相反。使徒虽然不管钱,但是,我们在使徒行传中看到的是:信徒依旧把银子拿来,放在使徒脚前。使徒行传7章中的执事也只是牧者的助理,其一切行政都是为了牧养。就是在经济上也只是管理者,而非决策者的身份,他们是由平信徒选举,而由教牧按立和委任的,而教牧有对教会经济的使用决策权。拆十字架运动给了教牧更多发挥的机会,从而使温州教会建立和恢复使徒模式的教牧牧养成为可能。

3.分别为圣,某些不该有的牢笼将会逐步淡出

浙江拆十字架运动让两会组织被排除在任何正能量的功能之外,对政府而言,两会没能配合其政治任务,完成拆十字架运动。对教会而言,两会组织没有在维护十字架的活动中起到行之有效的积极作用,甚至,相反。对党而言,这个组织在关键的时候是靠不住的。对教会而言,这个组织一直表现差劲,被大多数信徒认为是卖主卖友的。浙江两会组织的几次表态都让人失望至极。即使他们完全站在政府拆十字架派的立场上为拆十字架做事,他们也无法发挥作用。因此,就这一运动本身看,这一组织显得尴尬而多余。但拆十字架运动让体制内和体制外教会再次被提上台面,让基督教信仰重归信仰原本的意义。家庭教会和三自重新洗牌,让三自对官位的贪婪和名利淡化。体制壁垒被打破,信仰理念的联谊显得更加紧密。家庭教会也不好以正当性的信仰性的理由排斥所有三自。这一人为的藩篱被破除后,中国教会将会出现具有教会性的教会体制,而非政治性的政教体制。

4.构建了中国教会的政治观

拆十字架运动让中国教会不得不面对一个我们一直在刻意回避的中国教会政治观的神学问题。就政治观而言,中国教会过去选择的是心照不宣的回避,但也正是这种回避,让我们难以从神学理念及现实组织上认识教会与社会,教会与政治的问题。在拆十字架随之而来的五进五化运动中,也更加催逼我们去面对教会的政治神学观问题。你不过问,它也会来找你。

政治问题作为基督徒公共生活的伦理依据,是基督教不能回避的问题。当初,基督教之所以能够在罗马帝国取得主流社会最终认可而至合法化,就在于在正统教会内外都出现了一大批以公共语言写作和为基督教问题,从基督教教义和罗马法律文化入手进行辩护的护教士。他们不仅辨明了福音的真理,建立了基督教信仰的教义体系,也让基督教得以作为信仰、哲学和社会实践层面的意义,进入公共生活。从而至终让罗马社会得以接受基督教文化。罗马的民众和有理智的聪明的执政者都认识到基督教文化将是延续罗马社稷民生的根本出路。因此,基督教在罗马取得了合法地位。并进而成为罗马的代表性文化,正是这种文化造就了落后西方文化最终超越了东方文明。

历史不能照搬,但今天的中国教会的处境与当年的罗马教会有着某种的相似性。理智开明的社会人士认识到了基督教的积极社会意义。而保守的既得利益者,依旧视基督教为其利益集团的潜在威胁。而所不同的是,罗马社会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护教士,实际上,今天罗马文化流传下来的诸多遗产,都与当时有争议的有关基督教思考相关。而当代中国社会极少有位基督教问题辩护的中国护教士。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不多。背后的原因一个是教会缺少公共语言的宣教,或者说平民化的语言对自己的立场进行阐释的表述管道。另一方面,正如德国某汉学家的评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基本上是没有脊梁的。关于这一点的原因你懂得。

浙江拆十字架事件带给教会和社会一个直接的反思就是基督教伦理的政治神学问题。这个问题不管我们是否公开表态,但大家都在思考,不管我们是否以法律,或者哲学的语言进行表述了,但都在我们无形和有形的传述和碰撞中形成我们的价值共识。这一运动让这个世界重新认识一个社会的虚伪性和欺骗性。也让我们重新审视和面对基督徒的政治观。从而形成中国教会的公共神学,建立我们的政治立场。而这将是中国教会走向成熟的起点。

5.给了中国教会大觉醒的机会,保护了信仰的纯洁性

暴力的拆十字架相比缓慢的信仰渗透来得愚蠢而赤裸裸。让教会一下子建立了危机意识,从而避免了改变信仰性质的信仰侵蚀,相比温水煮青蛙的世俗化腐蚀,这一赤裸裸的野蛮手段,一下子促进了教会的信仰大觉醒。实际上,某些人最怕的不是正面的交锋,怕的是基督徒对信仰真理的坚持。从某个角度看,在香港没有任何一间神学院比崇基更加敢于向中国社会的不公说不。但官方依旧选择崇基作为主要的合作神学院,为什么?因为他们相信崇基会改变基督徒的信仰,一旦改变了基督教的信仰,基督教便失去了其信仰的光和盐的作用。如果有一天崇基变成了政治上沉默,信仰上纯正的神学院,它一样会失去官方的合作支持。

因此,这一运动实际上让中国教会变得更加敏锐了,更加关注我们自身的处境,和就末世论意义上的教会处境问题。让大家未雨绸缪地开始思想基督教在当代处境中的生存问题,从而改变牧养管理策略。从信仰形式转向信仰内涵,从伟光正转向实际的灵性供应,从外在有形建筑转向内在信仰建造。从而帮助信徒的信仰更有生命力。

6.从有形建筑转向无形灵宫,人才建设比建堂将会更加受到重视

过去的浙江,特别是温州教会较为重视教堂建筑。但对建筑所代表的信仰意义鲜有深入的思考。拆十字架运动促使教会不得不思考十字架的信仰意义。这个阶段,温州教会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理解和重视十字架的神学思考和信仰实践。这是一个从有形建筑转向无形灵宫,从外在建筑建设转向人才建设的契机。对基督教而言,这是一件重大的回归基督教信仰本质的转变。我常常说,基督教没有教堂一样可以存在。但没有信仰,教堂也是毫无意义的。这一运动正促成了浙江教会的发展重心的转移,这一转移无疑会让浙江教会变得更加健康。我以为拆十字架运动将会给温州教会带去真正的灵性复兴。

7.信仰偶像化的倾向被正视,从而帮助教会回归信仰的真义

拆十字架运动让温州教会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理解十字架的信仰意义了。与其说大家在维护一个有形的十字架,不如说他们在捍卫自己的信念与公民尊严。而即使对于没有付出极大代价维护十字架的教会而言,他们也会更多地思考十字架的信仰意义。至少他们会思考,这个聪明的政府,为何会如此在意十字架?这个十字架到底代表了什么。实际上,是拆十字架的人更加把十字架偶像化了。他们把这个象征性的十字架视为某种精神性的存在,他们以为只要拆掉了这个有形的十字架,就能清除人们内心的十字架的信仰。这无疑是迷信化的偶像化行为。而无论是那种倾向,都让教会在思考十字架所代表的信仰意义,而去掉其偶像化成分。坦白说,即使教堂没有十字架的标志,也不代表你就能颠覆信众的十字架的信仰。对基督徒而言,我们是十字架是在我们心里的。你拆十字架反而让信徒重视十字架的信仰。除了这一信仰意义的思考。也会帮助我们的教会延缓了接受变种成功神学的影响的时间。一时间风靡在温州地区的所谓小兵牧师,平约瑟牧师这类变种的成功神学的所谓牧师的信息,极大地颠覆着温州信徒的信仰,让他们在似是而非的道理上追寻贪婪之路的成功神学。而拆十字架运动,让教会,至少是敏锐的信徒意识到成功神学的欺骗性,而十字架神学才是教会历久弥新的真理。就这个意义看,这一运动依旧对教会是积极的。

8.   教会文化建设成为可能

宗教信仰之所以能成为一个社会的根,是因为这个信仰变成了社会文化的主要成分。中国基督教在华的两百多年历史,我们在有形的硬件上和人数上都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宣教却影响式微,甚至交解放前只退未进。究其原因,是这个社会给我们的空间有限,教会其实是在狭缝中生存。其次,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教会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意识。我们从未想过我们的文化需要福音,我们的文化也需要重生,因此,我们只有对人的宣教,而没有对文化的宣教。使徒教会能够被罗马帝国接受,不仅是个人宣教的结果,更是文化宣教的影响。他们向文化宣教,也活出自己高贵的文化。当罗马陨落时,这个文化的根还在。正如罗马灭亡了希腊,但希腊的文化却征服了罗马。只有一个社会的文化重生了,这个信仰才算是深入了社会。比教会建筑更重要的是教会文化。历史学家汤因比说:宗教是文化的本质,文化是宗教的表现。基督教有最棒的信仰理念,但在中国土地上,我们缺少一个信仰的文化的表现形式。笔者以为,拆十字架运动让你不得不从文化、信仰、体制、处境化、政治神学上对教会的使命,地位和处境等做深入的思考。而这种思考很可能给当代迷惘的,也正在探索未来的社会以顿悟式的思路。这个思路就是文化宣教最成功的形式之一。而这一思考就是构成中国教会文化的重要因素。而信仰文化的思考必然带来信仰文化的宣教。从而从本质上影响这个社会。

当下的中国社会的迷惘与危机是中国教会文革后第二次福音见证的契机。当代中国很多人对未来充满迷惘、忧虑、害怕,或者至少是不确定的。鲜少有人对未来保持理智的乐观的希望。而这正是基督教该给中国社会以希望的异象的时候。当我们的基督信仰在社会普遍的迷惘与悲戚中指出希望的出路时,那便是基督教赢得社会的时候。在罗马时代,没有人相信腐败的罗马还有未来,但他们在教会里看到了希望。一个社会的绝望不是制度性的,也不是技术性的,而是信仰性的绝望。当你不知道自己该信什么,不知道什么值得信任,你不知道我们如此犯罪下去还能有什么希望,你找不到信任,你找不到公正,只有赤裸裸的欲望时,当公信力成为欺骗时,这个社会就已经颓废到没有希望了。社会的堕落是因为社会看不到一个有希望的生活和未来,因此,每个人都只在乎现在,在乎赤裸裸的欲望的满足。每一个堕落的社会背后都有渴望救赎的叹息,不管它有多么微小,而这个叹息就是对救恩的呼唤。第一次发生在文革后的一切向钱看上,那个时候对西方的憧憬,对社会的深深失望,使得一大批知识分子转而从思想西方基督教中寻求社会的出路。从而帮助中国教会过去三十年第一次的大复兴。教会的复兴潮大约也就是这样一个时间周期。接下来,当代中国社会所集结的很多社会问题,再次让我们不得不进行信仰层面的思考。我们寄望制度的变革,但没有人相信制度真能改变一个社会的信仰信念。因此,我们不得不面对我们信仰的反思。即从理念、信仰的角度去重塑社会的信仰。这一思考将是多元化的思考,但作为已经在历史上被验证成功过的基督教信仰,将是这一社会性反思的主体。拆十字架运动不单是教会事件,它是一个社会信仰事件,是公共事件,它激活了当代教会人生和社会学者们对这一社会问题的思考。无论他是否有勇气选择通过某种方式去表述,但我们都会在沉重的社会问题中反思。这种反思便是教会文化建设的起点。


9.   拆十字架运动将会带来中国教会的宣教运动

拆十字架运动对中国教会的另一个影响是将直接导致中国教会的宣教运动。过去中国教会一直都有通过商业形式对外的宣教。只不过,我们没有意识到那就是宣教。当教会的发展重心无法通过硬件去体现的时候,她就只能完善她内在的气质。拆十字架运动将浙江教会从沉睡的灵里激活了。她不能在沉湎于自己的教会享受,而不得不正视自己原本的使命与托付。正如耶路撒冷教会的大逼迫促使了教会的宣教而兴起安提阿及后来的罗马宣教中心一样,这一运动的一个直接的后果之一将是温州教会率先的宣教运动。很可能,借着这一运动的影响,温州地区会兴起专门的宣教差传机构。而且,我相信,中国的宣教才是最接地气的当代的宣教。(笔者将通过专文做进一步的阐述)。

中国教会过去的两百多年里,我们一直在回避宣教问题。我们也把宣教这一教会惯常性的使命当作了一场运动来对待,因此,我们把这一使命国度解读为运动,而非生活。笔者以为,宣教不是运动,而是信徒个人生活和教会公共生活的一部分。当我们无法再致力于教会硬件建设时,教会必然转向福音性的侍奉。将会藉着商业、文化、等多种形式将福音带给未得之民。中国文化具有极强的包容性,而且,过去几十年我们特殊的处境已经训练了中国教会的生存能力。中国教会的牧养管理模式也更加灵活。从地理位置上看,我们恰好地处福音之地与福音未得之地之间。福音的接力棒似乎就在中国教会这里了。我们等待的将是中国教会一场回归教会使命的宣教侍奉。而这一侍奉将会完全迥异于过去西方的差会,而更将是通过商业、文化、团契、教育等等的形式开始的。

10.   温州教会将能真正走出去,带来兄弟教会的合作

过去浙江教会,特别是温州教会的自满情绪,人物崇拜,本土意识之强而无法接纳外来群体的毛病是有目共睹的。温州教会习惯了自己的方式。内地教会把温州教会当作一个神话,鲜少当作一个亲近的榜样。但这一运动后给了温州教会较为彻底而全面的反思,借着苦难将不同的教会联合在一起,地域界限被打破,促进了教会之间的联系。接下来,我相信将会有更多温州与其他地区教会事工的联合,特别是跨地区性事工的联合。这些事工将不再是以地区为界限,而是因侍奉的本身为目标的。

总而言之,拆十字架运动就教会的健康发展而言,基本是积极的。这一运动将直接推动浙江教会走向一个新的台阶。将是中国教会觉醒而走向成熟,回归使命与建立真正的适应中国社会处境的体制与教会文化建设的开始。我们即将看到一个更加稳健而成熟的教会,一个更加具有时代精神的教会体制的出现。而我们需要的是从事件本身的焦虑上转向我们真正的使命,即在这个新的气候和时代里,我们将何去何从。

二、季风过后,我们将何去何从

温州是一座沿海城市,每年都会有有个台风季节,台风过后一片凌乱,但不久就会恢复她原本的生机。破解的房子吹坏,人们就干脆拆下来,建筑更牢固的;脆弱的植物吹折了,然后会重新长出来,根会越扎越深,越变越强壮。逐渐地,建筑更加坚固了,植物变得强壮了。人们也开始学会了把握台风的规律,躲避它的淫威,甚至把它当成对大地的一次洗礼,对无序重新洗牌的机会。一代又一代,我们的温州祖祖辈辈们,就是如此学会了对大自然的适应,而把自己锻炼得更加强大与自信。

没有吹不息的风,但生命总是伴随着风浪。当下的温州教会又何尝不是如此。我们正在面对一股风,它似乎要吹折我们柔弱的茎叶,摧毁我们脆弱的旧窝。我们需要的不是憎恨风浪,而是把握季节的机遇,让风浪洗净我们的纤尘。不要把时间花在跟不讲道理的人讲道理上,我们要去做正事,做上帝要我们做的事。牧养好上帝的教会,让教会如同面酵,你看不见她,摸不着它,但只要给她机会,她总会让全团都发起来。

那么,季风过后,我们何去何从?

1.完善自身体制,适应社会发展

在这一运动面前,显示了教会的韧性,也充分暴露了教会自身体制的诸多问题。地方教会各自为政,哪怕是在同一间教会内部,也因为没有强有力的组织和基督教信仰伦理,以至于在面对冲击时,我们没有一个基本的指导意见,可以让教会选择自己的态度。比如:正如使徒在耶路撒冷大会以后所做的。制定规条,统一共识,促进了耶路撒冷教会与外邦教会的联合。

2.成全专职同工,壮大牧者团队

温州教会一般教牧同工都比较滋润,但却不是因为教会待遇好。相反,温州教会教牧同工真实的薪水相对较低,生活的滋润主要来自家族的支持,亲友的帮助,讲学的费用,自己的理财投资和弟兄姐妹的个人捐助。因而,温州实际上的专职教牧人员与信徒的比例极不协调,换句话说,温州专职教牧人数较少,而且大多数教牧同工都没能承担起教会的主要领导角色。而是被一群财大气粗,或者有某种背景的平信徒所领导。而且,很多专职传道人,实际上被成为神学生。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教会的精力应该放在人才培养上,成全这些专职同工,壮大牧者团队,发挥他们的作用,提升他们的待遇,帮助他们可以真正成为侍奉的拿细耳人,而不是所谓半商办牧的传道人。

3.成立宣教机构,拓展海外事工

中国当下的一带一路发展策略和当年传教运动提出的将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见解和路线基本一致。随着国内教会,特别是温州教会越来越成熟,特别是温州教会已经进入了一个后教堂时代——大多数教会在可见的接下来的十年二十年都不需要重建教堂了,那么,就可以把精力财力人力用于成立宣教机构,拓展经商式的海外福音事工。藉着职场把福音带去职场触及的地方。

4.重塑教会形象,加强本土宣教

——了解当代中国人需要什么,探索当代中国教会的传福音之路。

实际上,即使没有十字架事件,温州教会,乃至全国教会发展速度都明显减速了。社会对基督教的看法越来越没有兴趣了——连论断的兴致都少了。因此,我们亟待成立相关的学术和实际教会发展研究,了解当代中国人需要什么,探索当代中国教会全新的传福音之路。

同时,中国教会需要反省自己为何不太被社会待见,我们需要加大社会服务和社会参与的力度。以实际的行动造福社会,提升中国教会潜在影响力。罗马基督徒改变了罗马,虽然那个年代整个罗马都没有十字架的建筑,但他们让每个人心中都有十字架。这才是我们需要努力的方向

5.重视文化宣教,促进教会与社会的对话

也许笔者稍微悲观了一点,我们在文化宣教上依旧是一片空白。基督信仰的福音并未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深深扎根。有人说,即使把整个苏联(现在的俄罗斯)的教会标志和圣经全部销毁,只要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等的作品还在,俄罗斯的基督信仰就会在。因为这些文学作品已经深入人心,而且带着浓厚的基督救赎思想。这才是最本质的宣教。福音离开了文化,就如树木离开了土壤。我们需要致力于文化宣教。

6.加强媒体效应,建立多元化的传福音与牧养体系。现代传媒,互联网+……

毫无疑问,当代中国教会在互联网时代没能把握该把握的机遇,以致让以致走在时代前端的教会落后于世界整体的步伐了。这是一个互联网的时代,教会的发展和牧养亟待加强媒体福音事工,建立多元化的传福音和牧养体系。充分利用现代传媒给我们的便利,加强互联网交通与福音事工。

7.建立小组制牧养,使教会能以灵活地适应自己的处境变化,依旧可以完成牧养和实践其教会性要求。

小组制是耶稣创立的牧养模式。这是一种让人人参与,人人都受到重视和关顾的牧养模式。面对不同的处境,这是一种适应性极强的教会发展模式。一方面可以帮助教会和信徒抵御异端邪说,完成牧养,另一方面,也可以按照教会性的需求,实践教会的基本功能。

8.拓展社会服务,提升教会影响

三十年来,因为教会社会服务的不稳定甚至缺失,以及教会宣讲形而上的封闭语言,让教会无法对社会产生根本性的影响。社会人也不会觉得教会之存在对他们有多少实质性的意义。因此,教会也很难赢得社会的尊重恶同情。当我们不在致力于教堂建筑的时候,我们就更可能拓展社会服务,提升教会实际的博爱影响。

9.加强教会联谊,建立国度事工

使徒信经一个重要的有关教会的教义就是:我信圣徒相通。但在中国教会圣徒相通较为不完善。借此机会,我们应该加强教会联谊,建立国度性的事工。

10.建立新型教会,成立专业事工(比如辅导,幼儿教育等)

在互联网时代,传统的牧养模式显然已经不再是事半功倍的方法了。我们需要建立新型的教会,即一个适应时代进步的教会。同时,我们需要成立专业的事工,针对社会问题,教会可以提供行之有效的辅导与教育。比如,婚姻和心理辅导,老年人事工和老人养老问题,家庭规划,职场规划和幼儿教育等等。

总之,适应上帝给我们的环境,传道使人数增加,宣教践行大使命,提升改变教会形象,未雨绸缪,预备好迎接复兴或者更加艰难的处境。这才是后教堂时代,我们最该思考的问题与突围发展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