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纪实连载: 巴比伦囚徒(之五)



4/05/2016




   巴比伦囚徒(之五)

鸿 


夜雾茫茫

1951324

夜雾弥漫,四周一片那漆黑。

崔锦章一个人坐在屋里,翻来覆去的看手里的一张纸,其实,上面也就那么几句话:

崔锦章先生:

来信已阅,关于你的问题,现已派人前去,一定会得到公正的解决。望你忠实改进业务,以待人民所期。此致

敬礼

陈北辰
段永杰
1951324日(注1

(引自崔锦章195671“上诉书”,以下简称“上诉书”)

这封信是先生讲课时,从门缝递进来的。


几天前,听说,市委书记张烈要抓他,一时,坐卧不安,连夜写了一封信,从幼时随家受洗皈依上帝,到新政伊始当上省、市人民代表,洋洋洒洒,不知写了多少字,也没想领导有没有时间“圈阅”。但毕竟回信了,可是,却让他喜忧参半。心里还有点发毛,老是觉得“话里有话”。

正在焦虑之时,曹西贵(安东检察署副检察长)走了进来。二话没说,伸手把那信“截”了过去。随后,又进来几个陌生人。

一个麻子脸对先生厉声喝道;“你把手举起来!”说着就搜身。

崔锦章一愣神,慢慢地举起手来:“检察长……”

曹西贵打断了他的话;“领导的信,你不是看了吗?我们就是来解决问题的。”

崔接着说““我做了什么违法的事情?检察长,可以告诉我吧!

曹西贵用鼻子哼了一声:“可以,到检察署再说吧!”话罢。转身出去了。

麻子脸搜去了崔兜里的一支钢笔和一个记事本。紧接着,翻箱倒柜,噼里啪啦,西里轰隆,吓得孩子直哭(43天的女儿、2岁的儿子)。5岁的美玲依偎着爸爸,她的一只冰冷的小手在爸爸的手心里握着。

当警察的手在一个盛书的箱里翻腾时,美玲说话了:“你翻什么?那是我的书。”一个柔弱的小女孩发出了不平的声音,真让老爸心里有些震撼。

突然,警察的眼睛发出了异样的光彩,原来,搜出了一些熠熠生辉的东西:19个金元宝、26个金戒指。这些令人垂涎三尺的东西,有崔锦章开业6年的积蓄夫人结婚时娘家的馈赠以及在华昌工业社入股的利息。其中,有教会委托先生保管的(崔兼任“司库” ):教会所有的1个元宝和3个戒指;还有郭慕深Karen Gormsen(注2)为几个孩子所留下的3个金元宝。

几个警察麻溜地把“金货”收拾在一个包裹里,又把先生的毕业文凭和照片用报纸包起来。

这时,太太(王澄美)从外边回来了,眼前是瓢朝天碗朝地的,一片狼藉,她望着丈夫,眼神流露出一种难以言状的痛苦……

先生的耳边又响起了妻子的“絮叨”:“你身体不好,担任不了。那么大的医院,又没有好大夫,你累死也干不好。再说了,政府要的那地方,你去了要遭到误会。”

……

一个警察冲着先生一甩头:“走吧!

美玲拉着爸爸的手:“爸,我们不去么!”说着,呜呜地哭起来。

先生犹如万箭穿心:“玲儿,听话,去睡觉吧!”又对妻子说:“你领孩子去睡觉吧!

警察把太太和孩子赶到一间屋里,把其余几间都贴上了封条。然后,一个警察掏出绳子来捆绑,先生说:“同志,还用绑吗?你叫我跑,我也不能跑啊!”

先生太单纯了,他不明白,“杀猪”绑起来是怕“跑”了,而绑人也是一种象征,到了这种地步,人不如猪了。

两个警察架着五花大绑的先生从楼里出来,身后是孩子的撕心裂肺的哭声……

夜雾弥漫,吉普车前人头攒动,人群中喊了一声:

“我们有个要求,请政府告诉我们,崔院长到底犯了什么法?”

“你们这些穿白大褂的,赶紧让开,别把我惹火了!”这是曹西贵的声音。

警察推开人群,把先生塞进了吉普车,曹西贵猫腰钻了进去,一挥手,汽车闪着混浊的灯光,驶出了教会医院。

浓雾淹没了一切,汽车向城东奔驰。跑了一段路后,拐了一个弯,停在一个小山包下,随着汽车喇叭的鸣叫,一阵沉闷的铁器摩擦声,眼前拉开了一道厚重的铁门,夜雾中闪烁着暗淡的灯光,这是安东的东坎子监狱。


(注1)陈北辰(1915——1983),沈阳人,早年参加一二.九运动。1937年,加入中共。 1947年,先后任安东市民主政府秘书长,中共安东市委统战部部长,市长等职务。1954年后,从政于辽宁省。

 段永杰(1921——1978),生于齐齐哈尔。在北平读书期间,曾参加一二.九运动,1938年加入中共。19501964年,先后担任安东市副市长、市长。

    (注2郭幕深小姐Karen Gormsen18801960),系丹麦教士,安东基督教女子医院及育婴堂的创办者。


血染铁窗

监狱西北角的一个“小号”(禁闭室), 狭窄、阴暗,没有窗户,墙上结了一层寒霜,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潮湿、霉烂的气味。腐朽的地板上卷着一床被褥,抓一把湿漉漉的,几乎能拧出水来。

偏僻、背静,听不到人的声息。灯光惨淡,先生神情发呆,好像一尊石像似的。一会儿,他慢慢地躺下来,两眼直勾勾地望着天棚,这一切就像一场噩梦,耳朵里响着曹西贵的吼声:

“这完全是为了拯救你,我们对你是争取改造。我给你说明白,你的生活还不成问题,在你改造好了以后,在新中国的建设中,你崔锦章还会有用的。哼!可能起个小作用吧!傅作义怎么样?那有多厉害呀!列为战犯,但当他回转以后,党还把安排在中央政府。你比他还厉害吗?!这里的生活和你家可能是天地之差了,你可要守规矩啊!”

这些漫不着边的话,令人如坠五里雾中。耳朵里嗡嗡的响个不停,眼皮沉甸甸的像挂了一层铅,朦胧之间睡着了。

实在是身心交瘁了,从接替倪乐圣Marie Nielsen小姐(丹国医院的最后一任院长 195012月回国)那天起,仿佛陷进了沼泽,每迈出一步,都要使出浑身的力气,而且越陷越深,以至有些窒息的感觉。

从清理备品、药物;编制人员、建章立制到“招兵买马”。既要履行院长的职责,又要身先士卒。他不但是眼科医生,又是助产士。被捕前一天半夜还被叫醒,去为一个难产的女人分娩。除了数不清的纷乱缠绕其身,更难以抵挡的是“明枪暗箭”的袭击。早已焦头烂额了。在监狱的第一个夜晚,竟然宾至如归,僵卧在冰冷的地铺上,酣睡至天明。醒来的时候,发现褥子已冻结在地板上。

一个狱警递过来几张纸,叫他交代“罪恶”。并且,告诉他一天只许上三次厕所;除了8个小时的睡觉,其余16个钟点都要像僧人那样盘腿打坐,不许晃动,不许闭眼,更不许躺下。如有违规,就“倒霉”了。虽然那时没有“电棍”,但折磨人的“花样”是层出不穷的。

深夜,北风偶尔传来几声野猫的嘶叫。囚室如冰窖般的寒冷,先生围着被子,面壁而坐。到了晚上,坐得地板上的冰化成了水,第二天早上,水又结成了冰。

最让他心急火燎的是,没人来提审他,掐着指头算,几天过去了,仍见不曹西贵的影子,这是为什么呢?先生一次一次的向狱警“报告”,请求曹检察长提审。

本来沉疴在身,难抵折磨,自然,旧病复发了,连续高烧、咳血,身体瘦得吓人,就像一幅骷髅架子。

他心里头害怕,有一天没熬过去,糊里糊涂地死了。
 




        20世纪40年代崔锦章先生和夫人王澄美及女儿美玲、儿子世光。



“丹麦特务”

330晚上,曹西贵显身了。

这是第一次审讯。

曹西贵板着面孔说:“你要把自己的事,由远到近,都交代出来。要好好的坦白,事情是怎样,就是怎样,白的,说是黑的不行,黑的,说成白的也不行。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你不说,政府也是知道的。坦白的就从宽,抗拒的就从严。”

崔锦章说:“我的事情就是那些,都已经写在纸上了。政府‘知道’还有什么,可以指出来,我再没什么可写的了。”

曹说:“你不要顽固,也不要封闭,政府给你指出?我说你杀了一个人,你杀啦?你痛快点儿吧!老老实实把问题交代清楚,然后,我再找你谈。”

说完,抬起屁股就走了。  

417,二次审讯。

开头,曹检察长问起崔的个人经历和社会关系。其实,这些,早已掌握在大的手肿了,只不过在“声东击西”——

“你把发报机藏哪去啦?”

“什么发报机?”

“就是你的那个!”

“我家只有一个伪满标三型的电匣子(收音机),再没有别的无线电器材,我从来没有见过‘发报机’什么样,哪来的‘发报机’呢?”.

 “你好好说说,你的电匣子是什么样的,多高多宽多长,是方的还是圆的?”

“伪满标三型都是立着的长方形。”

“还有呢!?”

 “要是‘还有’可就奇怪了。”

 “你老婆说有。”

“那可真是奇怪了,检察长最好把我带回去一趟吧!”

曹的鼻子哼了一声 “要是找出来,可以杀头。”

先生如梦初醒:“检察长,你抓我就是为这个电匣子吗?”

先生想起了曹西贵审讯李凤英的事,说是丹麦人郭慕深Karen Gormsen走时留下了一部电台,崔锦章把它交给了护士李凤英密藏,曹西贵逼迫李交出来,最后,掏出了手枪吓的小护士“歇斯底里”了。

检察长找“电台”,不过是望风捕影。丹麦人郭幕深临走时,变卖家私,她的一张小方桌、一架大挂钟和伪满标三型的电匣子,一起作价给我了。

贵贱都好说,就是这电匣子,成了崔先生手里的“刺猬”。因为,在那个年代,公安局规定不准偷听听敌台。换句话说,就是不准收听“短波”。要是被发现,是要蹲监狱的。先生本想卖掉,没碰到买主。但也不敢拿回家,就放在郭幕深的厨子史录庆那里了。

谁知厨子也害怕,就叫女儿史德珍送还给先生。一天晚上,他女儿就把电匣子从墙头上递给了崔家的厨子隋传中。当时,先生想把它交给派出所,但又怕人说“怎喊捉贼”,反咬一口。于是,厨子就把它拿到楼上,藏在一个墙旮旯了。

在抓走先生的晚上,厨子吓得把电匣子捧到山后,偷偷地砸碎,埋了。

后来,在警察审讯的“威慑”下,厨子带着警察从土里挖出了“碎片”。 警察经过“验尸”和推理,认为“疑窦丛生”——

“崔犯需要继续弄清的问题如下:

1、该犯被捕后,崔妻将美制电匣暗地破坏,与其伙夫隋传中同埋于后山。后找其佣人隋伙夫谈话,隋即将情况暴露,领着我们将其破坏的电匣零件从山坡扒出。经检查可疑地方:

一、崔锦章与其妻均不承认有电匣子;

二、经检查被破坏的电匣零件中,有一个八号至廿号粗细的铜丝线绕的,确系是个发射线球在内。此线球如有其它零件相配合,是能向天空发射电波的,也就是说不仅能发报,而且能发话,这个问题至今尚为弄清。

2、崔锦章在伪满时、曾到青岛、徐州、济南等地数月,情况不详;

3、丹国人郭幕深走时,交其电匣子一个,但不知电匣子性能,崔犯不供。

——摘自安东市法院1951年刑字第171号崔锦章卷宗,以下简称“卷宗”。

先生一直蒙在鼓里,没想到自己竟然是一个“潜伏的“丹麦特务”。早知如此,打死也不能接丹麦老太婆那个破“玩艺”呀!可是,谁能想出这么离奇荒诞的“瞎话”来呢?老百姓有话,早知道尿炕,还不睡觉了呢!


《 蒋委员长赞 》

先生面壁而坐,心里想着:总该有出头之日了。因为,自己本是一个清白之人,“打造”成“丹麦特务”,岂不是“皇帝的新衣”吗?

然而,事情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512,第三次审讯。

曹检察长携来公安局的一个副局长,姓高(高正华),联手提审崔犯。

俗话说,来者不善。这位高警善于骂阵。古时打仗,有在阵前叫骂的,以此激怒对方应战。比如无胆鼠辈,缩头乌龟,还有殃及父母甚至十八代祖宗的。但是,党教育出来的高警,总会文明吧!——

“我看你有些急躁,你不要急躁,也不要想家中还有妻儿老小。你是学化学的吧!你回到小号里把自己好好化验化验,看看你自己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依我看,你是个流氓、土棍,你骑在什么上就拉什么屎,你骑在白的上就拉白屎,骑在黑的上就拉黑屎,你在伪满时拉绿屎,在国民党时期,你就拉白屎。我们来了,你又想欺骗我们,你说,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摘自“上诉书”,下同)

先生愕然了,怎么说出这样一一番的话来呢?令人“口将言而嗫嚅”,接着,对方又打来一个杠子:

“你不要辩驳!你称赞蒋介石么?是他领导的抗战胜利么?”

先生不由得又愕然一怔,怎么翻腾起“陈芝麻了烂谷子”来了?

1945年的秋季,江水清澈,金风飒爽。

安东人沉浸在祖国光复的欢乐的日子里。

街上响起了咚咚锵的锣鼓声,劈劈啪啪的鞭炮声,扭秧歌、踩高跷的在马路上撒起欢来。还有游行的人羣,挥着拳头,喊着口号,有的敲起铜盆,站在路旁白发苍苍的老人笑着拍起了巴掌。

满脸是泪,浑身是血,遍体鳞伤的中国人站起来了,扬眉吐气了。

望着自发的游行人羣,没有乐队,没有歌声,只有锣鼓,先生感觉似乎少点什么,还不够振奋,还缺乏雄壮,长久压抑、愤懑的心情,还没有像打开闸门那样,浪花滔滔,一泻千里。蓦然间,他的心里流淌着一股音乐,有了一种创作的冲动。.

“抗战胜利了,祖国光复了,人人都在欢腾歌舞。我也不知怎样才能表达出来我的欢乐心情。我看到街上游行的人,只在敲锣打鼓,连一个歌子都不会唱,我想,若能找几个中国歌,交给大家唱唱,那么游行的时候,就显得威武了。”

先生的太太王澄美少时从师俄国一位钢琴老太就读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时钢琴是她的选修专业。多年来,一直从事音乐教育,教堂的司琴,可谓那个时代的音乐人。

听了先生作歌的想法,从一个收藏乐谱的箱子里翻出了一本歌集,是汪精卫政府时期的。从歌词来看,有国父孙中山的《大中华国歌党歌》,也有辛亥革命元老章太炎的《华夏歌》,还有国民党元老戴季陶的《国旗歌》。虽说是古董了,曲子倒有些个中国味道。但里面有反共建国的词句,先生感到刺眼,这倒不是亲共,只是想,打跑了倭寇,也该建设了。不是说要握手言和,“和平建国”吗?反共建国的口号过时了吧!于是,凡是反共建国的字样,都改写成了和平建国
先生又想,不能光是炒冷饭,也应当有自己的东西啊!于是,让太太找来两首曲谱,琢磨起填词来了。可是,脑子空空如也,写点什么呢?
如今,大地重光,又见到了青天白日满地红,寻根思源,孙中山是民国之父,那就唱一首歌,告慰一下在天之灵吧!
又想到,晚清以来,帝国就像东贴西补的一间破屋,内忧外患,交相煎迫,成了屈辱与落后的象征。而抗战的胜利,一扫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历史阴霾,真是百年屈辱,洗于一日。

那么,是谁掀开了起死回生的重要一页,让中国人找回了失去的尊严呢?换言之,这场引以为豪的胜利,是在何人的领导之下呢?

在满洲国的报纸上,看到的是打倒“蒋政权”的话题。七七事变后,先生在营口教书的时候,听人家讲,蒋介石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二战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如此看来,抗战胜利是蒋先生领导的了。听说,陪都庆祝胜利大会,举着着四大领袖的画像,其中,就有先生啊!

最后,编辑了三十一首歌曲,起名《中华复兴歌集》。其中,署名崔锦章作词的有《国父颂》、《蒋委员长赞》,还有两首是《国民新觉悟》和《起来大中华民族》。

先生感到一肚子的委屈,仿佛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楚了,无论是《蒋委员长赞》,还是《国父颂》,都是欢庆国土光复,再也没有别的意思呀!看看歌词,就明白了。东北沦陷后,伪满新闻封锁,谁知道山沟里的游击队呀!再说了,作歌是在光复之际,共产党还没来呢,也就是说,那是无政府时期呀!

于崔先生的解释,姓高的烦了:“你辩驳什么?”

曹说:“我们苞米饼子有的是,你糟践几千个不要紧!把他带回去!”

……

压伤的芦苇

脸上涂抹着“丹麦特务”的油彩,又揪起了“反动” 歌曲的老账,真是“横陇地拉车,步步是坎”啊!

7月上旬,最后一次提审。

曹西贵:“你一个劲儿的要求提审,我来了,你要说什么?”

崔锦章:“检察长,你把我关在小号里,整天坐着,叫我想问题,我究竟还有什么问题呢?”

 “你说你没有问题,我们把你押进来了,难道政府抓好人啦?”

“好人也罢,坏人也罢,我进来快四个月了,什么问题也该搞清楚了吧!从伪满到如今,我就在安东,哪也没去,我做的事,邻居朋友都清楚。”

 “我说你到日本去了么?我说你到美国去了么?那蒋介石坐在南京城里,他哪也没去啊!你把你的问题看简单了,你四个月?你四个月!?我们苞米饼子有的是,你糟蹋几千个也不要紧!”

 “检察长动不动拿我比傅作义,比蒋介石,我怎么能和他们相比呢?我除了读书,就是做医生,我还有什么呢?”

“上次问过你,‘罢演’《全世界人民心一条》是不是你的主谋?”独幕话剧《全世界人民心一条》王昌定)

“实在是冤枉啊!检察长,你可以去调查,那是因为剧中人要撕毁耶稣像,要基督徒做这样的表演,于心不忍哪!这纯粹是信仰的问题。”

 “你说‘信仰’,那反革命分子也有他的信仰,你的信仰超过政治么?”

 “我的信仰没有超越政治。不过后来‘换剧本’,不是我发出的,是信徒们提出来,我请求政府批准的。”

 “你不是教会的负责人吗?”

 “教会不是有合法地位吗?‘信仰自由’不是写在‘共同纲领’上吗?”

说到此,曹西贵话锋一转:“你应当悔过。”

崔说:“我是应当悔过,我没有早日参加政府工作,(注3)只图自己的安逸,为教会的事业,我去基督教医院了,这是我的过错。‘演戏’也好,‘作歌’(《蒋委员长赞》)也罢,我也难辞其咎 。不过,我若是早日参加革命,立场问题也就不成问题了。但是,我想,这些毕竟都是思想意识问题吧!给我个教育,今后做警惕,也就是了,够不上犯法吧!”

曹说:”这不就是给你教育么?”

崔说:“检察长,让我工作吧!我今后一定放下一切不必要的思想信仰,一心一意地跟共产党走。你光把我圈起来,把好好的一个人硬圈坏了,这有什么好处?能起个什么作用?我学了医学,读了18年书,还没把所学的东西发挥出去,就这样埋没了,这是多么痛心啊!何况,我还是个用功的学生,自从念书我就学的扎扎实实,怎么好就被自己的政府抛弃了呢?”

先生有些激动,苍白的脸泛起了红晕:“伪满年代,报国无门,天天盼望祖国光复,好在祖国光复了,但我并不知道国家的政治路线。多少年来,在帝国主义传下来的教会圈里读书,一向不问政治。所以,在思想上知道‘爱国’,但不知怎么去做。爱信仰、爱教会,有时候觉得是很自然的事。今天,只要政府能宽大我,我再也不能把别的思想作为信仰了。让我工作吧!检察长。”

检察长说:“工作,工作?!你犯法啦!叫你在小号里呆着这是惩罚你!你净出来耽误我的时间!”

接着,喊了一声:“把他带回去!”

从此,检察长是“黄鹤一去不复返”了。

(注3)“1949年省卫生处长何景福动员我去卫生处或省立医院工作,我因肺病未能同意前往。同时,市卫生局长赵凤阳曾对我说,省里工作太累,你若参加工作就不如到市里。
(崔锦章195671“上诉书”

茫茫雪暗天

19521230,东坎子监狱的院里赶进来一挂马车,令人好奇的是马脖子上挂了一串碗口大的铜铃,跑起来格外的洪亮,当啷当啷,老远就能听到,这是公安局的“警车”。

崔锦章和四个犯人被蒙上着脸,坐上这挂马车,一路颠簸,当啷当啷的,等马车停下,摘下“进山罩”时,才发现来到了安东市法院。然后,几个人被带进一间大屋子,墙上悬挂着毛的头像,原来这里是法庭。

一个女法官声音尖尖的,宣布开庭之后,没有律师,没有庭审,开板就唱,一竿子插到底。

“下面开始宣读判决书”——

“反革命犯崔锦章……”

这话一出口,崔锦章的头“嗡”的一声就像猛然挨了一棒子,头晕目眩,颤颤巍巍的。蹲了600多天的监狱,折磨得耳聋眼花,虚弱不堪,仿佛一个痴呆的人。冷不丁一棒子打来,耳朵里“嗡嗡”的响个不停,一直到末了,也是宣判的高潮,最要命的一句听清了——

“以反革命罪判判处有期徒刑7年”。

霹雳一声,先生只觉得眼前发黑,天旋地转……

他挣扎着,稍稍定了一下神:“判决书上说的与事实真相不符,希望政府再做调查。”

女法官好像没听见,只是急着叫崔“按押”(指纹)。

崔说:“我不能按押。必须根据事实,按照人证物证,合理合法的进行。”

女法官叫喊起来:“按押嘛!按押嘛!”

俗话说,好汉不吃眼前亏。先生觉得硬撑着也是无济于事,恐怕还会被戴上刑具。于是,便乖乖地按下了指纹。

这时,女法官收起判决书说:“你说吧!有什么地方和事实不符?”

先生一声不吭。女法官说:“不准你上诉,有什么问题,你到劳改队去提吧!”

说完,转身走了。.

“法官大人,判决书呢?”先生没忘了要判决书。

可是,那女人头也没回,径直去了。

不知何时,天上飘起了鹅毛大雪,马的步子渐渐慢了下来,铃铛声也不那么响亮了。

北风呼啸,雪越下越密,白茫茫的笼罩着边城。马车上了沙河桥,桥下的河,远处的江都冻冰了。

七岁那年,二哥不幸夭折了,母亲想的整天头痛,常来串门的二大娘劝说母亲去教堂。母亲说,码头的地方,咱乡下人不能去。但拗不过二大娘,就跟着二大娘进了城。然后,在小洋楼里住下了(丹国医院)。这是先生走向上帝的开始。

9岁时,一大家子人都受洗了。从此,崔先生和这里结下了掰不开,剪不断的情结。

北望元宝山,白雪皑皑。风雪中的小洋楼,依稀可见。眼下,基督教医院不知“鹿死谁手”了,恐怕早已被政府收去了吧!

 


崔锦章(19161992),眼科专家,祖籍山东栖霞县,生于安东。9岁随家(全家10人)受洗皈依上帝。之后,入读教会学校,1932年由安东劈柴沟三育初中进入沈阳市文会高级中学,毕业后,在营口市培真初级中学任教(数理化教员),结识同校女教师王澄美女士(基督徒)。1939年,二人在安东元宝山教堂结为伉俪。次年,考入盛京医科大学。1944年毕业后,回安东与妻共建美明诊疗所(194550)。

中共建政初期,曾为安东市人民代表、辽东省人民代表;东北基督教信义会理事、安东教会理事长(兼司库)。1950年,丹麦人回国,将丹国医院让渡安东教会,崔出任院长,半年后被捕,以反革命罪判判处有期徒刑7年,1971年出狱。1979年,经丹东市(安东)中级法院“撤销原判,宣告无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