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志伟

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经过了二十二年，香港人与教会始终挥不去的是郁结于内心的「平反六四」情意结；每年港人公开悼念六四活动标志着「一国两制」下，我们仍可在中国主权管辖下一小块地土享有表达异见的自由。笔者尝试就个人观察及有限参与，就教内报刊、民运反思祈祷会与六四纪念祷文登报联署等现象，说明了香港教会「六四情意结」的三条道路： 自限、限人与自主。

自限之道

按《2009香港教会普查简报》反映，香港教会与内地教会有交流的，佔整体的63.3% （2004年同性质的调查反映有50.2%）。不同的宗派组织与机构，均有同工定期北上访问内地，或有内地教会与政府机关人士来港拜访宗派组织、机构与神学院等。

因着不少领袖在内地有其事工或服务的考虑，大多不愿鲜明地表达对六四的看法或立场，忧虑因而影响了关系，从而带来事工的限制与不方便。笔者谅解不少教会领袖为了顾及堂会或机构，避免参与明显地违反中央权力意志的活动。个人静悄悄参与每年维多利亚公园举行六四烛光晚会不是问题，但参与民运反思祈祷会或具名登报联署六四纪念祷文，则有所保留。

就笔者过往至今的接触，有部分堂会于六四前后的主日与祈祷会，不少採用「香港基督徒爱国民主运动」（成立于1989年，执委为蔡元云、胡丙杰、卢龙光、朱耀明、周荣富、林海盛、李信坚、刘子睿、梁恩荣、翁伟业） 撰写的「六四纪念祷文」或「中国主日启应祷文」；有些刊登于週刊，有些则用于崇拜的公祷程序。

从现实理解，当前香港教会主流对六四事件的论述，停留于自我限制的意识形态；大多教会领袖採取明哲保身，避免作出任何被理解为冲击中央管治权威的言论与行动；毕竟教会的首要之务并非「平反六四」。《2009香港教会普查简报》指出，大多堂会关注的社会课题为经济 （佔整体堂会的63.9%）、家庭 （52.4%）与性伦理 （39.9%）等，民主进程的关注程度由2004年的12.4%下跌至2009年的5.7%，这些客观数据说明了香港教会对较敏感的政治课题如六四事件的戒心。

限人之道

第二条路线，与第一条路线的分别，则在于有教会领袖不仅基于个人考虑而自限，更进一步为了取悦权势，甚至限制他人就六四表达意见。六月五日香港基督教两份有代表性报刊:《基督教週报》与《时代论坛》的版面与内容至少反映若干事实。

《基督教週报》内容只字不提六四事件，而《时代论坛》则于第二版用了半页篇幅报导「民运反思祈祷会」，并于公开园地刊登了陈中禧来稿〈六月第四日重组〉（第1240期）。《时代论坛》于早一期 （5月29日） 的封面则是一端是六四廿二週年研讨会的报导，另一端则刊登了整篇六四纪念祷文。这两份报刊截然不同的取态正好说明了教会领袖对六四事件的立场。

由香港华人基督教联会出版的《基督教週报》，迴避任何与六四相关的文字；笔者多年前为此报刊撰稿时，文内任何提及「六四」的片纸只字均被删掉，也有其他作者的文章有类似下场。对这些在位领袖而言，六四是敏感字眼，为了与中国大陆保持友好关系，任何触动政权神经之事，还是不提为妙，不仅对六四表示沉默，更限制了作者们表达六四的自由！ 就笔者接触，持守此种自限又限人立场的，仍是极少数。然而，随着年日与权力的增长，笔者忧虑的是部分自我约制的领袖，为了合理化其「自限之道」的高明立场，不自觉或有意地作出了「限人之道」。

自主之道

第三条道，笔者称之为「自主之道」；香港回归中国后仍能公开悼念六四，正是「一国两制」下的言论与集会自由。当有一天，香港人与教会不能公开表达「平反六四」的声音，意味着香港不再是「特别行政区」了 ！ 

香港仍有少数领袖如蔡元云与卢龙光等不畏形势，公开地发言或登报联署，表达教会对六四的信念。胡丙杰（中华基督教会合一九龙堂主任牧师） 撰写文章〈六四不应是教会禁忌〉（刊登于基督徒关怀香港学会出版之《基关窗》，2011年4月），他这样分享:「近期却听到『六四是教会禁忌』的声音，非常奇怪。本人在牧养教会的经验中，每年都有三、四十位弟兄姊妹自愿联署登报『六四纪念祷文』，亦将此祷文转印于教会週刊内，而六四期间的讲道亦配合，从来没有人质疑，大家都默默地支持中国民主运动及为六四受影响者祷告。所以，从来不觉得六四是教会禁忌。」

笔者也参与了「香港基督徒爱国民主运动」主办的六四民运反思祈祷会，约四十多位出席。聚会其中一项是由一群青年人以「八十后的六四」为题，分享对六四的感受，他们认为「历史不能遗忘，要薪火相传，直至六四平反的一天。」蔡元云医生分享： 「一个国家失去记忆是可耻的，忘记自己身分是羞耻的」。教会每年坚持举行六四祈祷会不是「发牢骚」，而是盼望历史得着延续，使后人能认识此事，得以从过去历史来建立国家意识和身份。与会者写下个人对中国的心愿，并以茉莉花表达心意，并由「我要回家运动」发起人朱耀明祝福，结束聚会。就笔者过往至今的参与，除了「香港基督徒爱国民主运动」执委外，在位领袖参与的确实寥寥可数，尤其是堂会教牧同工。

哪条道路 ?

笔者尊重不同人士选取不同道路；基督新教本身是多元表达，就政治或公共事务不一定有一致的看法。然而在一些政治事件，如六四事件、二二八事件等，对错较为明确，教会应该选择站在接近公义的一方。当教会享有自由与自主，却怯于政权或形势，表达适当的道德勇气，我们就失掉了在公共空间的先知声音。教会领袖不能取巧地在事件已有公论时，才插上附和的声音；乃是在事件的抗争过程中，因着信仰，不再计较名利、权力与得失……等，对任何违反人道与公义者，予以谴责。

犹太裔学者汉娜鄂兰 （Hannah Arendt） 着有《责任与判断》（Responsibility and Judgment），其中第六章探讨天主教会，特别是教宗庇护十二世 （Pius XII） 对纳粹暴行的漠视沉默，鄂兰于文内指出教会对有关指控有三方面回应。第一种回应我称为明哲保身「抗议和谴责的态度……不仅徒劳，而且有害 : 这是问题的重点」（279页）。第二种回应则是势孤力弱，天主教徒无法动员与组织起来；鄂兰反驳纳粹佔领地区时，天主教徒佔多数，只是教会高层的怕事，间接助长了纳粹的暴行。第三种回应则是保持中立，有意见认为：「战争之中，教宗一份权威声明就可能造成分裂」（279页）；即使教宗看到希特勒发动「不义之战」，但他认为共产主义较纳粹主义更危险，于是「保持中立」意味着教会不敢向纳粹政权谴责与採取行动，同样助长了纳粹的权势。

教会的明哲保身、势孤力弱与保持中立，在某些场景是不得不然的 （中国大陆绝多教会未对六四事件表态，笔者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当教会享有自由与自主，却自我限制，甚至限制他人，这是可悲的！

（作者为香港教会更新运动总干事，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