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末桑迪诺民族解放神学在尼加拉瓜选举中的失败，标志着拉丁美洲解放神学运动彻底转入低潮。随着右翼独裁政府民主宪政化，疾风骤雨的暴力革命已然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温和的议会斗争顺理成章成为阶级斗争的常规模式。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进一步显明了共产主义乌托邦的破产，“解放神学死了吗”的疑问开始得到彰显。说到底解放神学是处境神学的一种，处境的问题只能处境才能解答。脱离了处境的解放神学何以自证还有存在价值，根本上取决于其所树立的“假想敌”资本主义能存在多久，以及“盟友”社会主义又以何种面目呈现。
龚立人先生在1999年出版的《解放神学与香港困境》中，率先尝试以拉丁美洲解放神学作为建构香港神学的起点，提出综合社会学、圣经、神学及牧养行动，以“充权神学”为解决香港困境的一项尝试，以基督教信仰响应当今贫穷，颇为动人。现今的香港，虽然人均GDP为全球第八，但基尼指数（Gini Coefficient）也高达0.537，在世界30个先进经济体系中位列第一。据香港社会服务联合会2012年的报告，全港被介定为贫穷人口的有115万，赤贫阶级约占总人口的八分之一。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不同意识形态的角力，加之本土民粹主义的沉碴泛起，使得曾经的东方之珠在赤色权贵和垄断财团的双重压迫下逐渐丧失了原有的自由、民主和法治——有一种声音认为，而今的香港乃“坏资本主义的典型”和“现代奴隶之都”。15年过去了，龚立人“解放神学与香港困境”所带来的神学洞见，似乎仍然适用当下的香港社会。但有一个问题，在当下中国（或说大陆），解放神学是否同样适切？

最近台湾爆发的反服贸冲击国会的“太阳花”学生运动中出现了一个让两岸三地乃至海外华人界为之侧目的口号——“今日香港，明日台湾”。意思就是香港“大陆化”是不可避免的趋势，而台湾若与大陆政商界暗通款曲，那么台湾最终也将走向“大陆化”的地步。排除两岸互相利益输送以及服贸协议之具体条款和诉求，运动背后所勾连的对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一体化的恐惧是显见的，不能够单纯被所谓“统独”或者“反赤”问题所化约和掩盖。无论红二代、建制派还是红顶台商，他们的公民身份是“离地的”而非“在地的”，是“世界的”的而非“本土的”，这由粗犷资本主义的逐利本能所决定，大陆、香港、台湾，概莫能外。所以说港台“大陆化”并不确切，陆台“香港化”才是事实判断。“逢中必反”本质不是意识形态问题，而是阶级斗争问题。

相信在当今中国，已经没有多少人真诚相信马列主义所允诺的共产蓝图。改革开放以来，毛式的革命英雄主义逐渐为精英威权主义所取代，意识形态动员能力的退潮把金钱拜物教推上了神台，“一切向钱看”。冷战的结束标志全球性共产运动的全面失败，似乎宣判资本主义爬上人类历史发展的顶点，包括其所建立的民主宪政和普世价值。革命、人民、阶级斗争等曾经神圣的词汇在中国也一样被消解成古旧记忆，一如朋克青年嬉皮士衬衫上的格瓦拉头像。改革开放以来大陆不断加剧的贫富分化和城乡差距彰显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产阶级和底层工农其上升的管道被少数权贵充分堵塞，消费主义挂帅的年代里原子化单体化的个人精神面貌比之毛时代革命狂飙下的集体无意识狂欢更显委顿和猥琐——客观来说，新左派、毛粉的兴起正是借用为时不远触手可及的革命图腾来抵抗资本主义对中国青年无孔不入的“异化”过程。相对于冰冷的资本主义生产流水线，革命的乌托邦还是具备一定审美价值的。所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不是社会主义的问题，而是资本主义的问题。

据联合国数据统计，中国大陆有百分之十八的人口每天生活支出不足一美元，也就是14亿中国总人口中有将近3亿生活在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的赤贫阶级，如此庞大的穷人人口基数是人类历史以来亘古罕见的。《纽约时报》在2月29日发表的一篇名为《中国富豪应验霍布斯、达尔文、马克思的教条主义》（China’s Wealthy Live By a Creed: Hobbes and Darwin, Meet Marx）的文章指出，中国大陆贫富不均的状况已经超越美国、日本、韩国和印度，事实上接近1949年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水平，“一夜回到解放前”。中国至今虽然自称是社会主义国家，事实上已经彻底放弃马克思主义理念，建筑社会主义的社会架构土崩瓦解。“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允许资本家入党以后，中共已完成工人阶级党向知识分子党的华丽转身，由贪官、奸商、无良学者组成的垄断利益集团“铁三角”构成一道层层辖制的铁幕，曾经是共产主义先锋队的工人阶级不幸成为了经济增长的牺牲品。在过往拉丁美洲解放神学运动中，基督徒的解放运动曾经和社会主义者的革命运动共享同一个“具体的历史的乌托邦”，但在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的当下，这种“具体的历史的乌托邦”已经变质——在毛时代历史前进的终点是理想主义的共产社会，在后毛时代则是现实主义的市场经济。

邓小平92南巡的讲话中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从此成为了经济建设发展的主要方针。即便“猫论”叫停了姓“社”姓“资”的辩论，也并没有终结这个问题。既然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那么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加剧的两极分化贫富悬殊显然违背了邓小平的教训。“入世”以来中国在国际上屡屡遭遇贸易壁垒，东莞血汗工厂制度的存在更显明了中国卷入全球性资本掠夺的现实。发展主义认为发达国家今日的成功是经过发展而来，而他们的经验可以成为落后国家仿效的榜样。90年代初国内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就鼓吹这种理论，“市场万能论”是发展论的包装。其实解放神学对彼时拉丁美洲甚嚣尘上的“发展论”已有深刻批判，指出发展中心论忽略了政治成分和现实世界已存在的不公正。资本主义活动产生中心与外围的现象，外围从属与中心，即弱国和殖民地提供便宜人力和原材料以粗犷的经济发展模式满足发达国家的剥削和压迫。从属关系的基础就是阶级的关系，一种重新为奴的可悲境地。

在明了中国的问题不是社会主义问题而是资本主义问题，不是意识形态问题而是阶级斗争问题之后，解放神学就和当下中国有了对接的可能。解放神学认为资本主义是“最大的罪恶，是已腐烂的根，是生产贫穷、饥饿、疾病和大众死亡的大树，广大人民群众的劳动只能使少数人发财致富”。基于彼时拉丁美洲的社会现状，解放神学家认为谈发展是没有任何出路的，经济制度上的小修小补无济于事，只有进行彻底的社会革命，实现私有财产制度的根本转变，才能打破剥削阶级对被剥削阶级所强加的人身、政治、经济上的依附。《圣经.旧约》上帝引导以色列人出埃及为奴之地的故事就是一个显著的政治解放运动，从奴隶身份转换成自由人身份的奋斗历程就是人道的社会主义的解放历程。跨国资本在全球性掠夺中榨取了太多穷人和底层的剩余价值，并且通过雇佣制度将人牢牢钉在资本主义生产流水线上，人已经不成为人本身，而是“异化”的“非人”——广东东莞血汗工厂里的童工、富士康十二连跳事件就是这个血汗资本主义的缩影。

古铁雷斯说“如果把拯救仅仅理解为对我们而言只具有宗教的或者精神的价值，那么拯救对于人类的具体生活就没有什么贡献。但如果把拯救理解为从较少人道状态到更富有人道状态的过程，就意味着弥赛亚主义带给人更多的自由，并且把人类从奴役中解放出来”。解放神学和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人类”（New Human Beings)还有不同，资本主义“异化”的劳动之所以是罪在于破坏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只有通过人道的解放，人的工作和劳动才能恢复创造性的特色，并参与到上帝持续不断的创造活动中。不过解放神学相信，新人与新社会是上帝国降临带来的礼物，而非完全靠人类的自发秩序可以形成的。而只有以分享文化取代积聚文化、以人性的物质主义取代经济的物质主义、以人道主义的生命逻辑取代资本主义的利润逻辑，人民尤其是赤贫阶级才有望从被掳的境地中被解放出来。

从这个层面看解放神学有利于破除当下中国知识界对中产阶级审慎魅力的迷信。随着民国热国学热的兴起，知识界再度兴起了中产阶级决定论的腔调，认为中产阶级是达成民主宪政建制成型决定性因素，温和、理性、审慎的中产阶级魅力与小布尔乔亚式的犬儒主义风行精英知识分子圈。这些人配合左右互博、贩卖虚假希望，目底层工农为变革的无效阶级，起着充当底层革命向权贵阶级争权的缓冲地带，还自以为是甘地和马丁路德金的“和平非暴力”与“非暴力不合作”。公盟的失败就在于一批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希望以暂时不触动垄断集团核心利益的软话题如“教育平权”“财产公布”来包抄硬话题如“三权分立”“民主宪政”，因缺乏鲜明的底层诉求而遭到可耻的失败。知识分子自我角色的带入是一种道德上的“自我称义”，是上了十字架不愿意被钉死却还要走下来接受万众欢呼的儒家“圣王”情结和偶像崇拜。

古铁雷斯在批判自由神学时说：“他们通过把他们的关注集中在资产阶级的需要上，接受了社会所加给它们的位置：个人良心的范围”。把信仰变成私人的事情就是对社会不公义、剥削和压迫的无动于衷，乃变相“维稳”。对于身处“宗派后”时代的中国教会而言，牧者和信徒几乎“无师自通”的倾向于“顺服在上掌权者”而不问教会外之困苦，有勇气批判同性恋者女权主义者却不敢声援底层抗暴哪怕一句话——不是因为神学原因，乃是担忧政治压力。华人教会又特别热衷于造星运动吸引大牌知识分子和文化名人入教，仿佛非如此不足以证明福音叩开中国磐石，中国已进入基督教的时刻。底层和边缘人群话语权被绑架并消失在公众平台，而高端大气上档次的文化神学终究不能造就更多“弟兄中最小的一个”。中产阶级所谓进步思想的出发点是和现代人对话，其神学在于回答不信教的问题；而解放神学是从穷人、被压迫者、被剥削阶级出发，回答的是“非人”的问题，是当下即是的具体处境，不是无关痛痒的和神智游戏的。

奇特之处在于，深具马列主义遗传的中国知识界对同具浓厚左派色彩的解放神学十分陌生，国内学术界专门引介、翻译解放拉丁美洲神学家的著作几乎没有，个别的专书和论文也以体制内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研究为主。即便是在汉语神学运动勃然兴旺的90年代末，解放神学也被置于不太起眼的一隅。这固然于革命语境时过境迁有关，更根本的是经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化大革命摧残，使得教会内外、知识界内外对解放神学宣扬的适当暴力和必要正义产生了不正确的联想和投射。事实上，解放神学的“穷人”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并不简单划等号，“优先拣选穷人”是一具体回应穷人处境的神学立场而不是庸俗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二分法的延续。

拉丁美洲解放神学运动的圣徒图谱上有全球左翼英雄、古巴革命战士切格瓦拉。他帮助卡斯特罗建立古巴马克思主义政府后放弃高官厚禄，潜入刚果和玻利维亚打游击战输出革命，被俘身亡；还有左翼联合阵线的卡米罗.托罗斯神父，他放弃哥伦比亚大学神职参加游击队，在热带丛林战斗中阵亡。托罗斯主张在合法斗争无效的情况下可以采取暴力革命的手段来推翻资产阶级右翼独裁政府，认为基督徒应该与马克思主义者合作，为建立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新社会而奋斗。设若寻找中国历史资源中反抗资本主义的英雄图式，则能与之对应的究竟是孙文、蒋中正、毛泽东还是其他？对于一味鼓吹“爱爱爱”的基督徒而言，“收到入鞘”的基督和“以牙还牙”的上帝，究竟是合一的还是分离的呢？

如果中国（大陆）是垄断资本主义的现实，那么阶级斗争就是必然。没有阶级斗争就没有阶级联合，没有阶级联合就没有阶级民主，没有阶级民主就没有人民民主。解放神学家跟随的耶稣在拉丁美洲显现了“优先拣选穷人”的政治立场，之于当下中国基督徒而言，我们跟随的耶稣应该显现什么样的政治立场，就颇值得再思。

1 刘承军：<</SPAN>解放神学死了吗？>，《拉丁美洲研究》，2007年第1期，p62-67。
2参龚立人：《解放神学与香港困境》，香港基督徒学会，1999年6月。
3柴子文：《香港，现代奴隶之都》，载腾讯网“大家”专栏，网址：http://dajia.qq.com/blog/278356053800209。
41993年中共中央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文件中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到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强调“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经济界、学界对效率与公平问题的讨论曾掀起热潮。 赞成“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人认为它符合邓小平所说的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现在我们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是要改变低效率的增长方式，就是要坚持效率优先。反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人认为目前我国的贫富差距过大，原因是讲效率多了而不重视公平，这与我国的基本制度安排以及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相抵触，妨碍和谐社会的建设。也有人提出效率和公平同等重要，两者并非此消彼长的关系。
5 刘春晓：《救赎下的解放——对解放神学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12月，p146-148。
61992年1月29日，南行途中的邓小平来到珠江冰箱厂，听说这个乡镇企业小厂在7年间，产量增加了16倍，排名全国第一，并出口到东南亚一些国家，高兴地说：“我们的国家一定要发展，不发展就会受人欺负，发展才是硬道理。”
7 指邓小平“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的实用主义原则，摒弃计划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8 参龚立人：<</SPAN>j解放神学>，郭鸿标、堵建伟编：《新世纪的神学议程》，香港基督徒学会，p355。
9 Gustavo Gutierrez, A theology of Liberation,Maryknoll, N.Y.：1973, pp29-30.
10 James B. Nickoloff Editor, Gustavo Gutierrez Essential Writings, ORBIS BOOKS,1996, pp26-27.
11王崇尧：《解放神学》，台北：永望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2年7月，p170-171。
12参龚立人：<</SPAN>解放神学>，郭鸿标、堵建伟编：《新世纪的神学议程》，香港基督徒学会，p359-360。
13邢福增：《走下十字架的刘晓波》，时代论坛，第1214期，2010年12月5日，网址：http://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63434&Pid=2&Version=1214&Cid=575
14Gustavo Gutierrez, The Power of the Poor in History, Orbis Books, Maryknoll,N.Y.:1983,p187.
15 参杨煌：《解放神学：当代拉美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潮》，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9月，p97。
15卓新平：《当代亚非拉美神学》，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1月，p4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