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君立：

从世界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史来看，民主作为一种文明理念，最早出现在基督教国家，尤其是更具备启蒙精神的新教国家，率先通过资本主义的现代发展道路实现了民主和自由。相比之下，那些非基督教国家面对民主思潮，大多有些水土不服，有些甚至对民主思想充满敌视。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基督教思想与民主思想具有高度的同构性，虽然一个是宗教，一个是政治。
在《新约福音书》里，法利赛人问耶稣，他是否要给罗马帝国纳税，耶稣回答说：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与大多数东方帝国的政教合一不同，中世纪欧洲的基督教会是世俗政治权威之外的另一个政治权威，它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政治力量，甚至有时候和帝国争夺欧洲的政治最高权力。教会与帝国不同，“除了主耶稣基督，教会没有其他元首”。


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没有欧洲帝国的历史中，教会在事实上就是欧洲的最高政治中心。各国君主的世俗政府从名义上只是由上帝授权的实体。在“君命神授”时代，宗教是一切世俗权力的合法性来源。虽然教会的权威更多体现在精神和文化方面，但这并不妨碍它对政治权力的制约，宗教信仰对世俗权力的超脱，使欧洲政治避免了亚细亚式的绝对专制主义，学术自由与议会制度得以传承。
一
佛教承认“众生平等”，基督教认为，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子民，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每个人都可以直接与上帝交流，而与上帝直接交流的途径就是研读《圣经》。从政治上来说，平等是人权和民主的基础。精神上的平等必然导致现实中对平等的要求，这使得宗教成为政治的引领。
英国思想家洛克指出，“地方行政官的整个权力只能涉及这些世俗的事务，”并不包括灵魂和思想。“上帝并没有委托他负责照管灵魂，因为上帝不曾赋予任何人凌驾他人的权威，以强迫任何人信仰什么。……我认为教会就是一个由人们自愿组成的社团，人们根据自己的意愿加入这个团体。”洛克认为，宗教信仰大于世俗权力，“所谓服从，首先是要顺服上帝，其次才是法律。”
美国的建立堪称一个现代民主国家的样板，在1789年8月20日，刚刚草创的美国众议院就通过了关于信仰自由的宪法修正案：“国会不得制定任何与设立宗教有关的法律，或者阻碍人们信仰自由的法律，也不得制定侵犯良心权利的法律。”这个宪法修正案不仅确立了信仰自由，也保障了良心作为人的一种天赋权利不受世俗法律和权力的制约。所谓民主，首先就是承认良心不是犯罪。而在很多专制国家，“良心犯”恰恰是最常见的现象。
“我们信仰上帝”，这是一美元硬币上的一句话。每一任美国总统上任时都要手放在《圣经》上宣誓，宗教渗透到美国政治的每一个细节。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写道：“（我）考察过美国人的政治制度得以持久的原因，并认为（基督）宗教是主要原因之一。世界上没有国家像美国那样，基督教对人的心灵保持如此巨大的影响。……美国人以他们的行动证明：他们认为必须依靠宗教，才能使民主制度具有德化的性质。美国人本身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也是一切民主国家应当理解的真理。”
美国的民主精神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当年有一群虔诚的清教徒来到新大陆，筚路蓝缕，美国的历史由此开始。作为一种关于未来和国家的构想，《五月花公约》与其说体现的是政治理想，不如说是宗教精神。“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增强基督教信仰，为了提高我们国王和国家的荣誉，我们漂洋过海，在弗吉尼亚北部开发第一个殖民地。我们在上帝面前共同立誓签约，自愿结为一民众自治团体。为了使上述目的能得到更好的实施、维护和发展，将来不时依此而制定颁布的被认为是这个殖民地全体人民都最适合、最方便的法律、法规、条令、宪章和公职，我们都保证遵守和服从。”基督教不仅建立了一种思想共识，也包括自治精神，而这些恰恰是民主政治的基础。
美国之所以从大英帝国的殖民地最终走向独立，这与当年的清教徒是分不开的。这些清教徒完全按照《圣经》的原则生活，良心自由，精神独立，不承认英国国王的宗教领袖地位。对清教徒来说，良心不仅是自我的见证，也是上帝的见证，良心是上帝安放在人们心中的道德律令。有历史学家指出，“清教的教义不仅是一种宗教学说，而且还在许多方面掺有极为绝对的民主和共和理论。”
哈维尔曾经说，良心是政治的最高境界，从这一点来说，政治与宗教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良心的自由。良心是人作为一种存在物的最深层的意念与心思，良心的自由是各种其他的自由的基础。自由首先不是身体上的，也不是智力上的，而是精神上的。如果没有精神的自由，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就无法体现出自由的真谛，人身自由就沦为行尸走肉。将失去那活水源头的滋润，肉身的活力也将逐渐萎缩。从这一点来说，所谓自由的历史其实就是寻找良心的历史，最终良心战胜了暴力和阴谋，这不仅是政治的胜利，也是信仰的胜利。
二
在基督教国家中，以荷兰和美国为代表的新教国家最早开创了民主政治体制。相对而言，天主教国家要晚一些，比如西班牙和葡萄牙直到40年前才实现了民主化。无论先后，宗教在这些国家政治文明化的过程中都扮演了重要的，甚至说是不可或缺的角色。以前共产党国家波兰为例，假如没有强大的天主教背景，波兰的民主化道路绝对不会这样顺利。
从公元9世纪基督化之后，波兰就是一个根深蒂固的天主教国家，波兰人对宗教非常敬畏和虔诚，波兰人口中有90%以上是天主教徒，欧洲四分之一的天主教神父是波兰人。在波兰人的生活中，宗教氛围非常浓厚，人们经常参加各种宗教活动。同时，天主教会也享有极高的威望，如同一个影子政府。“政府掌握了枪，教会掌握了灵魂。”全国的天主教堂有15000多座，神甫达到20000多名。教会在波兰各地的组织网络非常完善齐备，有自己的刊物和神学院，教会还享有一定的豁免权，军警不得进入教堂，这使一些政治异议人士常常得到教会的庇护。
波兰虽然是个天主教国家，却最早确立宗教宽容和信仰自由的原则，早在1573年就颁布了宗教宽容的《华沙公约》，这种宽容精神在1791年的《五三宪法》中再次得到发扬光大。这使波兰具有悠久的民主自由传统。虽然波兰在近代多次亡国，但也多次复国，其中宗教成为维系民族和国家精神的重要纽带。


信仰的力量是如此强大，面对强权，波兰人从来都是不屈不挠的。在二战中，勇敢的波兰天主教会拒绝与纳粹合作，为此有三分之一的神职人员牺牲。二战之后，波兰在政治上被迫实行苏联化的社会主义体制。但共产主义理论并没有能取代上帝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在当时的共产党国家中，只有波兰允许党员信奉天主教，大多数党员都是虔诚的宗教徒，而且在军队中也设有教堂和神父。
在苏联化时期，波兰实行一党专制，民主和自由遭到严重压制，天主教就成为波兰人最大的慰藉，95%的孩子一出生就被抱进教堂受洗。波兰人将天主教视为作为祖国的精神象征，以此抗争布尔什维克的苏联帝国统治。对宗教精神狂热的波兰来说，波兰人中能出现天主教世界领袖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绝不是一种偶然。当教皇访问他的母国波兰时，万人空巷，群情激动，但却秩序井然，根本不需要警察维持秩序。
1981年，波兰当局面对民间风起云涌的民主运动，采取强制军管，大主教格莱姆普一方面指责波兰政府是“对它必须俯首听命的政权”，“不再是同公民对话的政权”，一方面将许多被通缉的异议分子藏在教堂。1983年，教皇应邀访问波兰，他坚持要会见狱中的团结工会领袖瓦文萨，这给了反抗政府的民主运动极大的精神支持，对推动波兰向自由民主前进具有重要的意义。
1984年，因为对政府的强烈抨击，波别乌什科神甫被内务部绑架后惨遭杀害，这次事件的结果使更多的神甫站在了反对政府的一边，波兰当局不得不逮捕了杀害神甫的秘密警察。1988年8月，波兰举行全国工人大罢工，人们在教堂做完弥撒，便走上大街。游行中最响亮的口号就是“我们要的是天主教的波兰，而不是布尔什维克的波兰！”一年之后，波兰举行了圆桌会议，在同一个上帝和祖国面前，强大的政府与那些曾经被囚禁在监狱的反对派达成了政治和解，波兰实现了不流血的民主转型。一党垄断政治和一切的历史结束了，天主教节目第一次登上了波兰国家电视台的屏幕。
三
“世界历史就是世界法庭，它总是偏袒一种坚强、自信而积极的生活，并给予它发展的权利。”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将西方的成功与东方的失败，归结为东方世界缺乏西方那种成熟的理性精神，而理性是民主与科学的基础。所有的文明都是普世的，东方传统与基督教在韩国相遇，最终结出一株现代民主的文明奇葩，这不能不令人感到惊奇。
作为一个根深蒂固的东方专制帝国，韩国与中国一样，从近代到现代，一直面临着一个艰难的转型困境。民主制度犹如一粒种子，落地生根需要适合的土壤，否则只能沦为宫廷专制的遮羞布。
二战之后，韩国复国独立，但政治的发展历程一路坎坷。从李承晚开始到全斗焕，青瓦台仍然重演着一出出传统宫廷的权谋与政变闹剧，但在民间层面，现代启蒙思想已经蔚然成风，人们对宫廷阴谋的厌恶和羞耻感与日俱增。随着一个自信自治自强的公民社会的形成，民间力量重建了现代韩国的政治主流道德，这无疑是一场颠覆性的洗礼。
很多年后，回顾韩国的民主转型，不得不承认信仰的力量。可以说，深受东方儒家文化桎梏的韩国政治，之所以能摆脱宫廷阴谋的堕落轨道，来自西方的基督教对其影响巨大。
与祈福自保的佛教和道教不同，基督教以其平等的观念，为反对政治压迫提供了一种更加可靠的信念和制度基础。基督教的核心是良心的自由，自由首先不是身体上的，也不是智力上的，而是精神和灵性上的。这种意志的自由为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政治自由提供了精神上和心灵上的源动力，这种力量是不可战胜的。
与大多数古老的东方国家类似，佛教自古就是韩国的主流宗教。从日本统治时期开始，儒教的权威主义和佛教的被动性，就已经完全被基督教的战斗精神所取代。基督教从此获得迅猛发展。从1910年到1945年，短短的30多年时间，韩国的天主教徒从7.35万增加到18.36万，而新教徒也在此间增加了10余万人。
二战之后，独立的韩国迎来了基督教的黄金时期。到韩国实现民主化转型的1980年代，天主教徒已经增加到110万，成为继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之后，世界上拥有天主教徒数量列第四的国家。与此同时，新教徒的发展更加庞大，达到900万人，占韩国总人口的24％，即平均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新教徒。从宗教文化上来说，韩国基本已经成为一个基督教国家。因此，韩国基督徒常常以“第二个以色列”自诩。
从某种程度来说，基督教对韩国的民主进程功不可没，教会的凝聚力和组织性，在对抗暴力极权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改变伟大的“5.18”光州运动中，韩国教会成为最主要最积极的组织者。
1980年5月18日这一天，光州的学生们在天主教会大楼前举行了首次静坐示威。整个抗争期间，天主教会设立了广播站，向全国揭露了戒严军滥杀无辜的暴行，颂扬了市民们的正义行动。即使光州事件被镇压后，教会组织仍然以超越政治的道义精神，持续报道“光州五月事件”。教会医院对所有受伤者提供了最及时的救助。当然，更不可忽视教会本身所具有的自治色彩与民主文化。
中国学者赵晓指出，在亚洲向西方学习现代化的道路上，日本模式是学习西方的科技、经济、军事、管理甚至政治制度，但拒绝崇尚博爱与公义的基督教文明，结果走上军国主义和法西斯道路，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韩国模式则不仅学习西方科技等，也学习基督教文明，其结果韩国与西方更具文明认同，软实力得提升。事实上，与脱亚入欧的日本相比，韩国反而更具有东方传统色彩。


转自影响力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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