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华评论:《警察能不能得救?》



7/14/2012

四川什邡人民抗议污染项目,防爆警察镇压有人死亡/视频【2012-07-08 每周牧函】王怡

各位靠主的智慧“通达时务”(代上12:32)弟兄姊妹,平安。

     上个主日,我说,每个不信的家庭,都盼望生一位“弥赛亚”。每一种新技术,新媒体,新武器,新观念,也都如此。譬如在最近的什邡事件中,“震爆弹”和催泪弹成为了政府的“弥赛亚”,微博则成为人民的“弥赛亚”。我看见一个大学生,为微博作见证说,他读了六年小学,三年初中,三年高中;但上微博才一个月,十二年的教育就彻底被颠覆了。

我多么渴望,能常听这样的见证啊。我读了十二年书,来秋雨之福教会听福音才一个月,十二年的教育就彻底被颠覆了。

在无数中国人心中,美国就是地上的逃城,是看得见的弥赛亚。另有无数的中国人,因为找不到教会,听不见福音,正在如潮水般地拥进寺庙。

智能手机也成为了另一个“弥赛亚”。在什邡事件中,它使人民拥有了前所未有的知情权。它使人人都成为公民记者,使你看到无数照片、视频,显示警察如何殴打市民,人民如何头破血流,90后的学生如何奇迹般地走上街头。


我在网络舆论中,感到一种强大的、对政治罪恶的怨恨,正在替代对政治的恐惧。就如在强制堕胎、强制拆迁或其他制度性罪恶中所感受到的一样。人人都是愤怒的小鸟,从20世纪末以来,这种高危局面逐渐在中国社会形成。即透过被剥夺而使被剥夺者在道德上被“称义”。换言之,不是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血圣化我们,而是人民的血在不断地圣化着人民。这是一切暴力革命的可怕与可恨,因为暴力(和被暴力),都不可避免地使暴力本身被神圣化。

作为一位牧师,我认为中国真正的社会危机,不是金钱贪污、政治腐败和强权专制。而是这一切在人民心中所激发的苦毒和变革的力量。真正的危机,是中国可能再一次地,陷入以革命拒绝恩典,以民主女神取代十字架上的基督的灭亡之路。

同时,我感到一种突出的缺乏,一种显赫的不在场,就是福音的不在场。福音不在场,就是我们不在场。福音没有扭转基督徒思考问题的方式,没有塑造教会牧养社会的心肠。福音没有成为几千万基督徒的生活样式。福音还没有搅动天下,福音还没有成为中国人对未来的、众望所归的选项。福音在城市中,在文化中,都并不在场。

然而,福音是我们思考一切问题的思维方式。教会必须关注政治,但不是以政治学的思维,而是以福音的思维。教会必须关注经济,但不是以经济学的思维,而是以福音的思维。教会必须关注人的心理,但不是以心理学的思维,而是以福音的思维。当几千万基督徒都以福音的思维,回应他们所见、所闻、所言、所行的时候,福音就会成为中国社会的思维方式之一。福音就会在场,即使没有一个基督徒在场,福音仍然在场。就像即使没有一个佛教徒在场,但只要有两三个中国人奉自己的名聚集,佛教的思维方式就与他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举例来说,如果在教会,在查经班,问大家一个抽象的、似乎是教义性的问题,杀人犯能不能得救?我想你们都会说,惟独恩典,借着信心,杀人犯的得救,同样在乎神的拣选,不在乎他的奔跑。

但在人生的种种现场,如在什邡事件中,问,殴打学生和母亲的警察,能不能得救?你们都能照样回答吗?

有次在外地讲道,有信徒问我,不能只讲“纯粹的道”,不要涉及社会政治的、与圣经无关的话题?意思是说,能不能只问“罪人能不能得救”,而不要问“什邡的警察能不能得救”?

但是,真正的信仰,从来就不是问“罪人能不能得救”,而就是在7月2日问“什邡的警察能不能得救”?或在1945年问“奥斯维辛的兵丁能不能得救”?或在某个痛苦的时刻问,卖毒奶粉给我孩子的那个人能不能得救?以及,不为人所知的、污秽不堪的我能不能得救?

福音必须回到现场,福音必须笼罩全部生活,福音必须干涉一切内政。福音不是抽象的、关于称义的教义,福音是生活中的每个决定,和一切推理的前提。福音意味着,基督在每一件事上都是你的弥赛亚。

我们憎恨恶警,同情市民。我们也希望在世俗法庭上,狗官能受到惩罚。但我们仍然相信、并以这样的相信来支配我们的生活:将来蒙恩悔改的,也可能是今日挥动凶器的警察;将来因骄傲而沉沦的,也可能是当初受害的市民。

我们若在这残酷的世界,笃信这恩典的教义,我们就祷告,福音必能改变这可怒的国家。警察也可以得救,母猪也可以上树。就连狗也吃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


       为天府属天、神州归神而祷告的仆人王怡,2012年7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