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岳昕公开信 披露遭遇政治海啸



5/02/2018

【老北京茶館】第90集 岳昕的北大:教授、禽獸結伴出沒?
(图:希望之聲)

(北京-2018年5月2日)北京大学2014级本科生岳昕等人依法依规申请北京大学公开沈阳性侵女学生事件详情,岳昕遭到校方多种形式压力,引发关注。

沈阳,63岁,原北大中文系教授,后调任南京大学文学院语言学系主任。今年清明,原北大女生李悠悠公开举报称,沈阳性侵自己同学高岩并致其自杀身亡,此事立即引发广泛关注。事发后,南京大学文学院发表声明,承认在引进沈阳时存在失职,建议沈阳辞职。上海师范大学宣布,终止聘用沈阳为校外兼职教师协议。

岳昕在4月23日,在自媒体发表题为《致北京大学师生和北大外国语学院的一封公开信》 的署名文章,称其连日来不断受到校方施压,严重影响日常学习生活,造成其滞留家中无法返校,母亲情绪崩溃,家庭关系紧张。她发文要求校方立即停止施压行为并消除此事带来的一切不良影响。

岳昕申请北京大学公开沈阳性侵女生事件,引起《人民日报》对此事的点评。北大法学院教授沈岿在微信公众号“现代法学前沿”发布《学校约谈指南》,对岳昕事件的制度建设回应。就校方约谈学生权限和规范提出建议,指出约谈不是校方对学生强制的“命令-服从”关系、学生有权拒绝约谈、以及学生家属不到场的原则和约谈记录的形式。

4月25日,北大本科生李一鸣发起联名信《就部分同学因申请信息公开被约谈一事致北大校方的联名信》,就对弥补对岳昕约谈造成的伤害、约谈制度的监督与完善以及保障学生合法权利提出倡议,截止30日,有近200名在校师生与校友参与联署。

4月30日,岳昕在其本人公众号“木田君的镐头”(木田即岳昕的网名)发布题为《木田:我在公开信后的一周里》的声明,澄清其在4月23日凌晨及之后的遭遇,学院对事件的歪曲陈述,以及面对压力,她愿意继续为反性骚扰性侵害机制、信息公开机制、约谈机制的建设完善而发声和努力的决心。

中国高校普遍存在性骚扰,岳昕向北大要求披露沈阳性侵案事件详情,被视为是Me Too(直译为“我也是”)这一主题的中国反性侵的运动延伸。


附:木田:我在公开信后的一周里

相识或未曾相识的,最亲爱的朋友:

一周以来,你们发的每一篇文章,微信、微博、知乎、Facebook上的每一条留言,我都已仔仔细细地看过,微信公众号后台的留言成千上万,我也在一条条一字字地看。同窗送来的面包、梨、丑橘、菠萝、蓝莓与菠萝蜜,很甜很甜;老师捎来问候的字条,「愿你能继续正常地做自己」,很暖很暖;每一篇存活期只有哪怕几秒的文章,都一字千钧。

一声感谢,用在这里,太轻太轻。

因为我知道,这样的关心、帮助与支持,都意味着承担本不应承担的,风险与代价。

有同学转发了《人民日报》就此事的评论文章,被父亲要求强行删帖,甚至关闭微信;

有工友分享了《我所认识的木田同学》,被人找去问「想干啥,今后要做啥」,这位工友站出来表示,「他们越说我越发,你们说不让发,我就偏发」;

李一鸣同学更是发起了联名信,要求校方妥善弥补约谈伤害,加强制度约束,充分保障同学的合法权益,完善约谈制度的群众监督与制约机制,截至今日已有近200名在校师生与校友联署,为此,包括李一鸣同学在内的所有联名师生校友,很可能同样承担着与我一样的约谈压力……

这几天,我梦到朋友们因为发文章、签联名信、写区块链、贴大字报而被施压,凌晨四点被惊醒,担心是因为我才连累了这么多朋友们。

我担心朋友们,也担心自己的家人,因为我太知道他们是怎样担心我;倘若我有什么闪失,他们的身心真的会垮掉。

除了担心之外,我还感到憋屈。

感到憋屈,不是因为零零星星流言中的污名,那些都不堪一击,清者自清;

而是因为,被迫沉默的日子里,我不仅无法像以前一样见朋友,无法向大家一一表达感谢,无法为真心关注的议题持续发声,甚至在朋友圈里看到勇敢抗争的工友们,连个赞都不敢点;而且我知道,现在家人情绪的日趋缓和,也是以我完完全全禁言,「再也不参与类似的事情」为前提的。

决定写这篇之前,我心里也一直在斗争。我担心这篇文章会像一颗定时炸弹,炸毁我本来渐趋平静的家庭,让4月23日所经历的一切重演;我害怕我的家人真的会因此与我断绝关系,甚至因此一病不起。

然而,现在,我依然深感有必要也有责任向大家交代,那天夜里到底发生了什么,约谈中学院在哪些方面的表述与事实有出入,这一周以来我经历了怎样的心理斗争,为何决定继续站出来。

一、那天夜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深夜约谈一开始,学院老师主要询问的点,是我是否联系媒体,是否将学校的答复外传。

首先,学院老师听说我正在联系媒体,但并无证据,于是反复询问我是否近期(4月20日之后)与媒体联络;母亲称我「一举一动全在掌控之中」。在我否认后,学院老师又说:「我都不知道是你在撒谎还是有人在诬陷你。」我的母亲则认为我是「不知天高地厚」,是「出于好心」,但因「单纯」而被境外势力利用了,「是可以挽救的」。

然后,学院老师怀疑,网上泄露的关于学校回复内容的聊天截图来自我,我表示「确实不是我发的」。学院老师又说,「没人和我说是你发的,但是连你妈妈都觉得栽赃到你头上是合情合理的事」;因为我的母亲认为, 「别的十个同学提交申请,别的人都没声了,只有你是唯一的一个需要经过院长、班主任、党委书记、团委书记(走完回复程序)的人,谈完了你还拍照拿走。」

我之所以遭遇怀疑与质问,是因为4月20日学校回复当天,我坚持将信息公开回复函拿回。

学院老师在我母亲面前,回忆了4月20日当天的情景:在我要求将回复函拿回时,另一位领导老师说暂时替我保管,等我毕业后可随时取。我则问领导老师,能否在自己提交毕业论文后,即5月11日之后给我。在领导老师答应后,我表示要和学校签一个书面材料来确保此事。最后,领导老师将回复函当场给了我。

回忆起领导老师给我回复函时的态度,学院老师这样说:「你不觉得她对你已经就完全没有耐心、信任了吗?」学院老师表示,她不能理解我为何要急着将回复函拿到手,并觉得「五月十一号没有任何意义」,五月十一号的时候,「XX(某历史事件日期)还没过呢」 。

听完学院老师叙述事情经过后,我的母亲非常生气:「这一串的老师,这一串的学校领导,我就真的觉得,你太令我失望了。」我母亲由此认为回复函「是个雷」,「攥着个雷你怎么能够踏踏实实的呢?」 对于为何非要将回复函拿到手,我表示: 「因为这个东西就该是我的,就没有什么其他的理由。」「拿到手里我觉得这是程序有始有终的一个过程,反正我当时是这么想的,现在我想想(我)也是这么想的。」

学院老师表示,她之所以深夜来找我,是因为有新的情况 :「如果没有新的情况,老师犯得上来找你吗?犯得上大半夜过来吗?」但在我随后试图知道是何种情况时,学院老师却说:「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学院老师也拒绝透露「有情况」消息的来源,只说「有人想让我知道」。

在询问我是否将回复函给过别人时,学院老师称:「不知道别人找到了你什么东西,但肯定是有事。」可在我问到底是什么事时,她又说自己也不知道。

当我问及学院老师提到的「境外势力」究竟是什么情况,表示「确实想知道得更详细一点,这样更详细能让我更相信这件事情的严重性」时,学院老师让我就相信就好了,而不需要知道。

学院老师同时暗示,此事高层有定性,是「颠覆」,有定罪的可能:「这不是在学校违纪的事,人家想给你治个罪,都是叛国罪,都是分裂国家罪。 」在此期间,我的母亲一直沉默。而后,学院老师又表示,「但是只要跟任何什么媒体扯上关系,只要对北大造成什么不良的影响,怪不到别人头上,只能怪到你头上」,因为「你是唯一拿到这个东西的同学」 。「唯一」这一点,后来被我的母亲反复提及。

同时,学院老师说,「今天晚上站在这儿的可以不是我,可以是北大的副校长、校长」,因为「你的这些所有的事,校长直接都知道」,以此表示事情的严重性。

对于后续的处理方法,学院老师认为,我应安稳地毕业,并建议我的「手机微信这段时间都不需要用了」,只需要联系联系我的家里人就行了。她还以北大老师接受采访需要征得北大校方同意为例子,说明「你不要觉得你能写点东西,在媒体上发表点什么声,在你的个人公众号上发表点什么,你就觉得这是你的自由。我给你讲孩子,没有什么是你真正的自由。」「对于你来讲我觉得现在最好就是没有自由。」

我的母亲认为,学院老师的建议是唯一的出路:「就这一个路,你哪受伤了我都没这着急,真的,你能体会我现在的心情吗?」「如果再被别人继续利用的话,你就完蛋了,家就完蛋了,我也完蛋了。」「前面的不说了,后面的刚才老师说的,唯一的办法,只有这种方式封圈封微信封电话,和家里电话联系就可以了,才有可能避免这个,特别远离才是最保险。」她甚至表示,愿意每天来接我放学,来换一个踏实。

我拒绝了这些要求,一再强调自己真的可以把握住;但面对母亲不想过提心吊胆日子的请求,我回答道:「我理解这个意思,每个人都不想过这样的日子。」继而,为了让母亲放心,我表示可以每天与母亲保持微信、电话联系,每天汇报论文进度,甚至「直播看我写论文」;但我的母亲认为,我这样的态度表示根本没有理解她,学院老师也认为,我没有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谈话进行到后期,学院老师和我的母亲发现我正在录音,便要求我将手机交出。遭到我坚决拒绝后,我的母亲情绪激动。争执到一半,学院老师便走了。随后,我和母亲就是否删除录音等相关资料发生激烈争吵。最后在同楼层同学的劝说下,我被母亲带出了寝室楼。

以上材料来源于我的回忆,对真实性负责。

二、学院在哪些方面的表述与事实有出入

4月19日晚间的约谈中,学院老师称,只有两位同学要求走完信息公开全过程,以此劝阻我不要走完4月20日周五的信息公开回复过程。实际上,一开始到场交表的同学共有8位;其中据不完全了解,至少有7位同学都要求走完全过程,且确实前往各自院系的办公楼,走完了信息公开的全过程。

4月23日凌晨的约谈中,学院老师称,我是唯一拿到了回复函原件的同学;「唯一」这一点,后来被我的母亲反复提及,以至于「想想脑袋就大」。实际上,另一位法学院同学同样拿到了回复函原件,且拿到原件的过程更为顺利。

4月23日凌晨的约谈中,学院老师称,有「新的情况」,「境外势力」,高层有定性,是「颠覆」。实际上,具体问及时,学院老师却表示 「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有人想让我知道」,「你就相信就好了,你不需要知道」,不愿或无法给出证据;而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如何聆听「年轻的声音」》,将此事定义为沟通中的方式方法问题,即高层否认了此事「颠覆」的定性。

4月23日凌晨的约谈中,学院老师称,我在约谈现场录音是「违法的」,所以要求我「打开手机删掉这条录音也是合情合理的」。实际上,我翻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有法条,也未找出一条佐证我的单方面录音行为涉嫌违法的依据;我在那种场合下,只能选择通过录音保存证据,以维护我的合法权益。

三、这一周以来的心理斗争

我所认识的学院老师本人,也是学日语的喜欢猫咪的大姐姐。她一开始也希望能柔性地处理问题,和我做朋友;之前的约谈中,还请我在勺园西餐厅吃过饭,和我坦诚地聊过她自己的家庭背景、成长经历,喜欢读的《北京法源寺》。然而,她也很可能是有难言之隐,才有了那天晚上的事。

我可以理解,换做其他老师,在这种环境下,也很可能采取类似的举措。所以,我们要的是更完善的机制,而非怪罪一个具体执行工作的人。

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想发声明,感谢一直关心我的朋友,表达自己对机制的看法。

怕家人担心,我提前跟家人打了招呼,说自己要发一份声明。大家所看到的那版声明大片留白的地方,本来都是有字的。

完整版的声明是这样:

感谢每一位关心帮助我的朋友,向大家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目前我已回到学校。
值此关头,我们更需保持冷静理性,团结一致,继续促进信息公开机制、反性骚扰性侵害机制、约谈机制的完善,从实体和程序层面保障学生的基本权利。
这是我一开始的本意,也是为了让我们所有人看到:
参与校园事务时把事情拿到明处来,打开天窗说亮话,不是为了把几位同学、几位辅导员推向风口浪尖,而是为了能够在制度上促进事情的真正解决;
越来越多的同学直面被约谈的压力站出来,不是为了自己被赞美被抬高,而是为了自己的基本权利不被侵犯,为了更多同学参与校园事务的积极性不被打压。
我们都是种子,戮力同心,总有破壁新芽开花时。

4月25日周三晚,三位家人在宿舍楼门口拦我,要求我在声明中只留两句话:「我已回学校上课了,谢谢大家」,因为「这都是为你好」。我跟家人说,理解家人来是想「对我好」,但家人和我心中的「对我好」是不完全一样的;我会在声明的重点内容上与家人核对确认属实,但具体字斟句酌,以及最后决定发不发、怎样发,一定是我自己的权利。

家人以病危与断绝关系相逼我不要发后面的东西:「你现在答不答应只说这两句,其它都不说?你答应我也走,不答应我也走,但这是两个走;你答应我能踏踏实实睡个好觉,你不答应我都不知道走到哪儿,可能就直接躺倒在医院里,也可能就死路一条。」

我怕家人真的身体有闪失,但又不想给大家我已完全没事、在压力面前选择屈服的虚假印象,所以在最后的手写版声明中大片留白。

如前所述,一开始,学院对事实的部分曲解和对消极影响的夸大,激化了我母亲的情绪;可发展到现在,校方淡化所有事情,不公开当面回应我公开信中的诉求。然而,所有与此事相关的文章都被删得一干二净,我这边很多矛盾都被化为家庭内部矛盾,家庭关系迫使我沉默。

那天晚上,面对辛辛苦苦赶来的家人,我心如刀割。

这几天,我一直在想,我要怎样讲出上面这些话,讲出这些后,可能面临的最坏的压力是什么。

尽管我早就明白家庭是私有制的产物,我依然会因为做这些事可能会连累家人而责备自己;我依然会害怕,家人的身体真的会因为我而垮掉。 我也一直在想,这样的压力,应该被如何面对。

2018年初,我曾写过,何谓「用你心里最美好的东西来控制你」,「其中就包括对家人的爱与愧疚」。经历过家庭变故,我更加知道:愧对家人的罪疚感,有多容易把人从应然的道路上拉走。

2013年,父亲突然离世的第二天,我曾在日记里这样写道:

「如果……转向?设想自己从此做个最顾家的普通人,之前想的都不想了,选个自己还算喜欢的专业和清闲的安稳的工作,过与世无争的生活?我不知道。」

2016年,我这样回望三年前的悲痛与挣扎:

「甚至,(父亲去世后)有那么两天我突然想,如果我转向,不要再想去当记者,安安稳稳地大学毕业,找一份安安稳稳的工作然后安安稳稳地过一生,这样或许能让我妈放心些。幸好我同父异母的姐姐找我谈心,讲了一些如今看来一下就想通的道理,告诉我无论如何还是不要用理想换一份妥协。」

而现在,我这样想:

与世上那么多劳动者家庭的不公与苦难相比,我和我家庭的苦难是多么微不足道;

与阶级矛盾「既得利益者」的罪疚相比,我面对家人的罪疚又应当是多么轻。

所以,哪敢与世无争,分明是这个世界逼着人去争!

尽管,不得不承认的是,我的家人,尤其是我的母亲,为此做了多么大的牺牲;

「您最想最想要的东西,女儿不能给您。」

四、为何决定继续站出来

平心而论,我现在继续发声的理由,和刚开始相比,也有了变化。

刚开始发布公开信,最直接的原因确实是我自己和家人受到了冲击,所以可能想的更多是维护自己的权益,让校方说清真相,修复自己和家人的关系。但后来很快我就发现,如果仅仅是为了自己和家人,我早就可以退缩妥协了。

固然,我听说,有校领导在某院系座谈会上说我性格不好,说我因为家庭变故心理有问题;但我知道,身正不怕影子斜,倘若果然有人这样想,大可真名实姓,坦坦荡荡地说出来。

现在,如果我就此不再发声,不再关心「类似的与维权有关的事情」,学院老师很可能也不会再来找我,家人对我的态度也会回归正常,我将重新得以享受一个北京中产家庭的幸福与温馨——像初夏山楂花圆鼓鼓的白花瓣一样的温馨。

然而,倘若果然如此,信息公开机制、反性骚扰性侵害机制、约谈机制的公开完善将更不易被提起;即使有了所谓的机制,也很可能是闭门会议的产物,普通学生若想维护参与其制定、管理与监督的权利,依旧难上加难。

我不能让我的学弟学妹们仅仅为了争取完全合法的权利,依然这么憋屈;

我不能让下一个高岩到了生命尽头,依然被迫忍气吞声。

4月24日周二,我稍微冷静些,就一直在想:我只是个普通人,做了一件普通的事情,绝不是什么「勇士」、「英雄」;如果我被当成「勇士」、「英雄」的话,只能说这个时代这个制度有太多的不正常不合理之处。

同时,我也在反思:正如此前在《自述》中写到的一样,我因为是北大的学生,仅仅做了一件普通的事情,就意外获得了这么多的注意力资源,与此同时,正在抗争的工友们,获得的注意力资源却很少很少;如果我不能和工友们站在一起,无疑是对本应属于工友们的注意力资源的盗窃。

那天,我在日记中写道:「要更加珍惜现在的一切,为更多难以说话的人说话。」

我希望,我有能力去保护更多人,帮助更多人,而非相反。

我看到尘肺病,看到工伤,看到塔吊工友的抗争。

4月27日周五,我走在路上,看到午后酷热的天气里,躺在桥底蜷缩着的工友。

4月25日周三,晚上吃完饭,一位工友走过来坐到我旁边,她说,自己只能偷偷坐在这里休息,因为这里没有摄像头,不然本来她们都是不让休息的。

劳动节就要到了;很多劳动者想要休息,都那么那么难。

看到工友们,和工友们站在一起,更促使我鼓起勇气:相比被欠工薪、超时加班、没有假期、伤病缠身、衣食无着的境况,我自己所面临的处境与压力并没有那么可怕,我也更没有软弱和退缩的理由;也只有我们继续鼓起勇气站出来,争取一个更好的制度,才能保障更多同学们工友们站出来行使合法权利时,不至于受到那么惨重的打击。

从4月23日至今,我的微信公众号「木田无花」共收到赞赏1774元,扣除1%服务费后,到手1756.26元。我谨代诸位友人,将赞赏款项全数交给正在抗争中的尘肺病工友;尽管实属杯水车薪。

今后,我也将一如既往,与天下的劳动者站在一起。

最后,身为北大人,还是要讲老生常谈的话题:今天怎样爱北大;北大精神是什么。

一周前被深夜约谈时,我被问过两次:「你想要北大不好吗?」

我回答:我要是想要北大不好,就不管北大了;北大出什么事我都不管,就自己管自己的事了。

爱北大不复杂,就是去管北大的事;北大精神也很简单,就是突破社会冷感与原子化处境,为最被压迫也最有力量的群体积极发声、认真争取的精神。

这样的爱,这样的精神,也绝不应仅仅属于北大,属于北大人。

木·田
2018年4月30日

原载于:公众号“木田君的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