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香港教会于中国的历史位份

刘进图

「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太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份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

(以斯帖记四章14节)

「焉知」二字,多个英译本用who knows,显示末底改和以斯帖并不知道他们的冒死进谏计划,是否符合上帝旨意,是否能够成功。为甚么上帝不告诉他们,让他们有得救的确据?

信徒无法预知命运乃历史常规

有学者认为,上帝向世人隐瞒未来的事情,是一种恩典。没有人预知自己何时死亡,所以才会悉心栽种建造,如果知道明天或明年必死,便无心栽种、肆意而行。如果上帝让我预先知道二○一四年二月底会遇袭受伤,我会终日活在惶恐惧怕中。受伤后,我不知道能康复到甚么程度,进度有多快,所以每天努力锻练。

当然,事情总有例外。例如亚伯拉罕,上帝在漆黑中向他披露,他的后代在埃及为奴,上帝施行拯救,那是因为他终生只看到一个以撒,上帝让他预见他的后裔按应许成为大国。摩西不获准进迦南,但可以登高眺望迦南美地,预见自己毕生事奉的成果。有人认为上帝罚摩西太重,他只是把吩咐磐石出水错误当成以杖击石出水,当然,也有人认为上帝的代言人传错「圣旨」是大罪,我却认为以眺望应许地代替进迦南,是上帝的恩典,年老摩西手都举不起来了,怎样带领以色列军队进迦南打仗?

基甸也是例外,他有羊毛变湿变乾为凭据,那是因为上帝体恤他信心不足,不敢奉召领军。耶利米因为要说预言警告犹大国民,获准预知耶路撒冷兵败城毁,为此承担煽动叛国罪名,痛苦不堪。保罗往耶路撒冷途中得闻枷锁预言,送行的教友哭成泪人。耶稣预言彼得的终局,只用隐晦的比喻,没有把情节说透,以免彼得过虑。历代以来,信徒无法预知命运,是历史常规,能够预知是例外。

看见自己的历史位置

末底改没有见异象、发异梦,没有寻求日影倒退十度的兆头,没有先知预言,没祭司卜告,没遇上神的使者等特殊启示,他凭甚么相信,即或以斯帖不去进谏,以色列人最终也一定得救?只是凭着对上帝的认识,上帝是独一真神,是创造天地统管宇宙的主,祂拣选了以色列民,应许拯救复兴,就不会任由选民被灭绝。

末底改为何怂恿以斯帖进谏?那是因为他看到她的历史位置,与当前犹太人的历史危机息息相关。这个洞见,以及由此而起的行动,开启了犹太人协助异邦皇朝,换取荫庇持续繁衍的历史机遇。推开这扇门,是要冒生命危险的,要有「死就死吧」的勇气,有豁出去的决心,才能绝处逢生。

 「焉知」与「即或不然」(But if not),是一个银币的两面。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拒绝向巴比伦帝王的金像下拜,坦然面对被绑着丢进火窰的处分,他们向尼布革尼撒王说,全能的上帝会拯救他们脱离烈火,「即或不然,王啊,你要知道,我们决不事奉你的神」。(但三18)

即或不然的成功与失败

脱离火窰并不是必然的。二战时期的德国神学家潘霍华参与地下运动,密谋行刺希特拉,不知道会否成功,如果上帝给他提示,让他预知计划不会成功,他很可能选择与亲人流亡海外,等待战争结束,才回国重建教会。一九四四年七月廿一日,潘霍华在狱中得悉,行刺希特拉的行动失败了,他和许多亲人好友将被处决,一切希望似乎都失去了,他写信给挚友艾伯格说:

「这就是我说的现世的意义:即负起生命的一切责任与困难、成功与失败、一切经验与无可奈何之事。就在这样的生命中,我们才把自己无条件地交在上帝手裡,参与祂在世上的苦难,与基督在客西马尼园一同儆醒。这就是信仰,就是悔改,也就是一个人所以成为人和基督徒的意义。这样,当我们以参与上帝的苦难而生活于今世,成功怎能叫我们傲慢,失败又怎能使我们走入迷途呢?……因此我感激并满意于我的过去与现在。」

(参《狱中书简》) 

末底改和以斯帖的冒险成功了,犹太人设立普珥节来庆祝,每年互赠礼物。但犹太人借助巴比伦帝王的宠信,剷除民族仇敌,令惧怕末底改权势的外族人纷纷加入犹太教,也埋下了后来犹太人失势,外族人便起来反抗和迫害犹太民族的种子。潘霍华的冒险失败了,上帝选择用美国的军事介入来打败希特拉,让潘霍华殉道,谁想到七十年后的今天,潘霍华的生命和着作仍有持续的影响力?

我们只好谦卑地承认,不论是「焉知」的「成功」,还是「即或不然」的「失败」,上帝都能使用,来实现祂的美意,上帝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

香港在中国的历史位置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一九四九年建立,至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经历了长时期的封闭和压迫,无数的政治斗争,基督教会水深火热,宣教士被逐,外国联繫被切断,没有礼拜堂,没有圣经,没有传道、宣讲、牧养。有谁想到,教会经过如火试炼后,生命力会更强,一九七八年至今,人数突破一亿?

我在播道会长大,教会内有一位瑞典裔美国籍宣教士——许德理姑娘。许姑娘的父亲许浩民牧师也是宣教士,上世纪初经西伯利亚去内蒙古向中国人传福音,在宣教工场的墓地亲手埋葬了两任太太和五位夭折的小孩。许姑娘和哥哥在美国出生,三岁到六岁时在内蒙生活,后来中日战争爆发,爸爸也被迫离开。四十多年后,在一九八二年,许姑娘以旅客的身份回到内蒙,她很想知道她爸爸当年建立的教会,经历了文革的冲击,在没有宣教士、没有传道人、没有圣经、没有礼拜堂的环境下,还是否存在?结果她发现,教会不但存在,而且人数增长超过百倍。(参《随时候命》)

香港的历史位置是甚么?是中国境内最自由最国际化的特别行政区。这位置不是必然的。试想像,如果清朝割让香港的条约不是一九九七年到期,前途谈判不是在一九八二至八四年发生,情况会怎样?假如早五年,中国还未改革开放,具有远见和魄力的邓小平权力未稳,可能不会提出一国两制这样大胆的构思。如果迟五年,撞上八九六四,《中英联合声明》怎可能顺利地被港人接受?主权换治权可能更符合实际。

中国教会正处于历史危机吗?有留意新闻的人都知道,内地刚通过了新的法规,民间教会面对着登记注册受政府规管的考验,其他志愿组织也受法律规限,不得接受境外资助。在浙江,礼拜堂的十字架被强拆,知名教牧被检控。

在危机中隐藏机遇吗?中国教会别无选择,要生存和发展,便要自立,失去礼拜堂,便要化整为零,以家庭教会为基础。失去境外资金和人员,便要自己出钱出人。上帝让中国教会有超过一亿人,「焉知」不是为了要中国教会承担更大的使命?

中国宣教工作可以有新模式、新机遇吗?拥有逾亿信徒的中国教会,正从单纯的宣教工场,蜕变为宣教工场加宣教基地,从受助者变为自助助人者。习近平上场后,提出一带一路的新国策,「焉知」不是为了让中国基督徒向穆斯林世界传扬福音?

香港教会此时可作出的贡献

香港在这新模式、新机遇中,可以扮演甚么角色?我认为是神学训练。中国内地不缺愿意献身宣教的基督徒、不缺愿意资助宣教的会友、不缺圣经、不缺属灵书籍,唯独欠缺神学院。香港有几十家神学院,年年为收生不足苦恼,「焉知」不是为了催促我们转型,协助应付庞大的中国内地的神学训练需求?

资讯科技发达,令许多分散各地的人可以上网遥距学习,「焉知」不是为了让细小的香港教学团队,可以培训大量的内地宣教士?中国宣道神学训练工作处于战略位置,任重道远!

时局变差,有人紧守岗位,也有人奉召转移阵地。近年有好些基督徒官员离职去唸神学,有人想去宣教,有人想牧会,有人想办社企。这是政府的损失,但「焉知」不是上帝为建立教会而作的特别安排?

我在过去出席讲座,主要是关于新闻行业,绝少谈信仰分享。遇袭受伤之后,经常收到教会邀请,讲得最多的是宽恕与复和。既然上帝让我经历受伤与康复,引导我放下仇恨,宽恕伤害我的人,当我目睹佔运后社会撕裂、教会分化,很自然就有感而发,呼吁「不要让仇恨滋长」。上帝让我此时此地有这遭遇,「焉知」不是为了祂的教会?

我们都活在「焉知」的不确定中,只能审时度势,衡量自身和所属社群的历史位置,勇敢地回应时代的危机与挑战,以「即或不然」也全然信靠上帝的心,来活好每一天。

(本文乃依照二○一六年十二月八日笔者在中国宣道神学院早会上的分享讲稿整理而成。部份标题及分题为编者所拟。)

刘进图:

求学时期信主;八十年代末投身新闻行业,希望以此职份守望香港。一四年街头遇袭重伤,受苦中领受谦卑与人同行的召命;此后有机会在多个教会及神学院聚会中担任讲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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