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基督教中国化的既济与未济



9/13/2016

吴宇

9/12/2016

按某网站报道,2016年9月7日下午2:00-3:30,中国基督教协会副会长(驻会)单渭祥牧师于燕京神学院30周年院庆上做了题为“基督教中国化:既济与未济”的讲座,他从“基督教中国化的一些质疑声音”、“基督教中国化已经在路上”、“为何重提基督教中国化”、“实现基督教中国化的思考”四个方面展开分享。

以下的粗体字是笔者对这篇新闻所报道的内容,和所引述的言论的简单评论。

单牧师从题目“既济”与“未济”的意思说起,提出基督教中国化已经在路上,但仍然任重道远。

评:“基督教中国化”的任重道远要达到什么目标呢?这是单牧师没有,也不敢说清楚的。但是全国人大常委卓新平却在《基督教中国化三要素》中讲的很露骨,基督教中国化就是要做到:“对中国政治的认同、对中国社会的适应、对中国文化的表达。” 可见,基督教中国化首要问题是让中国基督教成为中共驯服的工具,让中国基督教姓党,认同中共这个无神论政党对中华民族的专制邪恶的统治。

当今对基督教中国化社会有一些不同声音,如有人担心把基督信仰给“化”没了。单牧师认为,基督教中国化旨在削减基督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某些隔膜,使基督教扎根中国文化、融入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包容基督教文化。

评:不是“担心基督教中国化把基督信仰给‘化’没了”,而是中共对宗教限制和打压从来就没有改变过,尤其是中共浙江政府“拆十”运动之后,又开始的轰轰烈烈的基督教中国化运动,其目的都是一致的。

文化与文化有隔膜和冲击是非常正常的,这种冲突的本质是价值观的冲突,也就是对世界的认知不同而产生的。比如,在古罗马的文化中,奴隶就是会说话的工具;而基督教的信仰却告诉我们,哪怕是奴隶也是上帝创造的人,有上帝的形象,因而需要被尊重。这就是价值观的问题。那对于这样的冲突,如果消减呢?只有用正确的理念去消除错误的理念,哪怕引起剧烈的冲突也在所不惜。耶稣也说过,“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太10:34)为了迎合政府,而消弱基督教信仰的原则才是可怕的,如有不少所谓的中国基督教牧师为中共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辩护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也有人认为基督教越“洋就越能吸引人”,因此不认为中国化有什么必要。单牧师认为,基督教要在中国扎根,不是洋化,而是需要本地化,融入了才能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机构成。

评:“洋就越能吸引人”的论调完全是无中生有、无的放矢。在文化多元化的现代社会,喜欢“洋”或喜欢“土”,如同一个人喜欢红色或绿色一样,完全是各人自由,根本不应该被谴责。在美国社会举行婚礼,新娘可以按西式婚礼的传统,穿白色婚纱,也可以按中式婚礼的习惯,穿大红色结婚礼服,完全不会受到任何干涉。中国基督教会难道会为了完成所谓基督教中国化事业,就规定新娘在中国教堂举行婚礼时必须穿红戴绿吗?难道穿白色婚纱就是有“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嫌疑而被受到批判?

至于“融入了就才能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机构成”一语毫无意义。首先,什么是中华文化,单牧师根本没有定义。而按照黄俊杰教授的《中华文化的发展》一书中指出,所谓中华文化指在中国与华人地区存在的文化体系,其特征是“儒家文化”和“天朝上国”的思想。这种思想本身与基督教思想是个格格不入的。其次,在中国大陆,所谓的中华文化早已经被中共党文化肢解,对于一个妄图通过谎言和暴力来“解放全人类”的邪恶文化来说,爱与宽容的基督教更是他们眼中的“精神鸦片”。难道打算也要让中国基督教会融入共产文化的暴力革命中吗?

又有人认为基督教中国化是多余的,“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基督教在中国,自然就会中国化。单牧师认为这个想法过于简单,如果不主动面对差异带来的碰撞,任意的碰撞会带来更多的疼痛。

评:“南橘北枳”完全是古人的知识有限而导致的误传,橘和枳根本就是两种植物,柑橘移植到淮北根本不会成为枳,同样,枳移植到淮南也不会成为柑橘。用错误的典故的来证实基督教必须中国化本身是很可笑的。基督教本土化,一直是教会为了福音而进行的工作,在不改变基督教最核心的教义下,教会在形式上有所改变是正常的,比如用中文而不是希腊语读经讲道,建造殿宇式教堂等。但是,这些改变都不能丧失基督教最基本的内涵与原则,就是对三位一体上帝的崇拜和效忠。如果把“昊天上帝”的牌位代替“十字架”放在教堂里,显然就是违背信仰的。

接着,单牧师分二部分展开论述:

一、既济——基督教中国化已经在路上

1. 党和政府对宗教界的判断有些改变,目前称宗教界是建设中国社会的积极力量,是中国自办的宗教事业。

评:用所谓“党和政府”对基督教的评价来证明基督教的正当性是很可笑的。其实,早在中共成立之前,中国基督教早已经使用中文圣经,用中文唱赞美诗,也建造了不少中国殿宇式天主教堂和基督教堂。但是,这都是教会自发行为,与共产党的领导毫无关系。再说,世俗政府对教会的判断何足挂齿,当初罗马帝国政府认为,基督徒不向皇帝的偶像献祭,就是不愿意效忠帝国政府,于是就残酷逼迫基督教会,可是,今天罗马帝国的皇帝和政府安在?

2. 三自爱国运动摘掉了基督教是洋教的帽子。单牧师认为,说宗教是不是洋教,重点不是在思想上,而是在主权上。中国基督教的主权已经是中国的了。

评:基督教会的权柄是在上帝手中,不是在外国政府手中,也不在中国政府手中。如果说,基督教的主权在中国人手中就是合法的,那中共政府为什么逼迫中国人自己组建的家庭教会呢?足见,所谓的中国教会主权论,根本就是中共要控制教会的可笑言论。教会是属于主耶稣基督的,普天之下所有的教会,都在基督里要合一,这是基督教的大公性质所决定的。

3. 日益健全的“两会”组织是中国教会管理体制的成功探索与实践,中国教会的联合礼拜,“后宗派”特色向世界做了合一的中国见证。

评:说“‘两会’组织是中国教会管理体制的成功探索与实践”是非常夜郎自大的可笑言论,姑且不论所谓“中国基督教两会”早就成为披着基督教外衣的党组织。就是按中国基督教人数的构成来看,中国家庭教会的人数也数倍于三自会,于建嵘教授指出,“根据我们的调查,目前中国三自教会人数在1800万至3000万之间,家庭教会人数在4500万至6000万之间……”所谓“基督教两会”根本不足代表整个在中国的基督教会。

单牧师认为“两会”的作用很大,不可取代,“两会”体制是中国特有的。

评:对于很多基层信徒来说,不少“三自”高层牧师根本就是王明道先生笔下的“不信派”,他们无非是披着牧师圣袍的党员,是中共的发言人,是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根本不是教会领袖。如果政府抛开三自,三自的高官厚禄就没有了,故此必须要强调“‘两会’的作用确实很大”。

说起“两会”的体制是中国的特有,这是真实的。但我们需要了解“两会”的背景,在1954年成立的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这个受国家宗教事务局管理,并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对社会团体的管理的“爱国组织”,不过是中共统战的特务的机构而已,不少知名的中共党员都曾是这个机构的领导。如,李储文、赵复三等。后来,当三自会臭名昭著、恶名远扬后,丁光训为了缓解海外对于三自的抵制,又在1980年成立了中国基督教协会,其实两个组织都是一套人马,换汤不换药而已。

中国教会还跨过了宗派的坎,这个在其他国家做不到,具有中国特征,是一个中国创举。

评:确实,至于所谓“跨宗派”也是中国的创举,其实不是“中国”而是“中共”,因为这是各宗派基督教会在共党的胁迫之下所做的合并,对于中共看来,基督教会只能在党的要求下按党的意志和模式行事。中共摧毁中国基督教会原有的宗派组织,也就杜绝了各宗派基督教会与海外共同宗派的联络,于是党成功塑造了一个只有党意志和特色的“中国基督教派”。

4. 中国处境化的教会行政管理具有明显的中国文化特征,受中国社会的影响明显。比如说基督教两会的选举制度与社会上差不多,教会的管理具有中庸、以和为贵、不走极端、无为而治等中国文化的特色。

评:所谓“基督教两会的选举制度与社会上差不多”恰恰说明“两会”的选举是在中共控制下的假选举,中共安排那些不信派人士成为“教会领袖”,以此来挟制中国基督教会,蒙蔽和欺骗很多不明真相的中外基督徒。所谓的“教会的管理具有中庸、以和为贵、不走极端、无为而治等中国文化的特色”不过都是谎言而已,当浙江政府非法拆毁1500个三自教堂十字架的时候,中国三自高层却集体噤声、哑口无言,当浙江基督教协会会长顾约瑟牧师的良心发现,为教会呼吁的时候,他就立刻被政府用经济犯罪的理由整肃,然后又胁迫三自会的牧师落井下石,集体控诉顾约瑟的“罪行”。

5. 教会礼拜、活动与中国文化传统、社会生活融合的越来越紧密。基督教开始重视中国一些传统节日,比如春节、清明节、重阳节、中秋节,在这些节日举办一些活动,让基督教与传统文化之间交融更深。

评:中国基督徒在中国传统节日聚会,无非是乘着假期大家举行团契活动而已,比如美国基督徒在感恩节聚会一样。不同的是,感恩节在起初就具有强烈的基督宗教意味,是向上帝感恩,而基督徒在中秋节聚会,则不可能按《礼记》的记载崇拜月神。所以,中国基督徒在中国传统节日聚会与更深融入中国文化没有丝毫关系。

6. 教牧和信徒对待读经和解经中,存在着明显的中国式的态度和理解。中国的基督徒喜欢读圣经。圣经中浪子的比喻、何西阿先知娶妓女为妻的事情,对于重视家庭的中国人来说,比西方人能更深的体会。

评:只要是福音派基督徒都喜欢读圣经,这不是中国基督徒的特色,更不是中国基督徒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所致。至于“教牧和信徒对待读经和解经中,存在着明显的中国式的态度和理解”,这非但不能表彰,而且是非常危险的,教牧只能按“按着正意分解真理的道”(提后2:15),怎么能按中国式的态度和理解?难道圣经是用中文和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写的吗?

至于说中国人更“重视家庭”根本是对外界的无知。据旅居海外多年的笔者看来,海外人士比中国人更注重家庭。如,中国传统文化所宣扬的大禹治水时,“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做法,倒是海外人士不能理解的。

7. 基督教礼仪、艺术和崇拜日渐有了中国式表达。有的教会使用中国古典乐器、民歌的曲调、秧歌、地方戏曲、中国画、剪纸、春联等来表达基督信仰。

评:很多三自教堂里都用架子鼓、电吉他搞敬拜赞美,难道属于“基督教美国化”,对笔者看来,这些倒是世俗化而已。(以上“世俗化”这句话纯属个人观点)当然,用中国的艺术形式来表达基督教信仰并非绝对不可,笔者也曾看到有美国白人牧师使用的圣带上绣着“流泪撒种、欢呼收割”的汉字。香港的某位天主教主教的圣袍上甚至绣着龙的图案,当然这是否妥当,就需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8. 基督教文化被中国社会所包容和接纳。佛教跟中国文化结合的非常紧密,有人说离开佛教,中国人都不会说话了。如今中国文化中也包含了许多基督教的元素,比如礼拜天、福音、天堂、地狱、乐园、十字架、替罪羊、挪亚方舟、末世审判、忏悔、洗礼、复活等。一些小说中也含有基督教精神元素,比如莫言的《丰乳肥臀》。

评:中国佛教早就不是原始佛教了,甚至中国佛教的很多教义及习惯都与原始佛教不同,如僧人吃素就是一例,这是从南朝梁武帝萧衍开始的,而其他国家的佛教徒没有这样的习惯。

笔者认为单牧师的“佛教跟中国文化结合的非常紧密”的判断是不正确的。如佛教僧人出家,就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中国传统文化违背。当然,佛教在政治上非常迎合掌权者是真的,前不久就有某佛教法师公开宣讲“做毛泽东的和尚,做邓小平的居士,做胡锦涛的讲师,圆习主席中国梦……”等语不惊人死不休之言,叫人张目吐舌。

按中共国家宗教事务局官网的报道,中国佛教协会的现任秘书长,居然曾任国家宗教事务局业务一司副司长,按国家宗教事务局网站信息显示,业务一司主要职责为承办佛教、道教事务管理工作,调查研究并提出政策建议;指导佛教、道教团体依法依章开展工作;联系佛教、道教界人士;指导地方政府宗教事务部门依法对佛教、道教事务进行管理。可见,这种“结合”确实是够“紧密”的,是够“特色”的,只是不知道中国佛教界对于这位党员秘书长是不是满意,当然就算不满意也不敢公开表达,只能腹诽而已。

二、未济——基督教中国化任重道远

A、为何重提基督教中国化?

1. 一个沉重的历史包袱。基督教在中国历史上曾被当成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传教活动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进行,虽然传教士建了一些医院、学校,但是还是给民族情感留下了伤痛。

评:“基督教在中国历史上曾被当成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这一指控完全都是共党恶意隐瞒历史真相的邪恶控告,虽然不可否认的是,基督教传教活动确实是在当时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进行的,但是这不代表保护宗教自由是错误的。事实上,很多天主教、基督教传教士来到落后的中国大地,真是付出了极大的信心和爱心,他们抛头颅洒热血就是为了传播福音,拯救中国人灵魂,于此同时,他们也给中国人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和医疗,在中国,至今还用十字架作为医院的记号,这正是基督教会在中国慈善事业所留下的深刻不能磨灭的印记。教会只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进行传教活动,与侵略无关。不能因为有医生曾经拿手术刀杀过人,那就需要让所有动手术刀的医生背起包袱吧?

2. 一顶若隐若现的帽子。要改变人们的“洋教”观感不容易,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我们外树形像、内提素质!

评:中国人曾把火柴称为“洋火”,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称谓了,但是如果现在我们每次用火柴的时候,都要背起历史的包袱,先把自己剖析一番,确定不是因为崇洋媚外而使用“洋火”,那这样的人只能认为他“药不能停”了。同样,今天已经没有人认为基督教是“洋教”,这种拳匪义和团加给基督教的“洋教”的帽子,难道早已经是中国基督徒自己管理,自己牧养的中国基督教会要永远戴头上吗?

3. 一种深重的现实忧虑——基督教面临的现实挑战。有一些海外敌对势力利用基督教进行渗透,干扰中国的政治稳定,这个对基督教的发展有极坏的干扰。

评:所谓的“海外敌对势力”根本就是中共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独裁统治而建立的假想敌,如果有的话,请告诉我们,到底哪些国家和组织是属于“海外敌对势力”。至少我认为,中共政府在杭州花大量金钱邀请的G20各国贵宾中,没有一个是“敌对势力”,不然习近平与他们握手言欢是什么性质呢?

了解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中国共产党才是国际共产组织在中国的渗透组织,不仅是渗透,而且是明目张胆的颠覆合法的中华民国政府,中共在江西建立所谓的苏维埃共和国,是真正的“海外敌对势力”。

4. 一个冷峻的时代拷问——基督教能起的社会作用究竟是什么?基督教能给中国社会带来正能量还是负能量?

评:什么是正能量?按维基百科,“正能量,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和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使用并倡导的政治口号。政治正确的言论可被认为是‘正能量’,与之相反的言论则被成为是‘负能量’。”可见,在单牧师的眼中,敢于批评中共和中共政府的言论都是“负能量”,如果这样的话,那圣经就是“负能量”的,因为里面有大量责备掌权者的话。

B、基督教中国化的路向思考:基督教中国化不是一个运动就能做好,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1. 基督教中国化要有道成肉身的神学再思。中国基督徒受基要主义影响很大,存在着“注重灵性不注重身体”、“错误划分圣俗”等问题,“道成肉身”让看不见的道通过肉身显现,可以解决上述问题。

评:“道成肉身”是上帝之子成为一个人的样式,这是一个正常人,而不是一个怪胎的样式,怪胎当然也属于人类,却是不正常的。中国基督徒应该活出的是圣经要求的基督的样式,而不是党要求的雷锋样式。

2. 基督教中国化要有以行体信的社会见证。比起以高高在上的审判者出现,默默的爱心侍奉和服务更易被人接受。

评:基督教会在世上的工作就是为荣耀的主耶稣基督做见证的,但是这种见证对中共来说,就有传教的嫌疑。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朱维群就强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宗教慈善事业传教。那在教会开办的敬老院中举行主日礼拜,在教会开办的医院中,为病人祷告终傅,是不是属于传教活动呢?

3. 基督教中国化要有以和为贵的生活追求。和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这与基督教强调与上帝和好,与人和好的精神一致,值得好好挖掘。

评:“和”归根结底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儒家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古人也提及“政通人和”一说,但,若执政者残暴低能、贪污腐败,却要求社会和谐、生活稳定,这无异于缘木求鱼。基督教的“和好”,是在主耶稣的十字架之下,人人都承认自己是罪人,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才可以成就和平,脱离十字架的福音这一前提,和平、和睦、和好无从谈起。

4. 基督教中国化要有以真破妄的信仰定力。基督教中国化中的中国不是唐代、汉代的中国,是今天的社会主义中国,是科技、文明高度发达的中国,中国教会要跟上这个时代,不能固步自封。基督教中国化要跟中国的优秀文化结合,不能跟中国文化中的糟粕结合,否则可能造成功利性的迷信,甚至成为异端、邪教。

评:恕我直言,西方社会比中国科技更先进,经济更发达,政治社会环境也更开明,但从来不需要倡导所谓基督教“欧美化”,在西方社会中,各国基督徒都可以按本民族的语言和方式举行礼拜,根本不需要统一。

单渭祥牧师最后总结道,基督教中国化是一个重要课程,不是哪个人可以独立完成,而是需要每个人思考,整个教会需摸着石头过河,一起建设好中国教会。

评:圣经早已经为基督徒指明了方向,圣经也提供了纯正信仰的模范,基督徒传播福音,建立教会都需要按照上帝圣言的教导,如何“摸着石头过河”?万一这河根本就是深渊,恐怕摸着石头的人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总之,“基督教中国化”完全是中共为了改变基督教基本信仰的策略,是中共“拆十”运动之后拆毁中国基督教会的思想改造,其本质不是建设中国教会,而是消灭中国教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