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民主深化期的基督徒公民责任

廖斌洲 (台湾大学政治所博士候选人)

※在台湾民主发展中寻找政教关係的新定位

「于是耶稣对他们说:『那么,把凯撒的东西给凯撒,把上帝的东西给上帝。」(太22:21)

在台湾各教派面对政治参与的态度上,这段经文在威权时代,时常被长老教会以外教派的牧师或信徒引用,认为教会应该採取「政教分离」的原则,信徒和教会领导阶层不应参与政治。相对于此,长老教会则在台湾民主化过程中,积极参与政治。

今年一月的总统和国会大选的结果,可视为台湾迈向民主再深化过程中的关键选举。然而,在民主再深化阶段中继续前行的台湾,政治与宗教之间的关係仍然是各教派所要重新思考的重大议题:我们到底该秉持什么样的信仰原则和神学基础去面对这个时代的政治议题?教会作为同为「基督徒」和「公民」的人们所组成的机构,到底该依循什么原则,来界定自己在「凯撒」和「上帝」之间的位置和座标?在谈这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先界定当前台湾政治发展的阶段。

台湾政治发展的过程至少分成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威权统治」阶段(1947~1987年):这阶段到民进党于1987年成立为止,正是启动台湾民主化的时期。第二阶段是「民主化」阶段(1987~1996年):这阶段开始有实质的政党竞争,政治改革议题也聚焦于宪政体制的改革,直到1996年总统直选,使台湾民主有了初步的样貌。第三阶段则是「民主深化」阶段:按照一般民主国家发展的常态,当一个国家的民主体制建立后,开始要面对的公共议题就朝向法律和政策层面的讨论集中,成为左右派之争:政治上,如何让民主体制运作得更健全;经济上,政府应该介入经济事务多大程度;社会上,政府应如何处理社会中少数或弱势群体的问题。若把这个常态的轨迹拿来检视台湾,我们会发现这些层次的议题在这个阶段中鲜少成为公共讨论的主轴。在晚近三、四年裡,这些议题才逐渐成为台湾民众关注的焦点,并在本次的总统大选成为候选人的主要政见。可预见的是,在未来的台湾政治格局当中,将会走向一般西方民主国家通常会有的左右派政治分野。

在掌握了台湾民主发展的阶段后,我们即可进一步思考新时代下的政教关係。以下将从两个桉例进行探讨。

※2016年大选中的台湾政教关係之一:信心希望联盟的案例

对于身处台湾的基督徒而言,近年来被各教派内部或彼此之间讨论最多的公共议题便是「同性婚姻合法化」的问题。在此次选举当中,一群具有基督教神职身份背景的人士组成一个政党「信心希望联盟」。该政党的网站显示,他们有四大政策主轴(青年、教育、生态及社会)。然而,在实际的政治行动上,他们参与此次选举的主轴却是推动「守护家庭公投连署」,以捍卫家庭价值为基本诉求,试图为可能会在立法院通过的「多元成家草案」设下必须通过公投的门槛。笔者在此针对信望盟提出三点自己的观察和评论。

首先,从台湾社会变迁的角度来看。以保守价值的姿态出现于台湾政坛的「信望盟」,正好意味着在与之相对立的价值座标中,台湾社会晚近几年对于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议题,有逐渐受到更多国人接受的趋势。这点从近十多年来历次的社会调查当中皆可看出此变化的趋势。在欧美国家过去数十年来的历程中,同性婚姻是否应该合法化的议题确实是许多国家公共讨论的焦点,有些国家在数十年的激辩过后通过同性婚姻合法。因此,这个议题在台湾浮上台面,显示正在处于转变过程中的台湾社会,保守和进步两种力量正在剧烈拉扯。[1]信望盟于台湾政坛的出现,意味着台湾正走在民主深化的阶段:争辩人权内涵的问题,而不是该不该有人权的问题。

其次,从信仰与政治之间关联的角度来看。以往在台湾民主化过程中较少对政治议题表达意见的基督教派,在此次选举中,具体展现了他们对于信望盟的高度支持。信望盟在此次选举过程中,成功地以同志婚姻合法化的单一议题凝聚了台湾基督教的各教派之间对其的认同度,甚至在信徒当中也展现了强大的动员能力(连署门槛成功地跨越第一阶段,以及在政党票取得约20.6万票)。令人疑惑的是:信望盟在台湾政坛的出现,是否意味着主导此政党的基督教人士已经开始发展出一套关于政治参与和政策议题的信仰及神学论述?依笔者的观察,在信望盟现有的政治论述当中,我们仍然找不到其核心领导人物有发展出非常明确的政教关係原则。在他们的政见倡议文字当中,有的是以政党的角色提出特定的政策概念(例如:「家庭主流化」),但却未清楚交待实质内容;有的则是以基督徒的角色,引用部分圣经经文提出对特定议题的观点,但却没有将对经文的诠释与公共议题做出有效的连结。若要让这个议题从信仰团体的政治主张进入公共领域成为可讨论的公共议题,则强化信仰基础和政策主张的论述连结将是首要任务,否则很难与其他社会团体找到理性对话的基础。

第三,从教会与民主社会之间关係的角度来看。从古到今,任何时代的基督徒都具有双重身份:「基督徒」和「公民」。作为基督徒,依循信仰原则而生活;作为公民,则必须学习与异己共存于一个社会当中。民主社会中的基督徒,在坚持自己信仰的情形下,必须同时兼顾到民主原则。换言之,民主社会的显着特色必然是是「多元分歧」。基督徒作为民主社会当中的「一种公民」,必然会和相信其他价值的「另一种公民」相冲突。因此,即使坚持自己的信仰原则,基督徒仍须与非基督徒在公共议题上达成共识。达成共识的基本方法是:尊重别人的价值和生活方式,尤其是在国家法律的层次,接受比以往更加宽鬆、更加去道德化或去宗教化的条文内容。尤其必须注意的一点是:在民主社会中,国家层次的主要法律不可能、也不应该是依循特定宗教原则而订定的。

承上一点所述,处在民主台湾脉络中的基督徒,在面对公共议题的时候,如果仅引述特定圣经的经文,并将之去脉络化地用来指责与其信仰不同的其他公民为罪恶而不进一步进行诠释,则不免落入初代教会时期耶稣和保罗所共同指责的「自以为义」或「教条主义」泥淖当中。笔者并不是说基督徒不该拥有自己的政治主张,相反地,是期盼同时作为公民的基督徒,在面对政治议题的时候,可以意识到自己的双重身份:公民和基督徒。作为公民,在试图影响异己时,不是用强制或指责的方式,而是用说服和对话的方式;作为基督徒,可以更多地学习耶稣那份谦卑和同理的态度面对异己。正如同神学家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所说的:「民主与深刻的宗教的真正交汇点在于民主所要求的谦卑精神,而这只能是宗教的果实。」[2]作为民主社会公民的基督徒,最好的美德便是谦卑的宗教精神,这份谦卑精神使基督徒得以与异己共存共荣。

※2016年大选中的台湾政教关係之二:长老教会的案例

作为在台湾设教最悠久的基督教派,长老教会曾在威权统治的年代,呼吁政府重视人权,进而推动政治改革。长老教会在台湾的威权年代裡,基于信仰良心的缘故,敢于站在人民的一边,至今仍传为佳话。然而,长老教会的先知角色,在2000年民进党首次执政之后却出现重大转折。从这一年起,长老教会对于执政当局的针砭态度却明显减弱了。

长老教会对执政当局失去批判的声音,在这次的选举过程中也略显端倪。具体例子有两个,其一是,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在2015年10月前往长老教会的「宣教150週年教会日活动」致意时,长老教会总干事和台下部分群众「不小心」为其呼喊「当选」。

其二是,在选举结果揭晓后,长老教会总会针对本次总统和国会选举发佈官方文告〈使台湾成为上主赐福的国家〉。在这篇祝贺文告中,固然提醒了总统当选人应当注意的国政问题,但较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文告末尾竟然引用了以往最常被引用,藉以支持当政者权力正当性的经文——罗马书第13章第1节:「人人都应该服从国家的权力机构,因为权力的存在是上帝所准许的;当政者的权力是从上帝来的。」当这段经文被引用在这篇祝福性的文告当中,使得具有民主意识的基督徒都同感讶异。这段经文在历来的诠释上就有其两面性。首先,按照保罗所处时代脉络来解读,则保罗所说作为权力机构的「国家」是罗马「帝国」,并非现代民主国家的统治形式,保罗因此提醒无从参与政治事务的帝国基督徒们要安分守己、顺服统治者。[3]其次,若对经文进行现代意义的诠释,经典的解读是:这段经文不应仅仅被视为要求信徒对政权「消极服从」的「无所作为」;相反地,应该要从这当中看到「以善胜恶」的「积极可能性」,这种积极可能性就是对于不公义的批判,以及对爱的坚持。[4]

在上述这两种对此段经文的解读当中,有一个共通点:这是写给信徒看的,是对信徒进行信仰原则的提醒。然而,这段经文若用来作为写给执政者的贺词内容,就会有角色错乱的问题。

首先,为何要对掌权者强调「人人都应该服从国家的权力机构」?长老教会威权时代尚且勇于对时局发出良心的批判,为何到了享有更完整自由的民主时代,却自甘斩断先知和监督者的臂膀?民主的精神承认人性的不完满,同时追求制度上的制衡,民主时代的教会应该自诩成为防止政治腐败的盐才对才对。

其次,为何要对执政者强调「当政者的权力是从上帝来的」?在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之后,此段经文曾经被教会引用当作皇帝的权力来自于上帝的证据,在后来西方社会「君权神授」(divine right of kings)理论达到颠峰的年代,则更是专制君王的最爱。因此,在民主时代使用这段经文便需更为谨慎。

事实上,长老教会总会并不需要、也不宜将这段经文提献给即将全面执政的蔡英文和民进党,而应将这段经文当中深刻反思的讯息留给自己和所有信徒,提醒彼此:当监督者成为掌权者,就是其接受监督时刻的到来。当统治者遗忘真理的时候,正是以「先知」角色自诩的教会,以「监督、监督、再监督」的格言期勉自己,站在信仰良知的立场提醒执政者该时时戒慎恐惧的时刻。

※摆盪于凯撒和上帝的权威之间:如何看待新时局下的政教关係?

从信望盟和长老教会的桉例当中,我们可以归纳出一个简要的发展方向。首先,信望盟的主要组成成员在台湾的威权时代,对政治採取「政教分离」的原则。然而,到了民主深化时期的台湾,则为了对特定议题发挥积极的影响力,转而採取「教会转化政治」的态度,但这却可能忽略了兼顾民主原则。其次,长老教会在威权时代就坚信教会要扮演先知角色,对政治发挥「积极制衡」的功能。然而,当长老教会面临威权时期与自己友好的政治势力由在野党成为执政党时,却迷惘地犹疑于教会「积极制衡」和「消极顺服」政治的两端之间。

到底教会对于政治应该採取什么样的态度和信仰立场,在历史上常因不同的时空脉络而有所转变。儘管如此,但笔者认为,至少有几个基本原则是应该被重视的:首先,教会应该维持其自主性。因此,教会与国家政权的距离不可过度靠近,尤其不可依附当权者。其次,作为民主和人权的守护者。在承平时期,教会自然可以严守「政教分立」原则。然而,在危机时期,例如当国家政权做出触犯民主体制或人性底线的作为时,则教会应该扮演民主和人权守护者的角色,起身对抗统治者。第三,清楚意识到民主社会中的基督徒所具备的基督徒和公民的双重身份。能够如此,基督徒就不会在面对一些教会和社会主流观念相对立的议题上,抱持着绝对要「淨化」社会的态度,而会以「沟通」和「对话」代替「指责」和「对立」,同时扮演这个民主社会中的「筑桥者」而非「筑牆者」的角色。[5]

[1]「保守」(conservative)和「进步」(progressive)两个概念在此为分析性的概念,并无价值评价。对于这两词的评价如何,端看每个人的价值信念而定。在西方思潮的脉络下,这两种主张仅代表对于社会该如何变迁的分歧观点:保守派主张要拥抱传统价值,因为那是先人智慧的结晶,因此,过度强调新观念都是无视前人智慧的表现。相对地,进步派则是受益于启蒙运动当中的「进步史观」,认为社会的变迁就是要朝向特定的方向前进,因此,打破传统价值是重要的。

[2]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香港:道风书社,2007),页94。

[3]梁哲懋,〈保罗要基督徒成为顺民?〉,《新使者》第151期,2015年12月。

[4]王贞文,〈摇撼帝国根基〉,《新使者》第151期,2015年12月。

[5]2016年2月间,参与美国共和党总统初选的川普(Donald Trump)在发表政见时,强调要在美墨边界筑起围牆,以防止墨西哥非法移民进入美国。针对此事,教宗方济各(Pope Francis)表示:「无论在何处,一个人若只想到筑牆,而非筑桥,那他不配称自己是基督徒。这不是福音」("A person who thinks only about building walls, wherever they may be, and not of building bridges, is not Christian. This is not the gospel,")”Pope Francis questions Donald Trump's Christianity.” BBC News, 18 February 2016. http://www.bbc.com/news/election-us-2016-35607597.

原文来自 http://newmsgr.pct.org.tw/magazine.aspx新使者杂志 第 15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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