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门坎给今天中国教会和社会带来什么启发?

陈浩武



前言

处于主后2014年的中国基督教,面临着一方面既要继承艰难环境下持守信仰的十字架传统,一方面又需要继往开来祝福社会。到底,今天的中国教会需要怎样的方向?今天的中国社会又需要怎样的救赎?

也许位于中国西南边陲的小镇石门坎过去100多年的所呈现的真实案例,可以为今天的中国教会和社会带来宝贵的启发。

北京大学陈浩武教授在一个公开讲座上与基督徒们分享了“石门坎的故事”。他说,“石门坎是一个信仰与文化改变社会的样本”,它不仅对于中国社会、对人类文明也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标本,昭示的是“信仰和文化如何改变社会”,而这也显示了“基督教对于时下中国社会的救赎意义”。



石门坎的故事

石门坎位于贵州毕节地区的威宁县,贫困山区,大花苗人的聚居地。它的故事和一位传教士——伯格理息息相关,他是英国循道公会的传教士,1904年来到了石门坎,在这里呆了十年。

伯格理之所以来到中国,不得不提另外一个重要人物:戴德生。他是19世纪基督教在中国传播一个重要人物,内地会的创办人,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专门向中国传教的事工。戴德生希望把基督教从中国沿海到内地传播,于是他在英国发起了传教士的招募,本来计划招60个人,没想到竟然有6000人报名,可以想象当时西方传教士对于来中国传教的热情。这样的背景下,伯格理登场了。在报名的6000人之中有一个瘦小的男人就是伯格理,他的父亲是牧师,他就是受到内地会的感召来到中国的。

1887年伯格理到达中国,当时他只有20多岁,虽然很瘦小,但却很有见识。他心中的榜样是李文斯顿。李文斯顿到非洲传教、使非洲一些部落整体归信基督教。伯格理也希望自己成为这样的人,带着这样的心来到了云南昭通,但是现实让他很痛苦,他在昭通一直做到1904年,前后17年,但这17年过程中,他一直非常压抑。



因为他在昭通传教的方针跟明朝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是一样的,主要针对中国的儒生、读书人。但是,大家知道,中国的儒生大多有一种文化优越感,有“夷夏之辨”,认为中国是天下的中心,四夷都是落后的,野蛮的,充其量也只能承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种自我为中心的概念,使中国的儒生很难接受基督教文化,很难接受孔孟以外的精神信仰。

结果他17年在昭通,受洗的人不到17人,平均每年都发展不到一个教徒,而且这些成为基督徒的17人也只是若近若离的状态,并不是真的虔诚。他觉得自己一事无成。他每天在村头敲锣说“大家听福音啊”,小孩子们就跟看耍把戏一样看他,他觉得很受羞辱。虽然伯格理升到了主教,但是内心极为痛苦。

怎么办呢?要么放弃回英国,要么继续坚持。1904年,上帝赐给他一个机会。



什么机会呢?昭通这个地方生活的人叫做大花苗人,是中国远古时代很有名的蚩尤的后代。蚩尤本来是个英勇善战的人,但因为看守的人喝醉了酒,被黄帝追赶一直追到了楚国、追到贵州和云南的大山里。蚩尤和当时蚩尤军队的后代,就是今天的苗人。

其中的大花苗人是蚩尤近卫军的后代,他们的前辈非常骁勇善战,但2000年下来,他们成为最底层的人,他们没有土地财产和地位,是奴隶、是社会最底层的人、没有任何财产、没有社会地位,而且他们任彝族人宰割,因为苗人受彝族人统治,所谓的“土司”和“土目”都是彝族人。

有一天,四个大花苗人打了一头野猪,出现彝族人,这些彝族人说这是在我的土地上打的,所以是我的,就把这头野猪抢走了。结果这4个人很痛苦,在回去的路上碰到一个外国传教士党居仁。党居仁给了他们饼干吃,他们从没吃过饼干所以觉得很好吃,于是问这是什么,党居仁回答是上帝赐的食物。然后听了他们的遭遇之后,给这些苗人写了一个诉状递给官府,最终官府把野猪判给了苗人。等着四个苗人抬着野猪回去把经历告诉族人之后,族人们整体震惊了,原来会写字、有文化能带来这么大的改变。



因为当时的苗人完全生活在一个蛮荒的状态。在一个苗寨里面,可能有几十上百户人家,几百的人口,可是能从一数到一百只有不到一两个人,而且这一两个人基本都是60岁、70岁、80岁的老头子。如果苗寨的人要去赶场,要把鸡蛋等等卖掉换回一点盐,如果没有这两个老人在场是不能完成的。哪怕老人生病了,抬也到抬到那个场上去,因为只有他才能完成他们之间的简单的加减运算,这个就是他们的文化水平。一般人连从1到10都数不清。

于是,他们决定寻找党居仁,接着他们到处找,说我们碰到一个“眼睛长得跟鸡蛋一样大”的人。最终找到了党居仁,可惜的是他在黄果树瀑布附近,距离比较远,但是他想起来伯格理离这些苗人所在地很近,就把伯格理介绍给了他们。

于是出现了这样一个场景:一天早上,伯格理起来开门发现外面站着许多的大华苗人,说“你教我们读书、教我们认字”,开始只是10个人、30个人、100人,后来是1000多人,使得他们家根本无法容纳,他后来知道了这是党居仁介绍来的,想跟他学习文化。他觉得这是上帝给他的机会,于是他就把传教地从昭通转到了石门坎,这两个地方有60公里之远。接着,循道公会苗疆部成立,这也代表着伯格理的传教从汉人转到了苗人。



伯格理1904年到了石门坎,当时的石门坎是个什么样子呢?当地的人形容石门坎是个“拉屎都不长蛆的”地方,可见它的贫瘠和荒凉。。

到了当地之后,伯格理找了当地一个姓安的土目,说“你给我一块地,让我建个教堂”。这个人本来也很犹豫,因为他们是什么都拜连石头也拜,根本不懂教堂是什么,建的话也会有矛盾,但是如果他下面管辖的人天天成百成百的往昭通跑,更不安宁,于是就给了。

这些大花苗人非常感谢伯格里过来石门坎,所以说每家出10个铜钱建这个教堂,很快就筹集好了,大约是5个英镑,修了一个简易的教堂,叫做五磅房。这个教堂一直到今天还有它的遗迹。这是伯格里过去石门坎后建设的第一个教堂,非常简陋。五磅房就是一个历史的记录,这是当时伯格理把基督教带到石门坎的原始记录。这个房子就是教堂,就是学校,也是伯格理的住所,他的办公室。



汉人尤其是儒生总是有一种“华夷之辩”,觉得外族都是蛮夷,只能我们来影响他们,不能他们来影响我们,苗人完全没这种负担。教堂刚建好,就有5000人受洗,当时是很多人前一天晚上爬山过来等到第二天受洗,他们过来之后早上把泥巴的衣服脱掉换上节日的衣服,然后等到傍晚受洗,因为教堂很小,每次只有30人受洗,所以要一批批的受洗知道晚上,之后晚上是篝火庆祝、大家一起唱赞美上帝的歌曲。

苗人们对伯格理非常尊敬。因为伯格理发现这里没有文化,所以他创办了大花苗文字、也翻译了圣经。

发明文字对苗人来讲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个文字一直到今天的乌蒙山区苗人当中还在使用,大花苗文。因为苗人在伯格理之前是没有文字的。但是,苗族人的衣服纹饰中的确有他们的历史记载。伯格理从苗人所穿的衣服各种各样的花纹上产生了灵感,这些花纹都有特殊的记号。因为苗人的祖先是蚩尤,蚩尤在中原和黄帝打仗,失败了以后就被他们往西南边垂追赶,一直追到最偏僻的地区。苗人跟我们讲,如果他们衣服下面三角形下面有一条绿色的横杠,就代表这个部落在南迁中渡了一条大河。如果有两条横杠,就表示渡过了两条大河。可以推定,过一条大河,那就是跨过长江,如果过两条大河,那一定是在黄河以北,一渡过了黄河和长江,苗族人由于没有文字,很多文化符号都暗藏在衣服的纹饰。

伯格理在这个地方和苗人汉人一起发明这个文字,正是这些衣服的纹饰给他的灵感。这个文字被联合国称之为“坡拉文”。或者称为“大花苗文”,文字中很多元音、辅音都是用苗人衣服的符号来作为这个文字的设计。



苗人们非常感激伯格理,因为他们的传说是他们曾经是有文字的,但是,苗族在南迁的过程中,跨过大江大河时,大水把书籍冲走了,所以文字就失去了,而如今伯格理把他们的文字恢复了,所以他们说“伯格理就是我们的苗王”。

苗文发明出来以后,伯格理用大花苗文翻译了《圣经》,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功绩。大家知道,《圣经》被翻译成什么文字,非常重要,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就是由他把《圣经》翻译成为德文,才使基督教新教开始传播。《圣经》被翻译成为大花苗文,就意味着基督教在中国西南地区的传播成为可能。苗文《圣经》翻译出来以后,当时在中国找不到一个工厂可以把大花苗文圣经制版印刷出来,包括工业最发达的上海也不行。结果找到日本横滨,在日本横滨制版完成了大花苗文的《圣经》的印刷,我们今天到石门坎去,你到这些苗人的教堂里面去,所用的《圣经》依然是一百年前伯格理用花苗文翻译过来的《圣经》,直到今天还在使用传播。



苗文的创制,结束了苗族人没有母语文字的历史,同时,也开启了苗族走向现代教育的文明开端。伯格理创办苗文实际上是把苗人从落后的社会带出来了、带到新的文明。石门坎对于中国西南的意义就是西南的耶路撒冷,它是一个精神圣地。

伯格理除了创办文字之外还做教育。他在石门坎传播基督教的信仰过程和办教育的过程是完全同步的。在以石门坎为中心的方圆几百公里的范围之内,循道公会建了几十座教堂,办了120多所小学校。而且还用花苗文编了《乌蒙山区平民识字课本》,系统的在这个地区开展扫盲活动。这个平民识字课本涵盖了所有苗人生活的地区。到了后期的时候,整个乌蒙山区的风气是什么样的呢?假设一个男孩要追一个女孩,希望这个女孩和他结婚,女孩会提一个要求,这个要求,不是今天北京的女孩提的要求,什么三室一厅,什么奥迪车。当时苗人的女孩对男孩提出的要求,就是必须把平民识字课本背下来,你能背下来了,我就嫁给你。也就是说,社会风气开始崇尚教育崇尚文化,崇尚知识。有了信仰,有了文化,人们才开始变化。

伯格理通过传播基督教的信仰,通过办教育,提高整个苗人的文化水准,他和当地的汉人,苗人一起,开启了这个地区文明进步和现代化的进程,从而使这个地方产生了一种巨大的社会变迁。



好比说,在伯格理没有去之前,苗人的性关系非常混乱,每一个苗寨,村头的地方有一个公共场所,苗人称之为花撩房,这是一个公共空间,女孩子十三四岁以后,就可以进入这个房间,就可以和其它男人发生性关系。伯格理刚去之后,发现好多非常小的小女孩,大约13,14岁的女孩子,怀里抱着一个小孩,肩上背着一个小孩,这种早婚,早育,性关系的混乱,是导致疾病,贫穷的重要原因,一个13,4岁的小女孩带着两个小孩,怎么可能翻身?所以伯格理来到这里之后,规定每一个受洗的基督徒,男性要22岁,女性要20岁才能结婚。所以只要他进到一个村寨,就让苗人把花缭房烧掉,让他们讲文明、讲卫生、注重家庭关系、注重道德伦理。这是一个变化。



第二个变化,让这些人过一种现代的文明生活。伯格理本人在英国爱好两项运动,一个是足球,一个是游泳。他在1914年,就在这个地方建了一支足球队。你想想看,1914年,中国很多人都不知道足球为何物,他就在那个地方近了一支足球队。这个足球队不仅球打得好,而且已经到了一定的竞技水平了。一九三几年,当时四川的军阀杨森调到贵州做主席,路过石门坎,看到石门坎有一个足球场,他感到非常吃惊。因为他本人喜欢足球,部队有足球队,就让自己部队的足球队和石门坎当地的足球队比赛,连赛三天,结果石门坎的足球队胜两场,军队的足球队胜一场。杨森说你们所有人都把鞋脱下来,送给对方的足球队,你们还有脸穿鞋吗?因为石门坎的球员是没有鞋穿的,他们打赤脚踢球。石门坎是贵州省“足球的摇篮”,大部分足球队员都来自于石门坎一带。新中国建立的第一支国家足球队,其中就有两名队员来自石门坎。

还有游泳,在西南地区建了第一个室外游泳池,而且分了男池和女池,浅池和深池。有一定难度的。苗人把竹子砍下来,打通这个节,从山上把泉水引下来,泉水就把游泳池灌满了。你们不知道,苗人的生活习惯,是一辈子都不洗澡的,他们说一生就洗三次澡。出生时洗一次澡,死亡时洗一次澡,结婚时洗一次澡。但是,生和死的澡都是别人给他洗,实际上自己洗澡一辈子也就一次。但是,伯格理竟然在这里建立了一个游泳池,提倡苗族人游泳。他在那里每年端午节搞一次运动会,这种比赛项目,都是到了你无法想象的地步,比如说女人穿针做一个比赛,缝一个鞋底做一个比赛,甚至怎么搬玉米的,怎么捡土豆的,全是跟当地的生活密切地衔接起来那种竞争的文明。



伯格理把基督教信仰带到了乌蒙山区,改变了以石门坎为核心的苗族社区。我们怎么衡量这个改变?最重要的是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1946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曾做过人口普查,汉人1.9人大学生,苗族是10个人10个大学生。它的整体教育水平远远高于当时的全国平均水平,甚至高于汉人的平均教育水平,这个就是伯格理及那些传教士的功劳。他培养出来第一个博士叫做吴性纯,是在1928年。伯格理还培养了大批的大学生、研究生,专科生。

而且他培养的人有一条:全部回到石门坎,全部回到苗族。这些人都是因为得到教会的资助出去大学,但没有一个人因为得到教会的资助就一走不回头,而是全部回来建设苗族。

其中一个很有名的人是16岁才去读小学一年级的朱焕章,但是他品学兼优,教会让他去成都华西大学读书,他最后是毕业典礼嘉年华的发言人。他才华横溢的演讲引起了在坐的蒋介石注意,蒋介石单独召见他,希望他到总统行辕工作,但是遭到朱焕章的婉拒。他说,我的老师柏格理告诉我们,每个苗族人受到高等教育都要回到石门坎,为苗族人服务。他这种不慕权贵深深赢得了蒋介石的器重。蒋介石夫妇送给他很多牲畜和农作物的良种,让他带回石门坎。1946年朱焕章当选为“国大”代表,到南京参加会议,他是苗族人中进入庙堂参与国家大事的第一人。会议结束以后,蒋介石再次单独召见他,希望他出任民国政府教育部民族教育司司长,再次遭到朱焕章的婉拒。他依然回到石门坎,在石门坎开办了第一所中学,并自任校长。在这所学校里,他培养出了很多优秀的苗族青年,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建设苗族地区的骨干。



可以说,伯格里是把现代文明带给了石门坎和苗族。这就是石门坎的意义。因为石门坎,这个本来蛮荒之地,成为了中国西南的文化高地。在那个时代,石门坎是个怎样的状况呢?这个边陲小镇已经有足球场、电信局、双语学校、中学、小学,麻风病院,邮局….当时所有的信只要写石门坎绝对可以送到。

今天去可以看到很感人的一个现象,在伯格里墓地周围有几百个苗人的墓地,为什么呢? 他们说我生不能和伯牧师在一起,我死了之后世世代代也要伴随他的灵魂。这就是苗人对伯格里的情感如此之深。这些苗人对于伯格里的感情、对于基督教的信仰、对于家乡的热爱是无与伦比的。

在我看来,石门坎就是一个用信仰和文化活生生改变社会的样本。到底怎么用信仰和文化改变和更新社会,就看石门坎吧。



然而,从1949年开始石门坎这个地方,就像从一个抛物线的角度又往下跌落。如果说它的起点是1904年,到现在110年。我把这110分为前后50年,从1904年伯格理进去到1949年,这个抛物线一直向上,石门坎地区文明程度提高,教育程度提高,苗族人的生活水平提高等等从1949年的时候,抛物线开始向下。

1949年以后,石门坎文化圈被污名化,扣上两顶帽子。一个是西方文化侵略的基地,把基督教的传播定位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另外一个是西方间谍的活动中心,说这个地方有西方的特务。然后石门坎这个地区就变成了阶级斗争最激烈、最复杂的一个地方。从50年代初期起,这里勒令基督徒还俗,驱赶外国传教士,对本土的传教士,通过杀,关,管的方式严惩,几乎让这个宗教信仰体系崩溃。

信仰体系的崩溃直接导致文化的退化,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停滞。到了1989年,曾经做过一次调查。我们1979年就改革开放,1989年改革开放十年了,石门坎是什么状态呢?1989年的调查,这个地方十个人共一床棉被,儿童失学率达到88%,因为贫困而接受救济的家庭达到98%。文盲达到80%,贫穷和落后是非常惊人的,石门坎重新被边缘化。



前一个阶段,是基督教信仰和现代文明已经渗透到这个地方,是从愚昧到文明,从没有信仰到虔诚信仰的阶段。本来是“拉屎都不长蛆”的地方变成文明高地,靠的是信仰和文化,但是把这两个抽走之后,这个地方就再次回到愚昧、从富裕回到贫穷。

所以,从人类学,教育学,宗教学等等的角度来看,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石门坎都是一个活的标本,这个标本在说明,我们的社会什么时候有了精神信仰,什么时候有了文化,有了文明,人民的生活水平就会发生变化,这个社区就会发生变化。反过头来也是一样,什么时候当这个社会丧失的信仰,丧失了文明,整天搞阶级斗争,包括在文革期间发生了基督徒在山洞里面祈祷,被民兵杀死,甚至孕妇被杀死的惨案。所以石门坎是一个在我看来,一个非常典型的社会标本。

石门坎是对全世界的文明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标本,昭示的是信仰和文化如何改变社会,也就是基督教对于现在中国社会的救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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