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绝望的堕落—写给中国知识分子

2015-03-14       何玉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研究员,《经济要参》杂志社执行副主编




  何玉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研究员,《经济要参》杂志社执行副主编

  最绝望的腐败并不是官僚,而是知识分子。官僚的腐败只能误一个党派,一个朝代,而知识分子的腐败却误国误民,流弊深远。最可怕的堕落也并不是匪盗痞,而是知识分子。匪盗痞的堕落都只能贻害一方百姓,坏一家之风气,而知识分子的堕落却败坏的是整个文化,是思想,是道德,是一个民族最宝贵的精神操守。知识分子的堕落才是一个社会和一个民族彻底的和最后的堕落。其他人的堕落好比大江大河局部的浑浊,而知识分子的堕落,则是水源浑了。


  (一)

  纳粹期间的德国,大部分教授公开表态支持纳粹政府。大师级的哲学家海德格尔在发表校长就职演讲时说:“任何教条和思想,将不再是你们生活的法则。元首本人,而且只有他,才是德国现在和未来的现实中的法则。”

  爱因斯坦认为,“德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集体来看——他们的行为并不见得比暴徒好多少。”

  思想知识界的这种普遍放弃、逃逸、堕落的行为,带给一个民族的影响是致命的。

  文革期间的中国,大师级的哲学家冯友兰建议:“秦始皇使用了政治上的威力,焚书坑儒,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实行全面的地主阶级专政,巩固了地主阶级的政权。这个历史经验很可以作为无产阶级的借鉴,这也是古今对照,古为今用。”溯本追源,如李国文《中国文人的活法》中所说:“焚书坑儒这种高智商的杀人方式恐怕不是秦始皇一介武夫所能为”。

  萨特的《恶心》,再现了沦陷时期巴黎知识分子群的丑恶表演。在保罗·约翰逊的《知识分子》中,知识分子们成了世俗道德的违背者,他们行为怪癖,心肠刚硬,撒谎、虚伪、自私自利到了极点。

  卢梭靠女人生活,他不断地从养母或者养母兼情人那里榨取钱财,而当这些女人穷困潦倒之时,他却从未想到要帮助一下她们。他把与自己同居多年并为其生子的女人看作仆人和动物,随意加以伤害和侮辱。

  雪莱因行为不端被赶出家门之后,经常采取威胁、欺骗、辱骂等各种手段,不断向父亲要钱。他终日周旋于众多女性之间,随意玩弄她们,再将她们抛弃。他四处借钱,却从未还过。

  列夫·托尔斯泰立志要用自己宗教般的思想拯救人类,却终日沉迷于赌博和嫖娼,如果不是因为他的小说给他挣了很多钱,他的庄园早就给输掉了。他经常把爱挂在嘴边,摆出一副农奴解放者的架势,却从没实际行动过。在两个哥哥贫病交加之时,他从未资助过他们,他的一个哥哥临死之前要见他,他竟然冷酷地拒绝了。

  为什么会这样?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现代社会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之间存在着惊人的分裂。

  法国布迪厄说:知识分子是一种悖论的或二维的存在。

  韩国崔秀哲《分身人》讲的也是这个道理。

  彭加勒《最后的沉思》对偏爱走极端的法国知识分子本身进行了剖析和批判。

  齐美尔《社会是如何可能的》:人类是一种双重性生物,无论是作为群体或是个人,生命内部都具有各种对张的二元力量向外发展。作为个人,这种双重性表现在身体和精神都同时需要动感与宁静,作为群体,社会历史是在社会群体与个性提升之间的冲突、妥协和调和之中发展。

  由于个体性与社会群体的普遍性两种相反的原则并存,齐美尔认为社会生活看起来就像双方寸土必争的战场。人们同时面对个体性与普遍性的原则,必须在冲突的两者之间努力取得平衡,以达成基本人性中的对立统一运作,这种运作要透过“不断地调节比例从而重获不断失去的平衡。”太深刻了。

  拉塞尔·雅克比《最后的知识分子》,表达了对美国知识界更深的忧虑,即真正的危机是知识分子这一群体正在消失,它被专业化程度过高、狭隘的学院专家们取代,如今的专家们的意见只有少数的同行可以理解。

  哈耶克说,知识分子的真正陷阱是沦入过度专业化与技术化的陷阱,失去了对更广阔世界的好奇心。

  周国平说:哲学成了办公大楼,在名目繁多的科室里,只见伏案办公的职员,见不到一个真正的哲学家。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技术控制了人。

  哈贝马斯《走向理性社会》:生命的意义失掉了存在的基础,生命的价值失去了终极依据。

  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安居》:学者消失了,科学堕落为探究。

  还有一种情形,那就是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描述的:宫廷乐师、行吟诗人与修道院的僧侣如今变成广告撰稿人、专栏作家与公共形象设计者。

  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独创的“有机知识分子”一词,勉强把他们归属于知识分子行列,其实他们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克拉芒斯是加缪《堕落》中的主人公,也是二战后巴黎知识界的典型,他一直过着双重的生活:

  表面上道貌岸然,实际上男盗女娼;表面上气壮如牛,实际上胆小如鼠;表面上乐善好施,实际上刻薄寡恩;表面上豪侠仗义,实际上见死不救;表面上夸夸其谈,实际上蝇营狗苟,表面上宽宏大量,实际上睚眦必报,表面上是忏悔者,实际上是法官……

  翻阅黄梵的《第十一诫》,比萨特的《恶心》还让人恶心。主人公齐教授是声名显赫的学术权威,可他利欲熏心,投机钻营,生活腐化堕落,不仅榨取学生的科研成果,而且为了捞到科研经费,获取当权者的认可,不惜修改数据,拿人命关天的炮弹轨道数据当儿戏。

  在齐教授身上,我们看到走向堕落的知识分子“象征性的背影”,权力正在通过金钱和地位来诱惑知识分子放弃道义与良知。

  费振钟的《堕落时代》,与其说它是一本关于晚明文人的书,不如说它是一部旨在人的现代性的书。走近晚明的文人,让我们嗅到了“堕落时代”的酒气,让我们看到了“堕落时代”酒色过度后的回光返照。他们酒后佯狂,装疯作傻,倚疯作邪的病态成为常态。而晚明文人的病,绝不仅仅属于晚明的文人。

  王力雄在《渴望堕落》一文中写道:以王朔的小说与贾平凹的《废都》为代表的文学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与其传统观念,已经发生了许多背道而驰的变化,同时却和王朔笔下的痞子,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相似之处”,这就是对于“堕落”的渴望。在当今的文坛,堕落似乎已经成为时髦,文人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堕落并炫耀自己的堕落。

  张承志在《以笔为旗》中将文人分为几类:东施抹上魔幻口红,正和西施一起以色售文的人,纠缠在稿纸卷头却意在高官流水账的人,因不逞和无才而小心翼翼但求人和的人,高喊冲锋可是不见流血的人以及种种这棵树上附庸寄生的人。

  林贤治说:知识分子算什么东西呢?他们不过是些沙石泥料,既能用来筑造辉煌的圣殿,自然也能用来砌做污秽的粪池。够了!关于知识分子堕落的例子,书里成千上万,现实中比书上还多。

  一棵被当地居民视为地标的树,多少年来,人们行走在旷野中,凭借它找到自己的家。树死了,许多人从此再也找不到家园。

  费希特在《论学者的使命》中说:“你们都是最优秀的分子;如果最优秀的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

  最绝望的腐败并不是官僚,而是知识分子。官僚的腐败只能误一个党派,一个朝代,而知识分子的腐败却误国误民,流弊深远。

  最可怕的堕落也并不是匪盗痞,而是知识分子。匪盗痞的堕落都只能贻害一方百姓,坏一家之风气,而知识分子的堕落却败坏的是整个文化,是思想,是道德,是一个民族最宝贵的精神操守。

  知识分子的堕落才是一个社会和一个民族彻底的和最后的堕落。其他人的堕落好比大江大河局部的浑浊,而知识分子的堕落,则是水源浑了。

  (二)

  鲁迅曾经打过比方:羊分“胡羊”和“山羊”。山羊是带头羊,胡羊大多数的羊。山羊脖子上挂着铃铛走在前面,后面一大群低眉顺目的胡羊挨挨齐齐地跟着。勒庞在《乌合之众》中也比喻:一群人就像温顺的羊群,没有了头羊就会不知所措。

  山羊脖子上的铃铛就是知识分子的徽章,无论是吃人还是被吃,一切悲喜剧,带头的无不是知识分子。

  这里想要明晰的,是堕落的主要标志:终极关怀的缺失,道义立场的摇摆,社会良知的泯灭,忏悔意识的淡漠以及对人的极度冷漠。

  于光远有句精辟的话,把几千年的文人全装进去了:封建文人的最大理想是做稳奴隶,说到人的觉醒,只能是“五四”之后,尽管“五四”提出的问题,直到现在还没有解决。

  翻阅汗牛充栋的古籍,“进则朝廷庙堂,退而江湖山野”的中国文人,写了那么多狗屁官样文章和无聊失意文字。“士大夫”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了,思想也不复成为思想,而是意识形态。“学而优则仕”的参与模式,使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能成为社会的守望者,而是既得利益的看家狗。

  作家张平说,现在的知识分子,在桌子底下说话,在桌子上面沉默。知识分子当中的某些人,已经进入到这个既得利益群体。知识分子的集体沉默,是导致目前道德滑坡或者说是道德产生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知识与权力的结盟导致社会的沦落和腐败。

  翻阅回忆反右和文革的图书,知识分子之间的出卖与背叛以及各种丑恶表演,令人感到毛骨悚然。巴金说:“我对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为之吧),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顾准等硕果仅存的几位已不具代表性,应该说知识分子是集体投降、集体堕落。

  关于集体堕落的原因,朱学勤“终极关怀基因缺陷”的分析是中肯的。社会最大的危机是失去支撑它的精神结构,失去将社会凝结为整体的具有终极关怀的价值系统。

  美国当代心理学家里奇拉克《发现自由意志与个人责任》:“烈士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而不愿意肯定与自己相对立的观点。”鲁迅:“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而他的变化没有一定的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做武器的人,都可以通称为流氓。”

  遗憾的是,流氓太多,烈士太少;可悲的是,流氓的风光,烈士的寂寥。这些流氓,无论什么风吹草动,都能拿出令上边满意的大作;无论什么观点,都能拿出合理的理论解释。他们不是丧失,而是压根儿就没有过什么道义立场,沦落成为权钱伴唱的夜莺。鲁迅先生骂得痛快:“我宁愿向泼辣的妓女立正,也不要向死样活力的文人打绷。”

  缺乏对道德操守的坚守,缺乏对良知的省视,缺乏对诱惑和邪恶的抵制,缺乏犯下罪恶之后忏悔的勇气。在西方文化史上,有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有卢梭的《忏悔录》,我们有什么?

  朱学勤说:“世界史上的优秀民族在灾难过后,都能从灵魂拷问的深渊中升起一座座文学和哲学颠峰,唯独我们这个民族例外。”

  正因如此,才有对人的极度冷漠。北京大学某学者说,堵车让他感到很欣慰,因为堵车是繁荣的标志;某灾难经济学家说,灾难对于经济发展是有利的,可以拉动内需。

  亨利·柏格森在《道德与宗教的两个起源》中说:我们的道德的部分包含着责任,责任都是日常实际的事情。面对现实问题,知识分子的沉默就是责任的放弃。

  杜威《教师和他的世界》:逃避责任是怯懦的选择。

  《知识分子:萨特与阿隆》:目睹灾难却一言不发,责任感就变为负罪感。

  爱因斯坦《我的世界观》:保持沉默,就是犯同谋罪。

  肯尼迪《信仰在风中飘扬》:你能否不同流合污,让自己的勇气在腐烂的中庸泥潭发光?

  (三)

  堕落,疯狂蔓延,突破底线

  媚俗的历史,源远流长。《恩格斯致施密特》: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哲学中始终显现着庸人的面孔。

  康德《逻辑学讲义》:矫揉造作的通俗浮华只是力图博得读者的厚爱,这种科学研究的堕落,像哗众取宠的情妇。

  王力《龙虫并雕斋琐语》引波德莱尔的诗,翻译的真好:饥肠辘辘佯为饱,热泪汪汪强作欢;沿户违心歌下里,媚人无奈博三餐。

  韦伯《以政治为业》:领袖的实际收获,并不由他自己掌握,而是受他的追随者的动机所左右,而从道德角度看,这些动机大都不堪闻问。

  钱理群《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2001年以后,掌握巨大财力的行政权力的控制与干预,出现越来越严重的商业化、行政化、官僚化、体制化倾向,造成思想、文化、教育、学术的全面腐败和对知识分子的整体收编。

  侯宁:《大陆经济学家已是一个堕落群体》。皮海洲:《堕落的又岂只是经济学家》。北大教授说:百分之九十九的上访人员都是精神病患者。清华教授说:强奸陪酒女比强奸良家妇女危害性要小。

  科学家离实验室渐行渐远,不在开会就在开会路上。科学已经从昔日神学的婢女,堕落成今天资本的帮凶。“科学无禁区”变成“道德、法律无禁区”。三聚氰胺、瘦肉精、转基因等事件中,哪一桩没有科学家的幽灵?

  斯塔佩尔:科学研究在逐渐演变成一种商业行为。资源有限,竞争激烈,为了得到经费不择手段。

  雷海宗《君子与伪君子》和林同济《士的蜕变》,考察了“士”从君子到伪君子,从技术到宦术的堕落历程。

  鲁迅《流氓的变迁》:“以武犯禁”而“替天行道”的是侠客,打着“替天行道”的大旗却坏事做绝的是强盗;没有做强盗的危险却有做强盗的收益的则是流氓。

  中国传统文化培养了有知有道之“士”,这是中华文明五千年而没有夭折的重要原因。陈寅恪:哪个民族把士给打倒了,这个民族就流氓化、卑鄙化了。

  《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典型的流氓传奇和流氓教科书。流氓文化、流氓意识、流氓哲学、流氓精神已经内化、渗透到血肉中。

  《今日之中国,无处不流氓》:一个坏的制度可以把好人变成坏人。发动流氓起来把贵族消灭,并不会使流氓变得高尚,只会使流氓变得更加流氓,而且诱逼更多的人变成流氓,最终变成流氓社会。

  《知识分子的背叛》:他们的浪漫主义已经登峰造极,他们的精神操守已经跌落谷底。

  赫连勃勃大王《群氓时代》:浮躁而盲动的奢侈、势利、焦虑、恶俗、虚假、纵欲、跟风是一个“群氓时代”开始的标志。

  2014年5月17日,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刊登《野心时代:在新中国追逐财富、真相和信念》的书评:中国正在经历一个“狼吞虎咽的时代”。

  堕落,心安理得,理直气壮

  奥尔特加·加塞特《大众的反叛》:我们这个时代的典型特征就是,平庸的心智尽管知道自己是平庸的,却理直气壮地要求平庸的权利,并把它强加于自己触角所及的一切地方。虚假的反叛,在荒谬中成长,处心积虑地垮掉。

  格里德尔《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冲动的狂热分子如今在舒适的公家办公室里享受安逸,很少出以公心去关注国家的进步和人民的福祉,更多考虑的是自己的仕途和财富。

  鲁迅《伪自由书·文人无文》:借了“文人无行”的幌子,犯着可诟病的恶癖。

  朱利安·班达《知识分子的背叛》:在群体激情四溢的状态中,推波助澜,甚至是主动堕落——还有比知识分子更没有骨气,更容易堕落的阶层吗?

  旷新年《为什么社会容不下一个善良的人》:中国知识分子是最变态、心理最阴暗、心灵完全被扭曲的一群动物。

  钱理群《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到二十一世纪,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自觉、半自觉地履行这“同意和解释、宣传与做戏”职能,开始时还有些心虚,羞羞答答、扭扭捏捏,做到后来,就习以为常,理直气壮,并以此炫耀于世了。

  网民:上帝啊!把这些专家带走吧!路费我掏。

  堕落,良币隐退,劣币泛滥

  钱钟书《七缀集》:有不少古代和近代的作品,读者对它们只能起厌倦的感觉,不敢作厌倦的表示。

  《“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证明:名人的劣币甚至假币,也可以成为真币、良币。博尼法斯《造假的知识分子》:他们高举着道德的旗号迫使我们忍气吞声,没人敢指责他们篡改真相的事实。在媒体时代,这些制造知识假币的知识分子已通过电视和互联网,取得了胜利。

  学术造假每天都在发生。韩国黄禹锡干细胞数据造假。哈佛大学著名进化生物学家马克·郝泽编造数据。《Blodt,伟大的造假者》:超过90篇羟乙基淀粉临床研究数据是编的。东京大学加藤茂名研究组43篇论文撤稿。

  堕落的程度超出了人们的想像力。王立军等没怎么念过书的官员成为大学的博导,一些明星、主持人当了大学的教授,前铁道部总工程师张曙光2300万贿买院士。

  汉字简化,无意中佐证了劣币驱逐良币定律:親不见,愛无心,產不生,厰空空,導无道,鄉无郎。但:魔仍是魔,鬼还是鬼,偷还是偷,骗还是骗,贪还是贪,毒还是毒,黑还是黑。


  绝望中坚守着希望

  叔本华《自然界中的意志》:道德是万事万物的支点,是所有体系的试金石。

  韦伯《以学术为业》:学者的宗教是对知识理性的伦理追求和使命感,这是世界的基础。

  郑也夫《信任论》:系统信任中,最大的两个系统是货币系统和专家系统。

  韦伯:黎明将至,长夜漫漫。正因如此,才更凸显社会守夜人的品格,更体现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

  罗曼·罗兰:太阳的光明是不够的,必须有心的光明。心里有光,才能使自己的作品放出光辉,照亮大众在黑暗中前行的路。

  茨威格:人文主义理想注定是一种理智的和贵族的梦,这样的梦普通的人做不出来,只能由少数人把它作为神圣的遗产继承下来,留给后来人,并代代传下去。

  未曾谋面的文友谢小庆《凭借什么坚守价值体系》:不是凭借对某一价值系统的合理性、重要性的阐述来坚守,而是凭借树立“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自身形象来坚守。它被知识精英们以一种心有灵犀的默契、一种不可言传的意会而世代坚守和承传。

  谢小庆下乡的村落与张承志毗邻,他完全理解“清洁精神”和“无援思想”的坚守。他和张承志定下相似的人生基调:抗拒蜕变(alienation,一般被译为“异化”,似乎此译好些),抗拒蜕变为资本的奴隶,抗拒蜕变为“摩登时代(现代化)”中机器的奴隶,抗拒蜕变为“房奴”、“车奴”。

  谢小庆给毕业生的赠言:不卑不亢。自信但不自负,自知但不自卑。穷时不失自尊,达时不忘笃敬。有勇有谋。勇敢但不鲁莽,谨慎但不怯懦。审时度势敢战,艰难困苦能守。

  联想起《狮子王》的经典道白:我们只是在必要的时候才会勇敢,勇敢并不代表你要到处闯祸。

  写《鲁滨逊漂流记》的笛福说:个人的怀表坏了,只是耽误个人的事儿。教堂钟楼上的大钟坏了,耽误的可是整个教区的事儿。

  钟楼上的大钟,可能坏,也可以坏,但总得有人去修,有人去守啊。
  (来源:作者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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