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父亲吴耀宗的话——吴耀宗全集出版前言

作者:吴宗素


吴耀宗全集出版前

 父亲全集出版在即,我愿意讲几句活,祝贺这件大事终于成为现实。

人生接近谢幕之际,我有三个夙愿,也是我的使命。

第一,將父母骨灰从交通不便的北京远郊迁回上海。他们在上海工作了半个多世纪,成家立业,在此作为最后长眠之地,顺理成章。父亲诞生一百周年前夕的1993年,三自曾考虑安葬在上海龙华的宋庆龄陵园。按照父母的遗愿,两人应该合葬,但最后不得不作罢,因为上层认为母亲的政治级别未达要求。


2006年,克服重重困难,未经有关单位同意,我们终于將骨灰迁出北京,安葬于上海青浦的福寿园基督教陵园。由于基督教三自的干预,陵墓比原先设想的大了好几倍,有违我们的理念。为此,时常感到内疚不安;青浦原是良田万顷,而今大片土地被墓园占用,情何以堪。

笫二,父亲是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正面的褒和反面的貶,分明有如泾渭。为了去除偏颇,还原一个真实的父亲,我写了“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一文,其中写的都是凭良知道义而发的真话实话,有根有据,揭露谎言,揭示真相,希望能经受历史的考验,但却遭到封杀,在一元化的控制下,竟然找不到愿意发表的刊物。


2010年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父亲的研讨会,在自由的环境中,才有机会发表我的纪念文。虽然此文受到大陆的杯葛,但通过各种渠道,已慢慢滲透入去,读者的反馈认为对父亲的评价公允持平。我相信,随着时代的演变,我国一定会变得更开放更包容,能回归文明的主流,不再动辄禁文禁书 。

第三就是出版父亲的全集,就是现今所要庆祝纪念的。


父亲一生作过无数的演讲,写过众多的文章。要了解他,研究他,要跟踪他思想发展变化的轨迹,就必需系统看他所写的所讲的。言为心声,我认为父亲光明磊落坦荡,並无哗众取宠,並无言不由衷,他所写的,他所讲的,就是他所想的,主要是指1949年前的著作。全集的出版就给学者读者提供了全面研究的可能。


父亲並不是一个伟人大师,但作为一个中国社会基督教信仰者,有他的代表性。虽然他是三自运动的领头人,虽然他是中共竭诚的拥护者,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下,基督教已被边缘化,被阉割,当局不可能会鼓励人们去全面疏理研究父亲的思想,特别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思想,也不可能动用人力物力出版他的全集。


为此,全集的出版只能在境外进行,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数年前我就委托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邢福增先生进行此项极其浩瀚繁杂的任务。先生对中国基督教研究有年,代表性的专著有,赵紫宸神学论集,陈祟桂的神学思想,王明道、倪柝声的研究及中国共产党与基督教等许多论文,对父亲的详细论述是几篇力作,以及作为台湾出版的“黑暗与光明”一书的前言。先生学风严谨,一丝不苟,所采用的资料,务必谨慎核实,为我纪念文所作的注释,更是详尽信实,委托他主持全集出版,实是深庆得人。先生承接以来,奔波各地,远及欧美,收集到的资料,有的极其珍贵,如1947年,在英国爱丁堡青年会代表大会演讲的英文记录稿。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基督教与共产主义”。父亲是三个被邀发言者之一。发言的最后一部份,强调了要用基督教的方法看问題,強调了基督教意识形态的优越性。发言受到广泛的好评。那是中共夺得政权的前两年。


最后,全集得中文约150万字,英文约18万字。在此,对先生的辛勤努力,表示感谢敬佩。

全集包括的文章,大部分写于49年前,也有的发表于“解放”后,那都是经过严格的审查,敬请读者审视当时的时代背景。


49年前后发表的文章有很大区别。不同点在于,前者反映了父亲真实的思想 ——为社会现实鸣不平,为民请命,对百姓当时的苦痛不幸无望,百般同情,对基督教寄托无限的希望,期待它能拯救世人,创造一个平等博爱民主自由的新世界。有些思想(如唯爱),无论国人能否认同,也是父亲当年的真情实意,代表了基督教一方思潮。


1945年胜利以后,他的激进言行,已受到国民党政权的特別注意。李公朴,闻一多都是父亲往来很多的好友,惨遭暗害后,当局有一份黑名单,父亲也名列其中。没有下手,因为父亲国外关系密切,顾忌到国际,特别是美国舆论的反响。49年政权转手前夕,这份黑名单又再度出笼。
当年父亲主编的《天风》,有偏激色彩,倾向性明显,民主问题是关注的重点,因此从第三期以后,几乎每一期都有一二篇文章被当局所删,或被扣呈重庆图审会。

我本人对《天风》46年的复刊词,对48年《甘地不朽》,对47年在浙江大学所的两次演讲等,深有共鸣。这些文章铿铿有力,发人深省,时至今日,依然有现实意义,依然有生命力。


明显对照,49年以后的文章,已很少有自己的真知灼见,有的是,秉承执政者的意图,改造教会,和资本主义划清界限,使之适应社会主义。还有大量的,主要的是表态支持现行的政策,对新政权歌功颂德,如拥护歪曲历史真相的抗美援朝。这也难怪,当局蓄意掩盖歪曲真相,大部分国民被愚弄至今,父亲岂能例外?令人最难认同的是《光辉灿烂的十年》一文。那是1959年,反右运动后,55万(三百余万)知识分子入了另册,沦为贱民,那是饿死几千万人大饥荒的开始,我们都亲身经历过,那是阶级斗争的十年,冤假错案如山,现实绝非光辉,也绝不灿烂。

有人怀疑,父亲的有些文章和讲话有背后的捉刀人。丁光训1988年就私下派学生去上海了解,父亲晚期发表在《天风》和报刊上的一些文章是否本人亲自撰写。参看余杰访谈孙家骥 (发表于《大地的麦子》2013年台湾雅歌出版社),孙曾就读于南京金陵神学院。

“一九八八年冬,丁派我们研究科七位学生去上海采访一些‘老三自’,为要编写出《吴耀宗小传》。当时,全国两会的‘老三自’沈德溶已经出版了一本《吴耀宗小传》,沈德溶曾在上海与吴耀宗共事多年,我们几个学生凭着几天的采访,无论如何都不会写出比《吴耀宗小传》更有价值的东西。但这个看似多此一举的行动,实际上是附带另一个‘秘密使命’——丁私下吩咐我和另一位来自上海的同学,要我们特别了解,但又不能公开询问的一件事儿:吴耀宗晚期发表在《天风》和报纸上的一些文章是不是他本人写的。后来我意识到,丁是有远见的,他不想在晚年神志不清的时候被人利用。”

有人曾经问我对上述引言的回应。亦有所闻,但查无实据。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我常有机会参加父亲和亲近同事的午餐会(常在上海粤菜馆新雅饭店),在座的全部是“左派”。三自每日相处的关键人物就是秘书长李储文。父亲完全被“左派”所包围,他所写的文章报告,有人代笔,不是没有可能。即使没有人代笔,也绝对要经过讨论修改过滤。接见外宾,必定有“陪同” (经常是施如璋,刘良模,李储文),以保证谈话没有偏离主流,大方向正确。有照为证。

全集不可能成为畅销书,目前也不可能进入国内公开发售。出版的目的,是立此存照,为历史留下一个忠实的纪录,因此,我愿意出资印行。

至今,三个夙愿都已实现,我是否就可以心安理得,安度余下的岁月?否。萦萦于怀,挥之不去的还有父亲四十大本的日记。父亲去世后没有几天,当局就派人來取走全套日记。说是暂借,可是言而无信,扣压了三十年后依然拒绝归还家属。这样的处理,于情于理于法,实在难以理解。


说名人的日记是国家的财产,不能归还。名人如何定位界定?是否有国家法理依据?还是某些人士心血来潮的姿意所为?父亲即使归入中国名人之列,那也是过气的名人,边缘化的名人,早就是一个不便多提及的历史人物。如今有几个国人还知道有吴耀宗其人?即使在基督教界,大多也是只闻其名,不知其实。当年由京迁葬上海时,我们原先选中的一小块墓地,邻近沈以藩墓,但是福寿园基督教园区的負责人,却不同意給我们,说是预留给基督教的知名人士,至少是主教级别以上。


日记归家属所有,已成为世界不成文的惯例。扣住不还,徒增国际舆论的诟病。


多年來有不少友人表示愿意帮忙索还日记,甚至提议诉诸法律途径,本人深知国情,只有沉默搖头以对。其实,归还日记只是国家大事中一件芝麻小事,但走出这一小步,可以改善国际观感,展示我们的软实力。

2013年4月24日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发表了国家宗教局王作安局长答记者问。

“改革开放以来,宗教工作最深刻的变化,就是由主要依政策办事向依法管理转变。用法制的方式处理宗教问题。”,“管理要有理、有据。”

试问,按照新政,“用法制的方式处理.....有理、有据”,是否应该主动归还父亲的日记?我今年(2014)已经84岁了,余下的日子已经无多,有生之年,是不是还能见到父亲的日记完璧归赵? 希望这不是奢望,希望不再令我失望!

在目前的条件下,只有将手头已有的日记摘抄和“自述”(检查交代),和全集一并发表,这些都是父亲的思想在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不同的表达,这样处理应当是合情合理,可以理解的。父亲的摘抄是为了写检查,秘书计端兰的摘抄是为了写传记,即其后《吴耀宗小传》的原稿。两份摘抄各有侧重,但都是全部四十册日记的一部分,极小的部分。检查交待原本是要上交入档的,竟然遗留了一部分(前半部)在我手中,则纯属意料之外。

希望全集有助于对中国基督教历史的研究,对了解评价真实的父亲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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